向新一代傳講舊約的信息

何傑

　　新約正典未成形前，早期基督教信仰群體中所傳誦的，是基督生平故事，並他們一直以來從猶太信仰中承接過來的“舊約”（耶穌，保羅，彼得，約翰，馬太及他們的早期信仰群體都是猶太人）。

“舊約”豈舊？

　　保羅對提摩太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三：16）

　　他們這“聖經”就是我們今天的“舊約”。耶穌作為敬虔的猶太人，祂在會堂唸誦的，也是舊約中的以賽亞書（路四：16-21，參賽六一：1-2）。在勸說哥林多教會時，保羅也引用民數記中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故事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一一：1-11）我們可以說，早期教會的主流態度，都視舊約的律法書，先知書和詩篇為歷久常新的“話”（路二四 : 44）。這些聖典，並沒有被漸趨形成的“新約”正典所取代。若要向新一代的信徒傳講舊約，我們一定要清楚持定這“舊約不舊”的信念。

兩種極端的釋經態度

　　但這信念在歷代教會中受到兩種極端釋經態度所衝擊。一是看“舊”約為沒有本身實質意義的，一切都是“新”的影兒，不過是指向基督。這種全面基督化的理解，把舊約豐富的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意義置諸不理，甚至把不能基督化的經文視為過時，或與新約對立化。理念上雖然有這種偏差，但亞伯拉罕的信心故事，約拿書的諷刺文學，詩篇的禱告與讚美，仍有活力地突破這些封閉的框架，向敬虔閱讀的人說話。

　　另一種極端態度較為複雜，是啟蒙時代後批判性的歷史研究所產生的後果。學者為了把聖經從教義的前設中釋放出來，訂下了科學化並有方法論的研究法來理解舊約，使到舊約的詮釋純粹為一種客觀描述性的學問。因此舊約只看為以色列宗教歷史的文學結晶，不容存有對基督徒宣講信仰的意義。在此觀念的禁制下，舊約從教會信仰生活中被奪去，只交在有識之士的手上做學問的研究。可幸舊約本身亦活潑地突破這些純客觀的學術框架，並有力地顯出其宣告性的信仰：“神說…”，“…這是耶和華說的”，且對讀者要求忠誠的回應。摩西五經這些古舊的文獻，也不是過時的信仰典籍。作為律法書總結篇的申命記，就以摩西苦口婆心的傳道者角色勸說新一代。顯出這信仰不是陳舊的，乃是代代皆要宣述，並要從新認信的。摩西以第一身的傳道者諄諄善誘，指出這生死禍福之道，乃是離人心不遠，叫人得賴以存活（申三○章）。看似沉悶過時的利未記，在申述獻祭，聖潔等條例後，亦以禍福選擇陳明利害（利二六章），叫人不可一笑置之。條例可會過時，條例背後以色列聖者的神聖與莊嚴卻不會過時。這種陳明禍福，聽之慎之的態度，亦見於先知何西阿的結束部分（何一四：9）和耶穌登山寶訓的總結時的四個挑戰性的選擇（太七：13-14；15-20；21-23；24-27）。

活潑莊嚴的文獻

　　簡單來說，舊約本身乃是活潑的文獻，不限於學者設定的客觀研究框架，而誇越時空，卻又帶着本身的歷史，文化，宗教色彩，就以色列聖者曉諭的姿態，大膽莊嚴地向歷代的讀者宣講歷久常新之道。

　　持定了這樣的一個“舊約不舊”的信念後，往下來便要處理承載這不舊真理背後的文化和歷史問題。這些本身饒有趣味的課題，在主日講道三十分鐘的時框裏難以細緻交待的，而需輔以主日學或專題課程作詳細講解。從過往傳講的經驗所得，愈有背景認識的信徒，對舊約的信息愈是聽得津津樂道。話說回來，新約聖經與我們也有二千年歷史的差距和猶太，希羅文化的差異，有系統的教導是必要的。

　　至於內容方面，舊約因其強烈“現世性”的向度，把信仰與文化，政治，社會，經濟，倫理，歷史，環境等範疇都緊密地串連起來。內中有充滿人性的故事（如雅各，約瑟，大衛故事，路得記，以斯帖記），歷史性的敘述（如列王紀，歷代志），哲理性的思辯（如傳道書，約伯記），律例性的原則（如利未記，申命記），前瞻性的盼望(如先知救恩的應許)，末世性的超越（如但以理書）；也有情意盎然的雅歌，發人心省的先知斥責，心靈深處的禱告與歌頌（詩篇），難以一一道盡。但他們都能觸摸心靈，修正腳步，鍛練思考，引發神人互動。無可置疑地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蒙允轉載自基督教週報 第18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