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ARCHAEOLOGY）
Ⅰ 概论
在考古学这门迅速发展的学科中，“圣经考古学”乃是特别研究巴勒斯坦及其邻近国家那些与圣经时期和记载有关的遗迹的，包括建筑、艺术品、铭刻和每一种人工制品的遗迹。这些遗迹，有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人以及那些与他们有接触并影响他们的人，如埃及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明白他们的历史、生活和习惯是怎样的。起初人是因着对圣经提到的地点和时代产生兴趣，而开始进行许多较早期的发掘的。而现今的考古发现，又使人对圣经的历史、宗教和伦理背景有更广泛的了解。这些知识，大大的有助于解释、说明、有时并证实圣经的陈述，使那些没有足够事实根据的理论不能立足。
考古学的限制，在于其所包括的时间和地域极其广远，而遗迹的保存，也有一定的困难。木质，皮质或布质的物件很少残存下来。我们只能够假定它们是存在的。没有一个圣经提到的地点，曾经或有可能会被彻底的发掘出来。准确的分层（Stratification）和记录的方法，也只是在近年才被发明。这些方法，使人能够在地点与地点之间，作详细的比较，因而引致考古学家要修正一些较早时所得的结论。例如，肯扬（Kenyon）就将加斯坦（Garstang）所推断的耶利哥城墙的年代，推前了几个世纪。再者，巴勒斯坦本土的铭刻的缺乏，意味着我们很难靠赖圣经以外的资料，去直接洞察早期的民族的思想与生活。考古学是属于历史的一门学科，主要是涉及有形物质的研究的，因此，我们绝不可能用考古学来试验圣经的一些伟大的真理，诸如神与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存在与救赎行动这些真理，是否可信。
考古学上推定日期的先后次序的技术，是在巴勒斯坦（此词包括现代的以色列国和约但国）首先制定出来的。皮特里（Flinders Petrie）于1890年在赫西废丘（Tell
el-Hesi）体会到，有人居住的不同地层，是可以由其中所发现的，独特的陶器和其他特色，加以区别出来的。关乎地层学和地形学的这种系统，目前已为普世所使用。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在米西呣之家废丘（Tell Beit Mirsim）、撒玛利亚、拉吉和耶利哥，这种系统已由日后发掘者加以改良。透过巴勒斯坦境内和较远的地点之间的比较，考古学家可以肯定的把相关的发现串连起来，再连于历史记录，然后做出一份从主前四千年期开始的、十分严谨的年代表。不过，即使在碳十四的方法可以提供一些证据的时代，主前四千年期以前的年代，仍然是不能精确的肯定的。附表所显示的，是目前所接纳的、这些考古学上的时期的名称：
Ⅱ 史前期
近东是人类最初出现为食物采集者的地区。当时是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遗迹见于迦密（Carmel）的洞穴（Wadi
al-Mugha^rah），埃南（`Eynan）和奥连（`Oren）。经过了一段空隙之后，人类作为食物的采集者，再被发现在所谓的“新石器革命”时代。很多人认为近东最初的人类，与史前之欧洲相关，而不是与非洲有关连；而其体形也与欧洲的尼安德塞尔人（Neanderthal；〔译注：石器时代住在欧洲的原始人种〕）的类型相近。属主前约9000年的，布有茅屋的空旷村落，在沙尼达（Shanidar，伊拉克〔Iraq〕）、埃南（呼勒 [Huleh] 湖）、耶利哥和贝特哈（Beidha）（在彼特拉〔Petra〕附近均有发现）。这些地区继续进展至陶器前之新石器时代后期（Neolithic B），发展了生产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时期的耶利哥城（约主前7500），发现有巨大的防御建筑和用独特的手法涂上灰泥的头盖骨以及小雕像。这些物品的用途未明。在雅姆克（Yarmuk）和加利利（沙阿尔哈哥兰 [Sha`ar
Haggolan]）发现了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遗址与尼罗河、居比路（塞浦路斯）和底格里斯河谷（贾尔穆 [Jarmo]）的那些村落属于同一个时代。
铜石时代的壁画，着色的陶器和简单的铜斧头，于约但河谷、特路拉迦苏（Telulat Ghassul）、以斯德伦（Esdraelon）、迦萨附近和南地（Negeb）的北部均有发现。金属逐渐开始被广泛的采用。泥质的模型显示圆拱的屋顶是地下储藏室（阿布马特尔 [Abu Matar]）、石贮水池和某些住所的特色。
巴勒斯坦在什么时候过渡到青铜器时代初期，是不容易确定的。有人在一些村落中追溯这过渡期的痕迹。这些村落后来扩展为城邦（米吉多 [Megiddo]，耶利哥 [Jericho]，伯珊 [Beth-shan]，野拉之家 [Beth-yerah]] 和示剑附近的法阿废丘 [Tell
el-Far`a]），或者被废置一段时期（撒玛利亚和纳斯贝泉废丘 [Tell en-Nasbeh]）。大概是来自北方或东方、从前是游牧民族的侵略者，将新类型的陶器带来，又在岩石凿出的大坟墓中，集体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些坟墓里头，有时会包括属从前铜石时代晚期的类型的陶器，另有以斯德伦的、磨光的器皿和着色的陶器，着色陶器日后大量出土（EBI）。“原始都市”（Proto-Urban）这个名称，被用来形容这个阶段。“原始都市”是相当于主前约3200年伊拉克的原始文化（Protoliterate，詹迪纳斯尔文化 [Jemdet Nasr]）时期的。
Ⅲ 迦南人（青铜）的时代
在青铜器时代早期第一期，开始有用泥砖墙建筑的城市。同时发现于北部（伯耶拉，第二层；伯珊，第十一层）的陶器，有别于南部──如俄斐勒（Ophel，耶路撒冷）、基色、艾城、耶利哥（第六－第七层）和纳斯贝泉废丘──发现的陶器。在北部的城市（米吉多，第十六－十七层；伯耶拉，第三层；伯珊，第十二层），在青铜器时代早期第二期（约主前2900）继续兴旺，不过我们可以在南部看见一些埃及的影响（耶利哥，第四层）。在亚拉得（Arad）的发展得很好的下城（第四－第一层），有成对的庙宇，类似北部迦南城镇（参*艾城）的建筑物。从押巴拿（Ebla，叙利亚）得来的、属主前约2300年的文稿，已经提到了后来为人所熟悉的地方的名称，如：拉吉（Lachish），夏琐（Hazor），米吉多（Megiddo），迦萨（Gaza）。这些地方，有显著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废墟（Khirbet Kerak）的一件精美的新陶器，显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陶业技术有逐渐的改良。
约于主前2200年到来的人民，有独特的埋葬习俗、陶器和武器。他们大概是半游牧的亚摩利人（如：阿诸废丘 [Tell Ajjul]、耶利哥、米吉多）。后期来到的以色列人（民十三29；书五1，十6）以及*埃及的咒诅祷文（Execration Texts），都有提到这些在巴勒斯坦山地生活的游牧民族。
其他类型的陶器、武器和埋葬习俗显示，有些民族，是和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城邦有关的。不久之后，许多城邦就开始出现。这些城邦，都是典型的迦南城邦。他们的王大概包括那些来自亚洲的“外邦统治者”（许克所斯人，Hyksos），后者约于主前1730年侵占埃及。当时是富裕的时期，不过城邦之间时常有战争。主要的城市都有一个城堡和一个筑有防御土墙的下城（如：迦基米施 [Carchemish]，夸特那 [Qatna]，夏琐 [Hazor]，埃及的迪耶废丘 [Tel el-Yahudiyeh]）。
这青铜器时代中期是一些半游牧部落活跃的时代。这些部落，包括哈皮鲁人（Habiru），在其中极可能有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逐渐渗入有防御的城镇之间的灌木地带（*族长时期）。在耶利哥发现了这类民族的坟墓。城镇和其上的房屋（如：米西呣之家 [Beit Mirsim]，米吉多和耶利哥）一直保持小规模，且很少变化，直到它们遭人猛烈地摧毁为止（青铜器时代晚期）。摧毁城镇的人，大概是于主前约1450年击退许克所斯人的埃及人（杜得模西士三世 [Tuthmosis III] 的手下）。虽然巴勒斯坦山地的城镇，与地中海东部有贸易的接触（迈锡尼人的陶器），可是，与邻近的腓尼基城镇相比，却比较贫穷了。
那些主要城市再次有人居住，但后来在十三世纪却又再被劫掠。有人在夏琐、伯特利、米西呣之家（底璧 [Debir]？）和拉吉焚毁的废墟中，追溯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攻击这些城镇的蛛丝马迹。但我们不可能对这种主张加以证实。根据旧约的记载，在许多地方，约书亚没有放火焚城。按考古学的发现，耶利哥城约于主前1325年被废弃。那些倒塌的墙，曾经被视为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建筑（Garstang 的见解）。可是，今人却认为它们是在青铜器时代早期被毁的（Kenyon 的见解）。
在迦南属青铜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发现至少六种不同的*书写的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和僧侣用的文字〔译注：一种比象形文字简单的古埃及书写体〕：迦南人的直线形字母（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字母之鼻祖）；以及一种有廿五至三十个与*乌加列文字相似的楔形文字的符号；比布罗斯（Byblos）的音节文字和居比路（塞浦路斯）或革哩底类型的文字。
从夏琐、拉吉、米吉多、亚拉得和其他地方遗留下来的庙宇和神龛，连同*祭坛、摆设供物的桌子和礼拜的用具，我们可以一窥迦南人的宗教习俗。金属的小雕像代表*巴力，泥质的小塑像则代表亚斯他特（Astarte）。考古学家经常发现这些雕像。圆柱体的*印也刻有男女神祇的像。在伯特利发现的一个印，上面有埃及文之亚斯他特的名字。
（有关出埃及的日期为主前十五世纪的这个看法，最新援引考古证据与其他证据的陈述，见 J. J. Bimson, Redating the Exodus and Conquest, 1978。）
Ⅳ 以色列人（铁器）的时代
新的一系列陶器的发现，证明到了主前十二世纪，迦南西南部开始有非利士人的村落。这些陶器是经过修饰的，手法受到迈锡尼时代晚期（Late Mycenean）的陶艺影响，却又具有巴勒斯坦、居比路和埃及本土的特色。在迄今被鉴定为迦特的遗址的各处地点，并未发现这种非利士人的陶器，这是个难题。这种陶器另外出现于非利士全地，从底壁至基色的示非拉（Shephelah），并远至北面的约帕。在被其他海上民族占据的遗址上，找不到这种陶器；而在中部的山地（基比亚 [Gibeah]，耶路撒冷，伯夙 [Beth-zur]，纳斯贝泉废丘），最初也找到少量这类陶器，大概是往来贸易的结果。不过，考古学家发现一些迹象，显示主前1050年，这种陶器已引进了示罗和伯珊。这些非利士人是在巴勒斯坦最先使用铁器的民族（在法阿废丘的一个坟墓中，发现了一把铁造的短剑和有柄的小刀）。以色列人很晚才弄垮非利士人这项专利以及随着这专利而来的、经济上的优势（撒上十三18-22）。富裕又建筑得完备的迦南堡垒至少继续存在至另一个世纪（伯珊）。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不是住在建筑简陋的房屋（伯特利），就是住在所夺得的迦南人房屋的底层（米西呣之家）或者栖息于他们自己的、建筑简陋的村落里头（迦迪 [Gat]，拉夸特 [Raqqat]）。他们的陶器与迦南人的陶器比较起来，显得又简陋又粗劣。
扫罗在基比亚（弗尔废丘 [Tell el-Fu^l]）的城堡，显示以色列人怎样采用了北部双层护城墙的建造方式，作为他们的防御。那是在这段时期的*建筑的一个典型特色。这里的生活很简单，不过显然已经输入了少量铁做的武器。在示剑发现类似的双层护城墙，可能是亚比米勒建造的（士九），而那些在米西之家和伯示麦（Beth-Shemesh）的护城墙，则可能是大卫为着巩固犹大、抵御非利士人而兴建的。否则，除了在俄斐勒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外，迄今尚未有建筑物可确实被鉴定为大卫在位时建造的。
在所罗门的时代，人更多用铁，建筑技术也有所改进。他在夏琐、基色和米吉多所建筑的城门，采用了同一个图样（王上九15）。在米吉多和夏琐为各区的长官建筑了官邸。在拉吉和伯示麦则建有巨大的谷仓，用以贮藏作为税收支付的谷物。也有证据证明当时有为地区行政机关而设的庞大建筑计划。所罗门在位时，物质方面十分丰富，主要原因，必定是由于当时有许多炼钢、炼铁的采矿场（*采矿和金属）的兴建和发展。在亚喀巴（Aqabah）的以旬迦别（Ezion-geber），被用作*大船输入许多外来商品的港口。在奎西利废丘（Tell Qasileh）发现的一个壶，上面刻着“阿裴之金”，证实了这项贸易的存在。
在击败非利士人之后，以色列人毋庸争议地扩展了与腓尼基人之间的贸易。所罗门建殿向事反映出这个事实来。建筑的图样，乃是按照一种叙利──腓尼基（Syro-Phoenicia）的风格而设计的。这种风格，已为夏琐和泰纳废丘（Tell Tainat）所采用。建筑物的入口，有成对的独立式柱子矗立两侧（参*雅斤和波阿斯），由一条经过走廊进入大殿（he^k[a{l）的直线通道引入小的内殿（d#b[i^r）。所罗门圣殿的独特发展是，沿着这建筑物的两侧，筑有相当大的、用来贮存宝物的空间。*圣殿殿，庙宇（TEMPLE）}的装饰，包括殿的基路伯，棕榈树，通花案或陈设，可与在撒玛利亚，阿斯兰塔舒（Arslan Tash，叙利亚）或宁录（Nimrud，伊拉克）所发现的、同时代的象牙制品相比。在*乌加列较早的*艺术也证明了这些装饰的存在。在多次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其他的物件、祭坛、座、钳和器皿。
埃及的示撒一世约于主前926年入侵，所造成的损毁，北至阿布哈完废丘（Tell-Abu Hawan），另外摧毁了米西呣之家（B）和伯示麦（IIa）。多次的发掘，帮助我们更多理解王国分裂时期的历史。戴华斯（De Vaux）证明了得撒（Tirzah，法阿废丘），这个城在十世纪之后已被遗弃。这实在是意料中事，因为当时暗利已将道都迁至撒玛利亚（王上十六23-24）。这么一来，他与腓尼基海港的联络就更为便利了。
在撒玛利亚，山顶被设计为王宫的所在地，有一道精美的石墙围绕。在暗利、亚哈王宫所发现的许多象牙制品，可能来自亚哈的“象牙宫”（王上廿二39；摩六4）的装饰或家具。有些像牙制品上面，刻有在*象牙雕刻中常见的腓尼基人的记号。字体与在底汉（Dibhan）发现的米沙的铭刻相同。米沙的碑刻，是描述他和以色列之间约于主前825年的关系的（*摩押石碑）。在撒玛利亚的王宫庭院中，有个敞开的贮水池或“水池”，也许亚哈的车就是在这个水池中洗净的（王上廿二38）。有六十三块有铭刻的陶片，提到有酒和油，送到王家的储藏室，证实在耶罗波安二世治下有这样的行政机关。
在伯珊（¢½）和米吉多（¢½）发现了类似在撒玛利亚（¢¹）的官方建筑物。在米吉多、夏琐，和别是巴，又发现了大型的储藏室，在那里存放着当税项缴付的实物。亚哈似乎曾经将夏琐（Ⅷ）扩建，在城堡周围的高地上全都筑起新的防御工事。在那里，像在撒玛利亚（Ⅱ ＝ 耶户）一样，当时所筑的坚固的防御城墙一直屹立，直至约主前150年希腊时代才重建。约在主前800年，法阿废丘重新有人居住，作为一个总督当地的住所。住所附近有很好的私家房屋。在那地方发现的陶器，类似在撒玛利亚（Ⅳ）发现的。后者乃是耶罗波安二世的住所。
纳斯贝泉废丘（米斯巴）和基比亚，在王国分裂时期被重新坚固地设防，作为边境重镇。两个地点都按同一图案和用类似的材料重建，显示这可能是亚撒在毁坏了巴沙于邻近的拉玛修筑的堡垒之后（王上十五），所进行的工程。亚述的提革拉毗列色三世约于主前734年的入侵，对夏琐（¢½）和米吉多（Ⅳ）造成重大的破坏。在夏琐的瓦砾中有一块碎片，上面刻着 Ipqh] （“属于比加”）的字样，使人想起比加此时正在夏琐作王。正如王下十五29，十六5-8和亚述的年鉴所记载的。这同一个亚述王提到亚（约）哈斯。他进贡的事记载在王下十六8。
在主前722年，撒珥根二世，如他所声称的，结束对撒玛利亚的围攻，从撒玛利亚城和那一区带走了27,290名俘虏“和他们的神祇”，并输入外族人来取代他们的地位（王下十七24）。考古学上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撒玛利亚这个遗址那时比较贫乏，而且也只有其中一部分有人居住，内有输入的亚述人和外族的陶器类型。从此以后，以色列就在亚述的支配和影响之下生存。当亚述进军埃及却受到犹大的威吓时，西拿基立就于主前701年挥军南下，在征讨犹大的途中，洗劫了米吉多（IV）、撒玛利亚和基比亚。亚述王宫的浮雕上所描绘的拉吉的陷落，已经得到考古的证实；通往最主要的城门的斜坡附近，有那些倒地的攻击者所留下来的盔甲、武器和头盔。一个埋葬了1,500名受害者的公坟，可能属于这个时期。希西家（西拿基立声称已将他“像禁锢一只笼中鸟一样，囚禁在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因有先见之明，开凿了一条隧道，从五百公尺以外的处女泉（Virgin's Spring）引水入耶路撒冷，以致他可以抵挡得住亚述人的围攻（王下二十20；代下卅二30）。1880年在*西罗亚隧道发现的铭刻制本}，是现存的、最长的希伯来文碑铭之一（DOTT，页209-11）。其他同时代的希伯来文*书写，包括一个可能属*舍伯那的铭刻。
约西亚抵挡埃及的热忱，见于尼哥于主前609年前往迦基米施途中所加诸米吉多（II）的破坏。考古的发掘显示，迦基米施于不久之后就被焚毁。当时适逢主前605年的战争在这场战役中，尼布甲尼撒二世占据了迦基米施，又侵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按巴比伦历代志的说法，这些地方遂受制于巴比伦人。当犹大背叛时，就无可避免的要面对严厉的惩罚。巴比伦的编年史记述于主前597年三月十六日耶路撒冷被占领。在犹大的许多城镇和堡垒（但不在北部），都显示曾经被劫掠的痕迹。这些痕迹，源自巴比伦人在这段时间的侵略，以及西底家叛变之后，主前589-587年的战争。有些城镇被摧毁，之后就再没有人在其中居住了（伯示麦，米西呣之家废丘）。在*拉吉（¢»）的瓦砾中，发现了廿一块有铭刻的陶器碎片，可以证明当时的防守者多么的焦虑（DOTT，页211-7）。
考古方面的勘察显示，犹大在被掳期间十分穷困，虽然当时在犹大的王家产业，继续有人代约雅斤管理。约雅斤的名字，见于巴比伦的文稿，记录指出他被囚禁于巴比伦的监狱。印有“姚斤（Yaukin）的管家以利雅敬（Eliakim）”的图章戳记，在纳斯贝泉废丘发现的耶撒尼亚（Jaazaniah）的一些*印，以及在拉吉发现的基大利的一些印章（王下廿五22-25），都证实了这些领袖的有关活动。
重新在犹大定居的进展，是缓慢的。发掘所得的资料显示，直到主前三世纪，犹大人口的密度才恢复到从前的时代一样的光景。然而，撒玛利亚，伯特利，纳斯贝泉废丘，伯夙和基色几乎继续不断的有人在其中居住；而在阿瑟利（`Athlit）（迦密）和法阿废丘（南地）的公墓，则发现了铁器时代 III 的陶器和波斯的物品。波斯人容让当地人有几分自治权。当地铸造的钱币于主前五世纪开始出现，到了三世纪就十分流行。大部分钱币都是仿照古希腊雅典（Attic）的银币而铸造的（drachma），但有些钱币则有希伯来文－亚兰文的铭刻在上面（yehud，“犹大”），类似犹太人钱币上的铭刻。后者又刻有一个坐在马车上的男性神祇，手里抓住一头鹰（主前四世纪初期；见 IBA，图96）。这可能是初期使用*金钱的一个例证。这个时期的许多大口瓶的把手都印有诸如“犹大”（yhd），耶路撒冷（yrs%lm）或摩撒（Mosah）的地名。希腊人在沿岸地方设有贸易上的殖民地，而透过输入的商品，希腊的影响稳定的增加，考古学家找到越来越多雅典的红色花纹陶器和后来伊奥尼亚（Ionia）的墨色花纹陶器。这地与亚拉伯的贸易随着“以土买”（Idumaea）王国的建立而兴旺。巴勒斯坦南部由亚拉伯人迦施慕（Gashmu）（尼六1；〔译注：和合本作“基善”〕）控制。这个“基达 [Kedar] 王”的名字被发现刻在一些银碗上面，而在拉吉那座被假定为波斯的别墅，可能是他的一个行政中心。这座别墅的设计，类似在巴比伦的尼普尔之帕提亚王宫的设计。波斯的银器皿已经在基色和沙鲁险（Sharuhen）出土。用由石灰石雕刻而成的香炉，已经在詹米废丘（Tell Jemmeh）、拉吉和其他地点被人发现。这种香炉与在巴比伦和亚拉伯南部发现的香炉，有相同的形状。
Ⅴ 探测与发掘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人对传统上圣经地点的兴趣又再重现。许多人撰写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游记。然而，直到1838年，才有美国人鲁宾逊（Edward Robinson）和史密斯（Eli Smith）进行初次有计划的地面勘察，鉴定了几个遗址为圣经提到的一些地点。第一次的发掘工作，由法国人德索尔西（De Saulcy）于1863年在耶路撒冷附近进行。之后，于1856至1914年间，又有人为巴勒斯坦探测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作了一系列的考察。经人视察过并且为之绘制了地图的地区，包括巴勒斯坦西部、加低斯（Conder 负责），加利利以及亚拉巴（Kitchener 负责），出埃及的旷野（Palmer 负责），以及包括迦百农、撒玛利亚和该撒利亚的许多地点（Wilson负责）。考古学家的兴趣也集中于耶路撒冷本身。于1867至1928年间，在耶路撒冷挖掘的地道暴露了城墙的各层根基，而岩石地层和部分南面城墙和城门，以及俄斐勒（Ophel）都是考古学家探测过的地点。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于1890年在赫西废丘（Tell el-Hesi）进行发掘，并依据与埃及资料的比较，首次按陶器款式的变化和地层的先后来鉴定年代。嗣后，美、英、法、德和以色列的学者，在各个不同的地点，领导了多次科学化的探测。主要的地点包括*基色、*他纳、*米吉多、*撒玛利亚、*示剑和*伯示麦。其后的地面考察工作，包括革路克（N. Glueck）在约但（1933- ）的考察和以色列人在南地的考察所得的资料，使详细的考古地绘图得以制成功。
在1920年巴勒斯坦的古迹部门奖励人发展精确的考察技术和诠释，不久陶器年代学就被确定了（尤其是由奥伯莱 [Albright] 在基比亚和米西呣之家废丘所确定的，其后又被人精细的改良）。也有人将在古近东其他地方发掘到的、类似的发现，与圣经遗址的发现加以比较。虽然继续有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开始发掘的那些地点进行发掘，其他人却去发掘*亚实基伦、*伯珊、*基比亚、俄斐勒、*示罗、艾城、伯特利、伯以基莲（Beth-eglaim）、*伯夙，主要的努力则集中于发掘 *耶利哥、*拉吉、迦苏（Ghassul）、纳斯贝泉废丘、米西呣之家废丘（*基列西弗或*底璧）和*得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多数都重新开始，并且也有人开始发掘*伯特利、*该撒利亚、德尔阿拉（Der `Alla）、*多坍和*基遍。以色列考古学较近代的“学派”，包括马萨（Mazar）、雅丁（Yadin）和阿哈罗尼（Aharoni）这些学者，除了领导其他方面的研究以外，也带队发掘亚柯（Acco）、*亚拉得、*亚实突、*别是巴、*但、*隐基底、马撒大（Masada）、阿诗舍利亚废丘（Tellash-Sheriah）、莫尔废丘（Tell Mor）、奎西利废丘（Tell Qasile）、阿尔泉角（Ras-al-`Ain）（*亚弗？）和西乃。
在约但的布色拉（Buseirah, *波斯拉？）、*希实本（赫斯班 [Hesban]）、米底巴（Madeba）、彼特拉（Petra）和以旬迦别，考古学者进行了重要的发掘工作。这一切发掘的结果，定期发表于各种期刊（有些列举在参考书目中）、考古学的百科全书和专为一些特别的遗址而出版的专刊里头。可以想像，我们会越来越认识圣经所提到的地点和时代。
Ⅵ 铭刻（旧约）
许多发掘都发现文稿，在档案室搜集的和零星的文稿都有。这些文稿，采用各种形式的书写，写在不同的材料上。我们可以期望这一类的铭刻，尤其是那些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发现的铭刻，在与保存在旧约里面的文稿的比较上，会极有价值。这些铭刻所属的年代，是可以准确的推断出来的。其中有些文稿与旧约的记载有直接的关系；另一些文稿则说明了整个古代近东的普遍的阅读与书写能力及文学风格。这些不同学派的书写的作品，也见于巴勒斯坦。另外，又发现有本土和当地的书写，写于蒲纸和陶片，*印章和作为*金钱来使用的钱币，石块，木头和其他表面上。
有些文稿或档案集在与旧约的比较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文稿包括*埃及的咒诅祷文（约主前1800）和叙利亚的*押巴拿文稿（约主前2300），*马里和*乌加列（沙呣拉角）文稿。这些文稿以及从*努斯（十五世纪）和*亚玛拿（十四世纪）发现的文稿，说明了直至族长时期的早期的历史；而后来从*撒玛利亚和*拉吉发现的陶片记录，向我们提供了后来的以色列和犹大国的背景。 其他的铭刻则阐明了*书写在整个旧约时期的发展。
圣经（巴勒斯坦）考古学的研究，需要与别的资料作比较，包括邻近的*埃及、*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的一般情况，这些国家的一些特殊方面，如：*艺术和*建筑，以及它们具体的方面，如：建筑物、*宫殿、*房屋和人工制品（如：*坛、*符囊、*玻璃、陶器〔*窑匠〕、*金钱）和遗址（如：耶路撒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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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希腊──罗马时期
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于主前332年吞并从前属波斯帝国的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就更进一步向希腊的影响开放了。然而，他死了以后，他的将领自相残杀，内部的战争阻碍了这种发展。我们能确定说是属于主前332至200年拉吉得斯（Lagides）的统治时期的出土文物，就只有零星的陶器和钱币。在以土买的玛利沙（Mareshah, Marisa）发掘出一座细心设计的希腊城市。街道相交成直角，并相互平行，在近城门处通至一个市集广场（agora）。广场三面都是商店。在这城市附近是希腊、腓尼基和以土买商人的坟墓（约主前250-200）。
难民营和洞穴（哈萨河谷 [Wadi
H]absa]），以及像西门马加比（Simon Maccabaeus）在基色所建的堡垒，都证实了马加比家族曾经为了争取犹太的独立而度过艰苦的日子（主前165-37）。在特拉维夫雅法废丘（Tell Aviv-Jaffa）附近，发现了据称由亚历山大杨纽（Alexander Jannaeus）所建立的、位于北面的一排堡垒的遗迹（Jos., BJ 7, 170），在控制着由希伯仑至耶路撒冷的那条道路的伯夙，犹大（主前165-163）在一个波斯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之上，筑了一座堡垒。之后，这座堡垒又再由巴奇底（Bacchides）将军重建。商店、房屋、防御工事、贮水池、来自罗底（Rhodes）并捺有印记的大口瓶把手和钱币，都有助于详细说明哈斯摩尼的君王的生活。其中一个君王许尔堪（John Hyrcanus，主前134-104），毁灭了撒玛利亚和玛利沙的异教的希腊城市。
大希律（主前37-4）是个能干且有野心的统治者。他曾进行了许多宏伟的建筑计划。在耶路撒冷，他兴建了围绕圣殿山的巨大墙垣，又曾加以扩建和修饰。这些墙垣在原处的基岩上被发现，而且矗立在现今的地平面上有相当的高度。墙垣上半部分由壁柱围绕，而且看上去会完全像在希伯仑（麦比拉）──现在仍然矗立在那里──的墙垣一样。后者也围住一块圣地，族长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最近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四周进行的发掘工作，又找到了一系列街道和台地，以及城门和走廊的装饰碎片（在 Jerusalem Revealed，页26-31、34-5，可见其重建后的样子及平面图）。阿维加（Avigad）从上城奢华的上层阶级的房屋里，发掘出壁画和多色的镶嵌细工的遗迹（同上，页41-51；页41前的彩色图页），又发掘出各种不同的家具、餐具等等。在上城的所谓大卫楼（Tower of David），很久以前已经由约翰斯（Johns）进行发掘，也是希律的工程，是建于哈斯摩尼的城墙之上的，至今仍保存在原处。这是希律用来防御耶路撒冷城西北角的三座城楼之一。就在城墙之内靠近大卫楼，便是希律的王宫（在上城），而这王宫的下层建筑最近也有人加以发掘。王宫外面是厄巴大（Gabbatha）的所在地和耶稣受彼拉多审问的铺石（the Pavement）处。在耶路撒冷城的另一端，在圣殿山的北面尽头，是安东尼亚堡（Antonia tower）。在锡安修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Sisters of
Zion）的一些遗迹，现今被认为是过于靠近北面了，因此不可能源自安东尼亚堡。这些遗迹，大概是源自哈德良重建的城──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 Capitolina）的。于耶稣时代，毕士大池是在圣殿山正北面的城墙外面，被亚基帕约于主后41至44年建的城墙（耶路撒冷第三道北面的城墙）圈进了城内。有关耶路撒冷第二道和第三道城墙各自的界线，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可是，无论你是赞成苏肯尼克
/梅耶（Sukenik/Mayer）主张的界线还是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的界线，各各他和传统认为埋葬耶稣尸首的圣墓（Holy Sepulchre），都是在第二道北墙外面的。有人声称这些地点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和被埋葬的所在地，这个主张强而有力，有传统的支持。这个传统，似乎至少可以追溯至哈德良的年代（主后135）。但如朝圣者阿卡夫（Arculf）所描述的，坟墓的房间的设计，连同它的凹槽（trough-arcosolium），并不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设计，这是个问题。今日另一个吸引朝圣者的地点园中墓（Garden Tomb），是个适合的地点，但从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地点真是耶稣坟墓的所在地。在耶路撒冷发掘出很多主前／主后一世纪的坟墓，其中有些是纪念性质的。在“主哭堂”（Dominus Flevit，位于橄榄山）那地和在桑赫德里亚（Sanhedria）的那几组坟墓，是引人入胜的。亚迪亚便（Adiabene）那位归信犹太教的海伦娜王后（Queen Helena）之墓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这些坟墓里头的骨瓮（盛骨骼的小盒子） 常常有铭刻在其上。最近发现的一个骨瓮，里面盛着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的骸骨。其中两根骨头，仍然被一根钉钉住。跟着，有人就作出各种不同的尝试，想要重绘被钉十字架者的身体当时的姿势（如 IEJ
1970，图页24）。
耶路撒冷以外最重要的希律遗迹，发现于希律王所建立的那些城市（色巴斯 [Schaste]，海岸上的该撒利亚 [Caesarea Maritima]，以及他的避寒胜地（耶利哥）和他的保垒（马撒大，希律底庵 [Herodium]）。在撒玛利亚山上，希律为纪念罗马王帝亚古士督（Augustus），将撒玛利亚的旧城重建，并改名为色巴斯（Sebaste）（腊：sebastos ＝ 拉丁文：augustus）。古代的以色列城墙都被重建，并用圆形的城楼加强防卫。希律把一座庙宇献给亚古士督，并兴建了一座大运动场。这一切都是透过考古工作发掘出来的，包括在大运动场里头着了色的墙壁镶板，像耶利哥、马撒大和希律底庵其他的壁画一模一样。希律在该撒利亚兴建的大海港，有防波堤，由一队在水中操作的队伍加以采测。从空中摄影得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海港的轮廓。意大利的发掘家发现了司特陀塔（Strato’s Tower）的部分城墙和希律与建的戏院，连同座位、舞台和一系列着色的灰泥地板（几乎是独特的）。在耶利哥的希律王宫，坐落于奎特河谷（Wadi Qelt）的两岸。在王宫的两翼之中，有个下陷的花园和水池。这是个十分宏伟的构思。更加不寻常的是，王宫的建造，采用了当地的干砖建筑技巧，结合独特的罗马的混凝土建筑技巧。后者乃亚古士督时的意大利的特色。只有在耶利哥发现过这种罗马的建筑技巧；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希律只在耶利哥用过这种建筑技巧。在耶利哥，甚至花园的花盆仍然在那里！希律的众王宫，内部的装饰包括着色的墙壁镶板，镶嵌细工的地板和物品。在许多属希律的地点都可以见到有露天或拱顶的水池，都有石阶并涂以灰泥。连同这些发现，还发现有罗马的地下暖气系统和一个蒸气室。希律的各个堡垒都设有这种浴室，又设有豪华的住所。彩色的镶嵌细工也许是马撒大的行政宫最引人入胜的特色了。在马撒大北端的小王宫（别墅）矗立在悬崖边绿的台阶上。在这小王宫，再发现有希律着色的墙壁镶板。在马撒大和希律底庵的堡垒里头，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声称终于发现了主后一世纪的犹太会堂的遗迹（除此以外，目前所知最早的会堂遗迹，一般认为其日期属于主后二世纪晚期或三世纪）。在这一切希律的艺术品中，从未发现有人的和兽的图形，直至相当近期，布鲁舒（Broshi）在耶路撒冷锡安门附近进行发掘时，才有这些方面的发现。
Ⅷ 其他铭刻（新约）
在耶路撒冷发现的某些铭刻，是与希律所建的圣殿有关的。这些铭刻有些被刻于小石盒上（骨瓮），其中盛着重新葬埋的死人骸骨（属主前／主后一世纪）。一个这样的骨瓮盛着“建殿者西门”的骸骨。这西门大抵是一个石匠，而不是希律的建筑师。在另一个骨瓮上写着：“供应大门的亚历山太人尼肯拿（Nikanor）众子的骸骨”。这尼肯拿必定是那个出名敬虔的犹太人。他奉献了新殿内最堂皇之大门的费用。另外，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原本刻在圣殿围墙上的一个重要铭刻。为人所知的例子有两个，两者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其中一个铭刻是不完全的。铭刻本文（主前／主后一世纪）写着：“非犹太人不得越过围绕圣地的界线与围墙。任何被抓到的（违法者），将被处死。此后果乃是他咎由自取的”。约瑟夫提过这些布告板，是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设置于圣地（内殿）周围。约瑟夫所用的字眼，与我们在铭刻上见到的字眼几乎完全相同（BJ 5,
194; Ant.15, 417）。徒廿一26-29的事件必定与这同一的禁令有关。当时所爆发的暴乱，乃是由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发起的。他们误以为保罗曾经带一个希腊人进入了禁区之内。
其他骨瓮的铭刻也是相关的。现今我们必定要否定有铭刻写着“耶稣！祸哉！”这句话。许多人曾经把这话与钉十字架的事连系起来。这些话是写在一个葬于家族坟墓中的犹太人的骨瓮上的；所写的，实际上只是他的名字，“犹大之子耶稣”（像平常一样写上名字，藉以鉴定死者的骸骨）。我们大概会对另一个组合感兴趣：“约瑟之子耶稣”。这片语出现在另一个骨瓮上；两个名字都是那段时期常见的名字。诚然，我们可以想像，从这些骨瓮而来的名单，其中很多名字会在新约中找到，包括：约翰，犹大，拉撒路（以利以谢），耶稣，马利亚，马大等等。最后，我们要提到“古利奈人西门之子亚力山大”和他来自古利奈加多利买（Cyrenaican Ptolemais）之姐妹撒拉（Sarah）的坟墓和骨瓮。这人的父亲乃是那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力山大和鲁孚的父亲”（可十五21），似乎极有可能。
在巴勒斯坦发现有许多古代会堂的遗址。很久以来，考古学家都以为，最早的犹太会堂是在加利利之迦百农、哥拉汛和基法尔比拉姆（Kefar Biram）的那些会堂（学者通常推断其年代属于主后二世纪晚期／三世纪初期）。现今有人声称，在马撒大和希律底庵主后一世纪的那些集会厅其实就是会堂。方济会的发掘者争辩说，在迦百农的那些废墟，是比从前认为的日期要晚的（主后四世纪晚期／五世纪初期）。即使这一切都是事实，有确实的证据指出，在巴勒斯坦最早期的一间会堂，乃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这证据乃是一个希腊文的铭刻（主前／主后一世纪）。铭刻上说，某个名叫狄奥多土（Theodotus）的祭司，在建筑一座聚会所（会堂）的事上，有分参与支付部分的费用。他以“会堂主管”（archisynagogos）的身份，出任这聚会所的主席。这是件家事：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他以前也是同一所会堂的首长。那铭刻进一步写着，这个地方是“为诵读律法并查考〔它的〕训词”而兴建的，而且附设有一间旅客招待所，招待国外的客人。他们有自己的浴室和房间。
希律把腓尼基人旧有的据点司特陀塔（Strato's Tower）改建为该撒利亚。意大利学者在这儿的发掘，发现城中的古戏院经历了兴建和重建的不同阶段。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来的希律遗迹被当成“破瓦”，抛掷于公阶之下，其中包括一块有铭刻的石头。发掘者发现这铭刻提到本丢*彼拉多。他被称为“犹大的提督”（prefect）。铭刻的文字又指出，他建造了一座神龛，来记念罗马王帝提庇留（Tiberius）。必定是在这个时候左右，“提督”这个词渐渐不被用来指像彼拉多这类较次要的（属骑士阶层 [equestrian] 的）总督。“巡抚”一词（从前专指王帝的财政官员）取代了“提督”这衔头。
迄今为止，我们所提到的铭刻，主要是与福音书有关的。其他的铭刻──来自希腊、土耳其等地的──则与在使徒行传或保罗书信中所描述的那些事件有关连。在特尔腓（Delphi，希腊）所发现的革老丢的一道谕旨，形容迦流（Gallio）在主后51年是任亚该亚的方伯的，因而提供了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的有关年份（徒十八12）。在哥林多也有一个门上的铭刻，写着：“希伯来人的会堂”，可能表明那是保罗传道的地方（徒十八4）。在那里发掘到一份文稿，提到一个捐助人名叫以拉都（Erastus），他也许就是罗十六23里在城内管银库的那人。该地又发现有类似保罗作工的店铺（徒十八2-3），和一个铭刻，写着：“屠夫路求（Lucius）”。这大概标志着保罗在林前十25提及的“肉市场”（makellon）。
在以弗所，“以弗所人的狄安娜（Diana of the Ephesians）”（即亚底米〔Artemis〕）的神庙的部分遗迹，连同市场和可坐25,000多人的露天剧场，被发掘了出来。撒路塔里斯（Salutaris）的一篇还愿词，声言奉献亚底米的一座银像，“要在全体集会
eccle{sia 时，竖立在刻场中”，显示全体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正如徒十九28-41所暗示的。路加所记载的历史的可靠性，已经由许多铭刻加以证实。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官”（徒十七6、8）是地方法官。来自该城、属主后一世纪的五处铭刻，都提到这些地方官。同样，路加正确的称呼部百流为“首长”（pro{tos），即米利大的总督（徒廿八7）。在路司得附近发现的铭刻，记载有些吕高尼人（Lycaonian），将希耳米（Hermes）的神像献给宙斯（Zeus）。在附近有一座献给“听祷告者”（宙斯）和希耳米的石坛。这说明了为什么当地的人会把巴拿巴和保罗分别认作宙斯（犹皮得，〔Jupiter〕）和希耳米（麦邱立，[Mercury]）（徒十四11）。特庇──保罗下一个停留的地方，于1956年由巴兰斯（Ballance）鉴定为卡拉曼（Karaman）附近的克尔提赫约克（Kaerti
Hu/yu/k）（AS7，1957，页147起）。路加较早以前提及希律一世死前，*居里扭作叙利亚的总督（路二2）和*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路三1）；这些记载，都同样有铭刻支持。
书目：以下只列举了近期的非专门性的英文著作：Y. Yadin, Masada, 1966; K. M. Kenyon, Jerusalem; Excavating 3,000 Years of History, 1967(chs. 6-11); P. Benoit, HTR 1971，页135-67(Antonia); Inscriptions Reveal, 1973，包括：项169-70、182、216（由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出版）；K. M. 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1974 (chs. 1-3、10-15); B. Mazar,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1975; L. I. Levine, Roman Caesarea: an Archaeological-Topographical Study, 1975; Y. Yadin, Jerusalem Revealed: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City, 1968-74，页1- 91; EAEHL，见 Caesarea，Herodium, Jericho, Jerusalem 这几个条目。
J.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