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暖流

周志豪

　　韓國教會多半在十一月的最後兩個禮拜天舉行感恩主日，這是受了美國感恩節的影響，但能將西方節日轉化成秋收感恩主日則是一個不錯的本土化做法。

　　我們教會（一間有一萬人的韓國浸信會）在感恩主日之前的一週會舉辦一連三天的培靈會。值得注意的是培靈會第一堂舉行的時間──若你對韓國教會文化稍有聽聞就不會覺得太意外──是早上五時。由四時四十分開始唱詩，會眾卻照常坐滿大堂一樓五六百人的席位。踴躍程度，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教會同類時間聚會是不太可能的，在全世界也大概很難找到，唯一能媲美的只有中國大陸教會聚會的熱情。箇中因由值得玩味。

　　二十一世紀的城市教會能在早上五時舉行培靈會，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牧會技巧，二是文化因素。

牧會技巧

　　牧養教會的人都希望信徒多禱告，其實教會的兩個溫度計就是禱告和佈道的熱誠。華人信徒不參加禱告會好像是司空見慣的了，其實韓國教會也在努力克服禱告會人數下降的問題。因此，一直以來很多韓國教會在復活節前的四十天舉行“參加晨更祈禱會”特別行動，到復活節時就將聚會熱情推到高潮。

　　幾年前，我有機會深入訪問一間位於洛杉磯的韓人教會。這間教會的禱告會從一九八九年的二十幾人開始，到一九九七年已經有三百五十個成年人，四十個青年，四十五個青少年和一百二十個兒童。那間教會也定期舉行復活節前的四十天“參加晨更禱告運動”。只不過這間教會也作了一點本土化的調整，早禱會稍微延後，在清晨五時半開始。

文化因素

　　二三十年來，很多華人教牧或信徒來韓觀摩，但不多人能夠把成果帶返自己教會。我對此特別好奇，也細心注意，初步發現下面五個特點被疏忽了。

一．教會與需要的結合

　　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帶領了一次晨更禮拜講道，教堂外面黎明的曙光還未升起，看着禮堂一樓五六百人座無虛席的盛況，的確感動。這與之前七月那次晨更禮拜，三四百人聚集時有明顯的差別。起初，我以為是四十日的秋季特別行動使然。但一位副牧師告訴我，這四十日的尾期有大專聯考，考生家長多半趁這四十日多付點代價出席晨禱，因此人數會多。正是這個：一個很簡單卻極重要的牧會安排，因應信徒的需要，甚至是每年定期要面對的聯考重擔。其實，整體韓國教會的好動與熱烈，歸根究柢不無這樣的因素。

二．地理因素

　　朝鮮半島三面環海，又與東北亞三大強國為鄰，被天然環境所逼，自古就形成自我膨脹的捍衛心理，若不猛幹拼搏，或虛張聲勢，則難以生存。所以，教會週報的數據總是比實際數字稍微多一點。建築設施，傢俬擺設以至穿着打扮，總比實際經濟狀況高一些。一些人的學位水平，總比學問內涵多一點。因此，禱告聲音大，禱告動作大，禱告時間長，也成了很自然的事。

三．語言因素

　　南韓四千六百八十多萬人與分割了五十年的北韓都使用一種語言。這是世界罕見的情況。而且，韓國話有清晰的尊卑稱呼的用法。反觀，普通話已不用尊稱，我們不再以對皇上才用的詞彙在禮拜公禱時陳說。因此，那一種獨有的“祂”附帶高高在上敬虔與敬畏之情，在我們如今的語言之中已不能體驗。

　　我們可以觀摩韓國教會，視其狂熱，但我們無法將“上帝”，“牧師”，“長老”甚至“上司”，“兄姊”，“丈夫”等韓語尊稱和語法帶回自己的教會。

　　學者說先秦的文化是虔敬的，同樣，韓國文化較我們保守，語言單一，思考也就比較整齊一致。因此，推動晨更祈禱就容易多了。基督教這樣，天主教也這樣。我家鄰居天天早上參加五時彌撒，而市內祠廟也是晨曦時刻常見善男信女去虔誠膜拜。

四．歷史因素

　　參觀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後，回來重讀中日戰爭的歷史，才深刻體會中韓同被侵略卻意義不同的重要關鍵。我國是被侵略，韓國卻是被吞併，而且長達三十六年之久。可以想像的是，一個國家在近代史中曾經消失這麼久，這之前也多次被列強欺壓，今天在南北對峙半世紀的艱鉅局勢下，禱告與求生絕不是兒戲。葛培理佈道團舉辦的第一屆世界巡迴佈道大會講員之一的趙鏞基牧師，在其宣講禱告真義的講道中，就以深水中快將淹死求救的例證，說明禱告的迫切精神。他的比喻有其民族個性與歷史因緣的。

五．軍人作風

　　語言的特性使韓國人的世界觀比華人多了一些方塊與等次，單一語文又促成韓國文化的單一整齊特性，就連崇拜讚美詩也是全國統一的，而且乾脆與聖經合併成合訂本，全世界韓人教會一致使用。綜合上述因素，再加上所有男士都接受約兩年的軍訓，在其儒家文化土壤上培植了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難以相比的秩序與從命順服特色。

　　部門主管不下班，職員當然要緊守崗位。要買新車，車種大過上司，當然是不敬。開會雖然重要，但主任牧師的吩咐更重要。準時上班是應該的，但若你在上司之後抵達辦公室，除非上級很開明，否則大概就要內疚。但看機構的職稱，就知道命令體系現實，職員之上有主任，主任之上有係長，係長之上有課長，課長之上有次長，次長之上有部長，部長之上有局長，局長之上有本部長，本部長之上又因採取不同的方式而有不同的同級職稱。工作的決策與權限也是一層又一層的。不但機構如此，教會的組織架構也相仿。

　　在家長制甚或軍隊體制的文化中，順服是最有效的適應方式。若有積壓的鬱悶，禱告就更加迫切了。金融風暴時，上面有人發起捐金運動，百姓就自然響應。幾百年來，活在同生同死的危機國度裏，自己的安危對比國家的危機就顯得沒有太大意義。何況，高官長輩們登台高呼，庶民百姓順服遵從是理所當然的。不順服的，就走上另一個極端：街頭示威。

　　我們說，世界上有兩個民族最會在街頭扔石頭：巴勒斯坦人和韓國人，他們都有類似的某種壓力積壓在心底。其實，韓國人常講一種民族的“恨”，卻不是中文“恨”的意思，倒有宿命的悲憤之意。在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文化，種種的制肘中，十多年前奧運會舉辦成功，今年世界盃也爭得與日本一起舉辦，這一兩年南韓藝人又在華人世界帶起韓流，都不是偶然。對於教會，我們並不需要學他們的晨禱或通宵狂熱，但能學當然更好。

　　真正應作我們借鏡的是他們對環境限制與天時不利的一種頑抗，一種猛衝精神。正像韓國足球隊愈輸愈強，敵方愈是來勢兇猛，我方愈鬥志百倍的蠻幹精神，達到不能預測戰果的境界。平心而論，早上五時開培靈會，怎麼看都不正常，但就是這種衝勁帶動着這個民族走過韓戰後廢墟重建的日子，也要走向更艱難的將來。

（獲准轉載自香港時代論壇 第7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