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前后书与提多书（TIMOTHY AND TITUS, EPISTLES TO）
统称为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前后书及提多书，是保罗临离世前的著作，当时他正预备把自己的工作交托给其他人，因此这些书卷提供了很多有关这位伟大宣教使徒在这阶段的思想。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是保罗两位最亲密的同工，故此它们和早期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有所分别。
Ⅰ 内容大纲
提摩太前书
a. 保罗与提摩太（一1-20）
提摩太需要在以弗所驳斥错误的道理（一3-11）；保罗个人蒙神怜悯的经历（一12-17）；提摩太的特别使命（一18-20）。
b. 教会中的崇拜及秩序（二1-四16）
公祷（二1-8）；妇女的地位（二9-15）；监督及执事的资格（三1-13）；教会：它的性质及敌人（三14-四5）；教会：提摩太个人的责任（四6-16）。
c. 教会中的纪律（五1-25）
讨论对多类人适当的处理方法，特别是对待寡妇及长老的原则。
d. 其他命令（六1-19）
有关主仆（六1-2）；有关假师傅（六3-5）；有关财富（六6-10）；有关属神之人的目标（六11-16）；更多有关财富的教训（六17-19）。
e. 对提摩太最后的训勉（六20-21）
提摩太后书
a. 保罗对提摩太特别的关顾（一1-14）
问安与感恩（一1-5）；对提摩太的劝勉及鼓励（一6-14）。
b. 保罗及他的伙伴（一15-18）
不忠心的亚西亚人及乐于协助的尼色弗（一15-18）。
c. 对提摩太特别的指示（二1-26）
鼓励及劝勉（二1-13）；对处理假师傅的劝告（二14-26）。
d. 有关末世的预言（三1-9）
道德败坏的日子将临。
e. 更多对提摩太的劝告（三10-17）
以保罗早期受迫害的经验作为提醒（三10-12）；劝勉提摩太坚守信仰（三13-17）。
f. 保罗告别之言（四1-22）
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四1-5）；信仰表白（四6-8）；一些私人的嘱托及警告（四9-15）；保罗的初次申诉及对未来的盼望（四16-18）；问安及祝福（四19-22）。
提多书
a. 保罗对提多的问安（一1-4）
使徒自觉自己属天的呼召。
b. 提及设立作长老（或监督）者的资格（一5-9）
c. 革哩底的假师傅（一10-16）
他们的顽劣品格及斥责他们的必要。
d. 基督徒的生活（二1-10）
有关教导老年人、年轻人及仆人的劝告。
e. 基督徒的信仰（二11-三7）
神在基督徒身上所成就的恩典（二11-15）；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三1-2）；基督教与异教的分别（三3-7）。
f. 对提多末了的劝勉（三8-15）
有关善功（三8；有关假师傅（三9-10）；有关保罗的同伴及他对未来的计划（三11-15）。
Ⅱ 历史背景
我们很难重绘保罗生平的这段时期，因为这些书信不像〔保罗〕早期的书信那样可诉诸使徒行传所提供的独立资料以作补充。然而，我们可从书信本身确定某些资料。当保罗写作提前及提多书时，他并未身处牢狱；但当他写提后时，他不仅身为囚犯（一8，二9），更正在接受性命攸关的审讯，而不利的裁决有可能即将出现，使他被判死刑（四6-8）。提前一3显示保罗不久前曾到过以弗所一带，并且留下了提摩太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使命，主要是有关管理方面的工作。提多书亦提供了额外的历史资料。我们从多一5可以推断保罗不久前曾到过革哩底，有机会了解当地教会的情况，并特别指示提多如何纠正教会不足之处。保罗在结束该信时（三12），催促提多到尼哥波立与他一起过冬。有相当可靠的资料显示尼哥波立位于伊庇鲁（Epirus）；若是如此，这处经文便是唯一提到保罗到过该区的证据。保罗亦吩咐提多给西纳和亚波罗送行，但他提及此事的确实目的并不清楚。
提后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较具体明确。保罗在一16-17提到阿尼色弗在罗马时慇勤地找他，这显示作者当时仍在罗马作阶下囚。另外，他在四16提及初次的申诉，很可能是指犯人正式受罗马官方审讯前的初步聆讯。保罗在四13发出一个有趣的请求，希望提摩太可以把他在特罗亚留于加布家中的那外衣带给他，似乎暗示他不久前曾到过该地。同一段中，保罗亦提到他把患病的特罗非摩留在米利都（四20），而保罗的同工以拉都则留在哥林多。
我们没有可能把上述历史资料完全套入使徒行传的历史架构中；因此，我们若要坚持这些资料的真确性（见下文的讨论），便须假设保罗已从使徒行传最后所提及的牢狱中释放出来，并继续在东部地区工作，其后再次被捕、受审，最后由皇帝随员于罗马处决。教牧书信所提供的资料并未能够帮助我们重绘保罗的行程，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他曾在希腊、革哩底及亚西亚活动。有些学者根据罗十五24、28，认为保罗曾于这段获释期间到过西班牙，但若这假设属实，这次西行必定是在保罗重返东部教会之先。然而我们若同意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及腓立比书都是保罗于罗马狱中完成的话（见个别条目），那么很明显，当他获释时，他是朝东方走，而不是朝西方去的。（*新约年代学）
Ⅲ 主旨
如上所述，我们暂且假定这三卷书都是在一段较短时期内完成的，接着我们便要注意到它们有同一个写作目的，就是劝勉及鼓励保罗的同工承担现在及将来的责任。书信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管理教会的指示，但若认为这些指示就是写信的唯一目的便不大正确了。在这三封信中，提后的写作目的较其他两卷为明显：使徒保罗最后嘱咐提摩太这位胆怯的继承者，提醒他有关他本身的背景和历史（一5-7），藉此激励他勇敢事主，好与他所蒙的恩召相称。保罗在书信中多次严肃地激励提摩太（一6、8、13-14，二1、22，三14，四1-2），显示他并不十分肯定提摩太有足够勇气面对未来沉重的任务。使徒渴想再次见到提摩太，并两次催促他赶快前来（四9、21），然而保罗在信末的语调似乎暗示保罗本人并不相信他们能够重聚（参四6）。信中亦警告提摩太要提防不敬虔的人，他们在现今及在末世都会给教会带来祸患烦恼（三1-2）。提摩太还要将传递所领受的教训的任务交托给合宜的人（二2）。
其他两卷书信的目的并不如提后一般明显，因为当保罗写这两封信的时候，他只是刚离开收信人不久，故此表面看来他毋须立刻给予详细的指示。事实上，保罗可能已经将很多事情对他们亲口讲过了，因为两卷书信均详细列出教会重要职员的资格，而我们很难相信提摩太和提多在接到书信时才知悉上述指示。最有可能的是，这两封书信旨在增援这两位保罗的代表，使他们得以顺利完成各自的工作。提摩太似乎很难博得别人的尊敬（参：提前四12-13）；提多则有一群不是应付的革哩底会众（多一10起）。两人都需要审慎地关注正确的教义和良好的操守，并教导他人（提前四11，六2；多二1、15，三8）。
我们不预期这些由使徒写给他亲密朋友的信会有神学论文的味道；保罗毋须再详述伟大的基督教教义，因为提摩太和提多早已经常从他们老师口中听闻这些。然而，保罗却需要提醒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在一班假师傅身上，因为他们的教导充满冗长的争辩，对敬虔和真理的追寻毫无效益（见：提前一4，四1-2，六3-4、20）。上述存在于以弗所和革哩底教会的异端，似乎与保罗在歌罗西书所驳斥的异端并无关连，但它们可能是同一趋势的不同形式，这趋势日后逐渐发展成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Ⅳ 作者是否保罗的问题
近代批判学对于保罗是教牧书信的作者一说提出猛烈的挑战，故此，若要公允地研究整个问题，早期教会〔对这些书信〕的见证便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鲜有其他新约书卷有如此强的明证：这数卷书信早在坡旅甲（Polycarp）的时代已获广泛引用，甚至在更早期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和伊格那丢（Ignatius）的著作中亦有可寻。这数封书信没有纳入马吉安的正典（Marcion's Canon，主后约140），有些学者因而断定这证明当代人并不晓得这些书信；然而，鉴于马吉安倾向删掉他不感兴趣或与他的教义不相吻合的经文，这条线索并不值得重视。另外唯一可能显示这些书信不见于正典的证据是，这些书卷也没有纳入彻斯特比提蒲纸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内；然而由于该蒲纸本并不完整，故此若根据这点而作出正面的假设，同样是危险的；尤有进者，早于彻斯等比提蒲纸本出现之前，这些经卷已经在东部通用了。
由此可见，怀疑教牧书信的作者并非保罗乃新兴的思想，与早期教会有力的证据互相矛盾。这些怀疑主要由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攻击提前的真确性（1807）开始，然后有很多其他学者加以发挥，其中最著名的有包珥（F. C. Baur），贺芝曼（H. J. Holtzmann）、哈理森（P. N. Harrison）及狄比流（M. Dibelius）。他们的论点主要基于四大问题，而在不同的时代，批判的重点亦有所不同。大概就是这些累积的影响，导致一些近代学者怀疑教牧书信并非出自保罗。
a. 有关历史的难题
教牧书信的历史境况不能套进使徒行传的那段历史内，因此人有必要假设保罗曾获释放；这点导致一些学者提出别的理论。有说信中的个人资料乃作者凭空虚构；也有学者说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插了保罗的一些真笔。至于后一种看法所提到的“真笔”究竟是什么，支持的人历来意见纷纭，令人不免对这论调产生怀疑。再者，一个凭空想像的作家能拟出这般言之凿凿的个人资料，亦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其实，我们只须承认，“保罗首次被囚罗马后获释”是个完全合理的假设，便毋须理会上述两种论调了。
b. 有关教会的难题
有学者主张，书信内提到的教会处境反映第二世纪的情况，但这种批判法其实大受两个假设所影响： (i) 书中所抨击的是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 (ii) 书中所描述的教会组织对早期来说太先进了。然而，近代学者渐渐承认，诺斯底主义的渊源久远，比学者先前所想的要早很多，而且在书信中所驳斥的异端，与完备的诺斯底主义差别很大，故此上述第一个假设不能成立。第二个假设亦同样不可靠，因为书中所反映的教会组织肯定比伊格那丢时代的教会简单、原始，跟使徒时代亦并无任何不符之处。
c. 有关教义的难题
使人怀疑保罗并非教牧书信的作者的另一原因是，这几卷书缺少了较早期保罗书信对教义的讲解，并且信中一些习用语如“真道”和“正道”等，亦暗示当时的基督教教义已经发展到一个形成固定传统的阶段。对于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些书信的性质基本上是属于私人的沟通，而且提摩太和提多早已从保罗身上受了教导。至于第二点，我们同样可以推翻。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保罗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宣教先锋，无论他早期写给教会的书信如何有创意及有动力，他都不会轻忽保存纯正教义的必须，而我们也得承认，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字汇是恰当和贴切的。
d. 有关语言的难题
教牧书信很不寻常地采用了大量新约其他经卷所没有的字汇，也采用了一些在其他保罗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字汇。这些象给视为推翻保罗是作者的证据，特别是书信中还缺少了使徒所常用的代名词、前置词及虚词。可是，这种计算字词的方法，只能在有足够数据以作公平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保罗书信中的不同字汇不超过二千五百个，因此达不到应用这个方法的要求。我们似乎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否定一位作者可以有字汇及风格上的转变。有一些学者在其他各方面都承认保罗乃教牧书信的作者，他们把语文上的难题归因于保罗起用了另一名文书。
总括而言，上述异议即使汇集在一起，也不能构成足够的理由，叫人摒弃十九世纪以前基督教会所确认，也从未遭受挑战的信念──这三卷书是使徒保罗的著作。
Ⅴ 价值
教会历来使用这些书卷教导基督的执事有关他们的责任及品行；它们在提供生活实践的模范方面，亦很有价值。然而它们的用处和吸引力还不止于此，它们蕴含很多灵性激励和神学洞见的珍宝，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更形丰富。某些经文（如提前三16；多二12起，三4起等）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些伟大的福音真理；提后最后一章更保留了这位伟大使徒的临终之言。
书目：C. K. Barrett,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63; J. N. D.
Kelly,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63;
M. Dibelius and H. Conzelmann, Die
Pastoralbriefe, 1955; B. S. Easto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48; D. Guthrie, The
Pastoral Epistles, TNTC, 1957；同作者，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3, 1970; A. T. Hanson, Studies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68;
P. N. Harrison, The Problem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21; W. Hendriksen, Commentary
on I & II Timothy and Titus, 1957; J. Jermias, Die Briefe an Timotheus und Titus, NTD, 1953; W. Michaelis, Pastoralbriefe
und Gefangenschaftsbriefe, 1930; E. K. Simpso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54; C. Spicq, Les E!pi^tres Pastorales, E!tudes Bibliques, 1948。
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