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圣经译本（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IBLE）
Ⅰ 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译本（Anglo-Saxon versions）
英文圣经译本的历史，始于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它的开端是模糊不清，不能确定，而又具挑战性的。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就曾提供一篇引人入胜的报道（Ecclesiastical History 4, ch. 24），描述在主后七世纪后期，牧人西特蒙（Caedmon）如何获得天赋之才，使他能用英文诗唱出圣经的要旨及论题。根据比德的见证，随着西氏之后，有其他的人力图撰作宗教性的诗。虽然比德没有逐字照引西氏的任何诗章，他却复述了据称是西氏所作的最初几首诗的意思；这些诗风格清新脱俗，意气高尚激昂，读之令人兴奋。至今尚存的一些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作品，或以诗体处理圣经资料，或将圣经资料加以意译，不论它们是否与西氏有关，它们都见证了在那时期一种传播圣经知识的重要方法。
按后人声称，比德曾把约翰福音翻译为英文。他的追随者卡思伯特（Cuthbert）在论及其“父与老师”之死的一封信中，叙述了比德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差不多就在他离世的那一刻，如何完成了他对第四卷福音的翻译工作。有某些证据可能显示，比德真的曾把整本圣经或其大部分译成英文；若此事属实，则很可惜，他的作品并没有留存下来。
有人认为欧德罕（Aldhelm, 640-709）曾把诗篇译成英文，甚至说他所翻译的其实不祇诗篇，而是圣经的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话）；但没有现存的稿本可肯定说是属于他的作品。维斯帕先（Vespasian）的诗篇是至今尚存附有行间注释（逐字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对照并排）的最古老的拉丁文诗篇，但我们不能确认内中是否包含有欧氏的译作。继这诗篇的稿本而来的，有为数颇多的其他译本，都附有盎格鲁撒克逊文的行间注释。
亚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
849-901）把十诫的英译加以缩减和重新编排，另附出廿一-廿三和徒十五一部分的英文经文，作为其“撒克逊法律大全”（Code of Saxon Laws）一书的引言。马尔呣斯布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声称，亚尔弗雷德在临终之时，正致力于诗篇的英译工作。至于“巴黎诗篇”（Paris Psalter）中，以英语散文翻译的首五十篇是否代表了亚氏的作品这问题，则意见不一。他所翻译的贵格利（Gregory）之“论牧养”（De cura pastorali）一书，当然包括了对原文所引用的经节的翻译。
约于十一世纪初叶的一位修道院院长伊尔弗黎克（AElfric），曾翻译或意译了旧约经文广大的部分。
有两份附有盎格鲁撒克逊文注释之拉丁文福音书的稿本存留至今，其中一份是著名的林底斯凡福音书集（Lindisfarne Gospels），属于大约700年，附有约于950年写成的行间注释。另外的一份稿本是鲁舒沃思福音书集（Rush-worth Gospels），内中的行间注释在处理马可、路加及约翰福音时，非常倚赖林底斯凡稿本的注释。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中一项显著的发展，就是四福音获妥善地翻译成一个连贯不断的英语译本，这译本的英文经文见于六份现存的稿本中。
Ⅱ 中古英语的译本（Middle English Versions）
中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始于十二世纪末期。约于1300年，有一诗体的诗篇译本面世；继而有散文体裁的译本，其中一本是哈呣波利的洛尔理查（Richard Rolle of Hampole）之作。新约的一些部分亦被译成英文。不过，中古英语时期的特殊成就，乃是与威克里夫（Wyclif，约1320-84）及他所代表的运动有关。一本较早期的威氏译本在十四世纪后期约1380至83年完成，其中有颇大的部分（从创世记至巴录三20）是赫勒福德的尼古拉（Nicholas of Hereford）所译；其余的部分，包括新约在内，则有一些人认为是威氏本人所译。不论威氏在实际翻译工作上的参与到底如何，推动这本极有影响力的译本的动力，必须归功于他对圣经的热心，以及他要使人可以得到英文圣经的热诚。这译本是根据拉丁文的底本译成，由于译文过分执着原文，以致对英文的惯用语法及意思的清晰方面都略有所损，但它仍不失为一项值得嘉许的新尝试，是针对当前之需并瞻望未来的。
在威底氏译本之后不久，便有一文体较为流畅的译本面世，此译本很可能是威氏的一个追随者帕维（John Purvey），在其他人的协助下完成的。帕氏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可供借镜，他的修订本也就甚具影响力。固然它最后被十六世纪丁道尔（Tyndale）及科威对勒（Coverdale）的译本取代了，但它的影响力却仍透过其后继的译本得以存留久远。
Ⅲ 丁道尔威廉（William Tyndale）
丁氏乃第一个将新约圣经直接从希腊文译成英文的人。他在1515年于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翌年，伊拉斯姆（Erasmus）的新约希腊文圣经面世，这是第一本印成而真正出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丁氏可能曾在剑桥大学修读希腊文。他致力使人可以得到本国语言的圣经，他的热心可从他与一位“博学之士”交锋的故事中看出来。此人断言我们没有神的律例比没有教王的律例还好。丁道尔向这人表明了他对教王及其律例的抗拒，并谓神若保存他的性命，他会使一个耕田的童子比他那个博学的对手更熟识圣经。他的心愿是要用人们的土语把新约圣经清楚的放在他们面前，但他发觉在英国不能完成心愿时，便往汉堡（Hamburg）去了。他日后再也没有回到那将要享受他劳苦的成果，并因他的献身而获得充实的国家。
在完成其新约翻译的过程中，丁氏使用了伊拉斯姆在1519及1522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他也参考了伊氏的拉丁文译本、路德（Luther）的德文译本及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他的新约圣经在1525年于科伦（Cologne）开始印刷；但反对的势力逼使他带着印好的那些书页逃到沃木斯（Worms）。在那里，不久之后（于1525或1526年），他便完成了两版（一个是四开本，另一个是八开本），每版各三千册。在英国，狠毒的官方反对势力非常成功地毁灭了丁氏初期发行的新约，以致现在只有极少数遗留下来。修订的版本于1534及1535年面世。丁氏的版本，虽然遭受反对，却是不能毁灭的。这是首本印成的英文新约圣经，也是第一本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圣经，在英文圣经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对那些尚未出现的英文圣经译本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丁氏新约的措词和结构，对 AV 的影响是巨大的；后者秉承了丁氏译本的简朴、新颖、活力及优美的句法，是对这译本一种继续不断的褒奖。丁氏还在1530年出版了摩西五经的译本，在1531年出版了约拿书的译本，以及旧约部分的选择（与他1534年版的新约圣经一起出版）。一本包括了经修订之创世记翻译的摩西五经版本，于1534年印成。有可靠的根据使我们相信，丁氏还翻译了旧约经文另外广大的部分，但在他完成圣经的翻译之前，他便殉道而死。在他的旧约翻译工作上，他使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在他可用的译本之中，有路德的德文译本、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以及由帕治尼奴斯（Pagninus）执笔的一拉丁文译本。像他的新约译本一样，丁氏忠实而活泼的旧约经卷翻译，发出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临终时的祷告，是求主打开英王的眼睛。
在丁道尔时期英文圣经的发展过程中，佐尔（George Joye）的参与也是很重要的。他于151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其后受到路德宗的教义的影响，结果发觉他需要逃往外国避难（约1527）。有可能他在1530年出版了一诗篇译本，此译本与他在1534年出版的不同。他又出版了以赛亚书（1531）、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及摩西在红海之歌（1534）和丁氏新约圣经的修订版本（1534）；后者并无丁氏的授权，而其中的修改也是丁氏不赞同的。丁氏于1534年出版了他自己修订的新约圣经，其中附有旧约的选译，之后佐氏又出版了他的新约的另一版本，亦连同旧约的选译。有可能他也出版了箴言书及传道书的译本（见 C. C. Butterworth, The Literary Lineage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1941，页87起）。
Ⅳ 科威对勒迈尔兹（Miles Coverdale）
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及修订史上，从丁道尔到 AV 面世这段时期内，第一个真正著名的人物就是科威对勒迈尔兹。由于王室及教会的态度有了改变，他的工作也因而得益。在1535年，科氏出版了一本圣经全书的译本（是他在欧洲大陆时已译好的），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印成的圣经全书。此译本附有一篇致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献词。它是根据德文及拉丁文的译本，并参考丁道尔的译本而译成的。有一对摺本及一四开本于1537年面世。四开本在其书名之页上声明，该书的出版及发行是有英王极恩慈的许可的。在1538年科氏出版了一本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附英文翻译的新约圣经，拉丁文与英文分两排并列。他能写出优美的音韵和措词，这使他对英文圣经翻译的伟大传统作出了历久常存的贡献。
Ⅴ 马太译本圣经（The Matthew Bible）
在1537年有一本圣经面世，其书名之页声称，它确实并完全是由马太（Thomas Matthew）译成英文的。这本圣经常被人认为是丁道尔的一位随从者罗杰斯（John Rogers）之作；罗氏认为不宜用他自己的名义出版该书。此译本实际上是将丁道尔及科威对勒的译本略为修改，然后编纂而成的作品。一本实质上乃丁氏所作的圣经译本（而丁氏曾为亨利八世及教会所反对），现在竟可以献呈给亨利，且得以在其极恩慈之许可下出版发行，此事委实是一大讽刺！原来在坎特布里（Canterbury）的大主教克蓝麦（Cranmer）的请求下，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取得亨利的授权，在他的权柄下准许人们在国内购买和阅读这本圣经。
Ⅵ 塔弗那圣经（Taverner's Bible）
塔弗那（Richard Taverner）于1539年出版了一本“马太译本”的修订本，作了不少的改良，这些改进表明作者颇具学者的才能。此译本对未来的译本不无影响，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在圣经英译本的主要发展里，并无占一席拉。
Ⅶ 大圣经（The Great Bible）
在1539年有一本圣经面世，对英国及以后英文圣经的历史，都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它是由科威对勒应克伦威尔之邀译成的，因此有人称它为克氏圣经。由于它的体积很大，故亦有人称之为大圣经。1540年四月的第二版及其后的版本，内有克蓝麦大主教所写的序言，是以这译本常被称为克蓝麦圣经。但撒开它诸多的名称不谈，它其实是马太译本的修订本。它获得批准在民间发行，并在每一间礼拜堂中使用。礼拜堂取得这些圣经后，人们围着这些圣经而聚集，他们的诵读和讨论甚至干扰了礼拜程序的进行。在1540年有三版面世，于1541年又再有三版。大圣经的诗篇纳入公祷书，因而留存久远。
Ⅷ 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
在亨利八世的最后数年内，没有新的英文圣经出版，而官方对使用圣经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虽然大圣经不像丁氏译本及科氏译本那样被列为禁品，它的使用却受到限制。这种新的态度也延伸到初级读本的范围内，这些读本含有圣经的选录。在1545年出版了一本修订过的初级读本（这常被称为亨利八世的初级读本），任何其他的都被禁止使用。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任内，情势再度变成有利于英文圣经的发展及使用。这期间出版了多版那些较旧的译本，但却几乎完全没有新的翻译工作。柴克（John Cheke）爵士确曾独立地从希腊文翻译了马太福音及马可福音的开首部分，他的目的是要使文化水准较低的人也能明白，所用的文字尽量避免不是源自英语的字汇，但他的译品到了1843年才真正出版。
图多尔（Mary Tudor）女王的统治时期在性质上与爱德华的大不相同。她把圣经从礼拜堂里取去，许多更正教（Protestant）信徒殉道而死。有些则逃往欧洲大陆；日内瓦圣经的完成，就是其中一批在日内瓦的这些人士的功劳。不过，首先有一本日内瓦新约圣经于1557年出版，主要的译者似乎是韦定甘（William Whittingham）。这本新约采纳的分节法，是司提反（Stephanus）于其1551年第四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首次使用的。译者为使经文意思更清楚而加上的字句，用斜体字印出以示区别。这是一本值得嘉许的修订本，韦氏所用作为根据的经文，看来是一新近出版的丁道尔新约版本。
自1558年以利沙伯女王（Elizabeth）的统治时期开始，官方对使用圣经以及对圣经译者的态度又有了改变。虽然如此，韦氏及其他人等仍留在日内瓦，直到他们完成了他们所致力的圣经译本。这本献呈给以利沙伯女王的日内瓦圣经于1560年出版。它对钦定本（AV）作出了巨大无比的贡献，在1570至1620年间成了最受欢迎的圣经。它是一本学术气味非常浓厚的作品，背后有当时在日内瓦的伟大之士和敬虔信徒的独特才能与帮助，另外参考了当地可用的不同语文的作品。它的旧约部分是对大圣经的仔细修订，谨慎注意到希伯来原文；至于新约部分，则以韦定甘圣经的1557年版本为根据。由于它在创三7采用了“裤子”的说法（其实这说法并非新颖），它便获得了“裤子圣经”的称号。在整本圣经之内，都有将经文分节。
Ⅸ 主教圣经（The Bishops Bible）
日内瓦圣经比大圣经准确，可是官方的认可并没有转移到它的身上。坎特布里的大主教伯驾（Martthew Parker）反而推行对大圣经的修订，这项工作不少是由主教们负责。这修订本的水准颇为参差，有些地方相当受日内瓦圣经的影响；它在1568年以对开本的形式出版。其后它被称为主教圣经，并获得教会方面的认可。略经修订的四开版于1569年面世；1572年又出版了另一对开本，其中的新约部分经过广泛的修订。此版本将公祷书所用的诗篇译文和主教圣经的诗篇以平行排列的方式同时印出。在后来的版本中，除1585年版外，则只包括公祷书的诗篇。1572年的修订本，对 AV 有很大的影响。
Ⅹ 理姆斯杜爱译本（The Rheims-Douay Version）
在以利沙伯一世统治时期，有些罗马天主教徒避难至欧洲大陆；于1582年，他们在理姆斯出版了一部新约圣经，希望藉此可以对抗更正教圣经译本的影响力。此译本是隶属理姆斯的英国学社之马丁（Gregory Martin）、阿伦（William Allen）及其他人士之作。他们致力此项工作的原因，有别于推动更正教译者的原因（即热切盼望要使所有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读上帝的话），因为在序言中他们表示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将圣经译为“普通语言”并非绝对需要的事，甚至不一定有益处。他们的翻译是根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为基本经文，但亦确实有留意希腊文；这点可从他们处理冠词的做法看出来。他们也略有参考以前的英文译本。他们故意保留某些拉丁字，并紧照着他们的基本经文，有时甚至容让译本艰涩难明。虽然如此，他们事实提供了一个词汇注释表来帮助英文读者，他们的译本也扩阔了钦定本所依据的字汇基础。旧约到1609至10年才在杜爱（Douai）出版；由于为时已晚，因此未能对钦定本发挥很大影响，甚或无任何影响可言。在文体方面，它与在理姆斯出版的新约相似。
ⅩⅠ 钦定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
在1604年举行的咸普顿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雷诺兹（John Reynolds）博士提出建议，要把圣经重新翻译；雷氏乃一名清教徒，亦是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院长。这项提议虽然不为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却获得了雅各一世（James I）的支持，而最后导致钦定本的产生。英王的意思，是要由英国两所大学最优秀的学者作出文体一致的翻译，由众主教并教会中最博学之士加以校订，然后呈交枢密院，最后经他自己核准。
雅各委派了五十四位博学之士进行翻译，将他们分为六组。这些圣经修订者接获一些守则，其中两项就是要照着主教译本，并在原文的真义或重点许可之下尽量少作删改；他们也要保留如“教会”等古老的教会词汇，并且除了某些非争论性的用法之外，要避免页边的注释。
在“译者致读者”的序言中，对修订者所采纳的原则与做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该处承认圣经为崇高、属神、全备和完全的；并且说明，把圣经译成本国语言是需要的。修订者对在他们之前已完成的优异翻译工作表示赏识。他们绝对无意创出一本新的译本，或把一本拙劣的译本改成好的；他们的目的，乃是要“使一本好的译本变得更好，或从许多好的译本中造成一本主要的好译本，是无法合理地加以反对的”。他们寻求的不是称赞，而是真理；他们的信靠，乃是在乎持有大卫之钥的那一位。
他们的翻译，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及希腊文的新约本文。他们并没有操之过急地从事其工作，也毫不犹豫地修改他们所译成的，而是将锻炼出来的重新放回铁砧之上。他们参考各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或注释书。遇到经文本身不清楚时，他们便考虑在页边注明不同的含意和意思。他们并不限制自己要采用不变的句法或相同的字汇，而是自由地使用同义的字。他们避去了杜亚圣经中含有拉丁文成分的隐晦不明之处。他们期望圣经像它自己那样说话，要它“连最粗俗的人”也读得明白。
当各组完成了他们的翻译工作之后，从当中选出的十二位代表负责修改整份译文，经过进一步润饰工夫之后，译本便准备好可以出版了。有关教会或王室的官式认可，并无记录可考，但“指定在教会中宣读”等字则在初版的书名之页上出现。不管有否官方的正式认可，此译本立刻在众教会中取代了主教译本的地位，并且其后比日内瓦译本更为大众所欢迎，虽然后者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继续为私人所采用。钦定本将长长一列辉煌和超卓的英文圣经译本的优点集于一身；结合了高度的学问与对基督的忠诚和敬虔。它面世的时候，正是英语满有活力、少年茁壮的时期，而译本的学者们对上天为他们所预备的这项工具，又能非常熟练地加以运用。他们的译本被誉为“英语散文最华美庄严的纪念之作”，是当之无愧的。巴特沃思（C. C. Butterworth）在其 The Literary Lineage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1941 一书中，曾锐利的指出钦定本在风格方面对先前译本的依赖。在其抽样的研究中，巴氏估计钦定本约百分之六十的经文有赖于较早的英文圣经译本（页230-1）。钦定本主要参照日内瓦圣经及日内瓦新约圣经（约百分之十九），和丁道尔的翻译之作，包括马太译本圣经在内（约百分之十八）。
ⅩⅡ 从钦定本到修订本
可能有人认为，钦定本既已面世，英文圣经的历史便到达了顶点，日后所有其他的译本都显得黯然失色。但在1611年以后英文圣经的历史绝不容忽视。就钦定本本身而言，一种非官式的更改和修订工作历年来都有进行。在1613年的版本中，便有超过三百处更改的地方。十八世纪出版的版本所含的修改之处更甚为广泛。其他的英文译本也陆续产生。恩斯卫斯（Henry Ainsworth）从1616至1623年出版了摩西五经和雅歌书的译本，他对这些书卷及诗篇的翻译亦在他死后出版。他的译本洋溢着他要求准确翻译的渴望。意译之作变得颇为众多。有数本重要的作品在十八世纪完成。梅斯（William Mace）于1729年出版了一本希腊文及英文的新约圣经，在其中他斟酌使用“最确实可靠的抄本”，并采用当时一般人接纳的口语化文体。在十八世纪期间完成的一些译本──杜理其（Philip Doddridge）的“家庭圣经释义”（Family Expositior）或“新约意译本”（a Paraphrase
an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坎伯尔（George Campbell）的“福音书译本”（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s）、和马克奈特（James MacKnight）的“所有使徒书信新直译本”（New literal Translation of all the Apostolical Epistles）──为1818年出版的一本新约圣经所采纳。在1745年，惠斯顿（William Whiston）出版了他的“原本新约圣经”（Primitive New Testament），这版本采用钦定本的本文，却根据伯撒（Bezae）抄本、清山（Claromontanus）抄本、及亚历山太（Alexandrinus）抄本的异文，作出了修改。卫斯理（John Wesley）在1755年出版了钦定本的修订本。威恩（Richard Wynne）在1764年出版了“新约圣经──是经过与希腊原文校对和改正，并且按着所处理的题目来分段和印出的”。威氏力图在直译与不精确的意译之间找出中庸之道。一个教友派（Society of Friends）的会友帕华（Anthony Purver），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三十年之久，在1764年把他的译本出版。十八世记期间所作最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就是哈伍德（E. Harwood）于1768年出版的“新约圣经自由译本”（Libeal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他用了一种“优雅”、具文学性和意译性质的十八世纪风格，这使他的作品受时间的局限而显得过时。
渥斯理（John Worsley）试图把新约圣经从希腊文译成“当今流行的英文语法”。他想把不再沿用的和几乎不能明白的字汇从经文中剔除，并使译文更接近原文。他的译本于1770年在其身后出版。其他在十八世纪后期出版（或印行）其译本的译者，有韦克菲德（Gilbert Wakefield）、罗伯次（W. H. Roberts）、哈魏斯（Thomas Haweis）、纽科呣（William Newcome）（他采用了格利斯巴赫 [Griesbach] 1774至75年的希腊文圣经）、司卡烈特（Nathaniel Scarlett）（他由某些其他“敬虔及有文学修养的人士”协助，他们的翻译容许以戏剧形式把材料改编的自由）和“瑞”氏（J. M. Ray）。
十九世纪的译本，包括由两位“神体一位”教派信徒（Unitarians）──贝尔沙姆（Thomas Belsham, 1822）及艾尔（Charles Eyre, 1832）──所译的保罗书信，以及“神体一位”教派信徒沙普（Samuel Sharpe）从格利斯巴赫的希腊文圣经译过来的新约全书（1840）。在1865年，沙氏出版了钦定本旧约的修订版本。狄金孙（Rodolphus Dickinson）于1833年出版了一本新约译本，试图将钦定本的文风加以改良，不过不大成功。在十九世纪的直译之作中，应当一提杨格（Robert Young）于1862年的译本。英文的译本继续不断地反映出经文方面〔译注：指原文抄本方面〕的新资料。海茵裴特（Herman Heinfetter）使用了梵谛冈的抄本；布雷纳尔德（G. W. Braineld）在其福音书的译本（1863）中，把格利斯巴赫、拉赫曼（Lachmann）、替申多夫（Tischendorf）、亚尔福特（Alford）和特里格莱斯（Tregelles）所用的经文原文放在考虑之列；恩斯理（Robert Ainslie）在1869年采用钦定本，不过加以修改，以便容纳替申多夫所赞同的一些异文；戴维逊（Samuel Davidson）于1875年出版了从替申多夫经文译成的新约圣经；而洛他咸（J. B. Rotherham）则从特里格莱斯的经文译成新约（1872）。
诺顿（Andrew Norton）的福音书新译（1855），以及索雅（Leicester Ambrose Sawyer）所译的新约圣经（1858），尝试使用当代的文体风格。有人认为廿世纪那一连串“现代语”译本的出现，实归功于他们（H. Pop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ible，页546-7）。有各种私人修订的钦定本在十九世纪出版。
ⅩⅢ 十八及十九世纪的罗马天主教译本
在十八世纪，罗马天主教人士数度作出努力，试图提供一本改良的英语译本。纳尔里（Cornelius Nary）于1718及1719年。出版了一本根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并留意希腊文及希伯来文惯用语法而翻译成的新约圣经，在其中他尝试用易懂的、依照惯用语法的英文。韦谭（Robert Witham）也希望使英文新约的译文对当代的读者能够明白易懂。他的译本于1730年出版，是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在1738年略经修订的理姆斯新约圣经第五版面世，距离第四版的日期（1633）有一世纪之多。有人认为查朗拿尔（Richard Challoner）曾负起编这第五版本的部分责任；查氏后来出版了杜爱（Douay）旧约圣经两次的修订本及新约五次的修订本（1749-72），并提供了一种较为简易、较为符合惯用语法的版本，这版本继续在说英语的罗马天主教人士当中普遍采用，最少直至1941年。当查氏赞同钦定本的读法时，他是乐于沿用它的。麦马韩（Bernard MacMahon）于1783至1810年间出版的修订本具有不少的影响力，在爱尔兰尤其如此。肯理克（Francis Patrick Kenrick）主教从1849至1860年出版了理姆斯杜亚译本的修订本，并附有注释。
ⅩⅣ 修订本（The Revised Version）
有必要将钦定本加以修订的信念，于1870年由教会正式表达出来；修订钦定本的责任，遂由圣公会的坎特布里区议会肩负。参与此项计划的都是杰出的学者，虽然并非全是圣公会的会友（见 B. F. Westcott, A Gener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3, 1927，页324-5）。在所采纳的一般性原则之中，有这样的一项协定：在忠于原文这要求的许可之下，对钦定本的译文尽量少作修改，而所作的修改，应以钦定本及在它以前的译本的文字表达出来。
新约组的首次会议，于1870年六月廿二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耶路撒冷厅举行。在这第一次会议开始之前，先在亨利七世礼拜堂举行圣餐，由威斯敏斯特的教长主持。在获准参与圣餐的人中，有该组一个属“神体一位”派的组员。这事自然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从这个不利的开端，该组进入了十年以上的辛勤工作。他们寻求美国圣经学者的协助，成立了两个美国翻译组，一组为旧约，一组为新约。牛津及剑桥大学的出版社获得独有的版权；美国的翻译组同意，在英文的修订本出版后十四年内，不另出版一个采用他们（美国组）一些特别读法（异文）的版本；两所大学的出版社则同意，在这期间，出版一份附录，列出美国翻译组所主张，但不为英国修订者采纳的那些读法。1881年五月十七日，新约修订本在英国出版，圣经全书则于1885年五月十九日出版。魏斯科（Westcott）与候特（Hort）的经文鉴别理论在新约中显而易见，至于旧约方面，典型的做法是依照马索拉抄本，并力求把原文忠实和准确地翻译过来，连细节上也是如此。在可能范围内，修订者尝试一贯地以固定的一个英文字去翻译原文的同一个字。由于它的准确性，修订本在研读的用途上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那些醉心于钦定本的音节与乐韵的人，普遍不赞同修订本的风格。
在1901年，修订本的“美国标准版”（'American Standard Edition'）面世，其中采纳了美国翻译组主张的那些读法，以及当时尚生存的翻译委员会成员所主张的其他读法。在所采纳的更改之中，以“耶和华”（Jehovah）代替“主”和“神”'LORD', 'GOD'，用小体大写字母印出），不受许多人的欢迎。新约中文附有关于希腊文“敬拜”一词的注释，而该字在约九38的翻译，使人难以不提出抗议。
ⅩⅤ 自修订本以来
英美的修订本并没有赢得大部分读经者的喜爱，未能取代钦定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再且它们亦不能满足所有深信有必要和适宜修订钦定本的人士。不过，它们确实开辟了一条道路，引进圣经翻译上丰富多产的一段时期。自1881年以来，新约圣经、圣经全书、圣经一些部分的译本、译本的修订版，川流不息地源源而来。在新约方面，新译本或修订本的出现平均每年有一本以上。这些译本所采用的基本经文、翻译方法、用语和风格、神学观点，都互有分别。希腊原文的经文，以及魏斯科与候特所倡之经文鉴别学的原则，对这些译本产生了强而有力的影响。认为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最少大致上是一世纪通俗的、本土的希腊文，而不是当时文学上的希腊文这个见解，鼓励了译者们以“日用英语”来翻译。他们要达到通达易明和适合当代语法的目的，这方面的努力一般来说是成功的。不过，就文体的秀丽优雅而言，成就则往往并不杰出。在此期间，虽然敬虔笃信的学者有其充分的代表性，但非正统信仰和唯理主义的批评学，亦不乏其存在的证据。
自英文修订本以来，已经面世的一些译本或修订版本，可以简略一提。在把圣经译为现代英语的先驱之中，有芬顿（Ferrar Fenton），他于1882年出版了一本“直接从希腊原文译成现代英语”的罗马书译本，又于1883年出版了保罗书信的译本。他以“流行英语”译成的新约圣经于1895年面世，其“现代英语圣经”（Bible in Modern English），于1903年面世。一本由约二十人合力而成的“廿世纪新约圣经”（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Testament），于1898至1901年间出版，其后又经修订出版。韦慕特（R. F. Weymouth）根据其“合并希腊文圣经”（Resultant Greek Testament）的经文翻译而成的“现代语新约圣经”（New Testament in Modern Speech），在其死后于1903年出版，编者为汉普登库克（Ernest Hampden-Cook）；这是极多人采用的译本。摩法特（James Moffatt）于1901年出版“历史上的新约圣经”（The Historical New Testament），在其中他尝试按他臆测的“文学发展”的次序及写作日期，把新约的书卷加以排列。在1913年，他的新约圣经新译本面世；所根据的原文主要是冯索登（von Soden）的希腊文本。在太一16，他沿用了古叙利亚译本的西乃抄本那显然错误的异文，又没有标明任何经文鉴别上的附注给读者参考（见 J. G. Machen,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1930，页176起）。摩氏之旧约译本于1924年出版。顾斯庇（E. J. Goodspeed）的“美国”新约译本，于1923年面世；这译本是基于魏斯科与候特的希腊文圣经，旨在以通俗的美国语法来表达原意。而“美国”的旧约译本则于1927年面世，译者为哥顿（A. R. Gordon）、米克（T. J. Meek）、沃特曼（Leroy Waterman）、及史密斯（J. M. Powis Smith）。
下列的译本亦应受到注意：巴兰提茵（W. G. Ballantine）的“河畔新约圣经”（Riverside New Testament）（1923）；蒙哥马利（Helen B. Montgomery）的“一百周年新约圣经译本”（Centenary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1924）；威廉斯（C. B. Williams）“用一般人所用的语言”译成的新约圣经（1937），这译本尝试把希腊文不同形式的动词精确地翻译过来：“基本英语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 in Basic English）（1941）及“基本英语圣经”（The Bible in Basic English）（1949）；弗库尔（Gerrit Verkuyl）的“柏克莱译本新约圣经”（Berkeley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1945），柏克莱译本的圣经全书（1959），其中旧约部分由为数颇多的翻译人员负责，由弗氏任总编辑，以及“新柏克莱”（New Berkeley）或“现代语圣经”（Modern
Language Bible）（1969）；菲力普斯（J. B. Phillips）的新约译本（1947-57，一册版于1958年出版），翻译上有时相当不受拘束及按意译；福特（T. F. Ford, R. E. Ford）二氏之“莱奇沃思现代英语本〔新约圣经〕”（The Letchworth Version [of the NT] in Modern English, 1948），这是一本极为成功、把钦定本略加修订而成的译本，颇能保持原来优美的文笔风格；由耶和华见证人翻译的“基督徒希腊文圣经新世界译本”（The New World Translation of the Christian Greek Scriptures）（1950）；威廉斯（C. K. Williams）以有限字汇之“浅易英语”译成的新约圣经（1952）；斯康菲尔德（H. J. Schonfield）的“正确新约圣经”（Authentic New Testament）（1955）；伍厄斯特（Kenneth S. Wuest）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扩充译本”（Expanded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1956-59）；“阐述的新约圣经”（Amplified New Testament）（1958）；贝克（W. F. Beck）的“今日用语新约圣经”（1963）；巴克莱（William Barclay）的新约圣经“新译本”（1968-69）；以及“翻译员的新约圣经”（The Translator's New Testament）（1973）。
好几本值得注意的罗马天主教译本亦先后面世。于1935年完成的威斯敏斯特本圣经（The Westminster Version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1913-35）的新约部分，是在多位主编之下，由不同的人各按所分配的经文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它采用了一种严肃的或可说“圣经的”文笔，包括一些古文体的字。凯里（J. A. Carey）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查朗拿尔理姆斯（Challoner-Rheims）新约的修订版本。史宾塞（F. A. Spencer）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新约圣经于1937年出版。于1941年，查朗拿尔理姆斯新约圣经的修订版本在美国面世，这是由为数不少的学者们在“基督教教义会社”（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的监督之下译成的。它没有受到官方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之革利免（Clementine）经文的限制，其修订者乃是有自由将附有经文鉴别学资料的版本放入考虑之列。他们所制作的译本既清晰、简洁，文体又适切当代，在这事上的成就是值得嘉许的。
罗马天主教的诺克斯（R. A. Knox）于1945年出版了一本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新约圣经的试验性版本，又于1945年出版一略为修改的厘定版本，是“由英伦及威尔斯的各大主教及各主教认可”的。它与理姆斯译本同样获得官式的地位。诺氏从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的旧约圣经，于1949年分二卷出版，是“只作私人用途”的；一本获得罗马教廷认可的修订版本于1955年面世。克来斯特（James A. Kleist）及李里（Joseph L. Lilly）的新约译本（1954）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克氏从博维尔（Bover）的经文翻译了福音书；李氏则翻译新约的其余部分。“耶路撒冷圣经”（Jerusalem Bible）（1966）与法文译本“耶路撒冷圣经”（La Bible de Je*rusalem）有关，虽然它不只是法文本的译本。在基督教教义会社的主教委员会赞助之下完成的“新美国圣经”（The New American Bible）（1970），是翻译上一次重大的努力。它是基于圣经原来的文字，或者说是基于学者们心目中尚存的最古老的那种经文。
此外尚未提及的，就是近年的译本中最广泛为人采用和最具影响力的数本译本。一本由委员会进行修订，并由“宗教教育国际协进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eligious Education）认可的美国修订本（RV）之修订版本，相继于1946年（新约，第二版于1971），1952年（圣经全书）、1965年（天主教版）出版。这“修订标准版本”（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与钦定本及修订本有颇大的分别；它对马索拉抄本的希伯来经文缺乏信心，在一些地方任意作出批判性的臆测，在翻译经文上，它比起钦定本及修订本发挥较大自由。
美国修订本的另一修订版本，是由福音派学者译成的“新美国标准圣经”（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63），其译文切近和忠于原文，文体清晰易读，最适合研究之用。福音派人士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就是“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74）的新约部分（全本圣经于1978年完成）。它是用当今英语译成的全新译本，比“新美国标准圣经”较多采用意译。在翻译上大量采用意译的是“新英文译本”（New English Bible, 1961-70），这是由英国较大的宗派（除罗马天主教外）、牛津及剑桥大学的出版社、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这些团体的代表通力合作而成的版本。一直流行甚广的，有美国圣经公会制订的“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或称“现代人的福音”（Good News for Modern Man，〔译注：中文的“现”便是以此英译本为蓝本的〕）的新约译本（1966），继而出版的全本“给现代人的福音”（Good News Bible, 1976）、“当代圣经”（The Living Bible, 1962-71），后者是极不受拘束的意译本而不是翻译。
圣经英译本的历史没有到钦定本便告结束。诚然，没有其他译本成功地取代其极超卓的文体，但是，自1611年以来这许多人辛劳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的。许多译本都反映了不断进步中的知识及学问所得的成果，这些译本与那汇集伟大传统于一身而有不朽价值的钦定本，就是那“英语散文中最华美庄严的纪念之作”，一同供人善为识别地使用。
书目：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1950；同作者，The History of The Bible in English3, 1979; C. C. Butterworth, The English Primers (1529-1545), 1953；同作者，The Literary Lineage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1941; A. S. Herbert 编，Historical Catalogue of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English Bible, 1968; S. L. Greens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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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t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to English, 1881-1950;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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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