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理總幹事報告

學會自1988年成立以來，一直本著基督徒身分關心社會，表達主流以外的另類聲音，作基督徒的社會見證。過去一年，學會繼續從香港處境出發，參與公民社會的塑造，與受歧視和被邊緣化的社群同行。以下我嘗試從幾方面分析近年香港的處境，再闡釋學會的整體事工。

1. 香港的處境
1.1 普選的路
特區政府去年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下簡稱《綠皮書》），至諮詢期結束共接獲18,200份書面意見和逾十五萬名市民的聯署，並於12月12日公布《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同日，行政長官曾蔭權隨即遞交報告予人大常委會。令人失望的是，當69%的公眾意見支持香港在2012年實行普選，人大常委在12月29日卻否決香港可於2012年舉行雙普選，並決定分別要到2017年和2020年才能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席普選。

香港的民主發展及市民的政治參與，仍然被中央政府所規限。縱然輿論歡迎中央終於為普選設定了時間表，卻有中央政府官員（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表示立法會維持功能組別選舉，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此等言論令市民懷疑將來是否能實行真正的普選。人大常委的決定激發起逾二萬名市民參與2008年1月13日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爭取2012雙普選大遊行」遊行。

1.2 缺乏問責的政治委任制度
香港市民在憲制上縱然未能具有普選的權利，由平等和公正的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和全體議會成員，卻不表示他們對特區政府和管治沒有要求。以今年五月政府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社會大眾就他們的國籍／居留權與薪酬待遇引發的熱烈討論，正反映市民仍有權要求開放、透明和民主的管治。

特區政府委任的八名副局長和九名政治助理，被傳媒揭發其中五名副局長擁有外國護照或居留權，社會嘩然。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國籍和居留權問題無疑打擊市民對特區政府的管治信心，政府其後掩飾他們的薪酬待遇，令大眾質疑政治任命是政府與親建制政黨的私相授受。政治任命的風波，特首辦公室主任陳德霖在其中的角色欲蓋彌彰，更凸顯曾蔭權管治班子的「親疏有別」，完全缺乏透明度。

1.3 「官商勾結」的疑慮
除了政治委任的親疏有別，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退休後出任商界的高職，更受市民批評為變相的官商勾結。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於八月入職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出任執行董事及副董事總經理，被質疑官商勾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最終就事件道歉，梁展文與新世界中國地產亦提前解約。為此曾蔭權宣布成立「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成員包括俞宗怡和社會人士，以及立法會議員。

1.4 種族歧視立法
經過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委員會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多年的催促下，特區政府終於為種族歧視展開立法程序，於2006年12月13日向立法會提交《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簡稱《草案》）。這份姍姍來遲的草案，結果在2008年7月10日立法會三讀通過，其中第58條豁免語言歧視的條文出乎意外地遭否決。

《草案》在審議階段，少數族裔群體及民間團體均批評豁免太多，特別是對政府的約束力，以及少數族裔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上。通過的條例在許多方面仍然不及其餘三條平等機會條例（性別、殘疾及家庭崗位）。通過的《種族歧視條例》中，種族的定義仍然狹窄，「種族」被定義為：「該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第8條），而國籍、居留權及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等因素卻不被考慮於受保護的範圍之列。

特區政府表面上滿足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要求而為種族歧視立法，然而因其豁免條款卻令《種族歧視條例》未能充份實現《公約》之精神和要求。故此，民間團體仍然關心政府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如何因應條例訂定具體的實務守則，貫徹地實現條例賦予少數族裔但仍然很有限的保障。

1.5 警權濫用
自2005年底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港舉行期間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拘捕示威者，近年警方濫權跡象漸趨明顯及嚴重，例如去年的利東街的示威民眾被脫光衣服搜身事件。2007年10月5日，抗議清拆利東街（又稱「囍帖街」）的15名和平示威巿民，被通宵扣留不准保釋，期間警方要求被捕者脫衣搜身，甚至有女性被捕人士被搜身期間目睹有男性警務人員進出女羈留室。警方拘捕抗議人士的過程，尤其是拒絕保釋及進行脫衣搜身等行動，引起民間團體及人權組織之異議，認為警方濫權及侵犯被捕者的尊嚴。

除了個別的示威者，警方針對弱勢社群的濫權事件也時有所聞。有分別維護性工作者和少數族裔權益的團體指出，警察濫用職權，侵犯他們的權利。

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組織「紫藤」2006年共收到364宗性工作者的投訴，包括警員「放蛇」時免費嫖妓、粗言侮辱和恐嚇，更插贓嫁禍，誣告性工作者等，而2007年1至11月則已收到826宗，比去年大幅飆升。當性工作者向投訴警察課投訴，卻遭投訴課人員阻撓，亦遲遲沒有交代投訴個案進展。縱然警方鼓勵受害人到投訴警察課投訴，大部分受害人卻害怕報復。

少數族裔也遭遇近似的情況。根據融樂會的個案，一名巴基斯坦裔青年因警員出言侮辱而發生衝突，被捕後在警署內被毆打吐血。他要求驗傷，警員卻表示若他去驗傷便不獲保釋，因而被扣留近48小時。據融樂會表示，少數族裔人士被捕後要求驗傷，常遭警員拒絕。

警察拘捕、搜身及盤問之權力，是法律賦予他們用來維持社會治安，但警方針對和平示威市民、弱勢及邊緣人士的濫權情況，近年卻有增無減，實在與社會文明發展背道而馳。這一方面也反映警隊內部對防止濫用警權之措施不足，另一方面亦顯示現行監察及制衡警權之制度的缺失。

向來受人質疑的投訴警察機制，在立法會通過的《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下，由以前獨立諮詢機構升格為法定機構，卻形同虛設。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批評，將「警監會」會改名為「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簡稱「監警會」），將成為無調查權、定案權和處分權的「三無」機構。政府可以使用酌情權令監警會無法取得足夠資料處理投訴；監警會成員組合也可全按特首親疏有別的原則選擇；嚴重的投訴個案，亦可不經過監警會通過；甚至現任警務人員直系親屬也能成為監警會的成員和觀察員。

1.6 醫療改革諮詢
特區政府於2008年3月發表《掌握健康‧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以下簡稱《諮詢文件》），提出醫療制度改革的方向及融資方案。奉行「大巿場‧小政府」的經濟哲學的特區政府，一直急於將一切應當由政府負責之公共服務巿場化，甚至私營化。在這樣的邏輯下，醫療改革重點乃在於醫療融資，而非如何達至全人照顧的健康衛生服務。

《諮詢文件》將醫療問題簡化為人口老化和個人生活的問題，無疑挑起了香港近年那些把老人視作負累的標籤式反應。《諮詢文件》在人口老化的前提下，強調要維持現有的醫療水平，將來便需要以加稅或削減其他公共開支來應付醫療需求。加稅和削減公共服務是政府近年常用來嚇唬巿民的手段，除了引起恐慌（像居港權事件中政府提出167萬內地人將會湧入香港的荒謬數字）和達成其管治目的外，更造成社會分化。在醫療問題中，將矛頭指向老人，除了令他們成為代罪羔羊外，政府亦有推卸責任之嫌。

故此，在討論醫療融資的問題前，政府應檢討現時醫療開支急速及過度增長的原因，特別是檢討醫管局的組織架構和資源運用。其次，亦應檢討現時的醫療資源分配。從防疫注射及基層護理開始的初級照顧，到治療後的長期護理，亦應是醫療的重要環節。而《諮詢文件》只單單強調治療環節的開支及發展，卻忽略正式治療前後期的護理問題。第三，特區政府也忽略了現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是否令人健康生活。在當今強調自我承擔、用者自付的香港社會，政府應在醫療改革等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促進和體現社會共同承擔、互相守望的精神。

1.7 公共空間的規劃
1.7.1 利東街
除了在憲制上，市民在公共空間的規劃上均逐漸具民主參與的意識。以市區重建為例，灣仔利東街（俗稱「囍帖街」）以製作囍帖馳名世界，街內建築物亦保有五六十年代的特色，而當中小商戶及居民數十年來建立的社區網絡，對區內人士就更重要。自從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計劃重建該區，利東街的居民和商戶便組織起來，並得到區議員、建築師和律師的參與，為這個被命名為H15的重建項目提出香港首個民間自發的重建方案。他們的方案不單建議保留利東街原有的特色，更希望維持數十年來建立的社區網絡。可惜這民間方案被城市規劃委員會否決，整條街道被剷平。去年聖誕前夕，市建局提出雀巢鳩佔的假保育方案，利東街將會變成另一個主題商場。在利東街生活了數十年的葉美容女士為此憤然絕食。協助居民的錄影工作者以文字記述：

年近六十的長者葉美容姊妹，見到她心愛的利東街正在被清拆結構時，毅然決定要以無權勢者最後的力量──她的身體， 來進行無限期的絕食抗議，抗議市建局的假保育方案。作為在她身邊見證她和她的伙伴五年不懈努力的一個紀錄者，我不能不感到心如刀割。然而，昨夜夜雨紛紛，在街頭露宿絕食的葉美容姊妹身邊，我卻感到了基督的平安，也深深感受到聖誕節的喜樂與悲哀。

葉女士在絕食90小時後不支暈倒。利東街的例子告訴我們，公共空間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公共空間的規劃必須體現以人為本和民主參與的精神。

從利東街和年前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均反映市民對公共空間的民主參與意識提昇了。在香港，市民不單要向政府爭取公共空間的參與權，更需要抗衡企業壟斷公共空間的弊端。故此我們對西九文化區的關注應從公共空間的公民參與出發。

1.7.2 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是一塊用作發展文化藝術和公共設施，範圍近40公頃的土地。政府向立法會申請216億港元成立西九管理局，負責西九文化區的地方規劃與管理。由於所佔土地及規劃都極為龐大，對香港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發展影響深遠，廣大市民應當有更多參與的機會，對西九管理局的組成和職能，也需慎思。

香港的高地價政策，使我們的公共空間越發萎縮。西九若能妥善發展，實可作為香港發展其他免費及開放公共空間的參考。將來的西九文化區應讓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可以免費享用自由空間，不會因為不同階層、族裔、宗教、身體狀況（傷健）、年齡、身分（包括遊客、老人、學生、外傭、無家者等），而造成障礙及歧視。
香港的文化活力源於市民的日常生活，要令西九文化區具文化生命力，應將西九的發展連繫香港的本土文化。單單由所謂的國際級文化表演和展覽壟斷，只會扼殺本土創作，也令香港缺乏與外地文化交流所具備的本土特色，西九只會淪為純粹「國際」的表演場地。所以西九的文化發展應連繫附近社區，讓附近居民參與，並且容許及鼓勵不同群體（文化藝術團體、居民、社區組織等）在其中自由創作及表達。

2. 學會事工
學會在過去一年，就著香港及亞洲地區的民主和人權議題，透過關注不同團體（包括人權和外傭組織），表達了基督徒的聲音。

2.1 民主發展與和平運動
在關注民主發展上，學會就《政制發展綠皮書》發表聲明及出席立法會相關會議。人大常委否決了2012年雙普選，我們亦與民間人權陣線一同回應，組織「堅持2012雙普選‧不要2017假民主」大遊行。學會又聯同基督徒團體發表聲明和記者會抗議人大常委的決定，並於遊行前舉辦「爭取民主‧活出信仰」113祈禱會。

2.2 普世關懷
去年學會與一群關注緬甸民主發展的青年團體合辦電影分享會，播放一套有關緬甸人權的獲獎電影Total Denial，並邀請來自緬甸的朋友分享當地人民的生活。

去年八月由緬甸僧侶帶領的袈裟革命，喚起香港社會的關心，我們也聯同不同宗教組織（包括基督宗教和佛教）舉辦了「為緬甸祈求和平」跨宗教祝禱會。其後本會與其他關注人權組織聯合組成「香港爭取緬甸自由聯盟」（Hong Kong Coalition for a Free Burma），呼籲香港市民共同關注緬甸的民主和人權狀況。例如在三月婦女節期間舉辦了一次關注緬甸婦女的集會，又向緬甸駐港總領事發表聲明。五月初緬甸受颱風納吉斯吹襲後，軍政府拖延救援而造成的人道災難，導致135,000人死亡，受災民眾達240萬人。聯盟曾為此舉行「解決緬甸人道救援危機」燭光晚會。

今年八月是緬甸學生民主運動二十周年。1988年的8月8日成千上萬的緬甸人民為了反抗自1962年以來的政治壓制，和平上街爭取民主與人權。聯盟為此亦邀請了緬甸八八八八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姚敖敏（Nyo Ohn Myint）來港擔任研討會嘉賓。

緬甸風災和其後的四川地震，兩者發生的時間相若，兩個國家政府的反應和香港人的關注都很不同。對於災難救援，中國政府無疑反應迅速，也較過去開放，讓媒體報道最新情況。緬甸政府則相反，不單拖延救援，更拒絕讓國際人道組織入境。颱風造成龐大的破壞，而軍政府令情況更加嚴重，自然災害變成人道危機。從緬甸風災和四川地震，我們看到災難的預防和紓緩不能單靠個人的力量，也需要社會和政府的協調。救援工作也不應只是出於同情心的施捨，而應看重災民作為一個人應具有的生存權利。人道救援應跨越國家、種族、宗教、階級、性別和文化等藩籬，從普世人道價值和具國際視野的公民身分出發，檢視災難的根源和解決方案。例如緬甸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後者對前者甚具政治影響力。中國政府只需游說緬甸軍政府容許國際救援組織入境，已功德無量。解決人道災難是作為國際社會一分子應盡的責任，以中國今天的國際影響力，決不能逃避這種責任。

過去一年，學會響應普世教會協會的呼籲，與九龍佑寧堂合辦「國際和平祈禱日」，為世界不同地區受暴力壓制的人民獻上祝禱，祈求公義與復和。在國際反對酷刑日，學會亦與亞洲的地區性組織舉行記念活動。對菲律賓政治謀殺的議題，學會仍然積極關注，為此我們發起聯署聲明，舉辦遊行請願等活動。

在「六四」19周年，學會聯同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天主教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及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合辦「六四19周年紀念之『我要回家』」祈禱會。因著五月發生的四川大地震，祈禱也為四川大地震死傷者及其家屬祈禱。

2.3 邊緣群體的團結與結連
學會透過不同的社會行動和活動，與不同的群體（特別是邊緣群體）結連。例如針對種族歧視，我們與港青長沙灣中心合辦「一人見一種顏色種族和諧計劃」（Colours in Peace for Racial Harmony），並舉辦「誰是我的鄰舍？教會與少數族裔」研討會暨工作坊，呼籲教會關注少數族裔及外傭。我們更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就種族歧視條例立法發起聯署聲明。另外，對於政府宣布寬免外傭徵費而引發的解僱潮，學會聯同基督徒團體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取消分化本地工人、外傭雇主和外傭的徵費政策。

另一方面，學會亦協調不同的組織，鼓勵他們（包括新移民婦女、準來港婦女等）就分化香港社會的人口政策，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亦聯同其他民間團體，關注受警方無理欺壓的性工作者和少數族裔。

2.4 普世合一運動
學會自成立以來都積極參與普世合一運動，包括聯繫本地的基督徒與民間團體，一同關注人權、和平、公義等議題。過去一年，我們與香港基督徒協進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及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就合辦的第一屆「普世合一運動暑期實習計劃」舉行了一次教牧同工分享會，由參與實習的同學向教牧分享實習經驗。為凝聚實習同學，培育新一代普世合一運動的成員，我們促成了「合一運動同學會」的誕生。

本年度第二屆實習計劃則共有八名來自兩所神學院（崇基神學院和信義宗神學院）的五位神學生和中文大學的三名本科生。他們分別就不同的關注議題（社會政策、另類經濟與堂會牧養、弱勢社群等）分配到不同機構實習，在親身的體驗及實踐中反省基督教信仰和社會牧職實踐的關係。

此外，學會也參與亞洲區的普世合一運動組織。今年二月，本人代表學會參加「亞洲基督教社關組織聯會」（ACISCA,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Institute of Social Concern in Asia）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洲的和諧與和平──跨宗教對話」（Peace and Harmony in Asia: Interfaith Dialogue）研討會。來自亞洲不同國家地區的參加者，各自從不同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的角度探討和平的實踐。此外，助理事工幹事（公民社會教育）陳旭芬小姐於五月亦參加了ACISCA在孟加拉達卡市舉行的「婦女諮詢會議2008」（Women’s Consultation 2008）。

2.5 學會二十周年
2008年是香港基督徒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在回顧過去一年學會的事工外，亦是重新檢視學會定位的時候了。過去學會的議題主要在香港，亦關心國內的民主運動和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地區）的議題。學會的任務是擴闊香港基督徒的普世視野，鼓勵香港信徒貢獻社會。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年後，我們見證了中港兩地的頻繁交流和互動，特別在經濟和民間的交流方興未艾。香港的處境和中國內地的處境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以致我們不能單從香港的角度分析問題，我們必須從整個中國和亞洲地區透視香港的議題。然而這並不表示香港已失去了其獨特的位置，而是從更廣闊的地域層面挖掘香港的獨特之處。

香港不獨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下，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實施與別的省市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香港也不單是亞洲其中一個金融中心而已，其殖民歷史、人口構成、法律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形成了一個強調言論自由、多元包容的民間社會，並且在重大的事件（如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皇后碼頭保育等）上發揮作用。這對中國內地來說，還是有待開拓的公民社會空間。香港除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佔一席位外，香港的民間團體也和亞洲地區的民主和人權運動結連，共同建立全球活躍的公民社會。

際此，香港基督徒學會在既有的路線（聯繫民間團體，結連弱勢社群，培育具普世合一視野的信徒關心社會）以外，或許要重新思索在中國內地和亞洲地區的位置，展示活潑的公民社會空間，予中國內地民間社會參考發展。

總結
本人去年獲管理委員會委任為署理總幹事，在這一年間，深感小小的學會，靠賴著具承擔和責任感的同工，衷誠合作的同行夥伴，無償付出的義工，默默為學會禱告的支持者，勞心勞力的管理委員，和無遠弗屆的友好團體，才能發揮其角色。在此僅向各位道謝。

堵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