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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報告
在過去一年，香港人雖然經歷了立法會選舉及行政長官的更替，對於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08年普選立法會的可能性卻並不樂觀；香港經濟雖然漸漸復甦，社會上貧困的一群仍受忽略與遺忘；香港社會雖然繼續安定繁榮，言論自由卻不斷縮窄，這個城市的性小眾與基督徒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增加。海嘯和倫敦爆炸震撼了全世界，亦將香港人和遙遠角落的社群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在這種種衝突、失望和苦難當中，香港基督徒學會（學會）仍然致力推動人權、社會公義，以及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建立充滿仁愛、關懷的社會。以下的報告列出在過去一年內我們的主要關注和學會的回應。
1. 香港民主的前景
根據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的估計，今年的七一只有21,000人上街。很多人都想知道，為甚麼今年的遊行未能像過去兩年般吸引市民熱烈參加，這是否反映香港公民社會運動的失敗？或只是反映了香港人對現時社會上的政治氣氛的複雜感覺？
一些評論認為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大幅減少是反映了香港人經歷多年的民主爭取後希望的幻滅，民主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另一些評論則認為大幅減少的遊行人數很大程度反映香港人的成功，即成功逼使董特首於三月時下台，加上本地經濟持續反彈，政治氣溫自然下降。親政府的陣營亦發表類似的論調，由於經濟復甦，人們不想搞壞經濟，因此選擇不參與今年的七一遊行。
我們認為相比以往兩年，香港現時的氣氛和經濟狀況雖然樂觀，但社會上結構性的問題卻不容忽視。
首先，香港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是將60個席位平分兩個組別──即分區直選及功能組別，這個設計明顯地是為了確保親北京和商界人仕能夠獲取在一個較民主的制度下難以贏取的席位。
去年（2004）的立法會選舉正好說明這個事實：這次選舉投票率高達55.6%，泛民主派雖然取得逾六成選票，卻只取得60席中的25席，即少於半數──反映出一個失衡及扭曲的選舉制度。即使泛民主派相信他們所得的選票已反映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這個訴求卻沒有轉化為相應的席位數目。
至於今年3月10日董建華辭職後的特首選舉，則更加是一場「政治秀」，因為由一開始，曾蔭權的勝出已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一個由800人組成的小圈子選舉制度就是要確保中央政府完全控制選舉的結果。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制度比1996年首次選董建華時更加不民主：第一次的提名是不記名的，在2002年和今年，所有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均須公開提名。當然，那800人無須投票給他們提名的候選人，不記名投票原來是讓他們不受壓力左右下投票。
除了選舉制度的設計，另一個障礙就是民主派自身的矛盾，在於維持一個民主派之間，以及與更廣泛的民間社會運動之間團結有力的聯陣。民主派內部的矛盾，來自較貼近基層的成員和較貼近中產的專業人士之間的分歧，民主派的組成具多元背景，導致在很多社會經濟問題上難以達至共同的立場。民主運動變成集中於選舉制度和要求加快民主發展步伐。由於被這個政制改革的大題目牽著走，其他社會經濟議題例如社會福利、最低工資、教育改革等等的討論都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議程之外。
要衝破以上的障礙，必須記取七一遊行的啟示：當人們團結起來，便有力量改變。民主的成功不單依靠民主的選舉，還須有人民的參與和監察。從這個視野出發，我們的民主運動理應深植社區，以民為本，我們不能只以北京的威權為根據──無論是反對或是討好。我們應以人們的福祉為依歸，以推動對人權和社會公義為我們共同的願景。
正當民主黨──香港以民主為旗號的第一大政黨──面對不絕的醜聞，市民的支持度下降之際，香港的民主道路幸好由一群年輕的活躍份子照亮了，他們組成了不同的細小團體推動獨立媒體、年青人權利以及關懷環境等，為社會和政治討論帶來新的動力和視野。我們是否應該結合這些民主的新聲和老調，以組成更有力的聯盟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2. 香港精神：自力更生和自救
如前所述，曾蔭權成為香港的新特首這個故事，反映中國政府對選舉過程及結果的控制和影響。這個故事亦說明了曾蔭權──一個普通警員的兒子──如何透過努力以及自力更生的香港精神去實現「香港夢」。
某程度來說，曾蔭權40年步向成功的經歷並非單一例子；它印證著香港由一個以血汗工場出名的製造業中心變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歷史。過去，很多父母辛勤工作來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就像曾蔭權的例子──他那個年代的很多人都深深孕育於自力更生和個人努力的信念。
帶著這些背景和信念，當曾蔭權在1996年英國殖民地政府內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時，相信他也認為成功的方程式就是以經濟為先、福利為後。
在他正式被宣布成為新特首後，曾蔭權表示他的優先考慮便是改善施政、重建社會和諧以及加強香港的經濟活力。這些言論顯示出他仍然深信那套以經濟為先、福利為後的哲學。不過，對這個社會的貧苦大眾來說，這種哲學不單錯誤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更將他們的夢想與對公義的追求壓抑下去。
過去一年，我們不幸見證著這個社會如何停止為窮人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第一個例子就是在2004年10月14日的立法會上，兩個為工人及窮人提供更多保障的(沒有約束力的)動議辯論被否決：第一個動議要求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相比中國大陸及台灣，香港是唯一沒有法定最低工資的社會（除了外傭的極低最低工資水平）。第二個動議要求停止削減福利及為窮人提供交通減免，議案即使經過大幅修定和調低後仍然被否決了。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發表報告，指出在香港這個有680萬人口的社會中，有112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過去十年，14歲以下兒童及65歲以上老年人中愈來愈多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社聯亦作出警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兒童很可能走不出貧窮的惡性循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統計數字的其中一個註腳正正是另一個統計數字：現時最富裕的十分一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窮的十分一的26倍。除了不平等和低收入之外，超過四成的工作人口每星期工作50小時，其中24.5%需工作60小時或更多才足以餬口。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在2005年5月發表的有關單親家庭的社會保障的新政策，其背後理據是讓單親家長融入勞動市場，建立他們自力更生的能力，提高他們投入社會的動力。計劃建議要求育有最年幼小孩達6至14歲的單親家長從事兼職工作，一個月最少工作32小時，還要最少賺取港幣$1,430。如果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單親家長不符合以上條件，每個月的補助金便會被扣減。
由於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反對，政府最終修訂建議，將原定6至14歲的要求改為12至14歲，這個建議將於2005年10月在立法會辯論。基於兩個理由，學會並不接受這個新政策。首先，要求單親家長──多屬於低技術工人──尋找時薪達港幣$45的工作實在是不切實際，這差不多是快餐店僱員工資的三倍。
另一個學會關注的是單親家長如果不在勞工市場尋找有薪工作，即等於不工作。這反映政府已經過時的性別定型，即認為家庭照顧者的工作不是工作。我們認為家務也是具生產力的工作，選擇在家照顧孩子的家長，對我們的社會及將來都作出重大貢獻。
以上的例子清楚指出我們的政府及其政策主要建基於一種對自力更生及自救的迷信。根據這套信念，如果一個人貧窮，這是由於他們懶惰或不願改善他們的能力。當社會上每個人只會照顧自己的需要成為規範，貧困的家庭便不會主動尋求社會的協助，而會選擇自殺。
根據香港大學犯罪學中心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在家長殺死其子女的個案中，43.7%處於低社會經濟地位和／或有財政上的憂慮；在全家人都自殺／被殺的個案中，則有85.7%處於同樣的憂慮。研究亦指出，大部份犯罪者都被「絕望感」困擾。
教會作為上主創造的管家，鄰舍的守望者，我們必須破除香港人對自力更生與自救的迷信，重新調整我們的社會政策，以人的考慮──而不是經濟效益──為先。
3. 香港言論自由受威脅
在過去一年發生了四件事，為香港的言論自由響起警號。第一件事發生在七月，商台節目主持人黃毓民被突然中止合約，這事是在他要求由每星期負責一天節目改為五天節目被拒後發生。
第二件事是曾蔭權在競選特首時，發表過有關賽馬現場報道和十大金曲頒獎禮的評論，其後香港電台在欠缺透明度下結束賽馬現場報道。香港記者協會（記協）主席張炳玲認為港台的風波與黃毓民的被解僱，在在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被侵蝕。身為香港人，我們必須明白港台的風波和黃毓民事件，已使社會上有關公眾獲取各種資訊以及加速民間傳媒的發展的討論更形迫切。
另一件惹來爭議的事件就是曾蔭權在八月發出行政命令來規管執法機構的祕密監察行動。香港大律師公會、四十五條關注組和人權組織都批評該行政命令企圖在沒有《基本法》第30條要求的立法保障之下，限制人們的私隱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楊艾文亦質疑該行政命令，並表示《基本法》第39條確保人們的權利與自由，包括第30條保障通訊祕密的權利。
即使此事已引起公眾很大的關注，政府卻堅持該行政命令，要求執法人員從較高級的人員取得授權來進行祕密監察，並沒有增加執法人員的權力，亦非等同立法。然而，為市民大眾的利益著想，法律界一致要求政府從速進行有關的立法，以使合法的監察行動可以繼續，而有關證據亦可獲法庭承認。
最後一件令很多香港人擔憂和悲傷的，是中國政府指控香港記者、新加坡海峽時報特派員程翔為台灣特務，並予以拘留。記協表示，程翔自4月22日起便以「監視居住」的方式被拘禁，其後更一直無法得到公正的司法程序、法律顧問，以及與家人聯絡。
在北京外交部聲稱程翔已於5月31日承認為不知名的外國利益集團從事間碟活動後，記協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並要求有關部門以公開、公平及遵從法治原則的方式處理程翔個案。另外，記協亦和「無國界記者」聯手在網上發起國際簽名運動，要求程翔早日獲釋。
在沒有公聽會的情況下，新華社8月5日宣布程翔被正式起訴犯了間諜罪，並指程已承認曾獲取及洩露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國家機密。一些程翔的朋友認為，程是一個正直和愛國的人，不相信他犯了這些罪。
從一個公民社會的角度，程翔的個案實在需要大家關注，這不只是為了保障記者的權利，亦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公民權利。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的傳媒工作者被無理扣押，會造成人人自危的氣氛，最終無可避免會削弱資訊的自由流通。對不公義的沉默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公義，保衛程翔的人權就是保衛我們每個人的人權。
4. 當教會遇上同志
正當香港政府準備向公眾諮詢有關性傾向歧視之立法，基督徒社群內亦引起激烈的辯論和反應，基督徒在這議題上的分歧造成了極大的矛盾和內部分裂。
香港維護家庭聯盟4月29日在《明報》刊登聯署聲明，表達他們對政府有意為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憂慮和關注，因為教會和反對同性戀行為的人恐怕會面對逆向歧視。這份聲明用了四版篇幅，並包含374個團體以及9,800個個人簽名。
同時，明光社、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聯盟亦發起「一人一信」運動，確保政府知道他們反對立法。他們的運動資料亦已送去所有學校、社區中心及其他團體，還有數千封信送去平等機會委員會、民政事務局和特首辦公室。
同一時期，贊成與反對立法兩方陣營的衝突加劇，事緣旺角一間由基督徒經營的書店將數百本由同志出版的、向公眾免費派發的刊物丟棄，引來一群同志向書局抗議。另一個製造矛盾的事件是基督徒反對民陣決定由性小眾在今年的七一遊行隊伍中和婦女一起帶頭和派發彩虹旗。
學會一直以來都有參與推動性小眾平權及立法，因此我們十分明白兩方群體的憂慮和憤怒，也因此學會正處於一個十分困難的位置。
有一次，一位年青的社運份子問我，教會既然反對同性戀，為何我仍然保留基督徒的身分。雖然她曾是教會的一份子，現在的她卻聲稱自己「反基督徒」。我提醒她事實上有其他基督徒──例如香港基督徒學會──會有不同於反對立法的基督徒的立場，那麼她聲稱自己反基督徒是否合適呢？她停頓了一會再問我：「為甚麼神會允許教會和主流社會迫害同性戀者？」
我很欣慰我們可以對這個複雜的議題作深入交談和反省，類似的對話卻令我明白，在這個問題上一些香港人正採取了美國總統布殊的「反恐戰」態度：你要麼是在我們這一邊，要麼就是在我們的對立面。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採取這種敵我分明的態度，那將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
在反省一些基督徒與性小眾之間的分歧之時，我們會明白其深層的原因在於一些聲稱自己對的那方的基督徒，每每以異性戀中心的世界觀作為正確和絕對的標準，因而造成對非異戀者的排斥。
要達至和解，我們必須走出敵我二元的邏輯。接納非異性戀者為主內的弟兄姊妹。此外，由於教會內懷有太多對性和同性戀的恐懼，教會實在有需要培養一種開放和接納的環境，讓不同意見和經驗都有充份表達和交流的機會。
教會亦可嘗試將性倫理的討論由「以行為為中心」變為「以關係為中心」，因為性並不只是性器官的活動，它標示著我們並不是孤島，而是被創造去在關係中互相擁抱。
最後，教會不應忘記，我們常被召去愛鄰如己，這使命要求我們主動去修補分歧、克服破碎乃至走向合一。我相信讓性小眾成為基督家庭的一份子，正是善待鄰舍的行為，亦是基督徒在彼此的差異中學習互相尊重和以愛相待。
5. 學會的見證
面對這個不斷改變、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學會在積極尋找上主的旨意並與貧苦者、被邊緣化的人同行的過程中，學習如何變得更開放、謙卑與寬容。在過去一年，學會不單成為香港公民與社會運動的催化劑，亦希望透過提供基督教神學的另一種詮釋──即我們以實踐與反省（praxis and reflection）的方法──來提醒自己及教會不斷省察自己的不足和狂妄，並尋求上主的憐憫和更新。
在香港，擁有既得利益的人總希望保持現狀，一般來說，教會也持有同樣的態度。因此，學會有責任保持先知的眼光來批判教會及社會。基督徒被呼召在這個世界建立上主的國度，就是一個為窮人及弱勢者所建的國度。
學會常被界定為爭議性的團體，不過，從先知傳統來看，這情況古已有之。耶穌亦經常面對恐嚇和爭議的挑戰，但衪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無懼地說出真理，見證著上主的愛，以及一個公義與和平的世界願景。
除了在社會的直接參與和見證，學會亦不斷為神學院、高中學生以及一般基督徒信眾發展一些有創意的教育資源和方法。這些年來，很多參加我們暑期實習或神學院課程的同學都有新的轉化和改變，我們為此而感到鼓舞。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學會舉辦了第二次的賣旗籌款，由於舉行當日是星期三，因此參加的義工不多，但我們仍要感謝當日協助我們的每位義工，特別是大埔循道衛理小學的同學和家長。當日賣旗籌得港幣141,738.30元。
香港將於2005年12月主辦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學會和一些基督徒團體包括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亞洲基督教議會正計劃籌辦一系列的研討會和平信徒會議，以推動一個有公義和關愛的全球經濟。我們的焦點在於如何促使教會回應由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以及討論如何創造以人及社群為本的另類經濟模式。
學會很高興得到Mission 21的支持，差派來自瑞士的Regula Kaufmann由今年五月至明年二月到學會工作，協助有關全球化的事工。再者，我們也要多謝Mission 21邀請本人出席今年1月在巴西Porto Alegre舉行的神學與解放世界論壇。
另外，通過ACISCA和Oikosnet的網絡及支持，我們的同工亦有機會參與一系列的普世教會的活動，這不單止擴闊了我們的全球視野及經驗，亦加強了我們與其他在亞洲世界各地的信徒之間的合作，例如堵建偉參加了六月在芬蘭舉行的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Dialogue for Peaceful Change，范立軒與Regula Kaufmann在七月參加了在曼谷舉行的宗教對談的工作坊，陳詩韻則參加了八月在京都舉行的東北青年基督徒交換計劃「為和平與修和努力」。
在這裏，我要深深感謝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他們無私地付出了他們的時間和專長，帶領及支持學會的發展。我亦要對我們盡心盡力的職員，以及幫助我們向基督徒社群和公民社會推廣我們的活動及刊物的義工們表達衷心的謝意。我們特別多謝義務投資顧問梁家泉先生和義務核數師郭永華先生。最後，我要感謝多年來一直慷慨、有信心地資助學會的本地和海外的合作夥伴。
在結束這份報告之前，我還要多謝已離任的社會牧職和公民社會教育計劃的事工幹事吳國偉，在過去四年，他為學會的公民社會教育設計了獨特而創新的計劃。此外，我很高興陳詩韻小姐在去年九月正式成為學會公民社會教育計劃的事工幹事。我亦歡迎剛於八月起成為信徒培育事工幹事的黃美鳳，她曾是社工，也是今年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的畢業生。
在我們前行的路途上，希望繼續得到你們每一個人的支持和參與，並請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胡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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