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ART）

　　在漫长的历史中，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自始至终都由混合的民族和文化所占据，因此不容易把希伯来或犹太人的艺术，与当代埃及、叙利亚、米所波大米或腓尼基人的艺术加以区别，或将后来犹太人的艺术，与希腊化的和希腊罗马的输入品、仿造品或影响区别出来。然而，在每一时期中，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指定范围内，某些地方性的风格是可以探索出来的。

a. 史前的艺术

　　迦密山地区中，石器时代穴居人（Natufian）的骨刻（约主前8000），雕刻的镰刀柄，或在石灰石上用红赭土绘画的瞪羚，或用贝壳装饰的头盖骨（这是先陶器之新石器时代的耶利哥〔约主前6500〕所沿用的做法），连同那些小雕像和谢恩像，都是艺术有长久历史的征兆。现存最早的壁画来自约但谷的特利拉迦苏（Teleilat Ghassul）（约主前3500）。有一个采用几何图案的多色彩的壁画，以八角星为中心，四周有人像和龙（？）环绕。其他的壁画描画一只鸟或一群人像，可能是敬拜的人。这种风格使人联想起当代的亚述（哈拉夫废丘 [Tell Halaf]）。耶利哥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也用几何图案装饰磨光的红色陶器。在别处，*象牙和骨头给制作成像小雕像和家具等贵重物品（如：阿布玛特尔 [Abu Matar]，约主前3900-3300）。

b. 迦南人的艺术（主前3000-约1200）

　　这艺术要依据其地区性的发展来研究；艺术的水平颇参差，既有马迪废丘（Tell Mardih]）（*押巴拿）的精致雕像，和萨米耶泉（Ain Samiyeh）雕刻的银杯（二者都反映了米所波大米的影响），也有较普及的小雕像和塑像的地区性版本。比布罗斯（Byblos）的一些金属小雕像，与来自捷斯（El Jiar）坟墓，有镶工并呈侧面影像的象牙（MB II），都显示强烈的埃及影响。在十八世纪的*亚拉拿，雅里林（Yarimlim）的王宫中发现的玄武岩浮雕立像，则与那些在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和巴勒斯坦（夏琐）出土的并非不相似。雅里林的人像，跟亚拉拿日后雕塑的伊德米（Idrimi）坐像一样（约主前1460），似乎有苏默（Sumer）种类的渊源。

　　到了晚铜器时代，在雕塑品中就有许多地区性的混合艺术形式，例如巴力的石碑像，便溶合了埃及（姿势和中分的衣服）、安纳托利亚（头盔和发型）以及叙利亚（衣服）的艺术。这时期的象牙雕品曾被人拿来与迈锡尼（Mycenea）和米所波大米地方的艺术作比较。有一个来自*乌加列的精制金盘，用上了神话的题材。到这个时期的末了，出现了一些取法于伯善碑刻传统（MN II 受埃及的影响）的浮雕，和在巴路阿废墟（Khirbet Balu~a）（外约但）出土，献给当地神明梅卡（Mekal）的谢恩匾。这样的*偶像雕塑，包括来自米吉多的包金铜像，和手工精巧的，来自拉吉及法拉废丘（Tell el-Farah，即米吉多）的象牙雕刻（属十二世纪之物）。属这个时期的，还有陆续不断的彩色陶器，用的是地方性的题材，但有一些题材早在叙利亚和米所波大米已曾出现。一种特有的螺旋形和“鸟”形的装饰，显示那是属沿海地区非利士人的壶和碗形器皿。

c. 希伯来人的艺术（约主前1200-586）

　　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整个古代近东艺术处于衰微时期，当地的产品似乎也很少改变。以色列人看来没有输入他们本土的艺术品，不过他们并非不懂得欣赏艺术和把艺术用在*技艺上。他们接受埃及人精致的珠宝为礼物（出十二35），并且在出埃及后，曾用金银铸造了一只埃及款式的立体公牛犊（出卅二2-4）。以色列人献出他们拥有的贵重物品，以装饰*会幕；这会幕是在属犹大支派的比撒列指导下建造的，他自己能用木料、金属和*刺绣设计并制造各物（出卅五30-33）。

　　希伯来人在大卫和所罗门治下日益昌盛，便聘请腓尼基的艺术家训练他们本国的工匠。在耶路撒冷，这些艺术家设计并承建（*建筑）大卫*宫殿和所罗门*圣殿殿，庙宇（TEMPLE）}的计划，得到二位君王的批准，这可能表明在品味上，当地希伯来人与他们在叙利亚腓尼基的邻国人并没有重大的差异。

　　那禁止作雕像或“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水中的百物”的第二诫（出廿4），并不反对艺术本身，而是反对艺术可能引致的偶像崇拜（5节）。实际上，似乎按以色列人的解释，这条诫命只是排除作人像一事，而饶有意义的是，至今尚未有发现能不容置疑地说是希伯来人或犹太人所造的人像。圣殿如同会幕一样，是用有翅膀的人头狮子（*基路伯）、有翅膀的半狮半鹰的活物、棕榈以及花和树木的图案装饰的。在别处，埃及化的人像和象征，以及鸟类、爬虫类，各种走兽（狮子）、公牛和图案鼓（如：绳形饰），都见于圣殿的装饰（王上六18），并见于撒马利亚和夏琐发现的当代象牙制品上，又给在陶器和刻在印章上。

　　君王与富人都雇用工匠来美化他们的家园（王上廿二39），当圣经对这种做法加以谴责时，是基于这样奢华来得不恰当，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神的殿和工作却被忽略励（摩三15；诗四十五8；该一4）。我们必须记牢：希伯来人对*音乐、文学（散文和诗）以及演讲的，给“艺术的表达”定了极高的标准，对后来的艺术有深远的影响。

d. 媒介

(i) 绘画。由于埃及人和亚摩利人（如：马里授职的壁画）时常在灰壁上绘画，可能希伯来人也会这样做，不过所知的例子还很少。颜料在考古发掘中已有出土（*技艺之染业者），考古学并发现有用红赭土（来：s%a{s%e{r）在墙上和木板上绘画的做法（耶廿二14；结廿三14）。六世纪的阿荷利巴见迦勒底人用朱砂在墙上（结廿三14）绘画（ma{s%ah]，意即“涂，抹”）。

(ii) 木雕。比撒列和他的助手亚何利亚伯监督建造会幕的砍木工作（h]@ro{s%et[`e{s），包括做出有曲型柱顶的柱子（出卅六38，卅五33），以及一座底部挖空装置铜网的有角祭坛（卅八2-4）。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以松木板作屋顶，其上雕有棕榈及扭索的饰边（代下三5），并用香柏木板贴墙（王上六15-16）。墙和门上用浅浮雕的作法刻着（miqla{`ot[）荷花花蕾和“鸢尾花”（或称“威尔斯亲王羽毛”〔注：绉羊齿植物〕）形成三朵并合的花（AV 作“野瓜和初开的花”〔译注：和合本同〕），另刻有棕树图案和*基路伯的像（王上六18、29）。用橄榄木作的门扇用蚀刻（h]a{qa^）和凹雕手法，刻着类似的图案（32-35节）；像通常贵重木料或象牙作的物件一样，全部门扇都用金包贴。诸如坛香木（sandalwood）和黑檀这些硬木要从外地输入（王上十11），熟练的雕工又少，所以护墙板（sa{p{an）、精巧木工以及有雕刻的窗户都被认为是显示财富的奢华手法（耶廿二14；该一4）。以西结所见的圣殿中，护墙板上刻有双脸的基路伯，并交替雕刻着棕树和幼狮像，外面的门则用质料较好的木板镶（s%#h]i^p{）于其上（结四十一16-26）。

　　雕刻精巧的家具，以及其他木制的物件、箱、匙和器皿，已在*耶利哥一些“亚摩利人”的坟墓中发现了。由于古埃及的木刻品（约主前2000-500）“不论是大型的和小型的，都达至极高的艺术水平，是欧洲直到文艺复兴之前望尘莫及的”，富有的希伯来人必然对这种木刻有多少认识。另见*技艺之下“木匠”一段。

(iii) 象牙雕刻。早在主前卅四至卅三世纪（阿布马特尔 [Abu Matar] 时代），巴勒斯坦人已用象牙和骨头来作贵重的物件、小雕像和家具了。采用的手法包括雕刻（大多数在镶板上），塑成立体物，作透雕细工的成品，或作浮雕。“迦南人的”象牙成品包括女人形状的膏油瓶，附有手形的瓶塞（在拉吉发现，为主前十四世纪之物），或爱神头的塞子（在夏琐发现，为主前十三世纪之物）；另有一个泳女捕鸭状的软膏匙（在米西呣之家废丘 [Tell Beit Mirsim] 发现）和几个刻有人像的小箱子。这种艺术经过一个时期的衰落之后，约在十二至十世纪，于米吉多出土的镶板雕有生动的图画，大概是当地工匠所做的。在其中一个镶板上，刻有坐在御座上的王接受贡物的情景；那个御座与后来为所罗门而造的必然相类似（代下九17-18）。

　　在撒玛利亚发现的属于亚哈时代的象牙成品，显示受到腓尼基人艺术的影响，而这种艺术又含有埃及人、叙利赫人和亚述人的成分。这些成品很接近在阿斯兰塔舒（Arslan Tash）（叙利亚）和宁录（Nimrud）（伊拉克）发现的当代象牙制品，而且可能出自同一“派”或同一工会的工匠。这些象牙制品中，有些包上金子或镶上金子、青金石、彩石和玻璃。常见一再重现的图案，包括“荷花”图案和基路伯，这在上述论到木刻和相关的艺术中已有提及；也有不少镶板，刻着一个在窗旁的女人头（亚斯他特？），抬头伏卧状的幼兽，“埃及人”的图像和象征，尤其是跪着的婴孩和如司神（Horus）。在夏琐发现的化妆用调色板和相配的大口瓶（属八世纪之物），刻有简单影线的图案，而且是由以色列人制造的。

(iv) 雕塑。在巴勒斯坦属“迦南人”时期的几件雕塑品已被人发现。来自夏琐的，有用玄武岩雕成的巴力坐像，还有雕刻粗糙的石碑，其上有一双举起的手，另有一些坛。来自米西之家的石碑，其上刻有被蛇盘绕之女神像。另一方面，在夏琐（主前十三世纪）出土的一个雕像，双脚雕刻得十分精致。这与上述的制品相比之下，显示夏琐城里既有优良的雕刻家，也有次一等的工匠。同是来自夏琐的（八世纪），是个石制香杓，形状像一只握着碗的手，作风类似亚述当代的艺术品。拉吉水道竖坑中的一块大石，给雕成一个有须之人的形状（属主前九世纪之物），可见巴勒斯坦人一直有匠心创意。但到目前为止，留存下来的雕塑很少，他们邻国的作品（如：比布罗斯出土，属亚希兰 [Ahiram] 的雕刻精美的石棺）则较为著名。在米吉多和撒玛利亚发现的螺旋形的柱顶，为伊奥尼亚（Ionia）盘蜗形柱顶类型的先驱，大概类似那些用于圣殿中的柱顶。在马加比时期希腊化犹太人的石匠，雕刻当地的果实（葡萄，香橼，爵林叶）为装饰；这些象征也见于作*金钱使用的铸币上。

　　耶路撒冷一个专制骨罐的工会，给我们遗留了几个石箱，上面雕刻了六角星、玫瑰花饰、花卉，甚至还有建筑的图案。

(v) 印章雕刻。在巴勒斯坦发现的圆筒雕刻、甲虫雕像、印章、圆筒印玺，都具有典型的“腓尼基”风格，正如象牙制品上的一样，不过在这里，有翅膀的图盘和有翅膀的甲虫雕像更常出现。直到王国时期，常有雕刻的人像，而且包括个人的名字，这种情形在以色列比在她的邻国中更常见。在犹大人的印章上很少有生物的雕像，这可能表明他们对宗教禁令的意识日益强烈（见上面c段）。

(vi) 金属制成品。所有迹象显示希伯来人精于铸制金属品，但残存下来的成品则很少。这种印象由米吉多一个小型铜座可资证实；这铜座为透雕细工，刻有人向坐着的神明祈祷之像（约属主前1000年之物）。所罗门圣殿的铜“海”估计约重二万三千公斤，铸制的铜海厚8公分，其上的圆盘直径有4.6公尺，有“如花瓣的”边缘高2.3公尺。整个铜海由十二只各自用铜铸成的牛支撑，每三只一组排成方形（王上七23起）。铜海约可盛水五万公升，是一项技艺超卓的成果（*雅斤和波阿斯）。

　　用于 i –vi 质料的许多主题，都类似那些用于其他诸如金工的*技艺上的，而且在巴勒斯坦以外也有这种艺术作品出土。*舞蹈是属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但在什么程度上舞蹈被视为一种艺术，则不能加以判断。

　　书目：A. Reifenberg, Ancient Hebrew Arts, 1950; H. H. Frankfort,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 1963; A. Mootgart, The Art of Ancient Mesopotamia, 1969。

D.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