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太（ALEXANDRIA）

Ⅰ　城市

a. 位置

　　埃及三角洲西北岸的一个大海港，位于地中海及马利奥提斯湖（Lake Mareotis）的地峡上。此港于主前332年由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并因他得名。这儿的唯一前身是称为拉科提斯（Rakotis）的埃及人移居地，后来他们移居于这新城市的西面。按埃及人的土话（例如在许多世纪后的科普特语），拉科提斯一名也包括了亚历山太在内。原来的亚历山太城似乎按照纵横交错的方格图则兴建，但这个古城市的遗迹埋藏在现今新城市的建设之下，因此若要重绘古城市的设计或确定大建筑物的位置，就差不多必须完全倚靠一些不大精确的文献记载，无法准确。直至多利买二世（约主前285-246）之时，亚历山太城的宏伟建筑物才获记载，且于后期作家的著作中驰名一时。亚历山太海岸与法罗岛（Pharos island）之间有一条连贯的“七史狄”堤道，共长七史狄（seven stadia），即1300公尺。堤道将港口分为西港及东港（或大港），东港的入口由法罗岛上的灯塔控制。东港亦包括王家港口，而王宫则坐落在港口以东。从海港以南一直延伸至马利奥提斯湖之间的地方，便是亚历山太城的所在地。

b. 人口

　　亚历山太一开始便是一个国际城市；除了本身的希腊居民及无数的穷苦希腊移民之外，城中更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犹太团体（参：徒六9，十八24所示日后的情形），备有自己的提督（Ethnarch）及居住地区（但到主后38年之后才限于该区）。此外，亚历山太更有为数甚多的埃及本土人，特别是在西面的拉科提斯区。埃及和希腊神祇沙拉皮斯（Sarapis）的庙（Serapeum），就位于拉科提斯；多利买一世极力推展对这位神的崇拜，也许旨在以共同信仰联系希腊人和埃及人（Sir H. I. Bell）。

c. 城市的角色

　　就政治而言，约于主前323至30年，亚历山太在源自希腊──马其顿的*多利买王朝统治下，成为埃及的首都。在初期的英勇君王带领之下，亚历山太成为当代最大的希腊城市。直至罗马帝国及拜占庭的时代，这城仍旧是埃及的行政首都。此外，它也是全埃及的银行中心、著名的制造业城市（布匹、玻璃和蒲草纸等等）及繁荣的港口。因此，从亚拉伯、印度及东方来的货品都在亚历山太港转往别处，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庞大的货船从亚历山太驶出，把廉宜的谷物供应罗马的平民（参：徒廿七6，廿八11）。再者，亚历山太很快成了一个卓越的学术中心，且历久保持这地位。多利买一世（主前323-285）或二世（主前285-246）在位期间，亚历山太创立了“博物馆”及图书馆，学者在博物馆致力于文学及科学的研究及教导，而图书馆日后则藏有数以万计的蒲草纸卷，写有累千的作品。

Ⅱ　犹太教及基督教

　　犹太人庞大的社团集中在亚历山太的东区，但崇拜的地方则遍布整个城市（Philo, Legatio ad Gaium 132 )。其中一所著名的犹太会堂装饰华丽、面积宽阔，须用多面旗子指示会众齐说“阿们”（TB Sukkah 51b，引于 BC 1，页152-3）。此外，亚历山太也是各地犹太侨民知识及文学的中心。旧约希腊文圣经，即七十士译本（*经文与译本），和智慧书（*次经）之类的作品就是在亚历山太成书的。智慧书的作者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以此改变旧约的意念范畴，而且反映了希腊人对宇宙论及灵魂不死论的兴趣。亚历山太也是多产作者*斐罗的家乡，他也许是第一位以圣经资料为哲学素材的有份量学者；然而，“他的目的不是探索〔真理〕，而是〔将圣经与哲学思想〕协调”。（Bigg，页32），斐罗也是从事以寓意解经的首位重要人物。尽管亚历山太的犹大人这种结合希腊和犹太文化的尝试有不少缺点（有些甚为严重），但他们所遗下的文学作品证明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干劲、对宣教事工的关注、以及对圣经的严谨态度（纵然他们的陈述有时大胆地脱离了传统说法）。

　　这些特色对初期希腊背景的基督教有不少间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使徒教会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能言善辩的巡游传道者*亚波罗，就是生于亚历山太的犹太人，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徒十八24）。新约希伯来书充满亚历山太人爱用的词汇，引用旧约圣经时又有独特的方式，因此有人认为这书的作者若不是亚波罗，就是有亚历山太背景的人（参 J. N. Sanders, The Fourth Gospel in the Early Church, 1943; S. G. F. Brando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1951）。有些不太可靠的传说声言亚历山太教会由马可建立（其实最早的说法可能是论述该地如何接受马可福音）；除此以外，我们对该处教会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全无资料（*非洲）。

　　有人认为亚历山太的犹太教将弥赛亚盼望用哲学手法去处理，因此基督教在亚历山太早期的宣教工作进展缓慢。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试验这个理论，但无可否认的，当基督教在亚历山太生根成长时，她很明显的是该地犹太教的承继人，二者有好些共同的特色，包括对宣教的热诚，哲学性的护教，寓意释经法，撰写圣经注释的努力，热衷结合教义与哲学而有时危害前者的情形等等。由斐罗延展到亚历山太教父革利免的通道虽然至今未明显，但我们大可臆测，在使徒时代及使徒教父之时，亚历山太城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者相信了基督，铺建了上述的通道。

　　书目：对多利买及拜占庭辖下亚历山太城历史及文化背景的标准描述，请分别参阅 CAH, 7, 1928, ch. IV, sect. vii，页142-8，and chs. VIII-IX，页249-311，以及同上，12,1939, ch. XIV. sect i，页476-92。E. Breccia, Alexandrea ad Aegyptum, A Guide……, 1922一书简洁实用，且提到历史遗迹。H. T. Davis, Alexandria, the Golden City, 2 Vols., 1957对古代亚历山太的历史及生活方式有流畅易读的描述。Sir Harold Idris Bell, Cults and Creeds in Graeco-Roman Egypt, 1953对异教、犹太教，与基督教普遍在埃及并在亚历山太的出现及胜利，有卓越的探讨。有关亚历山太与基督教关系的参考书籍，亦见 J. M. Creed in S. R. K. Glanville 编，The Legacy of Egypt, 1942，页300-16; A. F. Shore in J. R.Harris 编，The Legacy of Egypt2, 1972，页390-8; C. Bigg, The Christian Platonists of Alexandria, 1913; J. E. L. Oultonand H. Chadwick, Alexandrian Christianity, 1954; L. W. Barnard, 'St Mark and Alexandria', HTR 57, 1964，页145-50。

A.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