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前书（PETER, FIRST EPISTLE OF）

　　这封信以使徒的名义寄出，发信人的地位与经验在五1略有提及。信中表示西拉曾协助彼得写成这信（五12）──这个西拉差不多可以肯定就是使徒行传里的*西拉。写信的对象是全新约中范围最阔的（一1），包括五个省份的基督徒（其中庇推尼和本都在行政上合并了）。

Ⅰ　内容大纲

a. 称谓与问安（一1-2）

　　作者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并关注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b. 感恩（一3-12）

　　以称谢神（berakhah）的形式，论到救恩下的各种特权（比较保罗的感恩），并提及现今的苦难。

c. 救恩的含意（一13-二10）

　　神对祂子民的心意；救赎的性质，得赎的人蒙召要敬畏神和彼此相爱；属神子民的特权。这段落亦包括呼召信徒“脱去”旧生命的特性。

d. 基督徒与人相处之道（二11-三12）

　　呼吁信徒在外邦人中要有好行为：要顺服合法的制度与权柄；作仆人的信徒要以基督为榜样，谨守责任，不论主人是善是恶；妻子和丈夫当守本分；呼吁信徒要合一、相爱、温柔和谦卑，并引用诗卅四来增强语调。

e. 受苦与神的旨意（三13-22）

　　要为遭受不公义的对待作好准备；基督的受苦与得胜。

f. 圣洁生活（四1-11）

　　呼召信徒要警醒：以祝福终结。

g. 火炼的试验（四12-19）

　　突然重提即将来临的苦难；它所包含的祝福；为基督的名受苦的荣耀；将要来临的审判。

h. 劝勉长老（五1-4）

i. 一般的劝勉和祝福（五5-11）

　　再次欢勉信徒要警醒和抵挡魔鬼。

j. 交代人物去向及问安（五12-14）

Ⅱ　外在的引证

　　表明初期教会曾采用彼得前书的证据，至少不逊于大部分新约其余的书信。优西比乌（Eusebius）说“很早期的长老”自由地引用它（DH 3. 3）。按一些学者的意见，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主后约96）的著作内有彼前的影子。在伊格那丢（Ignatius）、黑马（Hermas）和巴拿巴的作品中，这更为明显（他们虽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但同属第二世纪早期人物）。坡旅甲（Polycarp，他可能早于主后69年已受洗）和帕皮亚（Papias，同属使徒门生那一代；Eusebius, EH 3. 39）之曾使用彼前就更无疑问了。《真理福音》（Gospel of Truth）有彼前的踪迹，而这卷福音似乎使用了主后约140年罗马教会视为权威的书卷（*新约次经）。从该世纪的中叶开始，彼前已经受到教会──至少是说希腊语的教会──普遍的认识和阅读。但拉丁文作者则较少采用彼前。穆拉多利残篇（Muratorian Fragment）未曾提及它，这可能是意外所致（参 T. Zahn, Geschichte des Neutestamentlichen Kanons, 2.1, 1890，页105起、142）。到优西比乌的年代，没有人质疑彼前乃出自彼得的手笔，虽然很久以来其他以彼得名义写成的作品曾引起争论（EH 3. 3）。

　　这书信显然对初期基督徒的思想行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所有证据都显示教会历来公认这是彼得的作品。一些本于其他理由而怀疑此书作者是彼得的人，亦因它的早期证据而迫得采取可疑的立场，说它〔起初〕必定是以匿名的方式传阅。

　　有人认为书中提及迫害的经文应是指主后100至111年间所发生的事，但这个主张只有在否定作者是彼得的条件下才能站得住脚。无论如何，这种对上述经文的理解是可置疑的（见下述 V 项）。另有一点值得记住的是，坡旅甲与帕皮亚这两个亚西亚人当时已是（一个肯定是，另一个差不多肯定是）成年人。

Ⅲ　写作地点

　　这信传达来自“巴比伦”教会的问安（五13）。这巴比伦不可能是指米所波大米的巴比伦：如果保罗的两个老同工马可与西拉都在那里，这未免太过巧合了。若说这是尼罗河畔的军事补给站巴比伦，则更没可能。故此较合理的解释是巴比伦代表罗马，正如启十四8和十七5等处的用法。旧约曾以巴比伦来象征无神的繁华社会（参：赛十四）。另外亦有人以巴比伦为“世界”的暗喻，或为安全理由而作的暗号，然而这些理论是不必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彼得曾在罗马作工，而马可与西拉的出现亦可以得到解释。

Ⅳ　风格与语言

　　本书的希腊文流畅而有韵律，风格优雅而不矫饰。作者有效地运用简单的修辞技巧，但文法上仍有一些特征宜解作闪族语言的影响。在引用及提到旧约时，作者差不多总是跟从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显示他对这译本十分熟悉。

　　有学者根据上述的一些事实，加上他们夸大本书所流露的古典希腊文风格，认为可以立刻推翻“本书作者为操亚语的加利利人”的说法。然而我们须要验证这看法所牵涉的一些假设。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特别是在加利利，希腊文是广泛流通的语文，也是一股重要的文化势力。彼得的兄弟就拥有一个希腊名字，而彼得无疑对希腊文亦非常熟悉。另外，对大部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来说，七十士译本乃是“钦定本”，每一个与外邦宣教工作有关的信徒都会通晓它，尤其是书中那些常用的经文。

　　我们很容易假设彼得可以写出像彼前那样的希腊文散文，然而，上述的因素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这点。这样，我们必须问，“藉着”西拉写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五12）〔译注：此节经文一个较贴切的译法是“我藉着我认为忠心的兄弟西拉简单地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新译本）〕？如果西拉只是一个传信者，我们便会预期作者采用“差派”的说法（参：徒十五27）。当代文学证实古时的秘书往往获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参 J. A. Eschlimann, RB 53, 1946，页185起），所以彼前五12大概是指西拉协助起草此信，而信中的措词和风格则印证这点。

　　我们从使徒行传晓得西拉是犹太人，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堪负起解释耶路撒冷会议的议决这个棘手的任务（徒十五22起），他也忠心致力于外邦人的宣教事工。保罗与他联名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帖前一1；帖后一1）。塞尔温（Selwyn）指出帖前后与彼前之间有字句上的平行与思想上的联系（页369起、439起）。我们固然要正视里高斯（B. Rigaux, les E!pi^tres aux Thessaloniciens, 1956，页105起）等学者对此的批评，但塞氏的说法仍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举个例子，倘若我们将彼前三7及帖前四3-5互相对照，便会对两者有新的、具趣味的认识。

　　虽然本书提及西拉，但那些否定彼得乃原作者的人通常会将此视为冒名写作的一种做法而一笔抹煞。然而，纵使“写信人采用秘书”的假设引进一些无从证实的因素，但这也的确是古代沿用的方法，我们绝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

Ⅴ　历史背景

　　主要的资料来自有关逼迫的经文（一6-7，三13-17，四12-19，五9）。首两段提及试炼的存在和为义受苦的可能性；后两段提及火炼试验的将临：这试验如此近在眉睫，以致有人主张由四12开始的经文来自较后期。不过，前后两段经文的用字却非常相似：二者都用了 peirasmos──“试炼”（一6及四12）；逼迫是喜乐的因由（一6，四13）；信徒承受同样的福气（三14，四14）；二者都宣告因行善受苦或因作基督徒受苦的荣耀（三17，四16）；基督徒无端受苦及是神的旨意（三17，四19）；二者均嘱咐信徒要在合法和正当的事情上顺服人间政府（二13起，四15）；最后，基督的受苦为信徒立下了榜样（一11，三18，四13）。作者提醒读者，他们若遇到火炼的试验，不用惊奇（四12）：他们已经尝过苦难（参一6起）。这一切都说明，倘若四12所说的是新的试炼，这只是在程度上，而非在性质上的“新”试炼。

　　四12及其后经文所提到的对比──为行恶受苦和为基督的名受苦，常常给人拿来与皮里纽（Pliny，主后110/111年出任庇推尼－本都的委任省长）写给开明的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的信作比较（Pliny, EP, 10. 96）。

　　皮里纽面对省内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便向皇帝发问在判定刑罚的时候，应否考虑当事人的年龄、性别或放弃信仰之举；其次，是否单单基督徒一名（nomen ipsum）已足以入罪，还是只有当人犯了这名（据称）涉及的罪时（flagitia cohaerentia）才应被判罚。

　　皮里纽一贯的做法是查询人们是否基督徒，如果他们愿意向皇帝的守护神献祭，他便会白白赦免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便会以抗命（contumacia）的罪名处决他们。有些肯献祭的人声称他们在二十年前已停止作基督徒；可是皮里纽却不能从他们，或从两个受刑的女基督徒（*女执事）身上，找到任何应受谴责的事，只发现他们沉溺于令人讨厌的迷信而已。他激烈的行动发生了效用，已废弃的异教礼仪因而复苏了。

　　他雅努的答覆（Ep. 10. 97）大致上同意皮里纽的行动，但规定无须刻意搜寻基督徒；只是他们若经常被控诉而又不肯放弃信仰的话，就要吃苦。

　　皮里纽又说基督徒起誓远离罪行（参：彼前四15）。这一切都发生在彼前所达的一些地方。

　　没有证据显示在他雅努执政之前，罗马政府已在地方省份对教会展开普遍的逼迫：尼禄和豆米仙时期的残暴迫害只是针对罗马城的基督徒。因此，很多人认为彼前是特为皮里纽时期而撰写的（参：如 J. Knox, JBL 72, 1953，页187起）。

　　对于这论点，学者提出下列四项理由充分的异议：

1. 在彼前，“这名”的意义纯粹是一种原始基督教的概念，而非罗马法律上的概念。对于使徒时代的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名”非常重要；有关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的记载中这点尤为明显（参：可九37、41，十三13；路廿一12；徒二21、38，三6、16，四12、17-18、30，五28）。早在耶路撒冷的日子，信徒已因“这名”而受到迫害（徒五41，九16；参九4-5）。彼前四所提及的“名”肯定以这些经文为背景。

2. 毫无疑问，当皮里纽说到“这名所涉及的罪”时，他必定是想及人们普遍对基督徒的诽谤──基督徒在崇拜礼仪中吃人肉、乱伦和干其他恐怖的事。他是在寻找证据。但是彼前四15-16的警告却没有这个含意：况且“好管闲事”根本不是指刑事罪行。

3. 彼前的用语不一定指向立法的行动。二14及三15起的经文意味着，在一般的司法制度下，基督徒理应无所畏惧；不过这些经文亦同时清楚显示，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公然的不公平对待。从三15及其后的经文看来，这危险主要来自那些存心不良的邻舍；四14特别提到他人的辱骂；此外，收信人所受的苦难其实与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所受的一样（五9）。犹太人的嫉妒、私人怨恨、商业利益上的冲突、暴乱和地方审判官不当的判决，都会引致可怕的后果（徒：到处可见；林后十一22起；帖前二14-15；提后三11-12；来十一4起）。

4. 皮里纽的管辖范围只在庇推尼－本都一带，彼前所达的其余地区，完全没有强制执行他的政策的迹象。

　　皮里纽的行动必定有其悠长的历史背景（参 Ramsay, CRE，页245起）。虽然他不能肯定个中细节，但他仍想当然地认为基督徒必须为某些事而被罚：连他也不单因基督徒一名而惩罚他们，乃是为抗命的罪名处决他们。他雅努也没有给予直接了当的回答：基督教本身究道是否一种罪恶，他始终没有说清楚。当权者既然这样故意把法律弄得含糊不清，基督徒的命运就难免受到流言蜚语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无须估计彼前的历史背景是维斯帕先（Vespasian）或豆米仙（Domitian）的时代，因为书中并无任何用语暗示此书必须写于主后60年以后。不错，四12及其后经文可能意味情况紧急，但尼禄（Nero）手下的大逼迫足以对此提供充分的解释。

　　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彼得曾在尼禄治下的罗马受苦，而我们也差不多可以肯定“巴比伦”（五13）正是指这城。东部省份往往主动仿效罗马皇帝的行径，启二-三即显示这情况发生于主后90年代豆米仙的大逼迫时期。彼得既在罗马经历尼禄反基督教运动的先声（这运动后来成为十足的“火炼的”试验），他便有理由预计东面〔省份〕的弟兄将受更严厉的迫害。

　　因此，彼前最合理的成书日期应为尼禄的大逼迫爆发之前，即主后63年或64年初；也许当时保罗已经离世，剩下他的同工西拉和马可。

Ⅵ　作者背景

　　研究彼前与新约其他涉及彼得的记载（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早期讲章）两者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彼前二20及其后经文和马可的受难记述不只有字句上的联系那么简单（参 Selwyn，页30）。马可福音、彼得的讲道和彼前全都描绘基督为赛五十三里的受苦仆人；彼前与马可都说明主的死乃是赎价（参：可十45及彼前一18）。当然，新约其他书卷亦有取材于赛五十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卷对这段先知的预言描述如此印象深刻，以致这可说是他们对基督的中心想法。彼前二跟赛五十三一样，都描写仆人的品行和受苦，以及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很多人都讨论过彼前叫人效法基督的呼召，但这其实不仅是对基督受难的描述和对效法基督的呼吁，它更进一步说明基督受苦的无与伦比：只有祂的受苦才能成就救赎。

　　使徒行传中彼得的讲道与彼前有下列相同之处：两者都指出先知预言的应验（徒二16起，三18；彼前一10起、20）；强调耶稣钉十字架是神预先命定的行动（徒二23；彼前一20）；把耶稣复活与祂被高举一事拉上关系（徒二32起；彼前一21）；呼召人悔改，凭信心领受洗礼（徒二38、40；彼前三20起）；确信基督将来必定会审判活人死人（徒十42；彼前四5）；从犹太人的立场乐于肯定向外邦人宣教的价值及神对此的祝福（徒十9起，十一17，十五7起；彼前一1、4-12，二3-10）。只有一个采彼得的观点的犹太人才会称外邦基督徒为“散居……作旅客的选民”（一1，“思”），并形容他们进入以色列（二9-10──留意这儿对何西阿书的修订：那些读者前未曾是神的子民）。同样，亦只有犹太人才会形容他们的背景为“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四3）。

　　同样地，彼前及彼得的讲道都非常重视耶稣的“名”（参上述第 V 项）；甚至连细节也可以很有意义，例如有关房角石的旧约引言（徒四10起；彼前二7），和采用 xylon──正确意思是“木头”──来代表十字架（徒五30，十39；彼前二24）。

　　彼前的论述交织着为数众多而似是对主的话的忆述，通常却不是正式地引用（如：彼前一16 ＝ 太五48；一17 ＝ 太廿二16；一18 ＝ 可十45；一22 ＝ 约十五12；二19 ＝ 路六32和太五39；三9 ＝ 太五39；三14 ＝ 太五10；四11 ＝ 太五16；四13 ＝ 太五10起；四18 ＝ 太廿四22；五3 ＝ 太廿25-26；五7 ＝ 太六25起）；另外，若彼得真是作者，有些段落的意义就显得更丰富。这些联系不单来自马可福音背后的传统，但彼前和马可福音都同样铺陈受苦与荣耀的主题。

　　有些学者以小亚细亚的神秘宗教为作者的背景（见 R. Perdelwitz, Die Mysterien-religionen und das Problem des 1 Petrusbriefes, 1911；另参 Beare），他们认为作者若是十二使徒之一，信内对于主生平的处理就未免太过平淡无趣了。然而，有关神秘宗教的年代鉴定是出名困难的，因此这个理论站不住脚；并且与其说彼前与小亚细亚的神秘宗教有相似之处，不如说它与加利利的福音书传统（Galilean Gospel tradition）更多雷同，更令人印象深刻。库尔曼（Cullmann）的评价甚具说服力，他虽然没有讨论彼前的作者问题，却肯定本书的作者知道彼得主要的神学课题（Peter，页68）。

Ⅶ　彼得前书与新约其他书卷的关系

　　彼前的神学基本上是保罗的神学。这并不构成（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反对彼得为本书作者的论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彼得与保罗的神学立场非常接近，而彼得本身并非一位有创见的神学家。再者，西拉与保罗曾同工多时。不仅这样，虽然彼得和保罗的神学很接近，但彼得从“受苦义仆”的角度来处理和表达其神学思想时却又与保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莱克（K. Lake）的话（他根据前几段有关逼迫的经文而支持一个较晚的成书日期，他说：“〔本书的〕神学简单易明，足以成为一个较早成书日期的论据”（Ebr11, 21，页296）；另外，克罗斯（F. L. Cross）也指出“书内并存着末世的已然及未然性，这是第二世纪的著作所欠缺的”（页42-3）。

　　更值得注意的，是彼前与其他新约书卷（特别是罗马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及雅各书）在行文方面的相似之处。这些不可能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例如彼前二4-8在引述旧约时与七十士译本的不寻常差异同样出现于罗九32-33。两卷书在写作上孰先孰后的问题通常难以解答，亦很少能下肯定的判断。米顿（C. L. Mitton）宣称证实了彼前乃参考以弗所书而写成（JTS n.s. 1, 1950，页67起）──如果这是确定的话，则其重要性系于以弗所书的成书日期。比尔（Beare）虽然论证较少，也声称彼前的作者必定参考过已出版的保罗全集（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3，页219）。

　　近代文学批判一种大有果效的发展，是研究不同的新约书卷在教导信徒的时候所采用的一些相同的模式（见 P. Carrington,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atechism, 1946）。近人从新约的著作中重整了一套针对初信者的教训；许多学者都认为（可能太武断）这套教训是在人接受洗礼时说出的。雅各书、彼得前书、以弗所书及歌罗西书都反映出这模式──它包含下列成分：

1. 呼吁信徒除去旧日异教生活的罪恶和私欲（彼前二1、11）。

2. 呼吁信徒谦卑、顺服和轻看自身的利益──特别针对社会上某些阶层的信徒（彼前二11-三9──这些是插入语）。

3. 呼吁信徒警醒祷告──在彼前出现两次（彼前四7，五8）。

4. 呼吁信徒抵挡魔鬼（彼前五8-9）。

　　事实上，彼前与其他书信最相似之处，正是在上述几个段落中。故此相似的原因很可能并非在于写作上的仿效或借用，而是在于大家教导教义时采用了一些共同的模式。

　　塞尔温（selwyn）更进一步指出，彼前反映了其他的共同模式，尤其是有关逼迫的教导──逼迫乃喜乐的因由、品格的考验、必然临到的事，以及神即将审判和辨屈的标记：这些教导都是建基于主的话。塞氏发现帖前和帖后（同样与西拉有关）亦反映了相同的模式。此外，他也与其他学者一样，看到书中包含多首诗歌及礼仪的段落（如：彼前二6-10，三18-22；三10-11引用诗卅四）。

Ⅷ　彼得前书的性质与目的

　　长久以来，彼前都被视为一篇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有关洗礼的讲章。不过到了1951年，普赖斯克（H. Preisker）就此看法提出了一个新的版本，他认为彼前一3-四11显示某个仪式在进行中，内里且有提及洗礼之处，因此他断言这是一篇略去了仪式指示的洗礼仪文。普氏的理论在对彼前的文体剖析上有钻牛角尖之弊，但克罗斯（F. L. Cross）的论点则删去了这特色。克氏大量援引早期教父的资料，特别是希坡律陀（Hippolytus）的《使徒传统》，极力主张彼前乃复活节的洗礼及圣餐崇拜中主礼人所负责的部分：一3-12是主礼人的始礼祷文；一13-21是主礼人对受洗者的告诫；紧接着是洗礼仪式；一22-25是对刚受洗者的欢近词；接着是教导圣化生活的基本原理（二1-10）和基督徒当尽的本分（二11-四6）；最后以劝勉和赞美诗作结（四7-11）。这理论的弱点是未能给予从四12开始的整段经文一个合理的说明。

　　克氏的结论其实是经过详尽的研究，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讨论。其中有很多细节都受到质疑（见 T. C. G. Thornton, JTS n.s. 12, 1961，页14起的检视）。以下概括的几点更显示，我们对他的理论须有所保留。

　　第一，洗礼在彼前的重要性远比近代研究所估计的为低。全书只有一次明显提及洗礼，而那几句亦只是插入语（三21）。其他据说暗示洗礼之处都十分可疑，例如书中的“重生”（一3；参一23）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并且信徒亦享受着它的佳果，因此它不可能是指一项在一21之后才发生的事。与它相应的经文──雅一18（以教义问答的形式出现）──亦清楚说明重生是与福音有关，而不是与洗礼有关；这点为彼前一23所肯定，此处“神的道”是指读者所领受那永垂不朽的福音。书中重复出现的“现在”未必一定指仪式的进行，更有可能的是表明作者因处于末世而欣喜；三21的“现在”虽然与洗礼有关，但它肯定是相对于古代洪水时候而说的。

　　第二，纵使没有克氏的理论，我们也能明白书中的许多引喻。强调出埃及的预表是有价值的，但这预表并不限于洗礼的情况。例如范恩尼（van Unnik）曾引述一句拉比名言，谓皈教者进入以色列，就如以色列进入圣约的途径一样；他因此推断彼前是要强调读者已进入的新境况。他们知道神的拣选和立约的洒礼（一2起）；他们现在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一18-19）；那些从前不是神子民的，现在成为了祂的子民（二10）；基督的工作引（prosagein）我们到神面前，这里的 prosagein （“引”）正是成为皈教者的专门用语。

　　这样在本书中，皈教与彻底脱离旧生命便远较洗礼本身来得重要。当然，作品的形式性质并不会直接影响“作者是谁”的讨论，彼得可以宣讲一篇讲章，然后又把它写成信件寄发出去（虽然我们很难想出将一篇礼拜仪文改为一封信的动机）。无论如何，我们现有的彼前确是一封信，而按照合理的批判原则，我们必须了解手上的资料，因此我们就该以书信的形式来认识彼前。（*下到阴间：*逼迫）

　　书目：注释书：R. Leighton （卒于1684），Practical Commentary upon 1 Peter, F. J. A. Hort （死后出版，尚未完成，根据希腊文）；E. G. Selwyn, 1946（是解释希腊文原著不可缺少的参考书）；H. Windisch - H. Preisker, 1951; F. W. Beare 3, 1970 （否认彼得为作者；第三版有重要的附录和书目）；C. E. B. Cranfield 2, 1961; A. M. Stibbs and A. F. Walls, TNTC, 1959; K. H. Schelkle, Die Petrusbriefe und der Judasbrief 3, 1976; C. Spicq, Les E!pitres de Saint Pierre, 1966; J. N. D. Kelly, 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Jude, 1969; E. Best, 1 Peter, 1971; L. Goppelt, Der Erste Petrusbrief, 1978; F. L. Cross, 1 Peter: a Paschal Liturgy 2, 1957; W. C. van Unnik, ExpT 68, 1956-7，页79起；C. F. D. Moule, NTS 3, 1957，页1起；R. H. Gundry, NTS 13, 1967，页336-50; N. Hillyer, 'Rock-stone Imagery in 1 Peter', Tyn B 22, 1971，页58-81。

A.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