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这是一个普及的名称。用来形容那些在1947年及之后几年于死海以西一些地区所找到的抄本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分为三类，而每类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连。

Ⅰ　昆兰古卷的经文

　　最重要的死海古卷，是那些自1947年以来，在死海西北的昆兰河谷附近的十一个洞穴里所发掘到的古卷。这些洞穴内的抄本主要是由一个犹太人社团的图书馆遗留下来，这团体的总部位于洞穴附近，即今日被称为昆兰废墟（Khirbet Qumran）的建筑物。这个团体在主后7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已经占据此地（除了主前34至4年这三十年以外）。

　　这个团体，极可能是*爱色尼派的一个分支，由一班敬虔的犹太人（h]@si^d[i^m）所组成。这些犹太人在伊皮法纽（Antiochus Epiphanes）施行逼害的时期（主前175-163）仍保持清白，忠诚地持守圣约。日后犹太人取得独立，主要的民事和军事权力，甚至大祭司的职分都集中在哈斯摩尼王朝身上（Hasmonean dynasty）。这班犹太人不能够接纳这个安排是出于神的旨意。于是，在一位被他们誉为“公义的教师”的领导下，他们退到犹大旷野，在那里自行组织成为以色列公义的余民，“为主而装备的子民”。他们预期新的世代很快临到，使现今“邪恶的纪元”得以结束。他们努力尝试藉着勤奋的学习和实行律法去赢取神的喜悦，和为他们迷路的以色列同胞的过错赎罪。他们更预期在末后的日子能成为神圣审判的执行者，审判不义的人。

　　他们相信，末后的日子，是以旧约所预言的三位人物的出现为记号的。这三个人就是：申十八15起所说的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大卫家的弥赛亚，和一位出自亚伦家系的大祭司。这位祭司在新的时代中会成为国家的首领，比大卫家的弥赛亚的地位更为重要。大卫家的弥赛亚会成为争战的王，带领以色列忠心的军队去歼灭“黑暗之子”（其中以外邦势力的基提人 [Kittim] 为主，这大概是指罗马人）。那位先知则会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将神的旨意传达给祂的子民，正如摩西在他们的历史开始时所做的。

　　在“邪恶的时代”，于耶路撒冷任大祭司的人，昆兰的人是不承认的。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属于撒督的合法家族（在伊皮法尼时被废除），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道德行为不配担任这神圣的职分。其中有一位，显然是哈斯摩尼的祭司──君王，或许就是约拿单，即犹大马加比的弟弟和继承者，他被形容为最典型的“邪恶的祭司”，因为他用强烈的敌对行动来对待公义的教师，和他的跟随者。昆兰团体保留撒督祭司和利未人的那种体系，准备在新耶路撒冷洁净的圣殿中恢复合宜的献祭和敬拜（这新耶路撒冷不是指天上的城，而是将旧的耶路撒冷更新）。但直到那复兴之时，这团体构成一个活的圣殿，一般会员是圣所，核心议会的成员是至圣所，以颂赞的舌头和顺服的生活作为可悦纳的祭。

　　在这团体的藏书中，有五百份文件已被鉴定（但很可惜大部分都是残片），包括了圣经和非圣经的作品。大约有一百卷是旧约的书卷，以希伯来文写成。旧约全书除了以斯帖记外，都被抄在这些古卷上（其中有些书卷更被抄在好几卷古卷上）。为什么他们没有抄写以斯帖记，这是出于故意还是偶然呢，很难说。这些圣经抄本的年期属于主前最后数世纪至主后一世纪的早期之间。他们至少展示了三种不同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马索拉初本的文本（proto-Massoretic type，大概源于巴比伦），是今日被接受的希伯来文圣经所根据的文本；七十士译本以之为根据的文本（大概源于埃及）；并一种与撒玛利亚五经（the Samaritan Pentateuch）有密切关系的文本（大概源于巴勒斯坦）。有些抄卷呈现混合的文本；例如在第四洞找到一本民数记的抄本（4Q Num.b），它的文本介乎撒玛利亚和七十士译本的文本之间。另外，又有一本撒母耳记抄本（4Q Sam.a），这抄本的经文被认为比马索拉文本（MT）和七十士文本的经文更为可靠。在同一洞穴中找到的另一本撒母耳记抄本尤引人注意，这抄本的文本不但与七十士译本所根据的文本相近，甚至比马索拉文本（MT）更接近历代志作者所采用的那一本撒母耳记文本。这些抄本的发现，将原文书卷与现存的最古旧的抄本之间的时距，缩短了一千年或以上之多，并且对旧约的抄本历史作出钜大的贡献（见*经文与译本，1. III）。

　　在昆兰的洞穴中也发现了一些七十士译本的残片和一些亚兰文圣经意译本的文献（targumic literature）──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从第十一洞所发现的亚兰文意译本的约伯记。又有几个属于次经的作品，包括多比传（Tobit，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版本），传道经（Ecclesiasticus，希伯来文版本），耶利米书信（Epistle of Jeremiah，希腊文版本）；以诺壹书（1 Enoch，亚兰文版本）和禧年书（Jubilees，希伯来文版本）。

　　那些非圣经的古卷，加上由昆兰废墟和在南面三公里的费舒克哈泉（`Ain Feshkha）附近一座附属建筑物所发掘出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团体的信仰和生活的宝贵资料。当然，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个团体的藏书中，不是每一本都反映出该团体的思想和行为。但大多数的昆兰文献的描写是前后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从中推论有关昆兰居民的一些生活情形。

　　昆兰团体实行严格的自律生活。他们用严厉的规条防止人随意加入这个团体，包括要经过一段试验期。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比最严格的法利赛教门更为严格。事实上，在昆兰文献中，“寻求易路的人”（参：赛卅10“柔和的话”）这句话大概就是指法利赛人。昆兰的人有定期的洁净仪节，并且举行相交聚餐，但只是具有资格的人才可参加。他们采用的日历与在“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中所定的相似。他们从启示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人的盼望，并相信他们自己在这盼望的实现上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圣经的预言都是指着他们这时代或将临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而说的。他们的圣经注释书（p#s%a{ri^m）清楚的显示出他们这种看法。在昆兰的洞穴中发现了好几本这样的注释。根据昆兰解经家的看法，先知藉着启示知道神在末时要做的事，但他们却不知道末时何时才来到。这额外的启示由神赐给了“公义的教师”，再由他传递给他的门徒。因此，他们对这些先知言喻具备的洞察力，是其他犹太人所没有的，而他们也觉得神特别眷爱他们，因为祂将自己的旨意的奥秘和这旨意实现的时候和方法都指示了他们。

　　然而，昆兰团体的期望并未照着他们的看法实现。在主后66至73年的战争期间，他们似乎弃掉了自己的总部；很可能在同一期间，他们为安全起见，将他们的书都收藏在附近的洞穴中。我们不清楚这团体的生还者结局如何，但很可能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经与耶路撒冷的难民教会合作。

　　有人指出昆兰团体和早期教会之间有相似的观点。例如他们对末世的看法，他们余民（remnant）的意识，释经的立场和宗教的实践。然而两个团体之间也有很重要的分别，足以抵消那些相似之处。昆兰团体的洗濯仪节和相交聚餐就缺乏了基督教的洗礼和圣餐所蕴含的圣礼意义。早期的基督徒，正如耶稣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上与他们的同胞很自由地混在一起，而不是在旷野组成修道的社团。新约圣经描写耶稣为先知、祭司和大卫家的君王，并不像昆兰的末世论一样，将这三个职事分配给三个不同的人物。事实上赋与了基督教各方面的独特性是耶稣自己。“公义的教师”固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教师，但他并不是弥赛亚或救主，甚至他自己的跟随者也不认为他是弥赛亚。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耶稣除了是他们的“公义的教师”之外，更是弥赛亚和救主，主的义仆和人子。“公义的教师”死的时候（或采用昆兰的说法，“被召回时”──这显示自然的死亡），他的跟随者也许曾经期望他会在末日整体的复活未到之前就从死里复活（虽然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猜想）。不过，他们之中，从未有人宣称他复活；这是肯定的。

　　从第三洞穴所发现的铜卷与昆兰团体大概毫无关系。它更可能是属于主后66至73年的战争期间一队建营在昆兰的奋锐党战士。这铜卷似乎用密码记载了圣殿珍藏的物品，这些珍藏分布在耶路撒冷及其以东和以南地区的六十一个藏物处。

Ⅱ　巴柯巴战役的文稿

　　1952年前后，在昆兰以南约十八公里的慕拉拔河谷（Wadi Murabba`at）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批抄本。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巴柯巴（Bar-kokhba）军队的前哨兵占领这些洞穴时的作品，这巴柯巴就是犹太人第二次反叛罗马时（主后132-135）革命领袖。所发现的文件包括一些写给巴柯巴的信，以及两封他写的信。这两封信显示他正式的祖传姓氏是科斯巴之子（Ben-Kosebah），他称自己为“以色列的王子，科斯巴之子西缅（Simeon Ben-Kosebah）”。（巴柯巴的意义是“星辰之子”，这衔头是由于拉比亚基巴 [Rabbi Akiba] 尊称他为“星”〔参：民廿四17〕，即奉他为大卫家的弥赛亚。）在这些洞穴里头，也发现了很多属于这个时期的圣经抄本残片，全部都是属于“马索拉初本”的文本（'proto-Massoretic'）。

　　大约在发掘慕拉拔洞穴的同时，在隐基底（En-gedi）以南的希维尔河（Nah]al H]ever）又发现了更多属于巴柯巴时期的抄本。其中包括希伯来文圣经的许多残篇和一份残缺的小先知书的希腊文抄本，此抄本的版本与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所采用的相似（约主后150）。巴特利米（D. Bar-thelemy）暂时的结论是这版本与俄利根的五种经文合参（Quinta）相同。

　　之后有人在同一个地区内的三个河谷有类似的发现。这些河谷也有些洞穴，曾经被巴柯巴游击队的小分队用作总部。在这里发现的文件包括两个写有出十三1-16的古卷片断，另外有一小片断，写上了一共七行的诗篇十五篇的一部分。

Ⅲ　梅尔特废墟

　　在梅尔特废墟（从前是一间基督徒修道院），即汲沦谷（Kidron Valley）以北之处，有很多极引人关注的抄本于1950年左右由塔阿米尔支派（Ta`amire）游牧民族的成员所发现（这支派也是最早发现昆兰古卷的人）。这些抄本的年代比那些从昆兰和慕拉拔所发现的抄本晚很多。其中包括有主后七至八世纪用亚拉伯文写的私人信件的蒲纸碎片，一封由一位基督教修士用叙利亚文写在蒲纸上的信，抄有尤里皮迪斯（Euripides）的作品安德罗玛彻（Andromache）的一片碎片，并一些用希腊文和巴勒斯坦地的叙利亚文写成的圣经经文。希腊文的圣经经文包括有智慧书、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碎片，都是用当时一种大字体写的，年代属于五至八世纪之间；至于那些用巴勒斯坦叙利亚文写的（其中很多是再用的羊皮卷）则包括有约书亚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和歌罗西书的碎片。

　　书目：M. Burrows, The Dead Sea Scrolls, 1955, and More Light on the Dead Sea Scrolls, 1958; F. M. Cross, 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and Modern Biblical Studies2, 1961; J. T. Milik, Ten Years of Discovery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ea, 1959; F. F. Bruc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Dead Sea Scrolls2, 1966; The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Qumran Texts, 1957, and 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Qumran Texts, 1960; A. Dupont-Sommer, The Essene Writings from Qumran, 1961; G. Vermes,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2, 1975; E. Lohse, Die Texte aus Qumran: Hebra/isch und Deutsch, 1964; A. R. C. Leaney, The Rule of Qumran and its Meaning, 1966; R. deVaux, Archaeology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1973; J. A. Sanders, 'The Dead Sea Scrolls - A Quarter Century of Study', BA 36, 1973，页110起；G. Vermes, The Dead Sea Scrolls: Qumran in Perspective, 1977; D. Barthe*lemy and J. T. Milik 编，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1955起；J. Carmignac 编，Revue de Qumran, 1958 起。

F.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