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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二○○三年是我們長久都會記得的一年。自一九八九年一百萬香港人上街支持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以來，這年香港人首次展示了人民力量的意義。一位本地電影導演形容，七月的天空是他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以來見過最美麗的、最晴朗的天空。
二○○三年也是香港基督徒學會慶祝成立十五周年的一年，標誌著學會一個特別的里程碑。際此我首先多謝學會創辦人及首任總幹事郭乃弘牧師，他以其異象和勇氣在一九八八年創立了學會，在香港的社會中成為另類的基督徒見證。身為現任總幹事，我想將這份年報獻給上主作為感恩祭，也獻給各位會員及過去一直參與我們的事工和財政上支持我們的朋友。
回顧學會走過的路，有三個指標是我們嘗試達致的：一、是在社會中成為一把異議的聲音，以確認生命的價值和維護人的尊嚴；二、持守基督徒對和平與公義的信念，尋求人類社會更真、更善、更美的異象；三、在基督徒、其他信仰的追隨者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締造合一對話和合作的空間，以強化本地及全球的公民社會，抗衡今天世界各地猖獗橫行的破壞力量。
過去一年，學會積極地參與倡導三項極為重要的人權關注：和平、健康以及自由民主。
第一項關注：和平
儘管香港沒有受伊拉克戰爭的直接影響，面對暴力的猖獗，學會感到不得不參與諦造和平，並且對抗因「反恐戰爭」而衍生的各種侵犯人權的狀況。很多亞洲人權分子也曾警告，最近美國的反恐政策以及新軍事主義不單對伊拉克、伊朗或北韓這些被美國總統布殊標籤為「邪惡軸心」的國家構成威脅，對全球的和平亦埋藏了許多潛在的危機。
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Ignatieff評論：「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正是帝國主義的復辟。」事實上，美國及其盟國這次出動軍隊只是為了維護他們長期的軍事優勢，而亞洲地區已經成為了潛在的戰爭舞台。
以菲律賓為例，總統亞羅約夫人透過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VFA）邀請美軍在二○○二年返回菲律賓的軍事基地，推翻了人民十年前的決定。此外美國軍方以反恐之名，重新向印尼提供軍事援助。眾所周知，印尼軍方一向違反人權。在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以全球恐怖活動猖獗為理由，透過嚴苛的內部安全法例（Internal Security ACT），大肆加強鎮壓國內的異見分子。
許多反戰及人權組織亦指出，以美國及其熱心盟友為首的全球軍事化行動，目的是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換句話說，所謂「反恐戰爭」旨在令跨國企業可以更自由地向全球推展。全球化和軍事主義應視為一體的兩面。
根據以上分析，以「反恐」維持亞洲地方的安全的真正理據並非保衛人民，而是控制異見分子。因此，建立跨國界的反戰網絡來對付今日無遠弗屆的全球軍事力量，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必須以人民團結力量的全球化，對抗市場經濟及軍事主義的全球化。
正當現今的世界陷入分裂、暴力及剝削的深淵，不同信仰群體面對的挑戰是：我們能否丟開彼此的分歧和偏見，找尋新的對話和合作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尋求公義和平，服侍及治療這個世界。基督徒相信真正的和平始於公義，這種和平是建基於人類彼此的尊重和關顧。
為要積極建立和平與公義，學會邀請了香港不同信仰群體的代表在二○○三年一月相聚，這群來自伊斯蘭教、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朋友，分享了我們對伊拉克危機的看法。我們代表的信仰傳統儘管有別，對和平的認同及生命的執著卻是一致的。為了回應伊拉克的危機，我們曾經舉辦公開的合一祈禱會及燭光晚會。此外，他們亦發表了聯合聲明，呼籲各國的政治領袖、宗教團體及所有懷著善意的人，同心締造和平在群體之間及國家之間建立溝通與合作的橋樑，並為促進伊拉克人民及其鄰國的持久和平而努力。我們還會致力推動香港政府盡快落實反種族歧視條例，以支持本地的少數族群，特別是伊斯蘭群體，爭取平等權利。
第二項關注：健康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沙士」）在香港亞洲以及世界各地蔓延肆虐了三個多月。二月初，一名九歲的男童證實死於這種新的疾病，這是香港首宗沙士病例。他的父親不久後也死亡。
二月二十二日，一位內地醫生劉儉倫患上傳染病進入香港廣華醫院就醫。之前一天他在附近的京華酒店留宿，引致八名曾在該酒店的住客也受感染，其中三人不知不覺地把疾病傳到越南、新加坡和加拿大。
直到四月三日，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仍然向公眾及國際社會撒謊，說在中國旅遊是安全的。退休軍醫蔣永容以無比的勇氣向國際傳媒發出公開信，揭發首都北京的軍方醫院把「沙士」病症的數字大幅地報少了。這時沙士的病毒已傳到二十多個國家，感染近二千人，超過二百人病亡。其後中國的新領導班子在四月二十日撤換了張文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以恢復國家的公信力。
這種神祕病毒導致香港有逾三百人死亡，也令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同時，香港人也醒覺過來，反省健康與社區的真正價值，以及政府的角色和態度。
首先，「沙士」的經驗揭示了全球化的影響。我們迫切地意識到本地或國際監管機構之間必須有效地合作。此外，廣東省跟香港必須發展地區性的規管架構和加強合作。這種合作要建基於互相尊重，並重視雙方人民的福祉。
其次，內地初時否認爆發「沙士」，以致反應緩慢，暴露了中國當局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重大缺失。要恢復國內外人的信心，中國必須尊重新聞的自由，讓傳媒扮演獨立的角色，報道真相。
另一方面，「沙士」危機亦暴露了香港的醫療系統的脆弱。明顯地，自從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香港的醫療體系已經不堪負荷。資源減少，令我們的醫療人員承受沈重的壓力，引致今次的醫療危機。要令香港再次邁向一個可持續的醫療保健系統，我們必須增加資源，強化公共醫療體系，也包括研究及社區健康教育。
經此一役，我們必須承認破壞人類健康的真正源頭不是「沙士」，而是人類的貪婪和野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及我們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我們的生活充滿競爭，製造了倚重生產力及效率的工作文化。我們只管工作和消費，忽略了健康和環境的重要性。我們如何回應周遭的環境，很大程度決定了我們的健康狀況。
在處理和檢討「沙士」危機的問題上，我們的政府實在令大眾失望，不但沒有成立獨立的機制徹查政府處理沙士爆發的手法，反而委任衛生食物及福利局局長楊永強主持一個九人小組調查此事件。這決定雖然因公眾的質疑而改變，但特首董建華卻仍堅持小組的角色只要「找出事實」，而非找出誰人該為事件負責。
另外，我們的政府亦沒有針對上述引致病毒的根由，反而在八月九日發布的後「沙士」藍圖中，將資源和精力集中清潔香港上。建議包括向違反衛生條例的市民加重刑罰，以及加強打擊違反衛生標準的業主及住客。其中引起爭議的建議包括禁止入口及售賣活家禽，並在衛生黑點安裝閉路電視。令人憂慮的是，這些建議所針對及影響最大的是我們社會中弱勢的一群。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整全的健康概念始於我們對生命及社群價值的尊重。爭取公民政治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對爭取人類的健康與尊嚴，並讓人脫離痛苦，至為重要。體現健康的權利，必須改善所有人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及政治狀況，而不止於維持一個城市的衛生標準。個人的健康反映了群體的社會健康，也反映了環境的物質健康。因此，健康跟社會公義是不能分割的。香港人應重新爭取健康保障的權利，拒絕接受任何以經濟成就為理由而犧牲我們的健康和社群的政策。健康保障並非商品，而是基本人權！
為要創造一個另類的平台，反省「沙士」的衝擊，並尋求一個健康的整全進路，學會聯同十二個本地團體，包括青少年及社區組織、教會團體、學者、爭取人權的活躍分子、環保人士、教師及藝術工作者，進行了多次交流，最後籌辦了一個公開論壇，吸引了超過一百人出席。這些團體開始了一個聯絡網，讓那些關心這件事及願意投身另類生活方式和價值的人士，匯聚成一股互相支援的力量，繼續探索可行的殊途。
第三個關注：自由與民主
二○○二年九月，政府發表一份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文件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諮詢。該條草案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將自行立法，禁制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以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儘管香港政府積極向公眾游說，指出二十三條的立法不會令香港市民失去自由，不少本地和外地人士都十分關注政府的草擬和表達對立法的憂慮。
其中一個主要的憂慮，是擔心特區政府透過實施該法例，在香港引進大陸正行使的「國家安全」名目，壓抑異己的意見，禁制公民社會的發展，並剝奪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
另一個憂慮，是建議的二十三條立法會打壓言論自由，令其成為刑事罪行，專業新聞工作者團體特別擔心有關分裂國家及竊取國家機密方面的條文，他們恐怕該建議一旦通過立法，傳媒會承受間接審查的壓力，最終會損害社會上的表達言論及意見的自由。
至於宗教團體方面，對有關與外國禁制組織的建議，感到特別憂慮。該建議提出，「該組織從屬於某個被中央機關根據國家法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的內地組織」，固此任何本地組織與被禁制組織有聯繫，便可被禁止。
最後，在諮詢文件內對香港人的基本自由最具威脅性的，就是授權警方毋需搜查令，便可進入本地的居所及辦公室內進行搜查及檢取物件。
我們身為基督徒，相信表達的自由，特別是思想、信念、良心及言論的自由，是基本人權。我們不能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犧牲這些價值。良心的自由可能令我們與政府的意見相左，對於基督徒來說，宗教信仰的自由源於良心的自由。因此，我們必須在服從上帝抑服從政府之間作出抉擇，並對二十三條說「不」。
諮詢過後，政府並未以白紙草案就立法的草案進行第二輪諮詢，反而在二○○三年二月十四日公開正式的法律條文，繼而在二月二十六日提交立法會首讀。保安局更聲言會將這條甚具爭議性的草案交立法會，並計劃在二○○三年七月前完成立法程序。
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一些讓步，令其中九項範圍的影響沒有原先的建議嚴苛，包括豁免非中國國籍的居民不會被控叛國罪，收窄有關官方機密的範圍，以減低對新聞自由的負面影響。儘管如此，社會仍普遍存在憂慮，恐怕草案會削弱香港市民各種自由和公民權利。
為了維謢我們的自由和人權，學會聯同超過四十個民間團體，在二○○二年九月成立了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民陣其中一個目標是聯結社會其他人士反對政府就二十三條立法。學會除了協助民陣的工作之外，還跟其他基督徒團體舉辦祈禱會、座談會和工作坊，製作小冊子和單張，並發起聯署聲明，為教牧人員及平信徒提供一個參與範圍較大的公民運動的平台，反省二十三條的課題跟我們的基督徒價值有何關連。
二○○三年七月一日，即政府計劃在立法會就該條草案作最後投票前八天，民陣發起了一次全港性示威遊行，讓市民表達意見。連發起人也感到意外的是，超過五十萬人參與了遊行。雖然在烈日下等候了數小時才可以出發。但大部分參加者仍忍耐地堅持走畢全程，市民雖然懷著憤怒，但遊行卻是和平與有秩序的進行。反映了他們的決心及對香港政府各項施改，包括二十三條立法的不滿。
儘管很多人強烈要求董建華延遲立法，特首於遊行翌日仍拒絕撤回立法。他提出了三項修訂，包括不再容許政府將與內地因國安理由被禁制的組織有連繫的本地組織列為非法團體；不再授權警方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搜查任何物業，及容許傳媒被控洩露國家機密時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即使這樣，這些修訂並未令港人放棄爭取撤回立法。
最後，身兼自由黨主席的行政會成員田北俊請辭後數小時，特首終於在七月七日凌晨二時不再堅持，並宣布延遲國安條例立法的二讀。
在其後七月九日及七月十三日分別是由民陣及香港民主發展網絡（DDN）發起的兩次集會中，數以萬計的市民再次出席。第一次集會的信息是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第二次是強烈要求香港實行民主改革。接著，特首在七月十六日宣布接受了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及財政司梁錦松請辭。自去年七月一日，特首務求政府更為負責，引入政治任命的部長制，取代公務員，接受部長請辭，這還是第一次。
反省二○○三年七月發生的戲劇性事件，港人終於突破了一次艱巨的考驗──現實中似乎不可能令董建華政府改變，但當更多市民願意為自己的權利站出來，改變仍是可能的。這次經驗為每個香港人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回憶，亦令我們充份體驗了人民力量的可貴。
過去一年，我亦繼續為信義宗神學院開設「社會政策與基督教價值」課程，並在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與黃慧貞教授共同講授「神學與女性主義」。透過教學，我更相信學會直接參與人民的掙扎的經驗與反省，是神學教育一項重要和寶貴的資產。
除了參與香港地方的工作，我在過去一年亦曾應邀在四個普世教會的聚會中，與學會的海外伙伴，如ACISCA、WCC、CCA以及EED，並其他信仰群體，交流關於「反恐戰爭」、全球化、跨宗教合作，以及克服婦女暴力等課題的意見和經驗。此外，本會同工吳國偉及譚月明亦於六月參加由ACISCA在泰國舉辦的電子傳訊工作坊。這些接觸和體驗，不單開闊了我們的視野，還擴大了學會與其他亞洲和全球的普世教會團體及個人接觸的網絡。
作為這個報告的總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反省，我相信這些正是學會以及其他感召為上主的和平與公義作見證的普世教會團體的信仰所繫。第一個反省是，即使現今的世界存著莫大的複雜性和痛苦，令我們無法想像另一個真實的存在，然而賦予人力量和更新人心的上主是與我們同在的。因此，我們必須學會用信仰的眼光透視我們人類的境況。這是一個深度屬靈的挑戰，要求我們即使在極度困難和絕望的境況中，仍相信上主是生命和公義的上主，祂選擇為窮苦者背負十架，祂有釋放與復活的能力，祂充滿慈愛和憐憫，特別在我們最黑暗的時候，也不會離棄我們。
第二個反省是：我們愈益面對人生殘酷的現實──戰爭與恐怖主義，「沙士」、全球化等──我們越發洞悉人類無界限的一體性。人類的某一部分支配另一部分，只是因為我們不明白、不曉得上主的兒女同屬一個家庭。我們原是彼此的守護者，所以我們必須學習彼此相愛。
秉持這些信念，即使受制於資源、認知及能力所限，學會仍會全力以赴，就像那個向耶穌獻出五餅二魚的小孩般，信靠上主的愛和力量，將我們僅有的奉獻，以成就上主國的榮耀。
最後，我想衷心感謝每一位曾經付出時間、專長、精力和財政資源，令學會可以真正在香港紮根和見證的朋友。
展望將來，我們仍然需要你們的祈禱、安慰、參與、積極的批評及財政支持。願上主的愛驅除我們一切的恐懼和敵視、讓平安與公義早日臨到香港以至整個世界。
胡露茜
圖片說明：胡露茜於七月十三日 民主集會上發言。（民主發展網絡提供）
圖片說明：胡露茜與來自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領袖會談，促進宗教對話。（UM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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