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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2006


   主席的話

   總幹事報告

   事工報告:
     1. 社會見證
     2. 社會牧職計劃
     3. 公民社會教育計劃


總幹事報告

2006年8月底標誌著我在香港基督徒學會(學會)的第六年──即完成第二屆的總幹事任期。我想藉著這份年報,向上主聖靈的帶領以及所有努力參與和支持學會的眾弟兄姊妹,表達深切的謝意。

1. 曾蔭權延續殖民管治精神

從特首曾蔭權去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起碼兩個特徵,首先表現於其重建香港過去由公務員主導的殖民管治,其次是任命社會上精英人士進入政府的諮詢架構。

第一,我們不難發現,施政報告內所隱含的一套擴大特首權力的管治哲學和意圖。但我們必須指出,政府如果缺乏人民的授權,便不可能建立起其管治的合法性及可信性。要有效管治,就必須促進並實行一個全面民主的政治體制,讓人民的聲音從選票中反映出來。

第二,除了強調一個以行政主導的管治,曾蔭權新任命的八位行政會議成員的背景亦令公眾憂慮會否帶來利益衝突。據傳媒透露,新成員共擁有超過50間本地及海外公司的董事職位,他們之間亦有很多商業上的聯繫。在行政會議的15名非官守成員中,六位是專業人士,五位有商界背景,三位是政黨代表。勞工團體批評曾蔭權的任命明顯反映了他對專業及商界精英的傾斜。

2. 公共部門私營化及其對民生的影響

過去二十年,香港政府一直大力推動市場經濟,也採納很多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提倡的結構性重整計劃。一個明顯的改變就是香港公共部門的私營化和撤銷管制。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2003年政府提出的領匯私營化──即將公共屋商場出售。在沒有公眾諮詢的情況下,許多人並不了解這項舉動可帶來深遠的影響。直至盧少蘭提出法律訴訟。不過最後終審法院裁決政府並沒有違反房屋條例,因此可以繼續出售公屋商場。

回顧香港自1970年代開始,公屋商場和濕街市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商戶是社區生活的重要一環,為街坊提供價格合理的衣物、食品和醫藥等生活必需品,也為香港的基層社區提供就業機會。但這種自給自足的社區生活卻因政府近年推行的公共部門私營化而被瓦解。自2005年11月領匯接管這些物業之後,已解僱了數百名在屋工作的員工,更加租至最多五成。最近,領匯的最大單位持有人TCI──一個英國對沖基金
──亦已加入董事會,令人更擔心領匯將進一步裁員及加租,以賺取更高利潤。

一位72歲居住在慈正的老人說:「領匯帶來了很大的傷害,炒人、加租,政府和領匯都說是為了改善公屋居民的生活質素,但其實,造成的是破壞我們的生活,加重我們的痛苦。」聽後多麼令人心傷。

3. 祕密監察令和私隱保障

經過立法會內馬拉松式的辯論,極具爭議性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終於在2006年8月6日的清晨通過。泛民主派議員在──要求政府和立法會於兩年後檢討該條例「日落條款」──被否決後,集體離場抗議。

泛民主派議員認為,該條例並未能對個人私隱提供足夠保障;而且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亦欠缺權力去確保濫用的情況會被發現、濫用者受到恰當的懲罰並對受害者作出賠償。新的安排亦局限負責審批授權申請的法官人選,整個程序與一般法庭審訊不同,司法獨立性可能受到威脅。

對於政府來說,通過《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似乎勝了一仗,但對香港來說則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條例的通過以及所有修訂案的被否決,在在說明香港行政主導的政府之強勢,和欠缺了立法機關有效的監察制衡。本來加入了上面提過的「日落條款」,條例的缺失之處仍然有機會修改,但政府堅決拒絕了。我們期望政府官員能夠履行諾言,在三年內檢討條例,而市民大眾亦必須給予政府壓力,讓檢討能夠透澈、透明地進行,以加強保障市民的私隱。

4.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受襲

8月20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中環一間麥當勞餐廳內被三名男子以棒球棍和警棍襲擊,震驚港府和市民大眾。短短兩三分鐘的襲擊,已令何俊仁的頭、手及臉部受傷,手法純熟似是有三合會背景人士的專業襲擊。這次光天化日之下有計劃的襲擊,顯示出背後的主事者藐視法律及所有人,連公眾人物如議員、律師也不放過。正如很多立法會議員指出,這次罪行是公開挑戰香港法治及治安和特首強調的強政勵治。

其實,何俊仁已非第一個受到暴力對待的公眾人物;傳媒人梁天偉以及兩名電台名嘴鄭經翰和黃毓民也曾受到相似襲擊並嚴重受傷──雖然事件已發生了多年,卻仍未破案。

一般相信何俊仁受襲與其政見無關。因為何是一名律師,也是立法會議員,這次暴力事件卻帶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如果連律師或立法會議員,只因盡其本份──都會受到惡徒的威脅,那麼我們的法律制度如何能有效地運作?這個城市的法治將如何維持?因此,這次襲擊不單是攻擊何俊仁,也是攻擊香港的政治及司法體系,呼籲民間社會應協助警方盡力消除這些侵害社會的黑勢力,和保護香港的重要體制。

5. 程翔被控為台灣間諜罪成

程翔是新加坡《海峽時報》首席駐華特派員,被拘留16個月之後,在8月31日被北京法院判處入獄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沒收個人財產30萬人民幣。程翔的判決書指他於2004年4月至2005年4月駐台灣期間,在明明知悉某台灣基金會是間諜組織的情況下向其提供涉及「國家機密」的資料。程翔的家人會正式提出上訴。

程翔的案件引發記者及人權組織的抗議。香港記者協會(記協)主席胡麗雲批評審訊並非公開,而何謂國家機密也不清晰。她提醒大家,這判決表示記者隨時隨地都可能以任何藉口被拘捕,亦會破壞人們對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信心。記協亦表示程翔未經審訊而被北京拘留達16個月,並拒絕其家人探訪和剝奪其取得法律服務的權利,是違反國際法的。程翔的判決對那些相信中國正在朝向法治社會改變的人來說是一大打擊。

6. 捍衛民主與社會公義的民間運動

2005年的12月,在香港島街道上一次又一次的遊行,充份表現出來自世界各地和香港的人民力量。

首先,12月4日的遊行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以及25位泛民主派議員發起,要反對政府的政改方案,方案最終在12月21日被立法會否決。

根據政府提議的政制發展方案,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將由800名增加至2007年的1,600名,新增的名額包括529名區議會成員,而其中的120名是由政府委任的,其餘新增的席位將分配給現時的商界游說團及功能組別。除此之外,特首提名的門檻將由需1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增加至200名。學會及其他反對政改方案的團體認為擴大了的選舉委員會仍然排斥普羅大眾,政治權力仍然緊緊握在少數人的手上。

此外,曾蔭權亦未有提及在2007及2008年之後達至全面民主的步伐,民間要求全面普選的時間表的訴求被置之不理。

除了上述的香港民間力量的勝利,我們亦見證了從世界各地到來的人民力量的展現。在12月世貿部長級會議期間,他們以活潑和堅定的態度抗議世貿的不公義政策。示威人士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參加由香港民間監察世貿聯盟(HKPA)──統籌的各個非政府組織的論壇。示威者有農民、外勞、工會成員、性工作者以及來自不同人權和環保組織的人士,也有反對販運婦女的聯盟,以及倡議和平與公義的信仰團體。

對於世貿部長級會議,大部分香港人起初也不大理會。不過,示威人士──特別是韓國農民──表現出來的尊嚴、創意和強而有力的控訴,令愈來愈多香港人同情及支持示威者。

在各式反對世貿的活動中,學會亦積極協助舉辦兩個普世教會會議。首個會議「經濟公義與社會永續全球化」在12月8至12日的民間活動周舉行,200多名來自29個國家的民間團體、社運和信仰群體的人士來到分享、策劃和參與其中。會議的目的,是將有關經濟及社會公義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帶進主流教會的事工中。

第二個會議是由普世教會協會 (WCC)贊助的「普世婦女論壇──有助生命的貿易」──在12月12至14日舉行,參與者不分男女共60人,從信仰及女性主義角度分析世貿規則加深婦女貧窮化的趨勢。某些措施對婦女及生命的破壞,例如增加財團利益卻傷害人民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和強迫南方國家大幅削減農業關稅。

這些會議的討論再一次清楚顯示教會以及信仰群體不能容忍現時的情況,強調貿易必須尊重而且建基於公義和平等這些基本價值,也要求教會與民間團體努力創造另類的經濟模式──公平的、關愛的、互相分享的,而非以利潤為依歸的經濟體系。

世貿期間,對於香港警方逮捕及不公正對待示威者,我們感到十分難過和憤怒;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有意義的活動,香港的民間運動也變得更強大和成熟,這是值得欣喜的。

7. 作為教會中異議聲音的挑戰

過去一年,學會繼續以先知的精神學習與社會上的邊緣者同行。基於這種信念,當在上位者漠視人權與社會公義時,我們便需要向這些當權者質詢;當教會開始被世俗權力所支配時,我們亦必須成為教會建制中的異議聲音。

以下,我想列舉三個例子說明我們提出更新教會的方向。

第一個例子是目前有關教會應否參與2007年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根據《基本法》,選舉委員會宗教界之下的界別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新教,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協進會)便被政府委托執行有關的工作。

在200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協進會選擇消極地參與這個政治過程,只收集希望成為候選人的基督徒名單。然而,今年,協進會卻採取一個積極的態度,鼓勵所有新教徒登記成為宗教界別的選民,並提名候選人參加今年十月舉行的新教徒代表選舉。這個過程表面上看似是一種較民主和負責任的做法,但卻進一步混淆教會在社會上的政治角色。教會由獨立於政治體制之外變成被政府政治體制所吸納,基督徒的道德聲音便很可能被削弱。因此,作為教會,我們應該拒絕接受這種政治上的特殊利益,不應參與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的選舉。

教會參與政治的相關提醒,並非為了我們自己的政治利益或為了取得政治權力。相反,我們的角色是要成為社會的良心,為在社會中被政治及經濟權力邊緣化的人和無權者爭取平等公義的待遇。在此事上,學會和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達我們的關注,並建議協進會取消有關選舉委員會宗教界別代表的選舉。雖然目前我們未能說服協進會改變是次的決定,我們會與協進會繼續對話,和尋求在這個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之下基督徒可能參與的另類模式。

第二個例子是有關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在2006年6月一項學術活動中取消對余杰的邀請。余是中國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也是大陸非官方教會的成員。邀請緣於較早前4月初余於中文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中的演講。不過,在余與兩位大陸法律學者王怡和李柏光於5月12日到白宮會見美國總統布殊之後,即接到中神發出的電郵,表示撤回邀請,電郵中並沒有寫明任何的理由,只說鑒於近日的情況,認為目前邀請余及其朋友李柏光到中神已不適宜。余杰接著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中神的決定深感遺憾,並要求公開道歉和賠償相關損失。他亦表達對香港宗教自由的擔憂。根據南華早報於5月13日的報道,余表示香港變得愈來愈似中國大陸,「我原本以為這樣的事情只會在大陸發生,沒有想到居然在香港發生。」

我們除了關注中神撤回對余杰的邀請,以及強調香港教會維護學術及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學會亦舉辦了一次公開講座,讓余杰及其教會另一成員來分享他們如何在大陸捍衛宗教自由。

從以上的事件,可見要實行「一國兩制」牽涉大陸和香港兩地互動的複雜過程。九七後,大陸的制度一直威脅著香港的體制,另一方面,兩個制度之間的頻密人事交流亦提供香港影響大陸的機會。因此,香港人和基督徒群體維護香港體制的正面價值──例如司法獨立、宗教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公共和私人企業的廉潔等,是十分重要的。

過去數年,香港教會,特別是新教教會,為了避免與中國交惡而開始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以期能繼續在大陸教會的工作。新教徒參與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以及中神撤回對余杰的訪港邀請都反映了這種現象。

第三個例子是學會於今年5月21日參加了第二屆國際不再恐同日香港區遊行,並與基恩之家及尋道會聯合主辦一個宗教祝福禮儀;主題是「彼此相愛、普及眾生」,藉此鼓勵不同性別、性傾向、階級、種族及不同宗教人士,積極消除對異己的恐懼和疏離,幫助眾人接納彼此的差異,重修和好,達致彼此相愛。我們更希望基督徒放下對性小眾的偏見,積極為教會與同志的對話與和解創造新的機會。我們特別感謝台灣同光同志教會前任牧師曾恕敏牧師及兩位教會姊妹遠道而來,出席我們的祝福禮,並於該日晚上主領分享講座。

8. 普世教會的合作與團結

去年,學會協助開展兩項與本地以及海外夥伴合作的非常有意義的普世教會項目。第一項是與普世教會夥伴推動以公義及關懷為本的全球經濟,目的是教育香港基督徒及以外的群體有關全球化對人類及生態環境的影響,該項活動在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期間舉行,但其目標將延續下去。

這個合作的事工包括為神學院、基督徒及本地教會牧者舉辦的全球化論壇。學會亦組成了四個工作小組,為全球化對香港的影響作更加深入的研究,題目包括旅遊業、公共服務的私營化、投資以及勞工問題。

在2006年1月19日的一次研討會上,除了四個工作小組發表其研究報告,學會亦邀請了幾位教會領袖從本地教會的角度作出回應。會上大家分享了本地教會面對經濟全球化的三個主要挑戰:

  1. 正如很多神學家指出,自由市場經濟已漸成一個新宗教,這是對教會的重大挑戰,因為它對很多人(甚至教會本身)來說,都是很大的誘惑,而自由市場亦逐漸被看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2. 大部分香港的基督徒會眾都來自中產階級,每每習慣強調個人生存技能以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令大家普遍變得過度個人主義及自我中心。除此之外,中產文化較傾向接受個人救贖及專注差傳和教會增長的事工,甚少鼓勵基督徒作社會見證或尋求公義,因此,經濟公義亦甚少成為教會的議程之一。
  3. 主流教會一直以來管理著上千的醫院、學校及社會服務中心,他們主要依靠香港政府及社會上富裕人士的捐款,因此亦逐漸喪失了教會的獨立自主性。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減少資助,加上社會服務的私營化,教會機構亦面臨來自各方面的競爭和壓力。教會不單未能為勞苦大眾及受壓迫的人提供出路,連自身也被現行的制度捆綁。今天我們教會面對的挑戰是,能否擺脫對政府和有財勢人士的倚賴,重新調整我們的使命,去帶領人們掌握自己的經濟生活,特別是照顧貧窮者的迫切需要。

這個計劃另一個重頭環節就是邀請古巴的神學家歐德嘉教授在2005年秋來到香港作訪問學人,分別與龔立人教授及本人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和信義宗神學院,合教「經濟全球化與神學」課程。

除了在神學院教授,和為香港教會作四次公開講座外,歐教授亦在龔教授和本人的陪同下前往南京,與中國大陸南京神學院的教職員會面。我們與神學院的教務長王芃和幾位教職員作了很有意思的交流。這次是歐教授首次到中國,我們希望將來還可以增加中國和古巴之間類似的交流。

我特別喜歡歐教授於其中一個公開講座中與我們分享的洞見:「教會就是被呼召為不與建制妥協及不斷更新的群體;因為除非我們敢於尋求改變,並針對不公義的根源,否則,復活的生命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有意義的項目是由香港出發到菲律賓的調查團工作。近年來,菲律賓發生了異常多的法外謀殺事件,死者包括神職人員、農民、工人、學生、記者和律師。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為貧苦大眾爭取權益的人士。菲律賓人權組織的報告指出,自從阿羅約總統於2001年上任以來,已有超過700人被殺害。

為了表達我們對正在升級的政治謀殺的關注和對受害者家人的支持,數個本地及地區性的非政府組織和教會團體於2006年7月23至28日組織了菲律賓法外謀殺考察團。團員包括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大律師公會、亞洲人權委員會、亞洲學生聯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代表以及學會同工陳詩韻。調查團會見了一些有關這些政治殺害的見證人。

調查團的主要觀察結論包括以下各項:

  1. 殺害和襲擊社會運動及人權組織的活躍人士持續發生,顯示菲律賓政府的回應完全不足以防止情況惡化及更多人被殺。
  2. 警察完全沒有盡責調查這些案件,結果是多數行兇者沒有被起訴。
  3. 涉及殺害活躍人士的多數案件都未能適當地蒐集證據,這意味未能認出行兇者或目擊者因懼怕不願意當證人,導致許多案件未能遞交法庭。

為著防止更多的活躍人士及人權保衛者被殺和避免國家出現新的社會危機,調查團要求菲律賓政府必須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1. 立即全面調查這些案件及進行司法程序,使到犯案者對其罪行負上完全的責任,並明確表示這種殺人行為不會被容許繼續發生。
  2. 政府必須給予所有目擊證人保護。
  3. 菲律賓人權委員會必須扮演一個積極角色,協調與國家調查局的工作,而不是等待其他機構先採取行動,並須考慮到對死者家庭如何作出賠償。
  4. 政府必須譴責並要求軍方撤回那些列出某些組織是「同情共產主義者」的聲明。

當我們愈知道更多有關在菲律賓發生的政治殺害,我們亦愈為這些對人們生命的漠視和暴力感到憂慮。那些已逝去的生命,則無論對當地人或世界各地的人來說都是無價的,因為他們為了公共的利益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在當今的世上乃屬旱有。因此,我們學會也感到有責任在這關鍵時刻與在菲律賓的弟兄姐妹同行,並向他們表達我們的支持,所以參加調查團的工作。此外,學會與其他關注團體亦會繼續提高香港人對這些威脅著無數菲律賓人的暴力事件的認識和關懷。我們相信,在會議中討論了那麼多普世教會關係,現在是時候將說話變成行動了。

9. 總結

過去一年,雖然海外夥伴對學會的資助減少了,我們仍然感謝上主不斷的祝福。今年,學會慶幸能夠在九龍區舉辦第三次的賣旗籌款活動,因著支持者慷慨的個人捐款,加上220位義工協助賣旗,我們共籌得港幣$212,634.10。雖然我們達不到政府的最低要求,來年未必可以再舉辦賣旗籌款活動,我們仍然非常多謝所有付出了時間與金錢支持我們籌款的捐款人士和義工。

我亦想在此向學會親愛的同工們表達謝意,因著他們盡心盡力,將學會的理想變成行動;我也要多謝學會主席陳慎慶教授以及管理委員會的所有成員,他們奉獻了寶貴的時間、心力來參與學會的工作,為職員提供寶貴的意見和精神上的鼓勵。我還特別多謝來自瑞士Mission 21專業外訪計劃的Regula Kaufmann,她在2005年5月至2006年2月期間,主要協助我們有關全球化的普世教會合作計劃。她的同在與參與,為我們帶來了不可多得的文化交流與學習體驗機會。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2007年8月底就是我要離開學會這美麗家庭的時候了。即是說,來年將是我服務學會的最後一年。我希望上主會讓這個過渡轉變的一年成為充實的經驗,為學會注入新的視野、新的洞見和新的能量。來年另一項重要的事情,就是香港回歸中國十年。學會將組織一系列的活動,讓民間社會及教會能積極參與反省過去十年走過的路,以及展望未來民間社會運動的方向。到了2008年9月,學會亦會慶祝成立二十週年,我相信這是一個合適的時候,去為學會找尋新一代的領導人,畫出新時代的夢想。期望上主的慈愛繼續帶領學會,在未來的日子懷著遠見、勇氣和忠誠的信仰,去面對社會的挑戰。

胡露茜
2006年8月31日



最後更新日期 : 18/04/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