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愚”者的“亦足以發”
謝錫命
孔子是古代大教育家。論語有一段簡潔生動的文字，敘述他對其弟子顏回的評價：“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回對孔子之言，默而識之，無所怪問，好像極愚戇。然私下察看他與人說釋道義，卻聞一知十，故孔子認為顏回是真正不愚的。
這裏論的是人間學問與治學問題，然其“不違”與“發”的辯證關係，仍有可取之處。對何謂“智”與“愚”，聖經與世俗在某種意義上有絕然相反的界定：
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林前三：18）
對聖經真理，我們應作不違的“愚者”；對神的“純正話語”，必須“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的守着”（提後一：13-14）。我們只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申四：2）
可是，當前在傳揚福音和聖經研究中，出現了像欣賞文學作品一樣的情況，作“詩無達詁”，有“詩人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的任意發揮想象：有人竟謂從老子的道德經，發現當中所述的“聖人”很像耶穌；也有說老子的“道”與聖經的“道”相通；推而廣之，甚至謂發現在中國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裏，有很多地方像聖經裏的禱告詞。故他們的結論是，中國人要信上帝，只需回歸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道統”中去（這個提法又有點像唐朝古文家韓愈倡導之“道統”論）。
可見離開了聖經真理，就會陷於這種天馬行空式的聯想，附會穿鑿，變成了真正的愚者：“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一：22）其實聖經的教導，叫我們不可作如是之想，以為可從中國古人的“道統”中尋得救恩。
因為，神將其救贖大計曉諭世人，是從揀選以色列民族為選民開始的。這個事實不容改變。希伯來書說：
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祂兒子曉諭我們。（來一：1-2）
神在古時曉諭以色列民族之列祖，在末世藉着基督曉諭當時的猶太人和教會，然後才透過教會將救恩傳給各族各方的人。誠然，福音是屬於全人類的，然究其起源，則正如主耶穌所說：“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四：22）聖經又指出：
祂〔神〕將祂的道指示雅各，將祂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別國祂都沒有這樣待過；至於祂的典章，他們向來沒有知道。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一四七：19-20）
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民族，無論其歷史多麼悠久，古代文化多麼光輝燦爛，福音對他們來說，是眼睛未曾看過，耳朵沒有聽過，心裏也沒有想過的真理奧祕。如果片面理解神不偏待人，就主觀武斷地臆測神早已對中華民族的先祖啟示了福音真理，那麼所有文明古國，如印度可以從公元前二千年吠陀時代的宗教詩和聖頌，希臘可以從遠古時他們祖先相信的人類之父天神宙斯及其古典哲學中，尋找出蛛絲馬跡，從而推斷上帝也不偏待他們，早就向其先祖默示了福音真理了。顯然，事實並非如此，因聖經告訴我們：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徒四：12）
神何以在福音的啟示上先是以色列後外邦？“深知基督的奧祕”（弗三：4）的保羅，在其羅馬書第十一章，指出這原來是神拯救世人的戰略部署：猶太人先得而後失；猶太人所失為外邦人所得；外邦人所得將必激起猶太人發憤而重新被收納。這看似迂迴曲折，實則相反相成，“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拯救普世的罪人。這就是神的智慧，這就是神的公義不偏待人！所以，保羅情不自禁地讚嘆道：“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羅一一：32-34）如果我們堅持福音一開始便向各民族並行啟示的，那豈不是無視神的戰略部署，成了自作聰明“謀士”嗎？
老子的道德經，說的是“人道”，不是“神道”，我們千萬別把它與聖經相提並論，甚至摻雜入聖經真理裏。主耶穌教導我們：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太九：17）
喜看今日，福音的春風化雨，吹向神州大地。讓我們緊記主的教導：“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九：62）我們再不能重犯前人喜歡托古的錯誤，蒙受損失以至失敗；前車之轍，後車之鑑。願我們一齊仰望依靠主，手扶福音的犁，眼睛朝前看，努力開墾中國廣袤的福音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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