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迫（PERSECUTION）

　　基督徒遭受逼迫并非新事，而是他们所承袭的犹太传统的一部分。早在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见证和受苦已经一起出现，而到犹太人与西流古王朝搏斗期间，二者的关系就更形清晰。殉道者必获赐不朽的生命，这理论日趋盛行，后来甚至支配了犹太人对罗马政府的态度（马加比肆书十七8起）；预备为坚持律法而死，被公认为犹太教的要求之一，因此，犹太人不是不情愿殉道的。罗马政府尽管容忍犹太教，但犹太人彼此凝聚、排斥外人的性格，不合作的态度和他们经济上不可思议的成就，使他们广受仇视，间歇地遭遇迫害──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以外：亚历山太城就常有屠杀犹太人的事。基督徒承继了这传统。由于基督的榜样，加上他们相信受苦与他们期望中的末日是相关连的（可十三7-13），他们甘心受苦的意愿就更强化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犹太人和罗马人这么仇恨基督徒呢？

a. 犹太人的敌视

　　犹太人的敌视是愈来愈厉害的。说弥赛亚被钉十字架，并公然说祂的死是犹太领袖造成的，这自然很容易招惹反感。虽然如此，民众对这个信仰仍有好感（徒二46-47，五14），法利赛人的反对也不很强烈（徒五34起，廿三6起）；真正的敌视，不难理解，是来自撒都该人（徒四1、6，五17）。司提反当众宣讲律法的价值仅属过渡性质（徒六14），这才改变了众人一贯的看法，导致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地方（如：大马色）的基督徒第一次受逼迫。主后44年，雅各被希律亚基帕处死。从整卷使徒行传看，最仇视保罗的就是犹太人。使徒主持的大公会议否定〔外邦〕信徒须受割礼的建议，使犹太人的态度更趋激烈，最后更引致在雅麦尼亚（Jamnia）举行的会议决定把基督徒逐出犹太教（主后约80）。

b. 罗马人的敌视

　　罗马政府的态度前后大不相同。按使徒行传所记，罗马政府最初是容忍甚至是鼓励基督徒的。但不久便转为强烈反对。到主后64年，基督徒在罗马极不受欢迎，以致当城中发生大火时（Tacitus, Ann. 15. 44），尼禄能以基督徒为代罪羔羊，将责任归咎他们。在主后112 年左右的庇推尼，坚守基督教属于死罪（Pliny, Ep. 10. 96-97）──虽然他雅努（Trajan）不容许匿名举报，也不赞成政治迫害。罗马人转变态度的理由，说法有三：

i. 基督徒只是因为犯了某些具体的罪才被捡控的；罪名包括吃人肉、煽动群众、乱伦、行巫术、非法集会和叛国（特指他们拒绝向神圣的罗马皇帝献祭一事）。我们诚然有证据显示他们被控犯了这些罪，但彼前二12，四14-17；皮里纽（Pliny）, Ep. 10. 97；以及绥屯纽（Suetonius）, Nero 16都清楚表明，在很早的时期，基督徒这个名号本身（不论他们是否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犯有上述的可耻罪行），已足以招惹刑罚了。

ii. 在罗马帝国有一条通行全国的法律──尼禄律例（institutum Neronianum）──禁止人信奉基督教。提出此说的是特土良（Tertullian）。他说，尼禄的谕令（acta）后来都废除了，惟有这条法律例外（Ad. Nat. 50. 7，又见 Apol. 5），而绥屯纽、彼得前书和启示录的证据都可如此解释。不过，基督教似乎不见得这么重要，以致罗马政府要特别设立全国性的法律加以禁止；而如果这条法律真的存在，我们便很难理解皮里纽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他雅努亦只字不提，为什么在罗马皇帝德修（Decius）的迫害之前，教会的财物仍然受保障，为什么执行这法律的方式会有这么大的岐异。

iii. 迫害是由地方长官酌情处理，在有人私下提出控告时才执行：罗马社会并没有专职检控人的官员。不论基督徒被指控的正式罪名是什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皮里纽的时候，身为时人视作犯罪组织（因而非法）的活跃分子，就已构成可起诉的罪行，因此，基督徒就被视为与酒神的信徒（Bacchanals）和行巫术、占卜的人（Druids）一样，因为这三种宗教的敬拜与法律所制裁的罪行（scelera），在外表看来无大分别；人若坚持不肯放弃信仰（即犯了 contumacia 之罪），就会被处死。近年的研究发现，罗马帝国的方伯（省长）和城市的巡抚在对付“有违法纪的罪行”（crimina extra ordinem）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如果一个总督想要对付基督徒的话，他有尼禄的先例可援，亦有强制性的治权作后盾。相反来说，他当然也有权不理会这类案件──像迦流的例子（徒十八14-16）。遇到疑难时，他亦可以请示罗马皇帝，皇帝的覆文，在这位官员任职该省时具有约束力（对于他的继任人则不一定有效）。

　　由于地方巡抚握有这样大的权力，特土良的“护教文”（Apology）是呈给巡抚而不是罗马皇帝的，因为解决难题的处方是在前者手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德修之前，迫害基督徒的情况只是间歇地发生，因为最主要的关键是地方巡抚的政策，也取决于该省内基督徒不受欢迎的程度，是否严重到引致个别国民要控诉他们。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除了 Orosius, 7. 7）相信尼禄在位期间，罗马帝国内的基督徒普遍受迫害──虽然基督教在罗马城似乎被视为非法的（Suetonius, Nero 16）。豆米仙迫害教会的证据也不充分（纵使教父都大肆抨击他）；我们唯一的证据是，戴奥（Dio, 67. 14）曾就夫拉维（Flavius Clemens，也许是基督徒）和卡勒比里奥（Acilius Glabrio，很可能是基督徒）的死，与豆米蒂拉（Domitilla）被放逐的事件，作过笼统的声明。如果启示录是豆米仙而不是尼禄时期的作品的话，书中形容得历历在目的迫害，可能是因为豆米仙发现一些基督徒没有受割礼，但却在犹太人的宗教特权之下获得荫庇，因而对他们广施逼迫（他极力向犹太人征收税款，并审查甚严；Suetonius, Domit. 12）。

　　因此，逼迫的情况受到三个因素限制： (i) 罗马巡抚不愿接受有关个人宗教立场 （superstitiones）的控告，尽量只处理真正违法的案件； (ii) 指控要由个人提出，并且要公开控诉，而指控可判死刑的罪行是危险且困难的； (iii) 每省只有一人──巡抚──有权判死刑。

　　这三个因素合起来，在一段长时间之内保护了大多数信徒，以致教会有足够的时间在罗马帝国各地建立坚固的基础。

　　书目：W. H. C. Frend, 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1965; T. W. Manson, 'Martyrs and Martyrdom', BJRL 39, 1956-7，页463起；H. B. Mattingley, JTS n. s. 9, 1958, 页26起；F. W. Clayton, CQ 41, 1947, 页83起；A. N. Sherwin-White, JTS n.s. 3. 1952，页199起；H. Last, JRS 27, 1937, 页80起；E. M. Smallwood, Classical Philology 51, 1956, 页5-11; G. Ebel, R. Schippers, NIDNTT 2, 页805-9; A. Oepke, TDNT 2, 页229-30; H. Schlier, TDNT 3, 页139-48。

E.M.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