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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我十九歲……

第163期
2002.5

六四的信仰符號
六四，首先是關涉個體信仰的符號，釋解我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八九六四，我十九歲，信仰基督，使我與天上的父重新建立關係；參與教會，讓我與同認基督是主的群體建立關係。然而在六四前，國家民族就只是詩詞裏的傷春悲秋。信仰教我天國的永恆，跨越國族、主僕、男女；很偉大，很美麗，也很玄幻。八九六四，我與我一代無根者忽然發現了自己地上的肉身。從此，個體信仰要求多一重解釋，神學要展現她的政治意蘊，為國家民族指出何謂美好的生活。

六四當時，你我曾立志不單要信仰永恆的福樂，也要有今生的幸福，不是你我的幸福，是我們的幸福，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現世幸福。個體的肉身不由自主地與好一大群身影模糊的同行者的命運連結起來，肉身亦變得沈重。

六四後的民主進程
六四後，香港從沈睡中漸漸甦醒，不同政黨派系都要求多一點民主，可惜那時的民主只等於選舉。有民主意識的公民，必要求有選舉制度；可是有選舉制度，卻不必然為公民帶來民主意識。

另外，有些人相信，只要中國經濟的開放可以帶來政治的開放，於是寄望中國加入WTO可以使中國變天。可是，反全球化的朋友，加上香港現在的景況告訴我們，經濟自由化可以引來更強的官商勾結，更無理的社會控制，更緊縮的公民空間，更反民主。為弱勢群體爭取公平的社會運動，與為選舉議席所擄掠的民主運動，自此分道揚鑣。

六四後的神學思想進程
到了今天，我們有些兄弟姊妹，不再相信單憑選舉可帶來理想的社會。其實只要略為留意，即使堂會在社團條例或公司法的要求下，必須以選舉投票為運作形式，但在選舉制度下，教會仍不能就成為聖經中描述的理想群體。難道我們可能接受，只要傳授／灌輸一套（不可能唯一）正確的信仰，就可能教育出一批具民主意識的教徒去更新教會，推動社會發展？

在後殖民、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不能忽略現代神學家的思想累積，特別是國內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反思的神學家。其實，吳利明教授早已指出，基督教與任何主義沒有內在必然的關係，而劉小楓博士，更直指較之於自由民主政體，歷史中的基督教更趨同於保守主義。難道五四已過了近一個世紀、六四己過了十多年，神學思想還要在一國兩制的蔭庇下，漠視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意識？

六四是不義與公義的交戰場，然而基督徒除了要為逝者討回公道，更要完成逝者的夢，一個新中國的未圓的夢。我不敢問教會是否已背離了她的使命，那是教會生在世上本來就帶有的烙印。我只想問，今日的你可否知道，在天之靈，還記住我們每一個的名字，仍為你我頹然的生命，默默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