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文学（APOCALYPTIC）

　　这字可指一种文体（犹太和基督教的启示文学），也可代表这种文学中的典型思想。圣经正典中的启示文学首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但两约之间和基督教的初期还有很多其他的启示文学作品。

　　旧约先知书里，有些经文至少在某些方面已可归入启示文学之列。启示文学的*末世论尤可在赛廿四至廿七章，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珥；亚九至十四章找到。这些经文对将来末世的描绘包括神直接的介入，对万国的普世性审判，以及救恩的新纪元；在这新纪元中整个宇宙将被彻底改变。这种超越的末世论正是启示文学信仰的核心。至于启示文学中有关死人复活的教义，或许在赛廿六19和但十二2均已出现。不过启示录式的文学体裁则在以西结的异象和亚一至六章中尤具雏形。

　　启示文学是在先知宣讲的终止后，才以另一文学形态兴盛一时的。主前二世纪中叶，在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统治之下，犹太信仰面临危机，启示文学第一次蓬勃起来，成为当时哈西典运动的文学媒介；这运动提倡全国悔改，坚决反对希腊文化入侵，存末世性盼望，相信神为祂子民的缘故即将介入历史。自此之后，启示文学大抵成为犹太教中某些门派的特色，流行于爱色尼派、法利赛派、奋锐党和犹太基督徒中。（因此当我们试图综述启示文学时，必须记得它有不同类别。）启示文学往往在犹太民族面临危机时鼎盛，最后一批伟大的犹太启示文学来自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和二世纪巴柯巴（Bar Kokhba）叛变失败的年间。

　　出现在正典作品之后的最重要的犹太启示文学包括：*以诺壹书，收集了主前五世纪至主后一世纪的作品；摩西遗训（又称摩西升天记），其成书日期是主前165年左右，或一世纪初期；以斯拉肆书（或如英文版次经所称；以斯得拉贰书），巴录贰书和亚伯拉罕的启示录，都是主后70至140年的作品。犹太人的西比喇神谕记含有启示文学素材，仿照异教西比喇神谕记的风格。其他作品，如*禧年书和十二族长遗训，包含启示文学的段落，一些前所未知的启示文学作品则被发现于昆兰的古卷之中。

　　上列的启示文学作品大都论述末世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沿袭了旧约先知的传统。启示文学披露了（腊：apokalypto{）神计划的秘密，包括祂为历史定下的计划，和祂在历史终结时将有的胜利。然而启示文学也包括一种宇宙性启示的传统，揭露宇宙的奥秘。这种传统起源于以诺壹书的部分内容：以诺在天使陪同下，畅游天界和死人境地。这种宇宙观到了基督教纪元，在希腊化的启示文学作品中（如：以诺贰书和巴录参书），更蓬勃一时。在这类作品中末世的盼望已大部分消失。在本文余下的篇幅里我们只集中讨论有关末世的启示文学。

　　就文学而言，启示文学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有自成一格的象征体系和词汇，又火断吸纳旧约的素材。它又是一种充满梦幻和异象的文学，常占中心地位的一个异象是天上安放宝座的殿堂。表达末世预言时，可能使用长篇的演说，也可能透过带有象征意义的景象来描述，而像征的手法有时显得牵强造作，有时却生动有效。启示文学的作者可能从没有打算按字面的意思去形容世界的终局。当他们描绘一个超越普通历史经历的、未来的救恩时，所用的象征符号似乎参考了迦南神话，或是东方侨居地与希腊化巴勒斯坦的神话故事。启示文学往往显示与当代国际文化紧密而批判性的交流。

　　犹太启示文学虽然从犹太以外的环境中吸取意象和格式，其关乎末世的内容却来自旧约的预言。在这方面，启示文学是预言文学的继承者，它的角色是重申先知所讲关于将来的应许，指出它们如何适切作者的世代。启示文学的作者本身并非先知。他们活在先知预言已经终止的时代，并可能因这缘故采用冒名的写法，以先知启示时代旧约伟人的名字为笔名。我们毋须以此为一种瞒骗的手法，好像作者故意把自己的著作冒充为先知年代的作品；却应该亲之为文学上的形式，表明启示文学的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先知时代的启示充任诠释者。

　　启示文学的作者既然假设自己为古人，就往往从这虚拟的角度，用先知预言的方式，复述以往的历史，直到自己所属的时代为止。我们也毋须认为这种写法流于欺诈。这是启示文学作者的一种方法，藉此透视神在历史上的计划，并对过去诸预言提供诠释。他在预言已经实现的亮光中把它们重写，藉此显示出预言怎样应验了，以及有什么是尚待实现的。

　　所以，启示文学作者是旧约先知的诠释者。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自称得到神的默示。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那些以假名发表异梦，往往反映出启示文学作者亲身的经历。不过，他们所得的默示主要不是引出新的先知式启示，而是对已有的先知启示作出诠译。这样，他信息的权威便源于先知的权威。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启示文学作者的自我认识，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基本上是一个两约之间的位置。他们对一个先知信息已经止息而预言尚待应验的世代，解释先知的话语。故此，他们不被纳入正典并不意味他们对犹太宗教两约之间的发展没有贡献。相反的，他们维持和加强了末世的盼望，因而在两约之间扮演一个确实重要的桥梁角色。

　　启示文学的历史和末世观是在被掳期后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在此期间，以色列仍然遭受外邦势力的辖管，而先知对将来光荣复国的应许则大部分未见实现。在漫长的岁月中，神的应许跟以色列在历史中所体验的现实有所抵触，启示文学的作者就在这个时候起来，帮助相信神的人确信神并没有舍弃祂的子民，所应许的救恩终必来临。为此，他们强调神对历史操有主权：神已预先定下整个世界历史的过程，而终局将会在祂所指定的时间来临。异教王国的势力也只是在他的允许下才继续存在。然而这强烈的历史预定观并没有演变为宿命论，完全否定人的自由和责任，因为启示文学作者也号召读者悔改、代求、和作出符合道德的行动。他们也绝少尝试推算出世界终局的时间。

　　那末世的、将临的救恩被描绘为超越和宇宙性的事件，远超越过去救恩历史中所有伟大的事件。它等于是一个新的创造，当中所有形形式式的罪恶和苦难均被消除净尽。连死亡也将会被征服──这是启示文学作者一般相信的；这信念的表达既包括肉身复活，也包括灵魂不灭的想法。末后的世代就是神的国度，永久地取代了地上一切的王国。外邦人的结局如何，说法各异。压迫以色列者将受惩罚，不过启示文学作品也经常预期万国会同享以色列义人所享的救恩，而以色列的背叛者则备受审判。这普世主义是由于以色列在被掳期之后涉足世界王国历史所致，同时也起源于启示文学作者对于普世性的罪恶问题的深入了解。

　　现今历史中的消极经验，与将来超越的救恩互成对比，导致启示文学中有所谓时间上的二元论：把今世和来世──随着新的创造而来的世代──作出截然的划分。这二元论到了晚期才发展完备。有关两个世代的名称也只是在一世纪才见出现，且在新约中出现。这二元论从来不是绝对的二元论，因为罪恶的势力虽然在今世中强劲，神仍然以至高无上的主权控制它们。那新的创造便是这个世界的重整（然而两者间的延续性如何，在启示文学中有不同的看法）。启示文学的二元论在巴录贰书和以斯拉肆书中表露无遗。在这些作品中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加浓厚，对今世历史的看法也倾于全然消极。这些极端的未世二元论，跟诺斯底主义的宇宙二元论，相距实在不远。

　　启示文学和新约的关系在学者中多有争论。新约的一些经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酷似犹太的启示文学：特别是太廿四；可十三；路廿一；帖前四16-17；帖后二；启。甚至在这些启示式的经文以外，也可以看到耶稣和初期教会都广泛受惠于启示文学的思想世界。这从他们所使用的启示文学概念，如复活、两个世代、人子、灾难的时刻、神国等，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犹太启示文学中纯粹寄望于将来的倾向，在新约里已被一个坚强的信念所修订。这信念就是：末世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历史事件中开始实现了。基督徒生活在“已经”和“尚未”之间。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在今世的历史中进行着，而启示文学对现今历史流于消极评估的倾向，就被这一个信念取代了。

　　再者，新约的启示文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在末世中所施行的决定性拯救，已经在耶稣的历史中展开了，所以耶稣也是基督徒将来盼望的焦点。对新约作者来说，启示文学基本上成为一种媒介，藉以宣布耶稣基督对世界终局的重要性。

　　末世应验的一个层面是先知信息的复兴，所以新约的启示文学是一种簇新的先知启示。它不再是冒名的，也不再采取一个虚构的、古人的观点；就以先知约翰为例，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作（启一1），也同时摒弃了为遥远的将来而写作的常规（启廿二10）。

　　书目：G. R. Beasley-Murray, Jesus and the Future, 1954; P. D. Hanson, The Dawn of Apocalyptic, 1976; 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1974; K. Koch, The Rediscovery of Apocalyptic, 1970; L. Morris, Apocalyptic, 1973; H. H. Rowley, 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 1944; R. J. Bauckham, Them 3. 2, Jan. 1978，页10-23; D. Russell, 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ic, 1964。

R.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