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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這年報將會從以下四方面作剖析和反省：第一部份討論特區政府對管治問題、及對人性化和持續性發展的忽視。第二部份針對北京與香港的關係。第三部份探討教會與社會。最後部份反省香港民間運動的發展和香港基督徒學會（學會）的角色與使命。
1. 特區政府對管治及對人性化和持續性發展的忽視
去年十月八日立法會以31票對21票否決了一項要求董建華下台的不具約束力動議。提出動議的背景是回應七月一日不滿其管治的大規模示威。是項動議是立法會在五個月內第二次提出的類似動議。提出動議的前線劉慧卿議員表示，特首董建華在過去六年施政有太多失誤，亦沒有回應遊行示威者對民主普選的訴求。
相比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有權透過選舉制度把總統及首相轟下台，香港人的困局是即使政府的管治徹底失效，我們亦無權撤換領導人。因此香港人深切希望和爭取民主制度早日實現，讓人民可以選出代表自己的領導人。
觀乎過去一年，許多事情都反映了目前特區政府所推行的高官問責制的失敗，例如對沙士危機的回應不足、對「維港巨星」活動欠缺監察、西九龍發展項目的爭議（即把四十公頃土地長達三十年的發展權批予單一財團）、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因作出惹人質疑的行政決定而提早請辭。此外，政府借縮減財政支出及教育改革為名，大幅度辭退教師、迫令收生不足的學校及大學學系停辦。政府也因為不尊重市民意願和合約精神，就中區填海計劃和公屋居民的租金超收問題，使公眾以法律訴訟方式控告政府。
我們必須明白，現時的問責官員並非民選產生，故只向特首一人負責，而特首是由一個只有八百人的委員會選出。因此，不論問責制的形式如何，若要能增加高官的問責精神，談何容易。其次，在問責制之下，官員唯一的回應便是請辭，而過去一年已經有三位官員先後請辭。將來很大可能是其他官員也會因犯了嚴重錯誤而陸續需要請辭。我們相信唯一可以使政府變得問責，便是透過普選，讓市民有權直接參與選出他們的領導人。
除了市民缺乏參與和問責制本身的缺陷外，導致政府高層管治水平差劣的原因，也基於香港特區的政策漠視社會公義及憐憫的精神，不尊重人道關懷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儘管香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卻是發展國家中財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其堅尼系數高達0.525。對比之下，英國的堅尼系數只有0.36，已是西歐國家中最高系數之一。根據官方數字，現時香港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比回歸前的財政狀況差了。今天超過五十萬家庭戶每月收入少於8,000元，而每月賺取少於4,000元的家庭戶，自九九年以來，卻增加近四分之一，達二十萬之多。在富裕的西方經濟體系，大部分的貧窮人口都是失業人士，並領取社會福利。但在香港，因為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和低福利的緣故，許多經濟貧乏的人都需要長時間工作，生活捉襟見肘。
以四十九歲的陳太太為例。她生活在一個三百六十尺的公屋單位，有三個女兒。至今，陳太太在屋附近任職清潔工人。工作時間為每星期七天，每天由早上七時半到下午五時，月薪只有3,900元。她每天清潔地板與窗戶，清除屋的垃圾，並從事搬運大件傢俬等物件。最後因弄壞了身體而被迫停止工作。最近由七個民間組織發表的報告指出，政府房屋署的合約只以月薪低至2,450元聘用清潔工人，這便是政府私營化公共服務的後遺症。
另一個例子是四月在天水圍發生的家庭暴力案件，事主是一位三十一歲新移民母親甘淑英及其兩位六歲孿生女兒。此悲劇並非單一的不幸事件，它揭示了現存政府處理新移民家庭的政策不但充滿歧視，亦是導致家庭暴力的結構性因素。而新近推出的人口政策要求新移民需居港七年才可申領綜援，相對於過往只須連續居港十二個月的安排更趨苛刻和排斥傾向。
根據南華早報2004年4月15日報道的數字，本地家庭暴力的個案比去年增加了264宗，其中屯門及元朗的個案佔最多。不幸地，政府非但不因應家庭暴力上升的趨勢而改善社會服務的質和量，反而削減過百億的社會福利開支，以應付財赤問題。一些服務新移民和單親家庭的中心面臨關閉的威脅。此外，政府在2003年六月亦將綜合保障緩助的金額削減了百分之十一，以與通縮的水平看齊。
第三個例子是深水八幢大共111個物業和住戶於去年被迫交出其商舖和物業予政府，作重建用途。其中一名業主馮先生為車胎修補店店主，他憤慨地說：「我不明為甚麼我們要把店鋪交回政府，因為公契清楚表明我們物業的擁有權到2047年才檢討。為甚麼我們要被懲罰？」他批評政府壓迫普羅市民，強行收回他們的物業，與此同時卻又把土地以近乎荒謬的低價售予大發展商。
最後一個例子是，即使受到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的多番批評，政府對立法打擊種族歧視的行動仍然停滯不前。雖然有關法例可以使我們的多元文化社會更公正地運作，同時亦可以保護少數族裔免受歧視，及避免其他緊隨歧視而來的不幸遭遇。民政事務局副祕書長余志穩卻辯稱有關反歧視的立法諮詢工作要押後，因為在2004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只有數月時間發表諮詢報告是不恰當的。
以上種種事件表明，生活於貧窮及被邊緣化的人，他們的痛苦並非源於未能應付所謂發展所帶來的變動。問題是現存政策只集中高經濟增長，漠視人性尊嚴和社會公義的價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博士指出，這些發展模式建基於「勝者全取」的社會結構，即表示掌握權勢的人可掠奪社會上所有的資源，而處於劣勢位置的人能夠改善生活條件的機會卻很少。要改變這不公義狀況，我們必須建立新的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以分享為主導的發展原則取代那「勝者全取」的原則。
2. 北京治港的開始
2003年7月1日，當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香港政府強行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以及2004年1月1日再有超過十萬人要求政制改革的遊行發生後，香港人已清楚向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表達他們的意願：他們不想繼續活於現存的政治制度之下，因這個制度不容讓市民就影響他們的生活和公共事務有平等和參與決定的權利。相反，他們希望透過全民選舉，直接參與政治過程，使政府更能向人民問責。
自2003年7月1日後，人民力量的另一次彰顯是去年11月23日區議會選舉所反映的民意。一百萬投了票的選民把投票率由1999年的百分之三十五提高至百分之四十四。其中有大批是新登記的選民，以往許多不會投票的選民都用他們手上的選票向保皇的陣營傳達了訊息。結果，泛民主派陣營獲得了重大的勝利。
可惜，香港人希望以普選方式選出領導人的呼喊，卻被中央官員以至香港的親北京陣營猛烈批評，指斥這些發出呼聲的人不愛國，並企圖製造香港獨立。
經過多月來就政制改革的辯論後，中央政府突然宣布會尋求全國人大常委釋法的意圖。而釋法帶來的主要轉變是：香港要獲得人大常委的批准才可以修改選舉法。這樣，北京不但手握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終決定權，也摧毀了基本法所賦予的「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和高度自治原則。
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曾作出這樣的註解：「政治改革不再是香港的內部事務，而是已提升至國家層次，因此，作出有關決定者乃北京，而非香港政府。」
全國人大副祕書長喬曉陽於四月廿六日在禮賓府的會議中指出：「香港的政治環境不夠成熟引入全面普選。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城市，工商界的利益必須受政治制度保障。因此保留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及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工商界議席是必須的，假如取消有關議席會違反了基本法中均衡參與和維持資本主義不變的規定。」
另一方面，令人擔憂的是愈接近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社會所散播的政治壓力亦逐漸升級。最先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即五月份，香港先後損失了兩位受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和黃毓民。與此同時，香港電台某位主持人亦被本地親北京陣營猛烈批評，結果他由一直主持的受歡迎早晨節目時段被調往另一節目時段。鄭、黃二人雖然沒有具體解釋離開主持崗位的原因，但卻分別表示基於沈重的壓力和威脅而被迫離開。一星期後全國人大港區代表李鵬飛原本接替鄭主持節目，也突然決定停止主持工作，因為他感受到朋友的孤立，他亦表示從未見過香港出現如此受政治壓力分化的局面。他甚至辭去全國人大的職位。以上事件令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面臨更嚴峻的威脅。
正當公眾人士仍然期望敢言的電台節目主持人可以回來主持節目之際，商業電台突然宣布要改變節目方針，由「感性宣洩」轉為「理性」。同時指摘離開崗位的節目主持人沒有捍衛言論自由。基於這個原因，電台於七月廿九日終止了鄭的合約。數天後，鄭指控電台試圖阻止他參選立法會。鄭其後向廉政公署作出投訴，並放棄其加拿大戶籍參加立法會九龍東地方選區的選舉。
當我們仔細觀察過去數月發生的事情，我們不難發現北京政府正企圖從不同途徑影響九月立法會的選舉，希望協助親北京陣營人士取得更多議席。以上事件使我們懷疑政府、商界以至黑社會組織是否組成了非正式的聯盟，以操控香港的未來？而否決香港普選的真正原因是保障本地商界利益，確保北京對香港的控制？我們認為要抗衡這個意圖所帶來的影響，香港將會更取決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因為將來的希望將寄托在香港人自己。
3. 教會與社會
去年發生了三件事情對香港教會帶來新的挑戰，也迫令我們對教會在公民社會的角色與使命作更深刻的反省和覺悟。
第一個挑戰是2003年8月17日，兩個支持同性戀的組織衝擊香港天主教會的主教座堂，並干擾了崇拜的進行。此事引發了香港教會對同性戀議題作出更多討論和回應。目前，香港大多數教會對性和婚姻的立場持保守觀念，堅持上主造男造女是為了兩者彼此配搭，性行為的目的是生育繁殖。因此，教會不可能支持同性婚姻。但同時亦有個別的基督徒、牧者和基督徒團體指出因為主流教會譴責同性愛行為乃屬罪惡，迫使許多性少眾將自己的性向隱藏，或選擇離開教會，加入其他邊緣基督徒群體，甚至放棄信仰。因此，教會必須重新反省，如何更新教義和故步自封的態度，開放教會成為所有人的庇護所，縱使我們對同性愛採取不同的立場。天主教陳日君主教在與數個同性戀組織會面後表示，他認同香港沒有法律保障同性戀者在住屋和就業方面免受歧視，他認為這個問題是教會可多加關注的。
對學會而言，我們視這問題為上主給教會的考驗，問題不在於同性愛是否有罪，而是我們如何彼此接待，以及性少眾在社會及教會的基本人權保障。
第二個挑戰是教育統籌局提出的具爭議性的教育(修訂)草案2002。該草案經過立法會的激烈討論，已正式於2004年7月8日通過。有關法例要求學校在2010年前成立由選舉產生的管理委員會法團，成員包括教師、家長和社區代表。但是許多教會領袖非但不支持，反而批評該法例，因為現時大部分的學校管理委員會都是由教會等辦學團體委任的成員組成。在新法例下，教統局若發現學校管理出現問題，可有權委任成員進入管委會。理論上草案有助透過教師、家長及校友代表更大的參與而改善教育質素。但實際上修訂案卻與學校制度民主化關係不大，相反法案備受批評之處正是合法地容許政府干預或至少影響學校管理委員會的運作。
基督教會團體（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開辦接近一半的津助學校，擁有悠久的辦學歷史，使其與政府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此草案無疑會改變這種關係。天主教會和聖公會甚至警告會不惜就富爭議性的校管改革草案控告政府，因其侵犯了宗教團體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
學會認為，政府通過教育(修訂)草案2002旨在削弱本地教會在教育事業以至整個社會上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衝擊對基督教會也是一個黃金機會，令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以往透過向政府和私人基金尋求經費支持，以興建學校、醫院、及社會服務中心的做法。過去基於這種依賴模式，教會逐漸失卻其先知聲音，避免反對政府，以保障其辦學和開展社會服務的方便。我們深信現在教會是時候重尋其獨立於政府的社會角色，建立更具批判性的教育視野。
第三個挑戰關於教會在公民社會運動的參與。自去年七月一日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後，愈來愈多的基督新教的會眾認同我們要像天主教陳日君主教般更加敢言。我們樂於看見經過多年的沈默後，更多的主流宗派包括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能夠發表有關政制改革討論的公開和批判性聲明。此外，我們也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近年的社會見証感到鼓舞，它即使要面對更複雜的行政架構，亦願意積極地回應敏感的政治議題，例如就基本法廿三條、政制改革及校本管理等議題向政府提出意見。
4. 公民社會運動和學會的角色與使命
今年七一遊行前數星期，香港人接收到兩種矛盾的訊息，可能使他們疑惑是否應參加七一遊行。第一個訊息是部分政治領袖和社會運動活躍分子受到威嚇和騷擾，包括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司徒華及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黃毓民和李鵬飛。此外一些香港選民透露其在內地的親戚受到威嚇，要求他們在港親友投票予「正確」的候選人。劉慧卿認為，因為政府沒有認真地處理這些事件，因而助長這種政治威嚇的文化。
第二個訊息是一些民主派陣營的政治人物，包括劉千石和李柱銘，由較為對抗性的立場轉為講求與中國領導人對話。他們甚至表示不會在遊行時高喊「還政於民」的口號，以示與北京的和解。他們的行動令不少市民產生疑惑。
然而在這種混亂的氣氛下，今年的七一遊行仍吸引了大批民眾的參與。儘管當天的氣溫高達歷史性的34.6度（華氏94度），成千上萬的群眾仍然擠身於銅鑼灣到中環路段的街上，和平地遊行示威。遊行組織者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聲稱53萬人參加，而警方的估計是20萬。因為高溫的天氣，超過650人需要醫療協助，43名參加者被送院檢查。
是次遊行反映了香港的人民運動已非止於偶然渲洩對政府的不滿，而是代表著一種更有力量和持續的民主運動開始形塑。尤其令人振奮的是有更多的年輕人更主動和積極表達自己的聲音。
自去年七月一日，中央政府努力改善香港經濟，以轉移港人對政制改革的注意力，以及對香港政府的不滿，但是，經濟復甦並沒有冷卻巿民對政制改革的訴求。兩次的七一遊行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再是政治冷感，而他們也不會滿足於成為「經濟動物」及社會前途的旁觀者。
經歷了這些戲劇性和歷史性的香港民間運動以後，我們的下一步應怎樣走？
第一，立法會選舉在今年九月便舉行，民間團體和教會組織將利用這個機會舉辦活動，製作教育性的材料，讓公眾有更多空間討論香港的人權問題，包括反種族歧視法案、最低工資、成立人權委員會的作用等等。這些討論結果將列舉出來，讓選民可以評核候選人的政綱。
第二，香港人所希望的不單是有機會更換領導人，也希望有權改變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政策──失業、貧富懸殊加劇、教育改革、對沙士的回應、環境保護、解決財赤問題等等。換句話而言，人民追求的是另類的政策，以改善生活質素，使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家園。這樣，泛民主派陣營的政黨和侯選人面對的考驗便不只是反對政府，而是以社會公義和尊重差異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具體政策。
最後，要延續民眾的意志，不能單靠組織無休止的遊行。相反，我們要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物色有潛質的領袖，建立一個廣泛的聯繫網和一個更具參與性和合作性的民眾運動。
透過在香港的基督徒見證，學會經常把自己的社會角色視作以良知和信仰為本的革新力量，透過與其他民間團體和社運人權分子的合作，強化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發展。
此外，學會相信我們直接投身公民社會運動的經驗和神學反省，對本地教會、神學院、中學以至整體公民社會都是重要的資源。自從我們在社會牧職和公民社會教育試點式計劃開展以來，學會已發展出幾項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並獲得部分神學院、學校和民間團體的良好回應。
根據過往的經驗，我們整理出有關教育理念的六項主要特色：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處境化和與現況緊扣：它優先關心當下身在其中的處境和實況，多於其他處境、時代和地域。歷史資料、經典及其他地方的經驗或許有助教育的過程，但我們的重點關注是發掘和豐富當下的處境、實況和運作。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關注和投入社會與政治生活：解放神學與婦女神學強調實踐主導，並以批判的角度和方法重新審視傳統神學和社會的政治秩序，自我們學習到這兩者有力的見證後，我們深信我們的教育理念應是「由下而上」的，即由那些經驗著制度上的不公義和壓迫的團體及個人出發，因他們的聲音往往不被聆聽、利益不被照顧。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經驗性的：旨於協助學員對實況有親身的體驗，釋放他們對社會弱勢者的情感和同理心有真實的流露，同時也代表他們向世界開放，關注鄰舍的需要。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反思性的：對當下經驗的批判性反省是以實踐為基礎的教育的重要起點。透過學員對自己經驗和面對的處境的思考和分析，使實際的教育過程得以真正開展。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一種改革性行動：不論是在過程中或最終成果，我們都希望學員會有所不同，包括對社會的認知、及對投身成為改變現時社會的中堅分子兩方面。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建基於信任和希望：作為有信仰的人，我們的希望代表著對一位仁慈的上主信任，這位上主聆聽和回應我們群體的悲鳴，我們的悲鳴是懺悔心和信任感的真實表現。懷有希望，使我們對「他者」有信心，這「他者」比個人更重要。只有透過與「他者」──更大的群體、大自然和上主──有一份連繫的感覺，我們才能夠窺見生命的希望。
我們也看到一些充滿希望的現象，學會的先知見證啟動了更多的宗派和本地教會。對香港以外更廣大的普世教會運動而言，學會的工作為在社會活出信仰提供了寶貴的見證。學會致力成為一個為整個教會和社會而存在的基督徒群體。
除了在香港舉辦的活動外，學會的同工也與亞洲以至國際教會組織的普世運動保持緊密聯繫和對話。去年我以參加者或講者的身分出席了幾次普世教會會議，包括2003年9月在香港舉辦的亞洲基督教議會之跨宗教合作延續委員會會議；由亞洲基督教議會聯同EED及AMEN在曼谷舉行亞洲基督徒和回教徒對話和交流諮詢；2004年2月在曼谷舉行的ACISCA執行委員會會議；2004年7月在澳洲舉行的第十一屆課程與教育世界議會；及2004年8月在菲律賓由普世教會協會主辦的經濟全球化的另類選擇諮詢會。
除了出席以上的海外會議，我也想略略報告三件特別的事件。首先是2004年3月學會聯繫了九位朋友到台灣體驗總統大選。我們特別鳴謝台灣長老教會、衛理公會、及多個關注勞工、婦女、學生和環保的民間團體的接待。去年另一個重要經驗是本人應EED邀請，到德國進行為期十日的訪問，我特別感到興奮的是有機會與當地教會、神學院和外交部的代表會面，並參加了神學會議、討論會、信徒祈禱會及於聖靈降臨主日擔任宣道。最後，學會的執行幹事堵建偉應美國Vesper協會之邀請，參加了於2004年7月在荷蘭舉行的「和平對話」國際諮詢會，這些交流學習正是普世合一團契最寶貴的資產之一。
總結來說，與過往許多年一樣，我們希望再次表達對你們每一位的由衷感激，學會的工作全賴會員和合作伙伴的支持。若不是你的關心和參與，學會便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在同工方面，我首先感謝植瑞過去在學會長達九年時間的服務和貢獻。同時我們歡迎朱華香於去年十月起加入學會大家庭工作。
此外，我們亦高興范立軒自去年十一月成為社會行動和見證的項目幹事。范先生是一位資深社工，因著他的豐富經驗和對社會公義的委身，學會會受益不少。我們也想感謝陳詩韻在學會實習期間，對公民教育項目工作的全情投入。
最後，我們特別表達對沈宣仁博士於本年八月五日在洛杉磯離世的惋惜。沈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是學會管理委員會的首任及多屆主席。他是學會創會精神支柱之一，他的微笑、他的表裏如一、他的謙虛態度，我們這些被他的生命和見證觸碰過和影響到的人，將永記於心。
胡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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