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母耳记（SAMUEL, BOOKS OF）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撒母耳记上下原为一卷书，直至十五世纪才分为上下两册。把它分为两册的做法可追溯至七十士译本。英文书名“撒母耳”跟希伯来文一样；七十士译本将撒母耳记上下与*列王纪上下共四册合称为“王国一至四书”，而武加大译本则统称它们为“列王纪一至四书”（参 AV 中此四卷书的书名）。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撒母耳记是“前先知书”的第三卷，“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及列王纪四卷历史书。很多现代学者认为这四卷书原属一个连贯的历史记载（称为“持申命记史观的历史记载”），这个观点至少有一些方面是对的：撒母耳记提供了从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这段过渡期的资料，并且四卷书现今的分割在某些地方显得颇为武断。
以“撒母耳记”为书名并非完全适当，因为先知撒母耳只是书中三个主要人物之一，其他两个是扫罗和大卫。撒上廿五1记载了撒母耳的死亡，因此他不可能是作者，虽然巴比伦版本的他勒目（Baba Bathra 14b）认为他是。“先见撒母耳的书”（代上廿九29）可能是指撒母耳记的资料来源，而不是撒母耳记本身。
Ⅰ 内容大纲
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历史横跨近一个世纪，约主前1050至950年。全书共分六大段：
a. 撒母耳的早年（撒上一1-七14）
(i) 撒母耳与以利（一1-三21）
(ii) 与非利士人争战（四1-七14）
b. 撒母耳与扫罗（七15-十五35）
(i) 扫罗作王（七15-十二25）
(ii) 与非利士人争战（十三1-十四52）
(iii) 战败亚玛力人（十五1-35）
c. 扫罗与大卫（十六1-卅一13）
(i) 大卫进王宫（十六1-十七58）
(ii) 大卫与约拿单（十八1-廿42）
(iii) 大卫逃亡（廿一1-廿六25）
(iv) 大卫在非利士人之地（廿七1-卅31）
(v) 扫罗与约拿单战败身亡（卅一1-13）
d. 大卫治国的早年（撒下一1-八18）
(i) 大卫哀悼扫罗之死（一1-27）
(ii) 大卫与伊施波设（二1-四12）
(iii) 大卫击败非利士人（五1-25）
(iv)大卫、约柜与神的殿（六1-七29）
(v) 大卫的其他战绩（八1-18）
e. 大卫王与他的朝臣（九1-廿26）
(i) 大卫与米非波设（九1-13）
(ii) 与亚扪人的战役及其后果（十1-十二21）
(iii) 大卫与年长的儿子们（十三1-十八33）
(iv) 大卫返京与示巴背叛（十九1-廿26）
f. 附录（廿一1-廿四25）
(i) 饥荒与战役（廿一1-22）
(ii) 大卫的两首诗（廿二1-廿三7）
(iii) 他的勇士（廿三8-39）
(iv) 数点百姓与瘟疫（廿四1-25）
Ⅱ 来源与结构
毫无疑问，撒母耳记的作者曾引用一些较早期的文献，但数量多少我们却不可能知道了。没有一个人能从撒母耳的年代直活到扫罗与大卫的年代，而经文中“直到今日”此片语（如：撒上廿七6）更显示，事件的发生跟作者写作之时已相距一段日子。因此，学者尝试从作者的记录辨别出他的资料来源，结果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一些学者（重要的有 K. Budde 和 O. Eissfeldt）认为撒母耳记与*五经一样，也是由那些不同的底本编纂而成。这见解很少为当代学者所认同。现今的趋势主张撒母耳记乃个别故事的混合，历经多个阶段才辑录成书（见：如 Weiser 和 Fohrer 等学者的作品）。研究的焦点是要将早期的底本或单元分辨出来。肯尼迪（A. R. S. Kennedy）早就提议（CB,
1904）撒母耳记的作者采用了五份基本的底本：撒母耳早年的历史、约柜的历史、赞成君主政体的王国历史、反对君主政体的王国历史，以及大卫的宫廷史。英国的学术界一般都接纳这个假设（如 Anderson, Rowley）。有关肯尼迪的第二及第五份文献，证据最为有力。学者普遍认为“约柜的历史”是撒上四1-七1的根据，另外很多学者也同意撒下九-廿与王上一-二合成一个单元（通常称为“君王递嬗记”['The Succession
Narrative']）；不过近来的研究已对这点提出质疑（Delekat, Wu/rthwein）。一般学者都认为，“君王递嬗记”是出自一个见证人的手笔，或至少由他提供资料。这段记述缺乏了其余撒母耳记所常出现的“重复段”；很多学者为了证明撒上下有多种（互相矛盾的）资料来源，特别强调这种“重复叙述”的重要性。这论调被学者滥用了（见 D. F. Payne, 'Duplicate
Accounts', in NBCR，页284-5），然而我们也可以承认这些重复段似乎暗示不同的资料来源：历史性与来源批判是（或应该是）两回事。例如，撒上十六14-23描写大卫初以乐师身份为扫罗认识，而撒上十七55-58则大有可能取自另一资料来源，说歌利亚挑战以色列人一事促使大卫初次有机会晋见扫罗。若是这样，编纂者可能兼用了这两份较早的资料，并判别哪一件事发生在先：“重复”并没有否定两个故事的历史性。
这样，学者对于撒母耳记的资料来源，不论在性质或在数量上，都没有一致而清晰的看法。不过，作者本身无疑有他自己的贡献，譬如他曾提及自己处身的年代（撒上廿七6），亦曾加上注释（撒上九9）。然而，学者一般同意，作者的着墨非常谨慎，除了上述那些次要的增补外，只有在撒上七、十二及撒下七才能清楚看见他的手笔。值得注意的是，撒母耳记并无*士师记与*列王纪中那些清晰的编辑结构及公式用语；这事实（还有其他证据）显示撒母耳记可能出自一个独立的来源，而不是像学者所说的那样来自一套“持申命记史观的历史记载”（即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历史记载）。不过，在被掳时期或不久之后，当编纂者把撒母耳记与列王纪并在一起时，也许曾对此书作了一次有限度的最后修订。
Ⅲ 写作目的
撒上下既叙述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松散的支派组合过渡到君主政体的历史，就必须对王国的价值给予评估；然而不同的经文却予人不同的印象。撒上八对王权发出严厉的批评，撒上十二19亦提及以色列人承认他们求立王一事是犯了罪；但撒上十24-27及十一14-15却表达出积极的看法。近代的研究发现在君王递嬗记中亦出现了类似的张力：一些经文称赞大卫与所罗门，另一些则明显地批评他们的不是。这些不同的观点时常给学者用作辨别资料来源与历史性的准则；然而正如布赖特（Bright）及其他学者所申辩的，无论按哪一种可信的历史重绘，这种张力肯定原来就有，所以上述准则的价值是大有疑问的。无论如何，最后的编纂者既然将正反两面的资料一并辑录，那么他便不会是全然亲君王或反君王的人。确实地说，他的态度正反映一个典型先知的口吻，他看君主政体为一个由神任命的制度，但对每个君王却采取一个超然事外的客观看法。索根（J. A. Soggin）强调作者的主要旨趣在于〔神对君王的〕拣选与弃绝，这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写作传记的动机。圣经作者对以色列领导人物的经历与成就确实有兴趣。他们深信神已介入历史，并会统管整个历史的进程；这个信念赋予旧约历史书其神学素质与内容。富有神学色彩的历史仍不失为历史。
Ⅳ 版本
由于撒母耳记的希伯来文版本（马索拉经文〔MT〕）存在不少问题，故此本书的注释与译本通常都参考七十士译本（特别是 LXXB 及 LXXL）。七十士译本不但阐明了希伯来文圣经中许多意思含糊或有问题的章节，更在其意思明确之处提供了异文作参考。两个版本最明显的相异处在撒上十七-十八：LXXB 的经文较 MT
的经文简短得多（十七12-31及十七55-十八5完全略去）。（见 D. F. Payne, NBCR，页318。）〔有关撒上下经文的〕另外两种证据是历代志的平行经文，以及在昆兰发现的多个撒母耳记抄本的片断。当 LXX 与 MT
的记载有出入时，昆兰的资料大致上支持 LXX，近年的英文译本（特别是 NEB），亦大多采纳了昆兰的证据。学者大都认为，与其说这些证据显示此书的希伯来文版本保存不善，不如说此书的不同修订本一度存在。
书目：L. Rost, Die U:berlieferung von der Thronnachfolge
Davids,
1926; R. A. Carlson, David, the Chosen
King, 1964; R. N. Whybray, The
Succession Narrative, 1968; G. Wallis, Geschichte und U:berlieferung, 1968，页45-66。注释书：H. W. Hertzberg, OTL，英译本，1960; W. McKane, TBC, 1963; J. Mauchline, NCB, 1971; H. J. Stoebe, KAT, 1973。亦参看标准的旧约综览，特别是下列人士的著作：A. Weiser, O. Eissfeldt, R.
K. Harrison, and J. A. Soggin。
D.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