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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郭乃弘
本年度（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報告是學會第八份的年報，在上主的引領和祝福、眾弟兄姊妹的參與和支持下，悠忽學會已經完成了八年的工作。
香港不平穩的過渡
還有不到一年，香港便回歸中國。從英國的一個殖民地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是一個很大的變動。其中除了旗幟、總督和駐軍的更改外，香港的法例和規矩也將有重大的改動和適應。中國政府已經宣布，香港現在由九十萬市民所選出的立法局須於明年七月一日解散，取而代之是只由一小撮有權有勢的人所選出的臨時立法會，而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是欠缺法理基礎的。更使香港普羅大眾擔心的是，中國政府的辦事方式已經逐漸入侵本港。
對於這些轉變，首當其衝的當然是負責執行政府決策的十八萬公務員。據說，由於對香港前景不看好，有很多高級公務員已經選擇離任或提前退休，尤其以紀律部隊為甚。《南華早報》於四月曾報導有三成總警司以上職級的警官不會繼續於九七後留任，而新聞處九位處長級的官員中也有六位，包括了處長和兩位副處長，亦將於未來數月相繼離任。而人民入境事務處長也宣稱因為私人理由（也許因為政治原因亦未可料）而突然提早退休，並且於即日生效……。如此看來，香港又如何能夠達至平穩過渡呢？
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始的香港後過渡期內，中英政府對於香港事務的爭拗無日無之。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政府對英國政府的猜忌。長久以來中國政府對於奉行殖民主義的國家都沒有好感，而事實上，殖民者在退出殖民地時的表現也非常差勁，所以中國政府不信任英國政府不是全無根據的。更何況，英國政府更一反常態，派遣執政黨的主席，兼且曾分別於戴卓爾夫人和馬卓安的內閣中擔任閣員的彭定康出任香港的末代港督。這不還是英國政府要借助這個政界強人在英國撤出前作出各種對英國有利的安排嗎？
在彭定康到任後，他也毫不諱言他的首要任務是去鞏固香港行之有素的優良制度，尤其是法治的制度和一個公開和負責任的政府。當然彭定康時常辯說，這些制度是香港和整體市民福祉的支柱。由於中國官員和彭定康對香港事務，無論在認識上和心態上都存在鉅大差距，中國政府和港英政府又如何可在數以千計的過渡事項上通力合作呢？
其實，早於一九八九年基於「六四事件」的震撼和港人對事件的強烈反應，中國政府也非常懼怕對香港的失控，所以在香港重大的過渡事務上，它都採取事事干預的態度。為了逼使英方同意，它以支持新機場的興建為借口，強逼馬卓安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初前往北京簽署《興建機場和其他事項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指定所有有關香港過渡九七的事項，英方都需要預先與中方諮商。而在實質上，這樣子的諮詢就等同把最後的決策權呈獻與中方，雖然英國仍負起管治香港的責任，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
而港人所怕的便是中方這種事事「以我為主」而非以廣大香港市民利益為依歸的辦事方式，在過往一年香港市民對中方官員最反感，的莫過於他們想影響香港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和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他們尤其不明白香港的福利政策，而硬說香港政府年年增加社會福利的撥款，必有一天弄致「車毀人亡」的境地。
由於中國政府事事挑剔，因此香港政府去年也開始喪失管治的決心。今年六月香港政府突然宣布其興建連結新界西部和九龍西部的「西區走廊」計劃將會留待未來特區政府來決定，以香港分秒必爭的做事方式來說，延遲任何一個重大決定的經濟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一是作價不斷的冒升（一九九三年的預算價格為三百五十億，一九九六年為九百億，一兩年後必定超過一千億！），二是實質的經濟損失（缺乏另一個貫通新界和九龍的集體運輸系統，貨運的流量當然不能有很大的增長）。更何況，如不盡快興建「西區走廊」，住在新界北近七十萬居民的民生也受重大的影響（今天一位住在屯門附近而在中環上班的居民，每天在交通上花上四小時是等閒事！）
去年，正是「籌委會」工作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可惜到了今天「籌委會」的工作仍然不被港人所認同。根據「香港政策透視」於六月所發表的一份研究，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的市民對於「籌委會」沒有信心，百分之二十七和近百分之十二的被訪市民對它的信心分別是非常低和低。當然這與「籌委會」的「黑箱作業」方式有關，但歸究到底還是中國政府選拔這個一九九七的交接工作隊伍中，完全排斥港人所熟識和接受的民主派領袖，只吸納了香港的大商家、資深的專業人士、部分宗教領袖和學術界的翹楚。
中國政府盡力扼殺對香港發展持異見的港人，特別是主張「民主回歸」的人士，例如不與他們接觸，對話，不委任他們加入「籌委」，不准他們前往北京請願，並沒收他們的回鄉證……。這些動作弄致港人很大的反感。事實上，那些反對中國政府在港政策的絕不是如中國政府所說只是一小撮人，他們深受絕大部分港人的支持，從每次公開的選舉中，他們以壓倒性勝出的情況便可見一斑。
中國共產黨把在中國大陸的極權統治逐漸引入香港決不是香港之福。他們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態真的嚇怕了港人，結果數以十萬計的中產家庭移居外地，大多數沒有能力移民的都持逆來順受，甚至懷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只顧拼命賺錢，置公共事務不顧。
中國共產黨這樣子完全不信任港人，不單弄致「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無法落實，而且如此下去必引至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本來英國在香港設置殖民地是為了和中國通商的英國商人，因此，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在百多年的施政上，主要是為了維護一小撮工商巨賈和從事服侍工商巨賈社會精英（專業人士、學術界人士、管理專材等）的利益，至於市民大眾的權益就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剝削。這種深具壓制性的情況隨著九七來臨，政權轉變，不但不會改善，並且定會變本加厲，以至普羅市民對現狀不滿的情緒無法舒緩，這對於本港的安定和繁榮實有很大負面的影響。無疑在近三十年香港在經濟增長上的確有嬌人的成就，但難道這是事實的全部嗎？香港所創造的財富只為絕小數人所擁有（例如十個財團擁有香港股票市場市值的五成），而絕大部分市民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基本權利都獲不到公平和適當的照顧。久而久之，廣大市民不滿的情緒必會爆發，甚致弄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全體市民真心的投入，因此把貧富愈來愈懸殊的鴻溝拉近，以致不容有權有勢的人（包括中國官員和本港的工商巨賈）在港為所欲為，實是急不容緩的了。
教會領袖應慎思明辨
過往一年，因著在教會內發生了幾件不尋常的事情，本港眾多的信徒有機會作出了不少實在的討論與反思。突然間，我們發覺本港的信徒已經開始覺醒了，他們再不甘心做教會內的二等公民，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不再完全受教會領袖所擺布，他們可以持有自己的主張！在香港的教會歷史上，這可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里程碑。
其實在十五、六世紀的教會改革運動中，不少的領導人已經喊出「人人皆祭司」的口號，本意是要打破「教會等同神職」這個千多年的神話，而讓信徒知道他們再不只是受眾，他們也是教會重要的成員，應與神職人員共同擔負教會的使命。可惜過往四、五百年，教會所經歷的改變依然是非常微小，今天各教會依然是由一小群教會領袖所把持。（這群教會領袖多是由較為資深的教牧同工和他們所吸納的信徒領袖所組成）。因此，在這個現代化和多元化的社會，教會依然是一個由上而下、重男輕女、盲目地膜拜權威和傳統的組織。
去年十一月，一位在一個龐大機構任職的牧師被控非禮一位已經離職的女同事，法官裁定他一項非禮罪名成立，並輕判緩刑，他提出上訴，結果主審法官在逐點駁斥他的上訴理由後仍然維持原判。這本是一件本港無日無之的風化案，牧師也是人，也有人的軟弱，他侵犯了別人，破壞了信徒對牧師的尊敬和信任，他已經受到適當的制裁，甚至弄到身敗名裂。
可是這案件的背後卻可提供我們另一點的反思。首先，我們強烈感到作為一位信徒的當事人和一位被控告的教會領袖在待遇上的差距，那位牧師在出事後，獲到不少本港教會領袖的諒解和支持。有多位領袖甚至替他奔跑，找尋社會有名望的人士為那牧師說話，在法庭上提供牧師良好人格的證明。傳說，甚至有教會領袖去接觸女當事人，希望她撤銷採取法律行動的意向。
奇怪的是，本港的電子傳媒在事前和事後對出事的牧師深表同情，有信徒擬投稿去一份基督教的報章評論這事件，也遭到不少的阻撓。
無論如何，我們應對那位受害女信徒的勇氣致敬。試想，她以單人匹馬去面對幾乎可以代表整個教會上層的結構是一件如何困難的事情？更何況，她在整件事件當中遭到該位牧師的教友和他的家人極盡能事的揶揄和侮辱。為了扭轉教會仍然以教會領袖為核心的情況，信徒和年青牧者真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現今教會的權威性和壓制性，在天主教會內辯論它應否參與「推選委員會」一事上更表露無遺。今年四月，天主教會的香港教區突然致函各堂區與屬下的機構，聲稱「既然主教已經有了定案」所以他們不可繼續發表與主教相左的意見。
本來，教會上層和領導層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並不大驚小怪，但可惜的卻是教會領導層利用其權勢去壓止一些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去年，在一連串的事件和討論中，教會領袖和信徒明顯地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在政權與教會的關係上，教會領袖傾向與政權「互讓互諒」，而基層信徒則傾向教會應與政權保持距離，以便更能有效地發揮對政權監察的作用。為此，主流教會的領袖多屬意進入受中國政府控制的「推委會」，而基層信徒卻大大不以為然。
當然，香港教會領袖時常辯說，他們要擔負整個建制教會的存亡，所以他們不能不在一些事上與掌權者妥協。最低限度，他們以為若非在必要的情況下，建制教會應盡量克制，以免刺激掌權者，因而減少教會生存的空間。為此，一個亞洲的教會組織向它所開設的一個紀錄亞洲人權的機構問罪，因為後者出版了一部有關香港市民掙扎如何面對一九九七的書。聞說，該組織的領袖視那本書為對中國政權的批判，因而會傷害該組織和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
事實上，中國政府深知教會缺乏一如大財團般的影響力，所以它對教會的尊重是非常之有限。當它視一個世界性的教會組織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上旬在港召開大會會防礙香港回歸慶典時，它會甘冒世界輿論的指摘而勒令該大會延期舉行。實際上，該世界性教會組織特意選擇於香港的政權移交後在港舉行其七年一次的大會，是表達對中國政府和香港前途的信心，可惜中國官員不領受這份教會的善意。
愈近九七，香港教會的主體愈趨保守。有些教會領袖因以自保為主，所以盡量識做，並時常設法討好未來的政權，亦勸諭教牧同工和信徒要自律。據說，個別教會領袖更有主動接觸「新華社」的低級官員，設法和他們攪好關係。
與此同時，有不少香港教會的領袖也非常懼怕去接觸香港社會和廣大的群眾，特別是社會上的邊緣人士。香港是一個現代多元化的國際大都會，可是卻仍然存在著各種形式的歧視。胡紅玉議員早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便提出了一條「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後來這草案須經拆散，經過了多位議員一年來的努力，到今天草案的內容仍未獲立法局內和外的全力支持。政府為了行政的理由而反對，工商界為了經濟利益而反對，但萬萬想不到「保守派」的教會領袖亦會強烈的反對。這些教會仍堅持教會雖用納稅人的錢辦學，但在聘請教員時仍應只聘用基督徒的老師（這算是宗教歧視）。到了今天，他們仍大聲反對「消除性傾向歧視的法例草案」（因為他們厭惡同性戀行為）。可是，香港社會人士是期望香港的教會能成為一個社會良知，故此，教會更應帶領香港走向一個更加文明、開放和平等的社會。
學會──敢言的評論者
處身於一個變化迅速和愈來愈繁榮的世代，每個人都應設法放下教條式的處事待人方式，而以一個開放的腦袋和倒空的心懷去看待事物，並且學習接納對事物持不同見解的人。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人云亦云，我們應該以客觀的態度去分析事物的究竟，基督徒對重要的事件不能模稜兩可，反之我們要有清晰的立場，而這立場可以根植於大眾的共同福祉和弱小群體的權益上。
社會的建制層和既得利益分子總喜歡維持現狀，在社會的建構上不願意作出任何重大的改變，教會應存批判的態度去面對不公義的社會制度和政策，而切不可袖手旁觀。事實上，那句「有批評才有進步」的俚語，在歷史上己經得到驗正。
在過往數年，當本會總幹事被邀在國際的聚會中擔任演講時，每每被介紹為一位來自香港敢言的社會評論員。這其實是學會核心工作的一部分，我們盼望不但學會的成員，香港的教牧與信徒，以至更多的市民都可以為了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廣大市民的福祉而敢於發聲。
香港的工商界領袖和市民大眾不自覺的以為既然香港的未來掌握在中國官員手中，所以上佳的選擇是依著他們的意願去行事。學會不特關心香港的前途，同時也關心中國的前途。雖然相對於中國，香港是非常微小，可以為中國效勞的事情好像不會很多，但在過往四十年香港經歷了一番的奮鬥，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可以利用這些微的經歷幫助中國在各階層的管理上更加現代化，在商貿發展上更加可以融入整個的國際社會。但首先，中國應容讓港人有更大的空間去發展所長。事實上，港人要堅持中國政府不應把其制度和辦事方式引入香港，隨意干預香港的事務，以及容讓港人可以選出自己的代表去管治香港，這些不單是香港未來發展所需，也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規劃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大原則。
整體來說，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最能堅守這些原則，所以本會長久以來均大力支持推行民主運動的領袖。本會總幹事也樂於擔當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牧者角色。
過往一年，學會的職員聯同本港的社會前線群體繼續努力扮演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本會總幹事亦曾多次分別致函予聯合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人權委員會」、「立法局憲制事務委員會」等，表達一些有關保護小市民人權的意見。
此外，本會的職員在過往一年更比以往著重接受邀請前往地方教會擔任專題演講、合辦研討會，以至短期課程。在七月份，我們舉辦了第四屆有關基督教信仰與香港社會發展的課程。在凝聚信徒方向，本會每月均有辦聚會，去年我們的關注重點之一是放在學會未來的角色上。
學會其中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鼓勵教牧和信徒認真地去閱讀和思想。在過往一年，我們喜見在討論教會應否參加推委會、應否慶祝國慶、應如何愛國……等的課題上都出現了相當有深度和成熟的討論。在具體的工作上，學會藉著出版去激勵信徒擴闊他們的思想範疇。去年我們依次出版了六期《思》，主題分別是：「九五選舉的挑戰」、「社會公義與貧窮問題」、「關懷長者」、「香港人權發展的再思」、「富裕社會的邊緣人」和「基督徒‧愛國‧民族感情」，在書籍方面，則有出版五本，分別是：《燃夢待天明》（李清詞等著）、《從生活開始》（郭乃弘著）、《再殖化邊緣的香港》（郭乃弘著）、《既濟與未濟》（江大惠著）和《香港人‧故事‧神學》（李熾昌等著）。
此外，本會亦盡量爭取更多的外國朋友，使他們多些了解香港的實況，進而更加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本會每月所出版的英文月訊仍然受到廣泛的支持。蘇格蘭長老會、英國的改正教會在過去一年的年會中，都曾一致通過多項有關支持香港的決議。多個外國的教會團體也在協助闡釋香港的處境中盡過一分力，美國的「友誼出版社」為了應美國基督教協進會鼓吹一九九六年為「學習中國和香港年」，而出版了多本有關中國和香港的書籍。德國教會的海外事工部亦特別以德文出版了一本有關香港的書籍。本會對於後者曾提供了重要的援助。關注亞洲前線群體組織（Documentation of Action Groups In Asia 或DAGA）亦曾邀請本會總幹事為其撰寫一本有關一九九七的書籍。本會總幹事亦曾於五月和七月分別應邀前往蘇格蘭和英格蘭與及韓國，主講有關香港的情況。而在港期間他每星期均會接待來自世界各地到訪的朋友。
最後，本會過去一年事工的推行是靠賴幾位全職的同工，他／她們勸奮的態度足以補足他／她們尚淺的經驗。
我們要多謝眾多主內的弟兄姊妹，他／她們或經常閱讀甚至推介本會所出版的書刊、或捐款、或抽空前來協助辦事處的瑣務、或為本會出版撰寫文章、或應邀擔任講員、或代禱……。我們特別感謝梁家泉先生和郭永華先生分別義務擔任管理本會的自養基金和審核本會的賬目。還有沈宣仁教授，他由本會籌組工作的開展，以至去年十一月一直擔任管理委員會主席之職，負起領導之責。對於沈教授的承擔和支持，我們致以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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