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译本（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Ⅰ 文言文译本
基督教中文圣经的翻译历史，通常是从1807年、即马礼逊抵达中国的一年写起。这时期的中文圣经译本，都是以文言文写成的。
马礼逊的《神天圣书》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苏格兰人。他隶属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04年申请前往中国，1807年到达广州，随即开始进行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
马礼逊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完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明令禁止西教士自由传教，还规定将教授外国人中文的华人处以极刑。另一方面，由于澳门的天主教人士，也对基督教的宣教事工诸多阻挠。马礼逊在重重障碍中，艰苦经营。1810年，他首先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翻译工作，继而在1811及1812年分别出版了路加福音和使徒书信；翌年更译完了新约全书。旧约方面，除了申命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至约伯记，是他与另一位同属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米怜（W. C. Milne）合作译成外，其余各卷都是由他一人翻译的。1819年十一月，全部新旧约圣经翻译完毕，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
《马殊曼译本》
与马礼逊约在同一时期从事圣经中译工作的，是隶属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的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根据《圣会日报》的记载，在马礼逊来华前八年，马殊曼已抵达中国北部省份传教。而其他资料则多数记载他于当年前往印度孟加拉省的塞兰坡，从事宣教与译经的工作。
马殊曼的译经过程，是先由助手拉沙（J. Lassar）把英文圣经逐段译成中文，然后由他本人根据原文逐句斟酌修订，再请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润饰文笔。他的新约译本于1811年完成，五年后在印度出版；全书则于1822年完成，同年在印度出版。
当代学者比较马殊曼和马礼逊的两种译本时，发现颇多相同或相似的译文，由是推断这两译本都是以当时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由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巴设（J. Basset）于1700年左右译成的稿件，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
《马殊曼译本》虽然比马礼逊的《神天圣书》早一年出版，但由于前者的工作地点是印度，而后者则实地在中国境内进行，所以目前世界仍一致公认，马礼逊的译本是第一部基督教的中文圣经。
《四人小组译本》
马礼逊和马殊曼的译本面世后，东来传道的西教士人数日渐增加。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不同的差会，对译经的标准和要求也各有不同。1835年，一个为修订马礼逊的《神天圣书》而组织的四人工作小组宣告成立，小组成员包括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荷兰传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的郭实腊（Karl Gutzlaff）、美国海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裨治文（E. C. 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 Morrison）。《四人小组译本》的新约部分于1835年完成，由麦都思作最后订正，两年后在巴达维亚（今之耶加达）出版，定名为《新遗诏书》；旧约部分则于1838年完成，1840年出版。旧约圣经发行的同年，郭实腊又将麦都思订正的新约部分再行修订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委办译本》
1842年八月，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答允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并且割让香港。这时有不少在华的传教士认为，中国的政局既渐趋稳定，应考虑合作出版一部有统一的名称和名词，且在翻译上更为完善的圣经。1843年八月，英美两国各差会的代表共十五人，在香港召开首次宣教会议，通过由所有在中国的基督教差会组成一个总委办会，其下设地区委办会，分区进行圣经翻译工作；每区的稿本须交其他地区代表审查，再经总委办会校阅后才作定稿。大会同时决定以“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作为翻译的蓝本。
1847年六月，第二次宣教会议假麦都思在上海的寓所举行。会前浸信会的代表宣告退出，准备自行把《马殊曼译本》修订出版。而会中其他代表又因神学上的争论分裂成不同的派系；麦都思和施敦力（J. Stronach）等主张把 God 字译作“上帝”，而裨治文和布恩（W. J. Boone）等则认为应译作“神”。最后代表决定在印行新约时，出版机构可随自己的见解加以翻译。于是美国圣经公会采用“神”字，英国圣经公会采用“上帝”二字。1850年，《委办本四福音》首先完成。翌年，裨治文宣告退出，余下伦敦传道会的几位传教士继续工作。1852年，《委办译本新约全书》终于完成面世，而《旧约全书》则于1854年正式出版。
《裨治文译本》
裨治文退出委办会后不久，便联同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U.
S. A.）的宣教士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重译圣经。新约部分于1859年出版，旧约则于1862年出版。对于需要深入研究经义的教牧人员或神学生来说，这译本确能提供较多帮助。对一般读者来说，《委办译本》因文笔流畅，所以对向来重视文章风格的中国读书人更具吸引力。
《高德译本》
浸信会传教士一向都不赞成“洗礼”这个名词，他们主张用《马殊曼译本》中的“蘸”字来代替“洗”字。他们退出委办会后，便邀请当时正在曼谷的传教士高德（J. Goddard）来华，从事修订《马殊曼译本》的工作。1853年，新约全书在宁波出版。旧约方面，高德在修译完创世记至利未记后，由于健康欠佳而不能继续，改由罗尔悌（E. C. Lord）和迪因（W. Dean）修译余下各卷，于1868年完成出版。一般认为这译本比《新遗诏书》更切近原文文法格式，而在中文文笔方面，仍不失清顺易读，实在难能可贵。
Ⅱ 浅文言译本
时至满清末期，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加上国人对外接触日渐频繁，又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使一般写作都趋向较为通俗的浅文言。浅文言译本时期（十九世纪初约廿五年），可以说是文言文圣经过渡至白话文圣经的中间阶段。
《杨格非浅文理译本》
第一位尝试用浅文言翻译圣经的传教士，乃伦敦传道会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他认为文言文过于艰深，无法承担普遍宣教的任务，而当时口语方面使用的官话，却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方言味道；所以他尝试走中间路线，进行浅文言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反对照字搬字的译法，认为这只会曲解了原文的意思，因而提倡“忠实的译文要能保存原作者的意思，并且将它表达出来”。这主张与近代译经权威奈达（Eugene Nida）的见解相似，后者以“意义相符，效果相等”为翻译的最高准则，反对“形式相符”的呆板翻译。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于1885年出版，四年后发行修订版；旧约部分则只译至雅歌为止，于1905年出版。
《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
美国海外宣教会的白汉理（Henry Blodget）和伦敦传道会的包约翰（John S. Burdon），是继杨格非后尝试用浅文言翻译圣经的传教士。他们合作译成的新约全书于1889年出版。这译本不及杨格非译本流传广泛。
《施约瑟浅文理译本》
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是美国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U. S. A.）驻上海教区主教，于1859年十二月抵达上海。他首先参加《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然后独力完成了一册旧约官话译本。1881年，他在武昌中暑而瘫痪，虽遍游欧美治疗，但屡医无效。1886年，他回美国休养。这时他只能用两只手指打字，而他所翻译的浅文言圣经，就是在这情况下，逐字以罗马并音译成的。因此，他也诙谐地称这译本为“两指版”。1895年，他重返上海，把译稿写成中文，于1902年在日本付印。
Ⅲ 官话（国语）译本
“官话”（现称为“国语”）是当时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了更能切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宣教士便尝试以这种普及语言来翻译圣经。
《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
第一位以官话翻译圣经的宣教士，是曾主译《新遗诏书》，其后又参与《委办译本》翻译工作的麦都思。他与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宣教士施敦力合作，把《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改写成官话，于1857年出版。
《北京官话新约全书》
这部官话圣经，是由五位在北京或华北地区居住的英美宣教士合作译成的。他们都是当代颇负盛名的汉学家，包括包约翰（J. S. Burdon）、艾约瑟（J. Edkins）、白汉理（H. Blodget）、丁韪良（W. A. P. Martin）和施约瑟（S. I. J. Schereschewsky）。他们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根据，分头翻译，译毕交全体审订，再经中国学者精阅详校，才作定稿。这译本费时八年才完成，于1866年出版。由于译者对God字的译法仍有歧见，故此在出版时发行了三种版本；英国圣经公会印行“上帝”与“天主”两种版本，而美国圣经公会则印行“神”字版本。这译本是《官话和合译本》面世以前，在中国华北各省流传最广的圣经。
《施约瑟旧约译本》
施约瑟是浅文言圣经《两指版》的译者，也是《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翻译小组成员。他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的体裁进行翻译旧约，于1875年完成，由美国圣经公会出版。这译本其后曾经多次修订。1878年，英国圣经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氏的旧约译本会印为圣经全书出版。
《杨格非官话译本》
英国和苏格兰圣经公会认为《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带有北方口语，不易成为全国性读物，乃邀请杨格非翻译一部适合南方各省人士阅读的圣经。杨氏将他本人以前用浅文言译成的新约圣经改写成官话文体，于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
从1823年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出版，直至十九世纪末叶的六、七十年间，在中国南北各省教会通行的中文圣经译本，数目已有十多种；若把地域性方言的译本计算在内，数目达卅种以上。对于当时尚在幼嫩阶段的中国教会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健全的现象。1890年，欧美各差会的代表在上海举行译经大会，通过进行《和合译本》的翻译，务求让全中国的教会可以拥有划一和标准的圣经。大会原先决定出版三种不同文体的译本，以供应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但在文言文和浅文言两种文体的新约部分完成后，众代表议决取消两种文言译本的计划，只出版一部合并的文言译本全书；至于第二种文体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按原定计划进行。
参与这项翻译工作的西教士共七人。他们工作至1906年新约完成时，译员中已有一人去世，另一人退休，余下的五人分别是：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欧文（G. Owen）、鲍康宁（F. W. Baller）和鹿依士（S. Lewis）。1919年二月，《官话和合译本》（后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正式出版；富善是上述五人中唯一健在，能亲眼看见这译本面世的译员。在前后廿七年的翻译期间，译文曾经多次被仔细的修订，最后才由英国、美国和苏格兰三地的圣经公会出版。这译本面世后不到十年，其销量已远超任何其他译本。它不仅被华人教会奉为一册“神圣的经典”，也被尊为一种“学术上的钜着”。它对华人教会的贡献与影响，实非其他译本所能相提并论的。
1988年，联合圣经公会为了切合新时代语文演变的路向，推出了《新标点和合本圣经》的修订译本。这新译本虽沿用旧译本的经文，但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以及一些人名、地名和词汇的译法上，都作了恰当的修订。
王宣忱的《新约全书》
《国语和合译本》的出现，可说是西教士从事圣经中译工作的结束。随着中国信徒在真理上的稳固成长，以及圣经学者的日渐兴起，由华人翻译的圣经相继完成面世。第一本由华人独力承担译事的圣经译本，是王宣忱的《新约全书》。王宣忱是一位中、英文造诣皆深的学者，且懂圣经原文，曾协助狄考文（C. W. Mateer）翻译《国语和合译本》。狄氏死后，王宣忱进神学院深造，期间决志重译新约圣经，并搜集各种译本以作参考。1933年，他的《新约全书》翻译完成，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
朱宝惠的《重译新旧约全书》
朱宝惠先与美籍传教士赛兆祥（A. Sydenstriker）合作翻译了一册新约圣经，于1929年出版。稍后他们认为有重译的必要，但工作开始后不久，赛氏便因病去世。朱宝惠乃单独承担修订工作，并且进行旧约的翻译。1939年，全书修译完成，定名为《重译新旧约全书》。
郑寿麟、陆亨理的《国语新旧库译本》
这译本是郑寿麟与传教士陆亨理（H. Ruck）合作译成的圣经。新约部分于1939年在北京出版，而新约附诗篇合订本则于1958年在香港出版。
萧铁笛的《新译新约全书》
箫铁笛从1959年开始进行翻译圣经的工作，在赵世光牧师的协助下，以五年时间把新约译完，于1967年由香港灵粮出版社发行。
吕振中的新旧约译本
吕振中于1940年开始在北京翻译圣经。他以英国牛大学的苏德尔（Alexander Souter）所编的新约希腊文圣经为依据进行翻译，于1946年完成了新约部分，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三年后，他又以圣经公会发行的聂斯黎（Eberhard Nestle）新约希腊文第十七版圣经为蓝本，把译文重新修订，于1952年完成，由香港圣书公会出版，名为《新约新译修稿》。而旧约的翻译工作费时十多年始完成，于1970年出版。
Ⅳ 现代语文课本
华人译本的出现，为中文圣经翻译史揭开了新页。在接续的数十年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转变，中国语文趋向更现代化。很多古旧的词句已不通用、新式的标点符号逐渐增加、不少字词虽写法依旧，但意义和内涵改变了。为了配合新时代的需要，翻译现代语文的中文圣经便应时而生。
《现代中文译本》
这中文圣经的译本是由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圣经公会，联同联合圣经公会的学者，进行翻译和审阅。译事进行的程序，是先由一位翻译者把《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译成中文，再由八位圣经学者根据原文审核译稿。翻译过程中特别强调“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着重“意义”而非“字义”的翻译。由于有三位天主教学者曾经参与审阅译文的工作，所以这译本可说是两教派人士合作的成果。
翻译工作于1971年开始；四年后，新约部分完成出版，名为《给现代人的福音》，翌年再出版《新约全书附诗篇》。1979年，《现代中文译本》全书面世，距离《或语和合译本》的出版刚好六十年。它针对后者暗晦难明的语句，以现代人惯用的浅易语文翻译而成。为使非基督徒读者在自行阅读经文时不会感困难，译文中很少使用他们不易明白的神学名词和宗教术语。同时，译本采用了近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加上在每卷书前的简短背景和内容提要、译本中的插图、书末的名词浅注等，都对帮助读者掌握和明白经文的内容，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圣经公会在获得天主教当局的同意和授权下，于1976年把这译本印行成《新约天主教版》，译文中除了将“上帝”改为“天主”，“圣灵”改为“圣神”，“耶和华”改为“上主”外，其他悉照基督教版的内容，未作任何变动。
《当代圣经》
这译本由一群华人圣经学者，以美国神学家戴肯尼博士（Dr. Kenneth Taylor）出版的英文圣经 Living Bible 为蓝本翻译而成的中文圣经。戴肯尼由于在家庭崇拜中宣读《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经文时，发现他的孩子都不了解其中的意思，于是尝试把经文白话化，结果引起他们热烈的反应。从此他便决心以浅白易明的文字改译圣经，使它可以成为传福音和栽培初信者的有力媒介。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新约部分于1967年出版，全书则于1971年完成面世。
其后戴肯尼成立了国际新力出版社（The 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积极推动和资助世界各地进行圣经意译的工作。1972年，该社的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在“不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意思，务求表达得流畅易明”的原则下，开始翻译中文圣经。1974 年，新约部分完成出版，名为《当代福音》；旧约则于1979年完成，全书名为《当代圣经》。稍后这译本还被印行成简体字版，藉此进一步发挥传福音的效用。
《圣经新译本》
这译本是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推动与资助，并由华人圣经学者根据原文翻译的中文圣经。1971年九月，该会派遣代表到香港，与教会领袖商讨译中文圣经的计划。翌年，一个名为“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的组织宣告成立，由九位香港圣经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并选出以滕近辉牧师为主席，正式进行圣经新译工作。1976年，《新约全书》完成面世。新译会原打算在出版新约后的五年内把旧约译完；但时至今天，旧约部分仍未见正式出版。
《新约全书》翻译时采用的两项基本原则，是“力求忠于原文和运用现代语体文进行翻译”。前者使这译本在文句的格式和结构上，保持与原文的一致性；后者使这译本在语文运用上，能切合新时代的需要。虽然这译本的译文有时颇受原文语法束缚，朗读起来不及《国语和合译本》或《现代中文译本》般流畅，但它不失为一部较具学术水平的译本；不论对传道人释经或预备讲章，以及对信徒查考经义，都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C.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