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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轉變中的處境
郭乃弘
終戰五十年
今年八月剛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五十年來，人類雖然渴望和平，然而各國政權恐武有力，弄致地區性的武裝衝突無日無之。有說，近五十年死於戰亂中的人命，比二次大戰時還要多。
在剛紀念第一枚原子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早上投下在日本的廣島（第二枚在八月九日投下在長畸），法國卻宣布於今年九月至明年五月在南太平洋舉行一連串的核爆試驗，這當然引來國際間包括「綠色和平」、日本、澳洲和紐西蘭等的齊聲譴責。事實上任何核試都會危害人類，特別是對大自然環境造成污染。紐西蘭的外長說得好，既然法國宣稱這些核試絕對安全可靠，為何不在其本土進行？
當我們加入籲請法國停止核試的行列，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正秘密策劃一連串的核爆試驗。作為基督徒，我們應努力促使全球各國不但放棄所有核爆試驗，而且盡快毀滅一切核子武器，並消珥一切軍備競賽。我們要敦促所有政府不但對本土的人民，亦要對全世界作負責任的決定。這是我們作為和睦締造者所當走的一步。
一個更受限制的社會
過去一年，在亞洲的發展中，我們喜見許多盼望的標誌。六月，緬甸的民主領袖昂山素姬，經過了五年多被軍政府非法禁錮終於重獲自由；越南和中國亦逐漸加快改革的步伐。三月，在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上，初次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選擇不支持總理的提案，任命吳邦國和姜春雲為國務院副總理。
正當差不多所有亞洲國家逐漸成為更加開放、人民享有更多自由的社會，香港卻被逼走相反的方向。愈近九七，中國向香港施加的壓力愈重，香港市民體會到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
過去一年，中國使出各種手段，冀使香港市民對它絕對的順從。那些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士，受到中國政府異常嚴厲的對待。中國政府已表明不會准許李柱銘前往北京參加亞洲司法舉辦兩年一次的會議；不會歡迎張文光隨香港教育統籌會訪問團前往國內交流；與及拒絕發出記者證給《蘋果日報》前往北京採訪預委會的會議。因為李柱銘、張文光和《蘋果日報》的出版人黎智英都曾不客氣地批評中國政權的獨裁。
香港的商人已經學會講中國政府領導人喜歡的說話（縱然是違心之言）。一般市民逐漸採取沉默和無奈的態度，他們已決定接受未來政權所給予更少的活動範疇。據一項近期的調查，新聞從業員亦多已採取了「自我審查」的原則，愈來愈少記者肯在他們的報導中開罪中國政府。
中港關係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中港關係交惡的導火線。自此，中國領導人懼怕港人失控（百萬市民上街抗議中國政府以武力鎮壓民運），亦懼怕英國政府以政治老手彭定康來港部署，好使在九七後英國可以繼續影響香港的事務。因此，多年來中國政府對香港必要處理的事務多採取拖延的態度，同時卻苦心部署九七後的治港班底和措施。這終於逼使英國政府完全放棄與中國據理力爭的處事方式，而重新返回中國所要求的合作軌道辦事。基於這點，英國願意與中國達成有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設立終審庭的協議。雖然根據法學專家所言，這協議是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英國政府不經意地再一次放棄作為宗主國，並在憲法和道義上去保護香港的法治精神，以至港人的自由和福祉。
當英國政府願意放棄與中國「對抗」後，中國馬上同意機場和機場鐵路的財務借貸；讓香港的布政司秘密訪問北京；亦同意中英雙方外長在九月會面。
香港工商界當然歡迎雙方政府恢復合作，但長遠來說香港卻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香港未來的運作是靠賴中英政府，嚴格遵守雙方在一九八四年所簽署的聯合聲明，但一九九五年六月所達成的終審庭協議，卻嚴重地破壞聯合聲明所承諾法治和司法獨立的重要原則。
不負責任的香港政府
英國於一八四三年在本港設立殖民地政府。在過往一百五十年，除了殖民地式的政治制度外，香港社會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大致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政府仍是一個缺乏交代、非常內向的精英政府。
彭定康總督於一九九二年所設法引入的是一個公開和負責任的政府，可惜除了財政司外，其他的高級官員對這概念都非常抗拒。彭定康第一步所做的，便是使其政府向立法局負責。三年來他定時前往立法局向議員交代政府的施政。
隨著一九八五年在立法局引入部分議員經選舉產生，政府的高級官員對於議員的質詢和動議辯論（議員往往藉著這些機會批評政府的施政方式）感到厭煩。立法局於一九九一年更引進分區的直接選舉，那些經市民直接選出的議員更勇往直前，除了對政府進行更嚴密的監管外，更不惜提出私人法案，以期把一個更加開放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香港。劉慧卿於去年七月所提立法局的「全部議席應透過普選產生」，和陸恭蕙所提「資訊公開法」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前者在局內以一票之微被否決，而後者因政府的阻力，至今仍未有機會在立法局中提出。
過往一年，另一位獨立議員胡紅玉，致力在立法局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與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法例的主要精神在消除本港所有形式的歧視，可惜，政府的高級官員非但不表支持，而且全力遊說工商界向議員施加壓力。這事件不單顯示香港政府完全忽視其引導香港走向一個更加文明社會的責任，並且亦不容許有志人士取代其主導地位，做任何有助建立香港的創新性事情。據說為了維持其領導的地位，香港政府正醞釀再不容許立法局議員提出影響政府地位的私人法案。若然成功，這便大大打擊香港政治的發展。
民生的問題
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香港前途是全港市民最關心的課題。去年，市民的失業已取代了房屋及公共交通兩項，而成為全港市民大眾最擔憂的問題。雖然香港政府力稱失業率只在百分之三左右，但所有工會均認為失業率高企在百分之十。六月上旬，港督曾召開高峰會議，尋求解決辦法。在會上勞方強調停止輸入外勞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而資方和政府則聯手反對。
去年十二月，香港政府推出「老人退休保障」建議，由於財團極力反對，它急忙收回，隨即推出一個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這制度既不能保障已經退休或快將退休人士，也不能保障沒有賺取工資的人士（如家庭主婦）。而它最大的詬病，就是除了監管的職責外，政府不肯親自辦理，而把整個計劃交與私人機構代辦。
香港制度最大的弱點，是過分被有錢人士所把持，完全不受勞苦大眾監管。香港的大財團時常推動政府釐定一些可以帶給他們極大利益的政策。香港並非一個公義的社會，貧富懸殊的局面愈來愈嚴重，用來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在一九八一年是0.451，十年後已經擴至0.476。
大專教育的擴充
近年，香港專上教育發展非常迅速。一九六二年香港只有一所頒授學位的大學，去年已增至七所。一九六零年，香港大學從四千多考生中只收取了三百五十位一年級同學。去年，共有一萬四千五百位學生被取錄，這佔適齡大專生人數百分之十八，亦是與考人數百分之五十。
毫無疑問，在量來說，本港高等教育在近三十年有重大的發展；可是在質來說，它則倒退了不少。專上學院的老師們近年常抱怨說，學生的學習水平不斷在下降中，這當然與香港一般市民急功近利的心態有密切關係。對大專學生來說，學習並不重要，只要在考試力求過關，平時還是去兼職賺錢好。怪不得今天絕大部分的專上學生都擁有一部傳呼機。
另一個導致本港大學程度普遍下降的因素，是由於今天的基礎教育出了嚴重問題。自從本港於一九七八年引入九年強逼性的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必須上學，其中有不少是無心向學的。他們在被逼的情況下，每天到不適合他們學習的場所，自然容易心存搗亂，結果也拖累了有心向學的同學，以及有心施教的老師。電子媒介的發達也促成學生的語文程度日走下坡。據最近發表的中學會考成績，在十二萬個考生中，英文科只有一半的及格率。這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成績，教育界人士非常擔心，如果讓這情況繼續下去，作為一個國際商埠，香港的競爭能力將逐漸消失，取而代之將會是上海與廣州。據說，由於當地學生的勤奮，他們的英文程度很快便會趕過了香港。
學會的回應
培養抗爭的精神
相對之下，有錢的人比貧窮的人更熱衷於賺錢。同樣，擁有權力的人更渴望把更多的人和事納入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懼怕「失控」，因此他們絕不喜歡那些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這是人性軟弱的一面。故此在任何一個政治體系，一定要設置互相制衡的機制。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和教會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去監察政府，使其所作所為均以市民大眾的福祉為依歸。因此這些民間團體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被政府完全吸納。面對一個在人口上比香港大二百倍、在地理上大一萬倍的中國，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更何況在習慣上和憲法上中國只採納一黨（共產黨）專政，而共產黨嚴厲的統治是舉世知名的，與中國官員力爭的確是異常艱鉅的事。
香港沒有要求獨立的運動，港人只求更多空間去發揮所長。在香港現階段的發展中，極需要港人全力的參與。給予他們多點話事權也是天公地道的事，雖然中國當局視港人的要求為「對抗」，但港人切莫懼怕，放棄表達意見的權利。其實這也有助於中國未來的發展。香港基督徒學會仝人和職員常以這點為工作的理據。
過去一年，我們繼續注視本港政府的運作，特別是所引入新的公共政策。我們所發表的另類意見多是基於耶穌關心弱小的思想。無論我們的聲音是何等的微弱，我們終年屢月的努力，必可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更加豐富的社會。相反，假若香港缺乏一些另類的聲音，社會便更形貧乏。我們的聲音或可引發其他人發聲，這是有助港人獲得更多自由與空間，以及提醒當權者回應市民需求的不二法門。
去年，本會聯同各關注團體，除了在社會事件和政府政策上作出回應外，我們的工作集中於兩個範疇：全面性的退休制度和保障市民基本人權的政策。
過去一年，慣常合作的前線基督徒群體曾放下工作，有五次機會一齊去從事神學反省，與及探討九七後群體的關社角色。年中，這些群體亦破天荒地與本地的亞洲多個教會和人權組織舉行座談會，我們呼籲他們在可能範圍內把香港放進他們的關心和工作議題內。
本會與其他基督徒前線工作群體一如往年，繼續合辦「平安夜報佳音」和「除夕祈禱會」。本年七月一日，我們首次舉辦了「七、一連繫」祈禱會，為了香港的前途我們同心仰望上主。
年青人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在極度工作的壓力下，學會仍全力推行中學生公民教育工作。年內，我們曾與教育行動組，合作出版另一套有關《政黨政治與選舉》的公民教育教材套。為了準備基督徒更積極參與今年的議會選舉，學會繼去年的《智慧的選擇》，出版了另一本有關選舉指引的小冊子《選舉物語》。
我們亦出版了第三冊的「公民教育叢書」，這本《議員議事》的書收錄了五位最受市民歡迎的議員──劉慧卿、陸恭蕙、劉千石、李柱銘和司徒華──對香港發展重要議題的言論。
年中，學會亦凝聚了一班關心公民教育的老師，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去爭取公民教育成為中學的一個正式科目。
激發基督徒的行動與反省
全球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均是保守的。他們關心上主賜福與他們，多過把上主對他們的祝福轉化為別人的祝福。因為這種自私的心態，基督徒很難把信仰付諸實行，而教會與社會亦已出現很難接連的鴻溝。學會自九零年起出版「信仰與生活叢書」和「教會與社會叢書」，便是盼望在這兩方面做些功夫。
年內，我們的出版計有：
「教會與社會叢書」
第八冊《普世教會運動對政治經濟的反省》
（穆賀蘭編，黃洛文譯）
第九冊《基督教信仰與今日世界經濟》
（普世教會協會研究文件，李倩儀譯）
第十冊《共闖明天──讓地方教會重新得力》
（郭乃弘著）
第十一冊《基督教信仰與香港社會發展》
（黃美玉編）
「信仰與生活叢書」
第六冊《信仰的天空》（陳慎慶編）
第七冊《現代人與聖經》（李熾昌等著）
第八冊《天上人間》（龐熙榮等著）
學會另一嘗試就是利用出版一份神學雙月刊《思》，去刺激和擴闊基督徒的思維。每期《思》包括有評論、主題文章、神學掃描、思潮轉折、吹笛篇、書評等。
去年的主題探索包括：
第三十三期──「基督教社會運動」
第三十四期──「政治經濟的信仰反思」
第三十五期──「政教關係的再考察」
第三十六期──「亞洲宣教神學」
第三十七期──「中國宗教政策對香港未來的衝擊」
第三十八期──「性別歧視在香港」
我們繼續舉辦課程與研討會。去年我們稍為把策略調整，我們走到神學院或堂會當中，與他們共同策劃，合作開辦不同的課程和研討會。學會的總幹事依然每週應邀出外宣道和演講，這對擴闊學會的接觸綱絡有莫大的幫助。
學會在會址也定期舉辦會員雙月一聚，前來參加的會員和友好，往往能夠忙裡偷閑，與主持人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八月底，乘著南非循道衛理會戴樂民主教的訪港，本會分別主辦了教牧座談會和公開的神學講座。
每月，學會仍舊寄出一份四頁紙的中文《月訊》與各堂會、教會機構或個別讀者，共2,600份。
把香港放在世界的議程上
普遍來說，海外人士以為香港已經非常富裕，有能力照顧自己。兼且，中英政府已透過一九八四年簽署的聯合聲明，為香港勾劃出一個美好的未來；而近年，中英官員更常到海外演講，宣稱香港於九七後將繼續享有安定與繁榮。請海外投資者放心前來香港投資。
海外人士當然不會知道香港的另一面。雖然它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國際城市，但它仍需面對許多困難，例如香港是一個極端貧富懸殊的社會，貧富差距是全球最壞的，由殖民地過渡成為一個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並不一定事事順利。港人最擔心的是個人自由與法治精神隨著這巨大的改變而慢慢被侵蝕。
香港的有心人士都非常忙碌，根本沒有人有時間把香港的另一面公諸海外。事實上，現時普世教會協會、世界各地的傳道會等的職員，都欠缺香港的代表。學會決心在這方面做些事情。
我們每月繼續出版一份闡釋本港事務的英文月訊，這份兩頁紙的通訊漸受外國人士注意和引用。尤其是在倫敦出版的 Hong Kong Monitor。
我們每週都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我們非常感謝他們願意與我們站在一起。六月，丹麥的差會特別邀請本會的總幹事，前往丹麥作為丹麥教會大會的一位講員，他藉此機會亦訪問了德國北部和英國南部，有許多機會與教會人士、政治家、學者、大眾傳媒討論香港的問題。
對外國朋友闡釋香港的情景和港人所遭遇的困難與反英或反華扯不上任何關係。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國際人士積極參與香港事務其實有助香港的發展。因此讓他們瞭解香港的實況是必要的。
中國大陸具有舉世無雙的龐大市場，對外國教會人士來說，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宣教工場。為了進入中國大陸，世界各地的工商巨賈和教會領袖都設法避免說出心中的實話，以免刺激中國官員。今天的沉默可能導致明天香港的衰落。其實香港對推動中國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若然香港不振，不但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反之會成為它的一個沉重負擔。
香港的法治傳統、司法獨立、開放和負責任的政府、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對香港的發展至為重要。中國一定要保存這些，並且繼續發展，更臻完善。中英政府曾於一九八四年嚴肅地對港人作出承諾，這些承諾已經載於中英聯合聲明，而這聲明亦已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聯合國備案。事實上，中國的發展亦極需要上述的元素配合。
忠言逆言，中國領導人需要聆聽人民的心聲和與實況相符的「真話」。只有我們肯面對實況，困難才可被克服，有批評才有進步。學會願意以此與各位共勉。
致謝
我們至誠的多謝學會的義務投資顧問梁家泉先生和義務核數師郭永華先生，他們為本會作出了異常寶貴的貢獻。執行幹事鄺小娟小姐在本會全職服務了四年半後，於九月重返校園擔任作育英才的工作；而執行幹事陳慎慶先生在本會服務了兩年半後，亦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前往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擔任社長之職。學會要向他／她們致萬二分的謝意。
寫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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