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關社文化的興起及相應的培育

吳國偉
香港基督徒學會
frankie@hkci.org.hk

自從「零三七一」之後，身邊的青少年談政治的聲音很多，我甚至聽過有青年人說，如果不能回應兩句「王見秋」或「掃把頭」，會被認為是「out」。我問過二百多位中學生、青年工作者和教會會眾四個問題：一、香港應否進行政治教育？二、教會應否進行政治教育？三、無論你贊成與否，如果香港要進行政治教育，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四、無論你贊成與否，如果教會要進行政治教育，最大的問題是甚麼？結果，大多數人贊成香港要有政治教育，贊成教會進行政治教育的要少一些，但也是多數。教會推行政治教育的困難主要是沒有人教，其次是認為信仰與政治有衝突。由此可見，在被訪者心目中，政治這一個題目是不能逃避的，而且他們需要懂得政治的人去教，需要更多信仰與政治關係的疏理，這就是政治神學要處理的課題。

對於以上結果，一方面令人感到高興，因為香港人不再政治泠感；另一方面也令人感到憂慮，因為談政治不是教會的專長。我們怕青少年談太多人權，而太少順服；更怕他們盲目參與激進運動，被野心家利用了單純的熱情。我們怕，因為自己跟政治很陌生。

作為青少年的牧養者，我們有怕的感覺是很合理。六十年代以前，香港人正正是因為要逃避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由內地逃難來港，這一代人便不談政治。七十年代，本土意識萌芽，幼嫩的政治意識被「左仔」與「帝國走狗」兩極粗暴論述撕裂，「沉默的大多數」成為中立者，可以談宗教，但不要談政治。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人人都去參與「經濟建設」，政治沒有市場。九十年代，六四事件令香港人嚇破膽，全力找逃去外國的機會，只求護照，不要政治。政治與港人擦身而過，她面貌如此陌生。怕，是必然的。

回歸以後，我們告別了殖民及西方帝國主義（當然仍有殘餘的意識、經濟及人脈的影響），同時中國的社會發展緩慢，但又持續向全球經濟系統開放，再加上香港數間大學已設有政治系，讓更理性客觀、開放批判的政治知識之累積成為可能。我們當前一代的年青人，比之前更具自由作政治教育的條件。

如何開始與青少年人討論政治？我發現由身邊的事物開始是不二法門。我曾與一群中三、中四的學生用了四個月時間，由他們去海灘執拾垃圾開始，然後經過討論、發問、探訪龍鼓灘村民、探訪發電廠，最終他們以話劇及powerpoint，在全校師生面前，將他們的經歷及污染的新危機，就是焚化爐及二噁英的禍害表達出來，而且更提出反對香港以焚化爐方式處理垃圾的訴求，並收集到四百多個支持的簽名。他們問我：「簽名交去區議員，還是立法會議員？抑或直接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更有效？」

我也曾與三十多位來自不同中學的學生探討貧窮問題，經過三日兩夜的體驗及討論，再反省青年貧窮實況之後，然後有部分學生做了一份雙周刊《喊窮報》，每期三百份，在區內校內派發。我們不是以一般派發宣傳單張的方式，而是「街頭佈道」的方式，即是找一個年青人，跟他談兩分鐘之後，才將載有同學訪問貧窮朋友、貧窮統計、政府滅貧政策消息、以A3雙面印刷的《喊窮報》交在對方手中。

可以講的還有校園傷害的故事、中學生反廿三的故事、大專生探清潔工的故事……

香港基督徒學會公民社會教育計劃的腦袋──梁恩榮博士說，以上的故事在政治教育的領域叫做政治啟悟。而那些學習過程，就是經驗學習，更為準確的說法是從服務中學習，並由慈惠式的社會關懷，轉向權利為本(Right base approach)的社會公義運動。在今天教育改革中，在「走出課室」、「全方位學習」的課程政策下，以上的思維既合主流，又能建立青少年的政治身份。

在信仰上講，我想加上一個觀念，就是從日常生活的事件中建立「個體信仰」。

個體信仰不是我們常常批判的個人主義、自我中心的生活態度，個體信仰是指發生在「我」這個整全生命的、與物質世界不是分割的信點（比對理性分析的論點）組合。個體信仰和FES強調的「一手信仰」有一定的相似，都是期望年青人能自身發掘信仰與生命的關係，獲得一手的信仰經驗，而非由別人主導及帶領。

我嘗試提出個體信仰這個概念，去描述每個個體都會有他自己的信點組合，作為他當下的信仰。個體以一點一點的教義、聖經、教理立場、道德判斷、價值秩序的陳述，交織成屬於自己的網狀信仰系統，去將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在世經驗整合，便是他的個體信仰。表達出來，就是一連串的「我信」句子。

從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去進行政治啟悟，又或是建立他們的個體信仰並非不可能，然而實踐上卻會遇到不少阻力，那就是我們教育工作者以及主流意識型態未能建立自由平等的教學習性，對爭議性課題又常依據「正確」答案。要培育更多青少年參予社會，建設民主中國，要走的路仍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