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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耶路撒冷三千年
作者：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原作名：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译者： 张倩红 / 马丹静
出版年： 2014-11
ISBN： 9787513903509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世界史 > 亚洲史
编辑推荐
克林顿年度选书，基辛格视若珍宝，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为你还原一座神圣之城的历史，让你了解世界格局如何演变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今日的它与过去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力图中立，依年代顺序讲述耶路撒冷的故事，透过男男女女——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与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历史。目的就是说出事实。按照时间顺序，本书讲述了这座城市的首领、战争、文化、艺术等，是一部关于耶路撒冷的百科全书。
内容推荐
读《耶路撒冷三千年》，了解耶路撒冷的历史，就会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的去处，是惑人的阴谋、虚构的网络传说和二十四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
西蒙·蒙蒂菲奥里以客观、中立的角度，依年代顺序，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故事。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三千年瑰丽历史，还原真实的耶路撒冷……
作者简介
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SebagMontefiore），生于1965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耶路撒冷旧城外第一座犹太住宅区的建造者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曾孙，纪录片《耶路撒冷：一座圣城的诞生》（Jerusalem：TheMakingofaHolyCity）主持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曾获得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图书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以及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等众多大奖。《新闻周刊》评论蒙蒂菲奥里说，他能将庞大的历史书籍写成极为好看的惊悚作品；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历史变得浅显易懂；他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张倩红（译者）
犹太文化研究专家，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副校长。其在犹太学领域所作的贡献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是首位在剑桥大学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上发表论文的亚洲学者，也是2008年以色列六十周年国庆大典上两位接到佩雷斯邀请的中国学者之一。
马丹静（译者）
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现为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犹太—以色列史研究。
媒体评论
你会忍不住爱上这座城市，它是人类的瑰宝。而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
——比尔克林顿（美国前总统）
西蒙蒙蒂菲奥里扎实的研究功底，栩栩如生的讲述能力，使得无论是学者还是门外汉，都将这本书视若珍宝。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一部权威之作。蒙蒂菲奥里遍集奇闻轶事，详加考察，以生动的笔触写出耶路撒冷的历史，给读者以充分的阅读乐趣。
——《经济学人》
蒙蒂菲奥里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新闻周刊》
在丰厚的历史叙述中，徐徐展开千年古城的圣殿、市集、生活、战争、诗歌与悲泣。一个瑰丽澎湃的立体剧场。综合当代研究成果，编织出族群、宗教与帝国冲突的悲剧，令人赞叹！
——金石堂年度十大好书获奖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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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耶路撒冷就是在考量这个世界的历史；不仅如此，耶路撒冷的历史还是天国和尘世的历史。
本杰明·迪斯累利，《坦克雷德》
以色列地是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至圣之所是圣殿的中心；神圣约柜是至圣之所的中心；而奠定这个世界的基石就矗立在神圣约柜的前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10
尘世的圣所是叙利亚；叙利亚的圣所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圣所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所是圣殿山；圣殿山的圣所是祈祷之地；祈祷之地的圣所是岩石圆顶清真寺。
陶尔·伊本·耶齐德，《法达伊》
耶路撒冷是万城之中最声名显赫的城市，但是，她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一个爬满蝎子的耀眼金杯”。
穆卡达西，《包括巴勒斯坦的叙利亚纪实》
前言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它同时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兴趣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是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个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国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实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特别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当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Saladin）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由于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所以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而那些被玷污的、被合成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的武器，因此，就现在而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尘世间人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着自然演进的因素在里面：随着时光的流变，它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这些启示录中提出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将这一切视为过时的繁文缛节，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都是非常流行的。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的永恒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以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作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玛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而且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赛义德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与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了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一样如此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继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这种普遍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大卫家族、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玛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突发事件描述和狭隘叙事，但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个土层的沙石都能找到对应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肤浅的表现——耶路撒冷作为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相对晚近的。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献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那些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遥远地方的人们——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思维模式的窗户，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品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上的木质配件。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喜欢让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他们会以吞下钱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掌控后能收回这些钱财，结果是“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一样”，而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的话，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恶臭的财宝，所以士兵们开始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而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些开肠剖肚的掠夺行为，结果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开始后，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他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所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然后开始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是消遣娱乐。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使他们精神错乱，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他们“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之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凡挡道者皆被他们杀死。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已经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如今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从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繁荣的大都市，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规模巨大的艺术品。耶路撒冷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座城墙众多、高塔林立、横跨两座大山、夹在贫瘠的犹地亚峭壁中间的城市，从未像它在公元1世纪那样人口众多且令人敬畏。事实上，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才再次恢复昔日的显著地位。这要归功于杰出而疯狂的犹地亚国王大希律，他的宫殿和堡垒的修建规模是如此巨大，它们的装饰是如此奢华，以至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它们“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圣殿本身使其他所有地方的神圣荣耀都黯然失色。当旭日初升时，闪闪发光的宫殿和镀金的大门反射出炽烈的光辉，使那些强迫自己注视它的人被迫移开视线。当陌生人——如提图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第一次看到圣殿时，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虔诚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座城中之城的宫殿中心，在摩利亚山山顶，有一个极为神圣的小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此处就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之所”，上帝的住所。
希律王的圣殿是一个神龛，它也是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的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受四帝统治之年罗马实力减弱的鼓舞，加之还有耶路撒冷险峻的地势、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迷宫似的圣殿作为辅助，犹太人迎战提图斯时信心十足。毕竟，他们已经与罗马对抗了将近五年。但提图斯拥有权力、野心、资源，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天赋。他开始凭借一贯的效率和强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圣殿西墙旁边的地道里发现的弩炮，可能是提图斯发射的，这验证了罗马轰炸火力之猛烈。犹太人不顾生死地守卫着每一寸土地，而提图斯拥有完备的攻城器械、投石器和罗马工程学的创造发明，他仅用十五天时间便攻下了第一道城墙，然后，率领一千名军团士兵进入耶路撒冷迷宫般的集市，并进攻第二道城墙，但犹太人突围出去并重夺此地。城墙不得不再次经受袭击。接下来，提图斯试图凭借检阅军队——胸甲、头盔、利剑、飘扬的旗帜、闪光的鹰旗、“盛装打扮的战马”，达到威慑耶路撒冷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城垛上观看这场阅兵，他们羡慕罗马人美丽的盔甲和有序的队伍，但犹太人仍不屈服，或许是因为不敢违抗领袖的命令：绝不投降。
最后，提图斯决定修建一座城墙，将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6月下旬，罗马人对圣殿上面庞大笨重的安东尼亚要塞发起进攻，然后将它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座塔作提图斯的指挥部。
时至仲夏，泡状和锯齿状的山上冒出成片的十字架，上面挂着沾满蝇蛆的尸体，耶路撒冷城内则被末日临近的恐惧感、奋战到底的狂热情绪、古怪的施虐心理和灼人的饥饿折磨。手持武器的匪徒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孩子们夺走父亲手里的少许食物；母亲们偷走自己婴儿的小片珍馐。房门紧锁意味着里面藏有食物，战士们破门而入，用木棍直捣受害者的直肠，迫使他们说出谷物的藏匿处。如果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像“受骗”了一样，变得更加“野蛮凶残”。即使作战人员自己还有食物，他们也会出于习惯去屠杀和折磨人，“以随时保持疯狂的状态”。耶路撒冷因猎巫行动而四分五裂，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叛徒和囤积者。约瑟夫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反思说：“自创世以来，没有哪座城市曾容许发生这样的不幸，没有哪个时代曾养育出比这更邪恶的一代人。”
年轻人在街上游荡，他们“就像影子一样，全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一旦不幸降临，便会立刻倒地身亡”。有些人在埋葬亲人时去世，其他人在一息尚存时被草率地活埋，饥荒吞噬着整户人家。耶路撒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眼睛里却流不出泪水，嘴巴也喊不出声音”。深重的沉默和死寂的夜晚笼罩着这座城市——而那些逝去之人在临死的时候“双眼还紧紧地盯着圣殿”。街上堆满了尸体，很快，人们便不再顾及犹太律法，不再在这个庞大的藏尸所埋葬死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腐烂。造反者仍在抗争。
提图斯不是胆怯的罗马士兵，在人生的第一次战斗中，他就用十字弓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那时他感到非常恐惧，非常吃惊：他只能向上帝低吟这一切并非他造成的。作为“人类的宠儿和开心果”，提图斯以慷慨大方著称。当他抽不出时间给战友送礼物时，他会说“亲爱的朋友，我这一天白过了”。他身体强健，性格率直，脸庞圆润，嘴唇丰满，下巴还有沟痕。事实证明，提图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新皇帝韦斯巴芗备受宠爱的儿子：他们未经认证的王朝的前景要仰仗提图斯镇压犹太叛军的胜利。
提图斯的随从里有许多犹太叛徒，其中包括三个耶路撒冷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王，似乎还有一个和皇帝上过床的双料王后。那位历史学家是提图斯的顾问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犹太叛军的一名指挥官，已经投靠罗马人，他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那位国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一个正宗的罗马犹太人，他在皇帝克劳狄的宫中长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曾是犹太圣殿的监管人，这个圣殿由他的曾祖父大希律建造，他经常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居住，尽管他统治着横跨今以色列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不同地区的领土。
国王的身边几乎总有他的姐姐贝勒妮斯相伴。贝勒妮斯是一个犹太国王之女，通过联姻两次为后，最近又成了提图斯的情妇。她的罗马敌人后来斥责她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当时她已年近四十，但约瑟夫斯却说，“此时正值她风姿最佳，容貌最美的时候”。叛乱开始时，她和她的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的敌人说他们两个有乱伦关系），二人最后一次诉诸理智，试图镇住叛乱者。现在，这三个犹太人无助地看着这座著名的城市经受死亡前的痛苦——贝勒妮斯是在毁灭者的床上观看这一幕的。
囚犯和逃兵带来耶路撒冷城内的消息，这消息特别令约瑟夫斯感到沮丧，因为他的父母都被困在城里。就连作战人员也开始断粮，于是他们打起了尸体的主意，在死人身上搜寻黄金、食物碎屑，甚至种子。这些人“像疯狗一样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他们开始吃牛粪、皮革、腰带、鞋子和硬邦邦的干草。一个名叫玛利亚的有钱女人，在丢了所有的钱和食物之后变得疯狂无比，以至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将其做成烤肉，她吃了一半，准备将剩下的一半留着以后吃。食物的香味在整座城市弥散。造反者顺着香味找到这里，闯进她家，但是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看到孩子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时，也禁不住“颤抖着跑了出去”。
犹太人的钱币上这样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疑神疑鬼和偏执统治着圣城耶路撒冷。胡言乱语的骗子和说教的大师时常出现在大街上，向人们许诺拯救和解脱。约瑟夫斯观察说：“耶路撒冷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因为缺乏食物，现在开始吃自己的肉。”
阿布月8号那天晚上，当提图斯躺下休息时，他的军队正遵照他的命令扑灭由银器熔化引发的大火，但是叛乱者却袭击了正在灭火的罗马军团。罗马人成功反击，把犹太人逼进犹太圣殿里。一个被“神圣愤怒”控制住的军团士兵抓住一些正在燃烧的材料，在另一个士兵的托举下点着“一扇镀金窗户”的窗帘和边框，这些东西与圣殿周围的房间相连。到第二天早上，大火蔓延到神圣的中心。犹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圣之所，他们“大声呼喊，跑去救火”，但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把自己困在内殿中，默默地看着大火将至圣之所吞没。
就在不远处的安东尼亚要塞的废墟里，睡梦中的提图斯被惊醒，他跳起来，“直奔至圣之所救火”。他的随从，包括约瑟夫斯，可能还有国王亚基帕和贝勒妮斯尾随而来，而他们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罗马士兵——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这是一场疯狂的战斗。约瑟夫斯称提图斯再次下令熄灭大火，但这位罗马人的合作伙伴完全有理由为他的庇护人开脱。然而，每个人都在呼喊，大火正在迅速蔓延，罗马士兵知道，根据战争法则，这座如此顽强抵抗过的城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洗劫。
他们假装没有听到提图斯的命令，甚至呼喊同伴把更多的火把扔进去。罗马士兵太冲动了，以至于许多人在嗜血的杀戮狂潮和对黄金的争夺中被踩死或烧死。而罗马人劫掠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东方的金价很快下跌。虽然不能救火，但对最后胜利的前景深感宽慰的提图斯穿过燃烧的圣殿，直到至圣之所。那个地方即使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去一次。自公元前63年罗马军人政客庞培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外族人玷污过它的圣洁纯净。但是提图斯朝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的东西远比想象的高级”，约瑟夫斯写道，事实上，“不比我们自己吹嘘的差”。于是，他命令百夫长鞭打纵火的士兵，但是“他们已经抢红了眼”。当大火将至圣之所包围时，提图斯被他的助手拉到安全处，“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放火了”。
战斗在耀眼的火焰中打响。饿得头晕目眩的耶路撒冷人迷茫、哀伤地穿过燃烧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平民和造反者聚集在圣坛的台阶上，等着战斗到最后或者只是无望地死去。所有人都被兴奋的罗马人割喉，仿佛这是一场大规模人祭，直到“祭坛周围堆满尸体”，鲜血顺着台阶流下去。共有一万名犹太人在燃烧的圣殿中死去。
巨石和木梁因爆裂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约瑟夫斯注视着圣殿的毁灭：烈焰滔天，夹杂着倒地的受害者的呻吟声，山丘之高加上燃烧范围之广使人们误认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火海。接着是喧闹声，想象不出比这更震耳欲聋、更令人恐惧的声音了。有罗马军团呐喊着向前冲的战斗口号，有被大火和刀剑包围的反叛者的咆哮声，有惊慌失措只想奔逃却再次落入敌手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惊呼尖叫声，这些声音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哀悼恸哭混在一起。外约旦和周围的山峦弹射着回声，从而使喧嚣更甚。你或许会想圣殿山已经从它的根基处开始沸腾了，因为到处都是火焰一团。
耶路撒冷的两座大山之一摩利亚山，曾经是大卫王存放约柜，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地方，此刻这里是火海一片，热浪冲天，里面的地面被尸体覆盖，而罗马士兵正踩着犹太人的尸体走向胜利。祭司们展开了反击，一些人自愿葬身火海。现在，狂暴的罗马人看到内殿被毁后，开始抢夺金子和器具，并在他们放火烧了其他建筑物之前移出他们掠夺的赃物。
随着圣殿内院被毁，黎明来临，活着的叛军冲破罗马人的防线，进入迷宫似的外院，一些人逃进城内。罗马人出动骑兵进行反击，他们清理了叛乱者，然后烧毁圣殿的藏宝间，这里装满了金银财宝，这些财富出自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巴比伦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给圣殿交纳的税款。他们发现六千名妇女、儿童挤在那里期待末日来临——之前有个假先知宣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等到“救赎的奇迹信号”。罗马军队要做的只是将过道点着，并将这些人全部活活烧死。
罗马人把他们的鹰带到圣山上，向他们的神献祭，并推举提图斯为他们的皇帝——最高统帅。此时，祭司们仍躲在至圣之所附近。有两个祭司跳进火里，一个祭司成功救出圣殿珍宝——大祭司的长袍、两只黄金烛台以及圣所每天焚烧的成堆的香料和肉桂。当剩下的祭司投降时，提图斯将他们处死，理由是“祭司应该和他们的圣殿共存亡”。
耶路撒冷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座满是地道的城市。现在，造反者消失到地下，但仍控制着希律城堡和西边的上城。提图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征服耶路撒冷剩余地区。当耶路撒冷陷落时，罗马人和他们的叙利亚、希腊辅助部队“冲向大街小巷，手握长剑；他们见人就杀，还烧毁房屋，在房子里避难的人也全部被烧死。夜晚的时候，杀戮停止，大火成为街道的主宰”。
提图斯和两个犹太军阀隔桥谈判，这座桥架在圣殿和城市之间的溪谷上面。提图斯提出，如果犹太人投降的话就饶他们不死，但他们仍然拒绝投降。于是，提图斯下令洗劫并烧毁下城，事实上，城里的每间屋子都堆满了尸体。当耶路撒冷军阀撤到希律王宫和希律城堡时，提图斯修建土墙对其进行破坏。8月中旬，犹太历以禄月7号，罗马人开始袭击犹太人的防御工事。造反者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吉沙拉的约翰（John Gishala）向罗马人投降（他保住了性命，尽管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另一个首领西蒙·本·乔拉（Simon ben Giora），身着白色长袍从圣殿底下的地道中走出来，在罗马庆祝胜利时，他在提图斯的凯旋中担任主角。
在蓄意屠杀和之后的有序破坏下，一个世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瞬间凝结在时间里。罗马人杀死了老弱病残；在被火烧毁的房子的门阶上发现的一块女人手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惊慌和恐怖；犹太区的宅邸灰烬述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境况。在通往圣殿的巨大楼梯下面有一条街道，在街道旁边的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两百枚铜币，这或许是在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居民秘密藏起来的。很快，就连罗马人都厌倦了杀戮，他们将耶路撒冷人赶到在圣殿的女院搭建起来的集中营中进行筛选：起义者被杀死；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到埃及的煤矿做工；年轻英俊的人则被卖作奴隶，或者被挑走送到竞技场上与狮子搏斗，抑或在凯旋仪式中作为展览品供人观看。
约瑟夫斯在圣殿的庭院中搜寻可怜的囚犯，他在里面找到他的兄弟和五十个朋友，提图斯允许他把他们带走。他的父母可能已经死了。他注意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如刀割，将这一情况告诉提图斯”，提图斯下令将这些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并找医生医治，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提图斯决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将耶路撒冷摧毁，约瑟夫斯将这一决定归咎到造反者身上：“叛乱摧毁了这座城市，罗马人消灭了叛乱。”圣殿是大希律最令人敬畏的丰碑，拆毁它将是对工程学的一个挑战。皇家柱廊的巨大方石倒塌后压在新建的人行道上，将近两千年后，人们在巨大的岩石堆里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形状和倒塌时一样，只是被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瓦砾碎片所掩埋。碎石残骸被倒进紧挨圣殿山的山谷里，这个位于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山谷逐渐被碎石填满，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圣殿山的承重墙，包括今天的西墙却被保留了下来。从希律的圣殿和希律的耶路撒冷城中掉落的石头，遍布耶路撒冷，并被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和建筑者——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从十字军到奥斯曼人，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耶路撒冷，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在数字问题上总是粗心大意。塔西佗说，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有六十万人，而约瑟夫斯则声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而所有这些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
接下来，提图斯开始了他恐怖的凯旋之旅。他的情妇贝勒妮斯和她的国王弟弟在他们的首府凯撒利亚腓立比，即今天的戈兰高地招待他。在那里，他观看成千上万的犹太囚犯互相打斗或者与野兽搏斗，直到死亡。几天后，他看到另外两千五百人在凯撒利亚海滨的角斗场被杀，在提图斯返回罗马庆祝他的胜利之前，更多的人在贝鲁特以玩乐的方式被杀。
罗马军团“将城市剩余部分彻底摧毁，还推倒了它的城墙”。提图斯只留下希律城堡的几座塔作为“他好运的丰碑”。第十军团把指挥部设在希律的高塔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约瑟夫斯写道，“它原是人类世界最壮丽、最具盛名的城市。”
五个世纪之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在那次破坏后五十年间，圣殿被重建，犹太人也返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公元70年的这次毁坏过后，圣殿再没有被重建——尽管中间有几段短暂的插曲，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不会再统治耶路撒冷。但这场灾难的灰烬里不仅孕育着近代犹太教的种子，还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根据后来拉比犹太教的传说，在围城早期，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Yohanan ben Zakkai）让门徒把他放进棺材里抬出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借此暗喻新犹太教的建立不再以圣殿的献祭仪式为基础。
仍旧居住在犹地亚和加利利乡间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罗马和波斯帝国大的社团中的犹太人，都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自此以后，犹太人更加敬畏这座城市，《圣经》和口传律法也相应地代替了圣殿，但据说上帝在上天之前曾在橄榄山等了三年半，以目睹圣殿是否会重建。这次破坏对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耶路撒冷的小基督教社团在耶稣的堂兄弟西蒙的领导下，在罗马人围城之前从这个城市逃了出去。纵然罗马世界生活着许多非犹太基督徒，这部分耶路撒冷人仍保留在圣殿边祈祷的犹太教派传统。而今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宠：耶稣的追随者彻底脱离母教，声称自己是犹太遗产的正当继承人。基督徒设想的是一个新的、天国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实中那个支离破碎的犹太城市。最早的几部福音书可能是在城市被毁后书写的，其中详述了耶稣是如何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你们将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还有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下”。被毁的圣所和犹太人的没落是新启示的有力证据。7世纪20年代，当穆罕默德创立新宗教时，他首先接受了犹太传统：面朝耶路撒冷祈祷并尊崇犹太先知，因为对他来说，圣殿被毁也证明上帝收回了他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给伊斯兰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的决定帮忙把这座城市塑造成了其他两个圣书之民尊奉的神圣的模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圣地。从一开始，耶路撒冷的神圣就不仅仅是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随着少数人的决定不断提升。
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比提图斯早了一千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
第一部分 犹太教
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以赛亚书》60.14，52.1
耶路撒冷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坐落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圣所。圣城不是犹地亚这一个国家的母亲城，其他大部分邻近土地也都以此为母亲城，甚至还有遥远的他乡，包括亚洲大部甚至欧洲，更不用说幼发拉底河另一边的国家了。
犹太国王希律·亚基帕一世，引自斐洛，《论特别法》没见过耶路撒冷之辉煌的人终其一生也见不到一个合意的城市。没见过圣殿全貌的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座辉煌的建筑。
巴比伦塔木德，《住棚节之短文》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爱耶路撒冷甚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诗篇》，137.5-6
耶路撒冷是东方最著名的城市。
老普林尼，《自然史》5.70
1 大卫的世界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在大卫占领锡安城堡时，耶路撒冷就已经很古老了。但是，当时它还称不上是座城市，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要塞，它所在的地方自古以来有许多名字——迦南、犹大、犹地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圣地、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这块只有100英里（约161千米）长、150英里（约241千米）宽的土地位于地中海东南角和约旦河之间。郁郁葱葱的沿海平原为活跃在埃及和东方帝国间的侵略者和商人提供了最佳路径。但孤立、偏远的小镇耶路撒冷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30英里（约48千米），它远离商道，高高地耸立在悬崖、峡谷和犹地亚的山峦碎石之间，经受着寒冬和酷暑的洗礼。然而，这些冷峻的山上非常安全，下面的山谷中有条小溪，足以养活一个城镇。
大卫之城的浪漫形象比任何可考证的历史事实都更加生动耀眼。在耶路撒冷的史前迷雾中，在陶器的碎片、幽灵般的崖窟墓、城墙的断壁残垣、久远的王殿上的碑文，还有《圣经》的神圣文学作品中，因相隔千年而只能让我们看到黑暗中人类生活的浮光掠影。偶尔出现的线索只能瞬间照亮消失的文明的某个时刻，对于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只能等到下一次闪光照亮历史上的另一番景象。只有山川、河流和峡谷依旧，即使这些东西，在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战争和人为破坏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到大卫王时期，神圣、安全和自然条件，使耶路撒冷成为众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古老堡垒。
早在公元前5000年，人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居住。在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200年左右，当城市之母乌鲁克（Uruk，在后来的伊拉克境内）的市民人数达到四万人，耶路撒冷附近的耶利哥[1]成为一个设防的城镇时，人们将死者埋在耶路撒冷山间的坟墓里，并在小溪上方山上一座可能有围墙的村庄里开始建造四方形小房子。之后，这个村庄荒废了许多年。当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进入修建金字塔的鼎盛时期并完成伟大的狮身人面像时，耶路撒冷几乎还不存在。到公元前20世纪头十年，当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岛上日渐兴盛、汉谟拉比国王即将在巴比伦编纂他的法典、不列颠人在巨石阵中做礼拜时，在埃及卢克索附近发现的一些陶器碎片中提到一个叫“乌尔萨利姆”的城镇，它是夜晚星辰之神萨勒姆（Salem）或莎勒姆（Shalem）的一种译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萨勒姆已经建立”。
在耶路撒冷，一个定居点在基训泉周围发展起来：迦南居民在岩石中开凿隧道，将泉水引到城堡中的一个水池。坚固的地下通道保证了他们的用水安全。对该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显示，迦南人是靠塔楼和厚墙来保卫基训泉的，他们的墙壁厚23英尺（约7米），是用重三吨的石头建造的。塔楼可能还充当神庙，歌颂基训泉的宇宙神圣。在迦南其他地方，身兼祭司一职的国王们建造了设防的塔寺。再往上走，已经发现城墙的残余部分，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城墙。事实证明，迦南人在建筑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耶路撒冷的其他居民，只有大约两千年后的大希律可与之相比。
公元前1458年，埃及占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成了埃及的属民。埃及卫戍部队驻守附近的雅法和加沙。公元前1350年，心惊胆战的耶路撒冷国王请求他的宗主、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为他提供帮助——甚至请求埃赫那吞派“五十名弓箭手”——保卫他的小王国不受周围国王和强盗的侵扰。国王阿布迪·赫帕称他的城堡是“耶路撒冷大地的首都，名字叫贝特·舒尔曼（Beti Shulmani）”，即“幸福之所”。“舒尔曼”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城市原来的名字“萨勒姆”。
在南有埃及人、北有赫梯人、西北是正在进行特洛伊战争的迈锡尼希腊人的世界，阿布迪·赫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君主。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是西闪米特文——许多中东民族在人种上都是闪米特人，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是闪米特语，据说闪米特人的祖先是诺亚的儿子闪。因此，阿布迪·赫帕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人们在法老的档案中找到了他的借兵请求，从请求中可以看出阿布迪·赫帕的惊慌失措和阿谀奉承，这是耶路撒冷人首次见诸史端的话语：[2]
我七次拜倒在国王的脚下，然后再七次。这是米尔基利和舒瓦达图做下的伤天害理的事。他们违背国王的法律……率领基色人的军队……国王的土地已经掌握在哈卑路人（四处劫掠的亡命之徒）手里。现在一个原属耶路撒冷的城镇已经由吉尔图的属下接管。希望国王听您的仆人阿布迪·赫帕倾诉，派遣弓箭手过来。
后续之事我们不得而知，无论这个处在包围中的国王命运如何，总之一百多年后，耶路撒冷人在基训泉上方、俄斐勒山上建起了陡峭的阶梯状建筑——“城堡之基”或者说“萨勒姆的圣殿”，该建筑至今犹存。这些令人震撼的墙壁、塔楼和阶梯是以“锡安”之名闻名的、大卫即将占领的迦南人城堡的一部分。公元前13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个叫耶布斯的民族攻占耶路撒冷。而此时，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仍被来自爱琴海的所谓的海上民族的冲击波搅得四分五裂。
在袭击和迁徙的浪潮中，帝国纷纷衰落。赫梯人倒下了，迈锡尼人不可思议地被摧毁了，埃及摇摇欲坠——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民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在持续了三个世纪的新“黑暗时代”，一个奉行一神崇拜的、鲜为人知的民族——希伯来人（也称以色列人）开始在狭窄的迦南地定居并建立王国。从有关创世、民族的起源、希伯来人与上帝关系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他们将这些传统记录在神圣的希伯来文献中。这些文献后来被整理成摩西五经，即犹太《圣经》的第一部分——《塔纳赫》，然后一代代传了下来。《圣经》是书中的经典，但它并非一部文献，而是一部文字驳杂的神秘丛书，由不同时代的无名作者怀着大相径庭的意图编著而成。
这部跨越许多年代、经由众人之手编写的神圣著作包括一些可考证的历史事实、一些不可考证的神话故事、一些无限美好的诗歌，还有很多难解的章节，可能加密过，也可能只是因错译而显得神秘。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揭示更高的真理——一个民族和他们的上帝的关系。对信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产物。对历史学家来说，它是矛盾的、不可靠的、不断重复的，但同时又极其宝贵的材料，因为它通常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材料——实际上，它还是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一本最重要的传记。
据《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是亚伯兰——书中把他描述成从乌尔（Ur，今伊拉克境内）过来，定居希伯伦的人。希伯伦位于迦南，这是上帝承诺给他的土地迦南境内，上帝还把他的名字改为“众族之父”——亚伯拉罕。在旅行的过程中，亚伯拉罕受到萨勒姆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的欢迎，麦基洗德以至高真神伊利昂的名义欢迎亚伯拉罕的到来。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这意味着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由祭司王统治的迦南圣地。后来，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摩利亚山，即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拿他的儿子以撒献祭，以测试亚伯拉罕的忠诚。
亚伯拉罕的无赖孙子雅各通过耍手段夺得了继承权，但在同一个陌生人的摔跤比赛中拯救了自己，原来这个陌生人就是上帝，他的新名字“以色列”——“与神角力之人”——由此而来。犹太民族正是起源于此，他们同上帝的关系是如此饱含激情又充满波折。以色列是移居埃及的十二个支派的始祖，在这些所谓先人的故事中有诸多矛盾之处，因此界定它们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的。
四百三十年后，《出埃及记》将以色列人描述成为法老建造城市时受压迫的奴隶，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在一个名叫摩西的希伯来王子的带领下奇迹般地逃出埃及（犹太人仍在逾越节庆祝这一事件）。在穿越西奈的时候，上帝授予了犹太人摩西十诫，并承诺，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按照这些戒律生活、礼拜，他就把迦南赐予他们。当摩西试图探寻上帝的本质，问“您叫什么名字”时，他听到威严的、令人生畏的回答：“我就是我。”一个没有名字的上帝。希伯来语的表达是YHWH：雅法（Yahweh），后来基督徒把它错拼成“耶和华（Jehovah）”。[3]
确实有许多闪米特人定居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可能就是那个强迫希伯来人为他建造货栈-城市的法老。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这至少证明他来自埃及。没有理由怀疑一神教第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摩西或者某个与他相似的人——确实接受了这种神启，因为宗教都是这样开始的。闪米特人逃避压迫的传说貌似合理，但无法确定日期。
摩西从尼波山上看见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他至死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是他的继任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据《圣经》所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一个既充满血腥杀戮，又逐渐定居下来的过程。考古方面没有任何征服占领的证据，但这些游牧定居者确实在犹地亚高地建了许多没有围墙的村庄。[4]这群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的耶和华的信仰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在一座可移动的圣殿里敬拜上帝，圣殿是一个供有神圣木匣的帐篷，此木匣以“约柜”著称。他们可能是通过讲述先人的故事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从亚当和伊甸园到亚伯拉罕，这些传说中有许多后来不仅为犹太人所尊奉，还受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尊崇——并在耶路撒冷落地生根。
现在，以色列人第一次离这座城市如此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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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耶利哥即今以色列城市杰里科，《圣经》中称其为“耶利哥”，本书大部分地方将采用“耶利哥”这个译法。——译注，其他注释若无此说明，皆为原注。
[2] 这是地方首领用巴比伦语给离经叛道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52—公元前1336）写的三百八十个字符中的一些，这些字符都刻在烘干的泥板上。阿蒙霍特普四世一改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开创了太阳神崇拜：他将他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1887年，在他的新都埃赫塔吞、今开罗南部的阿马尔奈发现了他的外务部——法老通信院的皇家档案馆。一种理论认为，哈卑路人是早期的希伯来人（或曰以色列人），事实上，当时的中东地区普遍用这个词指代抢劫者——在巴比伦语中，这个词只有“流浪者”的意思。希伯来人可能传承自哈卑路人的一支。
[3] 当圣殿屹立在耶路撒冷时，只有高级祭司能念出由YHWH这四个字母组成的词，并且他们一年只能念诵一次。即使今天，犹太人仍忌讳说出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Adonai（主），或者仅仅用HaShem（不可说的名字）来指代上帝。
[4] 以色列人入侵迦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通常在理论上无法予以证明。而对耶利哥的袭击似乎是虚构的，耶利哥的城墙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下轰然倒塌：这个城市比耶路撒冷还古老（2010年，巴勒斯坦当局庆祝这个城市建立一万年——尽管日期是随机选择的）。然而，耶利哥曾有段时期无人定居，目前也没有城墙倒塌的任何考古证据。很难按字面意思理解征服假说，因为在这个小地方经常发生战斗（正如《约书亚记》中所说的那样）。耶路撒冷附近的伯特利确实是《士师记》中为数不多的被征服的城镇之一，事实上，这个城市是在13世纪被摧毁的。以色列人可能比外界认为的要爱好和平和宽容许多。
2 大卫的崛起
年轻的大卫
约书亚在耶路撒冷北部的示剑建立据点，在那里，他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圣殿。耶路撒冷是亚多尼洗德国王统治的耶布斯人的故乡，这个国王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祭司王。亚多尼洗德虽然努力抗击约书亚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被打败了。然而，犹大的儿子们不能将耶布斯人赶出耶路撒冷，他们和犹大的子孙们一起在耶路撒冷居住、生活，直至今日。公元前1200年前后，拉美西斯大帝的儿子麦伦普塔（Merneptah），可能是那个被迫释放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的法老，面临着海上民族的袭击——海上民族将近东的古老帝国搞得天翻地覆。为了恢复秩序，法老突袭迦南。回国后，他将这次胜利铭刻在底比斯神庙的墙上，宣称他已经打败了海上民族，重新占领阿什克伦，并屠杀了一个到目前为止首次见诸史册的民族：“以色列被摧毁了，但它的子孙没有就此断绝。”
以色列还不是一个王国。《士师记》中说，它是一个由长者统治的部落联盟，现在这些人遇到一个新的敌人，即海上民族之一、发源于爱琴海的非利士人。他们占领了迦南海岸，建造了五个富裕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他们织衣服，制作红、黑两色陶器，奉行多神崇拜。从小乡村过来的山坡牧羊人以色列人无法与这些见多识广的非利士人相提并论，非利士步兵身着希腊式胸甲、护胫甲和头盔，挥舞着能够挑战埃及笨重战车的短兵器。
以色列人选出了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士师们——同非利士人和迦南人作战。《士师记》中备受忽视的一节诗声称是以色列人攻占并烧毁了耶路撒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想保留耶路撒冷这个据点。
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的埃比尼泽战役中，非利士人彻底打败以色列人，摧毁了他们在示罗的圣所，俘获了耶和华的神圣象征——约柜，并开始向耶路撒冷周围山区挺进。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希望“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以色列人决定推选一个由上帝选择的王。他们向日渐年老的先知撒母耳求助。先知不能预知未来但能分析现在——在希腊语中，“Propheteia”的意思是“诠释神的意志”。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军事指挥官，于是撒母耳便选择了年轻的勇士扫罗，用圣油为他施膏油礼。扫罗在基遍的一个山顶要塞上发号施令，此地距离耶路撒冷北部3英里（约5千米），这个“统帅我的人民以色列人的首领”通过打败摩押人、以东人和非利士人证明了撒母耳选择的正确性。但扫罗不适合当国王，因为“出自上帝之手的恶灵折磨着他”。
面对精神不稳定的国王，撒母耳私底下将目光转向了其他人。他发现伯利恒的耶西的八个儿子中有一个天赋异禀：最年轻的大卫“脸色红润、面容姣好，堪当重任”。上帝也说：“起立，为他施膏油礼，所以就是他了。”大卫“在玩的时候也诡计多端，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一个战士，并且行事稳重”。在《圣经·旧约》中，大卫是最引人注目、形象最丰满的人物。这个神圣耶路撒冷的缔造者是个诗人、征服者、杀人犯、奸夫，具有圣王的特质，同时又是一个有缺点的冒险家。
撒母耳将年轻的大卫带到宫中。大卫在这里接受扫罗王的任命，成为为国王执掌兵器的人之一。当国王发疯时，大卫展示了他的第一种天赋：他弹竖琴安抚国王，“以使扫罗恢复正常”。大卫的音乐天赋是他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归到他名下的赞美诗甚至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创作的。
非利士人挺进以拉谷。扫罗和他的军队遭遇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派出了体型巨大的勇士——来自迦特[1]的歌利亚，他的全副武装与以色列人单薄的装备形成了鲜明对比。扫罗害怕双方发生激战，所以当大卫要求同歌利亚单打独斗时，扫罗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对大卫能否打败歌利亚表示怀疑。大卫“从小溪中拣了五块光滑的石头”，他挥舞他的投石器，将石头投掷出去，砸在这个非利士人的额头上，直到石头陷进他的额头里。[2]他砍了这个倒下的冠军的脑袋，以色列人一路追赶非利士人，直到他们的城市以革伦。无论真相如何，这个故事表明大卫年纪轻轻就赢得英勇善战的名声。[3]
扫罗给大卫晋升，但街上的妇女却吟唱道“扫罗杀人数以千计，大卫杀人数以万计”。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视大卫如友，他的女儿米甲也爱慕大卫。扫罗虽然允许他们结婚，但自己却饱受嫉妒折磨，还曾两次试图用标枪杀死他的女婿。米甲公主让大卫从王宫窗户处逃脱，从而救了他一命，后来大卫又得到诺布祭司的庇护。国王追捕他，将祭司们杀至只剩一人，但大卫再次逃脱，逃亡中成为六百个强盗的首领。他两次潜伏到睡着的国王身边，但都饶了国王一命。他的行为使扫罗泣声说：“你比我正义！”
最后，大卫叛逃到迦特的非利士国王那里，非利士国王将自己的领土洗革拉赐给他。非利士人再次入侵犹大并在基利波山上打败扫罗。他的儿子约拿单被杀，国王本人也挥剑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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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因为《圣经》的缘故，“非利士”这个词是以粗鄙无文的意思进入语言中的（尽管非利士人的文化修养非常高），而以“Gits”著称的迦特人也被纳入方言当中。但是非利士人把他们的名字留给了这块成为罗马巴勒斯提纳行省的土地，巴勒斯坦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2] 当时的投石器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埃及贝尼哈桑的铭文显示，投石手在战斗中同弓箭手并肩作战。埃及和亚述的皇室铭文显示，投石队是古代世界帝国军队中的正规部队。据说，有技术的投石手能够将网球大小的经过特殊打磨的石头以时速100—150英里（约161—241千米）掷出。
[3] 大卫是个假名还是一个君王的名字？《圣经》中两次讲述歌利亚的故事，在第二个版本中，它称这个以色列少年英雄为伊勒哈难，这是大卫的真名吗？
3 王国和圣殿
大卫：王城
一个年轻人来到大卫的营地，声称扫罗已经被他杀了：“我杀了上帝施膏油礼的人。”大卫杀了这个信使，然后在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歌中哀悼扫罗和约拿单：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
在这黑暗的时刻，犹大的南方部落为大卫施膏油礼，立他为王，定希伯伦为首都，而扫罗活下来的儿子伊施波设接替扫罗统治以色列的北方部落。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之后，伊施波设被杀，北方部落也立大卫为王，为他施膏油礼。王国统一了，但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隔阂只有大卫的魅力才能够弥合。
耶路撒冷——因这里居住着耶布斯人，又称为耶布斯——就在扫罗的大本营基遍的南部。大卫和他的军队向锡安城堡进发，他们面对的是最近在基训泉周围发现的强大的防御工事。[1]据说，锡安城堡是坚不可摧的，大卫是如何占领它的仍然是个谜。《圣经》中说，耶布斯人让瞎子和瘸子列队站在城墙上，以警示进攻者这样的命运将降临在任何攻城者身上。但是国王不知用什么方法潜入了城内——借助一样东西，希伯来《圣经》称之为Zinnor，可能是条隧道，就是现在正在俄斐勒山上发掘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之一，也可能是某个神秘咒语的名字。不管怎样，大卫占领了锡安城堡，也就是大卫的城。
这次攻城可能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大卫没有屠杀耶布斯人，相反，他把他们笼络到他的多民族宫廷与军队中。他把锡安城改名为大卫城，修缮了城墙，并把约柜（战争中夺了回来）迎回了耶路撒冷。约柜可怕的神圣性杀死了一个挪动它的人，于是大卫把它寄放在一个可信的迦特人那里，直到它能够安全搬运。“大卫和整个以色列家族的人在呐喊声和喇叭声中抬起上帝的约柜”。大卫穿上祭司的裹腰布，“在上帝面前尽情跳舞”。作为回报，上帝向大卫许诺：“你的家族和你的王国将永世长存。”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大卫宣布耶和华已经定居圣城。
扫罗的女儿米甲嘲笑她的丈夫半裸着归顺上帝，她认为这是一种粗俗的虚荣。《圣经》的前几卷混杂着古代文本与后来追记的故事，但《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中所隐藏的丰满的、不英勇的大卫形象读起来却是如此生动形象，很有可能是基于某个宫廷侍臣的回忆录。
大卫选择这个要塞做首都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北方部落，也不属于他的南方犹大部落。他把从征服的敌人那里夺得的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他从提尔的腓尼基盟友那里进口香柏木，装点宫殿。据说，大卫征服了一个从黎巴嫩一直到埃及边界的王国，东至今天的约旦和叙利亚，他甚至在大马士革部署了驻军。《圣经》是我们了解大卫的唯一材料：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850年间，埃及和伊拉克的帝国湮没无闻，留下的皇室记录寥寥无几，但是，它们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大卫当然是存在的：1993年，在以色列北部但丘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的碑文显示，犹大的国王们以“大卫世家”著称，由此证明大卫是王国的创始人。
然而，大卫的耶路撒冷非常小。此时，今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城占地面积2500英亩（约1012万平方米），就连附近的夏琐镇也有200英亩（约81万平方米），耶路撒冷的面积可能不超过15英亩（约6万平方米），城堡周围最多能容纳大约一千两百人。但最近发现的基训泉上的防御工事证明，大卫的锡安城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尽管它离帝国首都非常远。[2]大卫和他的克里特、非利士以及赫梯雇佣军一起征服的王国貌似也存在，但《圣经》还是有所夸大，大卫的王国只是一个靠大卫的人格品性团结在一起的部落联盟。后来的马卡比人将展示，在帝国权力真空时期，充满活力的军阀是如何迅速征服一个犹太帝国的。
一天晚上，在宫殿屋顶上休息时，大卫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该妇人看起来容貌甚美。大卫派人打听这个妇人是谁，一个人说，这不是拔示巴吗？这个女子已经嫁给大卫的一个非以色列雇佣军首领，赫梯人乌利亚。大卫召见了她，“她投入大卫的怀抱，同大卫睡觉”，并怀了孕。国王命令他的指挥官约押将她的丈夫从今天的约旦战场上召回。乌利亚回来后，大卫命令他回家“洗脚”，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他同拔示巴睡觉，以掩饰她怀孕的事实。但是，乌利亚拒绝如此，于是大卫命他把这封信带给约押：“把乌利亚安排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使他有可能被杀。”乌利亚最后战死沙场。
拔示巴成为大卫最喜爱的妻子，但先知拿单却给国王讲了一个拥有一切的富人仍去偷一个穷人家里唯一一只羊的故事。大卫被这种不公所震撼：“做下这种事的人理应去死！”“你就是那个人。”拿单回答说。国王意识到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和拔示巴因为这个罪行失去了他们的头生子，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活了下来。
大卫掌管的宫廷远非一个圣王的理想宫廷，而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地方。像许多围绕强人建立的帝国一样，当大卫被病痛折磨时，帝国就开始分裂：他的儿子们为继承权争得你死我活。他最大的儿子暗嫩有望继承王位，但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弟弟，被宠坏的、野心勃勃的押沙龙。押沙龙的头发充满光泽，体形毫无瑕疵，在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因为美好而备受称赞。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在暗嫩引诱押沙龙的妹妹他玛到他家里并将其强奸后，押沙龙命人在耶路撒冷城外杀死了暗嫩。在大卫悲伤难过的时候，押沙龙从首都逃脱，直到三年后才返回。大卫和他最喜欢的儿子达成和解：押沙龙在王座前俯首，大卫则亲吻了他。但押沙龙王子依旧不能控制自己的野心。在耶路撒冷，他乘马车招摇过市，让五十人骑马为他开路。他动摇了他父亲的统治——“押沙龙偷了以色列人的心”，还在希伯伦建立了自己的反叛朝廷。
押沙龙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人们纷纷投奔他。而今，大卫又重整旗鼓：他拿走象征上帝荣宠的约柜，接着放弃耶路撒冷。当押沙龙在耶路撒冷站稳脚跟后，老国王开始召集自己的力量，“看在我的份上，对这个年轻人温柔点”，大卫这样吩咐他的将领约押。当大卫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屠杀叛乱分子时，押沙龙骑着骡子仓皇而逃。但是他漂亮的头发却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因为“当骡子穿过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橡树时，他的头被橡树卡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身下的骡子也弃他而去”。当看到在空中吊着的押沙龙后，约押便杀了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一个坑里，而不是叛乱王子为自己修建的石柱子底下。[3]“押沙龙这个年轻人还好吗？”国王悲戚戚地问道。得知王子已死，大卫哀痛地说：“我的儿子押沙龙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押沙龙啊，上帝，我宁愿死的人是我，押沙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当饥荒和瘟疫在王国蔓延时，大卫站在摩利亚山上，他看到死亡天使在向耶路撒冷逼近。他经历神显，获得神启，神命令他在那里建一座圣坛。耶路撒冷可能已经有一座圣殿，因为它的统治者被描述成祭司王。城市的原住民之一，耶布斯人阿劳纳在摩利亚山上拥有地产，这表明耶路撒冷城已经从俄斐勒山扩张到附近山上。于是，大卫用50锡克尔[4]银子买了牛和打谷场。大卫在那里为上帝建了一座圣坛并奉上燔祭和感恩祭。大卫计划在那儿建一座圣殿，并从提尔国王腓尼基人阿比巴尔那里订购香柏木。这是他帝王生涯的巅峰，让他的人民靠近上帝，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团结在一起，并膏立耶路撒冷为圣城。但世事难料，上帝告诉大卫：“你不可以我之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你让别人流过血。”
大卫“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他的廷臣和儿子们都在阴谋夺取继承权。另一个儿子亚多尼雅企图篡夺王位，一个身姿轻盈的童贞女亚比煞被带进来分散大卫的注意力。但这些密谋者都低估了拔示巴的能耐。
所罗门：圣殿
拔示巴声称她的儿子所罗门拥有王位继承权。大卫把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叫过来，让这二人护送所罗门乘坐国王自己的骡子前往神圣的基训泉。在那里他们给所罗门施了膏油礼，任命他为国王。号声响起，民众欢腾。亚多尼雅在听见庆祝之声后，便躲到神圣的祭坛里，而所罗门则保证不会伤害他的性命。
统一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建设成上帝之城后，大卫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临死前，他命令所罗门在摩利亚山上建造圣殿。是四百年后的《圣经》作者将大卫的不完美性塑造成圣王的本性，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的时代引以为戒。大卫被埋在大卫城。[5]他的儿子与他完全不同。所罗门将完成那个神圣的使命——公元前970年左右，他以血腥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统治。
母后拔示巴要求所罗门允许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亚多尼雅迎娶大卫王最后一个妃子亚比煞。所罗门讽刺地问：“把王国也给他吗？”他命人杀死亚多尼雅并清洗了他父亲的老卫队。这是大卫的宫廷史学家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实际上，它也是唯一一个从中可以看出所罗门作为凡人的故事，因为此后的他将成为一位传奇式帝王，是具有超凡智慧和雄才大略的典型帝王。所罗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比普通的国王更出色：他的智慧成就了三千则寓言故事和一千零五首歌曲，他的后宫由七百个妻子和三百个妃子组成，他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千四百辆战车。这些昂贵的军事技术的样板就驻扎在设防的几个城镇：米吉多、基色和夏琐，而他的舰队驻扎在亚喀巴湾的以旬迦别。
所罗门与埃及和基利家从事香料、黄金、战车和马匹贸易。他同他的腓尼基盟友，提尔的希兰国王一同派遣商队远赴苏丹和索马里。他盛情接待率驼队远道而来的示巴（也可能是萨巴，今也门）女王，驼队载着香料、宝石和大量金子。黄金来自俄斐——可能是印度的某地；青铜产自他自己的矿井。他用自己的财富装饰耶路撒冷：“国王使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山谷的无花果树。”最能反映他国际声望的事件是他同法老女儿的联姻。法老们几乎不把女儿嫁给外国君主——特别是刚刚摆脱山区牧羊人首领身份的暴发户犹地亚人。但一度傲慢的埃及人正遭遇可耻的混乱，法老西阿蒙突袭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基色，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孤军深入到离家甚远的地方，他把战利品连同他的女儿一起送给了所罗门，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荣耀。然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杰作是他父亲计划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
“上帝之家”伫立于庄严神圣的卫城之中，紧挨所罗门的皇家宫殿。正如《圣经》中所描绘的，包括黎巴嫩林宫和国王进行审判的圆柱大厅，其奢华的大厅与宫殿都被金子和香柏木所包裹，富丽堂皇。
这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成就。在黎巴嫩沿海独立的城邦生活的腓尼基人是地中海最老练的工匠和航海商人，以提尔紫——他们民族的名称（phoinix，意为紫色）源于此——以及发明了字母表闻名于世。提尔的希兰国王不仅供应柏木和香柏木，还提供雕刻金银饰品的手工艺人。一切都是“纯金的”。
圣殿不仅是神圣之所，还是上帝在俗世的住宅，它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综合建筑群，长约33英尺（约10米），宽约115英尺（约35米），周围墙壁环绕。首先是由两个高33英尺（约10米）的铜柱组成的大门，铜柱的名字分别是“雅斤”和“波阿斯”，上面装饰着石榴和百合，穿过大门，是一个巨大的、有柱子的开放式庭院，庭院三面都是两层楼的房间，里面可能装着皇家档案或金银财宝。门廊通向一个神圣的大厅：大厅墙上挂着十盏金灯，香炉前面摆着一个黄金桌子，上面放着无酵饼，以做祭神之用，一个水池和一个上面搭着毛巾的有轮子的水盆做清洁之用，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海”的铜池。台阶通向至圣之所[6]，至圣之所是一个小房间，由两个长着翅膀的智天使守卫，智天使高17英尺（约5.2米），用贴着金箔的橄榄木塑造。
然而，所罗门更看重自己的荣耀。他花了七年时间建造圣殿，花了十三年时间建造自己的宫殿，后者要更大一些。上帝的住宅必须保持静默，所以“那里面既没有锤子、斧子，也没有任何铁质工具”。他的腓尼基工匠在把东西运到耶路撒冷前，就在提尔做好了装饰石头、雕刻柏木和香柏木及制作金、银、铜饰品的工作。所罗门王通过扩充旧城墙来加固摩利亚山，此后，“锡安”这个名字既用来形容原来的城堡，也用来形容新的圣殿山。
当所有工程都完工的时候，所罗门把民众召集起来，观看祭司将盛放约柜的合欢树木匣从大卫之城、锡安城堡的帐篷抬到摩利亚山的圣殿。所罗门在圣坛前献祭，接着，祭司们将约柜抬进至圣之所，放在两个巨大的黄金智天使的翅膀下。除了智天使和约柜，至圣之所里面空无一物。约柜只有4英尺（约1.2米）长、2.5英尺（约76厘米）宽，除了刻着摩西律法的石板，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它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它不是为大众崇拜设计的，在这空旷的地方住着简朴的、无形的神耶和华，这种观念是以色列人独有的。
当祭司走出至圣之所的时候，神显之“云”、“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在民众面前为圣殿祝圣，他对上帝说：“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上帝回答说：“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这后来发展成为犹太历中第一个参拜圣地的节日：“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那一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中的神圣观找到了永恒的家。犹太人和其他圣书之民相信，神之所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山。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上神人交流的最佳场所。
所罗门：衰微
所有理想中的耶路撒冷，无论是新的、旧的、天上的、尘世的，都是基于《圣经》对所罗门之都的描述。但是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印证这一描述，也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任何痕迹。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令人惊奇。因为不可能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圣殿山进行发掘，即使允许发掘，也可能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痕迹，因为它至少两次被毁，至少一次被削平到基岩部位，又经过无数次改建。圣殿的规模和结构还貌似可信，即使《圣经》的作者们夸大了它的宏伟壮丽。所罗门圣殿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神龛。它部分参考的腓尼基人的神殿是由成百上千的官员、神殿娼妓甚至内部理发师共同经营的蓬勃发展的企业，神殿娼妓的服务费是企业收入的来源，理发师则为那些把头发献给神的人服务。在该地区发现的叙利亚神殿的布局，连同它们的宗教设施，像洗濯盆之类，都与《圣经》中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极为相似。
圣殿里面黄金、象牙之丰富是完全可信的。一个世纪以后，以色列的国王们在撒玛利亚豪华的宫殿里主政。考古学家已经在那里发现了象牙制品。《圣经》中说，所罗门将五百个黄金盾牌献给圣殿，其他材料证明，那个年代黄金特别多——可以从俄斐进口黄金，埃及人也在努比亚开采金矿。所罗门死后不久，当法老舍松契威胁进攻耶路撒冷时，正是圣殿的黄金宝藏将他打发走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所罗门王的宝藏是虚构的，但现在已经在约旦发现他统治期间开采的铜矿。他军队的规模也只是可能性猜测——我们知道一个世纪后，以色列的一个国王推出了两千辆战车。[7]
所罗门的尊贵气派可能有所夸大，但他的衰微却是无比真实的：睿智之王成了不受欢迎的暴君，他通过高额的税收和“鞭笞的惩罚”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提供资金。让两百年后编写《圣经》的一神论作者们厌恶的是，所罗门不光对着耶和华祈祷，还对着其他地方神祈祷，不仅如此，他还“爱慕许多稀奇古怪的女人”。
所罗门面对的是南部以东地区和北部大马士革地区的叛乱活动，而他的将领耶罗波安开始策划在北方部落中举起起义大旗。所罗门派人暗杀耶罗波安，但这个将军逃到了埃及，并得到一个复兴帝国的利比亚法老舍松契的支持。以色列王国摇摇欲坠。
* * *
注释
[1] 这是世界上被挖掘次数最多的考古遗址。目前，这次由罗尼·莱克（Ronny Reich）教授主持的围绕基训泉的挖掘活动是对该遗址进行的第十二次挖掘，这次挖掘发现了第一章中描述的迦南人的城堡。1867年，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发现了一口从俄斐勒山直通基训泉的竖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沃伦发现的竖井是人造的，是耶路撒冷人取水用的，但最近一次发掘推翻了以上所有结论。这次发掘显示，沃伦发现的井似乎是天然的。事实上，水是流到一个人造的、开凿岩石而成的水池里的，周围的高塔和墙壁保护着水池的安全。
[2] 现在声称大卫城只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小城堡的极小派和接受传统圣经故事中的帝国首都之说的极大派围绕大卫城的规模争论不休。直到但丘碑文发现为止，极端的极小派甚至暗示大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指出，除《圣经》外，缺乏任何可以证明大卫存在的考古证据。2005年，埃拉特·马佐尔（Eilat Mazor）博士声称她已经发现了大卫王的宫殿。人们普遍表示怀疑，但她似乎已经发掘出一座宏大的公元前10世纪的公共建筑，该建筑和迦南人的城堡以及阶梯式建筑一起构成大卫的城堡。
[3] 公元1170年，图德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首次提到汲沦谷中以押沙龙柱子著称的金字塔。该金字塔的建造时间不是公元前1000年，实际上，它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坟墓。中世纪时，由于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甚至禁止他们靠近西墙，犹太人就在柱子旁边祈祷。即使到了20世纪早期，路经此地的犹太人仍习惯于朝柱子吐唾沫或扔石头，以表达他们对押沙龙不忠行为的厌恶。
[4] 锡克尔，古巴比伦及希伯来的衡量单位，1锡克尔约1/2盎司。——译注[5] 据说，几百年后，马卡比王约翰·西卡努斯为了用钱打点一个外国征服者而洗劫了大卫的坟墓。此后两千年，就是十字军王国时代，在锡安山上修复最后晚餐处——就是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地方——的工人，发现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大卫坟墓的房间。这成为受犹太人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尊奉的地方。但大卫坟墓的真正所在地仍然是个谜。
[6] 至圣之所到底在哪里？这至今仍是政治领域的一个爆炸性问题，也是任何倡导共同拥有耶路撒冷的巴以和平协议所面临的无法攻克的难题。就此问题存在许多种理论，主要是看后来被大希律扩建的圣殿山的面积。大部分学者认为至圣之所就在伊斯兰教圆顶清真寺的那块岩石上面。一些人认为这个神秘的、崎岖的黄色山洞最初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个墓穴，民间对此似乎保有记忆：公元前540年前后，当流亡者从巴比伦归来后，据说，他们发现了耶布斯人阿劳纳的头骨。公元2世纪的犹太口传律法汇编集《密西拿》称它是“深渊之墓”，因“害怕任何深处的坟墓”而将其挖空。穆斯林称它为“灵魂之泉”。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这是亚当被创造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地方。可能在公元691年，哈里发阿卜杜拉·马利克选择在该遗址上建造圆顶寺，该举动至少部分地使圣殿成为伊斯兰教的遗产。犹太人将圆顶寺的那块岩石视为圣殿的基石。
[7] 《圣经》中称米吉多、基色和夏琐要塞为所罗门的积货城。但在21世纪的争论中，以以色列·芬克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这些要塞实际上是一百年后建造的叙利亚风格的宫殿，所罗门在这里没有任何建筑。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红、黑色陶器是公元前10世纪晚期的作品，大致是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和所罗门去世后九年，法老舍松契入侵犹地亚期间。而对这些建筑所做的新的激动人心的分析表明，它们确实是巨大的、公元前10世纪的马厩，这貌似合理地证实了所罗门的骑兵力量和地中海的马匹贸易。不过争论仍在继续。
4 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在执政四十年后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把各部落召到示剑。北方部落让将军耶罗波安转告年轻的国王，他们将不再容忍所罗门的高额赋税，但傲慢的国王回答说：“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罚你们。”十个北方部落揭竿起义，膏立耶罗波安为分离出去的新以色列王国的国王。
罗波安仍然是犹大的国王；他是大卫的孙子，掌握着耶和华在俗世的住宅——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罗波安定都示剑，但经验丰富的他一眼便看出：“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定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于是，他在伯特利（Bethel）和但（Dan）建了两座小圣殿，这两座圣殿是传统的迦南式圣殿。耶罗波安的统治既成功又久远，但他永远无法与罗波安的耶路撒冷相比。
两个以色列王国有时相互交战，有时结成紧密的同盟。公元前9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大卫王朝统治着犹大和圣殿王城耶路撒冷周围的小块地方，而更加富裕的以色列成为北部的一个地方军事力量，通常控制在依靠血腥政变夺取王位的御夫将领手中。其中一个篡位者还把前任君主的家人赶尽杀绝，“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男丁”。两百年后挥洒笔墨的《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作者们从不关心个人履历或年表的精确，只依据是否忠于以色列的唯一上帝来评判统治者。幸运的是，黑暗时代过去了，如今在埃及帝国和伊朗帝国发现的碑文体现并印证了《圣经》那强烈的充满正义的呼喊。
所罗门死后九年，埃及与历史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曾经促使以色列联合君主国瓦解的法老舍松契率军队沿海岸线北上，登陆后转向耶路撒冷。圣殿的富有使他的这次绕道获利颇丰。罗波安国王不得不用圣殿的财富——所罗门的黄金打发舍松契。法老攻打两个以色列王国，摧毁沿海城镇米吉多，还在此留下一块刻着铭文的石碑，夸耀他的征服活动：虽然仅存只言片语，但足以令今人玩味再三。回国后，他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宣扬他的这次成功突袭。当时法老的首都布巴斯提斯的一段象形文字显示，此后不久，舍松契的继承人奥索尔孔为他的神庙捐献了三百八十三吨黄金，这些可能就是从耶路撒冷掠夺所得。舍松契的入侵是经考古证实的第一个《圣经》事件。
经过五十年的争斗，两个以色列王国握手言和。以色列国王亚哈娶了一位腓尼基公主，这位公主成为《圣经》中的大恶魔，一个道德沦丧的暴君，崇拜巴力神及其他偶像。她的名字叫“耶洗别”，她和她的家族过来统治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他们为这两个地方带来的是杀戮和灾难。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耶洗别和亚哈有一个名叫亚他利雅的女儿，他们把她嫁给犹大国王杰哈拉。亚他利雅到达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正一片繁荣——叙利亚商人在他们的区域做生意，一支犹地亚舰队在红海上扬帆起航，迦南人的神像被清理出圣殿，但耶洗别的女儿并没有给耶路撒冷带来幸福或好运。
唯有周围大国暂停扩张之时，以色列才能繁荣发展。公元前854年，在今伊拉克境内以尼尼微为中心建立的亚述国再次崛起。当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开始征服叙利亚诸国时，犹大、以色列和叙利亚结成反撒缦以色联盟。卡尔卡尔战役（Battle of Karkar）中，统帅一万名步兵和两千辆战车，并得到犹地亚人和叙利亚众王支持的亚哈国王，成功阻止亚述人向前进发。但此后不久，联盟瓦解。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联合攻打叙利亚；他们的属民举行起义。[1]以色列国王亚哈被箭射死——“狗把他的血舔得一干二净”。一个叫耶户的将军在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屠杀了皇族成员——把亚哈七十个儿子的首级堆到撒玛利亚门前，他不仅暗杀了以色列的新国王，还杀了来访的犹大国王。至于王后耶洗别，她被民众从她的宫殿窗口抛出，葬身于双轮马车的车轮之下。[2]
在以色列，耶洗别的尸体被用来喂狗，但在公元前841年左右，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王后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大权，她尽其所能杀害了所有大卫家族的王子（她的亲孙子），只有小王子约阿施幸免于难。《列王纪（下）》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生活的浮光掠影。
当年幼的王子正躲在圣殿的建筑群里时，耶洗别半腓尼基血统、半以色列血统的女儿将国际贸易和巴力神崇拜引进她的小山都。我们曾在耶路撒冷发掘出一只造型极为精致的乳白色鸽子停在一棵不足1英寸（约2.5厘米）高的石榴树上的物品，它可能是耶路撒冷豪华建筑里某件家具的装饰品。在大卫城下面的岩石水池周围发现了那个时代印有抬头的信纸——上面有以印玺著称的腓尼基黏土印章，印章上刻着船只和诸如王位上方长着翅膀的太阳之类的神圣图腾；还有一万块鱼骨，可能是通过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从地中海进口过来的。很快，亚他利雅就和耶洗别一样令人发指。她奉行偶像崇拜的祭司们在圣殿中立起巴力神和其他神的神位。六年后，圣殿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权贵们召集过来参加一次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透露小王子约阿施的存在——这些人立即宣誓向约阿施效忠。这个祭司用仍然储藏在圣殿中的大卫王的矛和盾将卫兵武装起来，然后立这个孩子为王，大声疾呼“上帝救助国王”，并吹响了号角。
女王听到“卫兵和民众的声音”，从王宫中跑出来，穿过卫城，冲到人满为患的圣殿。“反了！反了！”她大声呼喊，但卫兵们把她抓起来，拖离圣山，并在门外将她杀死。巴力的祭司们被以私刑处死，他们的神像也被打碎。
约阿施在位四十年，直到公元前801年，他在战场上被挥师耶路撒冷、强迫他把圣殿“宝库中的所有黄金”交出来的叙利亚国王打败，并被杀死。十三年后，以色列的一位国王突袭了耶路撒冷，并洗劫了圣殿。此后，圣殿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它成为众人觊觎的对象。
然而，耶路撒冷微不足道的繁荣根本无法与在新王统治下焕发生机的亚述相比：那个肉食帝国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以色列和亚兰大马士革的国王试图通过结盟抵抗亚述人的侵略。当犹大国王亚哈斯表示拒绝时，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他们无法攻破新加固的城墙，但亚哈斯国王拿出圣殿的财富向亚述的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求助。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吞并叙利亚，洗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亚哈斯国王在屈服于亚述还是站起来斗争之间苦苦挣扎。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作为贵族、祭司和政治顾问的以赛亚建议国王耐心等待：耶和华会保护耶路撒冷。以赛亚说，王会有一个名叫以马内利的儿子——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赐予我们的这个孩子将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将带来“永久的和平”。
《以赛亚书》至少有两个作者——其中一个的写作时间在两百多年后，但第一个以赛亚不仅是个预言家，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诗人，在亚述侵略势不可挡的时代，他是第一个展望圣殿被毁后神秘的耶路撒冷景象的人：“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殿布满狼烟”。
以赛亚热爱“圣山”，将它看成美丽的女人，“锡安女儿之山，耶路撒冷之山”，有时正直，有时像个荡妇。拥有耶路撒冷是不乏神圣和体面的事情。但如果一切都失去了，“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对散居各地的每个人来说，会有一个新的神秘的耶路撒冷，宣言慈爱，“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被压迫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以赛亚预见到一种非凡的景象：“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遥远的、可能被征服的山顶城市的法律、价值理念和故事将再次兴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以赛亚预言，当受膏的国王——弥赛亚降临时，会有神秘的末日审判：“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死者将复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首次表达了从古至今贯穿耶路撒冷历史的对世界末日的期盼。以赛亚不仅帮忙塑造了犹太教，还为基督教的成型作出了贡献。耶稣基督研究以赛亚和他的学说——从圣殿被毁与具有普世精神的耶路撒冷观念，到捍卫受压迫者的利益——这些理念都源于这个富有诗意的愿景。耶稣本人将被视为以赛亚所说的以马内利。
亚哈斯国王去大马士革朝拜提革拉-帕拉萨，归来时为圣殿带回一个亚述式神坛。公元前727年，征服者去世，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但新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围攻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三年，然后吞并以色列，将两万七千名以色列人放逐到亚述。十二个部落中有十个部落在北方王国居住，这些人几乎从历史上消失。[3]现代犹太人是以犹大王国形式存留下来的后两个部落的后代。被以赛亚称为以马内利的婴儿是国王希西家，他不是弥赛亚，但他拥有所有政治品质中最宝贵的一种——运气。至今仍可看到他的耶路撒冷的痕迹。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蛰伏了二十年以等待反抗亚述的机会：首先，他清除偶像，粉碎圣殿中屹立的铜蛇，并召唤他的人民在首次扩建到西山的耶路撒冷庆祝早期的逾越节。[4]城里到处是从垮台的北方王国涌来的难民，他们可能随身携带一些有关早期以色列历史和传说的古老书卷。耶路撒冷的学者开始将犹地亚传统和北方部落传统融合在一起：像希腊人记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样，按照这种模式书写的卷轴最终成为《圣经》。
公元前705年，当萨尔贡二世战死沙场时，耶路撒冷人，甚至以赛亚，都希望这一事件标志着这个邪恶帝国的垮台。埃及承诺给予支持；巴比伦城举起反叛大旗，并派使节告诉希西家，希西家觉得时机已到：他加入反亚述联盟并开始为战争作准备。然而，不幸的是，新的亚述王是一个具有无限信心和精力的军阀：他的名字叫西拿基立。
他称自己为“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当时这两个头衔是同一个意思。亚述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塞浦路斯的广阔区域，它的内陆核心地区在今天的伊拉克，北有群山阻隔，西有幼发拉底河庇护，但南部和东部却易遭攻击。帝国就像一条鲨鱼，只有不断进食才能存活下去。对亚述人来说，征服是一种宗教义务。每个新国王即位时都要宣誓扩张他们所说的“阿舒尔神的土地”——这个国家就是以他们守护神的名字命名的。国王既是大祭司，又是司令官，亲自统帅二十多万军队，和近现代的专制统治者一样，他们不仅利用恐怖统治，还利用横跨整个帝国的流放来威慑他的臣民。
西拿基立父亲的遗体始终未能从战场上追回，这是触怒神灵的可怕迹象，帝国也开始分裂。但西拿基立镇压了所有叛乱，当重新占领巴比伦时，他摧毁了整个城市。然而，一旦秩序恢复，他就试图加以巩固，他花费巨资重建他的首都——战争和激情之神伊斯塔的城市尼尼微，用水渠灌溉花园，他的宏伟宫殿无与伦比。亚述的国王们酷爱宣传，宫殿墙上炫耀胜利的装饰昭示了亚述人的胜利和他们敌人的惨死——集体钉死、剥皮和斩首。被征服城市的大臣们在尼尼微游街示众，脖子上用恐怖的项链串着他们国王的首级。然而，他们的掠夺并不比其他征服者邪恶：比如埃及人会收集敌人的手和阴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述最残暴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可能的话，西拿基立更喜欢坐到谈判桌上。
西拿基立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埋在他的宫殿地基下。在伊拉克，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他的城市遗址，该遗址显示，鼎盛时期的亚述依靠征服和农业致富，政府由具有读写能力的书记员来管理，这些人的记录就保存在皇家档案馆里。他们的图书馆不仅包括了帮助国王（或王室）做决定的占卜书及争取神之厚爱的咒语、仪式和赞美诗，还包括记录诸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之类文学经典的石碑。实行多神崇拜、敬畏神秘雕像和鬼魂并诉诸占卜力量的亚述人研究医药，在石碑上开药方，上面写着：“如果这个人出现以下症状，问题出在……用药如下……”。
在远离家乡、绚丽浮华的亚述城市里辛苦劳作的以色列囚犯，将这些城市视为“充满谎言、劫掠、从来不乏受害者的血腥”都市，这里有彩绘宫殿，有像巴别塔一样的通灵塔。在先知那鸿的描述中有“鞭声嘹亮，车轮滚滚，马匹踢跳，车辆奔腾”，现在，那些八辐条的马车、那些庞大的军队和西拿基立本人正向耶路撒冷前进，《申命记》中说：“如鹰飞过来攻击你。”
希西家的隧道
希西家知道巴比伦所遭遇的恐怖，于是，他疯狂地在耶路撒冷新区附近筑防。他修建的“宽墙”厚25英尺（约7.6米），有些部分至今依稀可见，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犹太区的那段城墙。他为围城作准备，派两组工匠在岩石中间开凿出一个长1700英尺（约518米）的隧道，该隧道将城外的基训泉同大卫城下、圣殿山南部的西罗亚池连结在一起。多亏了他的这个新的防御工事，西罗亚池现在被划进了城内。当两组工匠在岩石深处会合时，他们刻碑庆祝，以此记录自己的惊人成就：隧道通了。这是隧道凿穿的方式。工匠们挥舞斧头，对挖隧道，当还有3腕尺就要凿穿时，他们听到一个人呼唤同伴的声音，因为右边的岩石有裂缝，左边的也有。当隧道凿穿时，采石匠同时砍向那块石头，两边的工匠面对面，斧头对斧头；水从基训泉流到西罗亚池的距离是1200腕尺（约549米），而工匠头顶的岩石高度有100腕尺（约46米）。[5]
希西家在圣殿山北部的一个溪谷建坝，使毕士大的一个水池为耶路撒冷提供更多的水，他似乎还为军队分配好了食物——油、葡萄酒和粮食，可以说为围城和战争做好了准备。已经在犹大境内遗址上发现标着“lmlk”字样——意思是“国王专用”——的瓶罐把手，上面刻着国王的徽章——四翼圣甲虫。
“亚述人像扑向羊圈的狼一样冲过来。”拜伦写道。现在，西拿基立和他庞大的军队离耶路撒冷非常之近。这个伟大的国王像大部分亚述国王一样，乘笨重的三驾马车，头顶是王室专用的遮阳伞。马戴着闪闪发光的头冠，而他身穿绣花长袍，头戴尖顶软帽，长胡子修成方形、编成辫子，手上戴着玫瑰花饰手环，他还经常携带弓剑，弓拿在手里，剑装在他腰带旁边配有狮子纹饰的剑鞘里。他更多地将自己比作狮子，而不是《圣经》中的秃鹰或拜伦诗里的狼。在伊斯塔神庙里，亚述国王穿着狮皮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宫殿装饰着狮身人面像，猎捕狮子是伟大国王们热衷的运动。
西拿基立绕过耶路撒冷围攻希西家的第二个城市——南部要塞拉吉。从尼尼微宫殿的浅浮雕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拿基立的军队（以及犹地亚人）的模样：亚述人是一支通晓多种语言的帝国军队，他们头发编成辫子，身穿束腰宽松外衣和锁子甲，头戴用羽毛装饰的尖顶头盔，按御夫、长矛手、弓箭手和投石手排成不同的队列。他们一起发起进攻，派遣工兵破坏城墙，利用一种可怕的、锥形的围城器械破坏防御工事。当西拿基立的步兵爬上攻城梯拿下城市时，弓箭手和投石手停止了令人生畏的射击。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一个埋着一千五百人的坟墓，里面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就像浅浮雕中展示的那样，一些人被钉死或剥皮，成群的难民逃离这个人间地狱，此时的耶路撒冷知道自身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
西拿基立快速击溃一支前来救援希西家的埃及军队，他洗劫了犹大，然后围攻耶路撒冷。他在城北的一个地方扎营，五百多年后提图斯选择了同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城外的所有水井都被希西家投了毒。为他驻守新城墙的军队头戴包头巾，用束发带和长耳罩扎紧，身着短裙、护腿和靴子。当围城军攻进来时，城内毫无疑问出现了恐慌。西拿基立派他的将领前去谈判，因为抵抗是无望的。先知弥迦已经预见到了锡安的灭亡，但老以赛亚却建议人们耐心等待，他认为耶和华会伸出援手。
希西家还在圣殿进行祈祷，但西拿基立却扬言他已经将耶路撒冷围得像“笼中之鸟”。不过以赛亚是对的：上帝介入了。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里杀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人突然收拾他们的营地，可能是要去镇压东部的叛乱。“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而去。”耶和华告诉西拿基立：“耶路撒冷的女儿向你摇头。”这是耶路撒冷的版本。而西拿基立的年鉴中却说，是希西家的巨额贡奉促使西拿基立离开的，其中包括30塔兰特[6]金子和800塔兰特银子——他似乎是用钱把他们打发走的。西拿基立把犹大压缩成一个不比耶路撒冷地区大多少的地方，并吹嘘说他流放了二十万零一百五十人。
围攻结束后不久，希西家去世，他的儿子玛拿西成为叙利亚的忠诚附属。他残酷镇压耶路撒冷的反对力量，娶了一位阿拉伯公主，推翻他父亲的改革，并在圣殿中配置男妓仪式和巴力、亚舍拉崇拜物。最可怕的是，他鼓励在耶路撒冷城南的欣嫩子谷中在烤炉旁拿儿童献祭，即“陀斐特”[7]。“他的确让他的亲生儿子穿越烈火……”据说，孩子被带到那里时，祭司们不停击鼓，以使他们的父母听不到受害者的尖叫。
由于玛拿西，欣嫩子谷不仅成为死亡之地，还成为犹太神话，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神话和伊斯兰教神话中的“吉赫纳（Gehenna）”——地狱。如果圣殿山是耶路撒冷的天堂，那么吉赫纳就是它的冥府。
接着，公元前626年，一个迦勒底将领那波帕拉萨尔控制了巴比伦，开始摧毁亚述帝国，他在《巴比伦编年史》中记录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克尼尼微。公元前609年，玛拿西八岁大的孙子约西亚继位，这似乎预示着一个由弥赛亚统治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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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以色列和犹大国王联合攻打反叛的摩押国王米沙，而在一块石碑中，米沙王声称，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成功击退侵略者。在差不多三千年后的1868年，某个贝都因人向一位德国传教士展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引发了普鲁士、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考古竞赛，各国代表处心积虑地争夺这个颇具声望的帝国奖项。一个贝都因部落试图摧毁这块石碑，但法国最终获胜。为这块石碑进行斗争是值得的，历史事实有时与《圣经》记载相矛盾，有时则印证了《圣经》的说法。米沙承认以色列征服了摩押，但声称他反抗国王亚哈的统治，然后打败以色列和犹大——最新的译文显示，他称这两个国家是“大卫世家”，从而再次印证了大卫的存在。接着，他吹嘘说，他从一个被占领的以色列城镇中俘获“耶和华的船只”，这是除《圣经》外第一份提到以色列人之上帝的文献。
[2] 《圣经》把以色列的耶户国王描绘成耶和华的恢复者、巴力偶像的摧毁者。然而，与现今考古学所揭示的权力政治相比，《圣经》对他与上帝的关系更感兴趣：耶户可能得到大马士革的帮助，因为其国王哈薛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留下一块石碑，石碑上吹嘘他打败了以色列家族和大卫家族的前任国王，这是大卫王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但耶户不得不臣服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在尼姆鲁德发现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黑色方尖碑显示，耶户向头戴王冠、身穿绣花长袍、手握佩剑、胡子编成辫子，端坐于象征亚述权力的飞翼标志之前、宫廷侍从的遮阳伞之下的撒缦以色朝拜。撒缦以色说：“我收到金、银、一只金碗、一只黄金花瓶、几个黄金水桶、锡、侍从和狩猎用的长矛。”历史上以色列人首次登场的形象就是下跪的耶户。
[3] 伊朗和伊拉克的古犹太社团声称他们是被亚述驱逐的以色列十个部落的后代，也是后来被巴比伦人驱逐的那些犹太人的后代。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些犹太人确实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其他犹太社团不同。而对这些消失的以色列人的探寻衍生出上千种幻想和理论，许多人声称在许多没有可能的地方找到了这十个部落——从北美的美洲土著人到英国人。
[4] 有两处新市郊在大卫城城墙外与圣殿山以外的地方发展起来：一处是马克特什（Makhtesh），位于摩利亚山与西山之间的提罗平谷底（Tyropaean Valley）；另一处是米什内（Mishneh），位于西山上，也就是今日的犹太区。高级官员的坟地位于城的周围。“这是雅户，也就是家宰之墓。”希旺尔（Silwan）村里的一座墓碑上这么写着。“此处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他与他的奴隶妻子的遗骨——挖这座坟的人必将受到诅咒。”诅咒显然无用：这座坟已经被掠夺一空，现在已成了一间鸡舍。不过，这名家宰其实是以赛亚曾经批评过的希西家的大臣，他指责此人为自己修建了华丽的坟墓，此人的名字应该是“舍伯那（亚户）”（Shebnayahu）。
[5] 1880年，父母皆改信新教的年仅16岁的犹太少年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n），邀请他的一个校友潜水探测西罗亚隧道的长度。两人都是受《列王纪》20.20的圣经故事吸引：“希西家的其他作为，他的所有能力，还有他怎么建造水池、管道，怎么把水引进城市，这些在犹大国王的编年史中没有记载吗？”雅各布从隧道的一端出发，他的朋友从另一端出发，用他们的手指感受工匠们古老的斧凿记号。当记号转向时，雅各布意识到他就在两队工匠的会合处，他在那里发现了铭文。他从另一端出来时发现他的朋友早已离去。他的举动震惊了当地阿拉伯人，他们一直相信隧道中有巨龙或神灵。当雅各布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校长时，消息传开，一个希腊商人潜入隧道，粗鲁地挖走石碑，对它造成了破坏。但奥斯曼警察抓住了他。石碑现在放在伊斯坦布尔。之后，雅各布·埃利亚胡加入宣扬福音派美国社区，并被侨民区的创始家族斯帕福德家族收养。雅各布·斯帕福德成为侨民区学校的一名教师，给学生讲述隧道的故事，但他从未提过他就是那个发现碑文的孩子。
[6] 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1金塔兰特相当于33千克，1银塔兰特约等于26千克。——译注[7]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都隐晦地提到儿童献祭，其中包括亚伯拉罕自愿拿以撒献祭。长期以来，人祭同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再往后，罗马和希腊历史学家将这个邪恶的习俗归咎于腓尼基人的后代迦太基人。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我们才找到能够证实这一说法的些许证据。这期间两个法国驻突尼斯殖民地官员在田野里发现一个陀斐特，里面埋着骨灰瓮，上面还刻着铭文。骨灰瓮上写着“MLK”几个字母（molok，即“莫洛克”，意思是祭品），里面装着儿童火葬后的尸骸，还有受害者父亲留下的能够说明问题的话语：“博米尔卡将他的这个亲生儿子献给巴力。祝福他！”这些发现正好与玛拿西时代相符合，这意味着圣经故事是可信的。“莫洛克”在《圣经》中被扭曲成指代残酷偶像神的“摩洛”（moloch），后来在西方文学中，特别是在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又被扭曲成撒旦的一个堕落天使。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不仅成为地狱，还是犹大不义之财的投资地，并且成为中世纪民众存放死者遗骸的地方。
5 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约西亚：革命的救世主
这是个奇迹：邪恶的亚述帝国崩溃了，犹大王国自由了。约西亚国王可能将他的王国向北扩展到了前以色列王国土地上，向南延伸到红海，向东延伸到地中海，然后，在他统治的第十八个年头，最高祭司希勒家在圣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部被遗忘的经卷。
约西亚认识到这份文件的力量，它是《申命记》（希腊语中的“第二部法律”）的一个早期版本，可能是在以色列亡国后被带到南方，并在玛拿西遭迫害期间藏进圣殿，这是其中的一部经卷。约西亚把犹地亚人召集到圣殿后，站在有图腾标志的王室支柱旁边，在此宣布他与唯一的上帝立下的遵守律法的约。国王让学者们复述了犹地亚人的古老历史，将神话中犹太民族的先祖、圣王大卫和所罗门，还有耶路撒冷的故事融合成单一的过去，以照亮现在。《圣经》的出现又因此迈进了一步。事实上，这些律法是被追溯并归功至摩西的，但《圣经》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无疑反映了真实的但时代较晚的约西亚的耶路撒冷——新的大卫城。此后，圣山仅仅是希伯来语中的ha-Makom，即“那个地方”。
约西亚在汲沦谷焚烧了偶像，将男妓赶出圣殿；他打碎了地狱之谷的儿童炙烤炉，杀了崇拜偶像的祭司，并把他们的尸骸扔进他们的祭坛碾碎。[1]约西亚的革命听起来暴力、狂热，且严守清规戒律。之后，他以过逾越节的方式进行庆祝。“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像他那样。”但是，他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那时埃及法老尼科正率军向海岸挺进，约西亚担心犹大王国在摆脱亚述后，转而受制于埃及，于是他连忙前去阻拦。公元前609年，法老打败犹大人，在米吉多杀死了约西亚。约西亚失败了，但他乐观的、启示性的统治比大卫和耶稣之间的任何统治都更具有影响。但是，独立之梦在米吉多终结了，它也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即“末日决战”就是由此而来。
法老向耶路撒冷推进，他把约西亚的哥哥约雅敬（Jehoiakim）推上犹大王位。但埃及未能阻止近东地区一个新的帝国的崛起。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的儿子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击溃埃及人。亚述消失了，巴比伦接手了犹大。而公元前597年，约雅敬国王发现自己有机会趁乱解放犹大，于是他下令进行一次全国性斋戒，以争取上帝的保护。在第一次悲诉中，他的顾问和先知耶利米警告说，上帝将摧毁耶路撒冷。约雅敬国王公开烧毁了耶利米的著作。[2]他使犹大与埃及结盟，但是，当新的征服者袭击耶路撒冷时，埃及并没有伸出援手。
尼布甲尼撒
保存在一块黏土板上的《尼布甲尼撒编年史》宣称：“在犹太历提斯利月，巴比伦国王向哈梯（Hatti，叙利亚）之地进发，围攻犹大的都城（耶路撒冷），在亚达月第二天（公元前597年3月16日）攻下这个城市并俘虏了国王。”尼布甲尼撒洗劫了圣殿，将国王和一万名贵族、工匠及青年男子遣送到巴比伦。约雅敬也来到了其征服者在巴比伦的宫廷。
尼布甲尼撒是一个篡位者的儿子，但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帝国建筑师，他视自己为巴比伦的庇护神贝尔-马杜克在世上的总督。他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残暴镇压模式，把自己提升为虔诚和美德的模范。在国内，“恃强凌弱乃是常见之事”，但尼布甲尼撒“日夜勤劳，博采众议，谨慎施政”，务使正义得到伸张，尽管如此，受害的犹地亚人恐怕还是无法认可这个自封的“正义之王”。
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发现锡安与他们所在之城相比不过像个村子。当耶路撒冷有几千居民时，巴比伦自称有二十五万人住在这个如此宏伟、如此享乐的大都市，以至于传说中的爱和战争女神伊斯塔蹑手蹑脚地穿街过巷，在旅馆和小巷里亲吻她青睐的对象。
尼布甲尼撒给巴比伦烙上自己的审美烙印。巨大、宏伟的雕像上涂着他最喜欢的颜色，那是波澜壮阔的幼发拉底河倒映出的神圣的天蓝色。伊斯塔门有四座塔楼，塔楼外面包裹着蓝色瓷砖，上面绘着黄色公牛和赭色龙图案，此门通向城市的凯旋大道——列队行进之路。他的宫殿装饰着巨大的狮子，用他的话说，这是一座“令人赞叹的雄伟大厦，闪闪发光的圣所，我的皇宫所在”。“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装饰着他的夏宫（summer palace）。为了向巴比伦的庇护神马杜克致敬，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七层阶梯式的、顶上带有平台的金字塔：这个天与地的基座平台是真正的巴别塔，描述它的语言之多样反映了巴比伦是整个近东地区的国际中心。
在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将流亡国王的叔叔西底家推上了王位。公元前594年，西底家去巴比伦向尼布甲尼撒朝拜，但是，他一回来就发动了叛乱。先知耶利米不断规劝国王，他警告说巴比伦人会摧毁这个城市。尼布甲尼撒挥师南下。西底家向埃及人求助，埃及人只是派了极少的人来进行增援，而这些人很快就被打败了。耶利米注意到耶路撒冷城内的恐慌和疑惧，他试图逃出去，却在城门口被逮捕了。在征询他的意见和以叛国罪将他处死之间徘徊不定的国王把他关在王宫下面的地牢里。尼布甲尼撒洗劫犹大长达十八个月[3]，他把耶路撒冷留到最后处理。
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通过筑围墙、建堡垒将耶路撒冷包围起来。耶利米写道：“饥荒是城市的痛处。”年幼的孩子“饿昏在大街上”，并且已经有吃人的迹象：“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就连富人也很快绝望，《哀歌》的作者写道：“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在躺卧粪堆”，寻找食物。人们“像盲人一样”昏昏沉沉地在街上游荡。考古学家找到围城时期的一节下水管道：犹大人通常以小扁豆、小麦和大麦为食，但管道里的东西表明围城时人们吃的是植物和药草，因感染鞭虫和绦虫而病倒。
犹太历阿布月9日，即公元前586年8月，在围城十八个月后，尼布甲尼撒攻入这个城市，城市惨遭焚烧，可能是用燃烧的火把和箭点着的（在今犹太区的烟、灰和碳化木头层中发现了箭头）。而吞噬房屋的大火把官僚机构的印章——黏土印玺烤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它们在被烧毁的房屋中侥幸保存了下来。耶路撒冷没有逃过沦陷城市被劫掠蹂躏的命运，而那些被杀的人要比那些忍饥挨饿的人幸运：“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黑如烤炉。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他们吊起首领的手。”南部的以东人涌进城里抢劫，他们在废墟残骸中幸灾乐祸、纵情狂欢：“以东民哪，只管欢喜快乐……你必喝醉，以致露体。”据《诗篇》137记载，以东人鼓动巴比伦人“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在王宫底下的监牢里活了下来。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西底家从紧挨西罗亚池的大门突围出去，向耶利哥前进，但巴比伦人抓住了他，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巴比伦人想必在国王的监狱里发现了耶利米，因为他们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据说尼布甲尼撒审问了他，并把他交给主管耶路撒冷的帝国卫队司令尼布撒拉旦。尼布甲尼撒将两万名犹地亚人遣送到巴比伦，尽管耶利米说他把许多穷人留了下来。
一个月后，尼布甲尼撒命令他的将军摧毁这个城市。尼布撒拉旦“用火焚烧耶和华的圣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圣殿被毁，里面的金银器皿被洗劫一空，约柜也永远消失了。《诗篇》74中说：“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祭司们也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被杀死。正如公元70年提图斯所做的那样，圣殿和王宫必定被推到了底下的峡谷：“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4]
街道空无一人：“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富人变穷了：“过去锦衣美食的他们现在流落街头。”狐狸在贫瘠的锡安山上游荡。犹地亚人在《哀歌》中恸哭他们的流血牺牲，而“耶路撒冷……像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殿被毁似乎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它还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终结。“锡安的路径，因为无人来守圣节而悲伤：她的城门凄凉，她的祭司叹息……锡安城的威荣。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这似乎是世界的终结，或者像《但以理书》中解释的那样，是“行毁坏可憎的”。犹地亚人本应当像被自己的神辜负的其他民族一样从此消失，但他们想方设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强化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创造末日审判原型的成长经历。对三大宗教来说，这个可怕的东西使耶路撒冷成为末日事件的发生地和迎接神圣王国到来的地点。这就是耶稣将要预言的启示录——从希腊语中指代“启示”的单词演变而来。对基督徒来说，它成为一个明确的、永恒的期望，而穆罕默德将尼布甲尼撒之破坏视为犹太人失去神宠的标志，从而为他的伊斯兰教启示开路。
在流亡巴比伦期间，一些犹地亚人继续保持对上帝和锡安的忠诚。与此同时，当《荷马史诗》成为希腊人的民族史诗时，犹地亚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圣经文字和他们远在他方的城市界定他们自己：“在巴比伦河的旁边，我们坐下，心酸哭泣，当我们想起锡安。我们把竖琴挂在柳树上。”据《诗篇》137所说，就连巴比伦人都欣赏犹大人的歌曲：“是他们将我们掳掠到这里，还要我们唱首歌曲；那些残害我们的人想要听到我们的笑声，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我们怎么能在异国他乡高唱上帝之歌？”
然而，就是在这里，《圣经》开始成型。当诸如但以理之类的耶路撒冷人在皇家殿堂接受教育，当较为世俗的流浪者成为巴比伦人时，为了强调他们的不同和特殊，犹大人制定了新的律法——他们尊奉安息日，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遵守饮食法，取犹太名字——因为耶路撒冷的陷落已经证明，如果他们不尊奉上帝律法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远离犹大的地方，犹地亚人正在成为犹太人。[5]
流亡者称巴比伦是“世上的淫妇与一切可憎者之母”，这一称呼流传千古，尽管如此，亚述帝国仍一派繁荣，降灾给流亡者的尼布甲尼撒更是在位四十多年。然而，但以理却说国王疯了，他“远离人民，像牲口一样吃草，指甲长得像鸟爪”——这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也给威廉·布莱克的绘画提供了绝妙的灵感）。如果复仇不可能做到的话，流亡者至少可以对巴比伦生活的讽刺表示惊叹：尼布甲尼撒对他的儿子以未米罗达如此失望，以至于他把以未米罗达投入监狱，以未米罗达就是在这里结识犹大国王约雅斤（Jehoiakin）的。
伯沙撒的宴会
当以未米罗达成为巴比伦国王时，他把他的犹地亚王族朋友放出了监狱。但在公元前556年，这个王朝被推翻了：新国王那波尼德拒绝接受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推崇月神欣并一反常态离开巴比伦城，定居远在阿拉伯沙漠中的提玛城。那波尼德得了一种怪病，想必是他（不是但以理声称的尼布甲尼撒）发疯了，因为他在“像牲口一样吃草”。
据《圣经》记载，国王不在的时候，他的儿子——摄政王伯沙撒举办了一场堕落腐化的宴会，宴会上他用“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来的金银高脚酒杯”招待宾客。突然，他看见墙上出现了上帝的话：“MENE MENE TEKEL
UPHARSIN”，这句话但以理解读后发现，意思是警告伯沙撒他的帝国寿数将尽。伯沙撒浑身颤抖。对“巴比伦的妓女”来说，这一切历历在目。
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向巴比伦挺进。犹太历史上充满了神奇的解救，这一次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他们“在巴比伦河畔”待了四十七年之后，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大卫的决定一样影响深远：他使犹太人得以重返锡安。
* * *
注释
[1] 约西亚改革是犹太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欣嫩子谷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两部微缩型的银质经卷：经卷里面刻着至今仍在犹太宗教仪式中被念诵的《民数记》6.24—6.26的祭司祈祷：“愿耶和华是我们的修复者与磐石。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2] 皇家侍臣在大卫城上面生活、工作。在那儿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一份由四十五块印章组成的档案，城市被毁时，因焚烧，这些黏土印章变硬，考古学家称这座房子为“印章房。”这明显是国王的一个秘书处：一块印章上刻着“基玛利雅，沙番的儿子”字样，这是耶利米书中约雅敬国王御用抄书吏的名字。危机时期的某个时候，国王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继位。
[3] 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要塞城门口的灰烬层中发现承载大量信息的、以ostraca著称的破碎瓷片。这些碎片使人们认识到巴比伦军队的锐不可当。拉吉和另一个要塞亚西加抵抗的时间最长，这两处的守军利用烽火信号互相通讯并向耶路撒冷传递信号。困守拉吉的犹大指挥官亚乌什（Yaush）在被逐步消灭的过程中一直接受前哨基地的汇报。他的长官霍沙亚胡（Hoshayahu）很快注意到，亚西加的烽火信号消失了。接着，拉吉也在激战中被摧毁。
[4] 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还没有找到——除了权杖的一小块象牙头抑或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列队行进时用的东西，此物被雕刻成石榴形状，上面写着“圣殿所有物”（尽管一些人声称这块碎片是假的）。但耶利米的记述却惊人地准确：为了治理犹大，尼布甲尼撒的心腹党羽在城市的中门位置建立了司令部，他们在耶利米书中出现时被称述的名字在巴比伦发现的一份文献中得到印证。尼布甲尼撒委任一个王室大臣基大利做犹大的傀儡统治者，但由于耶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他便从北部的米斯巴统治着这个地区，耶利米为他出谋划策。后来犹地亚人揭竿起义，杀了基大利，耶利米不得不逃到埃及，从此便从故事里消失了。
[5] 公元前586年到公元前400年间，在巴比伦生活的神秘的《圣经》作者、抄书吏和祭司提炼、整理了在希伯来语中以“托拉”（Torah）著称的《摩西五经》，将关于上帝耶和华和乌尔的不同传说融合在一起。所谓的《申命记》重述了历史，重置了法律，以示上帝的至高无上、国王的软弱无能。此外，他们加入了以巴比伦为原型的故事，比如与《吉尔伽美什史诗》极为相似的大洪水，还有亚伯拉罕原来是离这儿不远的乌尔人，当然还有巴别塔。《但以理书》成书时间比较长：一些部分明显是流亡早期写的，而其他部分则是后来所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人叫但以理，或者说他是一个复合体，但这卷经书也充满了历史混乱。在19世纪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已经在巴比伦发现的证据的帮助下澄清了这些历史问题。
6 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居鲁士大帝
西波斯的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ges）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女儿尿出一条金色小溪，这条小溪向他的王国奔流而来。他的魔术师，就是波斯祭司们，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外孙将威胁他的统治。阿斯提阿格斯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软弱的、不具威胁性的邻居——东方的安善国王。这场婚姻孕育了一个名叫库罗什的继承人，他就是后来的居鲁士大帝。阿斯提阿格斯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支藤蔓从他女儿的大腿间蔓延出来，并将他覆盖，这是带有性和政治意味的《杰克与豌豆》的故事。阿斯提阿格斯命令他的军官哈尔帕格谋杀小居鲁士，但这个男孩躲到了一个牧羊人那里。当阿斯提阿格斯发现居鲁士没死时，他杀了哈尔帕格的儿子，将他做成炖菜拿给他父亲吃。这是哈尔帕格不会轻易忘记或原谅的一顿饭。
大约在公元前559年，居鲁士的父亲去世，居鲁士归国并执掌王国大权。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乐于相信，波斯人的所有事务都是在性预兆或尿预兆的帮助下决定的，正如他所述的那样，阿斯提阿格斯的噩梦成真了。居鲁士在哈尔帕格的支持下打败他的外祖父，统一了米底和波斯。居鲁士并不理会南部伯沙撒的巴比伦，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另一个强势的君主，西土耳其富裕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居鲁士领着化装成驼夫的军队闯进克罗伊斯的首都，打得他措手不及。一闻到前进的骆驼的味道，吕底亚的骏马立刻脱缰而去。接着，居鲁士开始进攻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蓝光闪闪的首都为居鲁士打开了大门，他聪明地向被忽视的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致敬。巴比伦的陷落使犹太流亡者欢欣鼓舞：“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居鲁士继承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比伦帝国：“世上列国君主，必须向我呈献珍贵的贡物，并且在我安坐的巴比伦亲吻我的脚。”
居鲁士对帝国有新的展望。当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在屠杀和流放的基础上建立帝国时，居鲁士是以宗教宽容换取政治控制，从而将“各民族统一在一个帝国里”的。[1]
此后不久，波斯国王出台了一份震惊犹太人的法令：“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居鲁士不仅将犹地亚的流亡者送回家，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律法——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统治者——还把耶路撒冷还给他们并提出重建圣殿。居鲁士委派末代国王的儿子设巴萨统治耶路撒冷，并把圣殿的器皿交还给他。难怪一个犹地亚先知把居鲁士奉为弥赛亚：“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
设巴萨带领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流亡者回到犹大省的耶路撒冷。[2]与巴比伦的繁华相比，这里就是个荒漠。“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以赛亚写道，“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丽的衣服……要抖下尘土……锡安被掳的居民哪。”然而，居鲁士和回归流亡者的计划却因留在犹大特别是撒玛利亚的当地人的阻挠而无法实施。
流亡者归国九年后，正值盛年的居鲁士在中亚的战斗中被杀。据说，他的仇敌将他的头颅扔进装满鲜血的酒囊里，以满足他对他人土地的渴求。他的继承人赎回他的遗体，把他葬在帕萨尔加德（今伊朗南部）的一口金棺里，他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那里：“他使他之前和他之后的所有国王都黯然失色”，希腊士兵色诺芬写道。耶路撒冷也因此失去了她的保护者。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居鲁士帝国的疆域比之前的所有帝国都大，它的命运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决定下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又称“坎布吉亚”）继承王位，并于公元前525年率军穿过加沙和西奈，意欲征服埃及。在遥远的波斯，他的哥哥举兵反叛。在回国拯救王位的路上，冈比西斯在加沙附近神秘死亡；波斯那边，七个叛乱贵族在马背上聚首谋划夺取帝国大权。由于还未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同意，拂晓过后“谁座下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就获得王位”。其中一个贵族世家的年轻子弟、冈比西斯的执矛护卫大流士的马第一个嘶鸣。希罗多德声称，大流士作弊了：大流士命令他的马夫把手指伸进一匹母马的阴道，然后马夫在关键时刻让大流士的马闻到一股致其兴奋的味道。因此，希罗多德激动地将一个东方专制君主的崛起归功于那只激发性欲的妙手。
在六个同谋的帮助下，大流士向东疾驰，成功占领整个波斯帝国，并镇压了发生在各省的叛乱。但是内战“将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之家的工程推迟到大流士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520年前后，犹大末代国王的孙子所罗巴伯王子和他的祭司约书亚——原圣殿末代祭司的儿子，动身离开巴比伦，前去拯救耶路撒冷。
所罗巴伯再次将圣坛供奉在圣殿山，他雇佣工匠、购买腓尼基香柏木，以重建圣殿。在巍巍升起的大厦的激励下，在帝国混乱局势的鼓舞下，犹太人禁不住做起建立新王国的弥赛亚梦。“那一天，万军之主耶和华说，我将接受你，我的仆人，所罗巴伯……使你成为一枚印章”，先知哈该写道，引述的是被所罗巴伯的祖父弄丢的大卫的指环印章。犹太领导人带着金银从巴比伦归来，称赞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巴比伦的子孙”）为“大卫苗裔”，将要“担负尊贵，坐在位上，掌王权”。
在耶路撒冷周围和北部撒玛利亚生活的当地人民想要参与这项神圣的工作，帮助所罗巴伯，但归来的流亡者信奉的是一种新型的犹太教。他们把当地人当作半异教徒对待，轻蔑地称他们为“那地之民”。耶路撒冷的复兴所引起的惊恐，抑或当地人的收买，促使波斯总督中止了圣殿的建造工作。
在三年的时间里，大流士赢得了所有挑战，成为古代世界最有成就的统治者之一。他建立了一个西至色雷斯和埃及、东到兴都库什的具有宽容精神的世界帝国——第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3]结果证明，这个伟大的新国王是征服者和管理者的罕见结合体。我们从他刻在岩石上纪念所获胜利的肖像中可以看出，大流士高额、直鼻，是典型的雅利安人。在岩画上，他身高5英尺10英寸（约1.78米），头戴镶嵌着椭圆形宝石的黄金王冠，刘海卷曲，耷拉着的八字胡弯曲下垂，头发梳成一个发髻，方形胡须打理成卷曲的四排，与一缕缕笔直的胡子交错。在衣着上，他身穿能盖住裤子和鞋子的长袍，手持一张鸭头弓。
这就是所罗巴伯援引居鲁士的法令诉之以求的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大流士命人查看帝国卷轴，找到居鲁士的法令，下令：“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公元前518年，大流士挥师西进，以恢复埃及的统治秩序。他可能在经过犹地亚时安定了耶路撒冷过于兴奋的犹太人，也有可能将所罗巴伯处死了，因为这个大卫家族的最后一人没有任何解释地消失了。
公元前515年3月，祭司们兴高采烈地为第二圣殿奉献了一百头小公牛、两百只成年公羊、四百只羊羔和十二只山羊（以赎十二个部落的罪）做祭品。犹地亚人还借此庆祝了流放以来的第一个逾越节。但是，当对所罗门圣殿保有记忆的老人们看到这个寒酸的建筑时，他们泪流满面。这个城市不但规模不大，而且荒凉无比。
五十多年后，大流士的孙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酒政是一个叫尼希米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人向他求助：“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遭大难。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尼希米的心碎了：“我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当他再次在波斯首都苏萨的皇宫服侍时，阿尔塔薛西斯国王问他：“你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个犹太侍从回答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若喜欢……差遣我往犹大……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在等待答案时“惶恐至极”。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伟大的国王任命尼希米为总督，给他建设基金并派军队护送他。但是，耶路撒冷北部的撒玛利亚人由他们世袭的总督参巴拉统治，参巴拉不信任这个从遥远的苏萨过来的宫廷秘使和归来流亡者的各种规划。害怕被暗算的尼希米在夜间视察了耶路撒冷破损的城墙和烧焦的大门。作为《圣经》中唯一一部政治自传，尼希米的回忆录讲述了参巴拉在听到重建城墙的计划时，是怎样地“嗤笑我们”，直到尼希米透露他就是新任总督。地主和祭司每人负责城墙的一部分。当他们遭到参巴拉的暴徒袭击时，尼希米设置警卫“以保证城墙在五十二天内完工”，他只将大卫城和圣殿山圈进城内，还在圣殿的北部建了一个小碉堡。
现在耶路撒冷“广大”了，尼希米说，但“其中的民却稀少”。尼希米说服城外的犹太人抽签决定：每十个人中要有一个人定居耶路撒冷。十二年后，尼希米去波斯向国王复命，但在他返回耶路撒冷时，发现参巴拉的狐朋狗友正利用圣殿赚钱，而犹太人在与当地人通婚。尼希米将这些闯入者驱逐出去，阻止犹太人同外族人通婚，并强制推行新的纯净的犹太教。
随着波斯国王丧失对行省的控制权，犹太人开始发展自己的半自治小国耶胡德。耶胡德以圣殿为中心建立，得到越来越多的朝圣者资助，它依《摩西五经》行事，由一个大祭司王朝统治。据说，该祭司家族传承自大卫王的祭司撒督一脉。圣殿的财富再次引起众人的觊觎。其中一个大祭司在圣殿里被他贪得无厌的亲兄弟耶稣（亚兰语中指代约书亚）谋杀，这一渎圣行为为波斯总督提供了进军耶路撒冷、掠夺它的黄金的借口。
当波斯大臣们相互图谋除掉对方，弄得人心慌乱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征服希腊城邦，准备对波斯发动一场圣战，以报大流士入侵和他的儿子薛西斯被杀之仇。菲利普被暗杀后，他二十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夺取王位，发动了对波斯的进攻，并最终将希腊文化带到了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居鲁士的一条宽容法令为他赢得“人权之父”的美称。后来这条法令被发现刻在一个圆柱体上，现在，它的复制品耸立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入口处。然而，居鲁士并不开明。比如，当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发生叛乱时，他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萨迪斯居民。居鲁士本人信奉阿胡拉·玛兹达，阿胡拉·玛兹达身上长着翅膀，是波斯的生命、智慧和光明之神，雅利安裔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以他的名义规定，生命是真理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但是波斯没有国教，只有这个与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并行不悖的对光明和黑暗的多神崇拜幻想。事实上，波斯语中指代“天”的这个词——paridaeza——正是英语中“天堂”的起源。他们的祭司——magi——为我们创造了“魔法”这个词。还有，据说是三个东方祭司预言了基督的诞生。
[2] 这是《圣经》的夸大。成千上万的人选择在伊朗和伊拉克过犹太人的生活。从塞琉古人、帕提亚人和萨珊人统治时期，到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和中世纪，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富裕的、有权势的、人口众多的群体。巴比伦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政治和学术中心，在地位上几乎和耶路撒冷并肩而立，直到蒙古入侵为止。巴比伦犹太社团在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统治下恢复了发展。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巴格达（据说当时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开始迫害犹太人，在哈希姆王朝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加剧。1948年，伊拉克有十二万犹太人。1979年，当伊朗国王被推翻时，这个国家有十万犹太人。这两个社团的大部分犹太人移居到了以色列。如今，伊朗仍有两万五千犹太人，而伊拉克只剩下五十个犹太人。
[3] 大流士突袭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向印度和欧洲挺进，进攻乌克兰并吞并色雷斯。他在波斯波利斯（今伊朗南部）打造了奢华的皇城，提升了琐罗亚斯德教和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筹铸了第一种世界货币（达里克），组建了一支由希腊人、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海军，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邮政系统，并在从苏萨到萨迪斯的长达1678英里（约2700千米）的王道上，每隔15英里（约24千米）建起一座客栈。他三年统治的成就使他成为波斯帝国的奥古斯都。但是即使是大流士，也达到了他的极限。公元前490年，他试图进军希腊，但在马拉松战役中被打败，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7 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被谋杀，在他死后的三年里，亚历山大两次打败决定东撤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一开始，他并没有追捕大流士，而是沿海岸线进军埃及，并命令耶路撒冷为他提供军需。起初，大祭司表示拒绝。但这并未持续很久：当提尔起而反抗亚历山大的统治时，亚历山大围攻了这个城市，并在此城陷落后，将它的所有幸存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亚历山大“匆忙赶赴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很久以后写道。约瑟夫斯声称征服者在城门口受到身穿紫红色长袍的大祭司和身着白衣的耶路撒冷人的欢迎。他们把他领进圣殿，他在那里为犹太人的上帝献祭。这个故事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有可能是大祭司和半犹太血统的撒玛利亚领导人在拉什·哈·阿伊姆（Rosh Ha Ayim）恭候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效仿居鲁士，承认犹太人有按自己的法律生活的权利。[1]随后，他继续前进，征服埃及，东征之前他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市，但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灭了波斯帝国，将他的霸权统治延伸到巴基斯坦后，亚历山大开始了融合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利用这两个民族建立精英统治的伟大计划。即使这方面不太成功，但他仍比历史上其他征服者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将自己心中的希腊文明——包括希腊文化、语言、诗歌、宗教、体育竞技和荷马式的君主体制——推广到从利比亚沙漠到阿富汗山麓的每一个角落。希腊生活方式和19世纪的英式生活方式抑或今天的美式生活方式一样普及。从那时开始，即使信奉一神教、与希腊哲学体系和多神文化格格不入的犹太人也不禁通过希腊文化的透镜来观察这个世界。
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征服已知世界八年后，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因发热或中毒奄奄一息地躺在巴比伦，他那些忠诚的士兵泪流满面地走过他的床前。当他们问他把王国留给谁时，他的回答是：“给最强的人。”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寻找最强者的比赛演变成亚历山大的将领之间长达二十一年的战争。耶路撒冷在这些“繁殖世间邪恶”的马其顿军阀之间几经转手。在两个主要参与者的争斗中，耶路撒冷六次转手。独眼安提柯统治了耶路撒冷十二年，直到公元前301年战死沙场，而胜利者托勒密来到耶路撒冷门前，宣示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
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表兄，一个跟着亚历山大从希腊打到巴基斯坦的老将领，他在那里指挥印度河上的马其顿舰队。亚历山大死后，埃及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听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灵柩正在运回希腊的路上，他匆忙越过巴勒斯坦，夺得灵柩，将它安放在他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希腊的终极护身符——亚历山大遗体的守护人，成了亚历山大精神之火的守护者。托勒密不光是个军阀，他的钱币上印着他坚毅的下巴和呆板的鼻子，这掩饰了他的狡猾和通晓事理。
如今，托勒密告诉耶路撒冷人，他想在安息日入城，向犹太人的上帝献祭。休憩中的犹太人中计，托勒密占领了这个城市，并以此方式向人们展示犹太人对宗教戒律的盲从。但是，当安息日太阳落山时，犹太人开始反击。之后，托勒密的军队横扫耶路撒冷——打家劫舍、强奸妇女，半个耶路撒冷变成囚笼。托勒密可能将马其顿卫戍部队驻扎在了圣殿北部由尼希米建造的巴里斯要塞，他还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遣送到埃及。这些人在托勒密辉煌壮丽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说希腊语的犹太社团。在埃及，托勒密和他的继承人变成法老；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地中海地区，他们仍然是希腊国王。托勒密·索特尔以“救世主”著称，接受地方神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并采用埃及的君主制，将他的王朝提升为埃及的神王和半神圣的希腊君主的综合体。他和他的儿子征服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接着横扫安纳托利亚和希腊诸岛。他知道，只有尊荣和文化加在一起才能让他享受正统和伟大。所以，他把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希腊城市，富丽堂皇、优雅时尚，他在这里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招募希腊学者，使世界奇观之一法罗斯灯塔投入使用。他的帝国延续了三个世纪，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克里奥帕特拉。
托勒密活到八十多岁，他还写了一部亚历山大史。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福斯对犹太人颇有好感，他释放了十二万犹太奴隶，还寄送黄金给犹太人装饰圣殿。他深谙庆典和演出的作用。公元前275年，他以酒神和丰收之神狄俄尼索斯的名义为几位特殊来宾举行阅兵礼，期间一个用豹皮做的、装着20万加仑（约757立方米）葡萄酒的巨大葡萄酒囊和一个180英尺（约55米）长、9英尺（约2.7米）宽的巨大阳具图腾，同大象和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国民一起参加游行。他还热衷于收藏书籍。当大祭司将犹太《塔纳赫》[2]中的大约二十本书寄到亚历山大里亚时，国王命人将它翻译成希腊语。他尊重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的学术成就，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商讨翻译问题，国王承诺说：“一切都会依你们的习惯行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据说，在七十天的时间里，七十位学者每人完成了一份译文，结果译文完全一样。《七十子圣经》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历史，使后来基督教的传播成为可能。多亏了亚历山大，希腊语成了国际通用语；至此，《圣经》成了几乎每个人都能阅读的圣书了。
多比雅的约瑟
耶路撒冷仍然是托勒密帝国境内的一个半自治小国，犹大发行自己的钱币，上面刻着“耶胡德”。它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还是一个由大祭司统治的上帝之城。这些声称出自《圣经》祭司撒督一脉的奥尼阿斯家族的后裔，伺机积累财富和权力，只要他们给托勒密进贡就可以达成这个目的。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试图瞒下他欠托勒密三世厄威革特的20银塔兰特，这为一个人脉广阔、决定开出比大祭司更高价钱的年轻犹太人提供了机会，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耶路撒冷，还是为了整个国家。
这个冒险家就是大祭司的亲侄子约瑟[3]。他启程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国王正在那里举办一场竞拍会：竞拍者承诺用最多的贡品换取对他们所居之地的统治权以及在那里征税的权力。叙利亚贵族嘲笑年轻的约瑟，但他用蛮横放肆战胜了他们。他设法率先觐见国王，让国王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当托勒密三世开始要价时，傲慢的约瑟开出比他的所有竞争者都高的价钱，他的价是柯里叙利亚、腓尼基、犹大和撒玛利亚的总和。国王要约瑟留下人质，以确保得到他承诺的贡赋。“噢，我的国王，除了你自己和你的妻子外，我不会给你其他人。”这个狂妄自大的耶路撒冷人回答说。约瑟本可能因为傲慢无礼而被处死，但托勒密大笑之后表示同意。
约瑟带着两千名埃及步兵回到耶路撒冷，他有太多东西需要证明。当阿什克伦拒绝纳税时，约瑟杀了它的二十名市民领袖，阿什克伦不得不屈从。
约瑟就像他在《创世记》中的同名者一样，在埃及的高级领导人中纵横捭阖并取得胜利。他和国王在亚历山大里亚过从甚密，他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女演员。当他设计勾引这个女演员时，他的哥哥用自己的女儿替换了该女演员。那天夜里，约瑟喝得不省人事，当他清醒时，他爱上了自己的侄女，而他们的联姻也巩固了这个王朝。然而，他们的儿子西卡努斯长大后却变得跟约瑟一样无赖。尽管生活奢侈，统治严厉，赋税过多，但据约瑟夫斯所说，约瑟是一个宽容大度的好人，他的庄严、智慧和公正令人钦佩。他使犹太人摆脱了贫穷、卑贱，走向辉煌。
约瑟对埃及国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控制中东，同竞争对手马其顿王朝的塞琉古人开展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公元前241年左右，托勒密三世在战胜敌人后，通过拜访耶路撒冷、恭敬地在犹太人的圣殿献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他无疑受到了约瑟的款待。然而，当国王去世时，埃及人发现他们正面临一个十几岁的雄心勃勃的塞琉古国王的挑战。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挑战者是亚洲的马其顿国王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3年，这个年仅十八岁、四处游历的年轻人继承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头衔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4]但他拥有扭转颓势的天赋。安条克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像所有马其顿国王一样，他将自己同阿波罗、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特别是宙斯联系在一起。经过一系列精彩炫目的战役，安条克重新征服了亚历山大远到印度的东方帝国，为自己赢得“大帝”的称号。他多次袭击巴勒斯坦，但托勒密击退了他的进攻，日渐年老的约瑟·多比雅也继续统治着耶路撒冷。但他的儿子西卡努斯却背叛他，并袭击了耶路撒冷。去世前不久，约瑟打败了他的儿子，不过西卡努斯仍继续在今天的约旦地区开拓自己的公国。
公元前201年，四十多岁的安条克大帝从东方胜利归来。耶路撒冷就像“风暴中的一艘航船，在两个大国间左右摇摆”。最后，安条克赶走埃及人，耶路撒冷则张开怀抱迎接新的主人。安条克宣称：“当我们进入他们的城市时，犹太人热情款待我们，他们的长老负责迎接，还帮助我们赶走埃及驻军。”塞琉古国王和军队非常引人注目。安条克头戴皇冠，脚穿镶着金边的深红色系带靴子，头上顶着一顶宽边帽，身上穿着缀满金星的深蓝色披风，脖子处别着深红色领针。耶路撒冷人为他的多民族部队提供给养，他的军队包括手握萨里沙长矛的马其顿方队、克里特山地战士、奇里乞亚轻步兵、色雷斯投石手、米希亚弓箭手、吕底亚掷矛兵、波斯弓箭手、库尔德步兵、全副武装的伊朗战马和最具威望的大象——耶路撒冷可能是首次见到这样的景象。[5]
安条克承诺给犹太人修缮圣殿和城墙，增加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人口，并确保犹太人享受“按照父辈的法律”统治自己的权利。他甚至禁止外人进入圣殿或者将马肉、骡子肉、野生或驯养的驴的肉、豹子肉、狐狸肉或兔肉带进市里。大祭司西蒙当然站在正确的一边：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宽容的征服者。耶路撒冷人回头将这个时代视为由完美的大祭司统治的黄金时代，他们说大祭司就像“云朵中的晨星”。
义人西蒙：晨星
赎罪日当天，西蒙[6]从至圣之所出来，当这个大祭司走向圣坛时，他的身上笼罩着荣光。大祭司是作为受膏的王子、君主、教皇和阿亚图拉的综合体统治犹大的，而西蒙是大祭司中的杰出典范：他身穿镀金长袍和闪闪发光的胸甲，头戴类似王冠的包头巾，他在头巾上别了一朵金花——象征着生命和救赎，也是犹大国王头饰的遗存。《德训篇》的作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捕捉到该繁荣都市之神圣戏剧的作家杰苏斯·本·西拉把西蒙描绘成“参天柏树”。
耶路撒冷成了一个“神权国家”——这个词是由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创造的，用来描述这个“整个国家主权和所有统治权威都掌握在上帝手里”的小国。苛刻的规定支配着生活的每个细节，因为政治和宗教没有任何区别。在耶路撒冷既没有雕像也没有塑像。尊奉安息日是令人痴迷的事。所有违背宗教的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有四种处刑方式——石刑、火刑、斩首和绞杀。通奸者要用石头砸死，这个刑罚由整个社团执行（尽管被定罪的人首先要被扔下悬崖，这样在被众人扔石头前他通常是不省人事的）；殴打父亲的人要被绞杀；与母女二人都有通奸行为的被处以火刑。
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大祭司和他的政务委员会——犹太公会在那里聚会。每天早上，号角声通知大家开始一天的首次祈祷，号角的作用和伊斯兰教的宣礼吏一样。七个银质喇叭一天四次吹响，召唤信徒到圣殿跪拜。犹太人主要的礼拜仪式是每天早晚两次在圣殿的祭坛上供奉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羊、母牛或鸽子，与此同时，香坛上的香火连绵不绝。“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出自希伯来语olah，意思是“向上”，暗指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飘往上帝。想必整个城市都能闻到圣殿祭坛散发的味道：香炉里混着肉桂的香味与焚烧动物的臭味。难怪人们要佩戴大量没药、甘松和香脂做香料。
节日的时候，朝圣者涌进耶路撒冷。在圣殿北面的羊门，牛羊一起放牧，以为祭祀作准备。逾越节期间要屠杀二十万只羊。而住棚节是一年中最神圣、最喜庆的一周，男人和女孩们身着白衣在圣殿的院子里载歌载舞，他们挥舞着点燃的火炬，在宴会上大快朵颐。他们搜集棕榈叶和树枝，在自家屋顶上或圣殿的院子里建造棚屋。[7]
然而，即使在完美的西蒙的统治下，也有许多可能看起来像希腊富人的世俗犹太人，他们住在西山坡上以“上城”著称的希腊式宫殿里。被狂热的犹太保守派视为异教污染的东西，在这些见多识广的人眼里是文明的产物。在耶路撒冷，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她越神圣，就越分裂。两种生活方式相互交错，如此紧密，造成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现在，这个城市，以及犹太人的存在，遭受着自尼布甲尼撒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怪物的威胁。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耶路撒冷的施恩者安条克大帝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他转而征服小亚细亚和希腊。但是，这个过分自信的亚洲之王低估了正在崛起的罗马共和国的力量，这个共和国刚刚打败汉尼拔和迦太基，以统治整个西地中海。罗马击退了安条克对希腊的进攻，强迫这个伟大的国王交出他的舰队和象兵部队，并把他的儿子送到罗马做人质。安条克去东方充实他的国库，却在洗劫一个波斯神庙时被暗杀。
从巴比伦到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一年要给圣殿缴纳一次什一税，耶路撒冷因此变得极为富裕，然而她的财富不仅加剧了犹太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吸引了缺钱花的马其顿国王。亚洲的新国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名叫安条克，他火速奔赴首都安条克，夺取王位，杀死家族中所有觊觎王位的人。安条克四世在罗马和雅典长大，他继承了其父精力旺盛、光彩夺目的天资，但他尖厉的恐吓和疯狂的炫耀更像精神错乱、爱出风头的卡里古拉或尼禄。
作为一个倒下的伟大国王的儿子，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证明。安条克长得漂亮，但精神错乱。他欣赏宫廷礼仪的壮观，却又受不了它的束缚。另外，他为自己令人惊奇的绝对权力感到骄傲。在大广场上，年轻的国王安条克喝得酩酊大醉，当众洗澡并用昂贵的油膏按摩；在公共浴池中，他和马夫、门童结为朋友。当一位观众抱怨他过度使用没药时，他让人用罐子砸破这个人的头；当民众因哄抢这种天价沐浴液而闹成一团时，国王只在一旁竭斯底里地笑。他喜欢穿着金色斗篷、戴着玫瑰花环出现在大街上，但是当他的臣民盯着他看时，他就朝他们扔石头。夜晚，他乔装打扮潜入安条克闷热的后街。他会自发地向陌生人示好，但是他的爱抚就像黑豹一样反复无常，时而和蔼可亲，突然间又变得残酷无情。
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通常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神的后裔，安条克则更进一步。他称自己是“Epiphanes”，意为“上帝显现”，他的臣民则给他起了个绰号“Epumanes”，意为“疯子”。但是，他看似疯狂的举动却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想借助对一个国王、一种宗教的崇拜将他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期望他的臣民崇拜他们的地方神，并将这些地方神并入希腊的万神殿和对他个人的崇拜当中。但是，犹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同希腊文化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他们虽然仰慕希腊文明，但却痛恨它的支配。约瑟夫斯说，他们认为希腊人怠惰、乱交、走在时代的前端，但终无大用，而许多耶路撒冷人已经过上了时髦的生活，采用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名字以显示他们既可以是希腊人又可以是犹太人。犹太保守派人士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希腊人只是偶像崇拜者，希腊的裸体运动员令他们反感。
犹太显贵的第一反应是竞相投奔安条克，争取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危机起源于家族内部对钱和权的争夺。当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出价竞标时，他的哥哥贾森比他多出了80塔兰特，这样贾森成为了大祭司，带着把耶路撒冷塑造成希腊城邦的计划回到耶路撒冷。为了向国王致敬，他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安条克-耶路撒冷。他贬低《摩西五经》的地位，并且似乎在圣殿对面的西山上建造了一座希腊式的体育馆。贾森的改革相当受欢迎。年轻的犹太人热衷于在体育馆里追求时尚，他们在里面赤身裸体地锻炼，只在头上戴一顶希腊帽子。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与上帝立约的标记——割礼，并且佯装包皮已经恢复，这显然是为了追求时尚而不是舒适。不过，贾森终究还是失去了耶路撒冷。他派他的心腹迈内劳斯去给安条克进贡，但恶棍迈内劳斯盗取了圣殿资金，以比贾森更高的价钱买到了大祭司之位，尽管他并没有所要求的撒督家族血统。迈内劳斯窃取了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人派代表向国王提出抗议时，国王处死了这些人，他甚至允许迈内劳斯派人谋杀前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
安条克最关心的是筹集资金夺回他的帝国——他即将取得惊人的成功：统一托勒密和塞琉古帝国。公元前170年，安条克征服埃及，但耶路撒冷人动摇了他的胜利，他们在被废黜的贾森的领导下举起反叛大旗。疯子安条克撤军穿过西奈，攻占耶路撒冷，流放了一万名犹太人。[8]在他的心腹迈内劳斯的陪伴下，他进入至圣之所，盗取了其中无价的艺术品——黄金祭坛、光明烛台和放置无酵饼的桌子，这是不可原谅的渎神行为。更为糟糕的是，安条克命令犹太人把他当成神显者加以供奉，以测试许多可能受希腊文化吸引的犹太人的忠诚。接着，在将圣殿的黄金塞满自己的金库后，他返回埃及镇压一切反抗活动。
安条克喜欢扮演罗马人，穿托加袍，在安条克举办模拟选举，与此同时，他秘密重建了之前被禁的舰队和大象部队。但决心统治东地中海的罗马人不会容忍安条克的新帝国。罗马使者波皮利乌斯·雷纳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会见国王时，盛气凌人地在沙地里绕着安条克画了一个圈，要求他在踏出圆圈前同意从埃及撤军——这就是成语“划清界限（draw a line in the sand）”一词的来源，“心怀不满和仇恨”的安条克在罗马的武力面前低下了头。
与此同时，犹太人拒绝向神显者安条克献祭。为了确保耶路撒冷不会再次反叛，这个疯子决定消灭犹太人的宗教。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在安息日展开偷袭，占领了耶路撒冷。他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还建起了一座新城堡阿克拉。随后，他把这个城市交给一个希腊总督，也是他的合作伙伴迈内劳斯。
接着，安条克禁止在圣殿里进行任何献祭或礼拜活动，禁守安息日、律法和割礼，违者处以死刑。他还命人用猪肉玷污圣殿。12月6日，圣殿成为安条克献给国家神奥林匹亚宙斯的圣所——这真是行毁坏可憎之事。众人可能是当着他的面，在至圣之所外面的祭坛上为神王安条克献祭的。“圣殿里充满了喧闹，异教徒在此与妓女狂欢调情”，“在神圣的地方”私通。迈内劳斯默许这种行为，戴着常春藤花冠的人在圣殿中穿行，祈祷过后，就连许多祭司都屈尊观看运动场的裸体游戏。
那些遵行安息日传统的人被活活烧死或者承受从希腊引进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位老人宁死不吃猪肉；让自己的孩子行割礼的妇女连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被推下耶路撒冷城墙；《摩西五经》被撕成碎片，公开烧毁：凡拥有《摩西五经》副本的人，一律被处死。然而，在一些犹太人的心中，《摩西五经》和圣殿一样，比生命更宝贵。这些死去的人引发了一场新的殉道潮，并激发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期盼。在耶路撒冷，“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将苏醒并获得永生”，随着弥赛亚——一个被赋予永恒荣光的人子的到来，善良将战胜邪恶。[9]
安条克返回塞琉古帝国首都安条克，他在那里举办宴会庆祝他不算完美的胜利。穿着黄金盔甲的塞西亚骑兵、印度大象、角斗士和套着黄金马笼头的尼赛亚骏马列队穿过首都安条克，后面跟着头戴镀金圆环的年轻运动员、一千头献祭用的公牛、载着雕像的彩车和向人群喷洒香水的女子。当国王在皇宫中款待千名客人时，角斗士在环形广场表演，喷泉中流出红色葡萄酒汁液。这个疯子事必躬亲，他骑马在队伍中来回穿梭，亲自迎接客人，还同他的喜剧演员开玩笑。宴会结束时，喜剧演员把一个裹着布的雕像抬进来，放在地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雕像上的遮蔽物立刻被拿掉，出来的竟然是赤身裸体、载歌载舞的国王。
在这疯狂堕落之地的遥远南部，安条克的将军们正在执行他的迫害政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摩丁村，一个名叫玛他提亚的、有五个儿子的老祭司，接到命令要向安条克献祭，借此证明他不再是犹太人，然而，他回答：“即使国王统治下的所有民族都服从他的命令，我和我的儿子们仍照我们祖先的约去行。”当又一个犹太人上前献祭时，玛他提亚的“激情被点燃，他的血脉在颤抖”，他抽出剑杀了那个叛教者，然后杀了安条克的将军并拆毁了祭坛。他说：“凡是愿意守约的人，请随我来！”这位老人和他的五个儿子逃进深山，以义人-哈西德著称的极端虔诚的犹太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起初，他们过于虔诚，以至于即使在战斗的状态下（灾难性的状态下），他们仍遵守安息日——这使得希腊人可能想着把所有战事都安排到星期六。
玛他提亚不久后便去世了，但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在耶路撒冷周围山里承担起指挥大任，他接连打败了三支叙利亚军队。一开始，安条克对犹太人的起义并不重视，他忙着东征伊拉克和波斯，只命令他的总督利西阿斯前去平乱。但犹大又打败了利西阿斯。
于是，就连远在波斯作战的安条克也意识到犹太人的胜利将威胁他的帝国，并宣告恐怖统治无效。他给犹太公会的亲希腊成员写信说，犹太人可以“吃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肉并遵守他们自己的戒律”。但为时已晚，此后不久，神显者安条克癫痫发作，从他的战车上跌落而亡。在此之前，犹大已经为自己赢得英雄的名号，这个绰号将成为一个王朝的名字：铁锤。
* * *
注释
[1] 撒玛利亚人已经形成独立的半犹太宗教组织，它是以新巴比伦统治开始前形成的犹太教为基础的。波斯统治时期，撒玛利亚由参巴拉总督世家统治。撒玛利亚人不能进入耶路撒冷，这刺激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圣殿，还为此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结下世仇。像所有的家庭恩怨一样，这些都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矛盾引发的。撒玛利亚人成为遭犹太人鄙视的二等公民，在犹太人眼里，他们堪比异教徒，因此耶稣说出“好撒玛利亚人”时，令人格外意外。至今仍有大约一千名撒玛利亚人生活在以色列。尽管犹太人的献祭行为早已终结，但21世纪的撒玛利亚人仍年复一年地在基利心山祭奉逾越节羔羊。
[2] “塔纳赫（Tanakh）”是律法书、先知书和文集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体，后来基督徒称这些书为“旧约”。
[3] 约瑟出自一个具有混合血统的犹太人家庭，他可能是一个反对尼希米的亚扪人多比雅的后裔。他的父亲多比雅是一个与托勒密二世关系密切的富豪——一个名叫泽农的大臣的纸草文献显示，多比雅与国王有生意往来，他在暗嫩（今约旦）拥有大片地产。
[4] 安条克是绘制亚历山大帝国版图的将军们建立的其中一个伟大王朝的继承人。托勒密一世争取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国时，支持了亚历山大的军官之一、安条克的先祖塞琉古占领巴比伦。塞琉古和托勒密一样有天赋，他重新征服亚历山大的大部分亚洲领土——从而为塞琉古王朝取得亚洲之王的封号。塞琉古统治着从希腊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是在人生的最高点时被暗杀。托勒密承诺将柯里叙利亚让给塞琉古家族，但他拒绝交出这一地区：结果导致长达一个世纪的叙利亚战争。
[5] 这是战象盛行的时代。自从亚历山大带着一群大象从印度战场归来，这些武装起来的厚皮动物对任何自视甚高的马其顿国王来说都是最具声望（也最昂贵）的武器——尽管这些大象经常踩踏己方步兵而不是敌方步兵。与此同时，在西方，来自提尔的腓尼基人的后裔迦太基人正同罗马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迦太基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驱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了意大利。安条克用的是印度象，托勒密手里的是非洲象，而汉尼拔使用的是产自摩洛哥阿特拉斯山、现在已经灭绝的体型较小的象。
[6]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西蒙实际上在托勒密一世时期统治着耶路撒冷。原始资料相互矛盾，但他最有可能是安条克大帝的同时代人西蒙二世，这个人重筑堡垒，修复圣殿，并在圣殿山上添加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他的坟墓坐落在旧城北部、巴勒斯坦人的谢赫贾拉居民区。奥斯曼统治时期，那里一年举办一次由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庆祝的“犹太野餐”，这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所有教派共同庆祝的节日之一。今天，这个坟墓是犹太人的圣所，是以色列在附近建立定居点计划的核心。然而，像耶路撒冷的许多遗址一样，这个坟墓本身就是个谜：它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义人西蒙的葬身地。它是五百年后建造的，是一个名叫朱利娅·萨比娜的罗马贵妇的墓。
[7] 犹太人的主要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仍然在发展。逾越节是春天的节日，现在这个节日将吃无酵饼和讲出埃及的故事这两个传统活动融合在一起。在耶路撒冷，逾越节逐渐取代住棚节成为犹太人的主要节日。住棚延续至今成了今天的住棚节，住棚节时犹太小孩仍会搭建一个装饰着水果的收获小屋。圣殿的工作由利未部落的后裔，利未人和祭司们（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他们本身也是利未人的一个分支）分担。
[8] 贾森再次逃脱，在他的支持者多比雅王子西卡努斯那儿避难。西卡努斯已经统治约旦大部分地区长达四十年，他仍然是托勒密家族的盟友，即使在托勒密失去耶路撒冷之后。他同阿拉伯人打仗，还在伊拉克阿米尔建了一个有着美丽浮雕和园林的奢华堡垒。当安条克征服埃及、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时，西卡努斯无路可走：这个多比雅家族的最后一人自杀了。现在他的宫殿废墟是约旦的旅游景点之一。
[9] 《但以理书》是一本故事集，一部分出自巴比伦流亡时期，其余源自安条克占领时期：燃烧的炉火差可比拟但以理所遭受的折磨。但以理对一个谜一般的“人子”的新展望启发了耶稣。殉道热潮将在基督教兴起的前几个世纪重新上演。
8 马卡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铁锤犹大
公元前164年冬天，铁锤犹大征服了犹大全境和除安条克新建城堡阿克拉之外的耶路撒冷。当犹大看到圣殿杂草丛生、无人管理时，他悲痛不已。他燃起熏香，重新启用至圣之所，并于12月14日恢复祭祀时主持落成典礼。在这个历经浩劫的城市里，没有足够的油保证殿中的烛台燃烧不息，但不知为何，烛台里的蜡烛一直没有熄灭。圣殿的解放和再次圣化至今仍在犹太人的哈努卡节得到庆祝——哈努卡节又称“净殿节”。
铁锤——拉丁语中的“马卡比”[1]——转战约旦各地，并派他的哥哥西蒙拯救加利利的犹太人。因为犹大不在，犹太人战败了。马卡比开始反击，他占领了希伯伦和以东，在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之前摧毁了阿什杜德的异教神庙。但是，塞琉古摄政王在伯利恒南部的贝特扎加里亚（Beth Zacharia）打败了马卡比，接着围攻耶路撒冷，直到他不得不撤军平定发生在安条克的叛乱。于是，他赋予犹太人“依照自己的律法生活”并在自己的圣殿做礼拜的权利。继尼布甲尼撒之后四个世纪，犹太人终于恢复独立。
但是，犹太人尚不安全。塞琉古人尽管受内战折磨有所削弱，但实力依然强大，他们决定击溃犹太人，守住巴勒斯坦。这场凶猛复杂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年。细节部分无须赘述，期间有许多名字大同小异的塞琉古王位觊觎者，也有马卡比几乎被全歼的时刻。然而，这个足智多谋、天赋异禀的家族总是能成功恢复元气并展开反击。
俯瞰圣殿的阿克拉城堡仍然折磨着分裂的耶路撒冷。当号角吹响、祭司们再次进行献祭时，阿克拉的异教雇佣军和变节犹太人时常“突然冲出来”——据约瑟夫斯说——“杀死那些上山参拜圣殿的人”。耶路撒冷人将“所有邪恶的根源”大祭司迈内劳斯处死并选出新的大祭司。[2]但是，塞琉古人再次集结起来。他们的将军尼卡诺尔夺回了耶路撒冷。这个希腊人指着祭坛威胁说：“如果不把犹大和他的窝藏者交出来，我会把圣殿烧个精光。”
为生存而战的犹大向希腊的敌人罗马求助，罗马很快就承认了犹太人的自主统治权。公元前161年，铁锤击溃尼卡诺尔，让人砍掉他的头和手臂，将它们带回耶路撒冷。他将这些恐怖的战利品放在圣殿展览，将尼卡诺尔威胁要将圣殿撕成碎片的手和被割掉的舌头挂在外头喂鸟，将他的头悬挂在城堡上。耶路撒冷人把尼卡诺尔日当作解放的节日加以庆祝。但之后，塞琉古人打败并杀死了马卡比，耶路撒冷陷落。犹大被葬在摩丁村。似乎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犹大的哥哥们活了下来。
西蒙大帝：马卡比的胜利
逃亡两年后，犹大的哥哥约拿单从沙漠里走出来再次击溃塞琉古人，在希腊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北部的密抹建立了王庭。以外交能力著称的约拿单挑拨叙利亚国王与其对手埃及国王的关系，以收复耶路撒冷。接着，他修复了城墙，再次圣化圣殿，并于公元前153年说服塞琉古国王授予他“国王之友”这个名号，并任命他为大祭司。马卡比被施膏油礼，并在最热闹的节日住棚节戴上国王花环，穿上祭司法衣。然而，约拿单是一个与撒督毫无关系的地方祭司的后裔。至少有一个犹太教派视他为“邪恶的祭司”。
起初，约拿单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支持。菲洛梅特沿海岸向北来到约帕（即离耶路撒冷最近的海港雅法），以法老之尊接见约拿单，而约拿单以祭司之尊会见了菲洛梅特。在仆托肋买（今阿克），菲洛梅特实现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每个希腊国王的梦想：他被加冕为埃及和亚洲的国王。但是，在他胜利的那一刻，他座下的马一看到塞琉古大象便立即前蹄腾空向后仰，他从马上跌落而死。[3]
当敌对的塞琉古人争权夺利时，外交家约拿单只能不停地转换阵营。被困安条克皇宫的其中一个塞琉古王位觊觎者向约拿单求助，他给约拿单的回报是耶路撒冷的完全独立。约拿单率领两千人从耶路撒冷出发，穿过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到达安条克。犹太士兵从王宫发射箭矢，然后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穿过整个燃烧的城市，救出国王并恢复他的统治。返回犹大时，约拿单征服阿什克伦、加沙和贝特祖尔，并开始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城堡。但是，他受引诱孤身奔赴仆托肋买，会见他新交的希腊盟友，结果后者抓住他并举兵向耶路撒冷进发。
马卡比家族还没有弹尽粮绝：他们还有一个兄弟。这个人就是西蒙，他重新加固耶路撒冷并召集军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使希腊人被迫撤退，但希腊人为自己报了仇：他们杀了西蒙被囚的兄弟约拿单。公元前141年春天，西蒙突袭并摧毁了阿克拉[4]，用赞词、棕榈枝、竖琴、铙钹、六弦提琴和赞美诗在耶路撒冷庆祝之前，他将这个城堡所在之山夷为平地。“以色列摆脱了异教徒的枷锁”，犹太公会奉西蒙为世袭统治者，为他穿上金扣紫红色衣袍，除了头衔外，西蒙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是犹大国王。人们开始在契约中写道：“犹太人的领导人、最高统帅、大祭司，西蒙大帝统治元年。”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公元前134年，西蒙大帝的声望如日中天，此时他收到他女婿的晚宴邀请。晚宴上，马卡比家族第一代中的最后一人被暗杀，接着，西蒙的女婿抓住西蒙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刺客还企图抓住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希伯来语中是Yehohanan——但约翰逃到耶路撒冷并控制了这个城市。
约翰到处碰壁。当他尾随谋反者到达他们的大本营时，他的母亲和哥哥被当着他的面撕成碎片。作为家中的第三子，约翰没想过从政，但他拥有成为理想的犹太统治者的所有家族天赋，他有着“迷人的弥赛亚特征”。实际上，约瑟夫斯写道，上帝赋予约翰“三大特权”——统治这个国家、担任大祭司一职和预言的本事。
塞琉古国王西顿人安条克七世利用犹太内乱重新夺回了巴勒斯坦，并围攻耶路撒冷。当西顿人国王为住棚节奉上金角公牛这样华丽的祭品，以示和谈之意时，耶路撒冷人已经开始挨饿。约翰选择求和，同意交出除犹地亚外马卡比家族征服的所有土地，赔款500银塔兰特并拆毁城墙。
约翰不得不协助他的新主子同伊朗和伊拉克新崛起的力量帕提亚人作战。这次远征对希腊人来说是场灾难，但对犹太人来说却是神的赐福。约翰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拥有许多犹太臣民的帕提亚国王进行了谈判。希腊国王被杀后，约翰设法逃出这个泥潭，归国后恢复独立。[5]
此时，大国因内部纷争而无暇东顾，约翰因此有机会开展自大卫以来规模空前的征服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大卫为他提供了战争经费，因为约翰洗劫了大卫可能位于旧城之中的豪华陵墓。他穿过约旦征服米底巴，迫使南部的以东人（他们开始以“以土买人”著称）改宗并在拿下加利利前摧毁了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约翰围绕这个成长的城市建造了所谓的第一城墙。[6]他的王国是一个地方大国，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尽管地中海沿岸不断壮大的犹太社团是在当地的犹太会堂中进行每日祈祷的。或许是在这个充满自信的新时代，二十四书成为犹太《旧约》的公认版本。
约翰死后，他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宣布自己是犹地亚国王，这是自公元前586年以来耶路撒冷出现的第一个君主，阿里斯托布鲁斯还征服了今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以土利亚（Iturea）。但是，现在的马卡比几乎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希腊化，他们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开始和希腊暴君一样残暴行事。阿里斯托布鲁斯把他的母亲投入监狱，杀了比他更受欢迎的弟弟，这项罪行使他因内疚而发疯。然而，在他吐血身亡之际，他又担心自己活下来的傲慢弟弟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将会成为毁灭马卡比的恶魔。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亚历山大国王（Jannaeus是他的希伯来语名字Yehonatan的希腊语翻译）一控制住耶路撒冷就娶了他哥哥的遗孀并着手建立一个犹太帝国。亚历山大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薄情寡义、没心没肺——很快犹太人就因为他的放荡施虐而厌弃了他。但是，亚历山大有对邻国发动战争的自由。希腊王国江河日下，罗马人还没有过来。依靠魔鬼的运气[7]，亚历山大总能从频繁的战败和持久的野蛮行径中挺过来：因为他的野蛮残忍和他使用的希腊雇佣军，犹太人给他起了个“色雷斯人”的绰号。
亚历山大征服了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菲亚，还有北部的戈拉尼提斯（Gaulanitis，今戈兰）。但他在摩押中了纳巴泰阿拉伯人的埋伏，逃回耶路撒冷。当他在住棚节以大祭司身份主持典礼时，人们纷纷用水果砸向他。在更虔诚的法利赛人（既尊奉口头传统又尊奉成文《摩西五经》的人）的鼓励下，人们这样取笑他：因为他的母亲做过囚犯，所以他不适合当大祭司。亚历山大对这种嘲讽的反应就是发动他的希腊雇佣军，在街上杀了六千人。塞琉古人利用这次叛乱进攻了犹地亚，亚历山大在战败后逃进深山。
亚历山大在等待时机，谋划复仇。当他再次进入耶路撒冷时，他杀了他的五万子民。宴会上，他一边同嫔妃们嬉戏，一边观看八百名造反者被钉死在山周围的十字架上，借此庆祝自己的胜利。叛军的妻子儿女当着他们的面被割喉。亚历山大被他的敌人称为“狂暴的幼狮”，他后来死于酗酒，留给他的妻子萨罗米·亚历山德拉的是一个包括今以色列部分地区、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内的犹太帝国。他建议萨罗米向士兵隐瞒他的死亡，直到她控制耶路撒冷，然后同法利赛人一起统治这个国家。
这个新女王是自耶洗别的女儿以来第一个统治耶路撒冷的女人。但是，这个王朝的天数已尽。萨罗米·亚历山德拉（Salome Alexandra，Salome是Shalomzion的希腊语译文——意思是“锡安享和平”）是两个国王的遗孀，她为人精明，在法利赛人的帮助下统治她的小帝国直到六十多岁。但是，她却难以掌控她的两个儿子：长子大祭司约翰·西卡努斯二世缺乏活力，次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到目前为止又精力过剩。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所向披靡，先吞并希腊，接着是今天的土耳其。在土耳其，罗马军队遭遇希腊国王米特里达梯的抵抗。公元前66年，罗马将军庞培打败米特里达梯，然后向南进军，填补该地区的军事真空。罗马人正逼近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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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确切地说，他的家族是以哈斯蒙尼王朝著称的，为简明起见，本书以“马卡比”指称他们。马卡比与亚瑟王和查理曼一起成为中世纪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典型。铁锤查理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12世纪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和爱德华一世（1272年—1303年在位）称他们自己是“当代马卡比”。后来，鲁本斯为犹大·马卡比画了一幅像；亨德尔为他写了一部清唱剧。马卡比对以色列的激励尤为显著，以色列的许多足球队都以“马卡比”命名。作为哈努卡的英雄，犹太人历来把他们视为反抗种族灭绝暴君的自由斗士。但是一些人受今天的美国民主与吉哈德恐怖主义启发，提出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希腊人是文明的一方，与其对抗的马卡比家族则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相当于犹太人中的塔利班。
[2] 这个新的大祭司甚至不是奥尼阿斯的撒督家族成员。撒督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是奥尼阿斯四世，他现在和他的追随者一起逃到了埃及，他们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欢迎。菲洛梅特允许奥尼阿斯四世在尼罗河三角洲莱昂托波利斯市的一个废弃的埃及神庙遗址上建造犹太圣殿，奥尼阿斯四世在那儿建造了自己的耶路撒冷，那里至今仍以“犹太人之山（Tell al-Jahudiya）”著称。这些犹太王子成为有影响的埃及军官。奥尼阿斯的圣殿保留下来，直到公元70年提图斯下令将它摧毁。
[3] 菲洛梅特的继任者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因为奥尼阿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支持过菲洛梅特。即使在这个以恶毒著称的家族内部，被亚历山大里亚暴徒称作“胖子”的施惠者托勒密八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胖子报复了埃及的犹太人，聚集大象踩踏他们，但可能他们获得了神佑，大象踩伤的只是国王的随从。最残忍的是，他杀死了对他深信不疑的、14岁大的亲生儿子：胖子让人割下男孩的头、腿和手，送给孩子的亲生母亲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当这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嫁给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二世的克里奥帕特拉·特亚决定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她给了自己的儿子一杯毒药。但是，她的儿子迫使她喝下了毒药。这就是托勒密的家庭生活。
[4] 我们尚未找到阿克拉的任何痕迹。一些学者认为它就在圣殿山南边。后来希律大帝曾扩充圣殿山，所以被夷平的阿克拉山很可能就在现在的圣殿平台的下面，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对于那些质疑大卫王的统治为什么遗存甚少的人，这一事例表明，大规模建设极有可能使古代遗迹无法留存至今。
[5] 新绰号“西卡努斯（Hyrcanus）”自然是约翰帕提亚冒险之旅的结果，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里海的西卡尼亚（Hyrcania）。约翰通过重新与罗马结盟巩固他在国外的权力，又通过富裕的圣殿精英，撒督家族的后裔撒杜该人（这是他们此后的名字）的支持巩固他在耶路撒冷的权力。
[6] 城墙从圣殿山延伸到西罗亚池，再从那里延伸到希律城堡，在希律城堡所在地约翰时期的塔基至今犹存，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马卡比时期耶路撒冷的小民居。约翰的部分城墙在许多地方留存至今：在锡安山的南坡上，就在天主教公墓西边的某个地方，约翰的城墙与希西家城墙的大石比邻而立，它的旁边还有年代较晚的拜占庭皇后欧多西亚时期的石头。198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约翰和马卡比们建的地下引水渠和大水池。1870年，当人们在苦路上修建锡安姐妹修道院时，当时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水池斯特鲁席恩池。引水渠的发现揭示斯特鲁席恩池是如何获得水源，而在女修道院下面，接近苦路的地方，游客可以沿着这条如今已是圣殿隧道一部分的引水渠观光行走。马卡比们还在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深谷上架了一座桥梁。约翰住在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但是他也有可能开始在不断扩大的上城修建宫殿。
[7] 当他攻打希腊城市仆托肋买时，当时在塞浦路斯执政的托勒密九世索特尔出兵干涉并打败亚历山大。然而，他的犹太关系拯救了他：索特尔正和他的母亲，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三世交战，克里奥帕特拉三世害怕她的儿子在犹地亚掌权。而克里奥帕特拉的司令官是前任大祭司奥尼阿斯的儿子，犹太人阿纳尼亚斯，是他救了这个马卡比国王。克里奥帕特拉考虑过吞并犹地亚，但她的犹太将军劝她不要这样做，事实上，她根本指挥不动自己的军队。
9 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庞培在至圣之所
萨罗米女王去世后，她的儿子开始内斗。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在耶利哥附近打败他的哥哥西卡努斯二世。随后，兄弟俩握手言和，当着耶路撒冷众人的面在圣殿里拥抱，阿里斯托布鲁斯成为国王，西卡努斯隐退，但是他经常听从一个名叫安提帕特的奸邪外人的劝告并受他掌控。未来是这个以土买权贵[1]的。他的儿子将成为希律王。而这个能干的、堕落的家族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一个多世纪，现在的圣殿山和西墙基本上是在这个家族统治时期建造的。
安提帕特帮助西卡努斯逃到佩特拉这个“几乎和时间一样古老的玫瑰红城市”，佩特拉城是纳巴泰阿拉伯人的首府。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Aretas，阿拉伯语中是Harith）因同印度进行香料贸易而变得极为富有，他还与安提帕特的阿拉伯妻子有姻亲关系。阿雷塔斯帮助安提帕特和西卡努斯打败阿里斯托布鲁斯国王，后者逃回耶路撒冷。阿拉伯国王奋起直追，将阿里斯托布鲁斯围困在设防的圣殿山上。然而，所有这些喧嚣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庞培正在犹地亚北部的大马士革建立司令部。格涅乌斯·庞培是罗马最有权势的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指挥官，并无任何正式职位。他带领着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和北非的罗马内战中屡屡获胜。迄今为止，他已经庆祝了两次凯旋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庞培是一个有着天使面孔的谨小慎微的将军——“没有东西比庞培的脸蛋更精致”——但是这种美丽很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塞勒斯特说，庞培“面上诚实，心里无耻”，他早期的残忍行径和内战中的贪得无厌为他赢得了“小屠夫”的绰号。现在他已经在罗马立足，但罗马强人的桂冠需要不断加功添绩。他的绰号“马格努斯（Magnus）”——“大帝”——至少部分具有讽刺性。孩童时代他就崇拜亚历山大大帝，自此以后，那种荷马史诗式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王者形象，以及东方未征服的省份和战利品，对每一个追名逐利的罗马寡头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
公元前64年，庞培终结了塞琉古王国，吞并了叙利亚，他还很高兴在交战的犹太人中间调停。从耶路撒冷过来的使节不仅代表积怨已久的两兄弟，还代表法利赛人，后者恳求庞培让他们摆脱马卡比人。庞培命令双方等候他的裁决，但阿里斯托布鲁斯对罗马的过硬实力不甚了解，他鲁莽地采取了行动。
庞培突袭耶路撒冷。他俘虏了阿里斯托布鲁斯，但马卡比的家臣占领了设防的圣殿山，摧毁了连接圣殿山和上城的桥梁。庞培在毕士大池北部扎营，他围攻圣殿长达三个月，还使用投石器对它进行轰炸。罗马人再次利用了犹太人的虔诚在大斋期的安息日从北面强攻圣殿，割了守卫祭坛的祭司的喉咙。犹太人把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其他人从城垛上跳下来。一万两千人被杀。庞培摧毁了防御工事，废黜了国王，吞并了马卡比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他任命西卡努斯为大祭司，仅将犹地亚一地交给大祭司和他的大臣安提帕特统治。
庞培抗拒不了到著名的至圣之所一探虚实的机会。尽管这些东方仪式令罗马人着迷，但他们仍为自己的众神感到骄傲，蔑视犹太一神教的原始迷信。希腊人嗤笑犹太人秘密崇拜金驴首或者养肥一个人祭，只为日后吃他的肉。庞培和他的随从进入至圣之所，这是难以言喻的渎圣行为，因为即使是大祭司，一年也只有一次机会进入至圣之所。这个罗马人可能是第二个踏入至圣之所的外族人（继安条克四世之后）。然而，他恭敬地检查了黄金桌子和神圣的烛台——意识到这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神首，只有浓重严肃的神圣。庞培什么也没有带走。
庞培匆忙返回罗马参加凯旋仪式，这是为庆祝他的亚洲征服壮举而举办的。与此同时，西卡努斯被阿里斯托布鲁斯和他儿子的叛乱活动搞得焦头烂额，而真正的统治者，他的大臣安提帕特拥有赢得罗马支持的天赋，此时后者是所有权力的源泉。然而，即使这个最阴险的政治家也要应对罗马诡谲多变的政坛。庞培被迫与其他两位领导人克拉苏和凯撒以三人执政的方式共享权力，凯撒很快因征服高卢而出名。公元前55年，下一个在东方寻找荣耀的罗马寡头克拉苏到达叙利亚，他渴望取得可与他的竞争对手比肩的胜利。
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
在罗马，以富有著称的克拉苏因贪婪、残忍而臭名昭著。他为罗马独裁者苏拉的死亡名单上增添了许多受害者，而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掠夺他们的财富。他还曾将六千个奴隶钉死在阿庇安路两边的十字架上，以庆祝他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胜利。现在，他计划发动一次远征活动，推翻取代波斯人和塞琉古人统治今伊朗和伊拉克的新帕提亚王国。
克拉苏的远征经费是靠洗劫耶路撒冷圣殿获得的，他从那里偷走了庞培没有挪动的2000塔兰特，还有至圣之所的“纯金横梁”。但是，帕提亚人歼灭了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当克拉苏的头被扔到舞台上时，帕提亚国王奥拉德二世正在观赏一出希腊戏剧。奥拉德将熔化的黄金倒进克拉苏嘴里，并对他说：“现在你的生活所求得到满足了吧。”
而今，罗马的两个强人凯撒和庞培在竞相争夺最高权力。公元前49年，凯撒从高卢出发，越过卢比孔河，入侵意大利。十八个月后他打败庞培，庞培逃到了埃及。当选为罗马的独裁者后，凯撒下令追捕庞培，并在埃及人杀死庞培两天后到达埃及。在收到庞培的腌制头颅做欢迎礼物时，凯撒毛骨悚然却又深感宽慰。之前凯撒在东方征战了三十年，现在他发现埃及因国王托勒密十三世与其姐姐兼妻子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之间的恶斗而分裂，这极大地方便了他为罗马夺得东方最富裕的战利品：埃及。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被废黜的、陷入绝望境地的年轻女王居然能影响他的意志，以实现她的个人目的。
克里奥帕特拉要求秘密觐见这个罗马帝国的主人。这出桃色政治闹剧的出色演员让人把她裹进一个洗衣袋（而不是一块地毯）里抬进凯撒的宫殿——也许她已猜测到凯撒会对这种戏剧性刺激无法抗拒。常年驰骋疆场、头发花白的盖厄斯·尤里乌斯·凯撒已经五十二岁了，他为自己的秃头感到羞愧。然而，他不仅拥有战争、文学和政治天赋，还有属于年轻人的源源不断的活力，而这种令人震惊的也有点吓人的生命力使他成为一个与克拉苏和庞培的妻子都睡过的性探险者。克里奥帕特拉二十一岁，“她的美丽绝对不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外在吸引力，连同她的诱导魅力以及她所营造的气氛”，深深地让人着迷，尽管当时的钱币和雕塑显示，她有着托勒密家族特有的鹰钩鼻和尖下巴。她要夺回她的王国，要不辜负她盖世无双的血统。而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政治冒险学校的积极实践者。他们开始交往——很快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凯撒里昂——更重要的是，凯撒现在全身心地支持她。
凯撒很快发现自己身陷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埃及人开始反抗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罗马庇护人。与此同时，庞培在耶路撒冷的盟友安提帕特看到了与凯撒结盟、拯救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带领三千名犹太士兵向埃及挺进，说服埃及犹太人支持他并攻打凯撒的敌人。凯撒获得了胜利并使克里奥帕特拉成功复位。在回罗马前，心存感激的凯撒再次任命西卡努斯为大祭司和犹太人的统治者，让他修缮耶路撒冷城墙，但是凯撒把所有权力赐给了犹地亚的总督安提帕特，安提帕特的儿子们也成了地方小王：大儿子法赛尔统治耶路撒冷，小儿子希律获得加利利。
年仅十五岁的希律立刻展现了他的魄力：他追捕一群极端虔诚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死。在耶路撒冷，犹太公会被小希律的非法杀戮激怒，于是传唤他过来接受审判。但是，罗马人认识到，安提帕特和他的儿子们正是他们需要的统治这个狂暴民族的盟友。于是，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宣布希律无罪，并赋予他更多的权力。
希律原来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约瑟夫斯在书中写道：“他拥有俊美的容颜、健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希律的名字蕴含“英雄”之意，而他的魅力确实也给当时杰出的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性方面，他很饥渴——或者正如约瑟夫斯所说，他是“情欲的奴隶”——但他并不粗鲁。他在建筑方面很有品位，在希腊、拉丁和犹太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当不受政治和享乐牵绊时，他会倾听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辩论。然而，权力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对权力的渴望破坏了希律所拥有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改信犹太教的二代以土买人和一个阿拉伯母亲的儿子（所以他的哥哥取名为法赛尔-费萨尔），希律是一个能够扮演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三重角色的国际主义者。但是，犹太人从未真正包容他的混杂血统。希律在一个富裕但警觉、残忍的家庭长大，他亲眼看到自己最亲的人被杀死，感受到恐怖的便利和权力的不堪一击。长大后他用死亡做政治工具，为人偏执、敏感，几近失控，这个棱角分明的少年是一个极其野蛮又极为敏感的人，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公元前44年，凯撒被暗杀，卡修斯（暗杀凯撒的凶手之一）接管了叙利亚。希律的父亲安提帕特立刻转换阵营，但阴谋让他措手不及，他被一个力图控制耶路撒冷的对手毒杀——这个人后来被希律杀死。此后不久，卡修斯和他的刺客同伴布鲁图斯在腓立比战败，胜利者是凯撒的侄孙和养子，二十二岁的屋大维，以及传奇将军马克·安东尼。二人瓜分了帝国，安东尼获得了东方。在安东尼向叙利亚进发时，两个年轻的当权者怀着大相径庭的目的赶来觐见这个罗马强人。一个想要恢复犹太王国，另一个想要把它并入自己祖先的帝国。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克里奥帕特拉前来觐见安东尼。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王，也是世界上颇具声望的托勒密王朝的后裔，她让自己成为伊西斯-阿芙洛狄忒，前来会见她的狄俄尼索斯，因为后者能给予她祖先统治的土地。
对二人来说，这场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安东尼比克里奥帕特拉大十四岁，但正值盛年：他酗酒，脖子粗，胸肌发达，下巴突出，并且为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腿感到骄傲。他被克里奥帕特拉迷得头晕目眩，热切地追随她拥抱希腊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繁华。他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当然，他也认为自己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要求埃及人为他入侵帕提亚的计划提供金钱和给养。所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是互相需要对方，而需求通常是浪漫之母。二人通过谋杀克里奥帕特拉的姐姐（克里奥帕特拉已经杀了自己的弟弟）来庆祝他们的结盟和私通。
希律是匆忙骑马去拜见安东尼的。安东尼将军还是埃及一个年轻的骑兵指挥官时，曾受到过希律父亲的栽培。因此，安东尼任命希律和他的哥哥为犹地亚的实际统治者，任命大祭司西卡努斯为有名无实的首脑。希律通过一场王室联姻来庆祝他上升的权力。他的未婚妻是马卡比公主米利暗，米利暗因为家族内部的联姻成为两个国王的孙女。约瑟夫斯这样描述米利暗：她的身体和她的面孔一样美丽，但事实证明，这段在耶路撒冷展开的恋情将极具毁灭性。
安东尼追随身怀双胞胎的克里奥帕特拉来到她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但是，正当希律的崛起充满希望时，帕提亚人入侵了叙利亚。西卡努斯的侄子、马卡比王子安提柯为帕提亚人提供金钱1000塔兰特，并进献五百名女子，以换取自己对耶路撒冷的统治。
帕科鲁斯：回马箭
犹太人的城市起而反抗罗马傀儡希律和他的哥哥法赛尔。兄弟俩被围困在圣殿对面的王宫里，尽管打败了叛军，但帕提亚人却不那么好对付。耶路撒冷挤满了朝圣者（正值五旬节期间），马卡比的支持者打开城门迎接帕提亚王子帕科鲁斯[2]和他的门徒安提柯。耶路撒冷庆祝了马卡比的回归。
帕提亚人假装真心实意为希律和安提柯做调解，但其实，他们是在引诱希律的哥哥法赛尔跳进他们设计的陷阱。当帕提亚人洗劫这个城市时，希律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于是他把权力交给犹大国王和大祭司安提柯。[3]安提柯弄残了他的伯父西卡努斯，又割掉他的耳朵，使他没有资格再当大祭司。至于希律的哥哥法赛尔，他要么是被谋杀了，要么是被撞得脑袋开了花。
希律失去了耶路撒冷和他的兄长。他支持过罗马人，但征服中东的却是帕提亚人。他是一个善变之人，如果不是躁狂抑郁症患者，就肯定是个循环性精神病患者。但是希律对权力的追求、他所具备的敏锐智力以及对生命的留恋和求生的本能是非常强烈的。他濒临崩溃，但最终镇定下来。夜间，他召集随从逃出绝境，并开始追逐权力。
希律：逃向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的随从人员包括五百妃嫔，他的母亲、姐姐，还有他的未婚妻马卡比公主米利暗。他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骑马逃出耶路撒冷，进入草木稀疏的犹地亚山麓。国王安提柯对希律和他的妾室（这些后宫女眷显然是他打算提供给帕提亚人作为报酬的）逃脱一事极为震怒，他派骑兵进行了追捕。逃进山里的时候，希律再次崩溃并试图自杀，但他的卫兵夺走了他手中的剑。此后不久，安提柯的骑兵赶上了希律的车队。希律恢复信心后打败他们，把他的随从留在坚不可摧的山中堡垒马萨达，而他自己则逃到埃及。
安东尼已经离开埃及，前往罗马，但希律仍受到克里奥帕特拉女王的欢迎。她为他提供差事，以使他留在亚历山大里亚。事与愿违的是，希律在他未婚妻的弟弟，也是他为犹地亚王位准备的候选人——马卡比王子约拿单的陪同下，乘船奔赴罗马。而计划发动战争赶走帕提亚人的安东尼意识到，约拿单这个孩子不能胜任国王的位子；这个位子需要的是希律残酷无情的能力。
安东尼和与他共掌帝国的屋大维陪同希律来到罗马元老院，他们在那里宣布，希律为犹地亚的国王和罗马的盟友。新出炉的希律王走出元老院，世界的两大支柱屋大维和安东尼分别站在他两边，对这个从以东山区走出来的犹太和阿拉伯混血儿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同这二人的关系将是他四十年恐怖和辉煌统治的基础。然而，他离统治一个王国还有很长一段路：帕提亚人仍然占据着东方，安提柯还统治着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希律是一个罗马走狗和以土买杂种。希律将不得不一寸一寸打下自己的王国，然后占领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以土买人，《圣经》中的以东人，是在耶路撒冷南部建立据点的坚韧不拔的异教士兵，他们已经在约翰·西卡努斯的胁迫下全体改信犹太教。安提帕特的父亲也是一个改宗者，他被亚历山大任命为以东总督，不过他们这个家族的发源地是腓尼基的海滨城市。
[2] 帕科鲁斯是安息王朝曾经打败克拉苏的万王之王奥拉德二世的儿子和储君。帕提亚人从他们的家乡里海以东开始扩张，公元前250年左右脱离塞琉古人，建立起一个挑战罗马强权的新帝国。帕科鲁斯军队的先锋部队是他的帕勒万骑士团，骑士团的骑士身着重盔甲和宽松长裤，手中挥舞着12英尺（约3.7米）长的长矛、斧头和狼牙棒。全速冲锋的时候，这些重装甲部队曾在卡雷摧毁过罗马军团。他们还有一支民兵，就是以速度和越肩射击准确度著称的马上弓箭手——回马箭队。但是，帕提亚也有一个封建缺陷——它的国王经常任由实力超强的、不顺从的贵族摆布。
[3] 已故国王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的儿子安提柯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所铸钱币上的图案，正面是圣殿的烛台（他的家族标志），还有希腊语的“国王安提柯”几个字，背面是圣殿里的无酵饼供桌，还有希伯来语的“大祭司玛他提亚”几个字。
10 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卡比
希律乘船前往仆托肋买，他集结军队，开始征服他的王国。当叛军在加利利易守难攻的洞穴里坚持抵抗时，他用锁链吊着大箱子将他的士兵放下去，这些配备了铁钩的士兵将希律的反对者钩出来，然后把他们扔到谷底。然而，希律还需要安东尼的支持以夺取耶路撒冷。
罗马人正击退帕提亚人。公元前38年，当希律率军北上为安东尼提供帮助并向其求助时，安东尼正率兵围攻帕提亚人在萨莫萨塔（Samosat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要塞。希律到来时正值安东尼遭遇帕提亚人的伏击，希律展开反击并解救了安东尼的军需车队。直率的安东尼像欢迎老战友一样欢迎希律，他在全军面前热情地拥抱他，并检阅士兵以向这位年轻的犹地亚国王致敬。心怀感激的安东尼以希律的名义派出三万步兵和六千骑兵围攻耶路撒冷。当罗马人在圣殿的正北方向扎营时，希律娶了十七岁的马卡比公主米利暗。经过四十天的围攻，罗马人攻陷了耶路撒冷的外墙。两周后，罗马人闯进圣殿，“像群疯子一样”洗劫了这个城市，在狭窄的街道上肆意砍杀耶路撒冷人。为了制止屠杀，希律不得不贿赂罗马人——然后把被捕的安提柯交给安东尼，安东尼体贴入微地将最后一个马卡比国王予以斩首。之后，这个罗马强人带领十万士兵入侵帕提亚。他的军事能力被过分夸大；对安东尼来说，这场远征活动几乎是场灾难，他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克里奥帕特拉的军需供应拯救了幸存者。此后，安东尼一直未能恢复他在罗马的声誉。
希律王铲除了犹太公会七十一名成员中的四十五名，以此庆祝他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他摧毁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拥有四座塔楼的方形城堡安东尼亚，该塔以希律的庇护人安东尼命名，它巨大得足够俯瞰整个城市。除了石凿地基的痕迹外，安东尼亚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希律的许多要塞留存了下来：他的每个山顶要塞的设计都是集固若金汤的防卫和无与伦比的奢华于一体。[1]尽管有这些要塞，但希律从未感觉安全，而今他不得不保护他的王国免受两个女王的阴谋波及——这两个女王分别是他的妻子米利暗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和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可能令马卡比们感到畏惧，他自己也对马卡比家族的人怀有戒心，其中最危险的一个正与他同床共枕。现年三十六岁的国王爱上了文雅、纯真、目中无人的米利暗。而米利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正是现实中典型的来自地狱的岳母，她立刻开始同克里奥帕特拉密谋铲除希律。姓马卡比的女人们都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亚历山德拉怨恨自己的女儿嫁给血统混杂的希律，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按照公元1世纪野蛮的政治标准，她也不是精神病患者希律的对手。
老西卡努斯因为身体残疾不能继续在圣殿任职，所以亚历山德拉想让她十几岁的儿子，即米利暗的弟弟约拿单当大祭司，这是拥有一半阿拉伯血统的以土买暴发户希律所不能企及的。凑巧的是，约拿单不仅是个合法的国王，还拥有摄人心魂的美貌，在当时这被视为神宠的标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群簇拥。希律忌惮这个少年，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比伦犹太人推上了大祭司之位，想借此解决这个心头之患。亚历山德拉秘密向克里奥帕特拉求助。此时，安东尼已经将黎巴嫩、克里特和北非的土地并入克里奥帕特拉的王国，还将希律最有价值的财产——香脂树和耶利哥的果园送给她。[2]后来，希律又将香脂树和果园从克里奥帕特拉那儿租了回来，所以，很明显，克里奥帕特拉觊觎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她祖先的土地犹地亚。
米利暗和她的母亲把漂亮的约拿单当作美味的食物拿来诱惑别人，她们给安东尼寄了一幅约拿单的画像。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安东尼对男性美的欣赏不亚于对女性美的欣赏。克里奥帕特拉承诺支持约拿单对王位的诉求。于是，当安东尼传唤这个男孩时，希律大为惊惧，他拒绝让这个男孩离开。当克里奥帕特拉为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儿子提供政治庇护时，希律则派人在耶路撒冷严密监视他的岳母。但是，亚历山德拉命人造了两副棺材，用棺材将她和她的儿子偷渡出王宫。
最后，希律因抵挡不住妻子的恳求和民众对马卡比的拥戴，不得不在住棚节任命约拿单为大祭司。当约拿单身着华丽长袍、头戴王室祭司头饰走上祭坛时，耶路撒冷人对他交口称赞。然而，希律以希律家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邀请大祭司和他一起住进他在耶利哥的豪华王宫，并且表现得极为友善。那天晚上闷热潮湿，约拿单受人鼓动前去游泳。在充满欢乐的游泳池里，希律的党羽把约拿单按到了水里，于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就漂浮在那里。米利暗和她的母亲伤心欲绝，怒不可遏；耶路撒冷一片哀鸣。在约拿单的葬礼上，希律本人也“泣不成声”。
亚历山德拉向克里奥帕特拉报告了这次谋杀，而克里奥帕特拉的同情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她至少杀死了她的两个，也可能是三个兄弟。克里奥帕特拉劝说安东尼把希律叫到叙利亚。如果克里奥帕特拉得逞的话，希律将有去无回。而希律也为这次冒险之旅做了准备，并用他邪恶的方式展示了他对米利暗的爱：他把米利暗交给他的叔叔——他不在时的耶路撒冷总督约瑟夫保护，但下令一旦他被安东尼处死的话，米利暗也将立刻被处以死刑。希律离开期间，约瑟夫一再告诉米利暗国王是多么爱她，国王对她的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约瑟夫补充说——国王宁愿杀死她也不愿她没有国王的陪伴独活。这些话令米利暗瞠目结舌。耶路撒冷到处充斥着希律已死的谣言。希律不在的时候，米利暗对国王的姐姐萨罗米发号施令，而后者则是这个险恶宫廷中最恶毒的一个玩家。
在老底嘉，希律这个操控罗马权贵的专家迷倒了安东尼，安东尼原谅了他，两人不分昼夜地参加宴会。希律回来后，萨罗米告诉她弟弟他们的叔叔约瑟夫勾引米利暗，而他的岳母正在策划谋反。但希律和米利暗不知怎地和好了。他宣示了对她的爱，“两人拥抱、哭泣”，直到米利暗透露自己已经知道希律要处死她的计划。受嫉妒折磨的希律将米利暗软禁在家里，并处死了他的叔叔约瑟夫。
公元前34年，继先前的失败远征之后，安东尼通过成功入侵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再次展示了罗马的实力。克里奥帕特拉陪伴他到幼发拉底河，并在返回的路上拜访了希律。这两个迷人的魔鬼厮混数日，在调情的同时考虑着怎么杀死对方。希律声称克里奥帕特拉试图勾引他：这可能是她对付任何一个能够为她做事的男人的一贯方式。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希律抵住了她的诱惑并决定杀死这条古尼罗河之蛇，但他的参事们强烈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这个埃及女王返回了亚历山大里亚。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安东尼将她推上“万王之王”的宝座。她和凯撒的儿子，年仅十三岁的凯撒里昂，成为埃及的共治法老，她和安东尼的三个儿子则分别成为亚美尼亚、腓尼基和昔兰尼的国王。在罗马人眼中，这种东方式举动看起来既违背罗马精神，又缺乏男子气概，也一点都不明智。安东尼试图通过他唯一一部已知的文学著作《论饮酒》（On his Drinking）来为他的东方酒宴开脱。他还给屋大维写信说：“你怎么就变了呢？就是因为我搞上了埃及女王吗？在哪里跟谁寻欢作乐真的重要吗？”但是它确实重要。克里奥帕特拉被视为红颜祸水。当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合作关系破裂时，屋大维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公元前32年，元老院撤销了安东尼的统治权。接着，屋大维对克里奥帕特拉宣战。双方在希腊会战：安东尼召集了他的部队，而克里奥帕特拉集结了她的埃及军队，以及腓尼基舰队。这是一场决定世界霸权的战争。
奥古斯都和希律
希律不得不支持获胜者。他提出加入安东尼在希腊的军队，但安东尼却命令他进攻今约旦的纳巴泰阿拉伯人。到希律征战回来时，屋大维和安东尼正在亚克兴交战。安东尼不是屋大维的指挥官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对手，他在海战中惨败，和克里奥帕特拉一起逃回埃及。而屋大维会灭了安东尼的犹太人国王吗？
希律再次做好赴死的准备。他让他的弟弟腓罗拉斯代管一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勒死了老西卡努斯。希律把他的母亲和姐姐安置在马萨达，把米利暗和亚历山德拉留在另一个山顶要塞亚历山大里亚。同前一次赴死一样，如果他遭遇不幸，士兵会遵照他的命令处死米利暗。安排好一切后，他乘船前去应对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
屋大维在罗德岛接见希律。希律精明、直率地应对了这次会面。他谦卑地将他的王冠放在屋大维脚下。接着，他没有否认与安东尼的关系，而是请求屋大维不要考虑他曾是谁的朋友，而考虑“他是什么样的朋友”。最终，屋大维把王冠交还给他。希律胜利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跟随屋大维前往埃及。他们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时，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刚刚自杀，安东尼用刀片，克里奥帕特拉用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屋大维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他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拘谨、干练、冷漠、挑剔的管理者成为希律最可信赖的保护人。实际上，皇帝和他的副手，相当于他的合作伙伴——直言不讳的马库斯·阿格里帕都与希律的关系非常亲密，用约瑟夫斯的话说，“皇帝除了阿格里帕之外，最好的朋友就是希律，而阿格里帕除了皇帝之外，也没有比希律更好的朋友”。
奥古斯都将希律王国的领土扩展为包括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片土地。和奥古斯都一样，希律是一个冷冰冰的、颇有能力的管理者：当饥荒爆发时，他变卖了自己的黄金，从埃及进口粮食，使犹太人免受饥饿之苦。他掌管着一个半希腊化、半犹太化的宫廷，服侍他的是漂亮的宦官和嫔妃。他的许多随从是从克里奥帕特拉那里接收过来的。他的书记员——大马士革的尼古劳斯曾是克里奥帕特拉孩子们的家庭教师[3]，他的四百名加拉太贴身侍卫曾是克里奥帕特拉的贴身侍卫——奥古斯都把他们当作礼物送给了希律，这些人由此加入了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队。现在由这些金发碧眼的蛮族人为这个最国际化的国王应付折磨和谋杀：“希律就血统而言是腓尼基人，就文化而言是希腊人，就出生地而言是以土买人，就宗教而言是犹太人，就居住地而言是耶路撒冷人，就公民身份而言是罗马人。”
希律和米利暗住在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在那里，他是犹太人的国王，每隔七年要进圣殿诵读一次《申命记》，并任命大祭司，大祭司的法衣由他保管在安东尼亚。而在耶路撒冷之外，希律是一个慷慨的希腊君主，他的新异教城市——主要是海边城市凯撒利亚和撒玛利亚遗址上的色巴思（Sebaste，希腊语中的“奥古斯都”）——是由神庙、竞技场和宫殿组成的豪华建筑群。他甚至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希腊风格的剧院和竞技场，在这里他举办了亚克兴运动会，以庆祝奥古斯都的胜利。当这种异教表演引发了一场犹太阴谋时，希律处死了密谋者。但他深爱的妻子并没有庆祝他的胜利。王宫被马卡比王子和希律王子之间的斗争搞得乌烟瘴气。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当希律离开时，米利暗再次诱哄她的看管人告诉她，如果她的丈夫回不来的话，她将会被如何处置。希律发现米利暗就个人而言极有魅力，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毒瘤：她公开指责希律杀了她的弟弟，有时她让整个宫廷都知道她拒绝与希律做爱，借此羞辱希律；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又和好如初。米利暗虽然为希律生了两个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策划怎样毁灭希律。她还嘲笑希律的姐姐萨罗米平淡无奇。希律在爱恨之间纠结不已，他因为在感情中掺杂了对权力的欲望而变得更加无法自拔。
希律的姐姐萨罗米将米利暗对希律的影响归结为巫术。她把米利暗用春药迷惑希律的证据交给希律。米利暗身边的宦官在饱受折磨之后说出了她的罪行。希律不在时，负责看护米利暗的人也被下令处死了，而米利暗本人则被关在安东尼亚，然后接受审判。萨罗米不断揭发米利暗的罪行，决心置这位马卡比王后于死地。
米利暗被判处死刑。这时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公开斥责她，希望能借此自救。群众的反应是喝倒彩，发出一片嘘声。被执行死刑时，米利暗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灵魂的高尚”，她说她很遗憾她的母亲以那种方式暴露自己。米利暗可能是被绞死的，她死的时候像一个真正的马卡比一样“面不改色”，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她高贵的血统和传承”。希律因悲伤而发狂，他相信他对米利暗的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旨在摧毁他。他绕着宫殿惊声尖叫，命令仆人寻找米利暗，并试图利用宴会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宴会却以他为米利暗哭泣而结束。后来，希律生病了，身上长满疔子。而此时亚历山德拉则趁机夺权，事败后希律将她处死，然后杀害了自己的四个密友，因为这些人可能亲近过他美丽的王后。希律始终未能从米利暗之死中完全恢复，这个祸根将转过来摧毁另一代人。后来，《塔木德》声称，希律将米利暗的尸体保存在蜂蜜里，这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这听起来甜蜜又不失恐怖，恰恰反映了他和米利暗的爱情。
米利暗死后不久，希律开始着手他的杰作：耶路撒冷。希律觉得圣殿对面的马卡比宫殿不够宏伟，而安东尼亚要塞必定经常受米利暗的鬼魂光顾。公元前23年，希律建起了一座新的有塔楼的城堡和宫殿群，一个耶路撒冷中的耶路撒冷，借此扩展他的西部防线。希律城堡周围是45英尺（约13.7米）的高墙，上面建了三座塔，它们的名字都非常感情化。最高的一座塔名叫“希皮库斯”（Hippicus，以战死沙场的一个年轻朋友的名字命名），高128英尺（约39米），底座面积45平方英尺（约4.2平方米），另外两座塔的名字分别是“法赛尔”（以他去世的哥哥命名）和“米利暗”[4]。安东尼亚要塞可以俯瞰圣殿，而这座城堡能俯瞰整个城市。
希律在城堡南边修建了自己的宫殿，漂亮的穹顶下面是两个以他的保护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命名的豪华套房，套房用大理石做墙壁，香柏木做横梁，上面镶嵌着精致的马赛克图案和金、银饰品。宫殿周围建着庭院、柱廊、门廊，还附带绿色的草地、郁郁葱葱的树林及冷水池和瀑布形成的沟渠，沟渠上面是鸽舍（希律可能是用信鸽与他的行省通信的）。希律从克罗地亚获得的财富负担了整个工程的建设：他是地中海地区仅次于皇帝的最富有的人。[5]宫殿的喧嚣、圣殿的号角以及远处城市的喧闹都被鸽子的咕咕声和泉水的叮咚声所抚平。
然而，希律的宫廷一点都不平静。他的兄弟是冷酷无情的阴谋家；他的姐姐萨罗米是盖世无双的恶魔；他后宫的女人们则一个个都像国王一样偏执而富有野心。希律的纵欲使政治变得更加复杂——约瑟夫斯在文中说，他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在米利暗之前，希律已经娶了一个名叫多丽斯的妻子；在米利暗之后，希律又娶了至少八个妻子。他挑选美人是为了满足爱或欲望，他再也没有按照血统挑选妻子。除了五百多名后宫佳丽外，希律的希腊式爱好还延伸到宫中的内侍与宦官。但是，他半受溺爱半受忽视的儿子们日益增多，而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渴望权力的母亲，因此这些孩子也就成了魔鬼的幼雏，就连他这个善于利用局势的傀儡也在想方设法化解这些嫉妒和仇恨。不过，宫廷斗争并没有分散希律对他最珍视的工程的注意力，他清楚耶路撒冷的声望与他自己的威望休戚相关，因此，他决定要在这方面与所罗门并肩。
希律：圣殿
希律拆毁了现存的第二圣殿，在它的原址上建起了一个世界奇迹。犹太人害怕他摧毁旧殿却不建成新殿，于是他召开一次市政会议，说服这些人，为每个细节问题做好安排。他把一千名祭司培训成建筑工人，与此同时，黎巴嫩的香柏木林被砍倒，横梁木沿海岸漂流直下。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采石场，巨大的、闪着黄光的方石，还有几乎纯白的石灰石，被标记、分割。一千辆四轮马车被召集起来，但石头太过巨大：在圣殿旁边的隧道里，有一块长44.6英尺（约13.6米）、高11英尺（约3.4米）、重六百吨的石头。[6]由于所罗门在修建圣殿时从未让嘈杂声、敲打声污染这个地方，所以希律要求保证一切物品都在场外准备好，然后静静地归位。至圣之所在两年内完工，但整个建筑群八十年都没有建好。
希律往下挖到基岩处，从那里开始修建，所以他摧毁了所罗门圣殿和所罗巴伯圣殿的残余部分。由于受汲沦峡谷的陡峭地形所限不能向东扩展，希律将圣殿山的休憩广场向南拓展，他用八十八根顶梁柱和十二个拱门构成的地下建筑填充空间，从而在上面搭建出一个3英亩（约1.2万平方米）见方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古罗马广场的两倍大，它现在的名字是“所罗门马厩（Solomon's Stables）”。直到现在，东墙上的接缝仍然清晰可见，就在距城西南约105英尺（约32米）处，接缝左边是希律时代的方石，右边是马卡比时代的小石块。
距离至圣之所越近，圣殿的庭院就越小。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能进入巨大的非犹太人之庭，但女院周围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警告文字：异邦人！勿擅闯圣殿铁栅和围栏
无视于此
将自招灾祸
死亡紧随而至
五十级台阶上面是一扇通往以色列之庭的大门，以色列之庭对所有犹太男性开放，该庭院通向众人不能进入的祭司之庭。祭司专用庭院里坐落着包括至圣之所在内的圣堂。据说，它就建在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那块石头上，大卫也在这里建了他的祭坛。祭祀活动是在燔祭品祭坛上进行的，该祭坛就在女院和橄榄山的对面。
安东尼亚要塞守卫着北部的圣殿山。希律在那里建造了自己专用的通往圣殿的秘密隧道。他可以沿着高大的阶梯，经过二重门和三重门，穿过通向圣殿的装饰着鸽子和花朵的地下通道从南面走进圣殿。在西面，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溪谷进入圣殿。该桥是双层的，就好像一条引水渠，负责将水引入一个巨大隐秘的蓄水池中。圣殿陡峭的东墙上开着书珊门（Shuhan Gate），该门只供前往橄榄山敬拜满月，或者用祭品中最稀少、最神圣、没有一点瑕疵的红色小母牛献祭的大祭司使用。[7]
四面八方都有立柱支撑的柱廊，但其中最宏伟的是皇家柱廊——一个巨大的俯瞰整座山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大约七万人在希律之都居住，但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圣。和所有热闹的圣所一样，即使在今天，圣殿也需要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一个举办宗教仪式的场所。这就是皇家柱廊。参观者可以在繁忙的购物街买东西，该街在宏伟的拱门下面，沿西墙而建。参观圣殿的时间到来时，香客们在众多浸礼池里沐浴净身——已经在南入口周围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池子。爬上其中一个通往皇家柱廊的宏伟阶梯，在祈祷时间到来前，香客们就可以在皇家柱廊所在地眺望城市全景。
在东南角，高耸的殿墙和汲沦峡谷的悬崖峭壁组成一个名叫“山巅”的险峻山峰，《福音书》中说这里是魔鬼撒旦诱惑耶稣的地方。在圣殿的西南角，祭司们面朝繁华的上城，用响彻山谷的号角声宣布节日开始，每周五晚上，他们也在这里宣布安息日开始。据说公元70年，被提图斯推落山谷的一个石块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祭司们“吹响号角的地方”。
圣殿的设计由国王和他的无名建筑师（发掘出的一个骨罐盒上刻着“西蒙，圣殿建造者”的铭文）负责，它展示了这些人对空间和活动场所的出色见解。光彩夺目、令人敬畏的希律圣殿外面镶满金片，太阳初升的时候，金片反射出来的炽热光线是如此耀眼，以至于参观者们不得不挪开视线。从橄榄山抵达耶路撒冷，耸立的圣殿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这就是耶稣所见、被提图斯摧毁的圣殿。希律的休憩广场留存至今，因为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清真寺建在希律时代的石头上，这些石头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其中尤以犹太人敬崇的西墙为最。
圣所和广场完工之时（据说白天没有下雨，所以工程一直没有延期），因为希律不是祭司，所以无法进入至圣之所，但是他献祭了三百头公牛以表庆贺。希律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点，然而，他毋庸置疑的伟大功绩却受到了他亲生子女的挑战，过去的罪孽又回来纠缠未来的继承人。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现在希律至少有十个妻子所生的十二个孩子。他似乎对大部分儿子都置之不理，除了米利暗生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这两个孩子有着一半的马卡比血统和一半的希律血统，他们将成为希律的继承人。希律把他们送到罗马，在那里奥古斯都亲自监督他们的学习。五年后，希律把这两个少年王子接回家结婚：亚历山大娶了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女儿，阿里斯托布鲁斯娶了希律的外甥女。[8]
公元前15年，马库斯·阿格里帕前来视察希律的耶路撒冷，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奥古斯都的色情狂女儿朱利娅。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伙伴、亚克兴海战的获胜者，他已经和希律成为朋友，希律骄傲地向他展示自己的耶路撒冷。阿格里帕住在希律城堡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间里，并在那里举办宴会向希律致敬。之前，奥古斯都已经在圣殿里为犹太人的神耶和华奉上每日的祭品，现在阿格里帕又奉献了一百头公牛。他为人处世是如此老练圆滑，以至于连挑剔的犹太人也给予他在所经之路铺设棕榈叶的荣耀，而希律们更是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之后，希律和阿格里帕率领舰队游览希腊。当当地犹太人对希腊人的压迫提出上诉时，阿格里帕对犹太人的维权行为给予了支持，希律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两人还以平等的身份相互拥抱。然而，在希律结束与罗马贵人的亲切交谈，启程返回耶路撒冷后，他却遭遇了亲生子女的挑战。
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两位王子深受罗马教育熏陶，他们继承了父母的相貌和高傲，很快便将他们母亲的死归咎到他们父亲身上，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蔑视混血的希律族人，其中娶了国王女儿的亚历山大尤为自负。他们都对阿里斯托布鲁的希律妻子嗤之以鼻，也因此折辱了她的母亲——他们危险的姑姑萨罗米。他们夸口说，等他们做国王的时候，他们会让希律的妻子们和奴隶一起劳动，并把希律的其他儿子当文书使用。
萨罗米把这一切报告给希律，希律悲愤于这两个小王子的忘恩负义，同时也担心这两个恃宠而骄的孩子会背叛他。长期以来，他一直忽视了他的大儿子，也就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安提帕特。但在公元前13年，希律忽然想起了安提帕特，他请求阿格里帕带安提帕特来到罗马，并将一份密函呈给皇帝：这是希律的遗嘱，这份遗嘱剥夺了两个男孩的继承权，将王国留给了安提帕特。希律的新继承人大概只有二十五岁，他因父亲的长期忽视和兄弟间的嫉妒而心怀怨恨，于是他和他的母亲密谋要铲除那两个被剥夺继承权的王子，他们指控这两个王子谋反。
希律请求正逗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阿奎莱亚市的奥古斯都来审判这三个王子。奥古斯都促使他们父子和解，结果希律乘船回家，在圣殿的庭院里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他的三个儿子将共享王国。多丽斯、安提帕特和萨罗米出于自己的私心开始破坏这次和解，而两个男孩的傲慢正好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亚历山大王子告诉所有人，希律染了头发以使自己看起来年轻，他还透露外出打猎的时候，他故意偏离目标以使父亲心里舒服。亚历山大还引诱希律身边的三个宦官向他吐露希律的秘密。希律逮捕了亚历山大的仆人并对他们用刑，直到其中一人坦白说他的主人计划在外出狩猎时暗杀希律。亚历山大的岳父、正在此看望女儿的卡帕多西亚国王再次令这对父子和解。而希律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送给卡帕多西亚一个非常具有希律特色的礼物：一个妓女，此人对自己的名字潘尼西斯（Pannychis）深感得意，而该词的含义是“通宵达旦”。
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对仆人的严刑拷打使亚历山大写给亚历山大里亚要塞指挥官的信公之于众，信上说：“当我们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时，我们会去找你。”希律梦见亚历山大对他举起匕首，这个噩梦是如此逼真，以至于他把两个男孩抓了起来，孩子们承认他们正计划逃走。希律不得不咨询奥古斯都，而后者迄今为止已经厌烦了他这位老友的越轨行为——尽管皇帝本人对淘气的孩子和复杂的继承次序并不陌生。奥古斯都裁定，如果男孩们密谋反对希律的话，希律有权惩罚他们。
希律将审判地点定在他官方管辖权之外的贝鲁特，这被认为是一个适合的审判地点。如希律所愿，两个男孩被判处死刑，自从他开始大兴土木美化耶路撒冷以来，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惊讶。希律的顾问建议宽恕他们，然而，当有人暗示男孩们正在收买军队时，希律处死了三百名军官。王子们被押回犹地亚处以绞刑。他们的母亲米利暗的悲剧——马卡比家族的诅咒——应验到他们身上。而奥古斯都并不感到高兴。他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于是一本正经地评论道：“我宁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当他的儿子。”然而，这只是大希律王衰落这场恐怖剧的开始。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国王现在六十多岁了，身体欠佳，疑惧心重。安提帕特是唯一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还有其他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希律的姐姐萨罗米也开始设计陷害安提帕特：她逮住一个仆人，此人声称安提帕特打算用一种神秘的药物毒害希律。在罗马觐见奥古斯都的安提帕特匆忙回国，快马加鞭直奔耶路撒冷王宫，但是他在到达父亲身边前被当场逮捕。审判他的时候，可疑之药被安排让一个罪犯服下，罪犯立刻倒地身亡。而进一步拷问发现，是奥古斯都之妻、利维娅皇后身边一个精通毒药的犹太奴隶伪造信件陷害萨罗米的。
希律将证据寄给奥古斯都并立下他的第三份遗嘱，将王国留给他的另一个儿子安提帕斯，就是那个后来遇见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希律[9]。希律的病情影响了他的判断，削弱了他对犹太反对派的掌控。他将一只镀金铜鹰放到圣殿大门上。而一些学生爬上房顶，当着庭院众人的面顺绳索滑下，砍掉了铜鹰。安东尼亚要塞的军队冲进圣殿，逮捕学生。在经过希律的病榻时，学生坚持声称他们是依《摩西五经》行事，结果这些学生被活活烧死。
希律王倒下了，他承受着痛苦、可怕的溃烂：开始是全身发痒，肠子内部出现灼热感，接着，双脚和腹部肿胀，并发结肠溃疡。他的身体开始分泌透明的液体，他几乎无法呼吸，身上还散发着恶臭，而他的生殖器官异常肿胀，直到他的阴茎和阴囊突然溃烂产生坏疽，而坏疽又繁衍出一大群蠕虫。
腐烂的国王希望能在他温暖的耶利哥王宫康复，然而，当他的痛苦加重时，他被抬到了卡里尔霍温暖的硫磺浴池（该浴池至今仍存在于死海地区），而硫磺只能加重他的痛苦。[10]在用热油治疗时，他昏了过去，然后被抬回耶利哥，在那里他召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精英，这些人之前被他关在竞技场里。希律不可能打算杀死这些圣殿精英，他或许只是想在拘留所有捣乱显贵的同时巧妙地处理继承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约书亚·本·约瑟或曰耶稣（亚兰语）的孩子出生了。他的父母是木匠约瑟和约瑟十几岁的未婚妻，他们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他们不比农民富裕，但据说他们传承自古老的大卫家族。他们去伯利恒旅行时，这个“将统治我民以色列”的孩子耶稣降生了。据圣路加所说，在出生第八天行过割礼后，“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将他呈给上帝”，并按犹太传统在圣殿献祭。一个富裕的家庭会奉献一只羊，甚至一头牛，但约瑟只能拿出两只斑鸠或鸽子。
《马太福音》中说，希律在弥留之际，命令他的军队杀死所有新生儿，以铲除这个大卫家族的孩子，然而，约瑟避走埃及，直到听说希律王已经过世。当时应该有救世主降临的传言，而希律也害怕一个冒充大卫家族的人出来谋反，但没有证据证明希律曾听说过耶稣，或屠杀过新生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恶魔竟然因为他未犯之罪而被特别记住。至于那个拿撒勒的孩子，大约在此后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11]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奥古斯都皇帝给希律的答复是，他已经将利维娅的女奴打死，希律可以随意处置安提帕特王子。然而，希律现在饱受折磨，他拿起匕首想了结自己。这场喧嚣使关在附近牢房的安提帕特相信老暴君已死，他兴高采烈地叫他的看守打开牢门。最后，安提帕特成了犹太人的国王吗？监狱看守也听到哭声，他匆忙进宫，发现希律并没有死，只是发了疯。希律的仆人把刀从希律的手里夺走。这个监狱看守向希律汇报了安提帕特的谋逆行为。这个满身脓疮、行尸走肉般的国王敲打着自己的头部，大声怒吼，向他的卫兵下令立刻杀死这个令人讨厌的儿子。然后，他重立遗嘱，将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十几岁大的儿子——耶路撒冷和犹地亚被分给了阿基劳斯。
五天后，即公元前4年3月，在位三十七年、挺过“成千上万次危险”的大希律王死了。年仅十八岁的阿基劳斯载歌载舞，尽情享乐，仿佛死的是一个敌人，而不是他的父亲。他的这种行为就连希律的古怪家人都震惊不已。出灵时，希律那头戴王冠、手握权杖的尸体被放在铺着紫色帷幔、装饰着黄金的灵车上——领头的是阿基劳斯，紧随其后的是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兵，接着是五百个携带香料（味道肯定非常刺鼻）的仆人——他们跋涉24英里（约39千米）来到希律的山顶要塞。希律就葬在那儿的一座墓里[12]，此墓已经消失了两千年。
阿基劳斯归来控制耶路撒冷，登上圣殿的黄金王座，他在那里宣布缓和希律的严厉政策。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来过逾越节的朝圣者，许多人相信国王的死亡预示着末日救赎的到来，于是他们在圣殿中疯狂跑动。阿基劳斯的卫兵被人扔了石头，于是刚刚承诺会放松控制的阿基劳斯立刻派骑兵进来，这些人在圣殿屠杀了三千人。
这个十几岁的独裁者让他可靠的弟弟菲利普负责王国事务，他自己则搭船前往罗马，向奥古斯都确认自己的继承权。然而，他的另一个弟弟安提帕斯也想抢在他前面赶到罗马，希望为自己赢得这个王国。阿基劳斯刚离开耶路撒冷，奥古斯都就派他的地方总管萨比努斯洗劫了希律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寻找他隐藏的财富，从而引发了更多的骚乱。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南下恢复秩序，但前来过五旬节的加利利、以土买匪帮占领了圣殿，并在萨比努斯躲在法赛尔塔中不肯出来时屠杀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罗马人。
在耶路撒冷之外，三个反叛分子（他们都曾是奴隶）自立为王，放火烧了希律的王宫并“疯狂地”四处劫掠。这些自封的国王是伪先知，他们的存在证明耶稣确实出生在一个宗教投机十分活跃的年代。犹太人在希律当政时期盼先知的到来迟迟无果，现在却一下子来了三个。瓦鲁斯打败并杀死这三个先知，[13]但此后伪先知接连不断地出现，罗马人也持续不停地捕杀他们。瓦鲁斯在耶路撒冷附近将两千名造反者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在罗马，现年六十岁的奥古斯都倾听了希律家族的争吵，确认了希律的遗嘱但收回了国王的称号，仅任命阿基劳斯为犹地亚、撒玛利亚和以土买的统治者，任命安提帕斯为加利利和佩里亚（今约旦的一部分）的小王，任命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菲利普为其余地区的小王。[14]在阿基劳斯位于耶路撒冷的罗马别墅里，富人的生活是离经叛道的、希腊式的、与犹太传统相去甚远的：1911年，一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埋葬了两千年的银质高脚杯被一个美国收藏家买走，它描绘了露骨的同性交合场面——一面是一个人用滑轮降落到娈童身上，而一个奴隶偷窥狂正在透过大门偷看；另一面是两个身体柔软的男孩在沙发上纠缠。事实证明，阿基劳斯是如此残暴、无能、不切实际，以至于十年后，奥古斯都将他废黜，并流放到高卢。犹地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而耶路撒冷受沿海的凯撒利亚统治，归一连串职位较低的总督管理。罗马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人口普查，以登记纳税人的信息的。对罗马权力的屈服使犹太人颜面尽失，这足以引起一场小规模的暴动，而据路加回忆说，把人口普查当作耶稣一家来到伯利恒的原因，可能是不正确的。
希律·安提帕斯统治加利利长达三十年，他一直梦想获得他差点继承下来的他父亲的王国，直到施洗者约翰，一个有魅力的先知突然从沙漠中出现，取笑他并向他发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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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被杀的犹太公会成员可能葬在装饰华丽的犹太公会墓，犹太公会墓至今仍坐落在耶路撒冷旧城北部，墓碑上装点着石榴和爵床叶图案。至于希律的山顶要塞，其中最著名的是以下几个：马萨达，公元73年，最后一批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斗士在这里集体自杀；马卡鲁斯，是施洗者约翰被希律其中一个儿子斩首的地方；而人造的希律之丘则是希律和他的儿子们的葬身之地。
[2] 这两种东西位居古地中海地区最昂贵的奢侈品品牌行列：耶利哥的椰枣酿造的椰枣酒；香脂果园出产的吉莱特香脂（Balsam of Gilead），这种香脂因为治疗头疼和白内障有奇效而备受珍视，此外，它还是最昂贵的香料。除了以上地区，克里奥帕特拉还吞并了包括约帕（雅法）在内的大部分海岸城市，只给希律留下加沙一个港口。
[3] 这位叙利亚裔希腊学者成为希律的心腹，同时也与奥古斯都私交甚笃。他想必是在克里奥帕特拉和希律刀光剑影的宫廷中活下来的善于逢迎的侍臣。后来，他为奥古斯都和希律写了传记，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希律本人。尼古劳斯写的希律传记早已不复存在，但它是约瑟夫斯的主要参考材料，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好的参考材料。尼古劳斯的前王室学生，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儿子凯撒里昂，则被奥古斯都派人杀死。但其他三个孩子在罗马由皇帝的姐姐、安东尼的前妻奥克塔维娅抚养长大。男孩们的最终命运无人知晓，但那个女孩克里奥帕特拉·塞勒涅嫁给了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二世。她的儿子毛里塔尼亚国王托勒密被卡里古拉处死。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托勒密王朝三百六十三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4] 这可能是以他后来的妻子，一个也叫米利暗的人命名的。但是这个名字肯定会让他和其他人想起那个马卡比公主。现在的大卫塔与大卫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建筑在希律的希皮库斯塔之上的。提图斯摧毁这个城市后，它一直是耶路撒冷城最重要的堡垒，直到奥斯曼时代到来。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建筑能像希律城堡一样展示这个城市发展的特质，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犹地亚、马卡比、希律、罗马、阿拉伯、十字军、马木鲁克和奥斯曼时期的遗迹。
[5] 希律的财富源自他在整个中东的地产。这些土地出产牛、羊（在约旦和犹地亚饲养），来自加利利和犹地亚的小麦和大麦、鱼类、橄榄油、葡萄酒、水果、百合，来自阿什克伦的洋葱（因此“葱”这个词指的就是阿什克伦洋葱），来自耶路撒冷北部迦巴的石榴，来自约帕的无花果和来自耶利哥的椰枣与香脂。希律拥有王国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他对纳巴泰的香料征税并对外出口这种香料；他还是一个矿业巨头，给奥古斯都支付300塔兰特以获得塞浦路斯一半铜矿的开采权。当他出口当地产的葡萄酒时，他自己喝的却是意大利的优质葡萄酒。经过一生的建筑活动并为罗马贡献了巨额钱财，去世之时，他仍为奥古斯都留下1000塔兰特或者说100万德拉马克，留给他家人的则比这多得多。
[6] 希律可能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埃及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知道怎样移动大块石头建造金字塔。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发明了巨大的装置——车轮、雪橇和吊车——来运送这些石头。直径超过13英尺（约4米）的大车轮充当起轮轴，由数头公牛牵引前行。当时还有摇柄——供十人或十人以下的小队操作使用的连着横杆和曲柄的水平旋转梁。用这种方法，八个人就能抬起1.5吨的东西。
[7] 在《民数记》19中，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的纯红母牛牵到你这里来。”母牛将在一堆香柏木和牛膝草上献祭，一束朱红色的线和掺杂着圣水的线灰覆盖在香柏木和牛膝草的表面。据《密西拿》（Mishnah）记载，这样的仪式只出现过九次，第十次的时候，弥赛亚将降临。自1967年以色列征服耶路撒冷引发千禧年骚动以来，基要主义基督教福音传教士和犹太救赎主义者相信世界末日和弥赛亚降临（对基督徒来说是二次降临）的三个必要前提中，两个已经得到满足：以色列复国和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第三个前提是重建圣殿。一些基要派基督徒和倡导救赎的正统派犹太人的小团体，比如圣殿研究院的那些人相信，只有当圣殿山用红母牛做祭品清洁过后，圣殿才能得以重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名叫克莱德·罗特的五旬节派牧师就因为这个与圣殿研究院的里奇曼拉比展开合作。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引进500头红色安格斯牛，在约旦河谷的一个农场饲养，试图从中培育出一头红色小母牛。他们相信他们将培育出“改变世界的母牛”。
[8] 希律的家谱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家族中同族结婚的人特别多，希律家族和马卡比家族为了达成和解一再内部通婚、再婚：希律让他的弟弟腓罗拉斯娶了米利暗的姐姐，让他最大的儿子安提帕特娶了最后一任国王安提柯（应他的请求被安东尼斩首）的女儿。但是，这些婚姻中穿插着处决：萨罗米的前两任丈夫都被希律处死。希律家族也与卡帕多西亚、埃米萨、本都、纳巴泰和奇里乞亚等所有罗马盟国王室通婚。其中至少两桩婚姻因为丈夫不改信犹太教并行割礼而被取消。
[9] 希律的子女中有很多人以希律为名，这里的希律指的是希律·安提帕斯。——译注[10] 从那时起到现在，医生们一直在讨论他的症状。最接近真相的诊断是希律王患上了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以及渐进性痴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肾衰竭等并发症。动脉硬化导致静脉阻塞，且因重力作用而更加严重，这样脓液就聚集在了他的脚部和生殖器，情况之严重，以至于脓液不时鼓着泡冒出皮肤；而血液流动变得困难导致肌肉产生了坏疽。呼吸困难和身体发痒是由肾衰竭引起的。阴茎、阴囊的坏疽为苍蝇产卵提供了理想温床，而蝇卵经过孵化最终生成了蛆。生殖器上的蠕虫有可能是恶意宣传，象征着对一个邪恶国王的神圣报复：神显者安条克四世、希律的孙子亚基帕一世和其他许多罪人，包括犹大，都遭受了类似蠕虫感染、肠和阴囊爆裂的疾病。
[11] 关于耶稣出生一事，历史上颇有争议，福音书也自相矛盾。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可能是在希律去世前——公元前4年，这意味着如果是在公元29—30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耶稣去世时正三十出头，而如果是在公元3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去世时已经四十岁了。把这家人召到伯利恒进行人口普查的故事与历史不符，因为奎里尼乌斯的人口普查是在希律王的继任者于公元6年被废黜后开展的，这已经差不多是在耶稣出生十年后。在讲述伯利恒之行和耶稣的大卫族族谱时，《马太福音》为耶稣提供了皇家出身并显示了预言的实现——“因为有先知记著说”。屠杀无辜之人和逃往埃及明显是受逾越节故事启发：十灾之一就是杀死头生子。不管耶稣在哪里出生，这家人都有可能去圣殿献祭。经十字军阐述的穆斯林传说认为耶稣是在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一个礼拜堂里养大的，所以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叫“耶稣的摇篮”。耶稣的家人很神秘：约瑟在耶稣出生后就从福音书里消失了。马太和路加宣称，玛利亚一直是童贞女，耶稣的父亲是上帝（一个在罗马和希腊神学中耳熟能详的观念，以马内利的以赛亚预言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马太、马可和约翰说出了耶稣兄弟的名字：雅各、约西、犹大和西蒙，耶稣还有一个妹妹叫萨罗米（Salome）。当玛利亚的贞洁成为基督徒的信条时，这些孩子的存在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约翰提到“玛利亚，革罗罢的妻子”。如果约瑟英年早逝的话，玛利亚便很可能是改嫁给了这个革罗罢并生了更多的孩子，因为耶稣遇难后，耶稣的弟弟雅各继耶稣之位成为领导人，然后是“革罗罢的儿子西蒙”。
[12] 希律的坟墓是2007年由埃胡德·内策尔教授发现的，他看到一具华丽的红色石棺，上面装饰着花卉图案，石棺已经被砸成碎片，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公元66年—公元70年的反希律犹太叛军干的。另外两个石棺是白色的，装饰着花朵：这是他儿子的墓吗？希律之丘是希律建筑的另一个奇迹——一座直径210英尺（约64米）的人造山，山顶是一个巨大的豪华宫殿，里面有一个拱顶浴室，有塔楼、壁画和水池。希律的金字塔式陵墓位于希律之丘要塞东部的塔楼下面，该陵墓也在公元66年—公元70年被毁坏。
[13] 这些“王”中有一个叫西蒙，他体格庞大，原是希律的一个奴隶，他很快就被罗马人斩首了。西蒙可能是所谓的《加百列启示录》（Gabriel's Revelation）的主人公。加百列启示是在南约旦发现的一段石刻碑文，碑文中说，大天使加百列为一个名叫西蒙的“王子中的王子”欢呼，西蒙会被杀死，但“三天后”他将复活，那时候“你就知道邪不胜正。三天后你将复活，我是加百列，我命令你”。这些细节部分——先知死后三天复活并举行审判——比耶稣受难早出现三十多年。杀死西蒙后，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控制了日耳曼边界。大约十年后，即公元9年，他被伏击，损失三个军团。这场灾难毁了奥古斯都的晚年，据说他在他的宫殿里徘徊哭喊：“瓦鲁斯，还我的军团！”
[14] 希律的三个儿子都用了希律这个名字，这给福音书造成许多混乱。阿基劳斯结了婚但爱上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女儿基斯拉，而基斯拉同希律和米利暗的儿子亚历山大有过一段婚姻。亚历山大被处死后，她嫁给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朱巴死后，她回到了卡帕多西亚。现在她又嫁给阿基劳斯。
11 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约翰的双亲——圣殿祭司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住在城外的安凯伦村。撒迦利亚可能是地位低下的祭司之一，他必须通过抽签才能决定自己在殿中的职责，与圣殿显贵有着天壤之别。然而，约翰孩童时经常造访圣殿。成为一个好犹太人有许多种方法，他选择的是像以赛亚规劝的那样在荒野里过苦行僧生活，“在沙漠里为耶和华开路”。
公元1世纪20年代晚期，约翰开始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沙漠里赢得第一批追随者——“所有人都在心里揣测约翰是不是救世主”——后来他的影响扩展到希律·安提帕斯统治下的加利利，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玛利亚是约翰母亲的表亲，她怀儿子耶稣时与约翰的双亲待在一起。耶稣从拿撒勒过来倾听他的表兄约翰布道，而约翰则在约旦为耶稣施洗。表兄弟二人开始一块儿布道，提出洗礼免罪说，他们的新仪式从在浸礼池中洗净自己的犹太教传统演变而来。与此同时，约翰开始谴责希律·安提帕斯。
加利利小王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为他的奢侈挥霍提供资金的是人们普遍憎恨的收税员。安提帕斯不断游说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忧郁孤僻的继子提比略把他父亲的王国赐给他。他以奥古斯都的寡妇、提比略的母亲、希律家族之友的名字给他的首都起名为“利维娅”。接着，公元18年，他在加利利海岸建立了一座名叫提比里亚的新城市。耶稣和约翰一样鄙视他，视他为贪财浪子、罗马人的走狗，“那只狐狸”是耶稣对他的称呼。
安提帕斯娶了纳巴泰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四世的女儿，从而建立了一个旨在保证犹太人和阿拉伯之间和平的联盟。在位三十年后，已是中年人的安提帕斯不幸地爱上了自己的侄女希罗底。希罗底是大希律被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女儿，已经嫁给她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她要安提帕斯同他的阿拉伯妻子离婚。安提帕斯傻傻地同意了，但纳巴泰公主并没有安静地离开。施洗者约翰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嘲笑这对奸夫淫妇，称他们是当代的亚哈和耶洗别，直到安提帕斯下令逮捕他。先知约翰被关押在大希律位于约旦对面、死海上方2300英尺（约701米）处的马卡鲁斯要塞。关在这些牢房里的不光有约翰，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囚犯——安提帕斯的阿拉伯妻子。
安提帕斯和他的侍臣设宴庆贺自己的生日，作陪的还有希罗底和她的女儿、嫁给小王菲利普的萨罗米。（马卡鲁斯宴会厅的马赛克地板仍有部分留存至今——地板下面的一些牢房亦是如此。）萨罗米“进来跳舞，取悦希律”，可能还表演了有七层遮蔽物的脱衣舞，[1]她跳得如此优美，以至于安提帕斯情不自禁地说：“随你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在母亲的教唆下，萨罗米回答说：“我要施洗者约翰的头。”过了一会儿，约翰的头被从地牢里呈上来，“放进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
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耶稣逃到了沙漠，但他也经常拜访耶路撒冷——他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创始人中唯一一个曾在耶路撒冷街上漫步过的。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他自我展望的核心。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是以研究先知、遵守律法和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基础的，耶稣称这个城市是“伟大国王的京城”。尽管耶稣前三十年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沉湎于犹太《圣经》的学习当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一丝不苟地实现《圣经》预言。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圣殿是他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部分。耶稣非常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十二岁时，父母曾带他到圣殿过逾越节，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据路加说，耶稣与父母走散，经过三天的焦虑寻找之后，父母“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耶稣受魔鬼诱惑，站到了殿顶上。当耶稣向信徒公开他的使命时，他强调他的命运将在耶路撒冷展开，“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耶路撒冷会为此付出代价：“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包围，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在他的十二门徒（包括他的弟弟雅各）的支持下，耶稣再次出现在他的加利利老家，一边用他巧妙的、朴素的方式（经常使用比喻）宣扬他所说的“好消息”，一边向南行走。他的讯息是直接而激动人心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忏悔。”耶稣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教义被人们没完没了地分析，但四部福音书揭示了他传道生涯的精髓在于他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最后审判——和天国的预言。
在这个可怕而激进的愿景中，耶稣本人作为神秘的半弥赛亚性质的人子将起到核心作用。“人子”是《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中的一个词汇：“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他预见到所有人类关系的毁灭：“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不要以为我是来为世间带来和平的，我不是来为世间带来和平，而是带来战争。”
这不是一场社会或民族主义革命：耶稣最关心的是末日后的世界；他所宣扬的社会正义更多是在来世而非此世。“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妓女和收税人会在权贵和祭司之前进入上帝之国。当耶稣说旧的律法将不再重要时，他令人震惊地召唤起了世界末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当世界终结时，“人子将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所有的民族聚集在他面前听候审判。恶人得永罚，义人得永生。
然而，耶稣在大部分情况下谨遵犹太律法，事实上，整个传道生涯中他都强调他在实现《圣经》预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死守犹太律法是不够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并未鲁莽地直接挑战罗马皇帝，就连希律他也不轻易冒犯。如果说《启示录》主导他的传教，那么他为自己的神圣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他是一名医师，他使瘸子正常行走，使死人复生，成群的人聚集在他身边。
据约翰所言，在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之前，耶稣至少在逾越节和其他节日三次拜访耶路撒冷并有两次侥幸逃脱。住棚节期间，当他在圣殿布道时，他被一些人称为“先知”，被其他人称为“救世主”——尽管势利的耶路撒冷人讥笑说：“救世主岂会从加利利出来？”当他同权威辩论时，群众驳斥他：“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回来过哈努卡节（净殿节），但是，当他声称：“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他却逃出了。”他知道拜访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在加利利，被安提帕斯抛弃的阿拉伯妻子从马卡鲁斯的监牢逃到她父亲阿雷塔斯四世的王宫。阿雷塔斯四世是纳巴泰最富有的国王，著名的卡兹尼神殿和“玫瑰红”城市佩特拉的皇家陵墓就是他建造的。阿雷塔斯对此等侮辱极为震怒，他武装入侵了安提帕斯的公国。希罗底先是害死一名先知，现在又引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安提帕斯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罗马盟国间是不允许发动私人战争的：在卡普里岛享受晚年放荡生活的提比略皇帝虽然被安提帕斯的愚蠢行径所激怒，却仍然支持他。
如今，希律·安提帕斯已经对耶稣有所耳闻，人们也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一些人认为他是“施洗者约翰，一些人说他是伊利亚斯，另外一些人说他是一位先知”，而他的使徒彼得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在女人中特别受欢迎，其中一些妇女是希律家的——希律管家的妻子是耶稣的信徒。安提帕斯知道这与施洗者约翰有关：“是我所斩首的约翰，他复活了。”他威胁要逮捕耶稣。但有意思的是，一些对耶稣友好的法利赛人却警告耶稣：“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不仅没有离去，反而向安提帕斯发起挑战：“你们走吧，告诉那只狐狸。”在接下来两天里，他将继续治病、传教，第三天他会到一个犹太人子实现命运的唯一地方：“一个先知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消逝。”他给建造圣殿的国王之子捎去崇高而有诗意的讯息，当中充满了他对这个注定被毁的城市的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公元33年的逾越节，[2]耶稣和希律·安提帕斯几乎同时抵达耶路撒冷。耶稣领着一群人前往橄榄山上的伯大尼，从那里可以看到圣殿山上闪闪发光的壮丽雪景。他派使徒进城，带回一头驴——不是我们一般用的驴子，而是国王的健壮坐骑。我们的消息都是来自福音书，而福音书对接下来三天发生之事的记述有些许出入。马太解释说：“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
预言中说，弥赛亚将骑驴进入这个城市，而当耶稣走近时，他的信徒为他沿途铺下棕榈树叶，称他为“大卫之子”“以色列的王”。他可能和众多参观者一样，从西罗亚池附近的南大门入城，然后经由罗宾逊拱门的巨大楼梯爬上圣殿。他的使徒，从未到过这个城市的加利利乡下人为圣殿的富丽堂皇所倾倒：“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经常拜访圣殿的耶稣回答说：“你们不是看到这些殿宇了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表达了他对耶路撒冷的爱和失望，但他也预见到那些行毁坏可憎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预言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福音书是在提图斯摧毁圣殿之后书写的。耶路撒冷之前确实被摧毁并重建过，耶稣也在思考当时流行的反圣殿传统。[3]“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这句话应和了给他带来灵感的先知以赛亚的说法。两人的视线都越过现实中的城市投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将有能力撼动这个世界，而耶稣承诺在三天内重建圣殿，可能是为了表明他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圣所本身。
白天，耶稣传教，在圣殿北部的毕士大池、圣殿南部的西罗亚池治疗病人，两个水池边都挤满了为进圣所而净身的犹太香客。夜晚的时候，他回到伯大尼的友人之家。星期一早上，他再次入城，但这次他走进了圣殿的皇家柱廊。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最拥挤、最危险的时候。权力是建立在金钱、地位和与罗马的关系之上的。但是，犹太人不认同罗马对军事荣耀和冷冰冰的金钱的尊重。在耶路撒冷，尊重是以家族（圣殿权贵和希律王子们）、学识（法利赛教师们）和神圣灵感的天然名片为基础的。在与圣殿隔谷相对的上城，权贵们住在具有犹太特征的希腊-罗马式豪宅里，在那里发掘的所谓的宫殿似的住宅有着宽敞的接待室和浸礼池。安提帕斯和大祭司约瑟·该亚法的宫殿就坐落在这里。但耶路撒冷的真正权威是总督庞修斯·彼拉多，他一般在沿海城市凯撒利亚发号施令，但经常在逾越节过来视察，视察时他就住在希律的城堡里。
安提帕斯不是耶路撒冷唯一的犹太王族。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小王国阿迪亚波纳[4]的女王海伦娜改信了犹太教并搬到耶路撒冷，她在大卫之城建造了一个王宫，为圣殿圣所的门廊捐赠黄金烛台，并在农业歉收时购买食物赈灾。海伦娜女王也在那儿过逾越节，她可能佩戴了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现的一件珠宝：一颗大珍珠镶嵌在带有两个坠片的黄金里，每个坠片上都镶着翡翠。
约瑟夫斯猜测可能有二百五十万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个数字确实有夸张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邦”都有犹太人过来，从帕提亚和巴比伦到克里特和利比亚。想象这样一群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看朝圣期间的麦加。逾越节时，每个家庭都要奉献一只羊，所以这个城市挤满了咩咩叫的绵羊——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只羔羊被奉献出去。有许多事要做：每次靠近圣殿并在皇家柱廊购买献祭用的羔羊前，朝圣者都必须在浸礼池沐浴。不是每个人都能待在城里，成千上万的人像耶稣一样住在附近的农村，或者在城墙周围露营。当烧肉味和令人沉醉的焚香味道飘来时，宣告祈祷和祭祀开始的号角声便在城市回荡，一切都以圣殿为中心，从安东尼亚要塞过来的罗马士兵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现在耶稣走进高耸的、柱廊林立的皇家柱廊，这里拥挤、忙乱、热闹非凡，是所有生活的中心，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安营扎寨，会见朋友，兑换提尔银币，以购买祭祀用的羊羔、鸽子，富人的祭品则是公牛。这里不是圣殿，也不是圣殿的某个内院，而是整个建筑群中最易自由出入的公共部分，旨在充当集会的场所，交流的平台。在皇家柱廊里面，耶稣抨击圣殿建制：“这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殿岂不成了贼窝吗？”他一边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一边引述、转达耶利米、撒迦利亚和以赛亚的预言。他的抗议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但还不足以引发圣殿卫队或罗马士兵的介入。
又在伯大尼待了一个晚上后，耶稣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圣殿[5]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福音书把法利赛人界定为耶稣的敌人，这可能反映了十五年后福音书作者们写书时的情况。法利赛人是更加灵活、更加平民化的教派，它的一些教义可能与耶稣的教义类似。耶稣的真正敌人是圣殿贵族。现在希律们斥责耶稣给罗马交税，而耶稣则巧妙地回答：“凯撒之物当归凯撒，神之物当归神。”
然而，他并没有称自己是弥赛亚，他强调犹太人对唯一上帝的基本祈祷“示玛”和同胞之爱：他绝对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警告激动的人群即将莅临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你们离上帝之国不远了。”尽管犹太人对弥赛亚的降临各持己见，但大部分人同意上帝将负责终结这个世界，然后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弥赛亚的王国的说法：“锡安山上响起召唤圣徒的号角声，”在耶稣死后不久出现的《所罗门诗篇》中说，“带来好消息的那个人的声音在耶路撒冷响起，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仁慈的。”于是他的追随者们请求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耶稣回答说。但接着他预言了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而后他们才会看见“有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煽动性的话语令罗马总督和大祭司们惊恐不安，他警告说，这些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将得不到宽恕：“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逾越节时的耶路撒冷一如既往地紧张忙乱，但当权者比平时更惶惶不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几句很少有人留意的诗节中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刚刚爆发了加利利人的叛乱，该叛乱后来被彼拉多镇压了下去，他在圣殿南面的西罗亚塔附近杀了十八名加利利人，其中一个活下来的造反者就是耶稣很快就会遇到的“在起义中犯了谋杀罪”的巴拉巴。大祭司们决定对另一个预言他们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中遭到毁灭的加利利人保持警惕，该亚法和颇具影响的前大祭司亚那讨论该怎么办才好，该亚法在《约翰福音》中说，“一个人为百姓死肯定比通国灭亡要好”。他们订下了计划。
第二天，耶稣在上房为逾越节作准备——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房间——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上（后来以“锡安山”著称）。晚宴上，耶稣不知如何得知他的使徒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背叛了他，但他并没有改变从圣殿出发，绕城一圈到汲沦峡谷对面客西马尼花园宁静的橄榄树林的计划。犹大悄悄溜走，我们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背叛基督的——因为太过激进或不够激进？还是因为贪婪或嫉妒？
犹大带着一群高级祭司、圣殿警卫和罗马军团士兵归来。黑暗中耶稣并没有被立刻识别出来，于是犹大通过亲吻来指认耶稣，以泄露他的身份。在这仅以火把照明的混乱场景中，使徒们拔出了剑，彼得砍掉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一个无名小儿一丝不挂地跑进夜色里，其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听起来貌似真实。耶稣被逮捕起来，使徒们作鸟兽散，只有两人远远追随。
此时差不多已近午夜。耶稣在罗马士兵的押送下绕过南城墙，穿过西罗亚门（Siloam Gate），进入幕后智囊亚那在上城的豪宅。[6]亚那统治着耶路撒冷，他是死板僵硬、狭隘排外的圣殿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是前任大祭司，他还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而他的儿子中成为大祭司的多达五人。但大部分犹太人看不起他和该亚法，视他们为贪赃枉法、野蛮凶狠的通敌者。犹太人的一段文字中抱怨说，他们的仆人“用棍子打我们”，他们的正义是腐败的赚钱骗局。另一方面，耶稣拨动了民众的心弦，他甚至在犹太公会中拥有崇拜者。对这个受欢迎的、大胆的传道者的审判不得不在夜间秘密进行。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当卫兵们在院子里生火时（而耶稣的使徒彼得三次否认认识他的主），亚那和他的女婿找来忠诚的犹太公会成员——不是所有人，但至少有一个人，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耶稣的崇拜者，他从未同意逮捕耶稣。耶稣被大祭司仔细盘问：他威胁要摧毁圣殿并在三天后重建吗？他声称是弥赛亚吗？耶稣一言不发但最终承认：“你们要看到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口出狂言，亵渎上帝。”该亚法说。
“他犯了死罪。”夜深时仍聚集在圣殿的人群回答说。耶稣被蒙住眼睛，在庭院的奚落声中度过这一夜，直到黎明时分，重头戏开始。彼拉多正等着他。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罗马总督在辅助部队的保护下，在紧张的人群的注视下，在今雅法门（Jaffa Gate）附近的罗马司令部，希律城堡外高耸的总督府平台上，开庭审判耶稣。庞修斯·彼拉多是一个行事大胆但缺乏策略的人，他完全不了解犹地亚的情况。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备受憎恶，因“贪赃枉法、暴力、偷窃、殴打他人、滥用职权、大肆处决和野蛮凶残”而臭名昭著，就连希律家族的一个王子都说他报复心强，脾气暴躁。
彼拉多令军队举着画有皇帝肖像的盾牌挺进耶路撒冷，此举激怒了犹太人。希律·安提帕斯率代表团前来请求他抹去这些肖像，但“顽固而残忍”的彼拉多拒绝了。当更多的犹太人提出抗议时，他把自己的卫兵派出去，但代表们躺在地上，亮出自己的脖子。之后彼拉多移去了得罪犹太人的肖像。这之前不久，彼拉多还处死了加利利反叛者，并且“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彼拉多问耶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他的追随者们曾拥立他为王。耶稣回答：“你说得是。”然后便一言不发。而彼拉多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彼拉多立刻把他送到希律·安提帕斯那里，以示对这个加利利统治者的尊重；而且此人对耶稣怀有特殊兴趣。到安提帕斯王宫的路不长。《路加福音》说，希律·安提帕斯“非常高兴”，因为他早就想会见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并且指望能看他行一件神迹”。但耶稣是如此鄙视这个杀死约翰的“狐狸”，根本就不屑于同他说话。
安提帕斯戏弄耶稣，要他表演戏法，给他奉上王袍并称呼他为“国王”。这个小诸侯王不可能放过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但他珍视同耶稣见面的机会。彼拉多和安提帕斯长期为敌，但现在他们“化敌为友”。然而，耶稣是罗马人的事情，希律·安提帕斯又把他送回总督府。彼拉多在那里审判了耶稣、两个所谓的盗贼以及巴拉巴。《马可福音》说：“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这表明有一群叛乱分子（可能包括两个盗贼）和耶稣一起接受了审判。
彼拉多动了释放其中一个囚犯的念头。有些群众呼吁释放巴拉巴。据福音书所说，巴拉巴被释放了。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大可能，因为罗马人通常都会处死杀人不眨眼的叛乱分子。耶稣被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据《马太福音》说，彼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将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众人说。
彼拉多绝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做事犹豫不决的人，以前暴力顽固的他从未觉得有必要在杀人前净手。在之前同犹太人的纠纷中，他派军队着便衣混入和平的耶路撒冷人当中；伴随着彼拉多一声令下，这些人抽出刀剑，清理街道，杀了许多人。如今，面对的是当周才发生的巴拉巴叛乱，彼拉多明显害怕自希律去世以来一直便给犹地亚制造麻烦的“众王”和“伪先知们”卷土重来。耶稣在拐弯抹角地煽动群众，而他无疑是受欢迎的。即使在许多年后，身为法利赛人的约瑟夫斯仍说耶稣是一位聪明的老师。
因此，传说中对判决的描述听起来并不真实。福音书中声称，祭司们说他们没有权力判处死刑，但这真实与否我们并不清楚。约瑟夫斯在著述中说，“倘若有争议，大祭司将作出裁决，惩罚被判有罪之人”。公元70年圣殿被毁后书写或修订的福音书把罪归到犹太人身上，而为罗马人开脱罪责，显然是为了向帝国效忠。然而，对耶稣的指控以及惩罚本身证明：这是罗马人主持的审判。
耶稣和大部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被用顶端缠着骨头或金属的皮鞭抽打，这种刑罚是如此残忍，以至于它经常使受刑者被活活抽死。戴着罗马士兵准备的“犹太人之王”的牌子——士兵中许多人来自叙利亚和希腊的辅助部队——鞭刑后鲜血淋漓的耶稣可能是在尼散月14日早上或公元33年4月3日星期五早上被带走的。他和其他两名受害者一起扛着用来钉死自己的横木走出希律城堡监狱，穿过上城大街。他的追随者劝说古利奈人西蒙门来帮他扛横木，他的女性崇拜者悲痛不已。“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末日已经临近——“日子到了”。
耶稣最后一次离开耶路撒冷，向左转穿过花园门，进入一个由丘陵花园、岩窟墓和耶路撒冷的死刑山组成的区域，它被贴切地命名为“髑髅地（Place of the Skull）”，又叫“各各他（Golgotha）”。[7]
耶稣基督：受难
一群人跟着耶稣走出城市，观看恐怖的、技术性的处决，他们中既有敌人也有朋友，而处决犯人一直是吸引人的表演。当耶稣到达处决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直立的柱子正等着他：柱子在他之前就被用过，在他之后还会被继续使用。士兵拿传统的掺着没药的酒给他喝，以镇定他的神经，但他拒绝了。接着，他被绑到横木上，然后被抬上刑柱。
约瑟夫斯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痛苦的死法”，[8]旨在公开羞辱受害者。所以，彼拉多才命令将耶稣的牌子——“犹太人之王”系在他的十字架上。受刑者可以被捆绑或钉住。该技术是为了保证受害者不会流血至死。钉子通常打穿小臂——而不是手掌——和脚踝。在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墓室里发现了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尸骨，一个长4.5英寸（约11.4厘米）的铁钉还留在一块脚踝的骸骨里。从受害人身上取下的铁钉一般会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当作饰品挂在脖子上，以抵挡疾病，所以后来基督徒对十字架纪念品的痴迷实际上是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受害者通常赤身裸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男人面朝外，女人面朝里。
行刑者在延长痛苦还是快速终止痛苦方面是个专家。行刑的目的不是快速杀死耶稣，而是证明反抗罗马权威是无用的。耶稣最有可能是像基督教艺术中展示的那样手臂伸开，靠屁股下的一个小楔形物和脚下的一个突出物支撑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安排意味着他可以活几小时，甚至几天。加速死亡最快的方法是打断腿，让身体的重量由手臂来承担，这样，受刑者将在十分钟内窒息。
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嘲弄他，路人取笑他。他的朋友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他的母亲和他不知名的爱徒——可能是他的弟弟雅各——身边保持警惕。他的支持者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来看望他。天气越来越热，耶稣说“我渴了”，他的女信徒便把一块海绵醮进醋，绑在牛膝草里，然后放在芦苇上，举到他的唇边，使他能够吸到。有时他似乎绝望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大声呼喊，引用《诗篇》22中的相应经文。而耶稣说上帝离弃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期待上帝带来末日吗？
耶稣越来越虚弱，他看到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说。他还请求他心爱的门徒照顾她。如果这个门徒是他弟弟的话就相当合理了，因为这个门徒陪着玛利亚离开，去休息了。人群想必散开了，因为夜幕已经降临。
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种由中暑、饥饿、窒息、休克或脱水引起的慢性死亡。耶稣可能会因鞭刑而流血不止。他突然叹了一口气说：“结束了。”然后就失去了意识。考虑到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安息日及逾越节，彼拉多想必命令行刑者加快了步伐。于是士兵们打断了两个强盗或造反者的腿，让他们窒息身亡，但轮到耶稣时，他似乎已经咽了气，所以，其中一个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肋骨，血水立刻流了出来。真正杀死耶稣的可能就是那根长矛。
亚利马太的约瑟赶到总督府，他向彼拉多求取耶稣的尸体。受害者通常被丢在十字架上腐烂变质，供鹰啄食，但犹太人讲求快速安葬。彼拉多同意了。
公元1世纪时，犹太死者不是葬在土里，而是被裹上裹尸布放进岩墓里，他们的家人总要核查一下岩墓，部分原因是确保死者确实去世，而不只是昏迷不醒：发现“死者”第二天早上醒来的事件尽管少见，但并不是闻所未闻。接着，尸体被留在那里一年以脱水干燥，然后放进岩墓中以“藏骨罐”著称的骨灰盒里，骨灰盒外面通常会刻上死者的名字。
约瑟和耶稣的家人及追随者将耶稣的尸体抬了下来，他们很快就在附近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座未曾动用的坟墓，便把耶稣放进那里。他们用昂贵的香料将尸体熏香并裹上裹尸布——裹尸布与在城南“血田（Field of Blood）”的一座坟墓里发现的1世纪的裹尸布无异，上面还有一丛发丝（但并不像著名的都灵裹尸布，如今该裹尸布已经被鉴定为1260年—1390年间的物品）。现在将耶稣受难地和埋葬地囊括在内的圣墓大教堂可能是真正的遗址所在地，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当地基督徒一直在讲述关于它的传说。应该亚法之请，彼拉多在耶稣墓的周围安置了警卫，“以防他的信徒夜间过来将他偷走，并对群众说他会复活”。
到此刻为止，关于耶稣受难（Passion一词出自拉丁语patior，是“受难”的意思）唯一的资料依据就是福音书，但相信一个犹太先知和魔术师的生与死并不需要信仰。然而，据路加所说，在耶稣遇难三天后，即星期日早上，耶稣的一些女性家人和信徒（包括他的母亲和希律·安提帕斯管家的妻子乔安娜来到他的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上滚开了，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那两个人对她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心惊胆战的信徒在逾越节当周藏在橄榄山上，而耶稣几次在他们和他的母亲面前显现，并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当托马斯怀疑耶稣的复活时，耶稣向他展示了他手上和身侧的伤口。几天后，耶稣领着他们登上橄榄山，他在那里升了天。这个将悲惨的死亡转变成生战胜死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时刻，从此人们便开始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庆祝耶稣的复活。
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而言，这些事件是无法证实的。马太透露了事件发生时的另一个版本，“直到今日仍在犹太人中广泛传播的版本”：大祭司们立即贿赂守卫坟墓的士兵，并嘱咐他们告诉每一个人：“他的信徒夜间过来，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将他的尸体盗走了。”
考古学家倾向于相信耶稣的尸体只是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挪走，并安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岩墓里。他们已经发掘出骨灰盒上刻着诸如“耶稣的弟弟雅各”“约瑟之子耶稣”之类字样的坟墓，这些都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头条。其中一些已经被曝光是伪造的，但大部分是真实的——确实是公元1世纪有着非常普通的犹太名字的坟墓——只是与耶稣没有半点关系。[9]
耶路撒冷在庆祝逾越节。犹大将他的银钱投资在地产行业——城市南部阿克尔达玛的窑户的一块田，正好就在地狱谷——然后他“在谷地深处爆体而亡，他的肠子全都流了出来”。[10]门徒们从躲藏地走出来过五旬节，他们在锡安山上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上房会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允许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对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众多民族讲话，并以耶稣的名义治病救人。彼得和约翰经美门进入圣殿，进行每日祈祷，这时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向他们乞讨，他们说：“站起来行走。”这个跛脚人便应声而立。
门徒们推举耶稣的弟弟雅各担任“耶路撒冷的监督者”与这些以拿撒勒派著称的犹太门徒的领导人。拿撒勒派必定有所壮大，因为耶稣死后不久，“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大的迫害”。耶稣的一个说希腊语的门徒斯蒂芬谴责圣殿，他说“至高者不住人手建的圣殿”。为了证明大祭司能够判处死刑，斯蒂芬经犹太公会审判后，在城墙外面（可能是今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乱石砸死。他是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该词源自希腊语词汇“目击者”。而雅各和他的拿撒勒派依然信奉犹太教，他们忠于耶稣，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继续在圣殿教学、祈祷。作为一个犹太圣人，雅各在那里广受崇拜。很明显，耶稣的犹太教并不比他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其他传道士的犹太教更特殊。
耶稣的敌人并没有发迹。在他受难后不久，彼拉多就被一个撒玛利亚的伪先知拉下马。此人向心潮澎湃的人群宣扬他在基利心山上发现了摩西的骨灰瓮，彼拉多派骑兵过来杀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这个总督已经将耶路撒冷逼上公开反叛的边缘；现在撒玛利亚人也指责他残酷无情。
叙利亚总督不得不在耶路撒冷恢复秩序。他罢免了该亚法和彼拉多，将这两人遣送回罗马。这项举动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耶路撒冷人都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个罗马总督。彼拉多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提比略厌倦了希律·安提帕斯，但这个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希律们即将迎来非同寻常的复辟，而这要感谢犹太王子中最冒险的一个，他同精神错乱的罗马皇帝结交并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舞者萨罗米是冷血善变、女性堕落的象征，马可和马太两部福音书从未赋予她名字。约瑟夫斯在别的语境中告诉我们希律女儿的名字，但他只说安提帕斯下令处死约翰，并没有说他受哪个舞蹈家怂恿。七纱舞是很久以后经过加工的作品。希律家有许多人叫萨罗米（Salome，耶稣的妹妹也叫Salome）。但这个舞蹈家最有可能是特拉克尼小王希律·菲利普的妻子，菲利普死后，她嫁给另一位表兄，她的这位表兄后来被任命为小亚美尼亚的国王，这个舞蹈家最终成为王后。后来，约翰之首成为最珍贵的基督教圣物之一。至少有五个圣地声称保有约翰之首的原件，大马士革倭玛亚清真寺里面的约翰之首神龛还受到穆斯林的尊崇。
[2] 没有人知道耶稣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路加认为耶稣的传道生涯始于约翰为他施洗，大约是在公元28年到29年前后，路加说他大约三十岁，暗示他死于公元29年到公元33年间。约翰说他的传道生涯持续了一年；马太、马可和路加说它持续了三年。耶稣可能是在公元30年、公元33年或公元36年被杀死的。他的历史存在不仅在福音书中还在塔西佗的著述中得到印证，约瑟夫斯也提到过施洗者约翰。至少，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提比略（公元37年去世）、安提帕斯（公元39年之前）和大祭司该亚法（公元18年—公元36年）统治期间的某个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的，此间彼拉多作为罗马总督到来（公元26年）又离开（公元36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29年—公元33年间。彼拉多的性格也在约瑟夫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尤迪厄斯那里得到证实，他的存在在凯撒利亚发现的碑文中得到证实。
[3] 比如那些艾塞尼人，可能是最初支持马卡比的虔诚的哈西德信徒的一个分支。约瑟夫斯解释说，他们是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三个教派之一，但我们从1947年—1956年在死海附近库姆兰地区的十一个洞穴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得知了更多的东西。《死海古卷》包括《圣经》中一些书卷的最早的希伯来语版本。基督徒和犹太人长期争论《七十子圣经》译本（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间，以基督教旧约为基础，将一种消失的希伯来语原文翻译成希腊文）和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圣经》（公元7世纪—10世纪的马索拉抄本。阿勒颇抄本是最古老的，但不完整；圣彼得堡抄本的日期是1008年，它是完整的）的不同。《死海古卷》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但证明马索拉是相当准确的。然而，《死海古卷》证明，截至耶稣时代，仍有许多版本的《圣经》书卷流传。艾塞尼人是生活清苦的犹太人，他们发展了耶利米和但以理的末日观念，视这个世界为善与恶的斗争，以战争和审判告终。他们的领袖是神秘的“正义之师”，他们的敌人是“邪恶的祭司”——其中一个马卡比。他们在许多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荒诞理论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只能说，施洗者约翰可能曾和这些人一起住在沙漠里，而他们对圣殿的敌意以及对末日启示的想象可能影响了耶稣。
[4] 这个伊拉克王国直到下一个世纪仍然保持着犹太特征。海伦娜女王和她的儿子们就葬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三座金字塔下面，华丽的王陵位于大马士革门北部的纳布卢斯路上，该路经过美利坚社群饭店。19世纪，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挖掘后，宣布它曾是大卫王的陵墓。阿迪亚波纳不是该地区唯一的犹太封地：两个反抗帕提亚的犹太造反者阿西那乌斯和亚利流在巴比伦附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该犹太王国存在了将近十五年。
[5] 金门（Golden Gate）是传统所说耶稣进入圣殿的大门，在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说法中，弥赛亚将通过此门进入耶路撒冷。但耶稣可能不是从这儿进入的：此门始建于六百年后，而附近的书珊门不对公众开放，只偶尔供大祭司本人使用。在另一则基督教传说中，耶稣是通过另一侧的美门（Beautiful Gate）进入圣殿的，美门可能挨着今天城西面的巴布·希尔西拉（链门，Gate of Chain）。这种可能性更大。美门也是彼得和约翰在耶稣死后行使奇迹的地方。“金门”这个名字可能就是“美门”的一种的讹传，因为拉丁语中的金（aurea）和希腊语中的美（oreia）非常近似。耶路撒冷的圣洁就是与这些误解交织在一起的，信徒们总是用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多个传说来加强、渲染它的神圣性。
[6] 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在耶路撒冷发展了自己的地理方位，尽管这些地址中有许多在历史上是错误的。锡安山上的上房是传说中最后晚餐的地点；而真正的地点可能离西罗亚池附近的廉价房子比较近，因为马可提到那里“有人提着一罐水”。后来，最后晚餐的传说在5世纪时得到发展，并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一则更具说服力的传说暗示这是圣灵在耶稣死后的逾越节造访使徒们的地方：这当然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圣地之一。它的神圣是如此有感染力，以至于后来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也开始尊奉它。传说中亚那豪宅最可能的地点是在亚美尼亚区圣天使教堂的下面。一块用亚兰语刻着“该亚法家之物”字样的石头在耶路撒冷被发掘出来，1990年，建筑工人还发现了一个密封的墓椁，里面装着一个刻着“该亚法之子约瑟”字样的骨灰罐——所以这些可能是大祭司的尸骨。拥有古橄榄树林的客西马尼花园一般被认为是最后晚餐举行的地点。
[7] 这是一条跟经外传说中的苦路完全不同的路径。约瑟夫斯提到的花园门（Gennath Gate）被以色列考古学家纳曼·阿维加德在犹太区北部第一城墙的一部分中找到。在穆斯林时期，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安东尼亚要塞就是总督府，是彼拉多作出判决的地方。中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发展了在苦路上确定十字架站的传统，从安东尼亚遗址到圣墓大教堂——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路线。“各各他”来自亚兰语中的“头骨”，“髑髅地”出自拉丁语中指代“头骨”的词“calva”。
[8]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起源于东方——大流士将巴比伦叛军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做法后来被希腊人采用。正如我们已知的，亚历山大大帝将提尔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显者安条克和犹太国王亚历山大·詹尼亚斯将反叛的耶路撒冷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迦太基人将谋逆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前71年，罗马对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镇压是以将囚犯大规模钉死在十字架上告终的。据说，十字架的木材取自11世纪防卫森严的十字架修道院的所在地，即今以色列议会附近。该修道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格鲁吉亚正教驻耶路撒冷总部。
[9] 《彼得福音》，一部始于公元2或3世纪的诺斯替抄本，在19世纪的埃及被发现，它里面有一则关于迁移尸体的神秘故事。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四十年后即公元70年左右书写的，它以耶稣被放进坟墓里结束，从未提到耶稣复活。可见马可对复活的记述是后人加上去的。《马太福音》是在公元80年左右书写的，而《路加福音》是基于《马可福音》和另外一些未知材料。因此，这三本福音书是以“对观福音书（Synoptics）”著称——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一起看”。路加把耶稣家人在耶稣受难中的作用最小化，但马可提到雅各的母亲玛利亚、约西和耶稣的妹妹。《约翰福音》是最后出现的福音书，可能成书于1世纪末，该福音书描绘的耶稣比其他福音书中的更具有神性，但该福音书参考了其他资料来源，它对耶稣早年造访耶路撒冷之事记述得更加详细。
[10] 《使徒行传》讲述了这则故事，但《马太福音》有另一种说法：懊悔不已的犹大在圣殿里扔了他的银币，圣殿里的大祭司（他不能将银币放进圣殿金库，因为这是带血的钱）将银币投资到窑户的一块田，“以埋葬外乡人”。尔后，犹大上吊自杀。阿克尔达玛——“血田”——直到中世纪仍然是一个坟地。
12 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希律·亚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年轻的希律·亚基帕在罗马皇室中间长大，并成为提比略皇帝之子德鲁苏斯最好的朋友。这个充满魅力、生活奢侈、性格外向的男子——希律大帝和米利暗的孙子、被他们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子——为了与皇帝的儿子和忠实可靠的人结交而债台高筑。
公元23年，德鲁苏斯英年早逝，悲痛欲绝的皇帝不愿见到自己儿子的朋友，于是，身无分文的希律·亚基帕回到安提帕斯的统治地加利利，此人娶了他的姐姐希罗底。安提帕斯在提比里亚给他找了个单调的差事，但单调乏味不是亚基帕的风格，他跑到希律家族的故乡以土买并在那里盘算自杀。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总是出现在这个无赖浪子的面前。
在耶稣受难前后，希律家族北部土地上的分封王菲利普去世了。安提帕斯请求皇帝扩大他的公国面积，但提比略一直喜欢希律·亚基帕，所以亚基帕赶到皇帝在卡普里岛的行宫，希望皇帝能将家族的北部土地分给他，而不是他的姐夫。亚基帕发现提比略闷闷不乐地待在朱庇特别墅，据历史学家斯威托尼厄斯所说，皇帝被一群以他的“小鲤鱼”著称的男孩喂得食欲不振，这群男孩经过培训在皇帝游泳时吸吮他的私处。
提比略原本是欢迎亚基帕的，但当他听说此人在地中海各处欠下一连串债务时，就改变了态度。但天生的赌徒亚基帕说服他母亲的朋友安东尼亚借给他钱并向皇帝说情。马克·安东尼的女儿安东尼亚朴实纯真，被提比略奉为理想的罗马贵族。提比略听从她的劝告，原谅了这个犹太无赖。亚基帕没有拿安东尼亚的钱还债，而是大方地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另一位破产的王子卡里古拉，此人与亚基帕故友德鲁苏斯的儿子盖米鲁斯同是提比略的继承人。皇帝请希律族人照顾盖米鲁斯。
而机会主义者亚基帕成了卡里古拉最好的朋友。卡里古拉是受人爱戴的将军格尔曼尼库斯的儿子，因此受到民众的喜爱。他小时候身穿迷你军服，随父亲参加阅兵，脚上也穿着军靴，因而他的名字就有“小军靴”的意思。现年二十五岁、秃顶、高瘦笨拙的卡里古拉成长为一个放荡不羁、被人宠坏的，并且很有可能精神错乱的人，但他仍然是人民的宠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皇位。卡里古拉可能和希律·亚基帕一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与后者在耶路撒冷的虔诚同胞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他们绕卡普里岛旅行时，两人畅想着提比略的死亡，而他们的话被马车夫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当亚基帕以盗窃之名逮捕他时，这个马车夫向皇帝告了密。于是亚基帕被投入监狱，绑上锁链，不过，在他的朋友卡里古拉的保护下，他被允许沐浴、会见朋友，并享用他最喜爱的食物。
提比略终于在公元37年3月去世，卡里古拉在杀了年幼的盖米鲁斯之后继承皇位。他立刻释放了他的朋友，赐给他金脚镣，以纪念他戴脚镣的岁月，并晋升他为国王，赐他菲利普的北部领地。真是时来运转啊！与此同时，亚基帕的姐姐希罗底和令耶稣讨厌的“狐狸”安提帕斯赶赴罗马，试图动摇皇帝的决定并赢得自己的王国。但亚基帕陷害他们，说他们意图谋反。卡里古拉废黜了杀害施洗者约翰的凶手安提帕斯——安提帕斯后来死在里昂——并把安提帕斯的所有土地赐给希律·亚基帕。
新国王很少去他的王国，他更喜欢待在卡里古拉身边，而后者的嗜杀成性很快便将他从罗马的宠儿变成罗马的暴君。由于缺乏前任们的军功，卡里古拉试图通过下令在帝国范围内——还有圣殿的至圣之所——供奉自己的肖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耶路撒冷公然抗命；犹太人准备造反，他们派代表团告诉叙利亚总督，在他们容忍此等渎神行为之前，“他必须先灭了所有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人和犹太人爆发了民族冲突。当双方派代表团面见卡里古拉时，希腊人说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不尊奉卡里古拉雕像的民族。
幸好亚基帕国王还在罗马，他同日益古怪的卡里古拉的关系越发亲密。当皇帝远征高卢时，犹太国王是他的随从之一。但是，卡里古拉并没有打仗，而是宣称征服了海洋，并为他的凯旋搜集贝壳。
卡里古拉下令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执行他的命令，踏平耶路撒冷。希律王子率领犹太代表团请求佩特罗尼乌斯改变主意。佩特罗尼乌斯犹豫了，他知道前进的话等待他的是战争，回绝的话等待他的是死亡。但是国王希律·亚基帕，这个趋炎附势的浪子，突然出人意料地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卫士，他勇敢地代表耶路撒冷在一封最令人惊讶的信中给卡里古拉写下如下文字：您知道，我生来就是犹太人，我的故乡是耶路撒冷，那里坐落着至高神的圣殿。这个圣殿，我的盖乌斯大人，从一开始就没让手工制造的雕像进去过，因为它是真神的圣所。您的祖父马库斯·阿格里帕拜访了圣殿并向圣殿致敬，奥古斯都亦是如此。（接着他感谢卡里古拉给予他的恩惠，但是）我愿用所有一切（那些好处）换取一样东西——我祖先的场所不被打扰。我要么被视为卖国贼，要么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您当作朋友；没有其他选择。[1]
即便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姿态仅仅是夸大的逞强之举，这仍然是一封冒险的信，结果是国王的介入拯救了耶路撒冷。
在宴会上，皇帝感谢国王亚基帕在他登基前给予他的帮助，提出会满足亚基帕的任何请求。国王亚基帕请求他不要把他的肖像放进圣殿，卡里古拉同意了。
希律·亚基帕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从公元37年年末的一场怪病中康复后，皇帝变得愈加失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资料声称他和他的三个姐妹乱伦，并把她们介绍给其他男人，还任命一匹马为执政官。后人难以评估这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的行为想必疏远并吓坏了许多罗马精英。他娶了自己的姐姐，据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他硬是将婴儿拽出了她的子宫。他在亲吻他的情妇时沉思说：“只要高兴，我随时都会割破你这漂亮的咽喉。”他还告诉执政官：“我只要点下头，你们的脑袋就会当场落地。”卡里古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罗马有脖子就好了”，他还喜欢愚蠢地用“Priapus（男性生殖神）”这样粗俗的话戏弄他勇猛的禁卫军。这样的日子简直难以为继。
公元41年1月24日中午，卡里古拉在希律·亚基帕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有顶通道离开剧院，此时，一个禁卫军护民官抽出剑大声呼喊：“看剑！”剑落到卡里古拉的肩膀上，几乎将他劈成两半，但他不停地呼喊：“我还活着！”反叛者大声说：“再砍！”并将他杀死。他的日耳曼侍卫沿街劫掠，禁卫军洗劫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杀死了卡里古拉的妻子，挖出他的婴儿的脑浆。与此同时，元老院试图恢复共和国，结束皇帝专制。
希律·亚基帕控制了卡里古拉的尸体，他对外宣布皇帝仍活着但受了伤，借此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他把一支禁卫军领进宫里。卫兵们注意到窗帘后面的动静，发现原来是瘸腿口吃的学者、卡里古拉的叔叔，也是亚基帕家族之友安东尼亚的儿子克劳狄。亚基帕和禁卫军一起拥戴克劳狄为皇帝，用盾牌把他护送到营地。克劳狄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他试图拒绝这一荣誉，但犹太国王建议他接受皇冠，并劝说元老院把皇冠交给他。即使在现代，也没有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人如此有影响过，亚基帕是空前绝后的。事实证明，新皇克劳狄是一个镇定、理智的统治者，作为回报，他赐给他的朋友耶路撒冷和希律大帝的整个王国，还授予他执政官的头衔。就连亚基帕的哥哥也得到一个王国。
希律·亚基帕离开耶路撒冷时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饭桶，回来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为犹地亚的国王。亚基帕在圣殿献祭，尽职尽责地在聚集的人群面前诵读《申命记》。当他为自己的混合血统哭泣并将卡里古拉的金脚镣——他好运的象征献给圣殿时，犹太人被深深打动了。在他看来，圣城不仅是犹地亚的母亲城，还是欧亚两洲犹太人的母亲城。该城被这个新希律争取过来，他的钱币上称他为“皇帝之友，亚基帕大王”。在耶路撒冷之外，亚基帕活得像罗马-希腊国王，但在耶路撒冷时，他却谨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每天到圣殿献祭。他美化、加固了扩张中的耶路撒冷，增设第三道城墙，将新的贝泽萨（Bezetha）郊区囊括在内——该墙北部已被发掘出来。
然而，就连亚基帕也在想方设法地应对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任命三名大祭司，并对犹太基督教徒展开反击。这可能与克劳狄在罗马镇压犹太基督徒不谋而合——克劳狄的理由是这些人“奉基督之名制造混乱”。“那时，”《使徒行传》中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而且将雅各斩首（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那个叫雅各的门徒）。亚基帕还逮捕了彼得，计划在逾越节后处死他。彼得想方设法活了下来：基督徒称之为奇迹，但其他资料表明是国王主动放了他，可能只是为了向众人示好。
亚基帕已经被自己对罗马皇帝的扶立冲昏头脑，他未征求罗马的同意，便擅自召集地方诸王到提比里亚开会。罗马人警醒了，命令诸王们自行离去。克劳狄禁止在耶路撒冷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之后，亚基帕仿效希腊神王，穿着镶金的袍子在凯撒利亚广场处理政事，但这个时候他突发胃病，《使徒行传》中说：“他被蠕虫所咬。”犹太人身着麻布坐下为他的康复祈祷，但终归徒劳。亚基帕有着过人的机敏和魅力，他能够安抚犹太温和派、犹太狂热分子和罗马人，可能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耶路撒冷的人，但这个人终究去世了。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国王的死引发了骚乱。尽管他的儿子、与他同名的亚基帕二世只有十七岁，克劳狄想把王国交给这个少年，但别人劝他说这个孩子太小，统治不了他的烫手遗产。于是，皇帝恢复了罗马总督的直接统治，赋予亚基帕一世的哥哥、卡尔基斯的希律王任命大祭司和掌管圣殿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耶路撒冷由罗马总督和希律国王们共同管制，双方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合作关系，但是，他们都无法平息接二连三的伪先知，希腊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以及富裕的、亲罗马的犹太显贵和贫穷的、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之间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骚乱。
耶稣的弟弟雅各领导下的犹太基督徒拿撒勒派和他们所谓的长老在耶路撒冷生存下来，耶路撒冷原有的基督徒继续作为犹太人在圣殿中礼拜。不过，耶稣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挑战罗马秩序的传道士：约瑟夫斯列出了接连出现的伪先知的名字，其中大部分被罗马人处死。
罗马总督统治也无济于事。和彼拉多一样，他们对先知遍地开花的反应只是屠杀他们的信徒，与此同时，不断榨干这里的财富。有一年的逾越节，一个罗马士兵在耶路撒冷将自己的臀部亮向犹太人，因此而引发骚乱。罗马总督派士兵过来镇压，人群开始逃窜，数千人在狭窄的街道上窒息身亡。几年后，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爆发争斗时，罗马人将许多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双方都向罗马申诉。撒玛利亚人原本会成功的，但正在罗马接受教育的年轻的希律·亚基帕赢得了克劳狄颇具影响的妻子阿格里皮娜的支持：皇帝不仅支持犹太人，还命令犯错的罗马护民官在耶路撒冷当众受辱，然后被处决。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亚基帕不仅为克劳狄所青睐，还深受克劳狄的继承人尼禄喜爱。当亚基帕的伯父卡尔基斯的希律去世时，亚基帕成为希律黎巴嫩封地的国王，并对耶路撒冷圣殿拥有特殊的权力。
在罗马，年事已高的克劳狄被阿格里皮娜毒杀，[2]据说用的是一盘毒蘑菇。少年皇帝尼禄将加利利、叙利亚和黎巴嫩疆域内更多的领土赐给亚基帕二世。亚基帕心怀感激地把他的首都凯撒利亚腓立比改名为“尼禄尼亚斯（Neronias）”，他将同尼禄的友好关系以“菲洛-凯撒（Philo-Caesar）”的方式刻在他的钱币上广为宣扬。然而，尼禄的总督们往往腐败笨拙，其中最糟糕的是贪赃枉法的希腊自由民安东尼乌斯·菲利克斯，历史学家塔西佗在著述中说这个人“残忍而多欲，手持国王的权柄，本性却低贱如奴隶”。当他的哥哥担任克劳狄和尼禄的文书时（有过一段时间），犹太人不能再向罗马申诉。亚基帕国王丑闻缠身的姐妹们是上层腐败的典型。“美貌绝伦”的德鲁茜拉嫁给了埃米萨的阿拉伯国王亚兹素，但菲利克斯对她魂牵梦绕。郁郁寡欢、想要逃脱姐姐贝勒妮斯怨恨的她与菲利克斯私奔。曾是卡尔基斯王后（嫁给了她的叔叔）的贝勒妮斯离开她的新任丈夫奇里乞亚的国王，与她的弟弟同居：罗马谣传二人乱伦。菲利克斯为金钱剥削犹地亚，与此同时，一种以匕首党（以他们的罗马短剑命名——“镰刀”这个词就起源于此）著称的“新型强盗”开始于节日期间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区暗杀犹太显贵——他们第一次得手是杀了一名前任大祭司。面对民族屠杀和反复出现的伪先知，菲利克斯在努力维持和平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搜刮财富。
在这场如同末日的混乱中，耶稣这个小教派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导人和广大罗马世界的非犹太信徒之间出现分裂。现在，耶稣的所有信徒中最有活力的激进分子，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宗教的人，开始回来规划基督教的未来。
大数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耶路撒冷正从最近一次末世暴力的痉挛中恢复。一位埃及犹太人刚刚领着一群暴徒登上橄榄山，效仿耶稣宣布他将推倒城墙，占领耶路撒冷。伪先知试图袭击这个城市，但耶路撒冷人联合罗马人赶走了伪先知的追随者，接着，菲利克斯的军团歼灭了其中大部分人。当保罗到达这个城市时，他知道这里正在追捕“巫师（sorcerer）”。
保罗的父亲是个法利赛人，他赚的钱足以使他成为罗马公民。他把他的儿子——几乎和耶稣同时出生，但出生地是奇里乞亚（位于今土耳其）——送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学习。当耶稣受难时，扫罗（保罗当时的名字）支持“恐吓和屠杀”：他继承了那些砸死斯蒂芬的人的衣钵，“并赞成处死他”。这个制作帐篷的、说希腊语的罗马法利赛人充当大祭司的代理人，直到公元37年前后，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自己的“神启”：“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基督委任他为第十三名使徒，将福音传播给非犹太人。
可以理解，在耶路撒冷的雅各和基督徒对这个新皈依者纷纷表示怀疑，但保罗感觉不得不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传播他的讯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最后，“主的弟弟雅各”接受了这个新同事。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朝气蓬勃的煽动者跑到东方，固执己见地传播着坚决抵制犹太排外性的个人版的耶稣福音。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相信神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使耶稣成为“赎罪的供物，耶稣不知罪为何物，所以通过他，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将重点放在复活上，在他看来，复活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保罗的“耶路撒冷”是天国，不是现实中的圣殿；他的“以色列”是耶稣的任何一个信徒，不是犹太民族。他在某些方面出奇地新潮，与古代世界的残酷特质不同，他信奉爱、平等和包容：希腊人和犹太人，女人和男人，所有人都是一体的，所有人都能够通过信仰基督获得救赎。保罗的书信在《新约》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几乎占了所有篇幅的四分之一。保罗的愿景是无限的，因为他想让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
耶稣生前已经赢得了一些非犹太信徒，但保罗在非犹太人和所谓的敬畏上帝者，就是那些接受犹太教的各个方面但没有行割礼的非犹太人中间，尤为成功。保罗在安条克的叙利亚皈依者是首批以“基督徒”著称的人。公元50年前后，保罗返回耶路撒冷，劝说雅各和彼得允许非犹太人加入这个教派。雅各同意让步，但他在随后几年得知保罗正引导犹太人不再遵守摩西律法。
作为一个未婚而禁欲的苦行僧，保罗在旅行期间历经海难、抢劫、殴打和石砸，但是没有东西能够使他忘记自己的使命——将土气的加利利犹太人改造成耶稣基督，这个全人类的救世主，他将在第二次降临时回归——而天国也即将到来。保罗本身还是一个犹太人，他回耶路撒冷的次数可能有五次之多，但有时他视犹太教为新的敌人。在最早的基督教文本中，在他给帕萨罗尼迦人（已皈依基督教的希腊非犹太人）的第一封信中，保罗对犹太人大放厥词，说他们杀了耶稣和他们自己的先知。他认为犹太人同上帝立约的标志割礼是犹太人应尽的义务，而与非犹太人无关：“应当防范犬类，防范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敬拜神的灵，在耶稣是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他对考虑行割礼的非犹太基督徒大发雷霆。
到那时为止，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并不赞同保罗的做法。他们了解真正的耶稣，而保罗却坚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宣称：“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雅各这个受人尊敬的圣人，指责他违背了犹太教。即便保罗也不能忽视耶稣的亲弟弟，公元58年，他前来与耶稣王朝握手言和。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保罗以犹太人的身份陪同雅各到圣殿净身、祈祷，但是他被一些犹太人认出，这些人见过保罗在旅行中传道。负责维持圣殿秩序的罗马百夫长不得不把他从私刑中救出。当保罗再次传道时，罗马人认为他就是在逃的埃及“巫师”，于是给他戴上镣铐，把他押到安东尼亚城堡接受鞭打。“对你们来说鞭打一个罗马人合法吗？”保罗问道。百夫长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个激进的空想家是一个罗马公民，他有权向尼禄申诉请求审判。罗马人允许大祭司和犹太公会在愤怒人群的围观下质问保罗，而保罗的回答是如此无礼，以至于他差点再次被处以私刑。为安抚民众，罗马百夫长把他遣送到凯撒利亚。
保罗的行为可能败坏了犹太基督徒的名声。公元62年，大祭司阿那努斯——曾审判过耶稣的大祭司亚那的儿子——逮捕了雅各，在犹太公会面前审判他，并将他从圣殿的墙上扔了下去，可能就是从魔鬼诱惑耶稣的那个“山巅”上扔下的。接着，雅各被扔石块，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一个木槌。[3]住在耶路撒冷的约瑟夫斯指责阿那努斯是“野蛮人”，他说大部分犹太人对此惊骇不已，因为耶稣的弟弟曾广受尊重。国王亚基帕二世立即罢免了阿那努斯。而基督徒仍受一个王朝的统治：继承耶稣和雅各领导地位的是他们的表兄或同母异父的兄弟西蒙。
与此同时，保罗以罪犯之身到达凯撒利亚。总督菲利克斯和他出身希律家族的妻子、前王后德鲁茜拉一同接见保罗，他们给保罗用贿赂换取自由的选择。保罗拒绝了。菲利克斯此时有更紧迫的烦恼：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爆发争斗。菲利克斯屠杀了许多犹太人因而被召回罗马，[4]但他把保罗留在了凯撒利亚的监狱。希律·亚基帕二世和他的姐姐卡尔基斯和奇里乞亚的前王后贝勒妮斯——拜访凯撒利亚，以迎接新的总督。正如彼拉多曾将耶稣交给安提帕斯处置一样，新总督效仿彼拉多，将基督徒保罗的案件交由国王亚基帕二世处理。
保罗向这对“大张威势”而来的王室夫妇传播基督教福音，他聪明地调整自己的使命以适应温和稳健的国王：“我知道您在犹太人的习俗方面是个专家。亚基帕国王，您相信先知吗？我知道您是相信的。”
“你差点说服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国王回答说，“这个人本来可以获释，如果他没有向皇帝上诉的话。”然而，保罗已经向尼禄提出上诉，因此他必须去见尼禄。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保罗不是唯一一个等待尼禄审判的犹太人。菲利克斯也将一些不幸的圣殿祭司送过来接受皇帝的审判。他们的朋友，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名叫约瑟夫·本·马提亚斯（Joseph ben Matthias）的人决定乘船去罗马，拯救他的祭司同仁。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瑟夫斯，他将扮演多种角色，叛军指挥官、希律家的门徒、帝国廷臣，但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耶路撒冷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是传承自马卡比家族的一个祭司的儿子，他是一个犹地亚地主，在耶路撒冷长大，在这里他的学识和才智得到赏识。十几岁时，约瑟夫斯先后在三个主要的犹太教派中待过，在回耶路撒冷之前，他还体验过沙漠苦行僧的生活。
到达罗马后，约瑟夫斯同一个受皇帝眷顾的犹太演员取得了联系。皇帝尼禄用心险恶但命运可悲，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爱上了有着红色头发和苍白皮肤的已婚美人波贝娅（Poppaea）。波贝娅成为皇后后立即给尼禄壮胆，怂恿他杀死他恶毒的母亲阿格里皮娜。而波贝娅也成为其中一个半犹太的“敬畏上帝者”。约瑟夫斯通过他的演员朋友接触到皇后，皇后帮忙释放了他的祭司朋友。约瑟夫斯的援救行动相当成功，但当他与朋友返国时，他们发现耶路撒冷正在酝酿发动一场反罗马人的起义。而起义不是不可规避的：约瑟夫斯与波贝娅的相识显示，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关闭。耶路撒冷每年都要迎来大量的犹太朝圣者，尽管有一支罗马辅助军（六百至一千二百人）驻守安东尼亚，但这里几乎没要出现有麻烦的迹象。这个富裕的圣殿城市在犹太国王任命的犹太大祭司的管理下，“处于和平和繁荣的状态之中”。只是现在圣殿的最终完工造成一万八千名建筑工人失业，于是，国王亚基帕通过承包新街道[5]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无论在什么时期，只要有勤勉治国的皇帝与审判公正的总督，那么就算犹太人中间出现派系纠纷，也能很快恢复秩序。当帝国让尼禄手下能干的希腊自由民管理时，尼禄喜欢担任演员和运动员的癖好，甚至他的血腥清洗，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经济衰退时，尼禄的无能便蔓延到犹地亚，他在这里的总督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恶棍。在耶路撒冷，新一任官员经营着一个勒索保护费的组织，他们从权贵那里收取贿赂，而这些人的蛮横随从和匕首党竞相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恐怖。难怪另一位先知（这个人也叫耶稣）在圣殿里大声疾呼：“耶路撒冷有祸了！”被判精神失常后，先知遭到鞭笞但没有被杀死。奇怪的是，约瑟夫斯对这时期民众的反罗马情绪并没有太多记述。
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一场火灾。尼禄当时可能在监督救火，他把他的花园打开，收留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但是阴谋论者说，火是尼禄放的，因为他想给自己建造一座更大的宫殿。他们还说，尼禄因弹奏里拉琴而疏于救火。尼禄则将火灾责任推到快速传播的半犹太教派基督徒身上，许多基督徒因此被活活烧死，被野兽撕成碎片或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受害者当中有两个是前些年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据说，彼得头朝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则被斩首。尼禄的反基督徒大屠杀在基督教经典的《启示录》中为他赢得一席之地，《启示录》是新约圣典的最后一部，它称罗马皇帝是撒旦的“兽”，兽的数目是666，这可能是尼禄的一个代码。[6]
尼禄为基督徒设计的“精致折磨”并没有挽救他自己的命运。在宫里，他踢到身怀六甲的皇后波贝娅的腹部，无意中杀死了她。正当皇帝在杀害现实中的敌人，或在戏剧里杀害想象的敌人时，他派到犹地亚的新任总督格西乌斯·弗洛鲁斯也“肆无忌惮地向犹太人施加暴行”。灾难是从凯撒利亚开始的：叙利亚裔希腊人在犹太会堂外面拿一只小公鸡献祭，犹太人对此表示抗议。被收买的弗洛鲁斯支持非犹太人，然后率兵南下进逼耶路撒冷，向圣殿索要17塔兰特的税。当他于66年春天出现在总督府时，犹太年轻人纷纷收集硬币，然后用硬币砸向他。弗洛鲁斯的希腊裔和叙利亚裔军队对人群发动攻击。弗洛鲁斯要求圣殿权贵交出这些年轻人，但遭到拒绝。他的罗马军团杀气腾腾地横冲直撞，“闯进每一户人家，屠杀那里的居民”。弗洛鲁斯鞭打他的囚犯并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包括身为罗马公民的犹太权贵。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圣殿贵族再也不能依赖罗马人的保护了。弗洛鲁斯的地方辅助部队的野蛮行径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热情。当他的骑兵在街上胡作非为时，他们甚至袭击了亚基帕国王的姐姐贝勒妮斯王后。她的卫兵急忙把她送回马卡比宫，但她决定拯救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亚基帕以一个马卡比人和一个希律人的身份写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祖父母和祖先们、国王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拥有大祭司的头衔，他们认为他们的王权要低于教权，执掌大祭司之位比执掌王位优越，因为上帝高于人。因为一个位置是尊奉上帝，另一个位置是管理人。由于我的命运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城市和圣殿中展开，所以我代表他们所有人请求您。”
[2] 克劳狄的四次婚姻都很不幸，特别是他的后两次婚姻：他杀了一个妻子，而另一个妻子杀了他。他以叛国罪处死了对他不忠的少妻梅萨丽纳，然后娶了他的侄女、卡里古拉的妹妹尤利亚·阿格里皮娜，后者把她前次婚姻所生之子尼禄推上了继承人的位置。克劳狄使尼禄和他的亲生儿子布列塔尼库斯——为庆祝他征服不列颠而取的名字——并列为继承人。尼禄即位后立刻杀了布列塔尼库斯。
[3] 雅各的头和另一个同名的雅各的头（被亚基帕一世杀死的圣雅各）葬在一起——就在后来成为亚美尼亚区大教堂的地方。因此它的名字是复数的圣雅各大教堂。
[4] 菲利克斯和德鲁茜拉有个儿子住在庞贝。公元79年，当这个城镇被火山摧毁时，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德鲁茜拉一起死在火山灰中。
[5] 西墙旁边保留至今的那条街道就是亚基帕的杰作——还有另外一条能在锡安山上看到的人行道。
[6] 如果将希腊语的“尼禄皇帝”用希伯来辅音字母拼写出来并用这些辅音字母对应的数字来代替的话，得出的数字加起来刚好等于666。《启示录》可能是在皇帝图密善迫害期间，即81—96年间创作的。2009年，教皇考古学家在罗马城墙外一直被称为保罗埋葬地的圣保罗大教堂下面发现一座坟墓。尸骨经碳元素年代测定为公元1—3世纪的所有物——可能是保罗的遗骨。
13 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贝勒妮斯一个人赤脚走到总督府——与三十年前耶稣从希律·安提帕斯处返回彼拉多处所走路线相同。美丽的贝勒妮斯——先王的女儿今王的姐姐，曾两次为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以感谢上帝让她从疾病中康复，为此她斋戒三十天，还剃去自己的头发（对这个罗马化的希律后裔来说，这是令人吃惊的举动）。现在她把自己献给弗洛鲁斯，请求他停止暴行，但弗洛鲁斯想要的是复仇和战利品。当他的增援部队逼近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分化为两派：一派想与罗马人和解，另一派则是为战争作准备的激进分子，主战派大概是希望通过战争赢得罗马统治下的有限独立。
圣殿的祭司们展示神圣的器皿，在他们的头发上喷洒象征葬礼的尘土，恳请约束年轻的造反者。犹太人平静地走出来迎接罗马军队，但骑兵遵照弗洛鲁斯的指令，把他们踩在了脚下。人群冲向大门，许多人在奔逃中窒息。接着，弗洛鲁斯向圣殿山进发，希望占领居高临下的安东尼亚要塞。犹太人的反应是爬上屋顶用长矛袭击罗马人，占领安东尼亚，砍断通往圣殿的大桥，把圣殿变成自己的要塞。
弗洛鲁斯正要离开时，希律·亚基帕从亚历山大里亚赶了过来。国王在他宫殿下面的上城召集耶路撒冷人。亚基帕恳求犹太人停止造反，而贝勒妮斯则在屋顶的安全处倾听：“不要冒险跟整个罗马帝国对抗。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罗马人的力量在世上所有可居住的地方都是无敌的。就算不在乎你的妻儿，也可怜可怜这座城市，保全这座圣殿吧！”亚基帕和他的姐姐当众哭泣。耶路撒冷人呼喊说他们只想殴打弗洛鲁斯。亚基帕让他们进贡，人们表示同意，于是亚基帕带领他们来到圣殿求和。但是，到了圣殿山上，亚基帕要求犹太人在新总督到达前必须服从弗洛鲁斯，民众再次被激怒。
包括约瑟夫斯在内的祭司们在殿中开会，讨论是否停止天天给罗马皇帝献祭——献祭是对罗马忠诚的象征。结果这一决定性的反叛行动得到了众人一致同意——“这是向罗马宣战的基础。”约瑟夫斯写道。他本人也参加了这场造反。当叛军占领圣殿，温和派权贵占领上城时，犹太各派开始用弹弓和长矛互相攻击。
亚基帕和贝勒妮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派三千骑兵支援温和派权贵，但取得胜利的是极端主义者。以圣殿四周为据点受民众支持的狂热派和挥舞短剑的匕首党快速占领上城，将国王亚基帕的军队赶了出去。他们烧了大祭司和马卡比家族的豪宅，还烧了记录债务的档案。他们的首领，一个“野蛮、残忍”的军阀，在短时间内统治着耶路撒冷，直到祭司们将他暗杀。此后，匕首党逃到死海附近的马萨达要塞，直到耶路撒冷陷落，他们再也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
祭司们恢复了名义上的控制权。但从那时开始，耶路撒冷的教派和他们的军阀式领袖——通常是外省机会主义者和当地冒险家，还有宗教狂热分子，开始了残酷、混乱的犹太内战。就连我们的主要消息来源约瑟夫斯也弄不清到底是谁组建了这些教派，他们都信仰什么。不过，他将宗教领域反罗马狂热活动的作用力追溯到大希律死后的加利利叛乱：“他们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感情，这几乎是无法克制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上帝才是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瑟夫斯说，犹太人“战乱不断，互相残杀”。
罗马六百人的卫戍部队仍然控制着希律城堡，他们同意放下武器，条件是让他们安全出城，可是，这些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此前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犹太人，他们因此而遭到了“野蛮屠杀”。国王亚基帕放弃了调解的努力并承认失败。公元66年11月，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在亚基帕和盟国国王的支持下从安条克南下，一路打到耶路撒冷。可是，不知为何，他突然撤退了，可能是被收买了。在犹太人的猛攻下，他的撤退导致五千名罗马士兵命丧黄泉，一个军团的鹰旗也不知所踪。
耶路撒冷的命运已成定局。骄傲的罗马要求雪耻复仇。造反者们推举前任大祭司阿那努斯作为独立以色列的领袖。阿那努斯加固了城墙，与此同时，锤打、锻造盔甲和武器的声音在这个城市回响。他还沙场点将，其中一个被他任命的将领就是未来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约瑟夫斯作为加利利的指挥官离开耶路撒冷，到达加利利后，他与军阀吉斯卡拉的约翰交恶，便认为此人比他们俩要共同对抗的罗马人更加邪恶。
新的犹太钱币上颂扬着“锡安的自由”和“圣城耶路撒冷”——然而这个自由似乎不是许多人想要的自由，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当尼禄听说以色列反叛时，他正在希腊演奏他的歌曲，参加奥运会的战车比赛（尽管跌出马车，但他仍赢了比赛）。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尼禄畏惧得胜的将军们，所以他从自己的随从中选出一位顽强的老兵充当犹太战争的指挥官。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已经年近六旬，他经常因为在皇帝的舞台表演中打瞌睡而触怒皇帝。不过，他已经在对不列颠的征服中功成名就，从他的绰号“赶骡人”中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毫不张扬，忠实可靠，还可以看出他是靠把骡子卖给军队而发财致富的。
韦斯巴芗把他的儿子提图斯派到亚历山大里亚补充给养，他自己则集结了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包括四个罗马军团加上叙利亚投石兵、阿拉伯弓箭手和国王希律·亚基帕的骑兵。接着，他沿海岸线南下，向仆托肋买进发。公元67年年初，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夺回加利利，在这里他遭遇了约瑟夫斯和加利利人的疯狂抵抗。最后，韦斯巴芗包围约瑟夫斯的约塔帕塔城堡，将他围困其中。同年7月29日，提图斯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破损的城墙，占领了这座城市。犹太人拼死抵抗，许多人自杀身亡。
约瑟夫斯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藏在一个山洞里。当罗马人抓捕他们时，他们决定自杀，并抽签决定谁来杀死谁。靠天意（或者说是作弊），约瑟夫斯最后才抽到，他活着走出山洞。韦斯巴芗决定把他当作战利品送给尼禄，那样的话，他势必死得很惨。这时，约瑟夫斯要求跟将军会谈。当他站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面前时，他说：“韦斯巴芗！我是作为一个带着重要消息的信使来到你面前的，你要把我送给尼禄吗？为什么？韦斯巴芗，即将成为皇帝的是你和你的儿子。”阴沉的韦斯巴芗被恭维了，后来他虽然把约瑟夫斯关进了监狱，却时不时地送礼物给他，而几乎和约瑟夫斯一般大的提图斯则待约瑟夫斯如友。
当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向犹地亚进发时，约瑟夫斯的对手，吉斯卡拉的约翰逃到了耶路撒冷——“一个没有总督的城市”，陷入自毁的屠杀狂热之中。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蒙
耶路撒冷的大门仍然对犹太朝圣者开放，于是宗教狂热分子、饱经战乱的亡命之徒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这个城市，这里的造反者在帮派战争、寻欢作乐和搜捕叛徒的狂热中消耗着自己的能量。
此时，年轻、自负的强盗开始挑战祭司的统治。他们占领圣殿，推翻大祭司，通过抽签选出一个“卑微的乡下人”来取代他。阿那努斯召集耶路撒冷人对圣殿发动进攻，但他不愿袭击内院和至圣之所。吉斯卡拉的约翰和他的战士发现了占领整个城市的机会。约翰邀请以土买人，那个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最野蛮、最血腥的民族”过来。以土买人冲进这个城市，袭击圣殿，使这里血流成河，然后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杀了一万二千人。他们杀死了阿那努斯和他的祭司，把他们扔到墙外喂狗，并剥去他们的衣服，对他们赤裸的尸体进行踩踏。“阿那努斯之死，”约瑟夫斯说，“是城市毁灭的开始。”最后，满载战利品、厌腻了鲜血的以土买人把耶路撒冷留给了新的强人吉斯卡拉的约翰。
尽管罗马人就在附近，但约翰仍让他的加利利人和狂热派尽情享受他们的战利品。圣殿成了妓院；而约翰的一些支持者很快就对这个暴君失去了信心，他们转而投靠城外正在崛起的力量，一个名叫西蒙·本·乔拉的年轻军阀，“此人没有约翰狡猾，但在力量和勇气方面要胜过前者”。对于民众来说，西蒙“比罗马人更令人讨厌”。希望摆脱一个暴君统治的耶路撒冷人迎来了另一个暴君——西蒙·本·乔拉——他很快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但约翰仍然控制着圣殿。现在，狂热派起而反对约翰，他们占领了圣殿内院，于是，用塔西佗的话说：“有三个将军、三支军队为争夺一座城市而互相攻打，尽管罗马人正在逼近。”当附近的耶利哥落到韦斯巴芗手里时，三个犹太教派都停止了战斗，努力为耶路撒冷筑防，挖壕沟，加固希律·亚基帕一世在北边修建的第三道城墙。韦斯巴芗准备围攻耶路撒冷，但这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罗马已经失去元首。公元68年6月9日，尼禄在叛乱的折磨下自杀，留下这几个字：“我死了，世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三个假尼禄相继在各省崛起并倒台时——似乎一个真尼禄还不够——罗马相继拥立又推翻了三个皇帝。最后，犹地亚和埃及的军团拥立韦斯巴芗为他们的皇帝。这时赶骡人想起了约瑟夫斯之前的预言，于是释放了他，授予他公民权，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在韦斯巴芗先征服犹地亚再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约瑟夫斯几乎成了他的吉祥物。贝勒妮斯典当了自己的珠宝，资助韦斯巴芗夺取罗马皇位，赶骡人很感激她。新皇帝取道亚历山大里亚前往罗马，他的儿子提图斯则率领六万名士兵向圣城进发，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命运将成就或毁灭他的王朝。
第二部分 异教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经·耶利米哀歌》1.1-2
即使耶路撒冷未被毁灭、犹太人仍与我们和平相处，他们神圣的宗教习俗仍与我们帝国的荣耀和祖先的习俗格格不入。
西塞罗，《为弗拉库斯辩护》
对一个人来说，居住在以色列，即使城市里没有犹太人，也比居住在非以色列，但城市里全都是犹太人来得好。埋葬在以色列的人，仿佛诞生在耶路撒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人，仿佛诞生在荣耀的座位之下。
犹大·哈纳西，《塔木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一分在世界其他地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10
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西蒙·巴尔·科赫巴发行的硬币上文字
因此，耶路撒冷正好是在星期六被毁，一直到现在犹太人都最敬畏这一天。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
14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几个星期后，耶路撒冷已被摧毁，血腥的巡礼也已经完成，提图斯再次穿过耶路撒冷，将这个满目疮痍的废墟和它消逝的荣耀作对比。之后，他带着俘虏的犹太领袖、他的皇家情妇贝勒妮斯，以及他最喜欢的叛徒约瑟夫斯和圣殿的财富，乘船返回罗马。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头戴桂冠、身穿紫衣从伊西斯神庙中走出来，他们接受元老院的致敬，在广场上站好，观看罗马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庆典。
神像和镀金花车的游行为观众提供了“欢乐与惊喜”，花车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上面堆满了金银财宝，约瑟夫斯讽刺地指出：“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快乐的国度沦为废墟”。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活人画中上演——罗马军团冲锋，犹太人被屠杀，圣殿起火——在每辆花车上都站着拿下一座城镇的罗马指挥官。接下来所展现的对约瑟夫斯来说最为残忍——至圣之所的华丽收藏：黄金桌案、烛台和犹太人的律法。明星囚犯西蒙·本·乔拉脖子上拴着绳子接受检阅。
游行队列停在朱庇特神庙，西蒙和叛军首领被处死；人群欢呼；祭品献上。这是耶路撒冷的葬身之处，约瑟夫斯若有所思地说：“她的古物、她的财富、她散居所有可居住之地的人民，甚至她伟大而荣耀的宗教仪式，都不能阻止她的毁灭。”
提图斯通过修建凯旋门来纪念这场胜利，提图斯凯旋门至今仍在罗马屹立着。[1]从犹太人那里劫掠来的东西被用来支付修建角斗场与和平神庙的费用，韦斯巴芗在神庙里展示了从耶路撒冷掠夺的战利品——除了《摩西五经》和至圣之所的紫色帷幕，他把这两样东西摆在帝国的皇宫里。犹太战争的胜利和罗马中心地区的重塑不仅宣示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还是对帝国本身的献礼以及对犹太教的胜利。所有犹太人给圣殿交的税，从此改为犹太税，缴纳的对象是罗马帝国，用途是重建朱庇特神庙。这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羞辱行为。[2]而大部分犹太人，无论是在犹地亚和加利利，还是在地中海和巴比伦尼亚人口稠密的聚集区，都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接受罗马人或帕提亚人的统治。
犹太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在加利利人以利扎的领导下，马萨达要塞坚守了三年。在此期间，罗马人向马萨达发起了进攻。公元73年4月，要塞守卫军的首领告诉他的手下和他们的家人这个黑暗新世界的各种现实：“这个我们认为的使上帝居住其中的城市在哪里？”耶路撒冷消失了，他们现在面临着被奴役的命运：很久以前，我仁慈的朋友们决定不再做罗马人或除上帝外其他任何人的仆人。我们是第一个起来反抗他们的人，我们是最后一个同他们战斗的人。我不能不把它视为上帝对我们的袒护，使我们有力量以自由之身，以光荣的方式，和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勇敢地走向死亡。让我们的妻子不受蹂躏而死吧！让我们的孩子不受奴役而死吧！
于是，“丈夫温柔地拥抱他们的妻子，把他们的孩子抱在怀里，眼含热泪地给他们最长时间的告别之吻”。接着，男人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抽签选出十个人杀死剩下的人，直到九百六十人全部死亡。
对大部分罗马人来说，马萨达自杀事件证实了犹太人是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尽管写作时间是在三十年后，但塔西佗仍表达了这样的传统观点：犹太人是“邪恶、恐怖的”偏执狂，迷信包括一神教和割礼在内的古怪东西，犹太人鄙视罗马人的神，“不接受爱国精神”，“邪恶使他们固步自封”等等。而约瑟夫斯从自杀期间隐匿起来的少数幸存者口中得知了马萨达的详情，他无法掩饰对这些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的崇敬。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
约瑟夫斯住在韦斯巴芗位于罗马的旧房子里。提图斯赐给他一些来自犹太圣殿的经卷、一笔抚恤金和一些犹地亚的土地，还授权他创作他的第一部书《犹太战记》。皇帝和提图斯不是约瑟夫斯唯一的信息来源。“你来我这里时，”他“亲爱的朋友”希律·亚基帕国王写道，“我会告诉你许多东西。”但约瑟夫斯意识到其“特权地位会招来嫉妒和危险”，他需要皇家的保护。直到图密善统治时期，他一直享受这种保护，后者热心地帮他除掉了一些敌人。然而，就在约瑟夫斯晚年深得弗拉维皇族宠信时——他在公元100年前后去世——他仍希望能够重建圣殿。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为犹太人对文明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我们让世界上其他人见识到许多美妙的想法。还有比不容侵犯的虔诚更美好的东西吗？还有比服从律法更高的正义吗？”
希律公主贝勒妮斯和提图斯一起待在罗马，但她闪光的钻石、她的皇家架势，还有她与弟弟通奸的故事令罗马人反感。“她在宫殿里与提图斯同居，她希望嫁给他，她已经在各个方面以他的妻子自居。”据说，凯基纳将军因为与她调情而被提图斯谋杀。提图斯爱她，但罗马人拿她与安东尼的红颜祸水克里奥帕特拉作比，甚至更差，因为现在犹太人战败了，他们被人瞧不起。提图斯不得不送她离开。公元79年，当提图斯接替他的父亲继位时，五十多岁的贝勒妮斯回到罗马，但反对之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提图斯不得不再次与他的犹太克里奥帕特拉分离。他意识到弗拉维家族的王位坐得并不稳。贝勒妮斯可能再次回到她的兄长身边，他们几乎成为希律家族仅存的后人。[3]
提图斯在位时间不长。他两年后去世，留下这几个字：“我只做错了一件事。”摧毁耶路撒冷吗？犹太人相信他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紧张疲惫一直统治着毁灭后的耶路撒冷，直到一场最终的、灾难性的愤怒痉挛再次在犹地亚爆发。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耶路撒冷是罗马第十军团的指挥部，它的营地散布在今亚美尼亚区希律城堡的三座高塔周围，其中最后一座塔希皮库斯的基座至今犹存。军团屋顶的瓦和砖上往往装饰着反犹性质的野猪纹章，目前这种类型的砖瓦已在城中多处被发现。耶路撒冷并没有完全废弃，这里还住着历来憎恶犹太人的叙利亚和希腊老兵。这个堆满巨大岩石，贫瘠如月球表面的地方，肯定让人不寒而栗。但是，犹太人一定希望重建圣殿，恢复往日的景观。
韦斯巴芗允许借助棺材逃离耶路撒冷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在地中海的雅弗尼[Yavneh，又叫雅姆尼亚（Jamnia）］教授犹太律法，犹太人也没有被正式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事实上，许多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可能和约瑟夫斯和亚基帕一样，成为了罗马公民。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上圣殿山，朝圣者只能在汲沦谷的撒迦利亚墓（Tomb of Zeohariah）[4]旁祈祷，悲伤地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些人期待世界末日恢复上帝的王国，但对本·扎凯来说，消失的耶路撒冷已经披上一层无形的神秘面纱。当他参观废墟时，他的学生大声疾呼：“我们真倒霉！”“不要悲伤，”拉比回答说（据几个世纪后编纂的《塔木德》所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救赎，这种救赎就是善行。”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却是近代犹太教的开端——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
犹太基督徒在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也可能是表兄弟），革罗罢的儿子西蒙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敬拜在今天的锡安山上的晚餐楼。在现在的建筑下面埋藏着一座犹太会堂，它可能是用希律圣殿的碎片残骸搭建的。然而，地中海沿岸数量不断增加的非犹太基督徒不再敬畏现实中的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战败将他们与母教永远分离，它证明了耶稣预言的正确性以及新旧启示的更替。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失败的信仰的荒原，《启示录》用基督羔羊代替圣殿。在末世的日子里，金色的、镶满珠宝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
这些派别不得不小心谨慎：罗马人对救世国王出现的任何迹象都保持警惕。提图斯的继任者，他的弟弟图密善，以征收反犹性质的税和迫害基督徒的方式为自己摇摇欲坠的政府争取支持。图密善被暗杀后，上了年纪的爱好和平的皇帝涅尔瓦放松了对基督徒的镇压和对犹太人的征税。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黎明。涅尔瓦没有儿子，所以他选择了他杰出的将领做继承人。高大、健硕、性格坚韧的图拉真是理想的皇帝，他可能是自奥古斯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但是，他把自己定位为新土地的征服者和旧理念的恢复者——这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就犹太人而言则更为糟糕。公元106年，他下令将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监管人西蒙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西蒙和耶稣一样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大卫王。耶稣王朝至此终结。
图拉真为自己的名字感到骄傲，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在提图斯的领导下攻打犹太人时取的，所以他恢复了犹太税。但是，他是又一个亚历山大的崇拜者：他入侵帕提亚，将罗马的权势延伸到巴比伦犹太人的故乡伊拉克。战斗期间，巴比伦犹太人理所当然地向他们在罗马的兄弟求助。当图拉真向伊拉克推进时，非洲、埃及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在叛乱“国王”的领导下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可能在帕提亚犹太人也呼应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最终报了仇。
图拉真在挺进伊拉克时既害怕后方的犹太人造反，又害怕巴比伦的犹太人发起进攻，所以他“决定有可能的话摧毁整个犹太民族”。图拉真下令处死从伊拉克到埃及的犹太人，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图拉真正在摧毁整个犹太民族。”现在，在人们眼里，犹太人与罗马帝国是敌对的，“我们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渎神的，”塔西佗写道，“他们还接受我们避之不及的所有东西。”
叙利亚的新总督埃利乌斯·哈德良见证了罗马的犹太问题，此人娶了图拉真的侄女。当图拉真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意外死亡时，他的皇后宣布他在临终时收养了一个儿子：新皇帝是想方设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的哈德良，他是一个著名的皇帝，是耶路撒冷的成就者之一，也是犹太历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恶魔。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在他的小情人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陪同下拜访耶路撒冷。他决定抹杀这个城市，就连它的名字都不予保留。他下令在旧城的遗址上建造新城，新城以他的家族和朱庇特·卡皮托里努斯（Jupiter Capitolinus，与帝国联系最多的神）的名字命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他还下令取缔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标志割礼，违者处以死刑。这意味着圣殿将永不可能重建。意识到这一点的犹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沮丧不已，而健忘的皇帝已经动身前往埃及游历。
时年五十四岁的哈德良出生在西班牙一个靠生产橄榄油致富的家庭，他似乎是一个为统治帝国而生的男人：他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同时听、说并向别人咨询事情；他能亲自设计自己的建筑，能够作诗、谱曲；他还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不停地巡视各省以重组并巩固这个帝国。哈德良因为从图拉真在达契亚和伊拉克辛苦征服的土地上撤军而备受批评。与图拉真不同的是，哈德良设想的是一个靠希腊文化团结起来的稳固的帝国，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是如此执着，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小希腊人（Greekling）”的绰号（他找来经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用卷发钳打理他的希腊胡子和发型）。公元123年，在小亚细亚的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他一生的挚爱，希腊男孩安提诺乌斯，后者差点成了他的配偶[5]。除此以外，这个完美的国王还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控制狂。发怒的时候，他曾将一支笔插进一个奴隶的眼睛里。而他的统治也是以血腥清洗开始并结束的。
在耶路撒冷，在这座犹太人城市的废墟上，他计划建造一个以崇拜罗马、希腊和埃及神为中心的典型的罗马城镇。华丽的三门入口，尼亚波利门（Neapolis Gate，即大马士革门）是用希律时代的石头建造的，此门通向一个装饰着纪念柱的圆形广场，以两条主干道卡丁街为轴线，分别延伸到另外两个广场。一个广场在被毁的安东尼亚要塞附近，另一个在现在的圣墓大教堂南边。哈德良在那儿建了他的朱庇特神庙，神庙外面是阿芙洛狄忒的雕像，雕像就建在耶稣受难的那块石头上。他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此决定的，以拒绝将此圣地归还给犹太基督徒。更为糟糕的是，哈德良打算在圣殿山上建一座以他英姿飒爽的骑马雕塑为标志的神庙。[6]他有意消除耶路撒冷的犹太特征。而他确实知道另一个亲希腊的戏剧表演家神显者安条克也曾做过相同的事情，并在雅典建造了奥林匹亚神庙。
10月24日是埃及人纪念他们的神奥西里斯之死的节日，也是在这一日，哈德良的情人安提诺乌斯神秘地溺死在尼罗河中。他是自杀的吗？哈德良或埃及人把他当成祭品？这是场意外吗？通常神秘莫测的哈德良心碎难当，他把这个男孩奉为奥西里斯神，建立了一座以他为名的城市，安提诺波利斯，并为他设立祭典，把他优美的面部雕塑和华丽的形体雕塑散布到整个地中海。
在从埃及返回的路上，哈德良途经耶路撒冷，他可能在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外围绕了一圈。罗马人的镇压、耶路撒冷的异教化，还有男孩安提诺乌斯的裸体雕像激怒了犹太人，他们在犹地亚山间建造地下建筑群，藏匿武器，准备发动大规模叛乱。
哈德良一踏上归途，一个以“以色列王子”著称的神秘领导人就开始发动最为可怕的犹太战争。
西蒙·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起先，罗马人并没有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但这一次犹太人在一个能干的指挥官、自封的以色列王子和星辰之子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的领导下做好了充足准备，此人有着和耶稣诞生标志相同的神秘的王权标志，《民数记》中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击溃摩押。”许多人把他奉为新大卫，受人敬重的拉比阿基巴（Akiba）（在4世纪的《塔木德》中）坚称“这是国王弥赛亚”，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草会从你的下巴上发芽，阿基巴，”另一位拉比回答说，“大卫之子还不可能出现。”科赫巴的真名是巴尔·科西巴（bar Kosiba）；怀疑论者则一语双关地称呼他巴尔·科兹巴（bar Koziba），意思是“谎言之子”。
西蒙很快便打败了罗马总督和他的两个军团。我们在一个犹地亚山洞中发现了他所下的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他这个人既残酷又有能力：“我将对付罗马人”——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灭掉了整个罗马军团。“投射物打中他的膝盖，他把它们扔回去，杀掉了一些敌人。”他不容许有任何异议：“西蒙·巴尔·科赫巴对耶荷那坦和马萨巴拉说，立刻把所有跟你一起从提哥亚和其他地方过来的人带到我面前，如果不把他们送过来，你们将受到处罚。”据同时代的基督徒查斯丁所说，科赫巴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下令“如果基督徒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就严厉惩罚他们”。“当基督徒拒绝帮助他对付罗马人时，他便杀了他们”。一个名叫尤西比乌斯的基督徒在很久以后著述补充：“这个人是杀人犯，是土匪，只仰仗他的名字，好像对付奴隶一样，声称自己是带来光明的人。”据说，他要求他的每个战士砍掉一根手指以测试他们的忠诚。
星辰之子以耶路撒冷南部的希律城堡为据点，统治他的以色列国：他的铸币上写着“元年：以色列的救赎”。但是，他再次供奉圣殿并恢复献祭了吗？他的铸币上吹嘘“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并刻上圣殿的纹章，但至今没有在耶路撒冷发现他的任何一枚钱币。阿庇安著述说，哈德良和提图斯一样摧毁了耶路撒冷，这句话暗示有一些东西被毁掉了，而横扫一切的叛军们肯定会围攻据守城堡的第十军团，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在圣殿山祭拜，但他们是否这样做了我们不得而知。
哈德良匆忙返回犹地亚，把他最优秀的指挥官朱利叶斯·塞维鲁（Julius Severus）从不列颠召回，他还集结了七个乃至十二个罗马军团。据狄奥·卡西乌斯（此人是记录这场无名战争的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所说：“他们出发同犹太人作战，他们毫不留情地处置这些发了疯的人。”“他杀死成千上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尸体成堆，而且根据战争法，征服了这块土地。”塞维鲁到达后采用了犹太人的战术：“把敌人分割成小团体，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把他们关起来。”这样他就能“镇压、消灭他们”。当罗马人逼近时，巴尔·科赫巴需要依靠严厉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如果你虐待和你一起的加利利人，”他告诉他身边的一个中尉，“我会给你戴上脚镣，本·阿富鲁尔就是个例子！”
犹太人退到犹地亚的山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发现西蒙的信和他们哀伤的家眷。这些避难者和战士带着他们废弃房屋的钥匙——对那些注定不会归来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还有他们的奢侈品——一个玻璃餐具、皮箱里面的一块梳妆镜、一个木制首饰盒、一把香铲。他们在那里去世，因为他们的所有物品就在他们的骨头旁边摆着。他们破碎的信件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关于这场灾难的信息：“直到最后……我们毫无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南方……这些都在战争中失去……”
罗马人逼近巴尔·科赫巴的最后一个要塞——耶路撒冷以南6英里（约10千米）处的贝塔尔（Betar）。西蒙本人在贝塔尔的最后抵抗中牺牲了，根据犹太传说，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把他的尸体带过来！”哈德良说，西蒙的头和他脖子上的蛇让哈德良印象深刻。“如果上帝没有杀死他的话，谁会战胜他？”哈德良可能已经返回罗马，但不管怎样，他实施了一场堪称种族灭绝的报复。
“很少有人活下来，”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他们的五十个前哨据点和九百八十五个乡村被夷为平地，58.5万人战死。”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七十五个已知的犹太定居点不复存在。如此多的犹太人成为奴隶，以至于在希伯伦的奴隶市场上他们的价钱比马还低。犹太人继续在乡村生活，但犹地亚再也没有从哈德良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哈德良不仅禁止行割礼，还禁止犹太人靠近埃利亚，违者处以死刑。耶路撒冷已经消失了，为了将犹地亚从地图上抹去，哈德良故意将犹地亚改名为巴勒斯提纳（Palaestina）——以犹太人古时候的敌人腓力斯丁人命名。
作为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广受称赞，但这次却没有成功可言：他在犹地亚的损失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弄得他精疲力竭。当他向元老院汇报时，他已失去往日的自信：“我很好，军队也很好。”受动脉硬化（如他的雕塑中描绘的耳垂分裂而体力不支）和水肿的折磨，哈德良杀死了任何可能的继承者，甚至包括他那已经九十岁的姐夫，后者诅咒他：“愿他渴望死亡，但却死不了。”这个诅咒应验了：死不了的哈德良试图自杀。但是，没有一个独裁者像哈德良一样，写下了如此妙趣横生又伤感失意的关于死亡的诗句：四处流浪、充满魅力的小小灵魂，
是寄宿于身体的客人和伴侣，
如今你将前去哪里？
去黑暗、寒冷、阴郁的地方——
届时，你什么玩笑也都说不出口。
当他最终撒手人寰时——“所有人都痛恨他”——元老院拒绝奉他为神。犹太文学在提到哈德良时始终要加一句：“愿他的尸骨在地狱中腐烂。”
他的继任者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稍微放松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允许他们行割礼；但继哈德良之后，安敦宁的雕像也在圣殿山上树起[7]，以强调犹太圣殿将永不会重建。现在，完全与犹太人分开的基督徒禁不住欢呼。“圣所之所在，”基督徒查斯丁给安敦宁写信说，“已成为诅咒，我们的父辈们享受的荣耀已被火烧得一干二净。”对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帝国的既定政策限制对哈德良的政策进行任何更改。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是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小型罗马殖民地，它没有城墙，现有城市只及原来的五分之二，从现在的大马士革门延伸到链门，这里有两个广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各各他遗址上，有两个温泉浴场，一个剧院，一座仙女庙[nymphaeum，环绕在池边的宁芙（nymph）的雕像群］和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所有地方都装饰着柱廊、凯旋门和雕塑，包括第十军团的一头非常不洁净的大野猪的雕像。第十军团正慢慢从耶路撒冷撤走，因为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不再是威胁，而更多地被视为刺激物。当前往埃及的马可·奥勒留皇帝路过这里时，“通常厌恶令人发狂又无法无天的犹太人”的奥勒留皇帝戏谑地拿这些人与其他叛乱部落作对比：“噢，夸地人，噢，撒玛利亚人，我终于找到比你们更难管束的民族！”除神圣外，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自然产业——而第十军团的离去使它更加落后闭塞。
当罗马的和平交接以公元193年的内战结束时，当时主要在加利利和地中海沿岸居住的犹太人开始骚动不安，要么同他们的地方敌人撒玛利亚人作战，要么转而支持王位的最终获得者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imus Severus）。这导致反犹政策的缓和：公元201年，新皇帝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拜访埃利亚，他们好像见了犹太领导人——以“王子”著称的犹大·哈纳西（Judah haNasi）。当卡拉卡拉继承王位时，他用戈兰和吕大（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和裁决宗教纠纷的世袭权力报答犹大，他还制定历法，承认犹大是社团领袖——犹太人的族长。
富裕的犹大似乎将拉比的学识和贵族的奢侈结合在了一起，他在加利利修建王庭，用哥特人做保镖，与此同时，他还编纂了后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密西拿》。由于犹大与皇族的关系，加上时间的流逝，犹太人在贿赂了卫戍部队后，被允许在橄榄山或汲沦谷背对被毁的圣殿祈祷。他们相信圣灵住在那里。据说，犹大为犹太人的一个小的“神圣群体”争取得到允许在耶路撒冷定居，在今锡安山上的一个犹太会堂祈祷。但是，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始终没有考虑改变哈德良的政策。
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从未停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要一日三次祈祷：“愿这是你的意愿，圣殿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重建。”在《密西拿》中，他们将圣殿仪式的每个细节都汇编起来，为它的重建作准备。“一个女人可以戴上她的所有饰品，”口传律法的另一部汇编作品《陀瑟他》（Tosefta）教导说，“但要留出一件小东西来纪念耶路撒冷。”逾越节家宴是以这句话结束的：“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如果他们有幸靠近耶路撒冷，他们会在看见这座被毁之城时举行一个撕破衣服的仪式。即使客居他乡的犹太人也想安葬在圣殿附近，以便审判日到来时第一个复活。于是便有了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
圣殿是有机会重建的，事实上它之前就被重建过并且差点再次被重建。由于犹太人仍被明令禁止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被罗马明确视为威胁的是基督徒。
从235年起，帝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从内到外支离破碎。在东方，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对罗马人发起挑战。危机期间，罗马皇帝怪罪基督徒是拒绝向他们的神献祭的无神论者，并残忍地迫害他们，尽管基督教与其说是一个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同教派的组合。[8]但基督徒在基本理念上观点一致：为那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准备的救赎和死后复生，证实了被他们借用并纳为己有的古老的犹太预言。他们的创始人是以造反者的身份被罗马人杀死的，但基督徒却把自己重塑成一个敌视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的宗教。于是，罗马成了他们的圣城；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基督徒住在沿海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成了“天国之城”，而它的实际地点埃利亚只是耶稣在此丧生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然而，当地基督徒延续着关于耶稣受难地和复活地的传说，现在这个遗址埋在哈德良的朱庇特神庙的下面，他们甚至爬进去祈祷，在墙上乱写乱画。[9]
公元260年，在罗马最艰难的时刻，波斯人俘虏了皇帝（皇帝被迫喝下熔化的黄金，然后被取出内脏，填上稻草），而整个东方，包括没有屏障的城镇埃利亚，都被一个年轻女人芝诺比阿（Zenobia）执政的短命帝国巴尔米拉帝国占领。但是，在十二年的时间里，罗马收复了东方。世纪末时，戴克里先皇帝成功地恢复了罗马权威及对旧神的崇拜。然而，基督徒似乎在破坏复苏。299年，在叙利亚的一次阅兵礼中当戴克里先给众神献祭时，一些基督教士兵手画十字，非基督教占卜者宣布占卜术因此失效。当戴克里先的宫殿被火烧毁时，他把这事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迫害活动，处死基督徒，烧毁他们的书，摧毁他们的教堂。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方的新皇帝是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他用斧头、炙烤和肢解加大了屠杀基督徒的力度；而西方的皇帝则是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一个强壮的、在约克称帝的伊利里亚士兵。已经得病的他此后不久便去世了，公元306年7月，大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拥立了他年轻的儿子君士坦丁为皇帝。君士坦丁将用十五年时间先征服西方，再征服东方，更重要的是，和大卫王一样，他将用一个决定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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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至于韦斯巴芗，他因为在意大利修建公共厕所而得到了最好的纪念，这些公共厕所至今仍被称为“vespasianos”。
[2] 韦斯巴芗的钱币上，代表犹地亚的女性人物形象被捆绑着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是倚在自己矛上的高高在上的罗马，以此吹嘘“JUDAEA CAPTA（犹太俘虏）”。耶路撒冷宝藏的命运仍然是个谜。455年，汪达尔国王金塞里克洗劫罗马并将圣殿珍宝带到迦太基，后来这些东西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将领贝利撒留截获，后者又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将烛台送回了耶路撒冷，但614年，它很可能又被波斯人掳去。无论如何，它就此消失了。由提图斯的胞弟图密善修建的提图斯凯旋门显示，烛台的枝架向上延伸，与三叉戟相像：它可能经过改装，或者是艺术家的失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化的烛台（除了异教标志外）成了哈努卡节使用的以及作为以色列标志的现代犹太烛台的原型。
[3] 希律·亚基帕二世获得的奖赏是黎巴嫩的一个扩张的王国。他可能不想统治废墟中的犹地亚，但他可能考虑过在罗马的政治生涯。公元75年，为和平圣殿的落成典礼（展出了圣殿的一些器皿）拜访罗马之际，希律·亚基帕二世被授予执政官的头衔。希律·亚基帕二世在公元100年前后去世，他的统治期经历了十个皇帝。他的亲戚成为亚美尼亚国王和奇里乞亚国王，还有最终成为罗马执政官的。
[4] 这是一个未完工的家族墓，这家人可能在围城期间丧生，所以这个地点适合犹太人聚在一起哀悼圣殿。这些朝圣者雕刻的希伯来语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5] 这令罗马人很不高兴。希腊人的爱情是传统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凯撒、安东尼、提图斯和图拉真都是我们所说的双性恋者。但是，与我们现在的道德理念相反的是，罗马人认为与男孩们性交是可以接受的，与成年男人性交则不然。然而，即使在安提诺乌斯成年后，哈德良仍无视他的妻子，把他的情人当作伴侣。
[6] 哈德良的建筑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保留了下来：汉扎伊街9号的扎拉提莫糖果店将哈德良朱庇特神庙大门的遗迹和主广场的入口联结在一起。这家商店是在1806年由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扎拉提莫的奥斯曼长官开办的；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蛋糕王朝的长老萨米尔·扎拉提莫仍经营着这家糖果店。哈德良的城墙向另一个古老的巴勒斯坦家族企业阿布·阿萨布的果汁店的方向延伸，接着是俄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哈德良小广场的拱门在苦路上保存了下来，许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这是彼拉多说“Ecce homo（人在这儿）”，将耶稣介绍给群众的地方。事实上，拱门是一百年后的产物。大马士革门的地基已经被发掘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它在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现在的主干道哈盖伊或埃尔瓦德是沿哈德良大道的路线修建而成的，哈德良大道已经在西墙广场被发掘出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和后来的基督教史料《复活节编年史》暗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圣殿山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尚未发现神庙的任何痕迹。
[7] 就在圣殿山南墙双子门（Double Gate）装饰剖面的正上方倒刻着这样一句铭文：献给皇帝凯撒·提图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安敦宁·奥古斯都·毕尤，由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安敦宁·毕尤的骑马雕像的基座，圣殿山上也有他的骑马雕塑。它想必曾遭到劫掠，然后被建造此门的倭玛亚哈里发再次利用。
[8] 诺斯替派（The Gnostics）是这些教派中的一个：他们相信神圣之光只对少数几个拥有特殊知识的精英释放。1945年，埃及农民在一个罐子里发现的始于2或3世纪的十三个圣书抄本揭示了更多的东西——并引出了许多糟糕的电影和小说。在《彼得启示录》和《雅各启示录（一）》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的替身。《菲利普福音》中零星提到耶稣亲吻抹大拉的玛利亚，从而坚定了一些人对于他们可能结婚的猜测。2006年出现的《犹大福音》似乎将犹大描述成耶稣完成受难的助手，而不是叛徒。这些文本可能在4世纪基督教皇帝开始取缔异端时被藏了起来，但“诺斯替”这个词出自希腊语中的“知识”，是18世纪时出现的。犹太基督徒人数很少，他们以拒绝接受童贞女生子，尊耶稣为犹太人先知的伊便尼派人——穷人——身份延续到公元4世纪。至于主流基督徒，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社团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们越来越鄙视被他们称作乡巴佬的非犹太人——pagani，“异教徒（pagan）”这个词就是来源于此。
[9] 在发掘古老的亚美尼亚小教堂圣海伦娜教堂时，亚美尼亚考古学家打开了一个拥有最迷人的涂鸦的空地（现在的瓦尔达小教堂）：这里粗略地画着一艘船和一句拉丁语：“Domine ivimus”（上帝，我们来了），引用了《诗篇》122的一句话，以此开始：“In domum domini ibimus”（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这遗迹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证明在异教徒的埃利亚，基督徒秘密地在朱庇特神庙下祈祷。
第三部分 基督教
耶路撒冷——它是大君的京城。
《圣经·马太福音》5.35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圣经·马太福音》23.37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圣经·约翰福音》2.19
犹地亚是万省之中最尊贵的，这座城就是犹地亚最尊贵的。
圣哲罗姆，《书信集》
耶路撒冷博采世界各地美景，成就了现在的名胜。在这里，男男女女朝圣者熙熙攘攘，所有的诱惑也一并登场。
圣哲罗姆，《书信集》
15 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在罗马城外向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发起进攻。战斗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中出现闪亮的十字”，和十字一起遮天蔽日的是这行文字：“凭此十字你将克敌制胜。”于是，他用代表耶稣基督的符号（Chi-Rho），希腊语中“基督（Christ）”一词的前两个字母，装饰士兵的盾牌。第二天，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他赢得了西方。在这个占卜和幻象盛行的时代，君士坦丁相信他的能力来自基督徒的“至高无上的神”。
君士坦丁是一个粗鲁的士兵、一个神圣有远见的人、一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一个披荆斩棘争夺权力的政客。然而，一旦站在人类权力的最高峰，他想到的却是建立一个统一在同一个宗教和同一个皇帝之下的帝国。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粗脖子、鹰钩鼻，妄想症使他经常突然杀死家人和朋友。他长发披肩，戴着俗艳的手环，穿着珠光宝气的长袍，欣赏着权力的圣典。他与哲人和主教辩论，设计出美丽的建筑，并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极为大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一刻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像许多盲目自信的人一样，他爱他的母亲海伦娜，而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说君士坦丁的个人皈依和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经历的一样充满了戏剧性，那么他对基督教的政治接受则是循序渐进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带来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君士坦丁所能理解的语言：耶稣基督成了胜利之神。君士坦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羔羊：他很快便以使徒的同仁（Equal of the Apostles）自居。他把自己鼓吹成受神庇护的军事将领，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罗马皇帝和希腊国王一样，经常把自己和守护神等同。君士坦丁的父亲尊奉无往不胜的太阳神，从而朝一神教迈出了一步。但是，基督教不是必然的选择——它完全是君士坦丁一时的兴起之作。公元312年，摩尼教（Manichaean）和密特拉教（Mithraistic）的受欢迎程度不比基督教低，而君士坦丁原本很有可能选择其中一个——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欧洲就会是密特拉教或摩尼教的欧洲。[1]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乌斯（Licinius）在《米兰敕令》中给予了基督徒宽容和特权。但是，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五十一岁时才打败李锡尼乌斯，统一了整个帝国。他试图在他的疆域范围内强制推行基督教的贞洁，禁止异教徒献祭，取缔圣神卖淫、宗教狂欢和角斗士表演，而以战车比赛取而代之。那一年，他把首都东迁，在亚欧两洲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一个叫“拜占庭”的希腊城镇遗址上建造了他的第二个罗马城。这个城市很快便以“君士坦丁堡”著称，它有自己的主教，现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和罗马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一起，成为基督教的统治力量。这种新的宗教信仰与君士坦丁的新型王权相匹配。早在耶路撒冷的监督者雅各执政早期，基督教就形成了一个由长老和监督者（主教）负责地方教区的等级体系。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的这种等级体系与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平行：一个皇帝，一个国家和一种信仰。
但是，君士坦丁刚把他的霸权和国教绑在一起，就发现基督教是分裂的：福音书对耶稣的本质和耶稣同上帝的关系语焉不详。耶稣是一个有着神圣特质的人，还是一个附在人身上的神？既然教会建立了，基督论就变得至关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为对基督的正确界定将决定人能否得到救赎，进入天国。在我们的世俗时代，只有关于裁减核武器和全球变暖的辩论在感情和强度上可与之匹敌。现在基督教是信仰狂热时代的民众宗教，这些问题既在大街上也在帝国宫殿里争论不已。当阿里乌斯（Arius），一个用流行的顺口溜向庞大人群传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祭司争论说，耶稣从属于上帝，因此他身上人性多于神性时，许多认为耶稣身上神性多于人性的人因此感到沮丧。当地方长官试图镇压阿里乌斯时，他的追随者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动了暴乱。
公元325年，被教义混乱弄得愤怒困惑的君士坦丁把主教们叫过来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他试图强行贯彻他的解决方案：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和圣父是一体的。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埃利亚·卡皮托利纳（耶路撒冷）的主教马卡里乌斯让君士坦丁注意到这个被忽视的小城镇的命运。君士坦丁知道埃利亚，他可能在八岁时作为皇帝戴克里先的随从之一拜访过此地。现在热衷于庆祝他在尼西亚的胜利并将他的帝国的神圣荣耀展现出来的君士坦丁大帝决定修缮这座城市，创造尤西比乌斯（凯撒利亚的主教，皇帝的传记作者）所说的“在著名的旧耶路撒冷之上建筑新的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委任了一个与耶路撒冷相称的教会作为福音摇篮。这项工作因皇帝致命的家庭纷争而加速了进程。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君士坦丁取得胜利后不久，他的妻子福斯塔就指责他最大的儿子（前次婚姻所生之子）副皇帝克里斯普斯（Crispus）性侵她。她是利用君士坦丁的新基督教贞洁观，声称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她，还是说他是一个强奸犯？这实际上是一段变质的风流韵事吗？克里斯普斯不是第一个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想要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但是皇帝可能已经开始嫉妒克里斯普斯的军事成就。当然，福斯塔也完全有理由讨厌这个阻挡自己儿子登上高位的绊脚石。
无论真相如何，君士坦丁被儿子的淫荡所激怒，他下令处死了克里斯普斯。皇帝的基督徒顾问也对此深感厌恶。这个时候，君士坦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母亲，站出来调解了。海伦娜曾是卑斯尼亚的一个酒馆侍女，她可能从未与君士坦丁的父亲结婚，但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现在是当之无愧的皇太后。
海伦娜让君士坦丁相信他被人玩弄了。她可能跟君士坦丁说，事实上是福斯塔试图勾引克里斯普斯，而不是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她。君士坦丁决定用一场不可饶恕的谋杀挽回另一场，他下令以通奸罪处死他的妻子福斯塔，让她要么在滚水中烫死，要么在过热的蒸汽房中窒息身亡，这是一个针对非基督教困境的极其非基督教的解决方法。但是耶路撒冷将从这两次谋杀[2]中受益，只是尴尬的基督教歌颂者很少提到这一点。
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全权委托海伦娜装饰基督之城，海伦娜于是启程前往耶路撒冷。[3]她的荣耀将是君士坦丁的忏悔。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年逾古稀的海伦娜皇后（钱币上的头像显示，有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梳着辫子，头戴镶着珠宝的皇冠）“带着年轻人的活力”和充足的资金来到埃利亚，她将成为耶路撒冷永垂不朽的建筑师和具有非凡成就的考古学家。
君士坦丁知道耶稣的受难地和埋葬地就在哈德良神庙下面，就像尤西比乌斯所说的那样，神庙中放着“名叫阿芙洛狄忒的肮脏魔鬼的雕像，是无生命的偶像的黑暗神龛”。他已经命令马卡里乌斯主教净化此地，捣毁异教神庙，发掘里面原有的坟墓，并在那里建造一个拥有“最美丽的结构、柱子和大理石，最昂贵耐用的、装饰着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长方形基督教堂。
海伦娜决定寻找真正的陵墓。她必须拆毁异教神庙，挖出铺路石，移走泥土，并确定圣地的位置。皇后的探索想必在小埃利亚引发了令人激动且有利可图的搜索活动。一个犹太人，可能是留在城里的犹太基督徒之一，出示文件引导大家发现了据称是耶稣坟墓的那个山洞。海伦娜还寻找过耶稣的受难地，甚至他受难用的十字架。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曾像她那样成功。她发现三个木制的十字架，一个写着“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之王”字样的木牌和钉死耶稣的钉子。但是哪个十字架是耶稣的？据说，皇太后和主教将这些木块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的床前，当第三个十字架放到她旁边时，这个病人“突然睁开眼睛，恢复体力，从床上坐了起来”。海伦娜“把十字架的一部分和钉子一起寄给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皇帝用这些钉子制作马笼头。此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渴求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而而用来制作十字架的那棵生命之树，开始取代之前代表耶稣的图形符号，成为基督教的标志。
海伦娜发现十字架的故事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她确实永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她在橄榄山上建造了耶稣升天大教堂和艾琳娜大教堂。她的第三座教堂圣墓大教堂耗费十年时间建成，这座教堂不是一栋建筑，而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群，它正面朝东，从最重要的罗马街道哈德良大道进入（现在的教堂则面朝南方）。参观者拾阶而上，进入中庭，然后依次经过三个入口进入长方形基督堂或殉道堂，这是一个拥有五个过道和成排梁柱的极其美丽的巨大教堂。穿过教堂的后殿便进入神圣的花园，花园是一个用柱廊装饰的庭院，它的东南角是耶稣遇难之丘，此山丘被一个开放的小教堂围了起来。镀金圆顶建筑物（Rotunda，即复活教堂）面朝天空，这样光线能够直接照到耶稣的坟墓上。它的壮观统治着耶路撒冷的神圣空间，嘲笑着圣殿山。海伦娜铲平了那里所有的非基督教神殿，并“下令在原址上撒上污秽之物”，以显示犹太上帝的失灵。[4]
一些年后，公元333年，第一批新朝圣者中一个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游客发现埃利亚已经变成一个热闹的基督教圣殿城市。“令人惊叹的”教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却起得很快，而哈德良的雕塑依然屹立在圣殿山的废墟当中。
海伦娜皇太后参观了耶稣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为慢慢开始涌入耶路撒冷、感受它独特神圣性的朝圣者们制作了第一张路线图。海伦娜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已年近八十，她的儿子把十字架的一部分保存在这里，把另一块碎片和木板送到她命名得恰如其分的一座罗马教堂。该教堂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
凯撒利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嫉妒耶路撒冷失而复得的显赫，他怀疑这个犹太城市“在血腥地杀死耶稣后已经偿付了其邪恶居民的罪恶”，它很可能成为上帝之城。毕竟，三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并不关注耶路撒冷。而尤西比乌斯说的不无道理：君士坦丁不得不面对犹太人的继承权问题，就像新耶路撒冷的创造者不得不将人们对犹太遗址之神圣的注意转移到它的新圣地。
当罗马人奉行多神崇拜时，他们可以容忍其他崇拜，只要这些崇拜不威胁到国家。但一神教要求只承认一种真理，一个上帝。所以，对弑神的犹太人的迫害变得至关重要，他们用自己的悲剧验证了基督教的真理。君士坦丁下令，任何试图阻止其兄弟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要即刻被烧死。[5]然而，一个小的犹太社团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在锡安山的一个犹太会堂中祈祷了一个多世纪，此外，犹太人还小心翼翼地在被废弃的圣殿山上祈祷。现在，“令人讨厌的犹太土匪”（这是君士坦丁对他们的称呼）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唯有一年一次的在被允许踏上圣殿山的日子里，波尔多朝圣者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对着“穿孔的石头”——圣殿的基石（现在被岩石圆顶清真寺圈了起来），“哀悼并撕扯自己的衣服”。
君士坦丁决定在耶路撒冷庆祝自己登基三十周年，但是这个时候他仍在努力控制令人头疼的主教阿里乌斯挑起的论战——即使阿里乌斯已经在粪便爆炸事件中过世。[6]在君士坦丁给宗教会议下达命令“使教会免遭亵渎并减少我的烦恼”之后，阿里乌斯派信徒仍再次反抗他，从而给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基督教节日，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集会蒙上了阴影。皇帝因病得太重不能前来。他总算在公元337年临终前受洗，并把他的帝国分给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这五人唯一达成一致的是继续维持这个基督教帝国，颁布更多的反犹法令：公元339年，他们颁布敕令禁止罗马人与犹太人通婚，这种行为是“野蛮、可憎的耻辱”。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打了二十年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这场动乱震动了巴勒斯坦。公元351年，耶路撒冷的一场地震使所有基督徒“无限恐惧”地冲进圣墓大教堂。当加利利犹太人在一个弥赛亚国王的领导下发动叛乱时，他们被皇帝的堂兄弟加卢斯·凯撒大肆屠杀，以至于连罗马人都对这场屠杀感到了厌倦。而今犹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收获了同情：皇帝决定推翻基督教，并重建犹太圣殿。
叛教者尤利安：修缮耶路撒冷
公元362年7月19日，新皇帝——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在入侵波斯的路上途经安条克时问一名犹太代表：“你们为什么不献祭？”
“我们不被允许，”犹太人回答说，“请让我们回到那座城市，重建圣殿和圣坛。”
“我会想办法以最大的热忱建造最高神的圣殿。”尤利安回答说。皇帝令人惊讶的回答令犹太人无比激动，他们觉得“建立王国的日子似乎已经到来”。
尤利安一改哈德良和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把耶路撒冷还给犹太人，归还他们的财产，废除反犹太捐税，并把纳税权和近卫队长官的头衔授予犹太人的大长老希勒尔（Hillel）。罗马世界和波斯世界的犹太人想必会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奇迹。他们清理圣殿山，可能挪走了哈德良和安东尼乌斯的雕像，在被波尔多朝圣者称为国王希西家宫殿的石头周围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犹太会堂。
尤利安害羞，安静，拘谨。一个有偏见的基督徒回忆起他时如此描述：“奇怪的、脱臼的脖子，弓着的、扭曲的肩膀，狂野的、飞镖似的眼睛，摇摇晃晃的走路姿势，朝着那个大鼻子吹气的傲慢仪态，紧张的、不加克制的笑声，点个不停的头和结结巴巴的演讲”。但是，这个留着胡须的、魁梧健壮的皇帝也很坚决果断。他恢复了异教信仰，偏爱家族昔日的守护神太阳神，鼓励按照传统习俗在异教神庙献祭并开除了加利利教师（这是他对基督徒的称呼），以弱化他们女性化的、非罗马的价值观。
尤利安从未想过统治这个帝国。当君士坦提乌斯杀死他的父亲和他的大部分家人时，他才五岁。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加卢斯和尤利安。公元349年，君士坦提乌斯指定加卢斯为副皇帝，最后却将他斩首，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加卢斯镇压犹太叛乱不力。但是君士坦提乌斯需要在西方安置一个副皇帝，现在只剩下唯一一个候选人。在雅典学哲学的尤利安成了副皇帝，定都巴黎。可以理解，当那位高深莫测的皇帝传唤他时，他必定深感忧虑。受关于宙斯的一个梦启发，尤利安从他的军队那里接受了帝国皇冠。在率领军队向东走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尤利安发现自己成了整个帝国的统治者。
尤利安重建犹太圣殿不仅展现了他的宽容，还是对基督徒声称他们继承了真正的以色列的否定，但以理和耶稣预言圣殿会倒，此举正好证明他们的预言并未成真，而重建犹太圣殿也标志着尤利安在颠覆其叔叔的工作方面所持的严肃态度。此外，在尤利安策划发动波斯战争期间，重建圣殿为他赢得了巴比伦犹太人的支持。尤利安认为希腊异教和犹太一神教之间并不矛盾，他相信希腊人崇拜的犹太“最高神”是宙斯：耶和华不是犹太人独有的。
尤利安委托他在不列颠的代理人阿利皮乌斯重建犹太圣殿。犹太公会非常担心，因为事情好得令他们难以置信。为了让他们放心，启程前往波斯前线的尤利安给犹太社团写信，重申了他的承诺。在耶路撒冷，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找出技术最高超的工匠，搜集材料，清理场地，如此认真地着手这项工作，以至于连女人都开始搬运泥土，还把她们的项链拿出来支付开销”。建筑材料存放在所谓的所罗门马厩中。“在移开之前建筑的残余物后，他们开始清理地基”。
当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时，尤利安率领六万五千名士兵入侵波斯。但是，公元363年5月27日，耶路撒冷发生了地震，这次地震不知为何点燃了建筑材料。
基督徒因这种“异象”而欣喜，尽管他们完全可以放火烧了这些东西。阿利皮乌斯原本可以继续这项工作，但尤利安已经跨过底格里斯河，进入伊拉克。在局势紧张的耶路撒冷，阿利皮乌斯决定等待尤利安回来。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撤退。6月26日，在萨马拉附近的一场混乱的小冲突中，一位阿拉伯士兵（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将长矛刺入皇帝的身体。肝脏被刺穿后，尤利安试图将长矛拔出来，却因此扯断了自己的手筋。基督徒作家声称他的临终遗言是“Vicisti，Galilaee”（“你征服我了，加利利人”）。接替他的是他的卫队司令，此人恢复了基督教，撤销了尤利安的所有法令，再次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此后又是一个宗教，一种真理。公元391至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并开始强制推行这种宗教。[7]
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公元384年，一个名叫哲罗姆的脾气暴躁的罗马学者带着一群富裕的基督教妇女来到耶路撒冷。尽管极其虔诚，但他们的旅行一直被性丑闻所笼罩。
年近四十岁的伊利里亚人哲罗姆曾在叙利亚沙漠过着隐士生活，其间他一直受性渴望折磨：“尽管只有蝎子与我为伴，但我很想加入女孩们的舞蹈，我的心因欲望而颤动。”哲罗姆当时是罗马主教达玛苏一世（Damasus I）的文书，而罗马的贵族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达玛苏信心十足地宣布罗马主教提供的神圣祝福直接传承自使徒圣彼得，这是他们向后世至高无上、永无过失的教宗转变的过程中迈出的一大步。而今教会得到贵族的支持，以至于达玛苏和哲罗姆发现自己被一些世俗丑闻缠住：达玛苏被指控通奸，被戏称为“给中年妇女挠耳朵的人”，而哲罗姆，据说他与有钱的寡妇葆拉有染，葆拉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妇女。哲罗姆和葆拉被宣布无罪——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罗马，于是二人在葆拉的女儿尤斯多琴（Eustochium）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耶路撒冷。
这个十几岁的童贞女的存在，似乎让到处都能闻到性味道的哲罗姆激情澎湃，他把大部分旅行时间花在写短文上，警告性之危险。“欲望，”他写道，“刺激着感官，感官娱乐的文火散发出令人愉悦的光芒。”到达耶路撒冷后，哲罗姆和他虔诚的百万富婆发现这个新城市是神圣、贸易、关系网和性的集散地。这些贵族妇女非常虔诚，梅拉尼娅（Melania，年入十二万磅黄金）是这些贵妇中最富裕的，她在橄榄山上修建了自己的修道院。但许多奇怪的男女挤在这个以宗教热情和感官刺激为主题的公园里，这种混杂所提供的性机会让哲罗姆感到恐惧：“这里聚集了所有的诱惑。”他写道，所有人都是“妓女、演员和小丑”。实际上，“没有哪种可耻行为是令他们不沉迷的”，另一个圣洁但目光敏锐的朝圣者尼撒的格列高利评论道。“诈骗、通奸、偷盗、偶像崇拜、投毒、争吵和谋杀每天都要上演。”
帝国的眷顾、纪念性建筑和源源不断的朝圣者为耶路撒冷各处创造出新的节日和仪式日历，并以复活节为最高潮，而耶路撒冷的新精神地理学也以耶稣受难地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了。名字改变了，[8]传统混淆了，在耶路撒冷真正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是真的。公元4世纪80年代，一位女性先驱，西班牙修女埃格里亚（Egeria）拜访了耶路撒冷，她描述了圣墓大教堂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圣物展[9]，现在它包括了所罗门王的戒指和为大卫施膏油礼的油角。这些东西和耶稣的荆棘王冠以及刺穿耶稣肋骨的长矛一起成为圣物。
耶路撒冷的戏剧性和神圣性，促使朝圣者们发疯般地赶来朝圣，这时候真十字架需要特别地加以看护，因为朝圣者在亲吻十字架时会试图啃掉一块。哲罗姆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不能忍受那种夸张的尖叫，因此他搬到伯利恒以完成他的杰作：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但他经常去耶路撒冷参观，并且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怒骂那些粗俗的英国朝圣者，“在不列颠和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通往天堂之路”。当看到他的朋友葆拉饱含激情地在圣洁花园的十字架前祈祷时，哲罗姆刻薄地说，她看起来“就像能看见上帝挂在上面一样”，她亲吻耶稣的坟墓“就像一个口渴的人等了很久才喝到水一样”。她痛哭和哀悼的声音太大，以至于所有耶路撒冷人，就连上帝都知道她在呼喊谁。
而他唯一欣赏的戏剧在圣殿山上演；圣殿山仍然一片荒芜，从而印证了耶稣的预言。在每年的阿布月9日，哲罗姆都会愉快地观看犹太人纪念圣殿覆灭的活动：“当圣墓大教堂绚丽夺目、十字架在橄榄山上闪闪发亮的时候，这些杀了神仆的不忠之人、不幸之人，聚集在一起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个士兵来向他们收钱，如此他们才被允许多哭一会儿。”尽管哲罗姆会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但他讨厌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抚养孩子就像养虫子一样，他们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怪人，这更加证实了耶稣胜利的真理：“当看见苦难日的情景后，还会再有疑问吗？”犹太人深陷困境的悲惨命运，这使他们加倍地热爱耶路撒冷。对拉比贝雷卡（Berekhah）而言，这幕情景既是神圣的，也是悲惨的：“他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们哭着来……哭着走；他们在黑暗的夜晚来，亦在黑暗中离开”。
而现在，由于女皇欧多西亚（Eudocia）开始统治耶路撒冷，犹太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巴尔索玛和武装僧侣
沙文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皇后描绘为丑陋、恶毒的荡妇，抑或是安详的圣徒。而不同寻常的是，皇后欧多西亚因为她精致的面容和优秀的艺术天分而受到历史学者的赞扬。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美丽的妻子欧多西亚来到耶路撒冷，她缓和了犹太人受迫害的局面。与此同时，一位曾经焚毁犹太会堂的苦行者，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Barsoma）带着武装僧侣来到了一个他们定期朝圣的地方。
欧多西亚是异教徒和犹太人的保护者，因为她也是个异教徒。她是一位雅典诡辩家的女儿，自小接受修辞学和文学的教育。在遗产被兄弟们瓜分后，她来到君士坦丁堡向皇帝上诉。当时的狄奥多西二世是个温顺的男孩，完全受制于他那虔诚却又粗野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普尔喀丽娅把欧多西亚介绍给狄奥多西，他立刻对她神魂颠倒并娶其为妻。普尔喀丽娅控制着弟弟狄奥多西的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将犹太人从军队和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并把他们降为二等公民。公元425年，最后一位犹太族长迦玛列六世（Gamaliel VI）因修建更多的犹太会堂而被狄奥多西下令处死，犹太族长这一职位也被永远废除。随着欧多西亚权力的不断扩大，狄奥多西册封她为皇后，令她享有和普尔喀丽娅同等的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堂前一块彩色石头上雕刻着欧多西亚的肖像：皇家风范，秀发乌黑，身材苗条，体态优雅，就连鼻子也极为精致。
在耶路撒冷，由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压迫日甚一日，犹太人祈求欧多西亚允许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圣城。欧多西亚同意犹太人在重大节日期间可以公开地访问圣殿山。这对犹太人而言是个极好的消息，犹太人宣布他们所有人“应加速赶往耶路撒冷来过住棚节，因为我们的王国将要建立”。
不过，犹太人的喜悦使得另一位造访耶路撒冷的人极为反感，他就是来自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这位叙利亚的僧侣曾是激进的僧侣中新派别的领袖之一。在公元4世纪期间，某些苦行者开始反对社会的世俗价值观和掌教的显赫地位，他们在沙漠中成立修道院，意图恢复最早的基督徒提倡的价值观。“隐士（hermits）”一词在希腊词语中有“荒芜”的意思。这些苦行者认为仅仅知道基督本质的准则信条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正直地生活，因而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过着苦行主义、简朴独身的生活。[10]他们为夸耀圣洁而进行自我鞭笞的壮举被大加赞扬，他们的个人经历被记载下来（最早的圣徒言行录或圣徒传记），他们的修道院吸引了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的苦难变成奇迹的来源。两名圣西门隐士（St Simeons）在高达30英尺（约9.1米）的柱子顶端住了几十年，被称为“高柱修士”。当被问到在柱子上如何排泄时，一位名叫但以理的高柱修士回答说像山羊一样，排干燥的大便。事实上，哲罗姆认为与圣洁比起来，这些人对污秽更感兴趣。这些僧侣根本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耶路撒冷周围有不少新的修道院，城内也有许多修道院，其中有很多受到这些好斗狂热分子的控制。
据说巴尔索玛非常神圣，具有超凡能力，从来没有坐过或躺过，他被幸存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偶像崇拜者所激怒，因而决定到巴勒斯坦将他们清除掉。他和他的修士们杀死犹太人并烧毁会堂。皇帝为了恢复秩序而下令禁止暴力活动，但巴尔索玛完全无视这一禁令。现在，在耶路撒冷，巴尔索玛的修道士突击部队将长剑和棍棒藏匿于修士长袍之下，伏击圣殿山上的犹太人，他们用石头袭击并杀死了很多犹太人，然后将尸体扔进水池和院子里。犹太人进行了回击，他们逮捕了十八名袭击者并将他们移交给拜占庭官员，拜占庭官员指控袭击者犯有谋杀罪。这群戴着令人尊敬的修士面具的强盗们被带到皇后欧多西亚那里。他们本应被判谋杀罪，不过当他们供出巴尔索玛时，巴尔索玛就散播谣言说要将这些高贵的基督徒活活烧死。特别是当他将一场碰巧发生的地震作为上帝应允惩罚他们的征兆后，这帮暴徒们转而支持声援他。
如果皇后计划处死基督徒，巴尔索玛的追随者就大声叫嚷“我们会烧死皇后和她身边的人”。巴尔索玛恐吓官员，证明那些犹太受害人没有受伤而是自然死亡。另一场地震加剧了恐慌，耶路撒冷城逐渐失去控制。欧多西亚别无选择，只有默许巴尔索玛的行为。作为准军事组织的“五百支队”修士们在街上巡逻，巴尔索玛宣布“十字架胜利了”。当巴尔索玛的信徒用昂贵的香膏为其施膏油礼时，整座城市都响起阵阵的呐喊声，“就像咆哮的波浪一样”，最终那些杀人犯都被释放了。
尽管存在这场暴力活动，但欧多西亚还是热爱耶路撒冷的。她命人修建了一批新的教堂，满载新的圣物返回君士坦丁堡。但是她的姑姐普尔喀丽娅正在密谋毁灭她。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狄奥多西送给欧多西亚一个弗里吉亚苹果，而欧多西亚又把苹果送给她的心腹、宫廷重臣帕乌里努斯（Paulinus），帕乌里努斯又把苹果作为礼物呈献给了皇帝。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的狄奥多西，问撒谎的妻子她把苹果怎么样了，欧多西亚坚持说她没有送给别人而是自己吃了。听到这里，狄奥多西拿出了那个苹果。欧多西亚的谎话使狄奥多西想起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曾私下里跟他说的话：欧多西亚和帕乌里努斯有私情。当然这则故事是虚构的——苹果象征着生命和纯洁——但从人性的本质来看，苹果的故事说明，一连串意外事件的演绎最终可能会导致专制帝王的猜忌，进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帕乌里努斯在公元440年被处死。这对皇帝夫妇达成协议，欧多西亚需要光荣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三年后，她来到了耶路撒冷，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巴勒斯坦。
即便这样，普尔喀丽娅仍然试图除掉欧多西亚。她派遣宫廷侍卫队队长萨图尼乌斯杀害了欧多西亚的两个随从，但欧多西亚很快就把萨图尼乌斯杀掉了。在这场皇室阴谋逐渐平息后，欧多西亚终于可以自行决定各项事务了。她为自己和耶路撒冷主教修建宫殿，在圣墓周围修建收容所，这些建筑存在了长达数世纪之久。她还修建了自提图斯以来的第一座城墙，将锡安山和大卫城围住。至今在这两地仍能看到她修建的城墙遗迹。她的多层教堂环绕西罗亚池而建，教堂的柱子至今仍然屹立于池水中。[11]
罗马帝国因为再次兴起的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陷入混乱。如果耶稣和圣父是“一个本体”，那耶稣如何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新的大主教聂斯托留（Nestorius），不讲策略地强调基督的人性和双重性，宣称圣母玛利亚不应该是上帝之母、生神者，而仅仅是基督之母。他的敌人，一性论者则坚持认为，基督的一性中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在帝国宫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后街小巷，基督二性论者对一性论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观点，“你找一个人换零钱，他会向你提出一个涉及出生还是尚未出生的哲学问题；如果你向他询问一片面包的价钱，他会这样回复你：‘圣父更加伟大，圣子次之’；如果你问他是否能洗澡了，你收到的回复则是圣子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狄奥多西死后，两位女皇都面对基督本质论的分裂这一问题。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普尔喀丽娅支持基督二性论说，但像大多数东正教徒一样，欧多西亚是个一性论者。普尔喀丽娅不失时机地将欧多西亚驱逐出了教会。耶路撒冷的主教尤维纳利斯（Juvenal）支持普尔喀丽娅，因此信仰基督一性论的耶路撒冷人动员起来将他驱逐出该城，但尤维纳利斯却利用了这一困境。长久以来基督教由四大主教辖区统治——罗马和东方三大教区。但是耶路撒冷的主教一直试图将该地区提升到主教辖区的地位。现在，尤维纳利斯以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了教区主教的职位。最终，在公元451年的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普尔喀丽娅强制推行折中方案：基督二性合一，耶稣既是“完美的神、亦是完美的人”。欧多西亚同意了新的准则并与普尔喀丽娅达成和解。这个折中方案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承认这条信纲。但遗憾的是，基督一性论者和聂斯托留派出于相反的原因拒绝承认这条信纲，因此永远地从东正教中分离了出去。[12]
当时西罗马帝国正面临着匈奴王阿提拉的威胁，并因此日趋崩溃，而慢慢衰老的欧多西亚正在写作希腊诗歌，修建她的圣斯蒂芬教堂。如今这座教堂已化为乌有，它就位于大马士革门的正北方。公元460年，欧多西亚与第一位殉教者的遗物一起被埋葬于此。
* * *
注释
[1] 起初，君士坦丁把所向披靡的太阳神和基督徒的上帝混为一谈，在一些钱币上铸十字架，在其他钱币上铸太阳神，并且保留了异教的大祭司。321年，君士坦丁宣布星期天——太阳神的日子——为基督教的安息日。密特拉教是在罗马军队中拥有追随者的波斯密教。至于摩尼教，帕提亚先知摩尼（Mani）宣称，存在是光明和黑暗的永恒斗争，最终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和启发。现在只有“摩尼”这个词延续了下来，用来形容将人的一生视为善恶之争的世界观。
[2] 杀死自己的儿子后，君士坦丁成功加入了包括大希律、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苏莱曼大帝在内的皇家弑子女者行列。希律、克劳狄皇帝和亨利八世还处死了自己的妻子。
[3] 但她不是君士坦丁家族第一个出现在那儿的女士。福斯塔的基督徒母亲尤特罗皮娅在她女儿被杀时已经身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为了监督皇帝计划的执行。她随着女儿的垮台而失势，几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4] 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建成和发现的确切顺序。提供该时代记录的凯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只提到皇帝的命令和马卡里乌斯主教建造圣墓大教堂的行动（没有关于海伦娜在发现十字架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任何记录）。但是，他认为橄榄山上的耶稣升天大教堂的建造是海伦娜的功劳。后来，索佐门（也是当地的一个基督徒）讲述了海伦娜和十字架的故事。在俄国人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中仍能看到君士坦丁城墙的一些部分：君士坦丁的建筑师们惯于在石头缝隙中填上大理石。君士坦丁的教堂不是在异教神庙的基础上建造的，而是以世俗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和皇帝的观众厅为基础建成的。教堂典礼和教士服装则以宫廷典礼和服饰为依据，以为天国之王的代表推举一个与皇帝的代表相平行的等级体系。
[5] 直到尼西亚会议前，复活节仍然和逾越节是同一天，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如今，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他决定永远改变这个节日。君士坦丁下令，复活节应该定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星期天。这个历法系统一直在全世界通用，直到1582年东西方历法出现分化。
[6] 同君士坦丁会面后，阿里乌斯在穿过君士坦丁堡时感到“肠子的蠕动”。在他到达方便之所前，苏格拉底·所奎德在著述中说，阿里乌斯的内脏器官在广场中央爆裂，他的肠子、肝脏和脾脏从体内流出，这显然证明了他的异端邪说是邪恶的化身。然而，阿里乌斯教派在君士坦丁死后仍继续存在，并得到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支持，直到被狄奥多西一世再次打入地狱。公元381年，狄奥多西一世裁定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耶稣等同于圣父，和圣父同质。
[7] 犹太人的这个非常短的繁盛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可能有一个小线索。在西墙的上端发现了一段希伯来铭文，上面写着：“当你看到这段话时，你的心会感到欢喜，你的骨头会像嫩草一样茁壮成长。”就第二圣殿而言，它在墙上的位置高不可及，但在这个时期，地面要比现在高得多。一些学者认为，这表达了犹太人对耶路撒冷重建的欢喜之情。更有可能的是，它与10世纪的一座公墓有关：在这块土地下面发现了尸骨。
[8] “锡安”最初是圣殿南边大卫城之城堡的名字，但后来成了圣殿山的代名词。现在，“锡安”是基督徒给西山所取的名字。333年，波尔多朝圣者已经叫它锡安了。390年，耶路撒冷主教在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遗址上建了华丽而巨大的锡安母教堂。耶路撒冷进行动态再造和文化盗窃的天赋是无止境的——而它确实使名字非常令人迷惑。比如：在它前面屹立的、拥有巨大圆柱的哈德良的尼波利斯门在阿拉伯人称呼它圆柱门之前有几个世纪叫圣斯蒂芬门（St Stephen's Gate），后来又叫纳布卢斯门（Nablus Gate，尼波利斯成为今天的纳布卢斯）；犹太人叫它示剑门；奥斯曼人称呼它现在的名字：大马士革门（如今的圣斯蒂芬门位于城市的东边）。
[9] 拜占庭人把圣殿山的大部分犹太文物迁到圣墓大教堂。圣殿山上的红色石头曾以“撒迦利亚之血（Blood of Zacharias）”著称（据《历代志》下24.21记载，祭司撒迦利亚在那里被杀害），而今这个遗址转移到了圣墓大教堂，就像《创世记》中亚当的埋葬地、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祭坛以及所罗门捕捉魔鬼的银碗。这些东西和盛放施洗者约翰头颅的盘子、在十字架上给耶稣带来抚慰的海绵、耶稣挨鞭打时依靠的柱子、杀死圣斯蒂芬的石头，当然还有真正的十字架，一起成为圣物。对犹太人来说，圣殿成了“世界的中心”，难怪这个汇聚了《圣经》中所有神圣事物的一应俱全的圣地——圣墓大教堂——如今被视为“世界的肚脐”。
[10] 修道院的妇女经常将自己伪装成阉人，因此引起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子剃完头发后穿了一件男士的长袍，加入了修道院的生活，然而却被指控成了某个孩子的父亲而遭到驱逐。她抚养孩子长大，直到她死的时候，僧侣们才发现她根本无法犯下她被指控的罪行。
[11] 欧多西亚可能是受到了《诗篇》第51章“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启发。亚美尼亚一位著名的修道士尤菲米厄斯曾建议欧多西亚修城墙，她的随从随后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犹地亚山上建立了美丽的马沙巴修道院，至今仍有二十个修道士居住在那里。高加索山上的亚美尼亚人于301年（国王埃德萨的阿布加神秘改宗之后）改信基督教，成为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王朝，随后其邻国格鲁吉亚（被称为伊比利亚）也在327年改宗。欧多西亚的随从，格鲁吉亚人彼得，是伊比利亚国王的儿子，他在城墙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是高加索人第一次出现在耶路撒冷，此后他们在耶路撒冷繁衍至今。
[12] 聂斯托留派在东方流行起来，凭借的是东方的亚述教会。东方的亚述教会使得萨珊波斯的一些皇室成员，以及其后成吉思汗的亲属改信了基督教。东方一性论基督徒拒绝承认查尔西顿信条，他们成立了埃及科普特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因其成立者名叫雅各布斯·巴拉迪乌斯，也被称作雅各比派）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和犹太教发展了特殊的联系，他们创作了《列王荣耀记》一书，来纪念所罗门国王和示巴女王的结合。他们的儿子“犹大之狮”曼涅里克国王带着约柜回到埃塞俄比亚，据说约柜现在被放在阿克苏姆。这种联系其后创造了以色列人（贝塔以色列人）、法拉沙人、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他们从4世纪开始就生活在那里，直到1984年以色列将他们空运回国。
16 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查士丁尼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公元518年，查士丁尼三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叔父査士丁刚登上王位，但查士丁尼发现自己才是东罗马帝国的真正掌权者。那位年老的皇帝查士丁是来自色雷斯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把一切国家事务交给自己聪明的侄子彼得打理，彼得后来更名为查士丁尼。[1]查士丁尼不是大权独享的。他的情妇狄奥多拉（Theodora）是蓝色赛车队一名驯熊师的女儿，她在满身汗味的赛车队员、声名狼藉的浴池以及君士坦丁堡竞技场血腥的熊坑中被抚养长大。狄奥多拉早年是一个脱衣舞女郎，据说她的体操才华可以使其同时满足三个男人。她表演的节目使自己像展翼之鹰一般躺在舞台上，然后，男人们像一群鹅叼啄谷粒般地亲吻“这朵热情的花朵”。毫无疑问，这位皇室史学家对这些情色描写有夸张的嫌疑，他肯定是厌倦了每日歌功颂德的工作，才写出这么极端的文字。不管真相如何，查士丁尼发现他难以抗拒狄奥多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为了和她结婚，查士丁尼决定修改法律。尽管她的诡计多端使查士丁尼的生活变得复杂，但是狄奥多拉也磨砺了查士丁尼原本缺乏的意志力。在尼卡暴乱中，当查士丁尼几乎失去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弃城而逃时，狄奥多拉告诉他，她宁愿身着帝王紫袍而死，也不肯如凡人一般苟活，最后她调派将领屠杀了叛乱者。
多亏了保存于拉韦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里的写实画像，我们才得以知道查士丁尼是个脸型瘦削、有着不讨人喜欢的红面颊的人，而狄奥多拉却面容精致、肤色白皙、表情冰冷，有着闪亮的眼睛和饱满的双唇，嘴巴微微撅起。她的头上和胸前佩戴有珍珠项链，双眼直视着人们，使人略感不适。他们是最高的政治搭档。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缺乏幽默感，对待帝国和宗教毫无慈悲之心，极其严肃。
作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讲拉丁语的皇帝，查士丁尼坚信其毕生使命是恢复罗马帝国和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在其出生前不久，罗马帝国末代皇帝被一个日耳曼首领赶出了都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加强了罗马主教，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的威望，东西方的差异也就此出现。查士丁尼通过战争、宗教和艺术，在促进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过程中取得了震惊世人的成功。他重新占领了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南部，但他同时也面临波斯人的数次进攻，当时的波斯有几次几乎占领了整个东方。这对帝国夫妇将他们的基督教帝国赞誉为“人类最初和最伟大的祝福”，他们大力打压同性恋、异教徒、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查士丁尼下令取缔原先合法的犹太教，禁止在复活节之前举行逾越节，还把犹太会堂改建成基督教堂，并且强迫犹太人受洗，篡改犹太历史。公元537年，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为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圆顶圣索菲亚教堂（Churh of Hagia Sofia，“索菲亚”意为“神圣智慧”）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说道：“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你了。”随后他转向耶路撒冷，向所罗门圣殿吹起号角。
公元543年，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开始修建长方形基督教堂——新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教堂[2]。教堂大概400英尺（约122米）长，187英尺（约57米）高，墙壁有16英尺（约4.9米）厚，特意设计为背对着圣殿山，以压制所罗门圣殿的光辉。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撒留占领了破败不堪的迦太基都城，在那里，他发现了当年提图斯在圣殿抢掠到的犹太烛台。当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为贝利撒留举行完展示其战绩的凯旋式之后，烛台被送到耶路撒冷——很有可能是被用来装饰查士丁尼的新建教堂了。
圣城实施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仪式。[3]朝圣者从北部的哈德良大门进入，然后一路沿着卡尔多路行走，那是一条平坦并有石柱的街道，大概有40英尺（约12.2米）宽，足够两辆马车同时行进。街道两侧有大量店铺，一直延伸到新教堂处。富裕的人们住在圣殿山南部和西南部的两层府邸中，它们都围绕庭院而建。其中一个府邸上写着：“生活在这座府邸中的人们是幸福的”。这些房屋、教堂甚至商店都用耀眼的马赛克装饰着，很可能是亚美尼亚国王委托他人用光彩耀人的马赛克装饰出苍鹭、白鸽和雄鹰图案的（谨以此“纪念和拯救所有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名字的亚美尼亚人”）。更为神秘的则是那栩栩如生的半基督教化的马赛克图案，图案上是淘气的俄尔浦斯正在弹奏他那七弦竖琴，这个图案是世纪之交在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发现的。富有的拜占庭妇女身着镶有金色、红色、绿色花边的长袍，踩着红色的鞋子，戴着长串的珍珠、项链、耳环。一枚金戒指在耶路撒冷被挖掘出来，戒指上镶嵌着圣索菲亚教堂的小模型。
这座城市能够容纳多达数千名的朝圣者：贵族们可以与族长住在一起；贫穷的朝圣者可以住在查士丁尼的济贫院内，院内有三千个床位；苦行者居住于群山环绕的山洞内，这些山洞大多是古老犹太人的墓穴。富人死后，会被安放在石棺中下葬，石棺外面两侧除了装饰有壁画之外，还配备有铃铛，以保护逝者免受恶魔骚扰。穷人的尸体则往往被丢弃在血田里那些无名荒冢之中。总是有很多能够激怒哲罗姆的诱惑：由蓝党和绿党支持的竞速车赛在竞技场里举行。耶路撒冷的一块铭文上写道：“蓝党获胜，万岁！”
狄奥多拉在新教堂完工之后不久就得癌症去世了，而查士丁尼一直活到公元565年，以八十岁的高龄统治帝国长达五十年之久。他扩张帝国的成就可以和奥古斯都及图拉真媲美，这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到了世纪末，帝国呈现出鞭长莫及、脆弱不堪的迹象。公元602年，一位将军夺去了皇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挑唆蓝党和绿党展开竞争，并且强制性地要求犹太人改宗。蓝党和绿党是由体育发烧友和政治流氓组成的，他们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大打出手，“整个城市充满了犯罪和谋杀的流氓”。最终绿党获胜，但是拜占庭军队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镇压了起义。
波斯国王库斯鲁二世（Khusrau II）十分关注这场骚乱。在他幼年时期，拜占庭皇帝莫里斯曾帮助他登上波斯王位。但是当莫里斯去世的时候，库斯鲁就找到了入侵东方的理由，期望一战攻下君士坦丁堡并占领拜占庭帝国。耶路撒冷即将遭遇过山车般的动荡年代，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将见证耶路撒冷相继被四种不同宗教所掌控：基督教、袄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波斯以他们的重装骑兵作为急先锋，占领了罗马控制下的伊拉克，接着又迅猛进军叙利亚。安条克城的犹太人由于长期遭受拜占庭的压迫而起义响应。随着英明的波斯指挥官，即鼎鼎有名的夏赫巴勒兹（Shahrbaraz，即“皇家野猪”）向南方进军时，安条克和提比里亚的两万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中的主教撒加利亚要求谈判，但是赛车场上的政治流氓们控制了街头，拒绝谈判。于是波斯军队和犹太人破城而入。
耶路撒冷，事实上是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现在都归波斯年轻的王中之王、沙中之沙（Shan-in-Shan）库斯鲁二世所有，他的新帝国从阿富汗绵延到地中海。这位沙王的祖父是当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纵火焚烧安条克城的最伟大的萨珊王朝统治者。但是他却经历了一段屈辱的童年，他曾在敌对的贵族家庭中作为人质，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偏执狂般的狂妄自大的人，他不惜以极度奢侈的方式炫耀其权力：他有一面130英尺（约40米）长、20英尺（约6米）宽的虎皮旗帜；他的宫殿修建在国王温泉之上，里面的地毯有1000平方英尺（约93平方米），上面镶嵌有金子和纺织花纹勾勒出的皇家园林的图案。他的地宫——用来豢养女人的凉爽的地下宫殿——能够容纳三千嫔妃。他有可能还在都城泰西封（Ctesiphon，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宫殿，殿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会客厅。午夜，国王骑着黑色骏马，身着镶嵌珠宝的镂金长袍，盔甲在夜色中闪耀金色光芒。
沙王虽然信仰袄教，但他的臣民中确有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与一名可爱的基督教徒希琳结婚。根据传说，他是通过派遣他的情敌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得到他的妻子的，这项任务就是开凿出通往贝胡斯坦山巅的阶梯。
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沙王的指挥官——皇家野猪便继续移师征服埃及，但是他刚离开，耶路撒冷原住民就掀起了反抗波斯人和犹太人的起义。皇家野猪立刻飞奔而回，包围耶路撒冷长达二十天之久，并摧毁了橄榄山和客西马尼所有的基督教堂。波斯人和犹太人从圣城东北面的城墙开始挖地道，那个地方一直都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公元614年5月初，在围困圣城的第二十一天，他们攻破耶路撒冷，根据当时的目击者僧侣斯特拉提格斯（Strategos）回忆：“他们愤怒异常，好似愤怒的野兽一般”“人们躲藏在教堂里，但是他们却满腔愤怒地摧毁了教堂，咬牙切齿，像疯狗一般屠杀掉所有他们发现的人”。
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屠杀殆尽。族长和三万七千名基督徒被掳掠至波斯。当幸存者站在橄榄山上，“注视着耶路撒冷，火焰宛如从熔炉中喷薄而出，直达云霄，他们瘫坐在地，不停地哭泣和哀嚎”，灰烬不断掉落到他们的头发上。他们眼睁睁地目睹圣墓大教堂、新教堂、锡安山上的圣母教堂以及亚美尼亚圣雅各大教堂被地狱所吞没。基督教圣物——长矛、海绵以及真十字架——被送往库斯鲁德宫殿，国王将这些都送给了皇后希琳。她将这些东西保存于她在泰西封的教堂内。
于是，在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六百年后，皇家野猪又把耶路撒冷还给了犹太人。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迫，犹太人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名叫尼希米的人的领导下，狂热地计划着向直到数周之前仍在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复仇。波斯人把数千名无关紧要的人囚禁在玛美莱水池（Mamilla Pool），那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根据基督教相关资料记载，他们被迫面临直到最近犹太人还在面临的同样抉择：改宗或死亡。一些僧侣改宗犹太教；其他人则选择殉教。[4]愉悦的犹太人开始重新祭祀他们的圣殿山，因为犹太人现在“献祭”[5]，弥赛亚的热情在犹太世界响彻四方，激起了《所罗巴伯书》的热情。
波斯国王此时已经占领了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小亚细亚半岛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多条必经之路。只有提尔这一个城市仍然举兵反抗波斯，于是波斯就命令犹太指挥官尼希米去攻占提尔。但是犹太军队由于进攻失败而逃离提尔，而这时候波斯国王也意识到，基督徒越多就越有作用。公元617年，在犹太人统治耶路撒冷三年后，皇家野猪将犹太人逐出圣城。尼希米抵抗这一决定，但终被打败，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以马忤斯（Emmaus）被处死。
圣城重新回到基督徒手里，犹太人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犹太人像之前的基督徒一样从圣城东门离开，一路向耶利哥而去。基督徒们发现圣城已遭到严重破坏：主教不在圣城时，代替主教行使职权的僧侣莫德斯托（Modestos）尽心竭力地想要恢复圣墓大教堂，但是耶路撒冷再也无法恢复到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辉煌了。
从提图斯开始，犹太人曾三次获得重新在圣殿山进行自由祈祷的机会——一次也许是在巴尔·科赫巴时期，后两次则是在尤利安和库斯鲁时期——但是犹太人在之后长达一千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中都无法再次控制圣殿。对于此时的战胜者波斯人来说，他们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拜占庭皇帝，这位皇帝有着一个与其相称的名字——希拉克略（Hercules）。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战士
头发金黄，高大伟岸，希拉克略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位帝国的拯救者。他是北非总督的儿子，同时也拥有亚美尼亚人的血统。当他于公元610年登上皇位的时候，东方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波斯人之手，在此种形势下，事情发展似乎不会再有更坏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希拉克略在抵抗进攻时，被皇家野猪打败。皇家野猪趁胜追击，攻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直指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只能主动提出签订屈辱和约，从而为自己重建拜占庭力量和谋划复仇大计争取喘息时间。
公元622年的复活节是星期一，希拉克略率领一支军队，并非（如预期的那样）穿越黑海到达高加索地区，而是绕过地中海沿岸的伊奥尼亚海岸来到伊苏斯海湾，他从那里进攻内陆，并打败了皇家野猪。尽管当时波斯人已经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希拉克略依然将战场开辟到了波斯人的国土上。第二年，他依然采取同样的策略，率军通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捣波斯国王库斯鲁在甘扎克（Ganzak）的皇宫。波斯国王只好撤退。希拉克略在亚美尼亚度过了冬天，接着于公元625年，以惊人的用兵技巧，阻止了三支波斯军队的会师，并一一将其击败。
在这场充满狂野赌博和巨大野心的战争中，波斯沙王再次反败为胜。他派遣一名将军去夺取伊拉克，另派皇家野猪与以劫掠为生的游牧部落阿瓦尔人结成联盟，一同围攻君士坦丁堡。波斯沙王自称“众神之中最为高贵者，整个世界的王者与主宰”，他写信给希拉克略说：“你说你自己信仰上帝，那为何上帝当时没有从我手中解救出凯撒利亚、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难道我不能将君士坦丁堡同样夷为平地？我不是已经摧毁你们希腊人了吗？”希拉克略派遣一支军队在伊拉克作战，让另一支军队防守首都，他自己则雇佣了四万名游牧的土耳其骑兵和哈扎尔人组成第三支军队。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沙王却开始嫉妒皇家野猪。他那过于自负的傲慢态度以及自认为作为全世界主宰的残忍性，已经离间了他与其他贵族之间的关系。他写信给皇家野猪的副官，命令其将将军杀掉，自己担任指挥官。希拉克略拦截了这封信，并邀请皇家野猪进行会晤，向他展示了这封信，于是双方结为秘密联盟，君士坦丁堡因此得以获救。
皇家野猪从亚历山大里亚撤军，接着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希拉克略则用军舰将自己的部队通过黑海运送至高加索地区，然后与他的哈扎尔人骑兵一道进攻波斯。他在谋略上比波斯军队智高一筹，主动迎战并在决斗中杀死三名波斯将领，随后击败他们的主力部队，直到沙王都城门下才停兵。库斯鲁的盲目不妥协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被俘获之后，他被关在地牢——黑暗之屋（House of Darkness）中，在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杀害，接着他也被折磨致死。波斯人同意维持原状。皇家野猪同意迎娶希拉克略的侄女，并向希拉克略透露了真十字架的藏匿之所。在使用一系列黑暗的阴谋诡计之后，皇家野猪终于夺取了波斯王冠，但不久之后即被暗杀。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和他的妻子（也包括他的侄女）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将真十字架运往耶路撒冷。他赦免了提比里亚的犹太人，因为他曾居住在那里一个富有的犹太人本雅明的府邸里，本雅明还陪同他一块儿去了耶路撒冷，并在同去的路上改信基督教。他允诺犹太人将不会再有复仇，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定居。
公元630年3月21日，此时希拉克略六十岁，他已经精疲力竭、头发灰白，他骑行到耶路撒冷的金门前，这是他专门为了这一特殊时刻而建造的。[6]这座精致的大门对于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来说，成为末日审判时弥赛亚将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最具说服力的神秘之门。在大门那里，皇帝下马抱着真十字架进入耶路撒冷。据说当时希拉克略曾试图穿着拜占庭长袍经过大门，不料大门瞬间变成一道坚固的城墙，但是当他表现出谦卑的样子时，大门重新打开迎接他的皇家卫队。
当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护送到圣墓大教堂时，教堂已被莫德斯托主教打扫一新，希拉克略行走之处均被铺上红毯，洒满芳香的花瓣。曾经，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帝国，现在皇帝的回归仿佛昭示着天启的存在，弥赛亚的末代皇帝将要扫平基督教的所有敌人，并将权力移交给耶稣，他将一直统治到末日审判那一天。
基督徒希望报复犹太人，但遭到希拉克略的拒绝，直到有僧侣愿意通过斋戒来为希拉克略违背与犹太人的誓约赎罪。于是希拉克略驱逐了所有仍在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被杀害了。之后他又强迫所有犹太人改宗。
在远离圣城的南部地区，阿拉伯人并不认为希拉克略已经获胜，相反认为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穆罕默德声称“罗马人已经被打败”，这位阿拉伯的领导者刚刚将阿拉伯部落统一于他那神圣启示《古兰经》之下。当希拉克略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穆罕默德派人在御道袭击了皇帝的人马，以刺探拜占庭的防御能力。阿拉伯人遭遇了拜占庭的一小支部队——但不久之后他们就撤退了。
希拉克略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分散的阿拉伯各部落已经侵扰巴勒斯坦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拜占庭人和波斯人都把阿拉伯人作为中间力量以期拉拢利用。希拉克略甚至还为自己的军队招募了很多阿拉伯士兵。
第二年，穆罕默德又派人去袭击拜占庭，但是此时的穆罕默德已经年迈，他那辉煌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希拉克略离开了耶路撒冷，返回君士坦丁堡。
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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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查士丁尼在其叔父执政时作出的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毁灭阿拉伯犹太王国也门。在5世纪早期，也门国王（希姆亚拉）改宗犹太教。523年，为了对拜占庭的威胁作出回应，犹太国王约瑟夫对也门的基督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并迫使其邻近公国也改宗犹太教。查士丁尼命令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国王卡莱布进攻也门。约瑟夫国王于公元525年被打败，并在骑往海里的马背上自杀身亡。然而，也门仍有许多犹太人居住，犹太教在阿拉伯半岛并未消失：当地许多部落在穆罕默德时期仍然信奉犹太教。也门犹太人在9世纪定居于耶路撒冷，1948年之后移民以色列。到2010年，也门只剩下一个犹太人村庄。
[2] 数年来，这座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的所在一直成谜，但是其地基——从犹太区现存城墙之下一直延伸至老城外——于1973年由考古学家阿维加德发现并挖掘出来。查士丁尼沿着斜坡修筑一系列拱顶以支撑其重量。在其中发现了一些文字：“这项工程是由我们最为仁慈的皇帝弗拉维乌斯·查士丁尼慷慨建造而成。”
[3] 1884年，一块彩色的马赛克在马达巴（位于约旦）的拜占庭教堂地板上被发现，上面写着“圣城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地图，代表的是拜占庭人眼中的耶路撒冷。它有六个主要大门，但教堂和圣殿山却一点也未被认为有展示的价值。然而，圣殿山并非是虚无缥缈之物。它虽然从未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恢复伊斯兰的圣地，英国工程师通过浅土探测，最终发现了拜占庭遗迹。乐观主义者希望这些能够是尤利安皇帝时期犹太圣殿的地基。但是这些可能仅仅是拜占庭神庙在这一地区的遗址而已——小规模的尖顶教堂标志着基督被恶魔所诱惑。
[4] 基督教夸张地声称有一万到九万名基督徒被犹太人杀害，并由掘墓人托马斯埋葬。基督教传说认为受害者被葬于玛美莱的狮洞公墓——这样命名是因为有幸存者一直躲在山洞内，直到被一头狮子所救。犹太人却认为被狮子所救的是躲过基督徒大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
[5] 在位于圣殿山西南角的一座建筑物内发现的一些遗物中，有一个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烛台，这可能是犹太人刚刚继承不久的一个基督教神龛，但是这可能需要追溯到早期伊斯兰教时期。
[6] 金门实际有两道门，它直接并精准地同圣墓大教堂（希拉克略将十字架带到这里）的圣墓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正如我们所见，这个地方还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拜占庭人误认为这里就是耶稣于圣枝主日进入的美门，也是他的使徒死后施行奇迹的地方。尽管如此，仍有些学者认为这道门实际建于乌玛雅德哈里发时期。很快，这道门也在犹太人心目中获得了神圣意义，他们称之为“怜悯之门（Gate of Mercy）”。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
《古兰经》17.1
安拉的使者，在加百利的陪同下，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发现了亚伯拉罕、摩西以及其他先知。
伊本·伊斯哈格，《安拉使者的生平》
一名统治者，除非其能同时统治神圣清真寺（麦加）和耶路撒冷清真寺，否则就不能被视为一名哈里发。
希巴尼，《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一日犹如千日，一月犹如千月，一年犹如千年。在那里死去就像死在天堂的第一层。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犯罪等同于犯下一千条罪，在那里行善相当于行了一千件善事。
哈立德·本·马丹·卡莱，《法达伊》
安拉，愿其广受赞颂，他说耶路撒冷，你是我的伊甸园，是我神圣的应许之地。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哦，耶路撒冷，我将派遣我的仆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并尊崇你。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17 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穆罕默德：夜行
穆罕默德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穆罕默德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他被叔父收养，经常随叔父去叙利亚的布斯拉（Bosra）经商。在布斯拉，穆罕默德曾跟随一位僧侣学习基督教知识，研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将耶路撒冷视为神圣的地方。穆罕默德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位名叫海迪彻的有钱寡妇（比穆罕默德大很多）雇用他管理商队贸易事务，之后二人结为夫妻，定居在麦加。这里是克尔白（Kaaba）神庙和黑色陨石的所在地，后者是异教神的圣所。麦加也因为朝圣者与商队的关系逐渐繁荣。穆罕默德是古莱什部落（Quraysh）的成员，麦加最重要的商人都来自这个部落，他们也是圣地的保护者，但是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家族并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
人们形容穆罕默德帅气的外表，总是提到他卷曲的头发和胡子。他具有征服一切的亲和力，据说当他和别人握手的时候，他向来不喜欢成为先放手的那一个，这也显示了他那超凡的精神领袖魅力。他因廉正和智慧而受人尊敬，就像他的士兵后来所说的，“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而且他还赢得了“可靠者”的美名。
就像对待摩西、大卫或者耶稣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将其成功的个人品质完全神圣化，但是也正像他们一样，穆罕默德在那个需要他的时代出现了。在蒙昧时期，也就是穆罕默德受启示之前的“无知时代”，“没有人比我们更贫寒”，他后来的一名士兵写道：“我们的宗教就是让我们互相残杀。我们中有些人会活埋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不想让她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然后，上帝为我们派来这位著名的人物。”
在麦加城外有一个叫“希拉”的山洞，穆罕默德常常在这里冥想。根据伊斯兰传统的说法，公元610年，大天使加百利来到此处探访他，给他带来了真主的第一个启示，即真主已经拣选他作为真主的信使和先知。据说，当先知接受真主的启示时，他脸颊通红，全身匍匐在地，汗流满面；他周身被低沉的声音和意象所吞没，然后，他重述了他那诗一般的神启。起初，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惊恐，但是海迪彻相信这是他的使命所在，于是他开始传教。
在这个男人都佩带武器的野蛮的军事社会中，没有书写文字的传统，人们靠口述的史诗记录着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和一些无所畏惧的猎人的故事。先知善于驾驭这种诗歌传统：他的一百一十四章诗歌在被编纂成《古兰经》之前就是以吟诵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吟诵的诗文”，实际上包含了精美的诗歌、神圣的隐喻、明确的指示和扑朔迷离的矛盾。
穆罕默德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梦想家，他宣扬顺从一神（“伊斯兰”即“顺从”之意），主张通过遵守一些简单易学的仪式以及关于生和死的准则，来获得普世救赎、平等与正义的价值以及纯粹生活的美德。他欢迎改宗的人士，尊崇《圣经》，并把大卫王、所罗门、摩西和耶稣都视为先知。但是他认为自己得到的启示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先知。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耶路撒冷的命运，穆罕默德强调了《启示录》中末日审判的到来，这种紧迫性激发了早期伊斯兰教发展的活力。“所有知识俱随真主而来，”《古兰经》中写道，“但什么让你知道审判日将至呢？”所有犹太和基督教的经典都强调，末日的审判只会出现在耶路撒冷。
他的追随者都相信这个说法：一天夜晚，穆罕默德睡在克尔白神庙旁边的时候，他梦到一个异象，大天使加百利唤醒了他，他们一起骑着人面飞马“布拉克”夜行，去了一个无名的“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在那儿，在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之前，穆罕默德见到了他的父辈（亚当和亚伯拉罕）和兄弟们（摩西、约瑟和耶稣）。与耶稣不同的是，他自称为“真主的信使”或者“使徒”，而且声明自己没有任何行使神迹的能力。事实上这次夜行和登宵确实是他唯一一次神迹。虽然耶路撒冷和圣殿从未被提及，但是穆斯林们却开始相信，这个“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就是圣殿山。
当妻子和叔父去世之后，穆罕默德遭到了麦加城中富裕阶层的反对，他们的生计全依赖于克尔白神庙的黑石。麦加人意图谋害默罕默德。不过，来自叶斯里卜（Yathrib）的一群人刚好与他取得联络。叶斯里卜位于麦加北部，是犹太人部族建立的一个盛产椰枣的绿洲，同时是异教的手艺人和农民的聚居之处。这一群人邀请他去协调各个族派之间的纷争。于是，穆罕默德和忠诚的信徒们一起移居到叶斯里卜。之后，这个地方被称为“圣城麦地那”。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将他的第一批信徒和新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的犹太同伴融合，建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乌玛（umma）。这正是公元622年，伊斯兰历的起始之年。
穆罕默德既善于调解人际关系，也善于调和各种观点。定居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和当地的犹太人信众一起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1]，同时决定将耶路撒冷圣殿作为最初的礼拜方向。他在周五（犹太人的安息日）日落的时候礼拜，在赎罪日斋戒，禁止吃猪肉，并施行割礼。穆罕默德所崇拜的神的独一性要求他排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但是其他的仪式，如跪倒在垫子上祈祷，却是得自于基督教修道院的启发；清真寺的塔尖可能也是受到修行柱的启发，而斋月则与基督教的“齐斋节”相似。但是，伊斯兰教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与风格。
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并拥有自己的法律。但是，他遭到了麦地那和麦加的抵制。他新建立的国家既需要自卫也需要征服，既需要对自身进行掌控，也需要圣战。《古兰经》既主张摧毁异教徒，同时也主张当他们顺服的时候要予以宽容。这是顺应时势的：此时的犹太部落正在抵制穆罕默德的启示和控制。因此，穆罕默德将朝拜的方向改为麦加，而拒绝采用犹太人的朝拜方式。他们认为，上帝摧毁犹太人的圣殿是因为犹太人犯了罪，因此“他们不再把耶路撒冷作为朝拜方向”。
在与麦加人交战的时候，穆罕默德无力应对麦地那人的背叛，所以他驱逐了犹太人，并且严惩犹太人的一个大家族，以儆效尤：全族七百个男人被杀，妇女和儿童被充为奴。公元630年，穆罕默德最终占领麦加，并通过强制改宗和武力在阿拉伯地区传播他的一神教。因为要为最后的审判作准备，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都努力过上一种正义的生活，因而变得英勇无比。在征服阿拉伯之后，他们又遭遇了远方的罪恶帝国。先知早期的追随者们——“迁士”和“辅士”成了他的随从。但同时，他也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他的夙敌及一些精明的投机分子。穆斯林的传统和他的个人生活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他妻妾成群。虽然他的同僚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女儿阿伊莎（Aisha）是他的最爱，但他还有很多妾室，包括美貌动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而且他还有很多孩子，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女儿法蒂玛（Fatima）。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他的岳父阿布·伯克尔继承了他的领导地位，被称为“Amir al-Muminin”，意为“信仰者的指挥官”。[2]穆罕默德的领土在他逝世之后变得风雨飘摇，幸好阿布·伯克尔有能力平定阿拉伯地区。随后，伯克尔将目标转向了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在穆斯林看来，这两个国家是短命、罪恶和腐败堕落的国家。于是，穆斯林的领袖派遣了骆驼骑兵去袭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地区。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就在加沙附近，“罗马人与穆罕默德的游牧部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基督教会的长老托马斯（Thomas）在史书上记载道。托马斯是基督徒，正是这位独立史学家在公元640年最先提及了先知穆罕默德。[3]“罗马人逃走了。”希拉克略皇帝此时仍然待在叙利亚，准备攻击这些阿拉伯人的军队，于是这些军队便依次向阿布·伯克尔求援。阿布·伯克尔立即召回了正在伊拉克边境劫掠的得力干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在缺水干旱的沙漠中，哈立德带领军队，经过六天急行军，最终及时赶到了巴勒斯坦。
哈立德是麦加的贵族，曾与穆罕默德为敌，但他最终还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先知非常欣赏这位精悍的指挥官，并称他为“伊斯兰之剑”。哈立德犹如桀骜不逊的脱缰烈马，经常无视政治领袖的命令。事情的详细经过已不可还原，但我们知道哈立德会合了另外一些阿拉伯军事首领，取得了联军的指挥权。在他的带领下，联军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击败了拜占庭的一支小分队，然后挥师直指大马士革。此时，远在南方的麦加，阿布·伯克尔去世了，欧麦尔（Omar）继位。欧麦尔是最早追随先知改信伊斯兰教者之一，是先知最为亲密的知己。新任的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对集财富和传奇于一身的哈立德怀有疑虑，于是他将哈立德召回麦加，对他说道：“哈立德，带着你的财富，远离我们吧。”
希拉克略皇帝派遣了一支军队前来阻止阿拉伯人的进攻。欧麦尔任命阿布·乌巴达（Abu Ubayda）为新的指挥官，哈立德作为他的下属重新加入了军队。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争夺之后，阿拉伯人成功地将拜占庭人引入了耶尔穆克河（Yarmuk river）的断头峡谷，也就是位于今天约旦、叙利亚和戈兰高地之间的地带。“这是真主的战争。”哈立德向自己的将士说——公元636年8月20日真主刮起了沙尘暴，基督徒因此睁不开眼睛，在仓惶失措的状态下，他们有很多人跌入了耶尔穆克河谷中。哈立德立即切断了拜占庭人的退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基督徒们已经精疲力竭，阿拉伯人发现他们都蒙着战袍躺下，一副引颈待戮的样子。就连皇帝的兄弟也已经战死，希拉克略皇帝自己也一直没有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场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拜占庭的统治也在波斯战争中遭到削弱，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就像纸牌塔屋一样摇摇欲坠，但我们不知道阿拉伯的征服是否仅仅是一系列成功的劫掠而已。不管这场征服活动实际上有多么激烈，其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只有一千人左右的阿拉伯骆驼骑兵，竟然击溃了东罗马帝国的军团。但欧麦尔并未满足于此，他立即派出了另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征服波斯，最后波斯也落进了阿拉伯人手里。
在巴勒斯坦，索福洛尼斯（Sophronius）主教仍在坚守孤城耶路撒冷，这位希腊知识分子曾在他的诗中赞颂耶路撒冷：“锡安，在宇宙中大放光彩的锡安。”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基督徒身上。在圣墓大教堂布道之时，索福洛尼斯揭发了基督徒的罪恶，谴责阿拉伯人的暴行，他用希腊语称阿拉伯人为“Sarakenoi”，即撒拉逊人：“为何会有反对我们的战争？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蛮族入侵？玷污神明的撒拉逊人攻占了伯利恒。正是因为我们犯有罪过，撒拉逊人才如野兽般地起来反抗我们。因此，让我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吧。”
然而为时已晚，阿拉伯人已经包围了被他们称作“伊利亚”（罗马人所说的“埃利亚”）的城市。首先围困耶路撒冷的指挥官是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将军，他是继哈立德之后最为优秀的阿拉伯将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冒险家，同样也是来自麦加的贵族。阿慕尔和其他的阿拉伯领袖一样，熟知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他甚至在附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年轻时到访过耶路撒冷。所以阿拉伯人发动这次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战利品。
“末日将临。”《古兰经》说道。早期穆斯林信仰者的军事狂热源于他们对末日审判的笃信。《古兰经》虽未具体言明，但他们已经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那里得知，末日审判必将在耶路撒冷。如果末日审判终将降临，他们需要身在耶路撒冷。
哈立德和其他的穆斯林将领也加入了阿慕尔的围城行动，但是阿拉伯军队人数过少，仍然难以撼动这座城市，双方看起来也未发生过多的战斗。由于未得到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亲口保证宽容城内的基督徒，索福洛尼斯拒绝献城。阿慕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哈立德假扮欧麦尔，但被识破，于是阿慕尔只好请欧麦尔从麦加前来耶路撒冷。
欧麦尔在戈兰高地的贾比亚（Jabiya）检阅其他的阿拉伯军队，耶路撒冷人也许正是在那里见到他，并与他商量投降事宜的。倡导一性论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占据多数，他们憎恨拜占庭人对他们的镇压，而似乎早期的穆斯林信仰者乐于允许倡导一性论的基督徒自由地遵循他们的一神论信仰。[4]根据《古兰经》，欧麦尔与耶路撒冷的投降者订立了盟约，他保证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但基督徒必须缴纳象征顺服的人头税。盟约一经双方同意，欧麦尔便动身前往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君主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长袍，骑着骡子，身边只跟随着一名仆从便上路了。
公正的欧麦尔：圣殿恢复者
在斯科普斯山上眺望耶路撒冷时，欧麦尔命令宣礼员召唤大家进行礼拜。礼拜之后，他穿上朝圣者的白袍，骑上一头白色的骆驼，下山来会见索福洛尼斯。拜占庭的主教们静候着这位征服者的到来，但他们镶嵌着宝石的华丽教服却与欧麦尔简单朴素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麦尔，这位高大、强壮的信仰者的领袖，早年曾是一位摔跤手，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苦修者，经常随身带着鞭子。据说，当穆罕默德进入一间屋子时，屋内的妇女和儿童照样谈笑风生，而当欧麦尔进入时，他们却立即陷入沉默。不过，正是在欧麦尔统治时期，《古兰经》开始得到校勘整理，穆斯林历法和许多伊斯兰律法也得以创立。他加诸女性身上的法律限制比先知穆罕默德还要多。他自己的儿子酗酒时，他下令对其施以八十下鞭刑，结果他的儿子因此丧命。
索福洛尼斯将圣城的钥匙交给了欧麦尔。当看到欧麦尔和他身后衣衫褴褛的阿拉伯骆驼骑兵和骑士时，这位主教喃喃自语道，这就是那些“行毁坏可憎的”。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汉志或也门的部落，他们轻装上阵，行军迅速，戴头巾，披斗篷，以“ilhiz”（Hejaz，把骆驼毛绞碎，混以血液，烹煮而成）为食。与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装骑兵不同，阿拉伯的骑兵中只有指挥官才穿戴锁子甲或头盔，剩余的战士则“骑粗毛矮马，手拿用破布充当剑鞘的闪亮宝剑”。他们身背弓箭，携带长矛，在骆驼的肌腱上绑牢固定，手中的红色牛皮盾牌犹如“厚实的红色面包片”。他们爱惜自己手中的阔剑，不仅为它取名，还为它赋诗。
阿拉伯人为自己的粗俗感到自豪，他们留着“四绺头发”，根根直立，犹如“山羊角”一般。他们看到美丽的花毯时，就直接骑马走到毯子上面，然后割下几块，做成保护长矛的套子。他们喜爱战利品，不论是人还是物，这与其他的征服者无异。“突然间，我发现眼前的覆盖物之下藏着人，”一名阿拉伯人说道，“我把这些覆盖物撕开，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如瞪羚般的女人，像太阳一样明艳照人。我抓住女孩，撕下她的衣服，将后者作为战利品上交，但要求把这名女孩留给我自己。我把她纳为小妾。”[5]阿拉伯军队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但他们有狂热的动机。
据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史书记载，索福洛尼斯护送撒拉逊人的领袖欧麦尔到达圣墓大教堂，他希望这位到访者也能够尊崇或信奉完美圣洁的基督教。当欧麦尔的宣礼员召集士兵礼拜时，索福洛尼斯也邀请欧麦尔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祷告，但据说遭到了拒绝。欧麦尔提醒索福洛尼斯，如果这样做了，这里将成为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欧麦尔知道穆罕默德尊崇大卫和所罗门，于是他命令索福洛尼斯道：“带我去大卫的圣所。”欧麦尔和他的战士们很有可能是穿过南部的先知门进入圣殿山的，他们发现圣殿山堆满了基督徒用来冒犯和羞辱犹太人的粪堆。
欧麦尔想要知道至圣之所的位置。卡布·阿巴尔（Kaab al-Ahbar），这名改宗的犹太拉比回答说，如果指挥官保存“这面墙”（他指的可能是希律时代最后的遗迹，包括西墙），“那么我会向您指明圣殿的遗址所在”。卡布告诉了欧麦尔圣殿基石的位置，阿拉伯人将这块圣石称为“萨克拉（sakhra）”。
在军队的协助下，欧麦尔开始清扫破碎的瓦砾，以腾出礼拜的空间。卡布建议他把礼拜的地点设在这块基石的北面：“这样您就可以同时礼拜两个地方，一个是摩西的，另一个则是穆罕默德的。”“你终究还是向着犹太人这边。”欧麦尔充满疑惑地对卡布说道。最后，欧麦尔将他的第一间礼拜堂设在了基石的南面，面向麦加，大致是阿克萨清真寺如今所在的位置。欧麦尔追随穆罕默德的意愿来到基督教的古圣地，将其重新修复并指定为伊斯兰教圣地，以此确立穆斯林是犹太教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并将伊斯兰教凌驾于基督教之上。
欧麦尔在耶路撒冷的事迹，距伊斯兰教以多种方式确立其教义教规的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此时的伊斯兰教在诸多方面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已迥然不同。但卡布和其他犹太人的故事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Israiliyyat（即穆斯林对以色列历史做的神学译注）文学传统，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伟大，这一点证实，当时可能有不少犹太人和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了解伊斯兰教创立最初几十年的事情，但从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宽容的宗教政策来看，这几个拥有圣书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大量的令人惊讶的混居和交融。[6]
穆斯林征服者最初很乐意和基督徒分享圣地。在大马士革，他们一同分享了圣约翰大教堂很多年，那里的倭玛亚清真寺至今仍保留着施洗者约翰的墓地。在耶路撒冷，同样有资料表明穆斯林与基督徒共享教堂。事实上，位于城外的卡西斯玛教堂里有一个专门供穆斯林礼拜的壁龛。与欧麦尔的传奇事迹相反，在圣殿山布置好以前，早期穆斯林最初似乎是在圣墓大教堂里面或旁边礼拜的。
经历拜占庭数世纪压迫的犹太人，非常欢迎阿拉伯人的到来。据说和基督徒一样，也曾有犹太人在穆斯林的军队中充当骑兵。欧麦尔对圣殿山的兴趣激起了犹太人的希望，因为信仰者的指挥官不仅邀请犹太人继续留在圣殿山，同时也允许他们和穆斯林在那儿一起礼拜。一个见多识广的亚美尼亚主教瑟贝奥斯（Sebos）三十年后写道：“犹太人计划在他们的至圣之所建造所罗门圣殿，但他们所建的圣殿却没有设置基座。”——瑟贝奥斯又补充说，欧麦尔的首个耶路撒冷执政官就是犹太人。欧麦尔确实邀请了提比里亚犹太社团的领袖加昂（Gaon）以及七十个犹太家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定居在圣殿山以南的地区。[7]
耶路撒冷历经波斯的劫掠后一直处在穷困的境地，瘟疫肆虐，而基督教则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欧麦尔也安排阿拉伯人在此定居，尤其是见多识广的古莱什部落，他们喜欢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将这些地方称为“比拉德沙姆”。一些与先知最为亲近的追随者，即先知的同行者，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死后埋葬在第一个穆斯林墓地里，等待审判日的到来，这个墓地就在金门的外面。21世纪流传着两个耶路撒冷著名家族的事迹，追随者在传奇故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们正是那些最早的阿拉伯名人的后代。[8]
在耶路撒冷，追随欧麦尔的不仅有他自己的将军哈立德和阿慕尔，还有一个爱好享乐但很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与执鞭苦行的欧麦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这个年轻人名叫穆阿维叶·伊本·阿比·苏富扬（Muawiya ibn Abi Sutyan）——麦加贵族阿布·苏富扬（Abu Sufyan）的儿子，阿布·苏富扬曾带头反对穆罕默德。伍侯德战役后，穆阿维叶的母亲吃过先知叔父哈姆扎的肝脏。麦加被穆斯林征服后，穆罕默德指派穆阿维叶为他的文书，并娶了穆阿维叶的妹妹。穆罕默德死后，欧麦尔又指派穆阿维叶为叙利亚的总督。指挥官不无嘲讽地恭维说：穆阿维叶是“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 * *
注释
[1] 清真寺（mosque）一词源于阿拉伯语的“masjid”，西班牙语的对应词是“mezquita”，法语的对应词是“mosquée”。
[2]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使用“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称号。后来，国家的领袖就被称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或“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或许曾使用过这个称号，但没有证据表明，在以后的七十年里这个称号得以再次使用，这个状况直到阿卜杜拉·马利克统治时期才发生改变。因此两个称号分别使用；前四任统治者被称为“正统哈里发”。
[3] 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包括耶路撒冷的投降，一直是带有神秘色彩、被争论不休的问题。杰出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是一到两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写作的地点也远离耶路撒冷和麦加。伊本·伊斯哈格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他一直生活在巴格达，逝世于770年；塔巴里、拜拉祖里与雅库比都是9世纪晚期生活在波斯或伊拉克的作家。
[4] 早期的穆斯林似乎以“信仰者”自称，这个词在《古兰经》中出现了一千次，而“穆斯林”只出现了七十五次。正如我们将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他们并不反对一性论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的权威弗雷德·M·唐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信仰者认为自己属于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宗教团体，有些早期信仰者甚至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5] 当时并未留下关于耶路撒冷陷落情况的描述，但阿拉伯史家对同一时期阿拉伯军队入侵波斯的情况却进行了记载，这段文字可能来源于这段史料。
[6] 犹太人和大多数基督徒也许并不质疑穆斯林最早论述信仰的著述《清真言》里所提到的“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因为直到公元685年穆斯林才又补充说“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命名是重叠的：穆罕默德遵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称呼巴勒斯坦为“圣地”；犹太人称呼圣殿为“圣所”（Beyt ha-Miqdash），这一称呼后被穆斯林借用；穆斯林称呼这座城市为“Bayt al-Maqdis”；犹太人称圣殿山为“圣所之山”（Har ha-Beyt）；穆斯林最初称其为“圣所清真寺”（Masjid Bayt al-Maqdis），后来也叫“尊贵的禁地”（Haram al-Sharif）。总体而言，关于耶路撒冷的名称，在穆斯林世界中有十七个，在犹太人中则多达七十个。但他们都同意一点：“所有这些名称都是伟大的象征。”
[7] 传统文献提到，欧麦尔和基督徒们达成的盟约或协议表明，欧麦尔同意禁止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徒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欧麦尔是很欢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他和早期的哈里发同意犹太人在圣殿山礼拜，因此，在穆斯林统治期间，犹太人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形成一个较大的基督教社团，他们有自己的主教（后来成为族长）。他们同穆斯林关系亲密，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齐米（dhimmi）”，即拥有契约的民族，他们都得到统治者的宽容，但有时也变得地位低下，甚至受到充满敌意的迫害。
[8] 欧麦尔得知哈立德在家中灌满红酒的浴室狂欢，在狂欢中还有一位诗人唱着赞美将军英雄事迹的歌曲，这之后欧麦尔就命令这位耶尔穆克河战役的胜利者退休了。哈立德后来死于瘟疫，然而今天的哈立德家族成员坚称他们是其后代。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叫作奈茜拜的女人，她在捍卫先知的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条腿。现在奈茜拜的兄弟欧巴岱·本·萨米特投靠了欧麦尔，欧麦尔让他担任耶路撒冷的执法官以及圣墓大教堂和圣石的管理人。他的后代即努赛贝家族的人，一直到2010年都是圣墓大教堂的管理者（见《后记》）。
18 倭玛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穆阿维叶：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穆阿维叶统治耶路撒冷四十年。起初他担任叙利亚总督。在阿拉伯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西扩张以后，穆阿维叶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然而在帝国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一场关于继承问题的内讧却几乎将伊斯兰世界摧毁，内斗导致的教派分立状况延续至今。
公元644年，欧麦尔死于暗杀，他的继任者奥斯曼（Othman）是穆阿维叶的表亲。十几年后，由于任人唯亲，奥斯曼受到嫉恨。在他也被暗杀以后，先知的一个表亲阿里娶了先知的女儿法蒂玛，因而被选定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穆阿维叶要求阿里惩治刺客，但遭到拒绝。穆阿维叶原本担心自己会失去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但他赢得了随后的内战，阿里在伊拉克被杀，这样，最后一位所谓的正统哈里发结束了其统治。
公元661年7月，阿拉伯帝国的贵族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山，要求将穆阿维叶封为信仰者的指挥官，并以阿拉伯传统方式向其宣誓效忠。[1]然后这位新任指挥官拜访了圣墓大教堂和圣母墓，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朝圣者去拜访的，而只是以此表明两种宗教的延续性以及他作为保护这块圣地的帝国统治者的角色。他的统治中心是大马士革，但他也崇敬耶路撒冷，他的铸币上刻着“艾丽娅·帕莱斯蒂娜（Iliya Filastin）”。他曾试图将耶路撒冷变为帝国首都，而且他很可能经常住在耶路撒冷一个奢华的宫殿中，这个宫殿也许就在他所建的神殿南侧。穆阿维叶借鉴犹太人在圣殿山的传统，宣称耶路撒冷是“末日审判时大家聚集和复活的圣地”，同时他还说：“在清真寺两墙之间的这块土地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接近真主。”
基督教作家们称赞穆阿维叶的统治是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犹太人称呼他为“以色列的爱人”。他的军队中有基督徒服役，他还通过迎娶基督徒阿拉伯部落酋长的女儿美臣（Maysum）来巩固自己和该部落之间的联盟，美臣也被允许继续信仰基督教。此外，他还从希拉克略那里接收了一批基督徒官吏，其中珊朱恩（Sanjun）受到了他的器重。穆阿维叶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周围长大，据说当犹太人的代表团拜访他的时候，他首先就问他们能否做一盘美味的“哈里斯（haris）”给他吃，这是他小时候在家乡常吃的一种菜肴。穆阿维叶将更多的犹太人安顿在了耶路撒冷，并承诺他们可以在至圣之所祈祷。圣殿山烛台起源于公元7世纪，也许可以成为这一事件的证据。
穆阿维叶或许真的是伊斯兰圣殿山的创始人。也正是他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并削平了安东尼亚要塞的磐石，扩建了休憩广场，同时增加了一个开放的六边形区域，即链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Chain）：没人知道其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处于圣殿山的最中心，所以也许就是为了表示这是世界的中心。一位与穆阿维叶同时代的人写道，穆阿维叶“削平摩利亚山，并在那里的圣石之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当一个名为阿尔库夫（Arculf）的高卢主教拜访耶路撒冷时，他见到“在圣殿屹立的前方，撒拉逊人现在经常在一个矩形的祈祷屋内聚集，该房屋由垂直木板和巨大横梁搭建于废墟之上，据说可以容纳三千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座清真寺，但它很可能正是今天的阿克萨清真寺之所在。[2]
穆阿维叶是“希尔姆”（hilm）的化身，“希尔姆”指的是阿拉伯酋长所具有的智慧与耐心：“当我的鞭子够用的时候，我不会使用我的剑，正如我的舌头够用的时候，我就不会动用鞭子。即使只有一根头发连接我和我的追随者，我也不会让它断裂。他们拉紧的时候，我就松开，他们松开的时候，我就拉紧。”这几乎是一个针对政治家的定义，而穆阿维叶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缔造者和倭玛亚王朝首任君主，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导致绝对腐败的杰出典范。穆阿维叶将他的统治领域扩展到波斯东部、中亚以及北非，同时夺取了塞浦路斯和罗德岛，用自己的新型海军打造了阿拉伯的海军力量。他每年都会发动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并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陆上和海上包围该地区长达三年。
然而，穆阿维叶一直保持自嘲的特质，这种能力很难为其他政客所有，更不用说身为一名征服者了。他后来变得很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成为第一个倚在王座上而不是端坐着的阿拉伯君主），但他还是会嘲笑另一个肥胖的老贵族：“我喜欢大腿跟你一样粗的女奴。”
“而且屁股得跟您一样，尊敬的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老贵族反驳说。
“不错，很公平，”穆阿维叶笑着说，“如果你挑起事端，你就要承担后果。”他对自己惊人的性能力一直倍感自豪，即使那样，他还是受人嘲弄：他在后宫与一个呼罗珊姑娘寻欢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女子，他随即与这个女子作乐。这个女子离开之后，他又转向呼罗珊姑娘，为自己雄狮一般的表现而骄傲：“你们波斯语是怎么说‘狮子’的？”他问她。
“Kaftar。”她回答道。
“我就是一头Kaftar。”指挥官向他的侍臣炫耀道，直到有人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叫Kaftar。
“不是狮子吗？”
“不，是瘸腿的土狼。”
“很好，”穆阿维叶暗自笑道，“看来呼罗珊姑娘早就知道该如何反咬一口。”
穆阿维叶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他的继承人耶齐德（Yazid）是个浪荡子，身边总是带着一只宠物猴。耶齐德在圣殿山上被拥戴为指挥官，但很快他就面临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的反叛，这些叛乱宣告了伊斯兰史上第二场内战的开始。他的敌人嘲讽他为“酗酒的耶齐德，淫荡的耶齐德，豺狗耶齐德，猴子耶齐德，醉君耶齐德”。
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为了替自己的父亲阿里报仇而发动叛乱，但最终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被砍头，他的殉教导致了伊斯兰教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最大的分裂，逊尼派称为多数派，什叶派又叫阿里派。[3]公元683年，耶齐德早逝，叙利亚军队便拥立与耶齐德同族的一位精明年长者麦尔旺（Marwan）继任信仰者的指挥官。公元685年4月，麦尔旺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卜杜拉·马利克（Abu al-Malik）被拥立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信仰者的指挥官。但他的帝国已经很脆弱：麦加、伊拉克和波斯都已经被叛军控制。然而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使伊斯兰治下的耶路撒冷成为帝国王冠上的宝石。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阿卜杜拉·马利克无法容忍愚妄之人。谄媚之人恭维他的时候，他会打断他说：“不要来奉承我，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从所能见到的稀少的刻有他肖像的硬币来看，他表情比较严肃，瘦削，有个鹰钩鼻，头发卷曲，齐肩长，同时穿着长长的锦缎长袍，皮带上配有一把剑。但后来他的评论家们又宣称他有一双大眼睛，眉毛连在一起，鼻子突出，兔唇。另外一个关注王室的作家则注意到了他的情欲特征：“他想找一个婢女寻欢，就找一个柏柏尔人；要生孩子，就找波斯人；而需要内仆，则找拜占庭人。”阿卜杜拉·马利克在一个条件艰苦的学校长大，十六岁的时候就曾指挥军队对抗拜占庭人，并亲眼目睹其表亲、身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的奥斯曼被杀害。他长大后成为一个享有神圣的君权却从不用担心弄脏自己双手的国王，他再度开始征服伊拉克和伊朗。抓到叛军领袖时，他会在大马士革围观群众面前公开折磨他，给他的脖子套上银质颈圈，让他像一条狗一样打转，然后“骑在他的胸前，用刀将他屠杀，并把头颅抛向他的支持者”。
此时的麦加城并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他拥有耶路撒冷，并像穆阿维叶那样崇敬着耶路撒冷。阿卜杜拉·马利克设想自己能从第二次内战中创造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该帝国将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作为心脏，为此他计划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修建一条公路。[4]穆阿维叶曾计划将帝国建立在圣石之上，如今，阿卜杜拉·马利克则准备利用埃及七年的税收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
这个计划非常简单：建一个直径为65英尺（约19.8米）的圆顶，由鼓状柱支撑，重量全部倚靠在八角形的墙面上。圆顶的美妙、力量和简约足以与它的神秘相媲美。我们难以准确了解阿卜杜拉·马利克为什么要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他从来没解释过。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清真寺，而是一个圣殿。它的八边形设计与基督教的殉道者遗物陈列所相似，而且圆顶确实有圣墓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子，而它的圆形走道乃是为了绕行祈祷而设计，这使人想起了麦加的克尔白。
这块基岩正是亚当的伊甸园、亚伯拉罕的圣坛所在地，大卫和所罗门也曾计划在此建造其神殿，穆罕默德在夜行时亦曾拜访过此地。为了获得伊斯兰教安拉的真正启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了犹太圣殿。
这座建筑没有中轴线，却被三重建筑包围——第一层是外墙，紧接着是个八边形的拱廊，而正对圆顶下方的则是沐浴在阳光下、环绕圆顶本身的拱廊：这彰显了该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圆顶本身就是天堂，是人类建筑与上帝之间的连接。金光灿灿的圆顶和奢华的装饰以及耀眼的白色大理石都表明：这里是新的伊甸园，当阿卜杜拉·马利克和他的倭玛亚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要把王国献给上帝时，这里就是接受最终审判的地方。那些财富的象征——珠宝、树木、水果、花朵和王冠——即使是非穆斯林都会觉得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建筑。它的形象结合了伊甸园的视觉之美以及大卫和所罗门的威严。
圆顶传达出的信息也因此具有了帝国性：马利克尚未从其对手手中夺回麦加城，因此他需要向伊斯兰世界宣称他的王朝是宏伟而永恒的。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最终未能收回克尔白，那么他也许会使这里成为新的麦加城。
金顶突出了他作为一个伊斯兰帝王的雄伟，但它有一个更广泛的用处：就像位于君士坦丁堡、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超越所罗门圣殿一样，阿卜杜拉·马利克超越了东罗马帝国皇帝，也超越了君士坦丁大帝，这是对基督徒声称这里将是新以色列王国的反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筑上的马赛克可能由拜占庭工匠所做，这是君士坦丁二世在两大帝国少有的和平期间借给马利克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于公元691年到692年完工后，耶路撒冷便再也不是之前的耶路撒冷了：阿卜杜拉·马利克以他那令人惊奇的眼界创造了伊斯兰教耶路撒冷的地平线，选择的地点是曾被统治者拜占庭人蔑视的山头。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主导着耶路撒冷，使圣墓大教堂黯然失色，这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的目的，这一点为后来的耶路撒冷人，诸如作家穆卡达西（al-Muqa ddsi）等所深信不疑。阿卜杜拉·马利克确实成功了：从那以后直到21世纪，穆斯林都会嘲笑圣墓大教堂——阿拉伯语称“Kayamah”，又叫“Kumamah”，意即“粪堆”。岩石圆顶清真寺不仅追上并超越了对手，同时也将犹太人和基督徒联系起来，因此阿卜杜拉·马利克的事迹成为伊斯兰教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故事。环绕这座建筑，他放置了800英尺（约243.8米）长的铭文，铭文直接抨击耶稣的神圣性，这暗示了两大一神教信仰的紧密联系：它们之间除了三位一体外有很多共同点。这些铭文非常迷人，它使我们得以首窥《古兰经》的经文，这部经书最终由阿卜杜拉·马利克整理成册。
对于阿拉伯帝国来说，犹太人越来越不重要，但他们在神学上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岩石圆顶清真寺由二十个犹太人和十个基督徒资助，雇佣了三百个奴仆来维护。犹太人无能为力，只是满怀希望地看着圆顶：这真是他们的新圣殿吗？他们仍然可以在那里祈祷，但倭玛亚王朝创造的是一个伊斯兰视角下的圣殿，这个圣殿里的仪式主要有净化、受膏以及围绕圣石行走[5]。
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力量远不止这些：它属于建筑艺术上最为恒久的杰作之一；一个人无论处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被它的光彩所吸引。它的光芒令它看来宛如从空中升起的一座神秘宫殿，又好似一座静谧的休憩场所，并瞬间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露天清真寺，使周围所有的空间都变得神圣化。圣殿山顷刻之间就变为——并继续保持为——一个休憩和放松的地方。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创造了一座尘世间的天堂，它将世间的安宁、美好和来世的神圣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的精髓所在。早年，伊本·阿萨克尔（Ibn Asakir）就写道，“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屋檐下吃香蕉”是人世间至高的享受。作为神圣帝国大型建筑物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岩石圆顶清真寺与所罗门圣殿和希律王圣殿齐名。进入21世纪，它成为最世俗的旅游象征，它既是伊斯兰复兴的圣祠，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图腾，岩石圆顶清真寺至今仍然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
岩石圆顶清真寺建后不久，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军队就收复了麦加，并以扩张真主的王国为名，与拜占庭继续展开圣战。他将庞大的帝国扩张为西跨北非、东达信德（位于今巴基斯坦）的广袤区域。在其疆域内，他需要将伊斯兰世界整合为仅强调穆罕默德的单一穆斯林宗教，为此，他必须强调，并且在各处刻上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语录——圣训——被集结成册，而阿卜杜拉·马利克所编纂的完整的《古兰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和神圣的来源。礼拜仪式更加严格；禁止雕刻偶像——他让铸币厂停止铸造有自己肖像的硬币。阿卜杜拉·马利克称自己为真主的使者，从那以后，伊斯兰的统治者们就被称为“哈里发”了。穆罕默德最早传记的官方版本和穆斯林的征服运动都将基督徒和犹太人排除在伊斯兰教之外。帝国的行政机构也已经阿拉伯化，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马利克集约西亚和圣保罗于一身，他相信在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只有一个君主，一个上帝，正是他决定了穆罕默德的社团发展成为如今的伊斯兰教。
瓦利德：天启与奢侈
耶路撒冷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有一座神龛，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并不是帝国的清真寺，因此，随后阿卜杜拉·马利克和继任他的儿子瓦利德（Walid）建造了新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它位于圣殿山的南部边缘地带，被作为在周五做礼拜的普通信众的清真寺。哈里发们也将圣殿山视为耶路撒冷的中心，这一点和过去的希律王们一样。自公元70年直到当时，他们第一次建造了一座横跨峡谷、专供朝觐者从西边绕过威尔逊拱门（Wilson's Arch，即今天的链门）进入圣殿山的大桥。为了方便从南边过来的朝觐者，他们建了一个圆顶式的双重门，这个门在造型和外观上均与金门相协调。[6]
这一时期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很多年里，哈里发们将圣殿山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则成为倭玛亚帝国的一座城市，而这也再一次点燃了对圣地和传说进行绵延不绝争夺的导火索，这些都塑造了今日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徒曾改编过犹太民族的很多神话，并逐渐将它们附加于自身的中心圣地——圣墓大教堂上。然而，现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兴起使得所有古老的神话再度复兴：圣石上的足印曾被作为基督的神迹展示给基督徒朝圣者，此时它则变为穆罕默德的足印。倭玛亚王朝用新的圆顶覆盖了整座圣殿山，以使其完全与从亚当、亚伯拉罕经由大卫和所罗门再到耶稣的《圣经》传说相联系。他们设想的场景是：当从克尔白来到耶路撒冷以后，末日审判将在圣殿山发生。[7]不仅仅是圣殿山，穆斯林开始崇拜所有与大卫有联系的东西，他们将希律城堡（基督徒称为“大卫塔”）视作大卫的“米哈拉布”（祈祷壁龛）：他们并不是最后一批将希律王的伟大和大卫的功绩混为一谈的人。倭玛亚王朝不仅是为真主而建，也为自己而建。
这些哈里发们都喜好逸乐，且都富有文化素养，这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就连西班牙也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虽然大马士革是他们的首都，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耶路撒冷度过。就在圣殿山的南边，瓦利德一世和他的儿子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宫殿，这些宫殿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发掘出来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宫殿有三四层楼高，围绕凉爽的庭院而建，哈里发们甚至有一条通过屋顶桥梁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皇家专用通道。从残存的宫殿遗址只能看到宫殿的规模，但这已足以反映出当年的那些哈里发生活是多么奢华。
最为奢华的沙漠宫殿（或曰“卡斯尔”）位于阿姆拉，即今天的约旦。在那里，哈里发们在私人庭院中娱乐放松，浴室的地板是用马赛克装饰的，有很多描绘狩猎场景的艺术画，也有一些全裸或半裸的女人画像，还有运动员、丘比特、萨蒂尔和弹奏诗琴的熊的画像。瓦利德一世的画像也出现在六王彩绘壁画上，画面上描绘着倭玛亚王朝的君主们打败了诸如君士坦丁堡和中国的皇帝。这些已经斑驳的、希腊化的绘画明显不是伊斯兰风格，然而，也许就像希律王时代一样，哈里发在公开场合的生活可能与画像所描绘的很不同。瓦利德一世终结了和大马士革基督教徒的共享约定，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倭玛亚清真寺，政府的官方语言也由希腊语变为阿拉伯语。然而，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教徒的天下。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自由地融合在一起：他们都会在9月庆祝圣墓大教堂的献堂盛宴，吸引“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街道上都是“骆驼、马、驴和牛”。基督教朝圣者——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现在已经超过希腊人——很少关注穆斯林圣地，同时犹太人也几乎从不提起基督徒。从那以后，来访的人多是那些心胸狭窄和不严谨的朝圣者，他们只解读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公元715年，瓦利德的弟弟苏莱曼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于圣殿山即位。“庆祝新哈里发登基的规模从未如此壮观过。他坐在装饰平台的其中一个圆顶下，注视着台下的观众”，座位旁边铺着很多地毯和帷帐，他周围堆放着准备给士兵们的财宝，苏莱曼发动了最后一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战争（差一点就攻克了它），“构想着定居于耶路撒冷，并使其成为都城，为那里带来巨大的财富，促进人口显著增长”。他把拉姆拉（Ramla）城作为行政中心，但没能等到移居耶路撒冷就去世了。
很多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定居在这座圣城中，他们一同住在圣殿山的南边，保留了（并一直保持下来）在圣殿山祈祷的特权。然而，大约到公元720年，犹太人已经在那里自由祈祷了近一个世纪后，新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作为这个衰微王朝中极端伊斯兰正统派的顽固苦行者，却下令禁止犹太人做礼拜。这项禁令贯穿伊斯兰教统治的余下整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只能开始绕着圣殿山的四面墙进行祈祷，同时在秘密的犹太教会堂“哈米拉”（ha-Meara）礼拜，这种秘密会堂又被称作“洞穴”——位于沃伦门（Warren's Gate）附近，差不多就在圣殿山下方靠近至圣之所处。
当倭玛亚王朝的哈里发们正在享受希腊化宫殿与歌舞升平的气氛时，帝国的发展首次达到了极限。西班牙的伊斯兰势力已经渗透到法国，但在公元732年，一个法兰克福的贵族查理，他曾是墨洛温国王的大臣，在图尔斯击败了一支穆斯林突击队。人们欢呼万岁，将其视为马卡比，这个人就是查理·马特——“铁锤查理”。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写道：“王朝就像人那样有着自然的寿命”，现在，正在衰落的、幅员辽阔的倭玛亚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在约旦东部的一个村庄里住着阿拔斯的后代，阿拔斯是先知的叔父，在很长时间内都秘密反对着倭玛亚王朝统治时的享乐主义，他认为该王朝和穆罕默德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为倭玛亚王朝感到痛惜，”他们的领袖阿布·阿拔斯说道，“他们更钟情于短暂而不是永恒；犯罪让他们着迷；他们拥有那些真主不允许拥有的女人。”不满情绪蔓延得很快，即使在叙利亚王室核心地区的部落也开始叛乱，甚至在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后一任哈里发不得不出师耶路撒冷，摧毁其城墙。一场地震降临耶路撒冷，毁坏了阿克萨清真寺和宫殿，就像是上帝对倭玛亚帝国发怒了一样。基督徒和犹太人认为这就是天启，而穆斯林也这样想。然而倭玛亚帝国真正的威胁已自远方而来。
公元748年，在呼罗珊即今天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一位极具号召力的神秘主义者阿布·穆斯林提出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而且他认为应该遵从穆罕默德后代的领导。那些身在边境的新穆斯林加入了他的苦行队伍，他们全身都穿着黑色服装，举着黑色横幅游行，高呼着伊玛目——“马赫迪”（即救世主先驱）[8]将要拯救伊斯兰世界。阿布·穆斯林率领自己的胜利军团一路西进，但他无法决定拥立阿里家族还是阿拔斯家族——仍然有很多倭玛亚王子在附近。但正是阿布·阿拔斯击败了倭玛亚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用这种方式确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绰号也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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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效忠的方式是行bayah礼，这是一种握手礼，意为一种表示服从的协议：这个词来源于“baa”——“出售”。
[2] 现代清真寺包括“米哈拉布”（mihrab，即面向麦加的祈祷壁龛）与“敏拜尔”（minbar，即布道坛）。穆阿维叶的祈祷大厅有米哈拉布，但很可能没有敏拜尔，因为早期伊斯兰很注重人人平等，因而不会设置布道坛。然而，根据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说法，穆阿维叶的帝国统治改变了这一点。他的埃及总督阿慕尔将军，将敏拜尔引进埃及的清真寺，穆阿维叶也开始在周五的布道上使用敏拜尔，并用木栅栏将周围圈起以防备刺杀。
[3] 伊朗仍然保持着什叶派的神权政体模式。什叶派在伊拉克是多数派，在黎巴嫩则是少数派。侯赛因的兄弟哈桑·本·阿里似乎闭门不出，但他很可能还是遭到了谋杀。侯赛因的直系后代包括今天摩洛哥的阿拉维王室以及约旦的哈希姆王室。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法蒂玛王朝、阿迦汗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都可追溯为侯赛因的后代。这些后代常以高贵纯正而著称，被称为“阿什拉夫”（Ashraf，单数是Sherif，通常又被称为Sayyid——赛义德）。
[4] 1902年，阿卜杜拉·马利克的一个里程碑在耶路撒冷东边被发现，上面刻有铭文，该铭文记述了哈里发是如何看待其权力与安拉的关系的：“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阿卜杜拉·马利克是信仰者的指挥官和上帝的仆人，他命令修缮这条道路并建造这座里程碑。从耶路撒冷到此地有七千米……”
[5] “信仰圣书的民族啊，不会跨越你们宗教的界限，除了真理，不要谈论任何与真主有关的事情。”圆顶清真寺的铭文上这样写道。“事实上，玛利亚的儿子救世主耶稣只是真主的一个信使，他在所有信使中是如此地信仰真主，从不说‘三’这个数字……上帝不可能得子。”这段话似乎不是针对基督教全体，而更像是在攻击三位一体论。作为犹太人，两周一次的礼拜使他们与犹太教圣殿的关系更加牢固：“每周二和周四，他们会预订藏红花，并准备一些麝香、龙涎香、檀香和玫瑰水。接着这些仆役们（通常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进食，随后进入浴池净身。净身后他们径直走向衣柜，出来以后会身着红、蓝色衣裳，头巾和腰带，接着就走向圣石涂抹圣油。”正如学者安德烈亚斯·卡普罗尼所写的，这是“穆斯林礼拜仪式，穆斯林认为圣殿的礼拜仪式就应该这样。将这个冗长的故事缩短以后就是前圣殿的重建，《古兰经》就是新的《摩西五经》，而穆斯林就是以色列地真正的人民”。
[6] 在耶路撒冷有个传统：建筑用材都是从各个地方运过来的，阿克萨清真寺的木柱就来自一个基督教建筑的基座，至今那上面仍用希腊语标示着16世纪大主教的名字（现存洛克菲勒和哈拉姆博物馆）。通向南边的双重和三重门，与东边的金门相辉映，这些耶路撒冷最美丽的门所用的建筑石料都来自早期希律王和罗马时期，现在这些门都是关闭的。那儿的墙上有些混乱的刻印，内容有安敦宁·毕尤国王和他在圣殿山上的骑马雕像。
[7] “每一个有气息的，都要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我。”《古兰经》里这样说。穆斯林创造了一个围绕耶路撒冷的天启路线图。邪恶的力量将会在金门这里被毁灭。当约柜呈现在“马赫迪”（选民）眼前时，“马赫迪”就会死亡。一看见约柜，犹太人就会改宗为伊斯兰教徒。麦加的圣堂同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天堂来自圣殿山，而地狱则在欣嫩子谷。民众会聚集在金门外面的平原，毁灭天使伊斯拉非来（圆顶清真寺其中一个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吹响他的号角：死者（尤其那些埋葬得靠近金门的人）会复活并通过金门——末日的入口（两个小圆顶的怜悯门或曰追悔门）来到圆顶链清真寺祈祷所的正义天平接受审判。
[8] 伊玛目就是一座清真寺或一个社团的领导，但在什叶派眼里，伊玛目则是精神领袖，由真主遴选，得到永不犯错的祝福。伊朗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相信第一个伊玛目是默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和他女儿法蒂玛的后代，而第十二个伊玛目则是“神秘的”——被上帝隐遁——将会在最后审判日以救世主“马赫迪”的身份回归，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是由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这种千禧年期望下创建的，在伊玛目回归前，世界由神职人员统治。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阿布·阿拔斯宣称自己是哈里发，并邀请倭玛亚王室出席一个宴会，准备在宴会上宣布自己的求和意图。但在宴会过程中，侍者们却取出棍棒和刀剑将整个王室家族屠杀，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了炖羊肉的锅中。萨法赫哈里发阿布·阿拔斯随后不久也死去，他的兄弟，胜利者曼苏尔（Mansur）系统地策划了对阿里家族的屠戮，紧接着又对有权有势的阿布·穆斯林进行了清算。香料商贾姆拉（Jamra）曾提到曼苏尔拥有一间秘密储藏室，这间储藏室只有在曼苏尔死后才能打开。他的儿子后来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堆满尸体的拱顶屋，每具尸体上都贴有详细的标签，这些尸体保存在炙热而干燥的空气中，他们都是阿里的家人，从婴儿到老人都是被曼苏尔杀害的。
曼苏尔是统治数世纪的阿拔斯王朝真正的国父，他长得很结实，经历风吹日晒的皮肤呈棕色，头发像干枯的藏红花。但他的权力基础却在东方：他将首都迁到了新的圆形城市——巴格达。
执掌权力后不久，曼苏尔拜访了耶路撒冷。在那儿，他维修了被摧毁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为了偿付这项工程，他把阿卜杜拉·马利克所建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金银门给熔掉了。曼苏尔的继任者却再也没有劳神费力去拜访耶路撒冷。当这座城市在伊斯兰世界一步步萎缩之时[1]，一位西方皇帝却在耶路撒冷复苏了基督教的魅力。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大帝，即著名的查理曼，统治着现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被罗马教皇授予罗马帝国的王冠。这个加冕仪式标志着教皇树立了新的威信，西方拉丁基督教开始变为天主教——他们逐渐不同于说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正教。查理曼是一个缺乏仁慈而又好斗的帝王，他为自己前所未有的权力扫清了一切障碍，然而他也很喜欢历史，虔诚而有野心：他不仅将自己视为君士坦丁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以完成他们打造世界性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愿为己任，并将自己视为现代的大卫王，而所有这些期望都指向圣城。因此，据说在圣诞节的早些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族长派出一个代表将圣墓大教堂的钥匙当作礼物送给了查理曼。在同一天得到罗马和耶路撒冷，这可是一项非凡的功勋。
这种举动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意义，因为大主教早已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祝福，后者是阿拔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千零一夜》中说道，在他统治期间，阿拔斯帝国处于兴盛之中，查理曼和哈里发相互交换了三年的使臣：拉希德可能急于拉拢法兰克人与他一起对抗君士坦丁堡的敌人，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需要查理曼的帮助。
哈里发送给查理曼一头大象和一个星盘水钟，这个非常复杂的装置显示了伊斯兰人高超的技艺，同时警醒了一些身为机械师的基督徒。两大帝国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财产同时被两大帝国登记在册并受到保护。同时，查理曼还为整座城中所有基督徒的选举税支付了八百五十第纳尔。作为回报，拉希德允许查理曼在圣墓大教堂周围打造一个基督教区、一座修道院、图书馆和朝圣者旅馆，并配备一百五十个僧侣和十七个修女。“基督徒和异教徒，”一个朝圣者注意到，“他们之间拥有如此和平的关系。”双方的慷慨演绎了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查理曼曾秘密拜访耶路撒冷，以使自己成为希拉克略的继承人，这个故事逐渐演变成了关于末代皇帝的神秘传说，相传这个皇帝的驾临预示着末日的来临。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家都普遍相信这一点。但事实上，查理曼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拉希德死后，诸子争位，最后马蒙（Maamun）在内战中获胜。新哈里发马蒙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人，建立了著名的文学和科学研究院“智慧之屋”，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命令一些贤人计算地球的周长。[2]公元831年，他到达叙利亚，为进攻君士坦丁堡作准备。马蒙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修造了一座新的大门。为了强调阿拔斯王朝的优越性，马蒙擦除了穹顶上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以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不仅如此，马蒙还偷走了穹顶的黄金，使得穹顶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保留一种铅灰色。直到20世纪60年代，穹顶才重新恢复金色，但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再也没有重新出现在穹顶，马蒙的名字则保留至今。
这些手段并没有改变阿拔斯王朝衰落的命运。仅仅两年之后，就有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在耶路撒冷受到三大宗教的欢迎。公元841年，起义者洗劫了耶路撒冷，大部分居民逃走。多亏一位主教贿赂了洗劫者，圣墓大教堂才幸免于难。但阿拉伯哈里发丧失了他们的权力。公元877年，伊本·图伦（Ahmed ibn Tulun），一个土耳其奴隶的儿子，在哈里发名义上的庇护下成为埃及统治者，重占耶路撒冷。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土耳其人在伊斯兰世界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马蒙的继承人穆斯塔西姆（Mustasim）开始招募奴隶，这些奴隶组成古拉姆重骑兵，他们大多是来自中亚的刚刚改信伊斯兰教的弓箭手。这些有着亚洲外貌的奴隶起初担任执政官的守卫，之后成为哈里发的扈从。
伊本·图伦的儿子和继承人被他的太监刺杀之后，一位土耳其强人穆罕默德·伊本·图吉（Muhammad ibn Tughj）——人称“中亚王子伊赫希德”——取而代之，成了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政治的不稳定加剧了宗教竞争。公元935年，圣墓大教堂的一栋附属建筑被强行改建成为一座清真寺。三年之后，穆斯林攻打了正在过圣枝主日的基督徒，洗劫并毁坏了教堂。犹太人则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拉比犹太教，由一些学者，例如加昂领导，他们崇尚《塔木德》，即口头律法；另一派是卡拉派。他们反对《摩西五经》以外的任何律法（这个派系的名称意思是“阅读者”），并且相信能够重返锡安。[3]土耳其统治者支持卡拉派。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哈扎尔人[4]社团拥有他们自己的会堂，并且也居住在犹太区中。伊赫希德于公元946年去世，被葬在耶路撒冷，享年64岁。他的权力落入一个黑人——“有香味的太监”手中，这一绰号来源于他对香水和化妆品的追求。
卡富尔（Kafur）是伊赫希德买来的埃塞俄比亚奴隶，统治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达二十多年。由于长得畸形、肥胖并全身恶臭，他必须用白樟脑油和黑麝香喷洒在身体上，因此他的主人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的地位上升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为伊赫希德进贡了一些异国动物，其他仆人都冲上前去围观，只有这个非洲男孩一动不动地守在主人身旁，等待主人的命令。伊赫希德先是任命卡富尔为他儿子们的老师，之后又任命卡富尔担任军队指挥官，攻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最后，卡富尔成了有着“主人”头衔的摄政王。他取得权力之后表现出穆斯林的虔诚，重建圣殿山城墙，并出钱资助艺术。与此同时，在北方，拜占庭由于一位杰出的皇帝即位而得以复兴。拜占庭南下突袭叙利亚，直接威胁耶路撒冷，由此引发了耶路撒冷反对基督徒的骚乱。公元966年，卡富尔的地方长官开始勒索基督徒，约翰主教被勒索巨额税金，因此向卡富尔申诉。当约翰主教因与君士坦丁堡联系而被捕后，该地方长官在当地犹太人的支持下（他们痛恨拜占庭）进攻了圣墓大教堂，并把约翰主教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开罗，“有香味的太监”生病了。在伊赫希德的最后一代继承人去世后，卡富尔自己成为国王。这是第一个出身于奴隶并且还是一个太监的穆斯林国王。他任命了一个犹太大臣，该大臣策划了一场伊斯兰革命，并且开创了一个耶路撒冷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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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随着麦加地位的上升而下降，而它过去的地位曾接近麦加和麦地那，是朝觐的地点之一——“你只应前往麦加、麦地那和阿克萨这三个清真寺。”《圣训》这样说过。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耶路撒冷已经衰微为一个只有虔诚者才去拜访的地方。
[2] 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尤其是马蒙，定期从拜占庭获得希腊经典著作的副本，并且保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得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的后代。阿拉伯人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科学词汇，后来的一些英语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借用来的，例如酒精、蒸馏器、炼金术、代数学、年历。纳迪姆著名的《索引书》显示阿拉伯人创作了六千种新书。纸代替了原来的羊皮卷：在历史上一场决定性战役中，阿拔斯王朝打败了中国唐朝皇帝，使伊斯兰世界控制了中东，他们同时也从中国造纸工匠那里获知了造纸术的秘密。
[3] 世界犹太社团被两个世袭加昂领导，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经学院，另一个来自巴格达的巴比伦经学院。卡拉派教徒遍布整个犹太世界，他们建立了从克里米亚直到立陶宛的犹太社团，这些社团一直存在，直到纳粹屠犹时期。纳粹屠犹曾出现过一个反常现象：在克里米亚，一些卡拉派是土耳其人血统而非闪米特血统，因此，纳粹下令保护这支犹太教派。
[4] 哈扎尔人，土耳其游牧部落的萨满教徒，其统治范围从黑海直到中亚，是以色列成立前最后一个犹太国家。公元805年，他们的国王改宗犹太教，并改取了玛拿西、亚伦之类的名字。耶路撒冷作家穆卡达西穿过哈扎尔地区时，观察到“那里有大量羊群、蜂蜜和犹太人”。960年，这个犹太王国衰落。然而一些作家，从阿瑟·库斯勒到最近的施罗默·桑德，都认为许多欧洲犹太人是这些土耳其部落的后裔。这一说法如果是正确的，将会破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现代的基因技术推翻了这一点：两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现代犹太人，包括塞法尔迪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约有70%来自三千年前的中东，另外约30%属于欧洲血统。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伊本·凯利斯：犹太“宰相”与法蒂玛征服
巴格达犹太商人的儿子，雅各布·本·尤瑟夫（Yaqub ben Yusurf），又名伊本·凯利斯（Ibn Killis），有着峰回路转的人生际遇——从叙利亚破产的江湖骗子，摇身一变为埃及卡富尔的财政顾问。卡富尔曾说过：“如果他是一个穆斯林的话，他将会是维齐尔（vizier，宰相）的合适人选。”伊本·凯利斯心领神会，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卡富尔死了，葬在耶路撒冷，[1]伊本·凯利斯被打入监狱。伊本·凯利斯通过行贿出狱，之后他秘密前往西部由法蒂玛王朝统治的什叶派王国（现在的突尼斯）。在这里，灵活多变的伊本·凯利斯又改信什叶派，并建议法蒂玛哈里发穆伊兹（Muizz）趁机夺取埃及。公元969年6月，穆伊兹的将军昭海尔·绥基利（Jawhar al-siqilli）攻占埃及，然后继续北进征服了耶路撒冷。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伊玛目以救世主自居的法蒂玛王朝是耶路撒冷的新统治者，与其他伊斯兰王朝不同，法蒂玛国王不仅称自己为哈里发，还称自己为“圣王”，即活着的伊玛目，地位介于神和人之间。造访法蒂玛宫廷的人会接连经过一个比一个奢华的庭院，来到一个黄金打造的王座前，在这里俯伏敬拜。此时，幕帘拉起，身着金色长袍的伊玛目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的教派是隐秘的，他们的信仰是神秘主义，强调救赎且密不外传。他们的崛起是不可思议的，悄无声息的，充满了冒险经历。公元899年，叙利亚富商奥贝德·安拉（Ubayd Allah）宣称自己是活着的伊玛目，是阿里和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直系后代，经由伊玛目伊斯玛仪（Ismail）流传下来，所以，他们又称伊斯玛仪什叶派。他的秘密传教者，即所谓的达瓦（dawa），向东传教，征服了也门，并使突尼斯的一些柏柏尔人部落改信宗教。但阿拔斯王朝想要杀他，所以他消失了。数年后，他或一个冒充他的人以“马赫迪”（真主挑选的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突尼斯，他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王朝，该王朝开始怀着神圣的使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推翻非法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拯救世界。公元973年，哈里发穆伊兹，包括北非、西西里、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内的狭长地带的统治者，将都城迁到al-Qahira al-Muizziyya——穆伊兹征服之地，即今天的开罗。
穆伊兹的继承人阿齐兹（Aziz）任命他的顾问伊本·凯利斯为帝国首相，凯利斯直到二十年后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统治这个帝国。凯利斯除了拥有巨额财富之外，还拥有八千个女奴。他是一个同犹太人和基督徒牧师辩论宗教问题的学者，他的个人经历体现了身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宽容。这种宽容，在耶路撒冷很快就能感受得到。
贫穷而绝望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处在分裂之中，而他们的埃及兄弟的生活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却一派繁荣。埃及犹太人开始成为开罗哈里发的医生，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宫廷御医，还是有学问的商人。他们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廷臣，通常被任命为法蒂玛帝国犹太人领袖，这个职位又称之为“纳吉德”，意思是“王子”。一位叫帕尔蒂尔（Paltiel）的出身神秘的犹太人可能是第一个兼医生、廷臣和王子数职于一身的犹太人。作为征服耶路撒冷的法蒂玛大将乔哈尔的门徒，帕尔蒂尔在乔哈尔征服耶路撒冷后立即出面帮助圣城里的犹太人。
多年以来，阿拔斯王朝的忽视和土耳其统治者经常中断的资助导致耶路撒冷城区缩小，治安混乱。开罗和巴格达哈里发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使得香客们不敢前来朝圣。有时，来袭的贝都因人会占领城市一段时间。公元974年，干劲十足的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攻占大马士革并疾驰到加利利，他发誓“要把我们基督的圣墓从穆斯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离耶路撒冷很近。耶路撒冷在等待着，但是他从未来过。
法蒂玛统治者鼓励他们的伊斯玛仪派和什叶派教友前往耶路撒冷的清真寺朝圣，但与巴格达的战争切断了逊尼派穆斯林与圣城的联系。耶路撒冷的孤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它的神圣性：伊斯兰作家编纂了一部较受欢迎的歌颂耶路撒冷美德的文集《法达伊》（Fadail），他们给耶路撒冷起了许多新名字：它依然是Iliya与Bayt al-Maqdis（圣堂），但她现在还成为了al-Balat（圣殿）。而基督徒朝圣者变得比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更加富有，且人数更多，法兰克人从欧洲跨海而来，富裕的商队每年复活节都从埃及过来。
犹太人也指望他们在开罗的救星帕尔蒂尔说服哈里发给赤贫的加昂和耶路撒冷经学院发一笔津贴。他为那里的犹太人争取到在橄榄山上买下一座犹太会堂、在押沙龙柱子附近聚会，还有在圣殿山东墙的金门旁祈祷的权利。节日时，犹太人获准绕旧圣殿七圈，但他们的主会堂仍然是“位于西墙圣所内的祭坛”，也就是“洞穴”。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犹太人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宽容政策，但现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比过去两个世纪享有更多的自由。可悲的是，深受同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青睐的法学派和卡拉派在橄榄山各行其是，这导致两派之间发生了冲突，没过多久，这些衣衫褴褛的学者就在耶路撒冷充满尘土的、摇摇晃晃的会堂中和神圣的地下洞穴中展开了战斗。他们的自由仅仅加剧了穆斯林的挫败感。
公元1011年，帕尔蒂尔去世时，他的儿子想要把他葬在耶路撒冷，但招摇的送葬队伍遭到穆斯林暴徒的袭击。继帕尔蒂尔之后，开罗犹太人开始派遣商队送钱给耶路撒冷的犹太经学院和一个名叫“锡安哀悼者”（Mourners of Zion）的犹太神秘主义教派，这个教派祈祷恢复以色列，他们实际上是宗教复国主义者。但这些帮助从来都不够：“这个城市是寡妇、孤儿，遭人遗弃且陷入贫穷，只靠少数几个学者支撑。”一位耶路撒冷犹太人在一封募款信中写道：“这里的生活极为困苦，食物紧缺。请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犹太人成为“一群可怜的人，不断受到骚扰”。
而逊尼派穆斯林越来越反感过度自由的异教徒。“到处都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占优势。”一位游记作家穆卡达西抱怨道，这位旅行家的名字取义为“出生在耶路撒冷”。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街道上全年都有陌生人。”公元985年前后，在法蒂玛王朝的鼎盛时期，穆卡达西回到被他称作al-Quds（意思是“神圣的故乡之城”）的圣城。他已年过四十，在外旅行了二十多年，通过旅行“寻求知识”是每一个伊斯兰圣徒必经的训练，旨在将虔诚和在智慧之屋锻炼出来的科学观察结合起来。在他的杰作《对各地知识的最健全分析》（The Soundest Divisions
for Knowledge of the Reigions）中，他流露出自己抑制不了的好奇和冒险意识：除了乞讨和严重的罪恶外，旅人会遇到的事我全都遇到过。有时我很虔诚，有时我会吃不洁净的食物。我差点溺水。我的旅队在路上遭到打劫。我与国王和大臣交谈过，与放荡者作伴，被人控告为间谍，之后被投入监狱。我还和神秘主义者一起吃粥，和僧侣们一起喝汤，和水手们一起吃糕点。我在战船上见证了同罗马人（拜占庭人）的战争，在晚上听到教堂的钟声。我穿破了国王赏赐的长袍，很多次我都陷入赤贫。我有过奴隶，也把篮子放到头上搬运过东西。我被赐予了众多荣耀。我不止一次差点被害身亡。
无论穆卡达西到了哪里，耶路撒冷永远是他的骄傲：一天，我参加了巴士拉（在今伊拉克）的法官会议，他们提到埃及的开罗。他们问我：“哪个城市更高贵？”我说：“我们的城市。”他们说：“哪个城市更令人愉快？”“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好？”“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美？”“我们的。”法官们对此表示很惊讶，他们说：“你真是一个自负的人。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说法。你就像麦加朝圣路上骆驼的主人一样。”
但他也承认耶路撒冷的缺陷：他承认“懦弱的人被骚扰，富裕的人遭妒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在圣城更肮脏的浴池，洗澡的费用也比其他地方高”。但耶路撒冷生产最好的葡萄干、香蕉和松子；这个城市有许多宣礼员召唤信徒祈祷——这里没有妓院。“在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取到水，都可以听到召唤信徒祈祷的声音”。
穆卡达西描述圣殿山上供奉玛利亚、雅各和那个神秘圣徒黑祖尔的圣地。[2]阿克萨清真寺比圣墓大教堂更漂亮，但是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无与伦比的：“黎明时分，当第一道曙光照到穹顶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辉时，岩石圆顶寺看起来如此不可思议，我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在整个异教世界，都未见过能与之媲美的东西。”穆卡达西充分意识到他生活在两个耶路撒冷——真实的耶路撒冷和天国的耶路撒冷，这里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地方：“难道她不是现世和来世的结合点吗？难道这里不是审判日来临的旷野，所有人都将聚集于此，而所有事都将注定发生吗？尽管麦加和麦地那有其优越性，但在末日审判那一天，麦加和麦地那的人也要来耶路撒冷，三者的卓越在这里合而为一。”
但穆卡达西仍抱怨逊尼派穆斯林无法来到耶路撒冷，抱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过分自负：“学者很少，基督徒人数众多并且在公共场所举止粗鲁。”法蒂玛王朝毕竟是宗派主义者，当地的穆斯林甚至会跟着庆祝基督教的节日。但形势即将出现恐怖的逆转。公元1000年，穆卡达西去世，享年五十岁。一个孩童继承了活着的伊玛目之位，他将摧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里发阿齐兹临终之际，亲吻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出去玩耍。此后不久，阿齐兹就过世了，但是谁都找不到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活着的伊玛目。在拼命搜索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男孩爬到了一棵无花果树的树顶上。“下来，我的孩子！”一位廷臣向孩子乞求说，“愿神保佑你和我们所有人。”
衣着华丽的大臣们聚集在无花果树下，“我下来了。”新哈里发哈基姆回忆说，这个廷臣“把一条镶嵌宝石的穆斯林头巾披在我的头上，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并说道：‘向信仰者的指挥官致敬，感谢真主怜悯赐福！’然后他领着身着盛装的我走出来，把我介绍给众人，这些人都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向我这个哈里发行礼。”
哈基姆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他母亲的两个兄弟都是大主教。哈基姆长大后成为一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他的蓝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起初，在大臣们的建议下，他继续完成家族的伊斯玛仪派使命，容忍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喜欢诗歌，在开罗建立了自己的智慧之屋，学习天文学和哲学。他为自己的苦行生活感到骄傲，以朴素的头巾代替镶嵌宝石的头巾，他甚至在大街上与贫穷的开罗人说笑。但是，当他开始独立统治时，很快就有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独裁者有点精神失常。他下令杀光埃及所有的狗，接下来是所有的猫。他禁止吃葡萄、水田芹和无鳞之鱼。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并且命令所有开罗人都遵照他这种奇怪的作息时间。
公元1004年，他开始逮捕并处死基督徒，关闭耶路撒冷的教堂并把它们改造成清真寺。他取缔复活节并禁止饮酒，此举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他命令犹太人佩戴木牛项链，以提醒他们曾经崇拜金牛犊的荒唐行为，他还命令犹太人佩戴铃铛，以警示穆斯林避开犹太人。基督徒则不得不佩戴铁十字架。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被迫在改宗和离开这个国家之间作出抉择。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已被摧毁。但是基督徒的一项越来越受欢迎的宗教活动仍将哈基姆的注意力吸引到耶路撒冷——每年复活节，来自东西方的基督徒朝圣者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城市的复活节奇迹：天降圣火。
耶稣受难日之后的神圣星期六，成千上万名基督徒会在圣墓大教堂度过这一夜。这一夜，圣墓被封起来，油灯通通熄灭，主教在令人动情的场景中摸黑进入圣墓，在长时间的、扣人心弦的期待之后，火花似乎从天而降，火光闪烁，光明向外扩展，主教手持一盏以神秘方式点亮的油灯出现在众人面前。接下来圣火将一根根蜡烛点燃，分得圣火的人群尖叫欢呼，举止近乎癫狂。基督徒将这种相对较新的宗教仪式（870年，一位朝圣者首次提到这种宗教仪式）视为耶稣复活的神圣证明。而穆斯林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通过诡计实现的露天马戏表演——把树脂油涂抹在吊着油灯的绳子上。对此，一位穆斯林耶路撒冷人写道：“这种令人憎恶的伎俩，却令他们一个个敬畏得发抖。”
哈基姆听说了这样的仪式，又眼见基督徒商队将大量财富运到耶路撒冷后，命人烧毁了开罗的犹太区，并下令彻底拆毁圣墓大教堂。公元1009年9月，哈基姆的手下把圣墓大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了，除了那些没法拆的地方，他们基本上把整座教堂夷为平地。接着，他们开始摧毁这个城市的犹太会堂和其他基督教堂。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假装改信伊斯兰教。
哈基姆的古怪行为使一些伊斯玛仪派教徒相信“他就是真主的化身”。在他自己的神启般的疯狂中，哈基姆没有让这个新教派失望，他开始迫害穆斯林；他取缔斋月，恐吓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对他如此痛恨，以至于他需要开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允许这些人重建会堂[3]和教堂。
此时，精神错乱的哈里发经常在开罗的大街上梦游，医生不得不使用大量药物为他治疗。哈基姆清洗了自己的宫廷，下令杀死自己的老师、法官、诗人、厨子和表亲，砍掉女奴的手。他有时甚至会亲自动手杀人。
哈基姆：消失
最终，在公元1021年2月的一个午夜，发狂的哈基姆——还只有三十六岁——骑驴离开开罗，跑进山里，他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以至于他的信徒认为“哈基姆不是普通妇人所生，因此不会死”。后来他的驴子和一些带血的衣服碎片被发现，所以有推测说他可能是被他的妹妹谋杀了，后者安排了哈基姆的幼子查希尔继承王位。哈基姆的信徒遭到法蒂玛军队的屠杀，但一些信徒侥幸逃脱并成立了一个新教派，这就是延续至今的黎巴嫩德鲁兹派（Druze of Lebanon）。
精神错乱的哈基姆给耶路撒冷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君士坦丁教堂没有完全按它原来的样子重建。仿佛哈基姆造成的创伤还不够似的，公元1033年，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个城市，摧毁了拜占庭城墙和倭玛亚皇宫，老的倭玛亚阿克萨清真寺坍塌在一片废墟中，犹太老山洞会堂也遭到破坏。
哈里发查希尔尊崇耶路撒冷，他恢复了祖先的宽容政策，承诺保护犹太教的两个派别，并且在圣殿山重建阿克萨清真寺，精心装饰的凯旋门上的题词把他自己、他的耶路撒冷和先知夜行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的清真寺的规模比原来小很多。查希尔又重新修建了城墙，但新城墙只囊括了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大概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差不多，它把锡安山和废弃的倭玛亚皇宫都排除在外。
查希尔和他的继任者欢迎拜占庭人资助重建圣墓大教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于是建立了一座新的圣墓大教堂，该教堂于公元1048年完工，入口朝南。一位来自波斯的朝圣者纳西尔（Nasir-i-Khusrau）写道：“这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建筑，能够容纳八千人，建筑技艺精湛，彩色大理石上装饰着拜占庭织锦，再用黄金镶饰出图案。”但新建的圣墓大教堂的规模仍然小于拜占庭的巴西利卡式教堂。犹太人一直未能重建所有被毁坏的会堂，尽管开罗的大宰相犹太人图斯塔里支持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团。[4]
哈基姆的迫害活动似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耶路撒冷的激情——这里成了繁荣的朝圣城市。“从古希腊人的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纳西尔写道，“大批基督徒和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每年都有两万穆斯林在圣殿山集合，以此取代去麦加朝圣。犹太人的朝圣者从法兰西和意大利涌来。
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变化，使得耶路撒冷对来自西方的法兰克人和来自东方的希腊人都颇具吸引力。罗马天主教皇控制下的拉丁基督教与皇帝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们控制的希腊正教此时已经差别很大。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他们祈祷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对一些晦涩的神学信条争论不休，更重要的是，正教拥有自己的圣像和夸张风格，更加神秘和热情；天主教则崇尚原罪观念，认为在人和上帝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公元1054年7月16日，正当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场宗教仪式进行到一半时，罗马教宗的使节把拜占庭大主教开除了教籍，拜占庭大主教于是也愤怒地把教宗开除了教籍。这次教会大分裂加剧了东西方势力对耶路撒冷的争夺。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资助了以圣墓大教堂为中心的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区。耶路撒冷城内有许多拜占庭朝圣者和工匠，纳西尔听到一些神秘的传言，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耶路撒冷微服出巡。也有许多来自西方的朝圣者，穆斯林统称他们为“法兰克人”，即查理曼的子民，事实上他们来自欧洲各地，阿马尔菲商人建立旅馆和修道院接待他们。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广泛流行着朝圣能够为战争赎罪的观念。早在公元1001年，安茹伯爵、统治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黑色富尔克（Fulk the Black）就曾到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发现妻子与一个养猪人通奸后活活烧死了她，他总共去朝圣过三次。11世纪晚期，暴虐的斯韦恩·戈德温森（Sweyn Godwinson）伯爵，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哥哥，赤脚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强奸了处女埃德维加嬷嬷。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征服者威廉的父亲，更是放弃了他的爵位，留在圣墓大教堂祈祷。但他们三人都死在了朝圣的路上：朝圣也未能阻止死亡。
法蒂玛王朝受到宫廷政变和阴谋的困扰，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力逐步减弱，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因此朝圣路上经常会有强盗抢劫朝圣者。朝圣之路上死亡非常普遍，当时亚美尼亚人将那些在朝圣路上遭遇死亡的朝圣者称为“mahdesi”，相当于穆斯林的“haj”。
公元1064年，班贝格的阿诺德主教（Arnold Bishop of
Bamberg）带领一支富裕的朝圣队伍（由七千名日耳曼和荷兰朝圣者组成）前往耶路撒冷时，在城外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一些朝圣者吞下他们的黄金以防强盗劫走，但这些强盗却剖开他们的内脏以获取黄金。五千名朝圣者被屠杀。尽管耶路撒冷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四个世纪，但这种暴行将圣墓大教堂一下子推入了险境。
公元1071年，东方强人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英勇的狮子”——在曼兹科特打败并俘获了拜占庭皇帝。[5]阿尔普·阿尔斯兰是土耳其塞尔柱人领袖。这群土库曼骑兵控制了巴格达哈里发，并被赐予“苏丹”（意为“权力”）这一新的头衔。阿尔普·阿尔斯兰派遣他的将军阿齐兹·伊本·阿瓦克·花剌子密（Atsiz ibn awak
al-khwarazmi）急速南征——前往耶路撒冷。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耶路撒冷的加昂和许多犹太人过去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受到过礼遇，此时他们逃出了耶路撒冷，前往法蒂玛王朝的大本营——提尔。阿齐兹在城外安营扎寨，身为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他声称不会伤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之圣所，我不会攻打她。”1073年6月，他围困耶路撒冷，使城内粮草断绝，耶路撒冷不得不投降。接下来他南下埃及，却打了败仗。这激励了耶路撒冷人起而叛乱，他们包围了城堡里的土库曼人和阿齐兹的妻妾。
阿齐兹返回了耶路撒冷。当他准备进攻时，他的妻妾们爬出希律城堡为他打开大门。他的中亚骑兵杀了三千名穆斯林，包括躲在清真寺内的人。只有那些在圣殿山避难的人们幸免于难。一位犹太诗人在埃及遇到阿齐兹的军队，他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把仓库洗劫一空，他们是一群奇怪和残忍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黑红相间的头盔，手里拿着弓和矛，背着装满弓箭的箭袋。”阿齐兹和他的骑兵摧毁了耶路撒冷：“他们烧毁谷物，砍倒树木，践踏葡萄园，挖坟抛尸。他们没有人性，简直就是禽兽。他们割下别人的耳朵和鼻子，偷走别人的衣服，使这些人赤身裸体。”
当“英勇的狮子”的家族成员和将军们拥有了自己的封地时，帝国开始瓦解。阿齐兹被谋杀，耶路撒冷落入另一个土耳其军事首领奥尔图克·本·阿克萨布（Qrtuq bin Aksab）手中。他一到来就朝着圣墓大教堂的圆顶射了一箭，以此宣称他是这里的新主人。他显示了他的宽容，甚至任命了一位雅各派基督徒作为管理者，并且邀请一些逊尼派学者返回耶路撒冷。[6]
奥尔图克的儿子苏克曼（Suqman）和艾尔·加齐（II-Ghazi）继承了耶路撒冷。公元1093年，“有人起义反抗总督，”一位西班牙学者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这样写道，“反抗者盘踞大卫塔。总督试图让弓箭手攻击他。”当土库曼士兵在街头激战时，“没人关心战事，市场没有关闭，苦修者没有离开阿克萨清真寺，没有一场辩论中止”。[7]但哈基姆的残暴、拜占庭皇帝的战败、耶路撒冷落入土库曼人之手以及对朝圣者的屠杀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朝圣之旅陷入危险境地。
公元1098年，埃及宰相很吃惊地得知，一支极具战斗力的欧洲基督教军队正前往圣地。他以为这支军队只是拜占庭雇佣兵，所以向对方提出瓜分塞尔柱帝国：基督徒获得叙利亚，他重获巴勒斯坦。后来，当他发现基督徒的目标是耶路撒冷时，他“用四十个投石机攻打耶路撒冷四十天”，直到奥尔图克的两个儿子逃往伊拉克。宰相任命他的将军作为耶路撒冷统治者，并留下一支由阿拉伯人和苏丹人组成的驻军。他则返回开罗，与法兰克人的协商一直持续到1099年夏天——基督教的使者此时正在圣墓大教堂庆祝复活节。
法兰克人的入侵非常令人意外：阿拉伯帝国被塞尔柱人攻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荣耀成为遥远的记忆。伊斯兰世界分裂为许多小领地，这些领地由土耳其将领埃米尔（amirs）和阿塔贝格（atabegs）控制。在基督教军队南进之时，一位塞尔柱王子也趁机进攻耶路撒冷，但被击退。与此同时，安条克落入法兰克人手中，法兰克大军一直攻打到海岸边。公元1099年6月3日，法兰克人占领拉姆拉，逼近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和犹太人躲进圣城中避难。6月7日星期二早上，法兰克骑士到达先知撒母耳的墓地，此地距耶路撒冷北4英里（约6千米）。从西欧一路前来，法兰克人现在终于可以从欢乐山（Montjoie）上向下凝视这座万王之王的城市。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环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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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后来的耶路撒冷统治者也葬在那里，和犹太人一样，他们也相信葬在耶路撒冷意味着能够在审判日首先复活，并且越接近圣殿山，越能尽快复活。还未找到伊赫希德的墓地，但人们相信它就在圣殿山的北边。一位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告诉作者，三大宗教出于政治原因如此经常地篡改耶路撒冷的历史，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神圣动力。当谈到以色列当局在圣殿山北部大兴土木时，这位历史学家建议只需立一个牌子，指出这是伊赫希德的墓地遗址，新的建筑活动就会被取消，因为伊赫希德的墓地是公认的圣地。
[2] 黑祖尔是最狂热的伊斯兰圣徒，与耶路撒冷联系密切，他曾在那里庆祝斋月。黑祖尔（意思是“绿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能够长生不老，却长着白胡子，《古兰经》记载他是摩西的领路者。在苏菲派神秘主义教义中，黑祖尔是照亮圣路并引领人们走圣路的人。“绿人”这一称呼来自于亚瑟王史诗中的绿骑士，但他主要和希伯来先知以利亚和基督徒圣乔治（一个罗马官员，被戴克里先处死）齐名。他的圣殿位于伯利恒，至今仍受到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崇敬。
[3] 并非所有犹太会堂都被摧毁。位于开罗老城的福斯塔特的犹太会堂就未被毁坏，该会堂保存有中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库：开罗犹太藏经库。当时，圣书的三大子民都尊崇写有神圣文字的纸张文件，在他们看来，文字和人一样有灵性。犹太人将从会堂得来的字纸存放在一个藏经库或一个储藏室长达七年，七年后这些字纸会被葬入墓地或是收藏在一个特殊的阁楼里。九百多年来，犹太藏经库从没清空过，这里保存了十万份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埃及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这些文件被密封、遗忘，直到1864年一个耶路撒冷学者首次打开它。19世纪90年代，藏经库文件开始浮出水面，被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学者争相购买。1896年，两位不同寻常的苏格兰女士把一些藏经库文件展示给所罗门·谢克特教授看，教授认出这是最早的《德训篇》的希伯来文本。谢克特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收集起来，这些资料使S·D·戈伊坦得以创作他六卷本的著作《地中海社会》。
[4] 这是一个犹太人给伊斯兰君主当大臣的时代。在埃及，波斯卡拉派一个商业世家的后代阿布·萨阿德·图斯塔里成为专为查希尔提供奢侈品的承办商，并卖给查希尔一个黑人女奴。1036年，查希尔哈里发去世后，这个女奴成为瓦里达，她是继任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母亲，她与图斯塔里一起幕后操纵哈里发。图斯塔里积聚了大量财富，他曾送给瓦里达一艘银船和一顶银帐篷，总价值十三万迪拉姆。他从未改信伊斯兰教。诗人里达·伊本·绍布写道：“埃及的人们，我给你们一个好的建议，变成犹太人，因为天堂本身已经成为犹太人的。”1048年，图斯塔里被土耳其军队谋杀，耶路撒冷加昂深感悲痛。与此同时，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伊斯兰宰相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支持者：撒母耳·伊本·纳格拉王子是一位博学的医生、诗人、《塔木德》学者和将军，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指挥伊斯兰军队作战的犹太人。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但在1066年的格拉纳达屠犹运动中被杀害。
[5] 阿尔斯兰的胡子很长，直垂到肩上。当被俘获的皇帝被带到他前时，他问道：“假如我是犯人被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样处置我？”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回答：“我可能会杀了你，或把你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示众。”但阿尔斯兰却回答说：“我的处罚更重，我会原谅你并放了你。”但阿尔斯兰自己并没有活多久。发现行刺者时，他让随身侍卫闪到一边，想展示自己的射术，击退刺客。但他的脚一滑，刚好给行刺者机会刺杀了他。死前，他告诫他的儿子马利克沙：“要记住这个教训，不要让你的虚荣心战胜你的直觉。”他位于梅尔夫的墓地的墓志铭具有雪莱诗作的讽刺韵味：“那些见证过高高在上的阿尔普·阿尔斯兰的人，看啊，他现在正躺在这堆黑土之下。”
[6] 关于法蒂玛王朝继承权的争论导致一支残忍的教派伊斯玛仪什叶派兴起，其领导者是哈桑·萨巴赫。他和他的尼查尔派逃到波斯，占据了阿拉穆特城堡，之后他们在黎巴嫩又获得了一些城堡，通过发动一场壮观的反对逊尼派的恐怖活动赢得了一小批信徒。他组成一批杀手，威胁中东一个多世纪，这些杀手可能是受“哈萨辛”的影响比较大，因此被称为“哈萨辛主义者”或“刺客”。穆斯林称他们为“巴提尼”，即神秘知识的追寻者。
[7] 1095年，逊尼派哲学家阿布·哈米德·阿加扎利在耶路撒冷寻求庇护以躲避哈萨辛的刺杀。他“把自己关在岩石穹顶下”，在金门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写作《宗教学的复兴》，通过区分宗教真理的狂热启示与逻辑哲学（即希腊形而上学），复兴逊尼派，承认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式。最后，他又背弃科学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哲学家的不相关性》一书中）而崇尚神启，从而终结了巴格达学习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削弱了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走上通往圣墓大教堂之路；从邪恶的民族手里夺得那块土地，并将其控制在我们手里。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说
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崇拜的对象，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也不会把她放弃。
理查大帝给萨拉丁的信
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实际上，她对我们来说更为神圣。
萨拉丁给理查大帝的信
除了上帝的圣堂，我们还有什么遗产？
如此，我们又怎能忘记他的圣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我们可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希望之乡？
只有那块布满城门的土地，
天国之门只在那里开启会朝。
犹大·哈列维
当我找到主题且说话，
当我从西班牙流亡至锡安，
我的灵魂从深渊上升到天堂，
那天我欣喜若狂，因为上帝之山就在眼前，
从来到人世那天起，我便向往着这一天。
犹大·哈里兹
21 大屠杀
公元1099年
戈弗雷公爵：围困
公元1099年盛夏，在干旱少雨的犹地亚山区，埃及军队固守着圣城，由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民兵也协同防守。城内粮草充足，蓄水池也盛满了水，但在炎热干旱的乡下，水井已被投了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被赶了出去，城内最多只有三万居民。聊以慰藉的是，埃及的宰相正率兵北上，前来搭救他们。援军装备精良：他们甚至有秘制的火焰喷射武器——希腊火。[1]加之耶路撒冷固若金汤的城墙，守军想必对来犯之敌不屑一顾。
法兰克军队人数不多，只有一千两百名骑士和一万两千名士兵。在开阔的战场上，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轻装盔甲骑兵根本无力抵抗法兰克骑士的凌厉进攻。这些法兰克人骑着体格庞大的战马，戴着头盔，穿着胸铠和锁子甲，里面则穿着软铠甲（装填了许多垫料的贴身防护装），并配有长矛、大刀、狼牙棒和盾牌，如同一个个猛烈挥舞的铁拳。
然而此时，他们的西方战马要么早已死去，要么已被饥饿的士兵吃掉。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峡谷，冲锋是不可能的，马匹派不上用场，盔甲穿着也太热。疲惫不堪的法兰克士兵只能徒步作战，而他们的将军们又内讧不断。这里没有最高统帅，最杰出也最富有的要数图卢兹伯爵雷蒙德。雷蒙德作战英勇，镇定冷静，但以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著称。起初他将部队驻扎在城西希律城堡对面，但几天后又移师南边以包围锡安门。
耶路撒冷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往往在北边，于是，年轻有为的佛兰德斯公爵罗伯特来到了今天的大马士革门对面扎营，公爵的父亲曾多次到耶路撒冷朝圣；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征服者威廉之子）英勇无畏却徒劳无功，人送绰号“柯索斯”（意为“小短腿”），甚至干脆叫他“肥腿”，他负责围攻希律门。而真正能鼓舞士兵作战的是布永的戈弗雷，他是下洛林公爵，身材魁梧，满头金发，时年三十九岁，称得上是“当时北方骑士的楷模”，因虔诚忠贞（他终身未婚）而为人赞誉。戈弗雷率军在今天的雅法门附近驻扎。同时，二十五岁的诺曼人坦克雷德·德·奥特维尔一心想要为自己打下一个公国，他迅速攻占伯利恒，回师后加入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角的戈弗雷的军队。
法兰克人横跨欧亚，行程几千英里，在损失了无数军团士兵后抵达圣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高潮或曰巅峰。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说到十字军东征，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公元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召开大会，会上他向前来的王公贵族和普通民众宣布要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
乌尔班二世将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声望看作自己的使命。他发明出一套新的圣战理论，以重振基督教王国和教皇的权威，并证明消灭异教徒以减轻罪恶的合理性。空前的纵容催生出一种类似穆斯林圣战的基督教版本的圣战，而对耶路撒冷的普遍崇敬正是这种圣战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写满了神圣符号的年代。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城市，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地和天上的王国，对此每个基督徒都了然于心，因为在布道中、在朝圣故事中、在耶稣受难剧以及绘画和遗迹中，这一点一再被提起。教皇乌尔班还劲头十足地激起人们对圣墓大教堂的安全与日俱增的忧虑，并以朝圣者的惨遭屠杀和土库曼人的残暴行为力争其言之不谬。
数以千计的达官显宦和贩夫走卒不失时机地回应了乌尔班的号召：“国与国之间充斥着暴力，万物为欺瞒、背叛和诈骗所遮蔽，”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这样写道，“所有的美德都远去了，通奸行为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到处都是奢靡、酗酒以及投机游戏。”十字军东征为个人冒险提供了良机，数千名无事生非的骑士和战争掠夺者从家乡逃了出来。有种现代观点认为，十字军东征只不过给那些施虐狂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在好莱坞电影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反抗运动中甚为流行。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少数王公贵族建立了新的领地，一些十字军从此发迹，然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大量生命财产在这场异想天开、充满危险却又道貌岸然的事业中化为乌有。当时那种精神，现代人很难理解：它为基督徒提供了赎免一切罪过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朝圣的武士绝大多数是渴望在耶路撒冷的战斗中获得拯救的信徒。
克勒芒的集会者回答教皇说：“上帝要得到它！”图卢兹的雷蒙德是第一个举起十字架的人之一。有八万人举起了十字架，其中有贵族们率领的纪律严明的地方军，有冒险家率领的横冲直撞的匪帮，还有圣洁的隐士率领的虔诚的农民部队。当第一次东征浪潮横跨欧洲、涌向君士坦丁堡时，犹太人要么被迫改宗，要么被杀，以报复他们杀死基督。
被这些拉丁暴徒吓得半死的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Alexios）对十字军表示欢迎——他还怂恿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发。一到安纳托利亚，成群的欧洲农民就被土耳其人杀死了，但主力部队中组织得当、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骑士，还是击溃了土耳其人。这项事业是信仰对经验和理性的胜利：从十字军逼近圣地起，紧张便逐步升级，军事行动被那些如兵法一般重要的神灵幻象、天使来访及神迹发现所引导和鼓动。欧洲人攻打的地区正处在致命的分裂之中，哈里发之间、苏丹和埃米尔之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互相混战，他们将彼此间的竞争置于任何伊斯兰团结观念之上。
安条克的沦陷是十字军首次实质性的胜利，但他们随后便被困在城内。面对饥饿和僵局，十字军东征几乎就要在此结束。在最危急的时刻，伯爵雷蒙德手下一个叫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的人梦见圣矛被埋在一座教堂底下，于是他们开始挖掘，并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现了圣矛，这个发现大大鼓舞了士气。后来，巴塞洛缪被控欺诈，被判遭受火刑考验，在9英尺（约2.7米）长的、烧红的烙铁上行走，他挺了过来，并且声称自己无恙，但于十二天后去世。
十字军没有在安条克覆灭，当他们南下时，的黎波里、凯撒利亚和阿克的土耳其人及法蒂玛军事领袖们分别与他们达成协议。法蒂玛放弃雅法，十字军切断了通往耶路撒冷的内陆交通。当各路人马围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时，橄榄山上的一个隐士受幻象启发，对十字军头领说要速战速决。6月13日，十字军突袭城墙，但被轻而易举地击溃，且损失惨重。贵族们意识到只有制订更周密的计划，制造更多的梯子、石弩和围城工具才能获得成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木材。不过，他们交上了好运。6月17日，热那亚水手进入雅法港，他们将船只拆解成木材运送到耶路撒冷，以建造装备有石弩的轮式攻城机器。
此时，贵族们已经开始为战利品争吵了。其中最能干的两个贵族攫取了属于自己的公国：塔兰托的博希蒙德留下来把守安条克，戈弗雷那干劲十足的兄弟鲍德温则占领了远在幼发拉底河边上的埃德萨。现在贪婪的坦克雷德在为自己谋求伯利恒，而教会也宣称自己对基督诞生地拥有所有权。此时酷热难耐，西罗科热风盛行，水源短缺，人手不足，士气低落，再加上埃及人快要来了，时间非常紧迫。
这时，神迹挽救了他们。7月6日，一个看见异象的僧侣声称勒庞的阿代马尔拜访过他（并非首次），这位受人尊敬的主教已经死在安条克，但现在他的精神鼓舞着法兰克人像当年约书亚围攻耶利哥一样去围攻城墙。全军斋戒三日后，于7月8日这天，在手持圣物的僧侣的带领下，赤脚环行耶路撒冷，“队伍吹着喇叭，举着旗子和武器”，而城垛里的耶路撒冷人则取笑他们，侮辱耶稣受难像。约书亚式的绕墙仪式结束后，他们聚集在橄榄山上听他们的牧师发表演讲，并见证了他们领袖的和解。梯子、攻城机器、投石机、投射物、箭矢、柴捆，一切都要准备妥当，所有人不分昼夜地劳作，妇女和老人也没闲着，他们在为围城器械缝制防护皮革。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战死，要么攻下耶路撒冷的城墙。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7月13日晚，十字军整装待发。随军僧侣们向他们说教，使他们内心充满虚幻的圣洁感和肃杀的决心。他们用投石器向城墙发射炮弹和投射物，守军则用成袋的棉花和干草减缓打击的力度，这些棉花和干草直铺到防御墙，就跟巨大的晾衣绳一样。穆斯林也使用了投石器。当基督徒发现有奸细混进来时，他们用投石器将那人硬生生地抛到了城墙上。
十字军整晚都在用干柴填充沟壑，三架攻城机器被拆成零件运过来，然后像巨大的拼装家具一样组装起来，一架供锡安山上的雷蒙德使用，另外两架运往城北。雷蒙德第一个将攻城机器对准了城墙，但指挥南方战事的埃及总督已经决心抵抗到底。几乎在最后时刻，布永的戈弗雷发现了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位于今天的希律门的东边，洛克菲勒博物馆对面）。诺曼底公爵和佛兰德斯公爵还有坦克雷德迅速调兵至东北角。攻城机器抵达理想位置后，戈弗雷亲自登上了攻城塔：他挥舞着弓弩出现在塔顶，此时万箭齐发，投向城墙的箭矢犹如雨下。太阳升起来了，橄榄山上的贵族们开始用闪光镜来协调各部行动。同时，雷蒙德和诺曼人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了进攻。15日这天是星期五，黎明时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戈弗雷登上并不十分坚固的木结构塔楼，向城内放箭，守军则用上了希腊火，但不足以抵挡法兰克人前进的脚步。
中午时分，戈弗雷的机器终于逼近城墙。法兰克人在攻城机器和城墙之间架起木板，让一对兄弟爬进城里，戈弗雷尾随而至。他们声称看到已故主教阿代马尔和他们并肩作战：“大家都可以作证，他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甚至说是这位过世的主教命令他们打开柱门（大马士革门）的。坦克雷德与他的部下涌进了狭窄的街道。南部的锡安山上，图卢兹伯爵听到欢呼声。“还等什么？”雷蒙德训斥他的部下，“看吧，法兰克人已经进城啦！”很快，雷蒙德的军队便攻入耶路撒冷，追击总督和守军至希律城堡。总督同意向雷蒙德投降，以保全他的守军的性命。市民和士兵在坦克雷德和他的军队的追击下逃到了圣殿山。战斗中，耶路撒冷人关上圣殿山的所有大门，并进行反击，但坦克雷德手下的勇士们仍杀出一条血路，来到神圣的休憩广场，这里挤满了绝望的民众。
战斗进行了数个小时，法兰克人发疯了，在街巷里见人就杀。他们不仅砍下敌人的头颅，还砍下他们的手脚，并以在喷水池里冲洗身上异教徒的血而感到荣耀。尽管在一个被攻下的城市大开杀戒并非没有先例，但行凶者带着道貌岸然的骄傲记录这一切则有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看到了精彩的一幕，”目击者、图卢兹伯爵的牧师、阿奎勒斯的雷蒙德兴奋地写道，“我们的士兵砍下了敌人的头颅，有的士兵用箭将敌人从塔楼里射下来，还有的士兵把敌人投入火堆，从而使他们承受更长时间的折磨。街上可以看见成堆的头、脚和手。必须从人和马的尸体中间找路走。”
婴儿被从母亲的怀抱里夺走，头被重重地摔在墙上。随着暴行的升级，“撒拉逊人[2]、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即法蒂玛王朝的黑苏丹军队——躲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上避难。十字军骑兵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挤的休憩广场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们在人群中疯狂砍杀，“一直追到圣殿里（所罗门圣殿，十字军称其为“阿克萨”），他们在血泊中骑上马。这确实是上帝作出的一次公平辉煌的审判，这块地方理应流满异教徒的血”。
有十万人在圣殿山被杀，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神职人员和苏菲派苦行僧，涌入阿克萨清真寺的三千人也未能逃脱厄运。“我们的角斗士们”，编年史家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写道，开始拉弓射向阿克萨清真寺寺顶的穆斯林。“还有哪些事需要我记下呢？没有人活着逃走，包括妇女和儿童”。但坦克雷德将旗帜送给阿克萨清真寺寺顶剩下的三百人，表示要保护他们。他信守承诺，停止杀戮，将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囚犯抓走，并参观了圣殿山的宝藏。接着，他将那些悬挂在圣地的巨大的金制提灯抢走。犹太人躲入他们的会堂避难，但十字军将会堂付之一炬。犹太人被活活烧死，这几乎是一场以基督之名进行的最盛大的燔祭活动。布永的戈弗雷解下佩剑，率领少数扈从绕城祈祷，随后动身前往圣墓大教堂。
让坦克雷德大发雷霆的是，第二天清晨，雷蒙德的军队迫不及待地爬上了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突袭了挤作一团的穆斯林，并在又一次爆发的杀戮潮中砍下男人和女人的脑袋。一些穆斯林从寺顶跳下，坠地身亡。有个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受人尊敬的女学者与一群妇女在圆顶链清真寺避难，她们也全都遇害。这些十字军战士从肢解受害者中取乐，他们几乎将这当成圣礼对待。“到处都是碎尸，无头的尸体和残损的四肢随处可见”。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杀红了眼的、血肉横飞的十字军战士，他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这副模样任谁看见都会不寒而栗”。他们在市集街道上搜寻，拖出更多的受害者，“像宰羊一样将他们杀死”。
每个十字军士兵都得到允诺，他们将拥有任何一座用自己的“盾牌和武器做上标记”的房子，“结果，朝圣者们仔细地在城里搜索并大胆地杀死居民”，他们有选择地将“妻子、孩子、全家人”杀死，其中许多人是从高楼的窗户里被“头朝下扔了下去”的。[3]
17日，所谓的“朝圣者们”（这些刽子手如此称呼自己）总算过足了杀人瘾，“歇息休整、饱食一顿后，他们精神抖擞”。贵族和教士们向圣墓走去，在那里，他们唱着基督赞歌，高兴地拍着双手，让圣坛沐浴在喜悦的泪水里，随后便在通往上帝圣殿（the Temple of the Lord，岩石圆顶清真寺）和所罗门圣殿的街道上游行。一条条街道上到处可见人的尸体，这些尸体正在夏季的高温下腐烂。贵族们强迫幸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清扫尸体，并将尸体焚烧。随后，这些犹太人和穆斯林便被杀掉，并可能也像他们的教友一样被焚尸。死去的十字军士兵被埋在玛米拉的狮穴公墓或金门外的神圣墓地里——那里已成为穆斯林的墓地——以等待末日来临时升入天堂。
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财宝，“宝石、衣服和金银”，法兰克人把有价值的俘虏当作奴隶拍卖。两天之内，一些受人尊敬的穆斯林被用赎金救了出来：沙斐仪教派学者阿卜杜拉·萨拉姆·安萨里领袖[4]需要一千第纳尔，最后因为无人出钱而被杀害。幸存的犹太人和三百本希伯来语书籍（包括《阿勒颇法典》，它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版本之一，现在仅剩残卷）被埃及犹太人赎回。买卖俘虏成为耶路撒冷王国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但有些尸体的内脏没有得到清理，耶路撒冷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甚至六个月后，沙特尔的富尔彻返回耶路撒冷时仍惊呼：“啊，城里城外真是臭气熏天，臭气来自撒拉逊人腐烂的尸体，尸体就躺在他们被猎杀的地方。”耶路撒冷并不安全，埃及军队正在赶来。十字军迫切需要一位总指挥——第一任耶路撒冷国王。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上层贵族和神职人员对王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了商议。他们觉得应该把大贵族雷蒙德推上王位，但很多人并不情愿。雷蒙德也假意推辞，说自己不适合做耶稣之城的国王。然后，众人找到了真正合适的人选：忠贞、可敬的戈弗雷公爵，公爵接受了一个新出炉的头衔——圣墓守护者。
发觉自己上当的雷蒙德暴跳如雷，他拒绝交出大卫塔，直到主教们前来调停。这些朝圣的武士尽管以武力夺得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发现，要在这个耶稣之城推行他们期望的道德并不容易。他们推举诺曼教士阿尔努夫为大主教，但没过多久阿尔努夫就不得不为自己的通奸行为作出辩护，因为他与一个阿拉伯妇女生了一个孩子。
阿尔努夫把钟装到了教堂里（穆斯林一直禁止教堂敲钟），宣示这里将成为拉丁的、天主教的耶路撒冷。现在阿尔努夫向人们展示了教会分立是多么地邪恶：他让拉丁教士掌管圣墓，同时把希腊大主教和教职人员赶走，从而在基督教各派中间不合时宜地挑起了冲突，这一冲突直到今天仍令参观者感到震惊与可笑。但是，阿尔努夫找不到真十字架的主体部分，东正教教士也拒绝说出其下落，于是阿尔努夫就严刑拷打他们——一个基督徒拷打另一些基督徒以设法得到上帝之羔羊的生命树——最后他们屈服了。
8月12日这天，守护者戈弗雷丢下几乎毫无防卫的耶路撒冷，率领十字军倾巢而出攻打阿什克伦。在阿什克伦，他击败了埃及人。当阿什克伦提出投降时，戈弗雷表示拒绝，除非将阿什克伦割让给他。阿什克伦失陷了——这只是由耶路撒冷领导人之间的自相攻伐造成的众多不必要伤亡中的首例。但耶路撒冷是安全的，即使它是座空城。
诺曼底公爵、佛兰德斯公爵以及许多十字军现在返回了故乡，只留下戈弗雷和那座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城里只有三百名骑士和两千名步兵，现有人口还不能住满一区。图卢兹的雷蒙德不再生闷气，他开始着手攻占黎巴嫩海岸，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成为的黎波里伯爵。于是，就有了四个由十字军建立的国家：安条克公国、埃德萨郡国、的黎波里郡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这些互相联系的领地奇特地拼凑在一起，被称为“海外领土”。
而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是出奇地沉默——已经衰弱的逊尼派巴格达政权和什叶派开罗政权之间出现了分裂。只有少数传道者在呼吁发动圣战，以解放耶路撒冷。强大的土耳其军事首领对此也反应冷漠，他们还沉迷于自己的个人争斗中。
12月21日，戈弗雷的兄弟、埃德萨伯爵鲍德温前来耶路撒冷过圣诞节，同行的还有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的安条克贵族博希蒙德。但戈弗雷正忙着保卫自己的权力不受教会侵犯。此时，教皇的代理人、傲慢的比萨人丹伯特（Daimbett）被任命为大主教（以代替品行败坏的阿尔努夫）。丹伯特决心建立一个自己掌控下的神权国家，他逼迫戈弗雷将耶路撒冷和雅法让予教会。公元1100年6月，戈弗雷突然昏厥在雅法，很可能是伤寒引起的。他被人抬到耶路撒冷后，于7月18日不治身亡，并在五天后下葬。就像他所有的继承者那样，他被葬在圣墓大教堂的各各他脚下。
丹伯特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戈弗雷的骑士们拒绝交出希律城堡，并且向戈弗雷的兄弟鲍德温求援。当时，埃德萨伯爵正在领兵作战，保卫叙利亚北部，他直到8月下旬才得到消息。10月2日，鲍德温率领两百名骑兵和七百名步兵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一直打到耶路撒冷，因为一路上穆斯林的伏击不断。11月9日，损兵折将超过半数的鲍德温终于进入了圣城。
* * *
注释
[1] 传统上认为耶路撒冷有七万人口，但这一数字似乎有所夸大。11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有六十万居民；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巴格达和开罗各有四十到五十万人口；罗马、威尼斯和弗洛伦萨的人口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巴黎和伦敦各有两万人。至于希腊火——“上帝之火”，是一种以石油为基本原料的混合物，通过虹吸管发射，它曾拯救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穆斯林——而非基督徒——也用上了希腊火。
[2] 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该词原指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十字军东征时专用于指称反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徒。后泛指阿拉伯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有时亦泛指阿拉伯人。——译注[3] 战争法则提到，在漫长的围城之后，指望敌人发慈悲是几乎不可能的，法兰克目击者也大肆宣扬他们的屠杀行为，并声称没留一个活口。然而，法兰克人的一些描述可能是直接受《启示录》启发的。他们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杀戮数字。后来，穆斯林历史学者称有七万甚至十万人被杀，但最近的研究指出，屠杀的规模要比穆斯林学者所说的小些，大约在一万人，这比后来在埃德萨和阿克发生的穆斯林大屠杀的规模明显小很多。最有资格说话的是伊本·阿拉比，此前他住在耶路撒冷，1099年时他正在埃及，他说有三千人在阿克萨清真寺被杀。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遇害了，仍有一部分犹太人和穆斯林活着离开。耐人寻味的是，似乎是十字军编年史作者出于宣传和宗教目的，大肆夸大了十字军所犯罪行的规模。这就是圣战。
[4] 领袖一般是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伊斯兰教创立前，领袖曾是对阿拉伯各氏族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对长者的尊称。——译注22 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两天后，鲍德温宣布称王，丹伯特被迫承认其地位。几乎与此同时，鲍德温开始出兵突袭埃及。他班师归来后，丹伯特大主教在伯利恒圣诞教堂为他加冕为“耶路撒冷的拉丁国王”。
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国王不如他的兄弟那般神圣，但他却更有能力。鲍德温长着鹰钩鼻，皮肤白皙，有着黑色的胡须和头发，上唇突出，下巴略微向后缩。他从小便学习教务圣事，从未丢掉教士那喜好冥想修行的习惯，肩上总是披着一件牧师斗篷。他出于政治目的而结婚，为了权益甘冒犯重婚罪的危险。但他没有子嗣，甚至可能从未与任何妻子圆过房。鲍德温“如此谨慎地反对肉体之淫欲，以避免自己放纵这些恶习”。但有人说这只不过因为他是同性恋，他的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仍旧成谜。
无情的战争是鲍德温的迫切责任，也是他的真实激情所在。他的随军教士称他为“人民的臂膀，敌人的恐惧”。这个诡计多端的勇士身上有着类似超人般的能量，这足以使他将全部精力投身于保卫和扩张国土上，并接连不断地在拉马拉（Ramallah）城外与埃及人战斗。有一次，埃及人击败了他，他骑上那匹名叫“加扎拉”的马向海岸方向逃去，然后搭乘一艘路过的英国海盗船，驶往雅法，并在那里登陆，之后他召集骑士并再次征服了埃及人。他的队伍人数太少，很可能只有不超过一千名骑兵和五千名步兵，于是他招募当地民兵（有些可能是穆斯林），这些人被称为“土耳其弓骑兵”。鲍德温是一位灵活的外交官，他首先让穆斯林族长们彼此敌对，接着又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以及英国舰队结盟，从而征服了从凯撒利亚到阿克及贝鲁特的巴勒斯坦海岸。
在耶路撒冷，鲍德温成功地废黜了权势过大的丹伯特大主教，从而扫除了对自身权威的主要威胁。十字军摧毁了耶路撒冷人，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十字军仅仅征用了耶路撒冷的圣地，而非将其夷为平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圣地属于圣经时代。鲍德温加固了希律城堡——这里长久以来都被基督徒称为“大卫塔”——将其改建为一座集宫殿、宝库、监狱和驻防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建筑：它的十字军拱门今天仍可见到。公元1110年和公元1113年，当埃及人两度袭击并威胁耶路撒冷时，正是大卫塔里吹响了号角，以号召居民拿起武器迎战。公元1104年，鲍德温将阿克萨清真寺选作王宫。
许多十字军士兵认为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所罗门王或至少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的，只有一部分十字军士兵很清楚这两座庙宇其实是属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此时，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顶端放置了一个十字架，它现在被称为“圆顶寺”，意为“上帝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每一位征服者一样，法兰克人喜欢用其他建筑物上的物品来建造自己的纪念性建筑：鲍德温将阿克萨王宫的铅皮屋顶拆去，用以整修圣墓大教堂。
公元1110年，年轻的挪威国王西格尔（Siguard）在环地中海沿岸作战，大肆屠杀异教徒，并率领六十艘舰船在阿克登陆。鲍德温护送西格尔这位第一个拜访耶路撒冷的国王进行访问[挪威人将耶路撒冷称为约沙拉堡（Jorsalaborg）］，西格尔所到之处都铺上了地毯和棕榈枝。鲍德温提出，如果西格尔愿意派舰队协助他进攻西顿（Sidon），他将会给西格尔一块真十字架的碎片。最后西顿沦陷了——挪威人在耶路撒冷度过了整个冬天。
后来，大马士革和摩苏尔的阿塔贝格率军进犯，鲍德温带人将其击退。鲍德温一生都在无休止的征战中度过，但这位国王很适应这种争权夺利的生活。十字军东征早期，他娶了亚美尼亚一位权贵的女儿阿尔达（Arda）为妻，这次联姻帮助他夺取了埃德萨作为自己的领土。但阿尔达在耶路撒冷总是提出过分的要求，鲍德温便将阿尔达囚禁在圣殿山以北的圣安妮修道院里，并毫无骑士风度地宣称阿尔达在去往安条克的路上引诱了阿拉伯海盗（另一种说法是被阿拉伯海盗强奸了）。阿尔达后来逃至君士坦丁堡。从她日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快乐生活可以推测，真相应该是引诱，而非强奸。
鲍德温与西西里的诺曼伯爵遗孀、富有的阿德莱德（Adelaide）协商，达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阿德莱德由三艘满载着优雅侍臣、阿拉伯保镖和珍宝的有桨战舰护送抵达阿克。十字军战士从未见过能与阿德莱德队伍的豪华相媲美的场景。当鲍德温护送着这位上了年纪的克里奥帕特拉进入满城欢庆的耶路撒冷时，街上旗帜招展，铺满了地毯。但阿德莱德的傲慢给自己带来了恶果。她魅力不再，财富濒临枯竭。她不喜欢耶路撒冷的土里土气，而想念巴勒莫（Palermo）的奢华。当鲍德温病危时，他的重婚罪开始困扰着他，因而他只能将王后打发回西西里。
与此同时，鲍德温找到了解决耶路撒冷人口稀缺的办法。公元1115年，鲍德温突袭约旦，在那里修建城堡，遇到了正被贫困袭扰的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鲍德温于是邀请他们前往耶路撒冷定居，这些人成为了今天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他们是应该北上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扩张呢，还是南下去和日益衰微的埃及哈里发争夺地盘？为巩固王国，鲍德温和其继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攻克上述领土的其中之一。他们的战略梦靥就是叙利亚和埃及联军。于是在公元1118年，鲍德温率军侵袭埃及，但是在尼罗河边停下来捉鱼时，他却再度病倒。他被用担架抬了回来，病死在边境小城阿里什（El-Arish），阿里什的鲍德温泻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当上黎凡特（Leavetine king）[1]国王，鲍德温就成为一名天才的冒险家，他的死令“法兰克人、叙利亚人甚至撒拉逊人”极为震惊，他们都为鲍德温哀悼。
圣枝主日这天，耶路撒冷人庄严地举着棕榈叶在汲沦谷游行，此时他们看到埃德萨伯爵正从北方走来，因而大受鼓舞。然而，激动的情绪转瞬即逝，他们很快便注意到从南方走来的一支队伍：他们死去国王的灵柩正由丧葬卫队护送着，蜿蜒迂回地穿过了犹地亚群山。
小鲍德温二世
鲍德温刚被安放到圣墓大教堂，男爵们就开始挑选王位继承人。一个小派别不由分说地推选埃德萨伯爵为国王，并夺取了耶路撒冷。王国在挑选继承人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鲍德温二世是先王的堂弟，与身材瘦高的前任国王相比，他被称为“小鲍德温”，他通过十八年连绵不绝的战争——甚至被土耳其人俘虏之后，又作为囚徒活了四年——终于得以统治埃德萨。鲍德温二世那长长的胡须直达胸口，金黄色的头发中间夹杂着几缕银丝。他审慎地与一个名叫莫菲娅的亚美尼亚女继承人结了婚，育有四个女儿。小鲍德温是如此的虔诚，以至于他的膝盖都因为祈祷而磨出了茧子。小鲍德温比前任国王更像是一个黎凡特或法兰克君主：他把中东当成自己的家，身着长袍上朝，在垫子上盘腿而坐。穆斯林称他“经验丰富”、“拥有国王的超强判断力和天赋”，这对异教徒来说，是高度的赞美。
在耶路撒冷，小鲍德温将他的所罗门圣殿借给了一个新军事修士会，这个军事修士会由名为“敬畏上帝”的骑士组成，他们“宣称将永远过一种清贫、忠贞和顺从的生活”，并以新居住地作为他们的名称。圣殿骑士团起初由从雅法出发的九名朝圣者卫兵组成，后来发展为拥有三百名骑士的精锐军事宗教组织。他们佩戴着由教皇授予的红色十字架，统率几百名军士和数千名步兵。圣殿骑士团将伊斯兰教的谢里夫圣地变为集圣地、军火库和营房于一身的基督教混合体。[2]阿克萨清真寺则被隔为许多间卧室和套间，紧贴南墙又增建了一座宽敞的圣殿骑士团大厅（大厅的遗迹留存至今）。离岩石圆顶清真寺不远的链圆顶清真寺变成了圣雅各教堂。耶稣诞生地的地下清真寺成为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圣殿骑士团称希律王的地下大厅为所罗门马厩，这里能容纳骑士团的两千匹马和一千五百头骆驼。他们在南墙修建了一个新的大门以供出入。门外又建了一道外堡保护。他们又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北面建造了教规回廊、浴室和手工作坊。另据公元1172年来访的日耳曼修道士狄奥多里希所说，圣殿骑士团在阿克萨清真寺寺顶建造了“很多花园、庭院、接待室、门厅和雨水蓄水池”。
公元1113年初，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将圣墓大教堂正南方的土地授予另一个教团，即医院骑士团，该骑士团后来发展成为比圣殿骑士团还富有的神圣军队。起初，医院骑士团身着黑色束腰外衣，戴着白色十字架；不久之后，教皇授权他们穿着红色外衣，佩戴白色十字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营房，包括一个带有一千个床位的临时收容所。在这间规模巨大的医院里，四名医生每天为病人诊查两次，检查病人的尿液，用放血疗法为他们进行治疗。每位新任母亲都能获得一张婴儿床。但条件仍是有限的，每个病人只是在医疗期间会得到一件羊皮外套和一双羊皮靴，以便外出上厕所。许多种语言回荡在耶路撒冷，包括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小鲍德温授予威尼斯人贸易特权，但仍局限于基督徒：他允许穆斯林商人进入城内，但禁止他们在基督的都城过夜。
不久之后，耶路撒冷曾经的统治者、现在阿勒颇（Aleppo）的主宰者艾尔·加齐就向安条克发起进攻，并将王子杀死。小鲍德温带着真十字架[3]率军迅速北上，将艾尔·加齐击败。但在公元1123年，小鲍德温被艾尔·加齐的侄子巴拉克俘虏。
正当小鲍德温沦为奥尔图克家族的阶下囚、十字军也在围困提尔之际，埃及人从阿什克伦赶来，他们希望趁国王和防卫军不在，夺取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注[2] 1185年，耶路撒冷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将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圣化。这座教堂因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而闻名。其风格肯定模仿了上帝圣殿，即岩石圆顶清真寺。当时人们认为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所罗门所建。但也有一些学者坚称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乃以双顶的圣墓大教堂为蓝本。
[3] 在危急时刻，生命树由遗物保管者保管于一个珠宝箱中，并由四个人抬到国王面前。
23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皇室婚姻
耶路撒冷人在治安官格雷尼埃的尤斯塔斯（Eustace of Grenier）指挥下，两次击退埃及人。举国欢庆的是，小鲍德温终于被赎回：公元1125年4月2日，耶路撒冷万人空巷来欢迎国王回家。这段牢狱生活使得小鲍德温开始集中心力专注于继承人问题。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梅利桑德（Melisende），他将梅利桑德许配给了能干且经验丰富的安茹伯爵富尔克。富尔克是品行败坏的朝圣者、黑人富尔克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名十字军老兵，有着一个有趣的名字——“不得人心者富尔克”。
公元1131年，小鲍德温病倒在耶路撒冷，他为了在大主教寝宫里犹如一名谦卑的乞求者那样死去，便退位以支持富尔克、梅利桑德和他们的幼子——未来的鲍德温三世。耶路撒冷已逐渐形成自己的王位加冕礼。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来到所罗门圣殿，穿着刺绣加冕袍，身披圣带，头戴珠宝王冠，骑上装扮华丽的座骑，由炫示着国王宝剑的王公大臣们所引领，后面跟随手拿权杖的总管和高举王旗的治安官，骑行在这座欢呼的城市——耶路撒冷最初的几位君主都是在重建的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加冕登基的。
主教主持王室宣誓仪式后，连续三次向聚集的民众问话，以确定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啊，就是他们！”人群大喊道。两顶王冠被带至圣台。有人用羊角中的油为国王夫妇行施膏礼，随后富尔克接过象征忠诚的指环、代表统治权的宝珠以及用于惩罚罪人的权杖，再佩戴上象征战争和正义的宝剑。然后，主教为国王夫妇同时加冕并亲吻他们。圣墓大教堂外，典礼官扶富尔克国王骑上坐骑，并一同返回圣殿山。在圆顶清真寺举行的宴会上，国王先主动辞去王冠，然后群臣劝进。这项传统起源于耶稣行割礼的典故，据说当时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圣殿，将其交予上帝，而后又用一只羊或两只鸽子的代价将其赎回。最后，耶路撒冷居民呈上食物和酒，由总管和内臣呈现给皇家成员，典礼官则在一旁举着旗帜。纵情歌舞之后，治安官护送国王和王后回到寝宫。
梅利桑德是当朝女王，但起先富尔克还希望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他是个长着红头发、身材矮胖的四十岁军人，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说，富尔克“好似大卫王”，但是记性差对于国王来说，总是一个缺憾。富尔克已习惯以自己的方式实行统治，他发现很难去控制他那飞扬跋扈的王后，更别说打动她的芳心。梅利桑德身材纤细，肤色黝黑，头脑聪颖。她很快便与自己英俊的表兄弟、儿时的玩伴雅法伯爵休（Count Hugh）交往甚密，后者是耶路撒冷首富。富尔克曾指控他们有不正当关系。
梅利桑德女王：丑闻
梅利桑德的轻浮起初只是停留在流言蜚语上，但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身为女王，她不大可能受到惩罚；但根据法兰克人的法律，如果一对男女被发现私通，女的要受劓刑，男的则要接受宫刑。只有一个方式才能证明清白，那就是决斗：有个骑士向休发出了挑战，要他通过决斗来证明其清白。但休逃到了埃及，一直到教会通过折中裁决，判处他三年流放，他才回来。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天，休正在皮货街的一家旅店里玩骰子，一个布列塔尼骑士刺伤了他。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耶路撒冷“被这样的暴行震惊了，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流言四起，谣传是富尔克下令刺杀的。现在轮到国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这名布列塔尼骑士受到审判，并被处以肢解、割去舌头。但富尔克下令不准割掉其舌头，以证明他并非故意封口。这名布列塔尼骑士被整个肢解，甚至只剩下脑袋、躯干（和舌头）时，他仍坚持说富尔克是清白的。
十字军国家因政治中的丑闻已经在欧洲变得声名狼藉，这并不足为奇。统治耶路撒冷是个挑战：国王们其实只是一些公侯，与其他贵族相比并无过人之处，但他们必须与十字军将领、野心勃勃的权贵、谋财害命的冒险家、来自欧洲的无知新来者、独立的军事宗教骑士团和满是阴谋诡计的教会人员相竞争，之后，他们甚至还要对付他们的伊斯兰敌人。
这桩皇室婚姻已跌入冰谷，梅利桑德虽然失去了爱人，却得以重拾权力。为与皇后冰释前嫌，富尔克送给她一件特别的礼物——以她为名创作的奢华的《圣咏经》。[1]但是正当王国享受着其黄金时代之际，伊斯兰教已经开始集结力量。
血腥的赞吉：鹰王
公元1137年，摩苏尔和阿勒颇（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塔贝格赞吉（Zangi）先后向十字军据守的安条克和穆斯林控制的大马士革发起进攻。两座城中任何一座失守都将对耶路撒冷构成威胁。近四十年来，耶路撒冷的陷落对于分崩离析的伊斯兰世界来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宗教的狂热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刺激。出于宗教和政治目的，赞吉开始利用因耶路撒冷陷落而引发的日渐高涨的仇恨情绪，他自称是“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异端的摧毁者”。
哈里发赐予这位土耳其阿塔贝格“埃米尔之王”的头衔，以嘉奖他重振伊斯兰雄风的功绩。在阿拉伯人面前，他称自己是“信仰的支柱”；面对土耳其追随者，他管自己叫“鹰王”。在这个喜好诗歌的社会里，诗人是每个统治者的门面，他们聚集到赞吉的宫廷，歌颂着他的功绩。但赞吉是个心狠手辣的君主，他下令对劲敌处以剥皮之刑，次要的敌人处以绞刑，将踩踏庄稼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赞吉将自己的男宠阉割，以保持其美丽的容貌。当他手下的将军们被流放时，他下令把将军们的儿子阉掉，以警告这些人自己仍在掌权。借着酒劲，赞吉把他的一个妻子休掉，并在马房让手下的马夫们将其轮奸，而他则在一旁观看。奥萨玛·本·蒙奇德（Usamah bin Munqidh）回忆说，要是哪个士兵开小差，赞吉就会将其左右两名挨着的士兵腰斩。赞吉的残暴被穆斯林记录了下来。十字军则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血腥的赞吉”。
富尔克迅速前来迎战，但赞吉击败了耶路撒冷人，并在附近的要塞设下圈套，活捉了富尔克。耶路撒冷大主教威廉率军营救，他们激动地挥舞着真十字架振奋士气。赞吉明白大军就要赶到，所以他主动提出交出富尔克以换回城堡。这次紧张的脱险之后，富尔克和梅利桑德又达成和解。但六十岁出头的赞吉依然咄咄逼人，不仅威胁着十字军占据的安条克和埃德萨，而且还不断对大马士革发起进攻。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乌努尔（Unur）惊慌失措，遂求助于耶路撒冷的异教徒，并与之结成了同盟。
公元1140年，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动身前往耶路撒冷，陪同他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此人是叙利亚贵族，12世纪最优秀的穆斯林作家。
奥萨玛·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谁将独立潮头，而他们也总是身处事件的中心，奥萨玛·本·蒙奇德就是这样的人。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曾以宫廷侍从、武士和作家的身份服侍那些本世纪伟大的伊斯兰领袖左右，从赞吉、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到萨拉丁，另外，他还认识至少两名耶路撒冷国王。
奥萨玛原是统治叙利亚沙伊扎尔城堡的王室成员，但他失去了继承权，他的家族也在一次地震中受到重创。在经历这些打击之后，奥萨玛成了一名骑士，准备去投靠任何一位能给他提供机会的统治者。现年，他已四十五岁，正服侍着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奥萨玛以打斗、捕猎和文学创作为生。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屡战屡败，获取的财富和荣耀也充斥着血腥和荒谬。“又是一场灾难”这句话在他的回忆录《大事件和大灾难》（Great Events and
Calamities）频繁出现。但他又是个天生的编年史家：即便自己追求名利的希望再度破灭，这位浪漫的、具有很高审美眼光的阿拉伯堂吉诃德，也能将之作为那些机智、犀利而又忧郁的作品的上好素材。奥萨玛热衷“阿迪布（adib）”——优雅的阿拉伯纯文学作品，他所著书和诗篇的内容有女性的愉悦、男子的礼节[《教养的要旨》（The Kerneles of
Refinement）］以及色情和战争。在他的笔下，手杖的历史就是一篇关于年华流逝的散文。
乌努尔和他身边那兴致勃勃的随从奥萨玛来到了耶路撒冷，奥萨玛写道：“过去在停战期，我常去拜访法兰克人的国王。”奥萨玛对待富尔克异常恭敬。[2]国王和骑士都津津乐道于骑士的品性。“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骑士，”富尔克说，“但我并不相信。”“上主啊，我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骑士。”奥萨玛回答说。我们无从知道奥萨玛长相如何，但似乎奥萨玛的体格给法兰克人留下了印象。
在耶路撒冷旅行期间，奥萨玛很喜欢研究十字军的劣性，他认为十字军是“十足的禽兽，毫无德行，只有胆量和战斗”。尽管奥萨玛的作品也显示，穆斯林的许多传统也像十字军的一样，既野蛮又原始。就像一名客观公正的新闻记者，他将敌对双方的善与恶都记录下来。当奥萨玛垂垂老矣，在萨拉丁的宫廷回首往事时，他肯定想起了十字军王国时期耶路撒冷那繁华的景象。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与四十年前法兰克人征服时的那个十室九空、臭气熏天的耶路撒冷相比，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被许多基督徒认为是世界的中心。的确，从那时的地图看，耶路撒冷呈圆形，有两条主街道交会成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是在圣墓大教堂，凸显的是圣城耶路撒冷作为世界肚脐的地位。
国王和王后在大卫塔及其邻近的宫殿会见群臣，而大主教的宫殿则是教会活动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贵族，生活显然要比欧洲君主们好一些。在欧洲，即使那些飞扬跋扈的贵族也穿着脏兮兮的羊毛衣，住在冷风吹拂、陈设简陋的石砌城堡里。12世纪末期，伊贝林的约翰（John of Ibelin）在贝鲁特的宅邸尤其豪华：马赛克地板，大理石墙壁，彩绘的天花板，还有喷泉和花园。即便那些并不太富有的城镇住户也拥有华丽的地毯、织花的壁挂帷幔、精美的彩色陶器、雕嵌着花纹的桌子和瓷盘。
耶路撒冷结合了边境小镇的孤陋荒凉和皇家都城的奢华虚荣。在耶路撒冷，就连声名不佳的女子，比如大主教的情妇，也会炫耀她们的珠宝丝绸以博得众人的关注和非议。这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它拥有三万居民以及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它是基督徒的熔炉，也是军事指挥部，是由战争和上帝支配的据点。法兰克人、男人和女人现在能定期沐浴——在皮货街有公共浴池；罗马时代的污水处理系统还在使用着，那时可能大多数房子都配有厕所。即使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十字军士兵也得适应东方的生活。在战时，骑士们将亚麻布长袍和阿拉伯头巾套在盔甲外面，以防止盔甲在太阳炙烤下发烫。和平时期，骑士的穿着和当地人差不多，他们穿着阿拉伯人的带风帽长外衣甚至包头巾。耶路撒冷的妇女穿着贴身的长袍，以及短上衣或绣有金线的长外套。她们的脸上涂得浓墨重彩，在公共场合通常要戴面纱。在冬天，不论男女都穿毛皮衣服，但过着苦修生活的圣殿骑士团禁止这类奢侈品，他们自诩是圣战之都的化身。各种骑士团都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圣殿骑士团束着腰带，大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医院骑士团则穿着黑色大衣，胸前挂着白色十字架。每天，三百名骑士会在城外的所罗门马厩热火朝天地操练，步兵则在汲沦谷练习射箭。
耶路撒冷城里不仅挤满了来自法国、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的士兵和朝圣者，同时也有大量的东方基督徒：短胡须的叙利亚人、希腊人，长胡子的、戴着高帽子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这些东方基督徒住在收容所里或许多小旅店中。市井生活以罗马卡多街为中心，从圣斯蒂芬门出发，经过右边的圣墓大教堂和大主教区，然后分成三条彼此平行、设有顶棚的集市街。集市由许多纵横交错的小巷相接，在那里能闻到香料和熟食的味道。朝圣者们在厨艺街购买食物和饮品，在靠近圣墓的叙利亚货币兑换者一条街兑换货币；从拉丁金器商手里购买小首饰，到皮货街选购毛皮。
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就流传一句话：“没有哪个旅行者会比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更加邪恶。”十字军国家是野蛮西方的中世纪版本：杀人犯、冒险者、娼妓都来此寻找发财梦，但古板的编年史家没告诉我们多少有关耶路撒冷夜生活的内容。然而，当地的混血士兵、土耳克伯佣兵、第二代出身贫穷且东方化了的拉丁人（又被称为“小马驹”）、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以及新到的骑士，需要任何一座军事城镇都得有的旅社和寻欢作乐之所。每个旅店都在门口拴上了一条笨重的链子，以阻止那些鲁莽的骑士冲进店里。在店门口可以看到士兵们正在赌场掷骰子。欧洲来的妓女被运到这些海外王国供十字军士兵玩乐。日后，萨拉丁苏丹的书记员会从穆斯林的角度愉快地描述着这一船船舶来的货品：漂亮的法兰克女子，她们全身肮脏，充满邪恶，自豪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的衣服突然被撕破，之后又缝补起来，皮肉划破又愈合了；她们为了金子与人做爱，出卖着肉体，顶着浑圆的臀部，姿态也优雅，像微醉的少女。她们把自己大腿之间的东西供奉给圣地。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拉扯着她们身上的裙袍，像晃动的小树一样被她们迷得东倒西歪，恨不得立刻脱掉她们的衣服。
她们中大多数最后在阿克港和提尔港上岸，港口大街上到处都有意大利水手。耶路撒冷已被官员们管制起来，以期改善基督徒的品行，但那儿还是什么人都有。
当朝圣者生病时，医院骑士团的成员会在医院里进行护理。出人意料的是，医院骑士团还护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甚至还遵照犹太和伊斯兰的教规烹调食物以供他们食用。但死亡的阴影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耶路撒冷是个大墓地，年迈有病的朝圣者希望死在耶路撒冷，并埋在此地以等待复活。对穷人来说，在玛米拉墓地与地狱谷的阿克尔达玛有不少空的埋尸坑是可以让他们免费使用。在12世纪晚期爆发的瘟疫中，每天会死掉五十个朝圣者。每天晚上祈祷后，都会有马车来将尸体运到城外。[3]
生活从根本上围绕着两座教堂进行——圣墓大教堂和天主圣殿——且年复一年遵行民间习惯的仪式和历法，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这个具有强烈戏剧色彩的时代，每一项技术都通过展示表演来激发民众的热情。”历史学家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hnthan Riley-Smith）写道。耶路撒冷的神龛看起来就像一座座舞台的布景，被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和改进以加强戏剧效果。每年的7月15日都要庆祝耶路撒冷城的收复，主教会带领几乎全城民众由圣墓走向圣殿山。然后，主教要在所罗门圣殿外祈祷，接着率领队伍穿过金门——公元630年，最早的十字军军人希拉克略皇帝带着真十字架穿过此门——并来到北墙，北墙墙头立着巨大的十字架，当初戈弗雷就是从这里攻入耶路撒冷的。复活节是所有节日中最令人兴奋的戏码。圣枝主日这天日出前，主教和神职人员拿着十字架，从伯大尼走向耶路撒冷。同时，另一支队伍拿着棕榈树枝，从圣殿山出发，到约沙法谷与主教会和。两支队伍最后合而为一，他们一起打开金门[4]，然后走向神圣广场，最后开始在上帝圣殿里进行祈祷。
圣星期六（指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这天，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教堂准备迎接圣火。一名俄国朝圣者看到“人群冲了进来，摩肩接踵，推推搡搡”，人们哭泣着、哀号着、喊叫着：“我身上的罪孽会阻止圣火降临吗？”国王从圣殿山走来，当他来到教堂时，因人群太过拥挤，连庭院里也人满为患，他的部下不得不为他开出一条道来。一进门，国王就“泪如泉涌”。他走到圣墓前的布道坛，那些哭泣的侍从围在国王身边，等待着圣火点燃。神父一遍又一遍地唱诵着圣歌，所有人在日渐昏暗的教堂中喜极欲狂。突然间，“圣火照亮了教堂，无比明亮，金碧辉煌”。这时，大主教出现了，他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圣火，并用圣火点燃王灯。圣火在人群中传递，一盏又一盏提灯被点燃。最后，人们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就像奥林匹克圣火从大桥传到天主圣殿一样。
梅利桑德极力美化耶路撒冷，使之不仅作为圣殿圣地，也作为政治首都所在。我们今天所见的耶路撒冷，多半出自梅利桑德之手。十字军创造出一种独特风格，融汇了罗马、拜占庭和黎凡特的建筑艺术。这种建筑还有着圆顶的拱门和粗大的柱顶，并带有精美的花形图案。女王还在圣殿山以北、毕士大池的地方修建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圣安妮教堂。今天，教堂还在，它被看作十字军建筑风格最简洁最质朴的代表。圣安妮教堂的修道院是那些失宠的王室妻妾的收容所，最近又成为梅利桑德的妹妹伊薇特公主的府邸。在耶路撒冷，这家修道院接受的捐赠最多。集市中有些店铺打着“ANNA”的字样，以表明店铺的盈利会流向何处；其他一些店家大约为圣殿骑士团所有，标有符号T，代表圣殿骑士团。
有座名叫“圣吉尔斯（St Giles）”的小教堂建在大桥上，面朝着圣殿山。城外，梅利桑德又扩建了约沙法圣母教堂，也就是圣母墓，梅利桑德死后就葬在此地（她的墓冢保留至今）。她还修建了伯大尼修道院，任命伊薇特公主为修道院院长。在上帝圣殿内，梅利桑德又增建了一道制作豪华的金属栅栏，以保护中间的岩石（今天，栅栏的大部分存放在圣殿博物馆，一小部分仍留在原址。圣殿博物馆中可能还留有耶稣的部分包皮，[5]后来甚至还出现了穆罕默德的胡须）。
在拜访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期间，奥萨玛·本·蒙奇德和他的主人——大马士革的乌努尔获准到圣殿山祷告，在那里，他们见识了法兰克人的偏狭，也看到了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奥萨玛·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奥萨玛与圣殿骑士团的一些人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见过面。如今，这些骑士团的成员护送着奥萨玛和乌努尔向那块神圣的空地进发，此时这片空地已彻底基督化，成为了圣殿骑士团的大本营。
一些十字军士兵现在说起了阿拉伯语，修建了许多带有庭院和喷泉的房子，就像穆斯林权贵的一样；有些人甚至开始吃阿拉伯食物。奥萨玛还遇到一些不吃猪肉的法兰克人，“他们摆出一桌丰盛的食物，非常干净可口”。然而绝大多数法兰克人都不赞成过度本地化的行为：“上帝已把西方人改造成了东方人，”富尔彻写道，“在这片土地上，罗马人或法兰克人已被改造成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同样，奥萨玛和圣殿骑士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彼此表现出来的开阔胸襟是有所保留的。当一名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将要回国时，他会邀请奥萨玛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这样“受教育者返回时，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而奥萨玛却忍不住对此嗤之以鼻。
当他们在圆顶寺祈祷时，有个法兰克人走向乌努尔问道：“你想看到上帝年轻时的样子吗？”
“当然想。”乌努尔说道。法兰克人领着他和奥萨玛来到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的圣像前。
“这是年轻时的上帝。”法兰克人说道，而奥萨玛感到非常可笑。
奥萨玛随后径直走向所罗门圣殿即以前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祷告。虽然奥萨玛在大庭广众之下念诵起了《古兰经》的经文——“阿拉胡阿克巴——真主最伟大”——他还是受到了圣殿骑士团朋友们的欢迎。但后来就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一个法兰克人猛地向我冲过来，并一把抓住我，将我的脸扭向东边：‘就这样祷告！’”“圣殿骑士马上冲向他，并将此人从我身边带走。‘那人是新来的，’骑士们一边致歉，一边连忙向我解释，‘他刚从法兰克王国来到此地。’”奥萨玛觉察到“刚到的人比起那些已适应穆斯林生活的人要粗鲁些”。这些新来的人“仍旧是被诅咒的民族，他们依然对异族存有戒心”。
不仅穆斯林领袖可以到访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穆斯林农民也每天都来卖水果，只是一到夜晚他们就要离开。到了12世纪40年代，原先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进入基督城的法令已经松弛，因此，旅行作家阿里·哈拉维（Ali al-Harawi）写道：“法兰克人统治时期，我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十分清楚有关圣火闹剧的秘密。”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了，但朝圣依然危险。
就在公元1141年，犹大·哈列维——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哲学家和医生，据说已从西班牙来到耶路撒冷。在他的情歌和宗教诗中，他歌颂“大美至美的锡安”。在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争斗在剧烈上演着，这些流散的犹太人则是“陌生土地上的鸽子”。终其一生用希伯来语写作诗歌但说着阿拉伯语的哈列维坚信，总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归锡安：啊！最贞洁纯净的世界之城，
我从遥远的西方向你遥望，为你叹息。
啊！要是我有鹰的翅膀，我会飞向你，
用我那涟涟泪水润湿你的土地。
朗诵哈列维的诗歌至今仍是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像任何一位描绘过耶路撒冷的诗人一样，他沉痛地写道：“当我梦到囚虏归来之时，我愿化为竖琴，与你唱和。”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耶路撒冷实现了夙愿，但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犹大·哈列维走过城门时，被一个骑兵（很可能是法兰克人）骑马践踏而死。他的一些话显示他也许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我倒下的时候，脸会贴着你的土地，在你的石头上我会带走欢乐；蒙着你的尘土，我也感到亲切。”
犹大·哈列维的死并没有使奥萨玛感到太吃惊，他了解法兰克律法的残暴。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奥萨玛看到两个法兰克人正通过搏斗来解决法律纠纷：一人猛击另一人的脑袋。“那是他们的法律习惯，也符合他们的法律程序。”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杀害了朝圣者，在审判中，他将被捆紧并扔进水池。如果他沉了下去，就证明他是无辜的，但如果浮起则表明有罪。且正如奥萨玛所说，“他们还把化妆墨弄到他的眼睛里”，结果这个人就瞎掉了。
至于法兰克人的风化，奥萨玛会兴奋地讲到，有一个法兰克人发现另一个人与他的妻子同床时，他只是口头警告对方，就让对方走了。而另一名法兰克人则要求男性理发师剃去他妻子的阴毛。说到医术，奥萨玛会说起，当一个东方的医生正用膏药敷治一个法兰克人腿上的脓肿时，一个法兰克医生闯进来，用斧头砍掉病腿，并留下一个流传后世的问题——他是想一条腿活着，还是保住两条腿死去？但病人最后还是死了。当东方的医生给一个“体液缺乏”的妇人开出专门的饮食处方时，同样是这名法兰克医生，则诊断病情为“魔鬼躲在了她脑子里”，于是将十字架钉进她的颅骨，这个妇人因此死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说着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青睐东方的医生。但奥萨玛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提到的两个病例都是靠法兰克人的药得以治愈的。
穆斯林把十字军当作野蛮的劫匪。有关十字军都是蛮族而穆斯林是唯美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显然不符合事实。毕竟，奥萨玛侍奉过的赞吉就是个施虐狂。通读奥萨玛对伊斯兰暴力的叙述，其残暴程度仍足以让现代人感到震撼：收集基督徒的头颅，把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异端者钉上十字架，或砍成两半。伊斯兰教法中有着严厉的惩罚规定，奥萨玛就记录了他的父亲是如何在暴怒之下，砍掉了身边男侍的胳膊。无论是十字军还是穆斯林，双方的暴力与律法之残酷都不相上下。法兰克骑士和伊斯兰骑士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跟随的领袖都是那些白手起家的冒险家，鲍德温家族和赞吉，他们都建立了战士的王朝。两种体制的运行都依赖于将采邑或财富分封给军事首领。阿拉伯人用诗歌炫耀自己的功业，并兼具娱乐和宣传之效。奥萨玛侍奉大马士革的乌努尔时，曾用诗文与埃及人谈判，而十字军骑士则写下了典雅的爱情诗。十字军骑士和阿拉伯骑士在生活中遵守着相似的贵族行为规范，有着相同的嗜好——宗教、战争、骑马——以及同样的竞技运动。
很少有士兵或小说家能像奥萨玛一样捕捉到战争的刺激和乐趣。读奥萨玛的书，就如同在耶路撒冷王国骑着马加入小规模的圣战一样。奥萨玛所写的战争纪闻使他大放异彩，这些战争纪闻有：勇于冒险的骑士，奇迹般的逃脱，可怕的死亡以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兴奋，闪光的刀剑，汗水淋淋的战马和喷溅的鲜血。但奥萨玛也是一个崇尚天命、相信上帝仁慈的哲学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小事也会导致毁灭。”毕竟，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用奥萨玛的话说——“战争的胜败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宗教就是一切，奥萨玛对朋友的最高褒扬就是“一个天才的学者、真正的骑士、真心虔诚的穆斯林”。
梅利桑德控制下的耶路撒冷的平静，被一场意外突然间击碎，导致这场意外的，竟是穆斯林和法兰克权贵共同喜欢的一项运动。
* * *
注释
[1] 《梅利桑德圣咏经》，封面用象牙雕刻而成，上面装饰着绿松石、红宝石和绿宝石，由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在圣墓大教堂的缮写室中完成。这本《圣咏经》汇集了拜占庭、伊斯兰教和西方的风格，显示了在这位半亚美尼亚半法兰克女王统治时期，十字军艺术和东方艺术是如何融合的。
[2] 富尔克不是奥萨玛认识的第一个耶路撒冷国王。1124年，小鲍德温曾被囚禁在沙伊扎尔，也就是奥萨玛的家族城堡中。在那里，小鲍德温受到很高礼遇，从此十字军也开始尊重奥萨玛及其家族。沙伊扎尔城堡的遗址位于叙利亚境内，今天仍可以见到。
[3] 在基督徒推崇的阿克尔达玛藏尸所上方，修建了一座东正教教堂和拉丁教堂。在那里，尸体通过教堂顶部的洞口被放下去。人们相信，这样尸体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无声无息地腐烂，不会产生臭味。最后一次使用这些藏尸所是在1829年。如今拉丁教堂的藏尸所已经填满了土，而希腊东正教的藏尸所至今还能见到。透过一个小小的洞口，人们可以看到白骨。但两座教堂都已不复存在，很可能是被萨拉丁摧毁了。
[4] 神圣的金门一年只打开两次，金门外的墓地是一块特殊的长眠之所，很可能属于圣殿骑士团建立的女修道院。据说，谋杀托马斯·贝克特的凶手就埋在这块墓地。几个有名的法兰克骑士也葬在圣殿山上。1969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弗莱明的研究《圣经》的美国学生在给金门拍照时，脚下的土突然松动，掉进了一个8英尺（约2.4米）深的坑中。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堆人骨上。这个坑原来是希律在位时用方石建造的整齐的拱门，这些骨头可能是十字军的遗骸（1148年，雷根斯堡的腓特烈埋在了这里；1891年，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在此处发现人骨）。十字军东征前后，穆斯林把这块地方用作专门的墓地。遗憾的是，弗莱明没能做进一步研究，因为穆斯林当局迅速将此地用水泥封存了。
[5] 耶稣的包皮（圣包皮）仅仅是浩如烟海的中世纪陈列品中的一件。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加冕前，曾将耶稣包皮的一部分呈献给教皇利奥。但很快基督教世界就出现了八到十八件这样的圣物。鲍德温一世在公元1100年送了一件到安特卫普，而梅利桑德也拥有一件。像这样的遗物，绝大多数已在宗教改革期间遗失或遭损毁。
24 僵局
公元1142年—公元1174年
赞吉：狂妄与报应
打仗或阅读之余，奥萨玛会带着猎豹、鹰和猎犬捕猎鹿、狮子、狼与土狼，在这一点上，他和赞吉或富尔克国王并无二致，他们一有空便会外出打猎。奥萨玛和大马士革的乌努尔拜访富尔克时，共同看上了一只苍鹰，富尔克就把苍鹰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
公元1142年11月10日，就在奥萨玛访问耶路撒冷后不久，富尔克国王在阿克附近骑马时，发现了一只野兔，便纵马扑去。突然，用于固定马鞍的肚带断了，富尔克摔了下来。马鞍飞向富尔克的头，并打破了他的头骨，三天后他就死了。耶路撒冷人走向街头，护送着送葬队伍将富尔克安葬在圣墓大教堂。圣诞节这天，梅利桑德给她十二岁的儿子加冕，这就是鲍德温三世。但梅利桑德自己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一个男权时代，梅利桑德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女性”，就像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她的地位远在一般女子之上，这样她才敢将一些重要措施付诸实施，并且以完全不逊于前代君王的统治手腕治理王国。”[1]
在这个苦乐参半的时候，灾难降临了。1144年，血腥的赞吉占领了埃德萨，大肆屠杀法兰克男子，奴役法兰克女子（却对亚美尼亚基督徒予以保护），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以及耶路撒冷王朝的摇篮就此毁灭了。伊斯兰世界拍手称快，他们发现法兰克人并非不可战胜，深信下一个要灭亡的目标就是耶路撒冷。“如果埃德萨是外海，”伊本·盖萨拉尼（Ibn Qaysarani）写道，“那耶路撒冷就是海岸。”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赐予赞吉“伊斯兰的荣耀”“信徒统帅的伟大助手”“天降的神辅国王”等称号，但不久赞吉便因酗酒遭遇不测。
在伊拉克的一次围攻战中，一个受尽屈辱的阉人，可能是被阉割供赞吉玩乐的阉人中的一个，潜入戒备森严的营帐，刺向躺在床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独裁者。一个侍从发现赞吉流血不止，无助地讨饶：“他认为是我要杀他。他用食指指着我，打手势向我求助。我因惧怕他而不敢轻举妄动。我恭敬地说道：‘上主啊，是谁向你下的毒手？’”鹰王就这样死了。
赞吉尸骨未寒，部下就抄劫了他的财物，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他的江山：二十八岁的次子努尔·丁（Nur al-Din）从父亲手上扯下了象征权力的图章戒指，占据了叙利亚地区。努尔·丁很有头脑，不像他的父亲那般残暴，他发起了更猛烈的圣战来对抗法兰克人。埃德萨失守后，梅利桑德震惊之余向教皇犹金三世（Pope Eugenius III）求援，后者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路易国王：丑闻与失败
路易七世，圣徒般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他和他的妻子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以及到过圣地朝圣的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一起响应了教皇的号召。但这些德意志和法国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时，遭到了土耳其人的袭击。这次行军损失惨重，路易七世只得向安条克进发。埃莉诺肯定被这场败仗吓坏了，她丢掉了大批行李，同时丢掉的还有她对道貌岸然实则无能的丈夫的尊重。
安条克的贵族雷蒙德催促路易帮助其夺取阿勒颇，但路易决定首先争取去到耶路撒冷朝圣。老练的雷蒙德是埃莉诺的叔叔，也是“王公贵族中最英俊的人”。经过这场悲惨的旅行，埃莉诺“抛弃了她的结婚誓言，并对丈夫不再忠诚”，提尔的威廉写道。埃莉诺的丈夫像少年初恋一样对她爱得发狂，但却把性（甚至是婚姻中的性）视为放纵。难怪埃莉诺说他“像个僧人，不像男人”。而埃莉诺绝顶聪明，长着乌黑的头发和眼睛，身材曼妙。她是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糜烂的阿基坦宫廷长大。基督教的编年史家断言，罪恶的血液流经她的血脉，因为她的祖父是行吟诗人威廉，一个荒淫的骑士诗人。而且，她的外祖母还是她祖父的情妇，绰号“危险人物”。威廉是通过让“危险人物”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与她走到一起的。
不管埃莉诺和雷蒙德之间是否有通奸行为，两人的挑衅行为已足以使埃莉诺的丈夫颜面扫地，进而引发了国际丑闻。这位法兰西国王用绑架埃莉诺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难题，同时他改变了行军路线，与已经到达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国王会合。当路易和埃莉诺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时，“所有的神职人员和民众都出城迎接”，并护送路易来到圣墓大教堂，“一路上，人们都在不停地唱着颂歌”。这对法国夫妻与康拉德一起住在所罗门圣殿，但埃莉诺已被法国卫兵严密监视，她在那儿滞留了几个月。
公元1148年6月24日，梅利桑德和她的儿子鲍德温三世在阿克召开了一次贵族大会，在会上确定了十字军的目标：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不久前成了耶路撒冷的盟友，但大马士革依然是合理的目标，因为努尔·丁攻下大马士革只是时间问题。7月23日，耶路撒冷、法国和德国的君主一路攻进了位于大马士革城西侧的果园，但两天后又神秘地移师城东。移师四天后，十字军起了内讧，三个国王灰溜溜地撤走了。
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可能贿赂了耶路撒冷的男爵们，使他们相信西方的十字军想独吞所有的战利品。这种奸诈的欺骗方式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十字军获悉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正率援军赶来，他们因此才决定撤兵。在巨大灾难的冲击下，耶路撒冷元气大伤。康拉德渡海而归，而路易做了苦行忏悔后，留在耶路撒冷庆祝复活节。他不打算如此迅速地回去而称了埃莉诺的心：这场婚姻在他们回程的路上宣告失败。[2]
三支军队撤走后，梅利桑德开始庆祝自己最辉煌的成就，但又蒙受了奇耻大辱。1149年7月15日，她和儿子再一次为自己掌管的新的圣墓大教堂祝圣，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新的圣墓大教堂都是十字军给耶路撒冷留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舞台杰作。建筑师们发现了一处1048年建造的复杂建筑，里面有迷宫一般杂乱的教堂和圣地，还有1119年修复的部分。建筑师们以大无畏的胆略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在这些建筑物的上面修建了耸立的圆形大厅，并将所有建筑联结成一座壮观的罗马式建筑，将其扩展到东边的旧日的圣地花园。他们打开圆形建筑东面的墙壁，新建了一些小教堂和一条巨大的回廊。在君士坦丁大教堂所在的位置上，他们修建了大型修道院。他们把守着1048年修建的南入口，创造出一种正面带有两扇壮观大门（一扇现在已用砖砌上）、顶端饰有雕刻的门楣（现藏于洛克菲勒博物馆）的罗马式建筑。雕刻精美绝伦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各各他山的教堂，这是十字军所有艺术中最精致的。
梅利桑德的儿子对他的母亲心怀不满，他要求掌握全部权力。现年二十岁的鲍德温三世头脑精明，一头浅黄色头发，体格健壮，被人说成是完美的法兰克国王，尽管他干过一些不好的勾当。尽人皆知的是，鲍德温三世是个赌徒，并诱奸已婚妇女。但北方局势危急，耶路撒冷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勇武的国王掌控大局：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此时已经击败了安条克人，杀死了埃莉诺的叔叔雷蒙德。
鲍德温火速北上，及时为安条克解了围，但他回师时，他的母亲、时年四十七岁的梅利桑德坚决反对他在复活节加冕称王。鲍德温决心反抗。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梅利桑德把两个富庶的港口提尔和阿克给了鲍德温，自己仍据有耶路撒冷。当鲍德温招兵买马以夺取王国时，“暗伏的火焰复燃了”。梅利桑德从纳布卢斯匆匆赶往耶路撒冷，鲍德温紧随其后。耶路撒冷敞开大门迎接国王。梅利桑德撤往大卫塔，而鲍德温将大卫塔团团围住。他“修筑工事，准备一战”，并点燃弩箭，发射石头，这样持续了数日。最后，梅利桑德女王交出了权力，还有耶路撒冷。
当努尔·丁再次攻打安条克时，鲍德温还没有完全得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而当鲍德温再一次出现在北方时，1086年到1098年间曾统治耶路撒冷的奥尔图克家族正从其伊拉克领地出发，企图夺取圣城。他们集结在橄榄山，但耶路撒冷人主动出击，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将其悉数歼灭。经此一战，军心大振。鲍德温率军带着真十字架进攻阿什克伦，长久围困后最终破城。但在北方，大马士革最终向努尔·丁投降，努尔·丁就这样控制了叙利亚和东伊拉克。
努尔·丁“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留有胡须，但上唇无须，在一双动人双眼的烘托下，显得额头生辉，相貌堂堂”。努尔·丁和赞吉一样残暴，但他有所节制，且更加狡猾。甚至十字军都称他“勇敢、智慧”。努尔·丁为他的侍从们所拥戴，其中就包括那位政治风向标式的人物奥萨玛。努尔·丁迷恋马球，晚上点着蜡烛也照打不误。正是努尔·丁将伊斯兰世界对法兰克人征服的仇恨转化为逊尼派的复兴以及新的战争信心。一批新的法达伊作品赞扬了耶路撒冷，这推动努尔·丁决心发动一场圣战以“以清除十字架的污俗，纯洁圣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也曾说穆斯林是“圣墓教堂的玷污者”。努尔·丁打算一征服该城，就授意属下在阿克萨放置一个精心雕刻的讲经坛或小讲坛。
鲍德温陷入了与努尔·丁的僵持中，双方同意暂时休战。此时鲍德温开始寻求拜占庭的支援：他娶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的侄女狄奥多拉（Theodora）。在圣墓大教堂举行的婚礼和加冕仪式上，“新娘穿着镶有金子和宝石的婚礼服饰，这样的服饰和珍珠”把君士坦丁堡奇异壮丽的风情带进了耶路撒冷。鲍德温最后病倒在贝鲁特，并很可能因痢疾而于1162年5月10日死亡。这桩婚姻没能留下后代。
送葬队伍从贝鲁特出发行至耶路撒冷，一路上都是空前“沉痛与悲哀的景象”。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像其他老牌的十字军家族那样，成为黎凡特的显要人物，所以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观察到的，“从山上走来一大群异教徒，他们哭号着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甚至连努尔·丁也说，“法兰克人失去的这位贵族可遇不可求”。
阿莫利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一个声明狼藉的女子如今扰乱了耶路撒冷的王位继承。鲍德温的兄弟、雅法和阿什克伦伯爵阿莫利（Amaury）是继承人，但大主教拒绝为其加冕，除非他废除与阿格尼丝的婚姻。大主教认为他们是近亲，尽管两人已育有一个儿子。真正的问题是“她不配做像耶路撒冷这般圣洁城市的女王”，一个谨慎的史家写道。阿格尼丝因不检点而留下坏名声，但由于历史学家们都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所以我们无法确认阿格尼丝是否应得此恶名。尽管如此，阿格尼丝却明显是个众人追捧的战利品，她的情人很多，据说包括总管、大主教和四个有妇之夫。
阿莫利恪守职责与阿格尼丝离了婚，并在二十七岁时加冕。阿莫利举止笨拙，说话结巴，笑时会发出咯咯声。很快，他变得“极度肥胖，胸部像某些妇女一样垂至腰间”。大街小巷的耶路撒冷人都在嘲笑他，但他充耳不闻，“就当自己没听到一样”。阿莫利尽管样貌不佳，却智勇双全。眼下他正面临自王国建立以来最严峻的战略挑战：努尔·丁攻陷了叙利亚，但鲍德温对阿什克伦的征服却为十字军打开了进入埃及的门户。阿莫利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努尔·丁，以获得至高荣耀。
这是阿莫利欢迎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这个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无赖前来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是个拜占庭亲王，他“率领一大帮骑士参战”，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援军。起初，他率领的骑士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安德罗尼库斯是皇帝曼努埃尔的堂兄弟，他引诱了皇帝的侄女，对此她的兄弟们怒不可遏，差点刺死安德罗尼库斯。安德罗尼库斯坐了十二年牢，后来获得宽恕，出狱后被任命为奇里乞亚总督。但因为无能以及不忠，安德罗尼库斯被撤了职。他跑到安条克，在那儿引诱了当地贵族的女儿费丽帕，不得已又逃回耶路撒冷。“但正如爬到胸口的蛇和衣橱中的老鼠一样，”阿莫利的近臣、提尔的威廉回忆道，“他印证了那句谚语的真理：‘即使希腊人提着礼物前来，我也得提防三分。’”
阿莫利将贝鲁特赐给他作为封地，但年近花甲的安德罗尼库斯抛弃了费丽帕，转而引诱鲍德温三世那身材苗条的遗孀、耶路撒冷王后狄奥多拉，后者当时年仅二十三岁。耶路撒冷人被激怒了：安德罗尼库斯被迫再次逃走，他带着狄奥多拉来到大马士革向努尔·丁投降。[3]没有人会为“这条蛇”逃跑而感到遗憾，尤其是提尔的威廉，他生于耶路撒冷，是阿莫利最赏识的神职人员。在巴黎、奥尔良和博洛尼亚学习后，威廉回到了耶路撒冷，成了阿莫利最信任的谋士。二十多年间，威廉先后当过提尔的主教和王室大臣，是王室悲剧的见证者。现在耶路撒冷即将迎来一场最可悲的危机。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阿莫利国王指定威廉来书写十字军和伊斯兰王国的历史，这可是项大工程。书写十字军国家的历史对威廉来说不成问题，但他如何书写伊斯兰的历史呢，尽管他懂些阿拉伯语。
如今，埃及法蒂玛王朝正四分五裂。对敏锐的投机者来说，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所以奥萨玛·本·蒙奇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开罗。这儿的权力游戏很残酷，但可牟得暴利。奥萨玛发了财，建了一座图书馆。然而，情势突然逆转，奥萨玛不得已开始亡命。他将全家连同黄金和他喜爱的图书馆都装上了船。但船行至阿克城外时失事，他的金银财宝都丢失了，图书馆也被耶路撒冷国王没收：“当得知我的孩子和女人们都安然无恙时，我对于财富的失去还能够忍受。但丢失的图书却让我难以释怀：四千卷书籍，我一辈子都为此心痛不已。”奥萨玛的损失却给威廉来带来了大好机会，因为他得到了奥萨玛的书籍，并将其充分利用，来写作伊斯兰历史。
这时，阿莫利投入了夺取埃及的战斗，先后发动了不下五次攻击。这次赌注很高，在第二次入侵中，阿莫利似乎就要征服埃及。如果他成功夺取埃及的财富和资源，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很可能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也将改写。然而，被废黜的埃及大臣逃往努尔·丁处，努尔·丁马上派遣他的库尔德将领，健壮圆胖的谢尔库赫去夺取埃及。阿莫利击败了谢尔库赫，夺取了亚历山大里亚，但他并未巩固战果，而是接受了对方的贡品，然后返回了耶路撒冷。
借助于从埃及获得的战利品，阿莫利的都城开始繁荣起来。锡安山上“最后晚餐处”别致的哥特式房间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此外国王还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就坐落于大卫塔南边，有一个带山墙的屋顶、一个小圆顶塔楼和一个大圆顶塔楼。[4]但埃及并未就此屈服。
在同埃及的冲突中，阿莫利损失巨大，进退维谷，于是向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尔求助，娶了他的侄孙女玛丽亚并派历史学家威廉去商谈军事合作。但援军还没到，战争就爆发了。阿莫利与他的埃及盟友即将夺取开罗，但这时，努尔·丁的将军谢尔库赫赶了回来。阿莫利在对方缴纳更多贡金的保证下撤了军。
阿莫利在加沙病倒了，他要求盟友派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阿莫利推崇东方医学。埃及人派了哈里发的一位犹太医生，这名医生凑巧刚从耶路撒冷回来。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迈蒙尼德（Maimonides）拒绝为十字军的国王治病，这很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他刚抵达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而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结盟时间还并不长。迈蒙尼德曾因穆斯林的迫害而逃离西班牙，那时犹太人与穆斯林共创文明的黄金时代在西班牙已成为过去。西班牙分裂了，野心勃勃的基督教王国占据着北方，南方是穆斯林，那里已被狂热的柏柏尔部落建立的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s）征服。阿尔摩哈德王朝命令犹太人要么选择改宗，要么选择死亡。年轻的迈蒙尼德假装改宗，但在1165年，他逃了出来，踏上了去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途。10月14日，在提市黎月（Tishri），即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所在月份，那也是朝圣者喜爱前往耶路撒冷的月份，迈蒙尼德与自己的兄弟和父亲一同站在了橄榄山上。在这里，他第一次放眼看到了山上的犹太圣殿，并遵照仪式撕裂自己的衣服——后来他详细记述了犹太人在朝圣中，应该撕几次衣服（之后要缝补），应该何时撕衣服。
而迈蒙尼德穿过东边的约沙法门进入城内时，他看到的是基督徒控制的耶路撒冷，当局仍拒绝接纳犹太人，尽管事实上已有四个犹太人染匠在王室保护下，生活在大卫塔附近。[5]迈蒙尼德为圣殿感到悲痛：“虽然已是灰烬，它依旧神圣长存。”“然后我走进了伟大而又神圣的殿堂，开始祈祷。”听起来似乎迈蒙尼德已获准在上帝圣殿的圣石上祈祷[6]（正如奥萨玛·本·蒙奇德那样的穆斯林一样），尽管他被禁止再进入圣殿山，但这条规定至今仍被一些正统派犹太人遵守着。
之后，迈蒙尼德定居在了埃及。在埃及，阿拉伯人管他叫穆萨·伊本·梅蒙（Musa ibn Maymun）。迈蒙尼德因博学多才而声名远扬，他的作品涵盖从医学到犹太律法的多个领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这本书融合了哲学、宗教和科学。此外，他还是个宫廷医生。但此时埃及动荡不安，阿莫利和努尔·丁正在争夺陷于困境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最高统治权。阿莫利志在必得，但并不走运。
1169年，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完成了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此时他手下的谢尔库赫已打赢了埃及战役。谢尔库赫得到他年轻的侄子萨拉丁的援助。当肥胖的谢尔库赫于1171年死去时，萨拉丁独占了埃及，他任命迈蒙尼德为犹太人的领袖，还委任他为自己的私人医生。回到耶路撒冷，这位王室继承人所处的困境使得医学走上了舞台中心。
* * *
注释
[1] 梅利桑德是耶路撒冷名正言顺的第三位女王——前两位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以及马卡比时代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的遗孀亚历山德拉。她一共加冕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129年同她父亲一起加冕，第二次是在1131年和富尔克共同加冕，第三次是在1143年和她的儿子一起加冕。尽管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女子地位低下，但据奥萨玛所说，伊斯兰和十字军的女子在危急时刻都会披上盔甲，奔赴沙场与敌作战。梅利桑德没有忘记自己的亚美尼亚血统。埃德萨失守之后，她将亚美尼亚难民安置在耶路撒冷。1141年，亚美尼亚人开始在靠近王宫的地方重建圣雅各大教堂。
[2] 埃莉诺一离婚，就与诺曼底公爵兼安茹伯爵亨利结了婚。亨利是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的孙子，他很快便即位为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两人的孩子包括约翰王以及未来的十字军领袖狮心王理查。
[3] 至少看起来，安德罗尼库斯爱狄奥多拉的时间要比爱其他人长，当狄奥多拉被皇帝俘获时，安德罗尼库斯屈膝投降，并得到赦免。皇帝死后，这个荒唐卑鄙的无赖在1182年攫取了权力，成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最无耻的皇帝之一。在他的黑暗统治时期，他杀死了大部分皇室家族，包括女人。六十五岁时安德罗尼库斯依然有孩童般的英俊外貌，他娶了一个十三岁的公主。当安德罗尼库斯被推翻下台后，暴民们用最骇人听闻的方式将其拷打致死。他的一只胳膊被砍掉，一只眼睛被挖出，头发和牙齿被拔掉，脸被按进滚沸的水中以毁灭他那著名的容貌。狄奥多拉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4] 当时在康布雷出版的较实事求是的耶路撒冷地图上，还能看到这座宫殿。狄奥多里希见到该宫殿是在1169年，十字军占领这座宫殿是在1229年，但后来它就消失了，很可能是在1244年被突袭的花剌子模土耳其人（Khwarizmian Turks）所毁。1971年和1988年，在曾经的亚美尼亚花园和土耳其兵营下，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的部分地基。
[5] 紧随迈蒙尼德之后，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雅明来到耶路撒冷。在本雅明逗留期间，工匠们在给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处”修缮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大洞穴，当时人们称颂此乃大卫王的陵墓。十字军在此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在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这座纪念碑变得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同样神圣。本雅明声称他借道去了伊拉克，不管真假与否，他记载了在巴格达上演的戏剧中，一个名叫大卫·埃尔雷伊（意为“大卫王”）或者阿尔罗伊的年轻犹太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此人允诺将带着当地的犹太人飞去“征服耶路撒冷。”巴格达的犹太人站在屋顶上等待着，但从未等到飞上天的那一刻，他们的邻居感到很好笑。阿尔罗伊后来被刺身亡。本杰明·迪斯累利于19世纪造访耶路撒冷后创作了小说《阿尔罗伊》。
[6] 伊斯兰清真寺下面的犹太会堂一直维持了四百年，后来，十字军把紧挨着西墙的地道中的“洞穴”封上，将其改造为一个蓄水池，所以迈蒙尼德不大可能在那儿祈祷。
25 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阿莫利国王任命提尔的威廉做他儿子鲍德温的家庭教师，威廉对这位王子充满了敬意：这个男孩，当时大约九岁，在我的关心和指导下学习人文学科。我不遗余力地教导这个王家学生。他相貌清秀，学习文学时有长进，而且我越发肯定他会养成让人喜爱的性格。他是个优秀的骑士，天才毕露，记忆力出众。
“正像他的父亲，”威廉补充道，“他急切地想学历史，乐于听从好的建议。”——这无疑是指威廉的建议。男孩也很贪玩，他的老师因此发现了他的问题。
像顽皮的男孩一样，他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孩童们开始互相掐对方的胳膊和手，但鲍德温总是忍着不出声，好像他没有任何感觉。多次打闹之后，有人将此告知了我。我叫来鲍德温，发现他的右胳膊和手相当麻木，我开始不安起来。男孩的父亲知道了，叫来医生诊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定这只是早期症状，忍不住要掉下眼泪。
鲍德温四世的病
威廉那讨人喜欢的学生得了麻风病[1]——他还是危机四伏的王国的继承人。1174年5月15日，叙利亚和埃及的强人、新一场圣战的决策者努尔·丁死了。即使是威廉也忍不住称颂他是“公义的国王与虔信之人”。
趁努尔·丁逝世的良机，阿莫利迅速北上，但7月11日，他得了痢疾。阿莫利才三十八岁，就在阿拉伯医生和法兰克医生争论该如何治疗时，他死在了耶路撒冷。“讨人喜欢的”新国王鲍德温四世在威廉的教导下，学习出类拔萃，但他必须忍受这样那样的治疗——放血，用“撒拉逊药膏”外敷，灌肠。一个叫阿布·苏莱曼·达乌德的阿拉伯医生负责他的健康，当病情加重时，达乌德的兄弟教鲍德温学会了单手骑马。
这位命中注定的年轻国王虽身处险境，却更加无畏和优雅，堪称难得。他那尽职尽责的老师也在精心照看着国王。“日复一日，他的境况更糟糕了，他的脸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以至于那些忠诚的追随者看到他时，都深感同情。”鲍德温还未成年就离开了母亲，但现在声名不佳的阿格尼丝回到了儿子身边，她总带着儿子与敌人战斗。但她很不明智地将国王交给了一个傲慢的大臣，后者正担任总管，当此人在阿克被暗杀后，耶路撒冷的局势就好似一个没落的黑手党家族正在遭受威胁。
国王的堂兄弟、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伯爵要求担任摄政王，以稳定局势。他任命王室家庭教师威廉为自己的内臣，但战略上的不利一直困扰着耶路撒冷，现在这种不利更加明显了：开罗强人萨拉丁夺取了大马士革，一步步稳扎稳打将叙利亚、埃及、也门以及伊拉克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一个强有力的苏丹治下，这样就形成了对耶路撒冷的包围之势。的黎波里的雷蒙德，稳健的黎凡特王朝统治者，说阿拉伯语的他与萨拉丁达成停战协定以拖延时间，但这当然也给了萨拉丁喘息的机会。
鲍德温突袭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展示自己的决心。但他的病反反复复，权贵们围着病床争吵不休。圣殿骑士团的领袖逐渐骄横抗命起来；此时医院骑士团又私自发动了对大主教的战争，甚至向圣墓大教堂发射了火箭。其间，又新来了一支队伍，其领袖老牌骑士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ld of Chatillon），是卡拉克和外约旦勋爵。雷纳德率军驰骋于约旦，他财大气粗，显得咄咄逼人、不可一世。
萨拉丁开始试探王国的虚实，他进攻阿什克伦，直奔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居民惊慌失措，逃进了大卫塔。阿什克伦即将失守。但1177年11月底，麻风病国王、雷纳德以及数百骑士袭击了萨拉丁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部蒙吉萨的两万六千人的军队。因真十字架和圣乔治的踪迹出现在战场，军心大振，鲍德温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麻风病国王高奏凯歌而归，萨拉丁却骑着骆驼逃了回去。但这位苏丹依然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而且很快他又招募了一支军队。
公元1179年，在一次对萨拉丁统治下的叙利亚发起的突袭中，鲍德温遭受伏击。他的马受惊脱缰，多亏了年老的侍卫舍命相救，他才得以逃脱。凭借着特有的胆识，他很快便重整旗鼓以抵抗萨拉丁。在利塔尼河附近，他并未骑马，且暴露无遗：当时的他已愈加麻痹，不能再骑马。一个骑士不得不背着他离开了战场。年轻的国王从未结婚——据说麻风病会通过性行为传播，而且他现在几乎不能领兵打仗。他向法国的路易七世诉说着忧愁，希望欧洲能来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对路易七世说：“身体有恙无助于施政，但愿我身上这种乃缦（Naaman）的病能治好，但我发现没有以利沙（Elisha）来为我治病。[2]当阿拉伯人气势汹汹地逼近耶路撒冷时，一个如此虚弱的人不适合指挥作战。”国王病得越重，夺权斗争就越激烈。国王的病弱与政治和道德的腐败相互映衬。当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和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率领一支队伍奔驰耶路撒冷时，国王生气地怀疑这是场政变，并再次与萨拉丁言和以拖延时间。
主教死后，王太后阿格尼丝没有选择提尔大主教威廉，而是任命凯撒利亚的赫拉克利乌斯为耶路撒冷大主教，据说赫拉克利乌斯是她的情人。穿着名贵的绸缎，全身珠光宝气，浓重的香味如云雾般缭绕，基督教会的这名男宠包养了纳布卢斯一个布料商的妻子帕斯基亚·里韦里做他的情妇。里韦里现在移居到了耶路撒冷，并为赫拉克利乌斯生了一个女儿：耶路撒冷人叫她“大主教夫人”。
国王快要死了，阿格尼丝得赶快选定继承人。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阿格尼丝顺势安排国王的妹妹、女继承人西比拉和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成婚。现年二十七岁的居伊光彩照人，是阿格尼丝最新的一个情人王室总管的弟弟。西比拉公主是个年轻的寡妇，在第一场婚姻中育有一子，她是唯一一个乐意成全这桩婚事的人。在多数贵族中间，西比拉的新夫君似乎既不老练，也不显赫，不足以克服耶路撒冷当下的危机。居伊现在已经是雅法和阿什克伦伯爵，也是出身名门的帕蒂瓦贵族，但他实在难以服众。在王国最需要统一和联合时，他分裂了王国。
卡拉克的雷纳德破坏协定，袭击了前往麦加朝圣的队伍。对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没有什么义务比保护朝圣更加神圣。萨拉丁怒不可遏，但接下来，雷纳德又组建了一支船队，一路奔袭到了红海，并在离麦加和麦地那最近的海岸登陆。深入敌境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却又充满危险的游戏，雷纳德在陆上和海上都吃了败仗，萨拉丁下令将俘虏的法兰克水手在麦加城外公开斩首。萨拉丁随后从他那扩张中的帝国又招募了一支军队。说起雷纳德，萨拉丁就会用自己特有的话语诅咒道：“得让这个卡拉克暴君鲜血流尽。”
此时的鲍德温“已病入膏肓，手脚都不能动”，他在一次发烧中病倒了：他任命居伊为摄政王，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封地。[3]直到1183年9月萨拉丁入侵加利利，居伊才从自己的升迁中获得荣耀。居伊召集了一千三百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队伍行至希弗里亚的温泉附近，不知是怯战还是无力，他们并没有向萨拉丁发动进攻。萨拉丁最后穿过约旦河，攻击了卡拉克要塞。鲍德温下令在大卫塔燃起烽火，向卡拉克释放信号，说援军正在赶来。勇敢而又令人悲伤的麻风病国王此时正躺在担架上，他眼睛失明，身体丑陋且日渐虚弱，却仍率领着军队前去解救卡拉克。
回师后，国王将居伊免职，任命雷蒙德为摄政王，并将自己八岁的外甥、西比拉的儿子加冕为鲍德温五世。加冕完毕后，小孩由个子最高的贵族、伊贝林的贝里昂抬着从圣墓行至圣殿。1186年5月16日，二十三岁的鲍德温死去。新继位的孩童国王鲍德温五世在位仅一年就死去了，他的遗体被放在豪华的石棺中，石棺上绘有基督画像，两侧有天使画像，还有叶形图案装饰。
耶路撒冷需要一位成年人来做统帅。在纳布卢斯，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其他贵族联合起来阻止居伊回来，但在耶路撒冷，王位归属于西比拉，她现在成了摄政王后。西比拉劝说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给自己加冕，并答应与居伊离婚，另选新王。但在加冕礼上，西比拉召来居伊陪在她旁边，并为其加冕。她骗过了所有人。但新国王和女王无力约束卡拉克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的首领，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首领都按捺不住要与萨拉丁一战。雷纳德不顾停战协定，伏击了从大马士革到麦加朝圣的队伍，擒获了萨拉丁的妹妹，并嘲弄穆罕默德，拷打俘虏。萨拉丁向居伊国王索要赔偿，但雷纳德没有答应。
5月，萨拉丁的儿子突袭加利利，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鲁莽地予以回击，但他们在克雷森泉被萨拉丁血洗，只有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和三名骑士脱逃，这场灾难带来了短暂的统一。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公元1187年6月27日，萨拉丁率领三万大军向提比里亚进发，他希望引诱法兰克人出战，借此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圣战”。
居伊国王召集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向加利利的希弗里亚进发，但在耶路撒冷国王的红色帐篷里开会时，居伊面临了极难的抉择。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力主按兵不动，尽管他的妻子被困在提比里亚。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则视雷蒙德为叛徒，并要求一战。最终，居伊上勾了。他率军穿越赤日炎炎的加利利山区，却被萨拉丁的军队拖得筋疲力尽。酷热将部队压垮了，口渴使部队陷入瘫痪。居伊在双峰的哈丁角火山高原上驻扎下来，然后四处找水，但那儿的井都干涸了。“啊，上帝，”雷蒙德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完蛋了，王国垮台了。”
7月4日星期六清晨，十字军一觉醒来，就听到山下穆斯林军营里传来的祈祷声。夏日酷热下，他们已口渴难耐。穆斯林点着了低矮的灌木丛，很快大火便包围了他们。
* * *
注释
[1] 麻风病并不少见，耶路撒冷有自己的圣拉撒路骑士团来诊治得了麻风病的骑士。麻风病很难发现：儿童必须得过几个月才能被发现患病，这可能是与患有轻微症状的乳母接触所致。麻风病由细菌引起，通过汗液和肢体接触传播。鲍德温正处于青春期，所以容易患上结节型麻风。在电影《王者天下》（Kingdom of Heaven）中，鲍德温戴着面具，遮住了自己那严重毁容、没有鼻子的脸庞。但实际上，作为国王，鲍德温拒绝掩饰自己的容貌，即使疾病将他变得面目全非。
[2] 乃缦为《圣经》中的人物，患有麻风病。以利沙是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门徒，继以利亚之后为先知，他治好了乃缦的麻风病。——译注[3] 此时，提尔的威廉“对巨大的灾难感到心力交瘁，对现实感到愤恨，决定抛弃笔杆子，永不再著述写作，因为对任何事件的记载只会带来悲伤和泪水。我们没有勇气继续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应保持克制”。他的十字军国家编年史留存下来，而他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则遗失了。威廉与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展开争论，后者将他开除教籍，威廉向罗马教廷上诉。但是动身前往意大利时他却病死了——可能是被毒害的。1184年，拿着耶路撒冷钥匙的赫拉克利乌斯前往英格兰和法国，他要求两国推举一位男继承人接替麻风病国王，或者至少提供一笔款项和一些骑士。他企图取悦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约翰想接替耶路撒冷王位，但他的父亲没有同意。约翰就是日后有名的“软剑（Softsword）”，还是英格兰最昏庸无能的国王之一，很难想象他能拯救耶路撒冷。
26 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整夜未眠，他趁夜组织兵力和补充给养，部署军队的两翼。他已将法兰克人层层包围，这位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决心不浪费这次机会。萨拉丁的多国部队中有库尔德军团、阿拉伯军团、土耳其军团、亚美尼亚军团以及苏丹军团，这令人惊叹的景象，可高兴坏了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他兴奋地写道：嘶鸣的战马汇聚成一个不断扩张的海洋，刀剑、铠甲和铁尖长矛就像点点繁星，新月形的剑、也门尖刀、黄色的旗帜，还有像海葵一样的红色军旗。身披的甲胄好似波光粼粼的水池，锃光白亮的剑好比潺潺小溪，蓝色的、饰有羽毛的弯弓宛若飞翔的鸟儿，闪亮的头盔下面是精瘦彪悍的战马。
黎明时分，萨拉丁在大本营骑上马，在年轻的儿子阿夫达尔（Afdal）的陪同下，由那些忠心耿耿的土耳其马木鲁克（奴隶士兵）保护着，下令开始发起进攻。面对法兰克人如雨点般的弓箭，萨拉丁下令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发起猛攻，以阻止法兰克人的重装部队靠近。对居伊来说，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持住由配备盾牌的步兵拱卫骑兵的阵势；而对萨拉丁而言，要想击垮敌人，必须将二者分开。
这时，阿克大主教在国王面前举起了真十字架，居伊的军队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但很快，口干舌燥的法兰克士兵便逃往高地，这就使骑兵部队暴露在了敌人面前。居伊的骑兵发起了猛攻。当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伊贝林的贝里昂向苏丹的军队猛攻时，萨拉丁只是命令自己的侄子塔基丁（Taki al-Din）指挥右翼，向敌军敞开阵地：十字军见状猛扑过来，但穆斯林军队开始不断收缩包围圈。穆斯林的弓箭手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弓箭手通过“像蝗虫一样的箭雨”来射杀法兰克人的战马，使得法兰克骑兵寸步难移，“他们的坐骑成了刺猬”。“这天，天气奇热”，居伊的士兵没了战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因口渴而嘴唇肿胀，枯木燃起的大火又折磨着他们。此时，军心动摇，山穷水尽，居伊的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总之他的指挥已尽数失灵了。
居伊率军向哈丁角的一座山峰撤退，在那里搭起他的红色营帐。他手下的骑士们聚在他周围准备背水一战。“当法兰克国王撤向山顶时，”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回忆道，“他的骑士们发起了勇猛的攻击，将穆斯林赶回到我父亲的营地。”一时间，法兰克人的勇敢似乎要威胁到萨拉丁本人。阿夫达尔看到父亲有些沮丧：“他脸色变了，抖动着胡子，然后冲向前大喊道：‘给魔鬼点颜色看看！’”穆斯林发起反击，击溃了十字军：“他们向山上撤去，当我看到法兰克人溃逃时，我欢欣地喊道：‘我们打败了他们！’”但“口渴难耐”的十字军“又来进攻，并把我们的军队击退到我父亲站立的地方”。萨拉丁召集部下，重新击退了居伊的进攻。“我们打败了他们！”阿夫达尔再次大喊道。
“别闹了！”萨拉丁不耐烦地说道，同时指着红色营帐说：“只要这顶营帐还在，我们就不能说已打败了他们！”这时，阿夫达尔看到营帐被推倒了。阿克大主教被杀死，真十字架也被抢走了。在王室营帐四周，居伊和他的骑士们筋疲力尽，他们无助地连人带盔甲倒在地上。“然后，我父亲从马上下来，”阿夫达尔说道，“他的头垂向地面，流着欢欣的泪水向真主致谢。”
萨拉丁将审判所设在他那华丽大营的前厅，他手下的埃米尔押来俘虏。大营一搭起，萨拉丁就在这里接见了耶路撒冷国王和卡拉克的雷纳德。居伊口渴得要命，萨拉丁就给了他一杯用黑门山的冰雪做成的雪酪。国王解了渴，将雪酪递给雷纳德，这时萨拉丁说道：“你给他水喝，可我不给。”阿拉伯人没给雷纳德任何款待和保护。
萨拉丁骑上马出去与部下共同庆贺，接着开始巡视战场。“死人的胳膊和腿赤条条、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尸体遍体鳞伤，四分五裂，眼珠子被挖了出来，肚子破裂，许多身体被剁成两截。”这是中世纪战场的大屠杀。回来后，苏丹叫来了居伊和雷纳德。他让国王在大营前厅等着，只让雷纳德进来。“真主让我得胜，”萨拉丁说，“你已经食言多少次了？”
“贵族们总是这样处事。”雷纳德挑衅般地回应道。
萨拉丁要求雷纳德皈依伊斯兰教，雷纳德轻蔑地拒绝了。随后苏丹操起一柄短弯刀，从雷纳德的肩膀下手，劈掉了他的胳膊。最后由卫兵们将雷纳德处决。被砍掉头的雷纳德首先被拖着从居伊身旁经过，随后被扔出营帐外。
耶路撒冷国王被引入大营。“国王杀死国王不符合惯例，”萨拉丁说，“但这个人触犯了底线，所以他罪有应得。”
第二天上午，萨拉丁从部下那里购买了所有两百名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骑士，每人购价五十第纳尔。基督徒武士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但几乎无人同意。萨拉丁从苏菲派潜修者和伊斯兰学者中征召了一些志愿人员，他命令这些志愿人员杀死所有的骑士。大多数志愿者乞求特权，他们不想做这种事；也有少数人由于害怕而找到其他人来顶替自己施刑，以免自己因行动笨拙而遭人嘲笑。萨拉丁站在高台上，看着这些外行的刽子手不情愿地将耶路撒冷残存的最后的强大力量摧毁。尸体留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甚至一年过后，战场上仍旧“覆盖着他们的骨头”。
萨拉丁让耶路撒冷国王带着真十字架回到大马士革，居伊有气无力地将真十字架倒挂在长矛上。随行的俘虏太多了，萨拉丁的一个仆人看到“一个人用搭帐篷的绳子拴着三十个俘虏行走”。这些法兰克奴隶售价仅每人三第纳尔，一只鞋就能换来一个奴隶。
苏丹自己继续向其他十字军国家发起征服行动，占领了沿海城市西顿、雅法、阿克和阿什克伦，但没能夺取提尔。当时，勇敢的蒙费拉侯爵康拉德（他的兄弟和西比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及时赶到，解救了这个关键的要塞港口。然而，萨拉丁手下的埃及总督，他自己的兄弟萨法丁（Safadin）劝说他尽快向耶路撒冷进发，以免在夺取圣城前病倒：“如果你在今晚死于绞痛，耶路撒冷就会继续控制在法兰克人手里。”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公元1187年9月20日星期天，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他先在大卫塔西边安营扎寨，随即又移驻东北方，也就是当年戈弗雷攻城之处。
城内挤满了难民，但仅有两名骑士在主教和耶路撒冷两位王后的率领下出城抵抗，这两位王后分别是西比拉和阿莫利国王的遗孀玛丽亚，玛丽亚现在嫁给了伊贝林的贝里昂。赫拉克利乌斯很难找到哪怕五十个人去守卫城墙。所幸伊贝林的贝里昂及时赶来，经由萨拉丁提供的安全通道，救出了他的妻子玛丽亚王后和他们的孩子。贝里昂曾向萨拉丁允诺放弃抵抗，但眼下耶路撒冷人恳求他指挥军民。贝里昂对此无法拒绝，他像一个骑士写给另一个骑士那样向萨拉丁写信表示歉意，萨拉丁也谅解了他的失信。苏丹甚至安排专人护卫玛丽亚和她的孩子们，给他们穿上珠光宝气的礼袍，并用盛宴招待他们。苏丹把孩子们抱到膝上，继而哭了起来，他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耶路撒冷了。“世间万物原本都只是暂时地借予我们而已。”他喃喃自语道。
贝里昂[1]将年满十六岁的贵族子弟和三十名市民封为爵士，武装每个男子并发起进攻。当萨拉丁发起攻城战时，妇女们聚集在圣墓大教堂祈祷，她们剃掉头发以求赎罪，修士和修女则在城墙下赤脚游行。到9月29日，萨拉丁的工兵部队已挖到城墙之下。法兰克人准备一死以求成为圣洁的殉道士，但赫拉克利乌斯并不主张如此，他宣称这样将导致妇女成为哈莱姆女奴[2]。叙利亚的基督徒憎恶拉丁人，他们赞成向萨拉丁敞开城门。30日这天，当穆斯林军队向耶路撒冷发起进攻时，贝里昂来到萨拉丁的大营进行谈判。苏丹的旗帜甚至已在城墙上升起，但他的军队被击退了。
“你们是怎样杀死耶路撒冷人，将他们变身为奴，并实施种种暴行的（指1099年十字军所犯罪行），我们也将怎样对待你们。”萨拉丁对贝里昂说。
“苏丹，”贝里昂答道，“耶路撒冷城内我们的人数众多，如果我们眼见死亡在所难免，那我们就将杀死我们的孩子和妻子，将圆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夷为平地。”
有所顾虑的萨拉丁同意和解，他慷慨地释放了王后西比拉和雷纳德的遗孀，但剩下的耶路撒冷人则要么被赎回，要么被变卖为奴。
萨拉丁其人
萨拉丁绝不像19世纪西方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自由的绅士，他的傲慢自大赛过野蛮的法兰克人。但依中世纪那些帝国创建者的标准来看，他所获得的声誉实至名归。当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儿子他是如何建立帝国时，他说：“靠劝诱民众，我才有了今天。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手掌，所以不要对任何人心怀怨恨。要和民众和睦相处。”萨拉丁貌不惊人，看起来还算朴实。在耶路撒冷，当一个侍卫骑马经过一个小水坑，弄脏了他的丝绸袍子时，萨拉丁只是突然大笑起来。他非常清楚自己能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也会轻易就身败名裂、一溃千里。尽管他的崛起充满了血腥，但他厌恶暴力。他劝告自己最宠爱的儿子扎希尔（Zahir）：“我警告你，要远离杀戮，不能沉湎于此，养成痼疾，因为鲜血只能招致更多杀戮。”曾有突袭的穆斯林从一个法兰克妇女那儿偷偷抱走一个婴儿，当那个妇女穿过火线来向萨拉丁哭诉时，萨拉丁伤感落泪。他立即找到婴儿，还给了这位母亲。还有一次，当一个儿子要求杀掉一些法兰克俘虏时，他训斥了儿子，阻止他去杀人。
优素福·伊本·阿尤布（Yusuf ibn Ayyub）于1138年出生在提克里特（Tikrit，位于今天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也出生于此），他是一个富裕的库尔德军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和叔叔谢尔库赫曾效力过赞吉和努尔·丁父子。他自小在大马士革长大，过着声色犬马、耽于享乐的生活。他在烛光中与努尔·丁一起打马球，后者派他担任大马士革的警卫司令。他研读《古兰经》，也琢磨纯种良马。在攻打埃及的战斗中，努尔·丁派遣谢尔库赫与优素福一道出征，优素福时年二十六岁。
库尔德人的这叔侄俩率领仅有两千人的外国骑兵，重振了低落的士气，成功地从法蒂玛王朝和耶路撒冷军队手里夺取了埃及。1169年1月，优素福给自己取了个尊贵的名字“萨拉丁”，[3]并暗杀了宰相，他的叔叔谢尔库赫继任此位。但谢尔库赫很快便死于心脏病发作。三十一岁的萨拉丁由此成为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任宰相。1171年，最后一任哈里发去世，萨拉丁推翻了什叶派在埃及的统治（此后一直由逊尼派掌权），在开罗血洗了坐拥一方的苏丹卫队，同时将麦加、麦地那、突尼斯和也门纳入了自己那日益庞大的版图。
1174年努尔·丁死后，萨拉丁北上攻取大马士革，逐渐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收入囊中，这两部分疆域的中间地带就是今天的约旦，当时约旦被部分控制在十字军手中。攻打耶路撒冷不仅是出色的宗教行为，也是不错的帝国政治策略。萨拉丁偏好大马士革，而把埃及视为摇钱树。“埃及好比是一个妓女，”他开玩笑说，“她要和我那忠诚的妻子（大马士革）争风吃醋。”
萨拉丁并不是独裁者。[4]他的帝国是贪婪的总督、反叛的王公贵族以及野心勃勃的兄弟、王子和侄子们拼凑起来的。萨拉丁赐予这些人领地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税款和兵力。他总是缺钱少兵，只是由于个人魅力，才能将这一切维系在一起。萨拉丁经常被十字军打败，算不上一个杰出的统帅，但他“不喜女色，不好玩乐”，能坚持到底。萨拉丁大半生都在对付其他穆斯林，但眼下，他的个人使命是夺取耶路撒冷，赢得圣战，他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我抛却了尘世的享乐，”他说，“我已享尽了荣华富贵。”
在战争期间于海边散步时，萨拉丁告诉手下大臣伊本·沙达德：“我时常这样想，当真主允许我征服海岸的其余地方时，我将分割自己的土地，立下誓约，乘船在这片海域驰骋征服，直到有一天，世上不再有人拒绝真主——也许我会在途中死去。”但他比法蒂玛王朝更为严厉地推广伊斯兰教。当听说有个年轻的伊斯兰异端者在自己的地盘上宣教时，他下令将那人钉死并暴尸数日。
最令萨拉丁高兴的是晚上与身边的将军和学者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接见使者。他欣赏学者和诗人，而且若少了奥萨玛·本·蒙奇德，他的宫廷就不完整了。奥萨玛·本·蒙奇德时年约九十岁，他忆起“萨拉丁如何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由于他的好心，我才从不幸的深渊中得到解脱，他待我如同家人”。萨拉丁是个跛子且经常生病，有二十一个医生照料他——八个穆斯林、八个犹太人（包括迈蒙尼德）和五个基督徒。当苏丹站起来做祈祷或下令点着蜡烛时，他身边的侍从就知道夜晚结束了。萨拉丁洁身自好、无可指摘，但他那些耽于享乐而又野心勃勃的亲属却远没有他的克制与约束。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据讽刺作家瓦赫拉尼（al-Wahrani）说，年轻的贵族们举办狂欢会时，主人会脱了衣服趴在地上跑，像狗一样大叫着，并从舞女的肚脐上舔一口酒，而此时清真寺里却结满了蜘蛛网。在大马士革，阿拉伯人抱怨着萨拉丁的统治，作家伊本·乌南（Ibn Unain）嘲笑萨拉丁手下的埃及官吏，尤其是黑苏丹人：“如果我是个脑袋像大象的黑人，有着肥胖的前臂和硕大的阳具，那你就会看到我的需求。”对这种无礼之人，萨拉丁判决其流放。
萨拉丁的侄子塔基丁是他手下最天才的统帅，但也是诸王子中最有野心、最为放荡的。他的嗜好可谓臭名昭著，据说他说话“比妓女拖鞋的敲拍声还好听”。讽刺作家瓦赫拉尼不无嘲讽地劝说塔基丁：“哪一天你赋闲了，你可以尽情搜罗摩苏尔的妓女、阿勒颇的皮条客以及伊拉克的歌女，并且不必为此忏悔。”
由于纵欲过度，塔基丁开始变瘦，出现精力不振和阳痿的症状。他向犹太医生迈蒙尼德咨询，后者曾告诫他不能“暴饮暴食和房事过度”，但迈蒙尼德诊治王公贵族时态度有所不同。这位宫廷医生给萨拉丁的侄子写了一本名叫《论性交》（On Sexual Intercourse）的书，开的处方讲求适可而止，比如饮酒要适量，所交女子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年幼。要喝一种用牛舌草调制成的鸡尾酒，以及一种中世纪治疗阳痿的“奇异秘方”：在房事前，将一种用橘黄色的蚂蚁调制成的油涂抹在阳具上并按摩两小时。迈蒙尼德保证，这样房事后勃起仍会持久。
萨拉丁宠爱塔基丁，将其提拔为埃及总督。但塔基丁企图开创自己的地盘，为此萨拉丁震怒不已，便将其调往伊拉克管辖那儿的一大片地区。眼下，兴高采烈的塔基丁以及萨拉丁的大部分亲属来到了耶路撒冷，庆祝耶路撒冷的解放。
萨拉丁的城市
萨拉丁看着拉丁基督徒永远地离开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必须出钱赎人，男子每人十第纳尔，女子五第纳尔，儿童一第纳尔。没有付钱凭据谁也不得离开，萨拉丁的部下靠收受贿赂发了财，基督徒被装在篮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或者靠伪装逃跑。萨拉丁对钱不感兴趣，尽管他获得了二十二万第纳尔，但大部分钱财去向不明。
数以千计的耶路撒冷人因付不起赎金而被变卖为男奴或女奴。贝里昂出资三万第纳尔赎回了七千名贫穷的耶路撒冷人。苏丹的兄弟萨法丁提出将一千名境况悲惨者释放，于是萨拉丁将他们平分给了贝里昂和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穆斯林吃惊不已地看到后者付了十第纳尔后，带着几车金银和地毯离去。“有多少洁身自好的女子受到侮辱，适婚的女孩遭到强娶，处女被羞辱，自重的女性被夺去贞操，可爱女子的红唇被吻，不听话的变得服服帖帖，”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回忆道，“有多少贵族将她们纳为妃妾，有多少贵妇被贱价出卖！”
在苏丹的注视下，排成两队的基督徒回头看了最后一眼，他们为失去耶路撒冷而哭泣。他们在思忖：“她是众城之中的女强人，现在却成了奴婢和侍女。”
10月2日星期五，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下令清除圣殿山即穆斯林所称的谢里夫圣地里的异教痕迹。在“真主万岁”的欢呼声中，悬挂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十字架被扯了下来，并被拖着在城内行进，最后十字架被捣烂，耶稣的画像被撕碎，岩石圆顶清真寺北边的修道院被拆除，阿克萨清真寺内的小卧室和小套间也被拆毁了。萨拉丁的妹妹用骆驼队从大马士革运来了玫瑰香水。苏丹本人和他侄子塔基丁亲自用玫瑰水擦洗圣地的庭院，贵族和埃米尔也在一旁大清扫。萨拉丁从阿勒颇带来努尔·丁的木刻讲经坛，并将其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这一放就是七个世纪。
苏丹并没有过多地破坏或重建，而是将十字军留下的建筑改头换面，进行粉饰，并沿用十字军那华丽的装饰，使用叶形图案、柱顶和叶形装饰。敌方建筑的风格强烈地体现在萨拉丁的建筑上，以至于很难分辨哪座是十字军建造的，哪座是萨拉丁建造的。
从开罗到巴格达，每个受尊敬的成员，包括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学者，都想要在星期五的祈祷会上祷告。萨拉丁挑中了阿勒颇的法官，给他穿上黑色的礼袍。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讲道，颂扬伊斯兰耶路撒冷的美德。通过“解放麦加的兄弟圣迹”，萨拉丁成了“驱散黑暗照亮每个黎明的阳光”。随后，萨拉丁步行来到了岩石圆顶清真寺，他将之比作“伊斯兰图章戒指上的宝石”。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爱“如山一般高大”。他的使命是造就一个伊斯兰的耶路撒冷，他考虑着是否要摧毁这块粪堆——圣墓大教堂。一些王公贵族要求将其拆除，但萨拉丁觉得不管圣墓大教堂是否还在那儿，这块地方仍然是神圣的。萨拉丁援引公正者欧麦尔的先例，仅仅将教堂关闭了三天，就把它交给了希腊东正教会。总的来说，他对大多数教堂持宽容态度，只是一门心思要削弱基督徒居住区的非伊斯兰特征。教堂再次被禁止敲钟，取代教堂钟声的是宣礼员的声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数百年直到19世纪为止，基督徒召集会众祈祷只能靠敲击木制钟锤和铙钹。萨拉丁拆毁城外的一些教堂，下令征用了许多知名教堂，并美其名曰“萨拉西叶（Salahiyya）”——他人的捐赠——这些教堂今天还能看到。[5]
萨拉丁给耶路撒冷带来了许多穆斯林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但耶路撒冷不能只有穆斯林，所以他请回许多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存在到今天（他们称自己是“公民”——Kaghakatsi）。此外还有许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以法莲的部族”，来自阿什克伦、也门和摩洛哥。
萨拉丁筋疲力尽，但还是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耶路撒冷，以攻占十字军的最后一些要塞。他占领了阿克这个强大的海军基地。但他从未将十字军彻底消灭：出于骑士精神，他将居伊国王释放，也未能攻下提尔，这给基督徒留了个活命的港口，使他们得以发起反攻。或许是他低估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应：耶路撒冷失守的消息震惊了从国王、教皇再到骑士和平民的欧洲广大阶层，他们组织起一支新的强大的十字军，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萨拉丁犯下的错误将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元1189年8月，居伊国王率领一小股军队出现在阿克城外，随后便开始围攻阿克。萨拉丁并没把居伊的这种英勇行为放在眼里，他派遣了一队人马，想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歼灭，但居伊挡住了萨拉丁的进攻，并组织十字军开始反攻。萨拉丁包围了居伊，但居伊包围了阿克。萨拉丁的埃及舰队被击败后，乘船而来的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字军加入了居伊的军队。在欧洲，英国和法国国王以及德国皇帝纷纷支持十字军；舰队正在组建，军队被集结起来加入对阿克的作战。这是一场长达两年的血腥战争的开始，很快，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们都加入了战争，他们决心把耶路撒冷重新夺回来。
日耳曼人是急先锋。当萨拉丁听说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正率一支德国军队朝圣地开进时，他召集部下发起圣战。随后，就传来了好消息。
公元1190年6月，巴巴罗萨在奇里乞亚的一条河中溺水身亡，他的儿子、士瓦本的腓特烈公爵将他的尸体煮烂后，用醋浸泡，然后把尸肉埋葬在安条克，率军带着他父亲的尸骨直奔阿克，因为他计划将之葬在耶路撒冷。巴巴罗萨之死演化为带有末世论色彩的传说，据称末日来临时，这位沉睡的皇帝将会复活。士瓦本公爵在阿克城外死于瘟疫，德国十字军随之土崩瓦解。但好几个月绝望的战斗以及数千人死于瘟疫后（包括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和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6]萨拉丁仍接到了坏消息：基督教王国那些骁勇善战的武士正在赶来。
* * *
注释
[1] 小说作品中的贝里昂是电影《王者天下》中的英雄人物（奥兰多·布鲁姆饰演），剧中他与王后西比拉（伊娃·格林饰演）有暧昧关系。
[2] 哈莱姆指旧时穆斯林富人的女眷。——译注[3] “萨拉丁”是十字军对“萨拉赫·迪尼亚尔丁”（意为“世上万神的大爱慈悲”）的简写。十字军把萨拉丁的兄弟叫作萨法丁，萨法丁原名阿布·伯克尔·伊本·阿尤布，他得到一个敬称，即萨法赫尔丁（Safah al-Din，意为“信仰之剑”），而后世史书多以他后来的王室名称阿迪勒（al-Adil，意为“公义者”）来称呼他。萨拉丁的两个近臣为他写了传记，其中他的文书伊马丁写下了《叙利亚的闪电》（The Lightning of Syria）和《关于征服圣城的西塞罗雄辩》（Ciceronian Eloquence on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City），两书以文风华丽著称。1188年，一个从伊拉克来的名叫巴哈尔丁·伊本·沙达德的伊斯兰学者来到耶路撒冷，萨拉丁起先任命他做军队的卡迪（qadi，法官），随后又调任他为耶路撒冷的监管人。萨拉丁一死，他成了萨拉丁两个儿子的首席法官。他写有传记《苏丹轶事与约瑟夫的美德》[Sultanly Anecdotes and
Josephy Virtules ，约瑟夫（Joseph）即优素福（Yusuf）］，对一个顶着压力的军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4] 耶路撒冷有个老人控告苏丹侵夺了自己的财产。萨拉丁从王座上走下来，公平地接受了审判并赢得了官司，但事后他又送给老人大把礼品。
[5] 萨拉丁的宫廷有时设在医院骑士团驻地，有时设在大主教府邸，大主教府邸的屋顶上有一个小木屋，萨拉丁喜欢和身边的随从坐在小木屋一直到深夜。他的兄弟萨法丁住在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中。萨拉丁打算将主教府邸送给自己的萨拉西叶苏菲派女修道院（或称道堂）。今天它仍旧是萨拉西叶道堂（如铭文所写）。主教府邸的卧室带有精致的十字军风格的柱顶装饰，萨拉丁（还有大主教们）曾经在里面睡过，今天则成了领袖阿拉米的卧室，阿拉米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大主教们有特殊的入口，可以从他们的宫殿直通圣墓大教堂，萨拉丁将这些入口封住，但今天从商店的收银台后面仍可看到。萨拉丁还接管了圣母玛利亚教堂作为自己的萨拉西叶医院，并下令将圣安妮教堂设为自己的萨拉西叶马德拉萨（madrassa，即宗教学校）。如今它再次成为教堂，但上面的铭文写着，萨拉丁是“统帅信徒的帝国的复兴者”。
[6] 耶路撒冷新王后是西比拉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她是国王阿莫利与王后玛丽亚的女儿。伊莎贝拉与她丈夫离了婚，后又与蒙费拉的康拉德结婚。康拉德因此成了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
27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公元1190年7月4日，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兰西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解救耶路撒冷。三十三岁的理查刚刚继承他父亲亨利二世的金雀花帝国——包括英格兰和半个法兰西。理查朝气蓬勃，长着红色的头发，体格健壮，与萨拉丁的耐心和谨慎相比，理查显得傲慢和锋芒毕露。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既是个粗俗的游吟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洗掉身上的罪恶，在神职人员面前，他曾赤裸着身子鞭打自己。
阿基坦的埃莉诺最宠爱的这个儿子对女人几乎没多少兴趣，到19世纪，他被说成是一个同性恋者，但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战争才是他真正的爱好，为此他曾无情地勒索英国人出钱给他的十字军，并开玩笑道：“如果有买家，我可以把伦敦卖了。”当英格兰因十字军东征而重燃信仰之火时，[1]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而迫害的最高峰就是约克郡——被称为英国的马萨达——的大规模自杀行为。当时，理查已动身离开，乘船去了耶路撒冷，不管在哪儿上岸，他都把自己打扮成王家武士的典型代表。他总是穿着鲜红的衣服——鲜红是战争的颜色——放肆地挥舞着剑，对众人说那是亚瑟王的神剑。在西西里，他从新即位的国王手里救出了自己的妹妹，寡妇王后乔安娜（Joanna）。之后他率军来到拜占庭贵族统治下的塞浦路斯，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座岛屿，随后又率领二十五艘战舰奔赴阿克。
1191年6月8日，理查率军登陆，加入了法兰西国王的围城战，两军协同作战，关系友善。萨拉丁和朝臣们注视着理查的到来，“这位强大的武士”的“盛大场面”令萨拉丁印象深刻，理查“对战争的狂热”也让他难以忘记。
战场上，瘟疫肆虐，王室的大帐篷、肮脏的小棚屋、灶房、公共浴池以及妓院都爆发了瘟疫。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记述了妓女们是如何勾引穆斯林的。伊马丁到过理查的大营，他极尽色情隐喻描写之能事：他盯着“这些歌女和风骚女子，她们浓妆艳抹，长着蓝色的眼睛和丰满的大腿”，她们“不断做着热火朝天的交易，她们抬高双腿，让腿上的银镯触碰自己的金耳环；她们诱惑刀剑入鞘，让投枪刺向盾牌；她们让鸟儿能用喙啄食，从洞里捕到一只只蜥蜴；她们让人把笔放到砚台上”。
如果连伊马丁也承认“一些愚蠢的马木鲁克偷偷开溜”去调戏这些法兰克风骚女人，那就说明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理查用自身的力量改变了战争的态势。萨拉丁已经病了；很快欧洲的君主们也得了病，但即使在病床上，理查还是无所顾忌地挥舞着弓弩，向敌营射箭。此时，一艘艘战舰正载着精锐的欧洲骑兵前来。
萨拉丁就像“一个孤苦凄凉的母亲一样，骑着马催促部众履行他们的圣战义务”。圣战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心生妒意的腓力二世早早就离开了，理查掌握了指挥权。“只有我统治别人，别人休想统治我”。但他的军队也遭受重创。他提出和谈，萨拉丁派去他那老成而更冷漠的兄弟萨法丁作为特使，这些务实者仍在与所有可充当假想敌的对手作斗争。双方势均力敌，各自派出两万兵力，都想竭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抗命的属下、麻烦不断的贵族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军队。
这时，阿克已难以维持，阿克总督开始谋求投降，“比心不在焉、害相思病的女孩还严重”。萨拉丁别无选择地默许阿克投降，他承诺归还真十字架，释放一千五百名俘虏。但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耶路撒冷。萨拉丁故意拖延时间以离间十字军，他想借此节约军费并延迟对方的行动。但狮心王动了真格，他主动向萨拉丁发起挑衅。
8月20日，理查押送三千名被绑的穆斯林囚徒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以便萨拉丁的军队能够看见。随后理查将男人、女人和儿童统统杀死。这就是传说中的骑士气概。惊恐不已的萨拉丁派出了骑兵，但已为时太晚。随后，他将抓到的所有法兰克俘虏斩首。
五天后，理查进抵雅法海岸，直逼耶路撒冷，他的军中流传着：“保佑我们，圣墓！”9月7日，狮心王发现萨拉丁及其部下正在阿尔苏夫封锁道路。理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大规模的步兵去化解萨拉丁的一次次冲锋，怎样同萨拉丁的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周旋，直到自己能将自身骑兵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理查按兵不动，直到一个医院骑士团的骑兵突然飞奔出战，他才率领所有人马猛攻穆斯林。萨拉丁孤注一掷，将手下的马木鲁克王家卫队派上战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苏丹及时撤了军，用来做“守卫耶路撒冷的储备军”。最危险时，萨拉丁身边只有十七个卫兵。这场战败后，萨拉丁垂头丧气，心痛得不能进食。
萨拉丁骑马回到耶路撒冷过斋月，同时布置防务。理查清楚，既然萨拉丁的军力和帝国毫发未损，那么即使拿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也守不住，所以进行一场谈判是明智的。在致萨拉丁的信中，理查写道：“穆斯林和法兰克人都无力再战，这块土地已变为废墟。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和这些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在，对此我们绝不放弃。”萨拉丁也向对方说明圣城对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对我们而言像对你们一样重要。实际上，她对我们而言要比对你们来说更伟大，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先知夜行登霄，天使们也聚在这里。”
理查急切地想知道对方的虚实。他务实又不乏想象力，遂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把自己的妹妹乔安娜嫁给萨法丁，这样基督徒将得到海岸，进而为夺取耶路撒冷开辟道路，穆斯林占有内陆，而耶路撒冷就是在萨拉丁统治下由国王萨法丁和王后乔安娜共有的都城。萨拉丁答应了，但乔安娜很是气愤：“我怎么可以与一个穆斯林发生关系？”理查说这只是笑话，随后他告诉萨拉丁：“我将把侄女许给你。”萨拉丁感到不解：“我们最好的选择是继续圣战，还是任由自己衰老而亡？”
10月31日，理查慢吞吞地来到耶路撒冷，与老练的萨法丁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壮丽气派的营帐中，双方交换了礼品，相互参加对方的宴会。“我们在耶路撒冷必须要有个立足点。”理查坚持道。理查手下的法国骑士对他的谈判提出非议，他就将一些土耳其俘虏斩首，并凶残地将头颅置于营地周围示众。
危急关头，萨拉丁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那放浪不羁的侄子、一心想自立门户的塔基丁死了。萨拉丁将信藏起来，令属下离开营帐，然后便“痛哭流涕，含泪而语噎”。他用玫瑰香水洗了脸，重新指挥战争：因为没时间去哀悼。萨拉丁视察了耶路撒冷和新组建的埃及守备军。
12月23日，理查挺进到托伦（Le Thoron des Chevalies，即拉特伦）。在这儿，他和妻子、妹妹一同热热闹闹地庆祝了圣诞节。1192年1月6日，冷雨纷纷，道路泥泞，理查行至距耶路撒冷12英里（约19千米）的贝特努巴。法国和英国贵族想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耶路撒冷，但理查劝阻说他的兵力不够因而无法围城。萨拉丁守在耶路撒冷，盼望着雨雪天气能将十字军赶走。1月13日，理查撤了兵。[2]
双方陷入了僵局。萨拉丁调遣五十名石匠和两千名法兰克俘虏来加固耶路撒冷，并将橄榄山脚下约沙法圣母教堂的高层楼房以及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拆解以获取石料。萨拉丁、萨法丁与他们的儿子亲自在城墙上劳作。
其间，理查攻占了阿什克伦，并将其加固。阿什克伦是通往埃及的门户。理查向萨拉丁提议瓜分耶路撒冷，圣地和大卫塔仍由穆斯林保有。但这些磋商的复杂性堪比21世纪的巴以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双方都想占有整个耶路撒冷。3月20日，萨法丁和儿子卡米勒（Kamil）拜访了理查，并向理查主动提出重开圣墓大教堂，归还真十字架：遵照古典骑士的优雅姿态，狮心王给年轻的卡米勒起了个绰号，并给他戴上骑士腰带。
但这般演戏使那些骄横的法国骑士感到不满，他们决心立即突袭耶路撒冷。6月10日，理查率领这些法国骑士回到贝特努巴，继续在那里安营扎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争论了三个星期，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通过外出侦查，理查缓解了紧张局势，并一度逼近蒙茹瓦（Montjoie）。在蒙茹瓦，他从马上下来念诵祷词，并将手中的盾牌举起以遮住耶路撒冷的荣耀。据说他的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我恳求你，在我从敌人手里解救圣城之前，不要让我看到你的圣城！”
狮心王在苏丹的军队中雇了探子，探子现在报信说，萨拉丁的亲王正率领一队援军自埃及而来。理查乔装打扮成贝都因人，派五百名骑士和一千名轻骑兵伏击了埃及人。他将敌军各个击破，并洗劫了车队，缴获三千头骆驼和大量物资——这些物资或许足以支撑他到达耶路撒冷或埃及。“这沉重打击了萨拉丁的内心，”大臣伊本·沙达德说道，“但我试图使他平静下来。”耶路撒冷岌岌可危，萨拉丁心慌意乱，压力陡增。他将城市周围的井投了毒，并让几个儿子统管那些散兵游勇。萨拉丁兵力不足，他焦急地征召萨法丁从伊拉克归来。
7月2日，萨拉丁召开作战会议，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就像理查手下的贵族一样不牢靠。“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会议开头，伊本·沙达德说道，“就是我们所有人聚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准备一死。”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将领们静静地坐着，“似乎有鸟儿在他们的头顶停留”。会议争论苏丹是应该在城内背水一战，还是为避免陷入重围放弃抵抗。苏丹清楚自己如果不亲自出马，手下的追随者将很快投降。最后他说：“你们是伊斯兰的军队，如果你们不战而降，他们将像卷轴一样席卷这块土地，这是你们的责任——为什么这些年你们能享用财富，原因就在这里。”将领们赞成开战，但第二天他们又回来说，害怕重蹈阿克的覆辙而陷入包围之中。出城作战岂不是更好吗？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暂时失去耶路撒冷。将领们坚持认为萨拉丁或他的一个儿子必须得留在耶路撒冷，不然萨拉丁手下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将会火并。
萨拉丁留了下来，而他的探子们提供的情报也使他很清楚理查面临的问题。7月15日是攻克耶路撒冷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将临近，而十字军此时恰好发现了真十字架的另一些碎片，这一奇迹来得正是时候，一时间人心大振。但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兰克人与理查率领的盎格鲁-安茹人却剑拔弩张，他们打着荒唐的标语，唱着下流的小曲，相互嘲笑。理查是个游吟诗人，这时他也写下了一首诗歌讥讽对方。
萨拉丁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对峙：7月3日星期四晚上，伊本·沙达德如此担心，于是他开始祈祷：“我们所在的地方最受保佑，我们能熬过这些日子。”星期五这天，苏丹祈祷时做了两次仪式，他从腰间掏出弓，然后做了两次拜倒于地的祈祷礼。仪式期间，萨拉丁当众痛哭起来。傍晚时分，探子回报说法兰克人正在收兵。7月4日，理查撤兵了。
萨拉丁大喜过望，立刻骑上马去见他最疼爱的儿子扎希尔，在扎希尔双眼间亲吻着，并将其护送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扎希尔和他父亲一同住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住宅里。双方都元气大伤：理查收到消息，他的兄弟约翰一回到英格兰便开始进行反叛。要想保住自己的地盘，理查需要尽快返回家乡。
趁理查麻烦在身，7月28日，萨拉丁出人意料地突袭雅法，在投石机的轰击下，雅法被迅速攻克。当伊本·沙达德与投降者谈判的时候，扎希尔在岗哨上睡着了。突然，狮心王理查乘坐飘扬着鲜红色旗帜的战舰出现在附近海面。他来得正是时候：一部分法兰克人还在坚持抵抗。理查一边发射弓弩，一边涉水冲上海滩——“他的头发是红的，短袍是红的，旗帜也是红的”。理查甚至来不及脱去防水长靴，也没有穿上盔甲，就挥舞起了丹麦战斧。在仅仅十七个骑士和百余个步兵的护卫下，理查带领部下发起了猛烈进攻，他再次夺取了这座城镇。
之后，理查对萨拉丁的大臣取笑道：“你们的苏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我一来，他就跑了呢？我脚上只穿着蹚水用的靴子，连护身的铠甲都没有。”据说萨拉丁和萨法丁给狮心王送去了阿拉伯马作为礼物，但这只是萨拉丁经常使用的缓兵之计，因为不久他们就会发起反攻。理查击退了他们，随后便向撒拉逊人下战书以求一战。他上下挥舞着长矛，在军队中纵马飞奔，但无人敢应战。
萨拉丁下令开战，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拒绝了。震怒之下，他准备将那些抗命不尊的埃米尔按照赞吉的方式钉上十字架。但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并邀请埃米尔享用刚从大马士革运来的多汁可口的杏果。
国王和苏丹之间已陷入拉锯战。“我们两败俱伤。”理查私下对萨拉丁说道。当他们开始和谈时，这两位军阀都已筋疲力尽，病入膏肓，他们的资源与意志也都消耗殆尽。
* * *
注释
[1] 英格兰最古老的酒馆名叫“耶路撒冷纪程（Journey to Jerusalem）”，位于诺丁汉，其历史可追溯至理查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时期。
[2] 1192年4月，理查终于发现，居伊原来是只靠娶了他已过世的、风光不再的妻子，就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他认定蒙费拉的康拉德，即伊莎贝拉王后的丈夫才是耶路撒冷国王。但数天后，康拉德死于穆斯林暗杀组织之手。香槟伯爵亨利是理查和法兰西的腓力的侄子，他娶了耶路撒冷王后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时年二十一岁，怀有康拉德的孩子，康拉德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亨利成了耶路撒冷国王。为补偿居伊，理查把塞浦路斯卖给了他。居伊家族统治塞浦路斯达三个世纪。
28 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苏丹之死
公元1192年9月2日，苏丹和国王达成《雅法协定》（Treaty of Jaffa），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势力范围划分：基督教王国欢欢喜喜地得到了阿克，并将其定为都城；萨拉丁仍占有耶路撒冷，但基督徒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圣墓大教堂。
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萨拉丁遇到他的兄弟萨法丁，萨法丁亲吻大地以感谢真主，他俩还一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进行了祈祷。尽管理查拒绝拜访耶路撒冷，他的骑士还是照旧在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萨拉丁的接见。苏丹向他们展示了真十字架，但从那以后，这件至高无上的遗物就不见了，并永远地消失了。停留耶路撒冷期间，国王的谋士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与萨拉丁谈起了理查，萨拉丁指出狮心王缺乏智慧和分寸。多亏了沃尔特，萨拉丁才允许那些拉丁神父返回圣墓大教堂。当拜占庭皇帝艾萨克·安吉卢斯要求圣墓大教堂归属东正教会时，萨拉丁决定基督徒必须在他的监管之下共享圣墓大教堂，并任命加尼姆·哈兹拉吉领袖为教堂守护人，直到今天，加尼姆·哈兹拉吉的后代努赛贝家族仍在担当这一角色。
理查与萨拉丁此后再未碰面。10月9日，理查坐船去了欧洲。[1]萨拉丁任命伊本·沙达德来监督他在耶路撒冷的规划，沙达德的回忆录里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眼下，萨拉丁去了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安逸的家庭生活在等待着萨拉丁。他有十七个儿子，但现在他已五十四岁，且疲惫不堪。他的儿子扎希尔不想承受与父亲的离别，或许他意识到父子俩以后恐怕难以相聚。令人动容的是，扎希尔反复重复着道别的话语，而后又一次骑马返回亲吻萨拉丁。在宫中，伊本·沙达德发现苏丹正在花园的门廊里和他的一个幼子玩耍，此时法兰克贵族和土耳其埃米尔们正等待着苏丹的接见。
几天后，欢迎完来自麦加的朝圣车队，萨拉丁由于发烧病倒，很可能是得了伤寒。医生为他放血治疗，但病情更加严重了。萨拉丁说需要温水，水送来后他还是嫌冷。“上天哪！”他呼喊道，“没人能把水弄热些吗？”1193年3月3日黎明，在《古兰经》的诵读声中，萨拉丁去世了。“我和其他人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人生。”伊本·沙达德沉吟道：时光如梭，风云人物悄然而去；
往事如烟，所有只是一场梦幻。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接下来的六年里，萨拉丁的儿子们在这种持续动荡的联合中相互争斗，他们那精明的叔叔萨法丁则从中调解。三个最年长的儿子，阿夫达尔、扎希尔和阿齐兹，分别得到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埃及，而萨法丁统治着外约旦和埃德萨。
时年二十二岁的阿夫达尔继承了耶路撒冷，他也很珍惜耶路撒冷。他修建了欧麦尔清真寺，右边紧挨着的就是圣墓大教堂，他将北非人安置在一处马格里布聚居区里，在那儿他修建了阿夫达尔学校（Afdaliyya Madrassa），与西墙仅隔数米。
阿夫达尔嗜酒且无能，他发现很难激发起部众的忠诚。兄弟之间为争夺耶路撒冷混战不休。阿齐兹刚赢得胜利，取得苏丹之位，却在外出狩猎时被人暗杀。还活着的兄弟俩阿夫达尔和扎希尔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叔父，但萨法丁将二人打败并夺取了帝国，当了二十年的苏丹。萨法丁冷酷却又举止优雅，一点也不像萨拉丁：没有一个当时的人用亲和的笔触描写他，但所有人都尊敬他。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很可能是同辈中最有才干的”。在耶路撒冷，萨法丁命人修建了两座门——链门和神迹门，两座门很可能就位于十字军美门的原址——那精致的法兰克建筑装饰来自圣殿骑士团所建的修道院，两座门的特色在于双顶的门廊和柱顶，柱顶上是各种动物和狮子造型石刻：这些仍是通往圣殿山的西入口的重要装饰物。但甚至在他成为苏丹前，1198年，他的次子穆阿扎姆·伊萨（Muazzam Isa，“Isa”就是阿拉伯语中的“耶稣”）即已被赐予叙利亚作为其领地。
1204年，穆阿扎姆定耶路撒冷为都城，将阿莫利的府邸作为自己的私宅。作为自他伯父萨拉丁以来最受欢迎的家族成员，穆阿扎姆平易近人，思想开明。每当为了学习哲学和科学拜访学者时，他都会像个普通学生一样走到学者家里。“我在耶路撒冷见过他，”历史学家伊本·瓦希尔（Ibn Wasil）回忆说，“男人、女人、小孩都抢着要看他，没人会将人群赶走。尽管他大胆且富于幽默感，但他几乎没有要吹嘘卖弄的意思。他骑马时旁边没有王旗跟着，而仅留少数人护卫。他头戴黄色的帽子，穿行在集市和街道，也不用任何人开道。”
穆阿扎姆是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最多的建设者之一，他修复了城墙，建造了七座巨塔，将圣殿山上的十字军建筑改造为穆斯林圣地。[2]1209年，穆阿扎姆将来自法国和英格兰的三百户犹太家庭安置在耶路撒冷。西班牙犹太诗人犹大·哈里兹前来朝圣时，称赞了穆阿扎姆和萨拉丁的王朝，尽管他仍为圣殿哀伤不已：“我们每天都会到外面为锡安哭泣，为她那已被毁灭的宫殿哭泣。我们登上橄榄山，在上帝面前拜倒于地。看到我们神圣的殿堂成了外族的寺院，这是多么深重的苦难。”突然，1218年，穆阿扎姆的江山面临了巨大的危险：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布里埃纳的约翰（John of Brienne）率领第五批十字军进攻埃及。十字军包围了杜姆亚特港。时年七十四岁的萨法丁率军迎战，但听说杜姆亚特的链塔失守时，他溘然长逝。穆阿扎姆急忙从耶路撒冷赶往埃及以帮助自己的兄长，埃及的新任苏丹卡米勒。但兄弟俩惊慌失措，他们两度提出，若十字军离开埃及，他们会将耶路撒冷拱手相让。1219年春天，在这个家族帝国遭遇危难之际，穆阿扎姆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耶路撒冷所有的防御工事拆除。他认为“如果法兰克人占领这些地方，他们将杀死那儿的所有人，并将控制叙利亚”。
耶路撒冷失去防务，人口少了一半——城里的居民成群结队地逃走。“妇女、女孩以及老人聚集在圣地，他们撕扯着头发和衣服，四散而逃”，好像“末日审判”来了。然而十字军愚蠢地拒绝了兄弟俩让出耶路撒冷的提议。随后，十字军便土崩瓦解了。
十字军一走，卡米勒和穆阿扎姆便开始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残酷的战争，而之前，他们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的合作却如此亲密。直到19世纪，耶路撒冷才真正恢复元气。在前前后后的许多传说中，耶路撒冷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城墙。耶路撒冷也即将在一场最虚无缥缈的和平交易中再次易手。
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启示录》中的野兽1225年11月9日，在布林迪西（Brindisi）的主教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娶了时年十五岁的耶路撒冷女王约朗德（Yolande）。婚礼一结束，腓特烈就以耶路撒冷国王的名义开始了他的十字军东征。他的敌人宣称他不单引诱新婚妻子的宫女，还与穆斯林宫女放荡取乐，这震惊了他的岳父——布里埃纳的约翰，也触怒了教皇。但腓特烈已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他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而且他一切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的腓特烈长着绿色的眼睛和姜黄色的头发，一半是德意志人，一半是诺曼人。他在西西里长大，而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他在巴勒莫的王宫那样，将诺曼、阿拉伯和希腊文化融合在一个汇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独特混合体中。由于从小就受环境影响，腓特烈才变得如此不同寻常，他也卖弄着自己的这种特立独行。伴他左右的通常是成群的女眷、各种动物，还有五十个训隼师（他写过一本书《与鸟狩猎的艺术》）、阿拉伯保镖、犹太和穆斯林学者，也经常有苏格兰魔术师和教义解说人。在文化上他肯定比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国王都更黎凡特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西西里残酷地镇压那些阿拉伯反抗者。他会用自己的靴刺将俘获的反抗者首领的肚子撕开。他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但又在卢切拉为他们建了个新的阿拉伯城镇，镇上有专门的清真寺，还有一个他最喜欢住的王宫。他同样也强化反犹立法，但同时资助犹太学者，并欢迎犹太定居者，还一再申明会平等对待他们。
然而是权力而不是玩物丧志消耗了腓特烈，他一生都在守着自己那庞大的遗产，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地中海。他反对教皇，后者曾两次将他开除教籍，指责他反对基督，还用最古怪的诽谤丑化他。有人控告他是秘密的无神论者或穆斯林，称他曾说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他被描绘成一个中世纪的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传闻他曾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密封在一只桶内，以检验他的灵魂能否逃出来；将人的五脏六腑取出，以研究此人的消化能力；还曾将儿童锁在密闭的小房间，以检验他们怎样发展语言能力。
腓特烈将自己和家族的权力看得很重：他其实是个传统的基督徒，他坚信身为皇帝，应该像拜占庭皇帝那样成为全天下无处不在的神圣君主，而且作为十字军的子孙，还是查理大帝的继承人，他必须解放耶路撒冷。他已经两次组织了十字军，但就是迟迟没有动身。
既然他成了耶路撒冷国王，他就要认认真真地计划组织远征了——但肯定是按他自己的喜好来。他将自己那已怀孕的耶路撒冷王后安置在他在巴勒莫的宫殿中，并允诺教皇率军东征——时年十六岁的约朗德在生下儿子后就死了。由于腓特烈是靠联姻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现在王位自然便归他的儿子所有了。但他不想让这些琐事影响自己新的征战。
皇帝希望利用萨拉丁家族的内讧来夺取耶路撒冷，而卡米勒苏丹也曾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让出以换取他支持自己对抗穆阿扎姆——穆阿扎姆现在控制着耶路撒冷。1227年，腓特烈终于出发了，但却因病返回——为此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将他革除教籍，这对一个十字军领袖而言非常不利。他派遣条顿骑士团和步兵先行进发，1228年9月，他在阿克与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穆阿扎姆已死，卡米勒占领了巴勒斯坦，而且他不再提起让城的事。
然而此时，卡米勒不得不与穆阿扎姆的儿子们对抗，再加上腓特烈和他的军队，卡米勒无法应对双重威胁。皇帝和苏丹都太过弱小，无力为耶路撒冷而战，二者于是开始了秘密谈判。
卡米勒像腓特烈一样特立独行。在小的时候，萨法丁的这个儿子就被狮心王亲自封为骑士。皇帝和苏丹在谈判如何共享耶路撒冷时，也争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阿拉伯几何学。“我对耶路撒冷真的不存有野心，”腓特烈对卡米勒的特使说，“我只是想维护自己在基督徒中的名声。”穆斯林想知道基督教是否“对他来说只是个游戏”。苏丹给皇帝送去了舞女，而皇帝也用基督徒舞者招待他的穆斯林客人。主教格罗尔德斥责腓特烈的舞女和杂耍艺人是“名声败坏的人，在基督徒眼里不值得一提”，他肯定要喋喋不休地进行这样的指责。谈判期间，腓特烈带着隼狩猎，诱骗自己的新情妇们，给她们中的某个人写行吟诗：“唉，我觉得即使与自己的女人分离，也能容易地回想起与她厮守时的甜蜜。快乐的歌呵，去往叙利亚有花的地方，到俘虏我心的女子那里。要让那最可爱的女子记住她的仆人，她的仆人将为得到她的爱而受苦，直到仆人做完了所有她吩咐的事。”
当双方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时，腓特烈率军沿着理查当年的路线抵达雅法海岸，对耶路撒冷形成威胁。这一招果然奏效，1229年2月11日，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为换取十年和平，卡米勒决定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连同通向大海的走廊地带割让给他。在耶路撒冷，穆斯林保有圣殿山，而基督徒在法官的监管下可自由出入圣殿山并在那里礼拜。这桩交易忽视了犹太人（他们大部分已逃离此地），但这样的共享主权协议仍然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为大胆的和平协定。
然而，两个世界都惊惧不已。在大马士革，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Nasir Daud）下令举行全国哀悼。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在哭泣。卡米勒强调：“我们只是让出了一些教堂和毁坏的房屋，那些神圣的地方还有令人敬仰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仍是我们的。”实际上，协定对他也是有利的。他可以再次统一萨拉丁的帝国，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腓特烈这边，大主教格罗尔德禁止这位被革除教籍者访问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还因他没能得到圣殿山而对他大加斥责。
3月17日是星期六，在阿拉伯禁卫军和侍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条顿骑士团以及两名英吉利主教的护卫下，腓特烈与苏丹的代表沙姆斯丁（Shams al-Din）在雅法门会面。沙姆斯丁是纳布卢斯的法官，他将耶路撒冷钥匙交给了腓特烈。
大街上空无一人，很多穆斯林都离开了。对于拉丁的这次复兴，叙利亚的东正教徒感到很不高兴——而且腓特烈的好日子并不长：凯撒利亚主教正在赶来以执行大主教的禁令，并叫停耶路撒冷的圣事活动。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府邸住过一宿后，腓特烈在圣墓大教堂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弥撒。教堂里没有一个教士，而是挤满了他那些德国士兵。腓特烈将自己的皇冠放在各各他的圣坛上，然后戴在头上。举行这样一个加冕礼意在向世人表明他才是基督教王国统领一切、至高无上的君王。腓特烈向英格兰的亨利三世解释说：“我们是天主教皇帝，我们头上的皇冠是万能的上帝从他的王座上取下的。靠着他的恩惠，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屋里，我们的地位被抬举到世界万王之上。”腓特烈并没低估自己的重要性：他导演了一出怪异的、场面宏大的舞台剧。他将这座教堂视为大卫王的圣殿，在这里，一个神圣的国王、神秘的末日皇帝得到加冕。
随后，皇帝来到圣殿山，他欣赏着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称赞阿克萨美丽的壁龛，并来到努尔·丁的讲经坛。当他发现有个神父正拿着一本《新约》，试图进入阿克萨清真寺时，他上前一把将那神父打倒，大叫道：“混蛋！上帝作证，要是有谁不经我允许再进入此地，我就挖了他的眼睛！”
穆斯林看守人不清楚是什么造就了这位长着姜黄色头发，言行又特立独行的人。“如果他是个奴隶，他甚至不值两百迪拉姆。”有个看守人不合时宜地喃喃自语道。那天晚上，腓特烈注意到宣礼员并无动静：“啊！法官，”他对苏丹的代表说道，“宣礼员昨天晚上为何不通知祈祷呢？”
“我劝说宣礼员不要通知祈祷，以示对国王的尊敬。”卡迪说道。
“你错了，”腓特烈答道，“我在耶路撒冷过夜为的就是能听到宣礼声以及祈祷时的哭声。”如果腓特烈的敌人把这当作对伊斯兰的友善，腓特烈差不多就可以高兴地判断出他的妙计奏效了。当宣礼员通知中午祈祷时，“他身边的所有仆人、侍从以及他的家庭教师”都拜倒在地，祈祷起来。
那天早上，凯撒利亚主教带着他的禁行圣事令来到耶路撒冷。皇帝离开自己在大卫塔的驻防地，回到了阿克，阿克的贵族和圣殿骑士团毫不留情面，对他充满敌意。现在面临着意大利教皇的攻击，皇帝计划秘密地离开。但5月1日清晨，阿克大批暴民从屠夫那里弄到动物的内脏，包括鸡肝等，向腓特烈大把扔去。在返回家乡布林迪西的船上，他开始想念起自己的“叙利亚之花”：“自从我离开到现在，从未有过像此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痛苦。现在我相信，如果不赶快回到她身边，必将忧愁而死。”
他没待多久，也未再回来，但他仍然做了十年正式的耶路撒冷首领。腓特烈把大卫塔和王宫给了条顿骑士团。他命令这两处建筑的主人，即萨尔扎的赫尔曼和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对大卫塔进行整修（部分整修痕迹今天仍能看到），并加固圣斯蒂芬门。法兰克人重新得到“他们的教堂以及以前的财产”。犹太人再次受到限制。失去了城墙，耶路撒冷就不安全了：几星期后，希伯伦和纳布卢斯的伊玛目带领一万五千名农民进入城内，基督徒退缩到大卫塔。阿克派出一支军队赶走了穆斯林入侵者，耶路撒冷再次归基督徒所有。[3]
1238年，卡米勒苏丹去世，萨拉丁王朝陷入长期内战中，香槟伯爵蒂博（Count Thibault of
Champagre）率领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使萨拉丁王朝雪上加霜。十字军被击溃后，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迅速进入耶路撒冷，将大卫塔围困了二十一天。1239年12月7日，大卫塔被攻破。随后纳西尔·达乌德将那些新的防御工事一一摧毁，萨拉丁家族那些混战不休的王子们也在圣殿山进行了和平宣誓。但家族内部仍冲突不止，再加上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的伯爵理查率领一支英国十字军赶到，耶路撒冷再次被迫向法兰克人投降。这一次，圣殿骑士团将穆斯林逐出，再次得到了圣殿山：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又一次成为教堂。“我看见修道士控制了圣石，”伊本·瓦希尔回忆说，“我看见在上面，很多人一瓶又一瓶地喝着葡萄酒，主持着弥撒。”圣殿骑士团开始加固圣城，但速度不够快：为打击家族内的竞争对手，新继位的苏丹萨利赫·阿尤布（Salih Ayyub）雇佣了一大群鞑靼强盗，他们是中亚的游牧骑马民族，被新兴起的蒙古帝国驱赶至此。但萨利赫能管住这些人。令阿克的基督徒不寒而栗的是，一万名花剌子模鞑靼人正纵马扑向耶路撒冷。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1244年7月11日，在巴克汗率领下，鞑靼骑兵乱哄哄地涌入耶路撒冷，在街上一路冲杀。他们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将修士和修女全部杀死。又把教堂和房屋夷为平地，将圣墓大教堂劫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看到僧侣们正在行弥撒，鞑靼人就在祭坛上将他们或斩首或开膛。耶路撒冷国王们的尸首被从地下挖出，制作精巧的石棺被破坏，耶稣墓门的石头也被打碎。法兰克人被困在大卫塔，他们向纳西尔·达乌德求救，后者劝说巴克汗准许驻军安全离开。
六千名基督徒离开，前往雅法。但看到法兰克人的旗帜在城垛上飘扬，他们以为援军已到，很多人折返回城。鞑靼人屠杀了其中的两千人，最终只有三百个基督徒抵达雅法。鞑靼人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后，即驰马离去。[4]火患频发加上人为的破坏，直到1917年，耶路撒冷才再次回到基督徒手里。
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了最后一次像模像样的十字军东征，而且十字军还像以前一样，希望通过征服埃及拿下耶路撒冷。1249年11月，十字军逼近开罗，此时苏丹萨利赫·阿尤布已奄奄一息，他的遗孀、王后舍哲尔·杜尔（Shajar al-Durr）掌握了实权，她将继子突兰沙（Turanshah）从叙利亚召回。十字军自不量力，被精锐的奴隶军团马木鲁克人所牵制。路易被俘，但新继位的苏丹突兰沙忽视了自己手下的士兵：1250年5月2日，他正举行宴会庆祝胜利——许多十字军俘虏也参加了——此时一个时年二十七岁、名叫拜巴尔斯（Baibars）的长着棕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突然带领马木鲁克人闯进来，并拔出了剑。
拜巴尔斯挥剑砍向苏丹，苏丹立刻血溅尼罗河，此时马木鲁克也向他射出了箭。他拖着伤站在河中乞求饶命，但一个马木鲁克蹚河过来，砍下他的头，剖开了他的胸膛。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一场宴会上呈献给法兰西国王路易——难怪路易没了食欲。
萨拉丁王朝就此结束了在埃及的统治，它的垮台使耶路撒冷陷入困境。眼下耶路撒冷一半荒芜，一半被毁，各个军阀和王公贵族为夺权使耶路撒冷十年间动乱不堪，[5]此时，令人恐惧的阴影正笼罩在中东。1258年，蒙古人——这些来自远东、成群结队的萨满信徒——征服并建立起世界上已知最庞大的帝国。他们劫掠巴格达，屠杀了八万人，并杀死了哈里发。他们攻陷了大马士革，接着迅速扑向加沙，路上袭击了耶路撒冷。伊斯兰世界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捍卫者去打败蒙古人。向蒙古人发起挑战的便是拜巴尔斯。
* * *
注释
[1] 在回家路上，理查被俘，后被移交给德国皇帝亨利六世，后者将其关押一年有余，直到英格兰出了一大笔赎金。理查归国后开始攻打法国国王，并为家乡带回一些撒拉逊士兵和希腊火的秘密。1199年，在围攻一座不起眼的法国城堡时，理查被一个弓箭手射死。斯蒂文·朗西曼写道：“他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败坏的国王，但却是个英勇而卓越的军人。”
[2] 穆阿扎姆修建的其中六座塔的塔基今天还能看到。在圣殿山上，他建立了圆顶的文法学校和华丽的拱门，又给阿克萨清真寺修建了穹顶形的入口。或许他还用法兰克的劫掠所得为所罗门圣殿修建了八角形的穹顶，即库尔西·伊萨，意为“耶稣的宝座”（可能这里的“耶稣”指的就是伊萨本人）——和升天圆顶寺（Dome of the Ascension）。升天圆顶寺里有段铭文，其年代可追溯至1200年到1201年。但两座建筑更有可能是最早的十字军建造的：确实，升天圆顶寺里有洗礼用的圣洗池以及法兰克式柱顶，柱顶上有精美的法兰克式人造提灯，提灯可能来自于岩石圆顶清真寺。正是穆阿扎姆将金门封死的。
[3] 腓特烈和卡米勒仍维持着友好关系：苏丹给皇帝送去了用珠宝装饰的天象仪，包括一座钟和一幅移动的天宫图——还有一头大象；腓特烈给卡米勒送了一头北极熊。整个后半生，腓特烈都在与几任教皇不断地进行着战争，以保护自己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地的遗产。正是这几位教皇羞辱他是末日野兽。他的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亨利背叛了他，腓特烈将他终身监禁，并任命耶路撒冷的国王、约朗德为他生的儿子康拉德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大奇才于1250年死于痢疾，并葬于巴勒莫。康拉德英年早逝，耶路撒冷王位由他的幼子康拉丁继承，康拉丁十六岁时被斩首。但腓特烈名声日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主义者赞颂他有现代式的宽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则称赞他是个尼采式的超人。
[4] 这些鞑靼人最终于1246年被萨拉丁的子孙打败。在战场上酒醉后，巴克汗被斩首，他的头颅被挂在阿勒颇示众。但他的女儿嫁给了马木鲁克的强人、未来的苏丹拜巴尔斯；他的儿子们成了有权有势的埃米尔，1260年到1285年间，他们修建了考究的墓园土尔坝，墓地今天仍在链街上。他们将父亲葬在这个墓地里：“这是为上帝的宽恕而献身的巴克汗的陵墓。”他的儿子们后来也与他葬在一起。但当考古学家对墓地进行发掘时，并没发现里面有巴克。或许巴克的尸体从未从阿勒颇运来。1846至1847年，富有的哈立迪家族买下了这栋建筑，事实上是买下了整条街。巴克的墓地现在是哈立迪图书馆的阅览室，哈立迪图书馆建于1900年。墓地所在如今是海法·哈立迪夫人的家，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西墙。作为耶路撒冷漫长历史的奇妙印记，这座扩建的房屋里还有托管时期留下的一个红色的英国信箱。
[5] 耶路撒冷有时被叙利亚统治，有时又归属开罗。在开罗，舍哲尔·杜尔依靠自己的权势成为王后。这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次女子当权，也是很多传说的素材。作为苏丹年轻的妃子，她穿着满是珠宝的衣服，因此舍哲尔·杜尔又成了“珍珠小枝”，这让她赢得了苏丹的宠爱。眼下，她需要男子支持，遂嫁给了一个马木鲁克官员艾拜克，后者成了苏丹。但夫妻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她将丈夫刺死在了浴池。在位八十天后，马木鲁克们废黜了她。在逃走前，她将自己手中那些有名的钻石尽数毁掉，以免其他女人占有。她被抓住后，艾拜克的妃妾们（她们可能因没得到珠宝而大怒）用木底鞋将她打死——跟她的马木鲁克丈夫同样的死法。
第六部分 马木鲁克
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所有的预言必将实现——圣城也必将重归基督教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致西班牙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信她（巴斯夫人）已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是真正的神圣。
伊本·泰米叶，《支持对耶路撒冷的虔诚访问》（圣火的）仪式仍在继续。在穆斯林眼皮底下发生了很多可恨的事情。
穆吉尔丁，《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历史》
希腊人是品行最坏、最残暴的敌人；格鲁吉亚人是最糟糕的异教徒，他们像希腊人一样心怀恶意；亚美尼亚人非常美丽、富有和慷慨，他们还是希腊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劲敌。
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论圣地》
我们看到了自己心中的名城，我们撕扯着身上的衣服。耶路撒冷大多数地方已变得荒无人烟，一片废墟，城墙也不见了。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中最穷的仍住在垃圾堆里，因为按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允许重建他们那颓圮的房屋。
贝尔蒂诺罗的奥巴代亚拉比，《通信集》
29 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拜巴尔斯：黑豹
拜巴尔斯是个长着浅黄色头发，蓝眼睛的土耳其人。他来自中亚，幼时被卖给一个叙利亚贵族。尽管体格健壮挺拔，他身上还是有令人无法释怀的缺陷：他一只眼睛的虹膜有白内障，因此他的主人将他卖给了开罗的苏丹。萨拉丁的侄孙萨利赫·阿尤布买土耳其奴隶“就像成批地买沙鸡一样”，以此来组建他自己的马木鲁克军队。他不信任自己的家族，却认为“一个奴隶要比三百个儿子更忠诚”。像所有异教徒年轻男奴一样，拜巴尔斯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训练成一个奴隶士兵，即马木鲁克。他擅长使用劲弩铁弓，赢得了“钢弩”的名号，并加入了巴赫利亚军团（Bahriyya regiment）。这支精锐部队打败了十字军，成了闻名遐迩的土耳其雄狮，伊斯兰的圣殿骑士团。
拜巴尔斯赢得主人的信任后，获得了自由，摆脱了奴隶身份，也爬上了更高的位置。马木鲁克对首领忠心耿耿，且他们彼此之间更加忠诚——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孤儿战士除了自己和安拉，不亏欠任何人。拜巴尔斯参与了杀害苏丹的行动，这让他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他逃往叙利亚。在叙利亚，当地贵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他将自己的十字弓提供给了内战双方中出价最高的人。拜巴尔斯曾一度夺取并洗劫了耶路撒冷。但权力中心仍在埃及，拜巴尔斯最终被新夺取王位的将领古突兹（Qutuz）召回。
当蒙古大军突袭叙利亚时，拜巴尔斯指挥先头部队立即北上进行抵抗。1260年9月3日，拜巴尔斯在拿撒勒附近的歌利亚泉（Ain Jalut，阿音扎鲁特）击败了蒙古军队。蒙古人仍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再次逼近耶路撒冷，但他们第一次遭到了挫败。叙利亚大部重归埃及统治，拜巴尔斯也被誉为“胜利之父”“埃及雄狮”。他要求得到嘉奖，成为阿勒颇总督，但苏丹古突兹拒绝了。一天，苏丹正在打猎时，拜巴尔斯从背后将其刺死（传说中）。马木鲁克各个军事首领于是拥戴拜巴尔斯为苏丹，因为他杀死了君主。
拜巴尔斯一掌权，就开始着手摧毁仍在巴勒斯坦海岸活动的十字军王国残部。1263年，在作战途中，他来到了耶路撒冷。马木鲁克对耶路撒冷表示崇敬，拜巴尔斯也开始行使马木鲁克的使命，再次圣化并装饰和布置圣殿山及其周围地区，即今天的穆斯林居住区。他下令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翻修；为了与基督徒的复活节对抗，他又在耶利哥附近的先知摩西墓上方修建了一个穹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节日，这个节日很可能是从萨拉丁时期流传下来的。接下来的八百年里，耶路撒冷人庆祝先知穆萨节时都会从岩石圆顶清真寺走到拜巴尔斯的圣地，他们在那儿聚众祈祷，野餐，开庆祝会。
就在城墙西北边，苏丹为自己最钟爱的苏菲派修会盖了间小屋。像很多马木鲁克一样，他是普通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的资助人，这些神秘主义者认为比起老套僵硬的传统祈祷，激情、唱诵、神圣的崇拜、跳舞和自我反省更能使穆斯林接近真主。拜巴尔斯最亲近的谋士是一个苏菲派领袖，他会与领袖一起念诵祈祷词，跳起苏菲派的齐克尔舞（Sufi zikr）[1]。拜巴尔斯完全信任领袖，凡事都要得到领袖的同意他才做，他允许领袖劫掠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设私刑处死犹太人和基督徒。[2]那是一个新时代：拜巴尔斯和他的马木鲁克继承人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三百年，他们是残酷暴戾的军事独裁者或军阀。萨拉丁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相对开明已成为过去。马木鲁克是强迫犹太人戴上黄色头巾、基督徒则戴上蓝色头巾的土耳其统治阶级。基督徒和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被保护做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说着土耳其语的马木鲁克也瞧不起阿拉伯人，只有马木鲁克才能在城镇里穿着毛皮衣服或盔甲，才能在城镇里骑马。在他们俗艳的宫廷里，苏丹赐予他的朝臣各色头衔，如“王家马球棍的持有者”“聆听小夜曲的将军”——这样的政治游戏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也是致命的。
拜巴尔斯的标志是一只潜行的黑豹，他用这个标志彰显自己的胜利，现在已发现有八十处这样的标志散落在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地区以及耶路撒冷的一些碑刻、铭文上，而且这些黑豹也出现在了狮门上。没有别的标志更适合这个长着白眼睛的、可怖的捕食性动物了，他将开始一番征战。
拜巴尔斯视察完耶路撒冷，就开始进攻阿克。阿克顶住了攻势，但拜巴尔斯常常打回来。同时，他逐一进攻十字军据守的城市，并大肆屠杀，施虐取乐。他接见法兰克使者时，周围环绕着基督徒的人头。他将敌人钉在十字架上，或斩为两半，剥下头皮，并将人头用于修建被攻破城镇的城墙。他喜欢冒险，曾伪装混入敌军城市，与敌人谈判。在开罗，他甚至会半夜视察营地。由于缺乏休息，加上性格多疑，以至于他患上了失眠和腹痛。
只有阿克在反抗他，[3]但他却北上去征服安条克。他给安条克的贵族写了一封恐吓信：“告诉你我们都做了什么吧：死人堆积如山，你应当已经看到你的穆斯林对手踏进你们聚众庆祝的宫殿，在祭坛上割开修士的喉管，大火吞噬着你的宫殿。要是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希望自己从未活过！”他行至安纳托利亚，并自行加冕为鲁姆苏丹（Sultan of Run）[4]。但蒙古人回来了，拜巴尔斯迅速返回以保卫叙利亚。
1277年6月1日，他被自己那可怕的聪明才智所误——他为宾客准备了有毒的qumiz（发酵马奶，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喜欢饮用），然而，一时疏忽，他竟自己了喝下去。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他的事业。
1291年5月18日，马木鲁克猛攻法兰克人据守的都城阿克，屠杀了大部分守军，将生还者变卖为奴（一名女子售价仅一德拉克马）。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现在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头衔合而为一。耶路撒冷仅仅作为一件栩栩如生的装饰品存在下来，今天还是这样。“耶路撒冷王国”就此终结了。[5]真正的耶路撒冷即使幸存下来，也是苟延残踹，不像一座城市，更像个衰落的村庄，城墙坍塌，半荒芜状态，蒙古骑兵肆意劫掠。
1267年，有位朝圣者，西班牙有名的老拉比拉姆班（Ramban），为耶路撒冷的衰落哀叹道：我把您，我的母亲，比作这样一位妇女——儿子在她的膝上死去，痛苦的是，她的乳房还有奶，于是她用来哺育狗的幼崽。尽管这一切，你的爱人抛弃了你，你的敌人摧残你，但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他们都会追忆和赞美圣城。
拉姆班
拉比摩西·本·纳赫曼（Rabbi Moses ben Nachman），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希伯来文姓名首字母缩写拉姆班或纳奇曼德斯（Nahmanides）。拉姆班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只剩下两千居民，而其中仅有三百名基督徒和两名犹太人。这两个犹太人是兄弟俩，他们是染匠，就像十字军统治下的其他犹太人一样。犹太人越是对耶路撒冷感到哀伤，耶路撒冷就越是神圣，越有诗意，拉姆班认为：“越是神圣的事物，就越残破。”
拉姆班是他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医生、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摩西五经》学者。1263年，针对多明各修士对犹太人亵渎上帝的指控，他游刃有余地为巴塞罗那犹太人进行了辩护，对此，阿拉贡国王詹姆斯感慨不已：“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能这样出色地去捍卫一件错误的事情。”他给了拉姆班三百个金币。但随后多明各修士还是企图将拉姆班处死。作为妥协，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被驱逐出境。他开始踏上自己的朝圣路。
他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仅仅哀悼耶路撒冷，而应在弥赛亚降临前回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定居，进行重建——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只有耶路撒冷才能抚慰他的思乡之苦：我离开了我的家庭，抛弃了我的家乡，我的儿女。我把自己的灵魂留给我那甜蜜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从小便在我的膝下长大。但有朝一日身处你的宫殿得到的快乐将能够弥补失去的这一切。啊！耶路撒冷，我为你痛哭流涕，但我的泪水里蕴含着欢愉。
拉姆班要求“用大理石柱子和漂亮的穹顶将一座损毁的房子建起来。我们将其用作祈祷室，因为全城一片乱象，谁都可以占有废弃的地方”。他还找到了为防备蒙古人而藏起来的《摩西五经》经卷，但他死后不久，打劫的就来了。
这次情况不一样：有些劫掠者是基督徒。1299年10月，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海屯二世（Hethoum II）率一万蒙古人奔驰耶路撒冷。在一场新的残暴劫掠面前，耶路撒冷震颤了。城内的基督徒寥寥无几，他们“因为害怕而躲在山洞里”。蒙古的伊儿可汗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蒙古人对耶路撒冷不感兴趣，他们将耶路撒冷交给海屯。海屯救了基督徒，“在圣墓举行庆祝活动”，并下令修复亚美尼亚人的圣雅各教堂和圣母墓。但奇怪的是，仅仅两周后，他又返回了大马士革蒙古首领那儿。马木鲁克与蒙古人的这场世纪之争结束了，耶路撒冷的神圣和无穷魅力重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开罗，新即位的苏丹很尊崇耶路撒冷——他称自己是“圣城的苏丹”。纳西尔·穆罕默德（Nasir Muhammad）戏称自己是“雄鹰”，他的部众嘉赞他为“优雅者”。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说：“他或许是最伟大的马木鲁克苏丹，也有可能是最下流的”。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纳西尔从八岁起就被马木鲁克军阀当作王室的木偶玩弄于股掌中。他曾两次被推上王位，又两度被废黜。他是一个奴隶的次子，这个奴隶曾经崛起并成为一个伟大的苏丹。纳西尔的兄长，即阿克的征服者，已遇刺身亡。所以二十六岁那年第三次登上王位时，纳西尔·穆罕默德决心坐稳。他的行事作风就像鹰一样：气度不凡，谨慎多疑，视死如归。他周围的人被赐予高官厚禄，但后来就毫无预兆地被勒死、腰斩或毒死。他似乎喜欢马甚于自己的人民：这个瘸腿苏丹据说能列举出他所有的七千八百匹赛马的血统。他经常花大价钱买马，却不舍得花钱买最漂亮的男奴。他所做的一切体现出的是一种谨慎的奢华（他与成吉思汗的后代的婚姻、他的二十五个孩子、他的一千两百个嫔妃），并将这一行事风格带进了耶路撒冷。
1317年，他亲身来参加朝圣，并向手下的将军们示范说，他们神圣的义务就是装点圣殿山及其周围街道。在他最要好的朋友、叙利亚的总督坦齐兹（Tankiz）的帮助下，苏丹重新加固了大卫塔，给大卫塔的卫戍部队建了座主麻日[6]清真寺，并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不朽的柱廊和马德拉萨。他重新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安上了穹顶，在链门、棉商门和棉商市场修建了宣礼塔——以上这些建筑今天还能看到。
纳西尔钟情于苏菲派通过隐修亲近上帝的做法，因此为潜修教派建立了五座修道院。在那些明亮、崭新的集会场所里，他们将一些神圣的魔法，通过跳舞或唱歌或神游甚至自残，带回耶路撒冷。所有这一切只为达到一种必要的不断疯狂的情绪，进而以此接近上帝。
苏丹的属下明白他的意图：苏丹及其继任者将失宠的军官流放到了耶路撒冷，人们觉得这些军官应将所获不义之财用于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些华丽的建筑，包括宫殿、马德拉萨和墓地。离圣殿山越近，末日审判时他们升入天堂的日子也就越早。军官们修建了巨大的拱形地基，随后又在上面进行建设。这些建筑[7]巧妙地利用早先那些建筑物屋顶的狭小空间，作为增建的基础。[8]
纳西尔在满是尘土和蜘蛛网的环境中兴建耶路撒冷——至少建立了穆斯林居住区，他在这里也留下了大理石建筑。所以伊本·巴图塔（Ibn Battntah）到访时，发现了“一个宏大壮观的城市”。伊斯兰朝圣者涌入圣地，从地狱谷一路行至岩石圆顶清真寺，并念诵《法达伊》，书中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犯一条罪相当于犯一千条罪，同样，在耶路撒冷做一件好事，就好比做一千件好事”。住在那儿的人“就像伊斯兰圣战中的勇士”，而在那儿死去“就像在天堂死去”。耶路撒冷的神秘主义信仰非常兴盛，穆斯林开始绕行、亲吻岩石圆顶清真寺，为其涂油——自7世纪以来，他们就没再这样做过。基本教义派学者伊本·泰米叶抨击纳西尔及苏菲派的迷信观念，并警告说来到耶路撒冷只算是虔诚的拜访——不能与麦加朝圣同日而语。苏丹曾六次逮捕这位清教徒式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无济于事，伊本·泰米叶给沙特阿拉伯严厉的瓦哈比教义习俗以及今天的圣战主义者注入了新鲜的东西。
优雅的苏丹不再信任已成为权贵阶层的土耳其马木鲁克，他开始从高加索购买格鲁吉亚人或切尔克斯男奴，以充实自己的贴身卫队，而这些格鲁吉亚人或切尔克斯男奴也影响了他的耶路撒冷政策：他允许格鲁吉亚人进入圣墓大教堂。拉丁人也没有忘记圣墓大教堂：1333年，苏丹允许那不勒斯（兼耶路撒冷）国王罗伯特修缮教堂部分建筑，并拥有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在那里，他开办了一所方济各会修道院。
被困的老虎才是最危险的。苏丹病倒了，但他使朋友坦齐兹“权势如此显赫，以至于自己也开始害怕坦齐兹”。1340年，坦齐兹被捕，后被毒死。纳西尔也于一年后死去，他的众多儿子们继承了他的位置。但最终，新崛起的高加索奴隶推翻了王朝，在耶路撒冷拥立了新的亲格鲁吉亚人的苏丹家族。另一方面，信仰天主教的拉丁人——心怀怨恨的十字军的继承者——在专制的马木鲁克的压迫下勉强在此立足，而马木鲁克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径使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感到恐惧不已。当塞浦路斯国王于1365年进攻亚历山大里亚时，圣墓大教堂被关闭，而方济各会修士也被拖出去当众处死。方济各会后被允许返回，但马木鲁克建起的意在突出伊斯兰的至高无上的宣礼塔使得圣墓大教堂和拉姆班犹太会堂相形见绌。
1399年，正当尚未成年的马木鲁克苏丹和他的家庭教师一道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令人惊骇的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尔（Tamurlane）占领了巴格达，并攻入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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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齐克尔，阿拉伯语原意为“怀念”“赞念”，是苏菲派中一种伴以音乐和舞蹈赞念安拉的宗教仪式。该派的不同教团和支派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齐克尔形式。——译注[2] 拜巴尔斯的苏菲派首领是卡迪尔领袖，此人权倾一时，并实行恐怖统治，引诱马木鲁克将军们的妻子、儿女。他最后黯然收场——马木鲁克提供给苏丹的证据确凿，苏丹不得不以鸡奸和通奸罪将他逮捕。最终他被免予死罪，只因他预言说如果自己死了，拜巴尔斯的命也不会长。
[3] 1268年，王国已陷入深重危机，教皇号召进行新的东征。1271年5月，英国王位继承人、长腿爱德华抵达阿克，以帮助对抗拜巴尔斯。但阿克与苏丹谈判休战时，爱德华却表示反对，于是似乎是拜巴尔斯下令刺杀爱德华：爱德华被人用有毒的匕首刺伤。大难不死后，爱德华试图组建新的联盟，却未能如愿：十字军愿意帮助蒙古人与拜巴尔斯作战以换取耶路撒冷。他返回英格兰后，即位成为爱德华一世，加封自己为“苏格兰之锤”，并在他自己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绘画厅里展示马卡比的画像。然而他强迫英国犹太人佩戴黄星标志，最后又把他们驱逐出英国。犹太人三个世纪后才又返回英国。爱德华死后，被追念为“耶路撒冷骑士之花”。
[4] “鲁姆”为阿拉伯语，意指“罗马帝国”。——译注[5] 欧洲许多王室，包括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和萨瓦家族都宣称拥有这个称号。1277年，安茹的查尔斯从其中之一——安条克玛丽手里买下了这个称号。此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也宣称他们的所有权，索要称号。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通过萨瓦家族，传到了意大利国王那里。西班牙国王仍使用这一名号。只有一个英国国王使用过这一名号。当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于1554年在温彻斯特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时，除了其他哈布斯堡名号外，她还被宣布为“耶路撒冷女王”。这一名号一直由哈布斯堡皇帝使用到1918年。
[6] 主麻日指穆斯林每星期五正午过后于当地清真寺举行的集体礼拜。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或聚礼日，一周为一个“主麻”。——译注[7] 现在新建的马木鲁克建筑后面，沿着圣殿西侧的希律墙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但后来又重现了一次。这段墙沿着隐匿的小巷通向穆斯林居住区的庭院：它是耶路撒冷最秘密的地方之一。当犹太人在南面拜谒西墙时，少数犹太人仍会在这段“小墙”祈祷。
[8] 马木鲁克的建筑风格独特，在穆斯林居住区，钟乳石状的拱形装饰以及深浅色相间的石头随处可见。或许最优美的马木鲁克建筑要数坦齐兹的坦齐兹亚马德拉萨宫殿，它建在链门上：那里有二十七所马德拉萨，每一所都有马木鲁克埃米尔的装饰物——比如托杯者坦齐兹就给他的房子装上了一个杯子。耶路撒冷城中主要的马木鲁克埃米尔会捐资设立一个慈善机构，即瓦克夫（waqf），部分资金用于维持马德拉萨运转，部分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住所和工作，以免有朝一日在频繁的争夺中，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会消失。墓地上通常会有一间带绿格子窗户的小屋子，这样路人就能听到里面的诵经声——而从里面也能看到路人。这些建筑在较晚近的时候分派给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家庭，他们将其委托给了信托机构，所以今天很多建筑仍属各个家族所有。
30 马木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帖木尔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王室家庭教师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名望的学者，他时年约莫七十岁，曾服侍过多位君主：先是摩洛哥国王，然后（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格拉纳达国王、突尼斯国王，最后（又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马木鲁克苏丹。伊本·赫勒敦在追逐权力和坐牢期间，写就了自己的成名作《历史绪论》（Muqaddimah），这部世界历史著作直到今天还很有名。因此，苏丹任命他为自己儿子法拉吉（Faraj）的家庭教师。法拉吉儿时就继承了王位。
眼下，当这位脾气暴躁的历史学家向十岁的苏丹指点哪里是耶路撒冷时，帖木尔已经包围了马木鲁克占据的大马士革。跛子帖木尔，已于1370年夺取权力，成为中亚的地方军阀。在三十五年的连绵战争中，这个残暴的天才式人物、土耳其人的后裔征服了近东的许多地方，他以军事武力统治征服的土地，将自己推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在德里，他屠杀了十万人，在伊斯法罕屠杀了七万人。他建造了二十八座塔，每座塔里放着一千五百个头颅。他从未吃过败仗。
然而，帖木尔并不仅仅是个武夫，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和花园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情趣。他还是个象棋高手，也很懂历史，喜欢与哲学家辩论。所以并不奇怪，他会经常希望与伊本·赫勒敦会面。
而马木鲁克陷入了恐慌中：如果大马士革失守，巴勒斯坦，或许开罗也将不保。老教师和小苏丹迅速返回开罗，但马木鲁克决定派师生二人前去叙利亚与帖木尔谈判，以拯救帝国。此时，耶路撒冷人正在讨论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耶路撒冷从雄心勃勃的掠夺者，即“上帝的祸害（Scourge of God）”的手中拯救出来？
1401年1月，帖木尔在大马士革周围安营扎寨，他听说苏丹法拉吉和伊本·赫勒敦已经在恭候他前来。帖木尔对这小孩不感兴趣，但对伊本·赫勒敦很是敬仰，他立即召见了后者。作为政治家，伊本·赫勒敦代表苏丹；但作为历史学家，他自然很喜欢见到时代的最强者，即使自己生死未卜。两人年龄相仿：头发花白的征服者在他那宫殿般的营帐里接待了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
伊本·赫勒敦对这位“最杰出、最强大的国王”充满敬畏，他发现国王“很有智慧，富于洞察力，还喜欢沉醉于辩论或讨论中，辩论的内容有他知道的，也有他不知道的”。伊本·赫勒敦劝帖木尔释放一些马木鲁克俘虏，但“上帝的祸害”并不让步：大马士革遭到突袭和掠夺，伊本·赫勒敦称这是“一件绝对邪恶残忍和为人唾骂的行为”。去往耶路撒冷的路畅通无阻。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学者决定献城向帖木尔投降，并派了一支代表团带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但当耶路撒冷人抵达大马士革时，这位征服者已率军北上，以彻底击败正在安纳托利亚兴起的势力，即奥斯曼土耳其人。1405年2月，在征讨中国的路上，帖木尔死去，耶路撒冷仍为马木鲁克所有。与帖木尔会面后，伊本·赫勒敦踉踉跄跄回到开罗，一年后死在自己的床上。他的学生法拉吉苏丹从未忘记他精彩的文化之旅：他常常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接受朝拜，在王室的大遮阳伞下，四周都是象征苏丹身份的横幅。他还将金子分发给穷人。
耶路撒冷城只有六千居民，其中包括两百户犹太家庭和一百户基督徒家庭。他们居住在这个小小的、充满热情的城市。城市危险，局势不稳：1405年，耶路撒冷居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发生了骚乱，马木鲁克总督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圣地的档案馆为我们展现了耶路撒冷每个王朝的宗教法官和苏菲派领袖的活动，还有被逐的马木鲁克军官和醉心于《古兰经》研究、收集书籍的富商，橄榄油和肥皂贸易，以及弩弓和击剑练习。但现在十字军已不再构成威胁，来朝圣的基督徒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基督徒难得受到礼遇：他们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直到缴纳了强制性罚金后才得到释放。“你们要么交钱，要么被打死。”一个翻译向那些被捕并受到指控的基督徒解释道。
很难说谁更危险，是贪赃枉法的马木鲁克、声名狼藉的朝圣者，还是争吵不休的基督徒或贪婪的耶路撒冷人。很多朝圣者如此令人可恨，以至于当地人和旅行者都被警告说：“保护好你们自己，谨防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但同时穆斯林也喜欢说：“没人会像圣城的居民这般堕落。”
其间，马木鲁克苏丹有时会在城内巡逻，以镇压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要面对耶路撒冷民众的私刑。
腐败和混乱从开罗的宫廷开始：帝国仍控制在高加索苏丹手里，所以即使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乐意接受欧洲人的援助，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仍被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统治着，他们相互仇视，当然也厌恶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人眼下正气势汹汹地围绕着圣雅各教堂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贿赂马木鲁克，从格鲁吉亚人手里夺取了各各他，格鲁吉亚人随后出了更高的价钱将各各他赢了回来，但时间并不长。三十年中，各各他易手五次。
贿赂和盈利数额巨大，因为朝圣在欧洲已广泛流行开来。欧洲人不觉得十字军东征已结束，毕竟，天主教对伊斯兰西班牙的再征服就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这时并无远征军去解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即使从未去过耶路撒冷，他们也了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现在布道中，出现在绘画和织锦上。许多城镇建有耶路撒冷礼拜堂，这些教堂由宗教组织耶路撒冷兄弟会建造，成员由曾去朝圣的人或无力到达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组成。威斯敏斯特宫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式的厅室，从西边的巴黎到东边的普鲁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许多地方当时都拥有耶路撒冷式的建筑。英格兰的耶路撒冷位于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每年都有数千人前往此地[1]，其中许多人声名狼藉，并不圣洁：乔叟笔下那粗俗的巴斯夫人曾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朝圣者必须得不断缴纳罚金和通行费，以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墓大教堂，圣墓大教堂由马木鲁克控制着。马木鲁克每晚都要关闭圣墓大教堂，所以朝圣者只要出钱，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日日夜夜地待在里面。朝圣者发现教堂好像一个兼带集市功能的理发店，包括货摊、商店、床和大量头发：许多人相信，只要剃去自己的头发，并将头发放在圣墓上，身上的疾病就将被祛除。很多朝圣者会花大量时间将自己全名的首字母刻写在访问过的每一座圣地上，而精明手巧的穆斯林则提供圣物：朝圣者宣称死产的穆斯林婴儿经过防腐处理后被卖给了有钱的欧洲人，以作为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的祭品。[2]
一些朝圣者深信，在教堂里怀上的孩子将会得到特殊护佑，当然教堂里还有酒，所以黑夜经常成为伴着烛光的醉酒狂欢会。这里没有亲切友好的圣歌，却常常有人捣乱闹事。一个对此感到厌恶的朝圣者说：圣墓“完全就是个妓院”。另一个朝圣者阿诺德·冯·哈尔夫（Arnold Von Harff）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德意志骑士，曾学习过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习语警句，他用学到的习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你会给我多少东西？
我要给你一个古尔登。
你是犹太人吗？
让我今晚与你共枕。
夫人，我已在你的床上。
方济各会修士引导、欢迎到访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循着耶稣走过的路行进，从一个他们认为叫“彼拉多总督府”的地方开始，这个地方现在是马木鲁克总督府。这成为上帝之路（The Lord's Wang）即后来的苦路的第一站。朝圣者震惊地发现基督徒占据的地方已被伊斯兰化了，比如圣安妮教堂——圣母玛利亚母亲的出生地——现在成了萨拉丁的马德拉萨。德国天主教托钵会士菲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偷偷溜进这所圣地，而哈尔夫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混入了圣殿山——两人都记录下各自的冒险行为，他们那妙趣横生的游记表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既有寻察问访式的轻松愉快，又不乏崇仰敬意。
然而，处在马木鲁克压制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从来都不是很安全——而且耶路撒冷的圣洁感染力非凡，以至于当两种较古老的宗教开始争夺锡安山上的大卫墓时，苏丹公然宣称大卫墓属于穆斯林。
当前有大约一千名犹太人定居在犹太居民区里，他们在自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祈祷，也在圣殿山大门周围（尤其是在西墙边的学习室里）和橄榄山上祈祷。他们开始在那里安葬死者，等待着末日审判的降临。但他们也去敬拜过基督徒的圣地大卫墓（这里说的大卫墓与真实的大卫并无联系，而是指十字军时期新建的那座）以及最后晚餐室的部分建筑，方济各会控制着这些地方。基督徒试图限制犹太人进入，犹太人便向开罗申诉——结果对两者都不利。在位的苏丹巴尔斯巴伊（Barsbay）发现基督徒还有这么个地方，震怒不已，他跑到耶路撒冷，摧毁了方济各会的教堂，在大卫墓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数年后，他的一个继承人贾科马克苏丹（Jaqmaq）为伊斯兰夺取了整座锡安山。境况变得更加糟糕：旧有的限制措施得到强化，新的限制手段也提了出来。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戴头巾有限定的尺寸；他们沐浴时，男子必须像牛一样戴上金属项圈；犹太女子和基督徒女子不得一起进入浴池；贾科马克还禁止犹太医生给穆斯林治病。[3]拉姆班犹太会堂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后，法官下令禁止对其进行重建，并宣称会堂归附近的清真寺所有。当犹太人通过行贿使这一决定被撤销后，当地的伊斯兰学者还是拆除了它。
1452年7月10日，耶路撒冷人发动了一场反基督徒的集体杀戮，他们挖出基督教会修道士的骨头，拆除圣墓里的新栏杆，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运往阿克萨清真寺。基督徒有时会进行疯狂的挑衅。1391年，四名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叫道：“穆罕默德是放荡男人、谋杀犯、贪吃鬼”，他赞成“嫖娼”！法官让修士们决定是否愿意公开宣布放弃旧有信仰，他们拒绝放弃，结果被严刑拷打，差点被打死。大教堂的庭院里燃起了篝火，“喝得酩酊大醉、暴怒发狂的”暴民将修士们砍成了肉块，“以使全尸也不留下”，随后又将尸体烤成肉串。
然而，拯救就在眼前，一个更为开明的苏丹掌了权，法国菜肴里的一道菜改变了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命运。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盖贝伊（Qaitbay）是个切尔克斯（Cicassian）童奴，现在是一个马木鲁克将军，此人曾被流放耶路撒冷数年。由于被禁止进入穆斯林的家，他就对方济各修士友善起来，后者曾介绍他吃法国菜：1486年登上马木鲁克王位时，他似乎仍对方济各修士的蔬菜蛋饼念念不忘，因此他欢迎托钵会士来到开罗，并准许他们在教堂里大兴土木，还将锡安山还给他们。托钵会士想报复犹太人，盖贝伊就顺势禁止犹太人靠近教堂或锡安山上的女修道院：违反这一禁令的犹太人通常会被秘密处死，甚至连不经意间路过教堂都会遭到杀害，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1917年。但苏丹已允许犹太人重建他们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他也没忽视圣殿山：1475年来访时，他委托兴建了阿什拉夫伊斯兰学校，有人描述这座美丽的建筑为“耶路撒冷的第三颗宝石”，那儿有喷泉、一个红色的华丽钟状圆顶和淡黄色的深浅相间的石头墙饰，至今它仍是全城最光彩夺目的建筑。
但盖贝伊关注最多的是马木鲁克正在失去权力。当每天日落时分看到大卫塔前的游行人群时，耶路撒冷的法官穆吉尔丁（Mujir al-Din）都会说：“这根本无人注意，完全是乌合之众。”1480年，贝都因人进攻耶路撒冷，差点活捉总督，后者不得已骑马迅速穿过圣殿山，经雅法门逃了出去。“耶路撒冷一片荒凉。”贝尔蒂诺罗的拉比奥巴代亚（Obadiah）在贝都因人攻击后观察到。远远望去，“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毁的城市”，他的一位信徒也持同样观点，此时胡狼和狮子正在山间悠闲地奔跑。但耶路撒冷仍旧让人激动不已。奥巴代亚的追随者从橄榄山上眺望时，说道：“我精神饱满，内心悲痛。我坐下来哭泣着，撕裂身上的衣服。”穆吉尔丁钟爱于这座城市，他认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智慧和爱——堪称一大奇观”。[4]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继承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意识观念。一代又一代，奥斯曼帝国深受王位继承战争的困扰，同时面临着重新兴起的波斯的挑战。1481年，盖贝伊接受了逃亡的奥斯曼王子杰姆苏丹（Jem Sultan）来访。盖贝伊希望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奥斯曼王子能够分裂奥斯曼王朝，他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王国让予杰姆。这样一来，耶路撒冷陷入了十年蹉跎战争中。其间，马木鲁克和奥斯曼都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力量的威胁——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扩张威胁到了马木鲁克，奥斯曼则面临波斯新即位的国王伊斯玛仪的威胁。伊斯玛仪利用十二伊玛目派将国家统一，十二伊玛目派至今仍受敬拜。这就促使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暂时务实地联合了起来：日后，这一联合被证明是死亡之吻。
* * *
注释
[1] 1393年，亨利·博林布鲁克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他夺得王位即位为亨利四世时，他被告知自己返回耶路撒冷时将死在那里。临死时，亨利竭力想实现这一预言：他将自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的耶路撒冷大教堂里，他的儿子亨利五世同样也是这般虔诚：弥留之际，这位阿金库尔战役的胜利者祈望自己能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并给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2]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6节，希律王下令杀掉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男婴。——译注[3] 然而，恐吓过拉丁人的贾科马克苏丹保护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大门里有段铭文，铭文上有他承诺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字样，至今仍可辨认。
[4] 在马木鲁克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年头，当那些犹太旅行者正在橄榄山上哭泣时，穆吉尔丁对心爱的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做了一丝不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他肯定受到过尊重：他的墓地里有一方雅致的圆顶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圣母墓上。
第七部分 奥斯曼
高贵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所有国家的君主们渴望得到的城市，尤其是基督徒，自耶稣降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便为争夺耶路撒冷而战斗不止……耶路撒冷是供神灵部落祈祷的地方……她包括十二万四千个先知的祭坛。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苏莱曼在梦中见到了先知：“啊，苏莱曼，你应该装扮岩石圆顶清真寺，重建耶路撒冷。”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多种教派都在争夺的这件珍宝便是圣墓，在对圣墓专有权的争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恩怨仇恨，他们有时会诉诸武力，造成伤害。在圣墓大教堂的门前，鲜血与“祭品”混在一起。
亨利·毛歇尔，《旅程》
我们忧伤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
欢喜地相遇在充满甜蜜的耶路撒冷。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毋须亲临圣地，我们可以低头沉思，检视我们的内心，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集》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然知道，我们是山巅之城，万众瞩视之地。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所罗门第二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暴君塞利姆（Selim）在距阿勒颇不远的地方击溃了马木鲁克军队，这场战役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中东大部分地区将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归奥斯曼统治。1517年3月20日，塞利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伊斯兰学者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他，在两座清真寺里，他拜倒在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塞利姆认可传统上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圣殿山上祈祷。随后他出发开始征服埃及。塞利姆击败了波斯，征服了马木鲁克，并杀死自己的兄弟、侄子，很可能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亲生儿子，来解决继承难题，所以1520年9月去世时，他只有一个儿子还活着。
苏莱曼“只有二十五岁，又高又瘦，但瘦削的脸上带着野蛮和无情”，他发现自己是整个帝国的主宰者，这个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斯边界，从埃及直到黑海。他声称“在巴格达，我是国王；在拜占庭帝国，我是凯撒；在埃及，我是苏丹”，同时在这些称谓之上，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哈里发”的名号。难怪奥斯曼帝国的朝臣们把他们的君主比作帕迪沙（Padishah，皇帝）。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写：“他是最有荣耀、最受人尊敬的全世界的君王。”据说苏莱曼曾梦见先知来访，先知告诉他要“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圣殿山），重建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无需任何催促。他只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伊斯兰的皇帝，因为他的斯拉夫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会不断称颂他，称他是“当代的所罗门”。
罗克塞拉娜也参与到苏莱曼的计划中——包括对耶路撒冷的改造。她很可能是个神父的女儿，被人从波兰绑架后卖到苏丹的王宫，在那里她得到苏丹的宠爱，为他生下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轻但不漂亮，却优雅娇小”，一幅当时的肖像画显示，她长着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圆圆的脸庞。她给战场上的苏莱曼的信表明，她虽喜戏谑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个性：“我的苏丹，这样痛切的离别之苦无穷尽。现在不要再管那悲惨的事情，不要藏着你那些尊贵的信。当读到你那些信时，你的仆人和儿子米尔·穆罕默德还有你的奴隶和女儿米赫丽玛赫会因为想念你而痛哭流泪。他们的哭泣已使我揪心不已。”苏莱曼给她改名叫许蕾姆苏丹（Hurrem al-Sultan），意为“苏丹的开心果”，他作诗称她是“我的爱人，我的月光，我的春天，有着一头秀发的我的女人，我爱她倾斜的眉毛，还有那充满着使坏神情的眼睛”。在官方口径中，她还被称为“皇后的典范，威严的哈里发眼里的亮光”。她是个老道的政客，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成功地阻止了苏莱曼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个儿子在苏莱曼在场的情况下被人勒死。
苏莱曼继承了耶路撒冷和麦加，他认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要求自己得去美化伊斯兰教的圣所：有关他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宏大壮观，他的野心永无止境。他在位长达半个世纪，视野开阔——他打的几乎都是洲际战争，从欧洲、北非到伊拉克和印度洋，从维也纳到巴格达。苏莱曼在耶路撒冷功勋卓著，以至于耶路撒冷老城今天更多地属于他，而非别人。城墙看上去很古老，很多人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看作城市的象征——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还有大多数城门是这位与亨利八世同时代的伟人修建或改善的，以守卫城市，同时为自己增添名头。苏丹给希律城堡增修了一座清真寺、一个入口和一座塔。他还为耶路撒冷修建了高架引水渠和九处人工喷泉，以便取水饮用——包括位于圣殿山的三处喷泉。最后，他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陈旧的马赛克换成了琉璃瓦，琉璃瓦上有点缀着绿松石和钴的百合和莲花图案，直到今天这些瓦片还呈现出白色和黄色。[1]
罗克塞拉娜乐于资助那些与丈夫的事业有关的慈善基金会，她下令将一座马木鲁克宫殿建造成al-Imara al-Amira
al-Khasaki al-Sultan——一个被称作“繁荣的大厦”的基金会，它包括清真寺、面包房、有五十五个房间的旅店和救济穷人的施粥房。就这样，他们将圣殿山和耶路撒冷据为己有。
1553年，苏莱曼，这位自诩为“第二个所罗门、世界之王”的人，决定视察耶路撒冷。但接连不断的战争搅了局，而且和在他之前的康斯坦丁一样，苏莱曼改造了耶路撒冷，但从未看到自己的成就。苏丹打下的江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能明察秋毫地进行远距离控制。城墙不断升高，叙利亚总督行使着管辖权。苏莱曼的皇室建筑师锡南（Sinan）很可能在从麦加返回的路上视察了工程：数千工人在劳作，开采新的石料，使用教堂和希律城堡的废墟里的旧石料，城墙和各道门与环绕圣殿山的希律城堡和倭玛亚王朝的城墙完好地连接在一起。重修岩石圆顶清真寺需要四十五万块砖瓦，苏莱曼的属下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座砖瓦厂生产建筑用砖，他的一些承包人在城里建了些宅院并一直居住于此。当地的建筑师建立了世袭的建筑师王朝，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此地。全城势必到处都回响着石匠们的敲凿声和钱币的叮当声。由于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方的难民加入，城中人口一下子上升到将近一万六千人，犹太人增加了一倍，达到两千人。一场轰轰烈烈的、伴随着痛苦的犹太人运动正在发展中，新来的一些人也直接为苏莱曼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 * *
注释
[1] 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苏莱曼一心想夷平耶路撒冷，但后来他梦见如果自己这样做，他就会被狮子吃掉，所以他建造了狮门。这种说法源于一个误解：苏莱曼的确建造了狮门，但上面的狮子像实际上是三百年前拜巴尔斯苏丹从他的苏菲派道堂里挪移过来的黑豹像，他的苏菲派道堂曾位于城市的西北角。苏莱曼使用了来自耶路撒冷的战利品：他修建的链门喷水池顶端是十字军时期的圆花饰，水槽则是十字军时期的石棺。新修建的城墙并不环绕锡安山。据说苏莱曼异常残暴，当他从魔法杯里看到大卫墓位于城外时，就将那些建筑师们处死了。导游们说建筑师们被埋的地方在雅法门附近——但这也是个传说：实际上那些地方埋着两个来自萨费德的学者。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 de Castro），他是皇家铸币局局长和包税人，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卡斯特罗是个葡萄牙犹太难民，他和那些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展开。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1]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已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犹太人（Diaspora，指离开锡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后的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大流散移向了东方。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宗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提比里亚贵族。在提比里亚，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但因为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他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属于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会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的地位，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现在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所以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即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对所有事情都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他将希律王宫主体围墙外一段9英尺（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得到了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石和方石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通过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应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现在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叫达贾尼的苏菲派领袖家族世世代代守卫在那里，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也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以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方济各会的兴起打搅了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木鲁克靠山，变得一败涂地。[2]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他们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马丁·路德——威登堡的一个神学教授，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他们现在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自己的信教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这样一系列新的教派——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此时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清教主义可以帮助自己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东西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3]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了行军打仗途中，大臣们在他的马车里像蜡像一样将他的身体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塞利姆安全继承王位。塞利姆是苏莱曼的一个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塞利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他那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他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获利丰厚，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那些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塞利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于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开始无力控制那些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所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当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时，他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他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却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易手六次。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旁边有武装的亲信们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法官、看管人和整个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学者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个犹太人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车队抵达这里。大多数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但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挪亚（Noah）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喀巴拉通过研读《摩西五经》的神秘符号使自己能更加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利亚。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这天，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来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肯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情绪——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倾向于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敌意，并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汀布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他的女王伊丽莎白。汀布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那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r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以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我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法官面前，法官对他进行了盘查，就当他是个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出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伊斯兰学者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伊斯兰学者要求犹太人不得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了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法官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4]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不仅代表了新兴的新教，也代表着新世界。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个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迪斯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让人不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迪斯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他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教士后面，教士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了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起营帐。桑迪斯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看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起来，“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他们还对新来者解释说这不会烧到自己”。
这位许多圣歌的创作人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他像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一样虔诚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圣经》本身视作信仰的基石，在圣墓和十字军列王墓前情绪高昂地祈祷着。回到故土后，他将自己的书《1610年开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1610）献给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刚刚授意五十四名学者编写可供所有人阅读的英文版《圣经》。1611年，学者们公布了钦定《圣经》英译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译本。这是翻译中的杰作，充满着富有诗意的英语，使神圣的经典更加生动。这部《圣经》遂成为英国国教（Anglicanism）的精神和文学核心所在——安立甘教是英国独有的新教派别。有位作家称这部《圣经》是“不列颠民族史诗”，它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置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生活的中心。
桑迪斯是现实中的耶路撒冷与“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一条纽带。1621年，桑迪斯前往美洲做弗吉尼亚公司的会计，他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间带头劫掠美洲土著阿尔冈昆人，并对他们大肆屠杀：新教徒比17世纪的其他宗教信徒都更能杀害那些反抗的异教徒。桑迪斯并非美洲唯一一个到过耶路撒冷朝圣的冒险家：亨利·汀布莱克这时候正在弗吉尼亚。他们到美洲这块新的“应许之地”进行朝圣之旅，至少部分是因为新教徒所谓耶路撒冷宛若天国的观念的启迪。
桑迪斯和汀布莱克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居民属于保守的英国国教会，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赞赏。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同时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那种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那些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数千名清教徒逃脱了查理一世的宗教控制，到美洲去建立新的殖民地。在横渡大西洋追寻宗教自由时，他们在《圣经》中读到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便把自己视为受上帝庇佑的选民，要在这块荒原建设一座新锡安。“来吧，让我们在锡安宣布上帝之道。”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从“五月花”号下来时这样祈祷着。约翰·温斯罗普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总督，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他引述耶利米和马太的话，颂扬他们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意指美洲是新的耶路撒冷。很快，美洲就会出现十八个约旦、十二个迦南、三十五个伯特利和六十六个耶路撒冷或萨勒姆。
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赎罪的期盼相伴相随：内战使得法国和英格兰心有余悸，而此时在东欧，成千上万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被赫梅利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领的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所屠杀。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个信奉千禧年的军人，他确信他们清教徒和在新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是新的选民：“你们真的就像被上帝召唤的犹大一样，与他共治，为他统治，”克伦威尔说，“你们处在应许与预言的边缘。”克伦威尔是一个希伯来主义者，他认为除非犹太人返回锡安然后改宗为基督徒，否则基督不会再度降临。实际上，清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复国主义者。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 wright）甚至建议皇家海军应将“以色列的子孙送上船，运到应许他们祖先的地方，以永远承继其遗产”。
许多犹太人都真诚地研读《喀巴拉》，梦想有一天弥赛亚会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悲剧转化为救赎。有个名叫玛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eal）的荷兰拉比向护国公请愿，他指出《圣经》里说在犹太人返回锡安、弥赛亚再度降临前，犹太人必须散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犹太人仍被禁止进入英格兰。克伦威尔因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白厅会议，会议认为“让这些吝啬下贱的人远离光明，使他们生活在假冒的教师、教皇党人和偶像崇拜者中间”是错误的。克伦威尔下令允许犹太人返回。在他死后，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信奉的清教弥赛亚主义也随之失势，但其中所蕴含的讯息在美洲殖民地留了下来，而且将于两百年后的福音派觉醒中，在英国的非国教徒中再度兴盛。英格兰的王位复辟刚过，狂热的兴奋便震动了犹太世界：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但他是谁呢？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他叫摩迪凯（Mordecai），精神错乱，是士麦那一个禽肉经销商的儿子。摩迪凯也在学习喀巴拉。1648年，摩迪凯以上帝之名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现在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沙巴泰·泽维（Sabb Zevi），并宣布末日将在1666年降临。他被驱逐出士麦那，但在地中海地区经商时，他逐渐赢得了大批富人的拥戴。1660年，他首先来到开罗，随后启程奔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行斋戒，唱歌，给儿童分发糖果，并做出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举动。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个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这种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贫如洗，他们遂请求沙巴泰从他在开罗的支持者那里筹款，沙巴泰同意了。他不辱使命，但当他准备在耶路撒冷宣布自己是弥赛亚时，并非每个人都信以为真。多番争论后，拉比们对他下了禁令。沙巴泰一怒之下移居加沙，选择加沙作为圣城以取代耶路撒冷，随后又在阿勒颇发起了弥赛亚运动。
沙巴泰运动起初发展缓慢，现在他的名声却如同烈焰迅速燎原。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姆斯特丹的流散地，犹太人都在欢庆弥赛亚的到来。有个漂亮的乌克兰犹太女孩撒拉，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成了孤儿，幸好被基督徒救起，并带至利沃诺。在利沃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但这并未动摇她的信念，她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沙巴泰听说她后，娶了她，二人一起在地中海周围旅行。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对沙巴泰持怀疑态度，另一派则是他疯狂的追随者。那些追随者收拾好行李，踏上返回耶路撒冷迎接弥赛亚的旅程。他们鞭笞着自己的身体，开行斋戒，还脱去衣服在泥土里、雪地上翻滚。1666年底，这对弥赛亚夫妇结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儿的犹太人欢呼着迎接他们。但沙巴泰企图得到苏丹王位，结果被抓了起来，还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
在沙巴泰死于门的内哥罗（Montenegrin）流放之前，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的变节[5]便已标志着梦想的破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乐于看到这个引起混乱的骗子露出真面目。克伦威尔和沙巴泰的时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所有苏菲派主要成员的赞助者，土耳其人称苏菲派为苦行僧。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怎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在有个奥斯曼宫廷侍从，他是个苦行僧学者，也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懂得如何讲究美食和享受生活。此人名叫爱维亚（Evliya），他站在伊斯兰的立场，用让人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充满爱怜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独特之处。这很可能使他成为所有伊斯兰旅行作家中的最杰出的作家。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个特立独行者：他是个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其父是苏丹手下的金匠。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伊斯兰学者，在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要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也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伦敦记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或许是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
爱维亚靠着自己的智慧就可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由此他赢得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们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富有宗教知识，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6]
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会有婢女送给他，而他谈起性也像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他说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下自己的阳痿最后被一种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最让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这个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身为“流浪的苦行僧”，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入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僧）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他记录了七十座苦行僧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起源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我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相像。当一个人进入寺内，他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着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当祈祷时，人们的眼睛则闪烁着虔诚”。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已经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那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据说大卫王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他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他看据说是三千年前所罗门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伊斯兰学者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
自然地，他在复活节也观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类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就能显现出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个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回过耶路撒冷几次，但他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凡是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都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hi）观察到。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此时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面对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疲于应付。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他们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会又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7]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个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造反，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但当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掌管的村庄后，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向起义者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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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同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他给最热诚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他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2] 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了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据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他们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进行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3]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他们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4] 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架设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有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显示的，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
[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这看作终极的神圣的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6] 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碰到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我们这位英雄的粪便上，最后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后杀死了这个异教徒，他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鲜血和秽物浸湿了我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他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而帕夏给了他五十个金币和一顶银质带顶饰的头巾。
[7] 亨利·毛歇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他于1697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们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们“开始做着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后，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看起来圣墓大教堂“就像是疯人院”。至于那些神父们，毛歇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四处打劫。法官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稍显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法官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一个世纪前仰仗着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而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人称作“赛义德（Sayyid）”。
奥斯曼帝国发兵去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了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来自格罗德诺的一支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他们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显得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当知道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法官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次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
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更多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了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半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1]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社团得以存续下来。
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曾改变自己的家族名，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它是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是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他有八十个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阿卜杜拉·拉蒂夫的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会得到他的骑兵中队护送。
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家族都是苏菲派领袖的后代，这些领袖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名字，杜撰出一套华而不实的家谱，时不时会互相争斗，又互相通婚，这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那些作为摇钱树的势力范围。[2]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也就成了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时家族之间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通常两家会息事宁人，最后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
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耶路撒冷深受这些力量的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3]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茅坑让人活受罪，那里臭气熏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声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内（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一类人，他们罪有应得”。
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称号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他们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儿他们被围困住。这种黑手党式的黑帮手段奏了效：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直到今天。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一个贝都因领袖查希尔·奥马尔·扎伊达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打下了一片北方领地，其大本营设在阿克——这是唯一一次，除了昙花一现的叛军外，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统治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1770年，一个叫阿里·贝（Ali bey）的埃及军官与首领查希尔结成了盟友。阿里·贝得意洋洋，因为他得到了“捕云者”的绰号（他击败了贝都因人而得此绰号，奥斯曼帝国认为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捉住）。两人联手攻占了巴勒斯坦大部，甚至夺取了大马士革，但苏丹的帕夏仍固守着耶路撒冷。此时，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现在她派了一支舰队开进地中海，在地中海打败了苏丹的海军。捕云者希望俄国人伸出援手，而俄国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国舰队轰击了雅法，随后启程进攻贝鲁特。最终查希尔占领雅法——但他和捕云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吗？
查希尔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但为城墙所阻。奥斯曼帝国在前线一败涂地，遂向俄国人提出议和。在1774年签订的和约中，凯瑟琳和她的情人波特金亲王迫使奥斯曼人承认了俄国对东正教的保护——而俄国人对耶路撒冷的日益垂涎最终将导致一场欧洲战争。[4]现在奥斯曼人可以重新夺回他们那些失去的省区：捕云者被刺身亡，查希尔已八十六岁，不得已要从阿克逃走。查希尔逃跑时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不见了——“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他说——于是他策马迅速返回。当他一把将那女子抱起时，后者将自己那年迈的情人哄劝下马，最后一群刺客突然出现将查希尔刺死，并砍下了他的头颅。首任“巴勒斯坦王”那用盐腌渍的脑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现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中那位正在崛起的英雄人物的注意。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1798年5月19日，时年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面色苍白，身形枯槁，长着一头长而平直却无光泽的头发。这天，他派遣三百三十五艘舰船、三万五千名士兵以及一支由一百六十七名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去征服埃及。“我将创立一种宗教，”拿破仑不可一世的傲慢内心思忖道，“我看到自己行进在开往亚洲的道路上，我骑着一头大象，戴着一方头巾，一只手里拿着我亲自创作的新的《古兰经》。”
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内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内描写道，“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和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此时正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是一种新的最高力量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仍屹立不坠，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由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但这次出征也事关帝国利益：法国正与英国交战，这次出征是声名不好的瘸子主教兼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es-Maurico de
Talleyrand）出的主意，他希望借此控制地中海，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如果波拿巴赢了，一切都将称心如意，要是输了，德·塔列朗也借机除掉了一个对手。欧洲人希望看到东方人对他们善意的征服感恩戴德，这在中东太常见了。
拿破仑在埃及成功登陆，埃及此时仍被混血的马木鲁克奥斯曼官吏统治着。在金字塔战役中，拿破仑将后者击败，但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舰队。波拿巴拿下了埃及，但纳尔逊使波拿巴的军队深陷东方，这让奥斯曼受到鼓舞，他们得以继续在叙利亚与波拿巴周旋。如果拿破仑想在埃及活着，他就得北上并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率一万三千名士兵和八百头骆驼入侵巴勒斯坦。3月2日，当他率军挺进雅法时，他的骑兵部队在达马斯将军率领下，在离耶路撒冷3英里（约5千米）的地方发起突袭。波拿巴将军幻想着征服圣城，在发给巴黎的革命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说：“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
* * *
注释
[1] 这就是被毁的胡瓦犹太会堂，被毁一个多世纪后，19世纪时会堂得以重建，但1967年又被约旦人摧毁。
[2] 英语中称这些家族为名门望族，土耳其人称其为埃芬迪亚（Effendiy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亚（Aya）。努赛贝家族是圣墓大教堂的守护者；达贾尼家族管理大卫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兰教法庭；侯赛尼家族通常作为纳吉布·阿什拉夫，即穆罕默德后裔家族首领，是圣地的穆夫提和领袖，也是先知穆萨节的操办人；阿布·古沙家族是耶路撒冷周围山区的军阀，守护着从雅法出发的朝圣路，是侯赛尼家族的盟友。直到最近，通过阿德尔·曼纳教授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古达亚家族是如何盗用了侯赛尼家族名号的。努赛贝家族的名字由加尼姆而来；哈立迪家族由戴里而来；加拉拉家族（曾与侯赛尼家族争夺穆夫提职位）由哈斯卡费而来。“这些家族如此改换名字，让人很困惑，令人不解，”这些家族中一个叫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eh）的人承认说，他是约旦前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耶路撒冷人》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这种事发生在七个世纪前。”
[3] 耶路撒冷通常由强大的大马士革省总督管辖，总督每年都是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领头，他靠自己的武装远征队为车队提供资金。其他时候，耶路撒冷则由坐镇阿克的西顿知事控制。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一个区，受区总督或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的控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耶路撒冷的地位几经变迁，有时它会是块独立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卡迪的协助下行使管辖权，卡迪是在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城市法官，穆夫提则从耶路撒冷各家族中推举（穆夫提是由帝国大穆夫提任命的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穆夫提会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教法裁决）。大马士革和西顿的两个帕夏是仇家，二者有时会因争夺巴勒斯坦发生冲突。
[4] 波将金为凯瑟琳想出了“希腊计划”——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沙皇格勒），并由凯瑟琳的孙子统治，凯瑟琳的孙子名叫君士坦丁。凯瑟琳对波兰的瓜分导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出现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被限制居住在“栅栏区”里，过着悲惨的穷苦生活。作为俄国历史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领袖之一，波将金本人也是个基督教复国主义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视作其“希腊计划”的一部分。1787年，波将金组建了一支以色列拉夫斯基犹太骑兵团去攻打耶路撒冷。一个叫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的目击者嘲笑这些长着下垂长卷发的骑兵是“马背上的猴子”。最终，波将金尚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死去了。
第八部分 帝国
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去参观耶路撒冷。
亚伯拉罕·林肯，与其妻的对话
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
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
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
W．H．巴特利特，《步行》
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小岛上如野蛮人一样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了。
本杰明·迪斯累利，在众议院的演讲
看看，这里都以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什么！
哈丽雅特·马蒂诺，《东方生活》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克的蓝胡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拿破仑征服耶路撒冷，除了这个人称“屠夫”的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军事首脑艾哈迈德·贾扎尔（Ahemt Jazzar）帕夏。“屠夫”在年轻时候就采用了贾扎尔这个名字，并将他的事业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上：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发人的斗志。
“屠夫”在其领地上实行恐怖统治，任何他疑心有一丁点不忠思想的人都会被他迫害得残缺不全。一个曾经在“屠夫”的首都阿克拜访过他的英国人发现，他“周围都是一些受了伤的、毁了容的人。那些具有某种行政职务或在门边站岗的人，全都是要么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鼻子、一只耳朵，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可以肯定的是，“屠夫”的犹太部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就“被夺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凡是来过叙利亚这个地区的人，无不为这里没有鼻子和耳朵的脸的数量感到震惊”。“屠夫”称这些人是“有标记的人”，有时他还把那些受害者的双脚套上马蹄铁。他曾将一些当地基督徒的住处完全封住，把活生生的人堵在里面。还有一次，他将五十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士兵将这些人用乱刀砍成碎片。当怀疑他的女人们对他不忠时，他把自己的七个妻子全部杀掉。凡此种种使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克的暴君，他生活时代的希律王，周边所有国家的恐怖人物，蓝胡子的故事成真了”。
“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他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他的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入夜，他将自己关在后宫，周围是十八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斯拉夫女人众星捧月般包围着他。[1]然而，现在，这个老人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雅法港，而雅法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区区20英里（约32千米）。整个耶路撒冷都陷入恐慌，大家族们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武装起来。一伙暴徒抢劫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修道士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禁闭起来。城墙外面，达马斯将军正向波拿巴请令进攻这个圣城。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拿破仑答复说，他首先要征服阿克，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然而，很显然，波拿巴和他的军队将他们这次对付穆斯林的远征排除在了文明行为法则之外。一个法国科学家写道，当拿破仑猛攻雅法时，“士兵们纷纷砍杀城里的男男女女，场景非常恐怖”，他被“射杀声、妇女和父亲们的尖叫声、成堆的尸体、一个女儿在其母亲的尸体上被强奸、血腥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胜利者关于抢夺战利品的争吵声”所震惊。最后，法国士兵们终于开始休息了，却“是在成堆的死人身上休息，鲜血和黄金使他们感到满足”。
在向阿克进军之前，波拿巴冷血地命令军队屠杀至少二千四百四十人，不过后来“屠夫”可能有四千个士兵被杀，平均每天六百个士兵殒命。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对阿克进行围攻，当时阿克仍在“屠夫”的掌控之中，拿破仑曾高傲地宣称“屠夫”是“一个老男人，我从未听说过他”。然而，蓝胡子和他的由四千名阿富汗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摩尔人组成的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着。
4月16日，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役中打败了“屠夫”的骑兵和一支土耳其军队。之后，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约40千米）的拉姆拉，拿破仑发布了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告犹太人书》，落款这样虚假地写着：“耶路撒冷总司令部，1799年4月20日”。
法兰西共和国亚非地区军队总司令波拿巴致巴勒斯坦的合法继承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国家，因几千年的征服欲望和专制统治，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可以高兴地站起来了，可以带走你们以色列人祖传的遗产。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将耶路撒冷设为我的司令部，几天之后司令部就会转移到大马士革，所以，你们仍旧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主人生活在那里。
法国官方公报称拿破仑“已经武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征服阿克之前，拿破仑还不能说占领了耶路撒冷。而“屠夫”这时也加强了防务，他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一线作战军舰的支持，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是一个私奔的女继承人和一个冒险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有着漂亮的小胡子和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十三岁时就参加了海军，与美国叛乱者打过仗，之后，他被临时调派到瑞典海军，同凯瑟琳大帝的俄国人交上了火。由于瑞典国王册封他为爵士，所以他的那些英国竞争者们嘲笑他是“瑞典爵士”。法国大革命后，史密斯曾掠夺过法国，但被抓了起来，并被囚禁在阴森可怕的巴黎圣殿塔里面，后来他机智地逃了出来。他对波拿巴尤其鄙视，因此在很多公开信中都对波拿巴进行了嘲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史密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观察者这样写道：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永远富有活力，极其自负，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可以拯救那个总是在劝说别人的人，西德尼·史密斯是骑士当中最出色的人”。在正常生活中他是个荒谬可笑的人，但是在危机中他却是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史密斯和“屠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史密斯这个英国人很羡慕“屠夫”有把闪闪发光的大马士革短剑，而“屠夫”也无时无刻不把它带在身边，“屠夫”曾夸耀说：“我带的这把剑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它已经割下过很多人的脑袋了。”史密斯想要“屠夫”证明给他看，于是“屠夫”让人牵过来一头牛，他只一下便把牛的头给割下了。史密斯将他的八十八个水手与“屠夫”的多国卫队整合到一起，共同抗击拿破仑，结果波拿巴发动了三次针对阿克的进攻，而两人都合作共同奋力击退了这三次进攻。当奥斯曼土耳其的援军到达时，法国人对阿克的围困已经延长到第三个月，这时法国的将领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截至1799年5月21日，拿破仑的军队里已有一千二百人死亡，两千三百人生病或受伤。拿破仑决定带领军队向埃及撤军。当时，有八百个法国士兵因病留在雅法。由于这些人会减缓部队撤退的速度，拿破仑命令他的私人医生们将这些伤兵杀掉。当这些法国医生拒绝执行命令时，一个土耳其医生自告奋勇对这些病人使用了致命的鸦片酊。难怪法国将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ebér）将军反思说：“我们在圣地犯了不计其数的罪，做了大量的蠢事。”两千多个耶路撒冷人在该市总督的率领下，骑马追赶并骚扰正在撤退的法国军队。当那不勒斯的农民战士们冲进雅法时，史密斯以呼吁耶路撒冷人恢复秩序的方式试图阻止他们对基督徒的屠杀。
在埃及，拿破仑遭遇了灾难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只能通过无耻地歪曲事实来加以挽回，于是他抛弃自己的战士，乘船返回了老家。留下来在埃及进行指挥的克莱贝尔将军这样咒骂拿破仑：“那个屁股沾满了屎的混蛋抛弃了我们。”但是在法国，拿破仑却像一个凯旋的征服者那样得到了人们的欢呼，他很快便从督政府手里攫取了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2]一首关于他的远征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歌曲《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圣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因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处境危险。因喜欢追逐宏大的排场，史密斯认为，只有将英国人的沉着冷静展示出来才能拯救他的同胞。在得到“屠夫”和苏丹的同意后，他让他的海员们身着统一制服，敲锣打鼓从雅法向耶路撒冷行军。穿过很多街道后，他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升起了英国国旗，修道院的方济各会高级修士宣布：“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对英国，尤其是对史密斯有着最伟大的义务，正是有赖史密斯，他们才得以从波拿巴无情的手中保全下来。”事实上，穆斯林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对象。史密斯和他的全体船员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祈祷，这是自1244年以来第一批进入耶路撒冷的英格兰人的军队。
苏丹塞利姆三世给了“屠夫”很多荣誉，任命他为其故乡波斯尼亚及埃及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在与加沙的帕夏短暂交战之后，“屠夫”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但是，他依然没有变得柔软，他割掉了他的总理的鼻子来泄愤，而这个人此前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1804年，“屠夫”死的这一年，耶路撒冷陷入了混乱。
但是，拿破仑和史密斯却让黎凡特变得备受大家喜欢。在那些此时开始探索东方，同时又在欺骗西方人的畅销书中详述自己冒险功绩的冒险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法国子爵，他在1806年时就注意到耶路撒冷正遭受着战火、叛乱和掠夺的困扰，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耶路撒冷发展的最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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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屠夫”原本是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奴隶，在一次谋杀事件后，他将自己卖给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在那里，他被一个埃及统治者购买。他的主人让他改信伊斯兰教，并让他担任他的首席行刑者和职业杀手。之后，他荣升为开罗的执政官。不过，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抗击凯瑟琳大帝的海军、保卫贝鲁特的战斗。虽然贝鲁特在长时间被围后，还是被迫光荣地向俄国人投降，不过，经此一役，苏丹将“屠夫”提升为西顿的执政官，以作嘉奖。西顿的执政官有时还是大马士革的执政官。“屠夫”对他势力范围内的耶路撒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在那里得到侯赛尼的效忠承诺。
[2] 拿破仑将他的失败归因于史密斯：“这个人让我错过了我的命数”。不过，拿破仑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在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后来被拿破仑杀掉）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那些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并占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们摧残过了，他们每年都会来此地进行行军示威，对待耶路撒冷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个，耶路撒冷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就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那是拿着贝都因人的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
现在，这个法国人可以在这个充满污秽、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里纵情狂欢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喜欢吃喝的人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烹饪法，与那些友好的、身材肥胖的方济各会东道主们一起享受着盛宴的美食，他品尝着“小扁豆汤、拌着黄瓜和洋葱的牛肉、烤小山羊配米饭、鸽子、鹌鹑、野味，还有绝美的葡萄酒”。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尔后他又跪拜在戈弗雷和鲍德温这两个法国勇士的墓前，后者曾经打败过伊斯兰教——这个在他看来是“仇视文明，一贯对无知、专制和奴隶制度进行偏袒的宗教”。夏多布里昂已经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方济各会修士们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授予夏多布里昂“圣墓骑士”荣誉称号。当他们围绕着双膝跪地的子爵，将戈弗雷用过的马刺系到他的脚后跟上，并以这个十字军战士的剑册封他为爵士时，夏多布里昂几乎欣喜若狂：只要想到我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教堂，距离耶稣基督的墓只有十二步，距离戈弗雷的墓只有三十步，而且我还佩带着圣墓守护者的马刺，触摸了那把又长又大的剑，而这把剑曾被一个如此高贵、如此勇敢的人使用过，我就不能不为此动容。
1808年10月12日，一个亚美尼亚籍教堂看守人在圣墓大教堂二层的亚美尼亚画廊火炉边睡着了，结果火炉失火将他烧死，而且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这场大火使圣墓遭受了破坏。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基督徒拜访了穆夫提哈桑·侯赛尼（Hassan al-Husseini），请求他驻扎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以防止教堂遭到洗劫。希腊人指责亚美尼亚人故意纵火。当时英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拿破仑皇帝打仗，以牵制这个很显然不可战胜的人，因此，希腊人只能求助于俄国人，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们才得以加强对教堂的控制。他们建造了洛可可式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圣墓周围。他们通过捣毁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国王的坟墓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功：此时已经返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局外人。[1]一伙穆斯林暴徒袭击了试图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守备部队也开始叛乱。“屠夫”的继任者、他的女婿苏莱曼帕夏——人称“公义者”（他的前任“屠夫”之后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温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他处决了四十六个叛乱者，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装饰。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受到了拿破仑那肮脏的小规模中东战争的鼓舞，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败落的鼓舞，受到了夏多布里昂回家后所撰写的书的鼓舞。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2]在伦敦，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对他在黎凡特之功绩的夸耀引起了他出身皇室的女主人的无尽想象，并因此激发了史上最疯狂的王室之旅。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卡罗琳王妃是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两人已分居。王妃对意气风发的史密斯非常着迷，经常请求史密斯的表妹赫斯特·斯坦霍普（Hester Stanhope）夫人，即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外甥女，为他们之间无耻的风流韵事打掩护。
赫斯特夫人对卡罗琳王妃的粗俗、轻信及淫荡非常厌恶。据说王妃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断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剧里的女孩”，甚至将吊袜带系到了膝盖以下，赫斯特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一个十足的妓女！太卑贱太粗俗了！”卡罗琳和摄政王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对其当时爱情生活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她至少有五个情人，其中包括史密斯、胡德勋爵、画家托马斯·劳伦斯，以及几个佣人。不过史密斯关于阿克及耶路撒冷的故事博得了关注：卡罗琳和赫斯特这两个女人各自下了决定，要到东方去旅行。
赫斯特夫人命中注定与耶路撒冷有缘。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以前当过水手，是个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宣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以后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在著作《新耶路撒冷规划》（Plan for New Jerusalem）中说，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他为犹太人的国王和恢复者”，他还坚称英国人是犹太民族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他将会引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他为圣殿山设计了花园和宫殿，为他的新以色列人设计了服装和旗帜，但是最后他却被当成精神病人关了起来。不过，使人民相信犹太人在三十年之内的神圣回归会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却几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
布拉泽斯期待有一位神圣庄严的女士为他的这项事业提供帮助，因而他选择了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作为他的“犹太王后”。当她来到新门监狱探访他时，他预言说：“总有一天她会前去耶路撒冷，引导那些特选子民回归圣地！”赫斯特夫人确实在1812年参观了耶路撒冷，她当时穿着迷人的奥斯曼土耳其服装，然而布拉泽斯的预言却并未成真。她留在了东方，而她的名声有助于提高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最令人满意的是，她比那个她蔑视的卡罗琳早到了耶路撒冷三年。
1814年8月9月，四十六岁的卡罗琳王妃开始了她不甚光彩的地中海之旅。受到史密斯、赫斯特夫人以及形形色色十字军前辈朝圣者的鼓舞，卡罗琳宣称：“耶路撒冷是我的伟大夙愿。”
在阿克，王妃受到了“公义者”苏莱曼那个“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个鼻子的犹太人首相”的欢迎——苏莱曼帕夏不仅继承了“屠夫”的领地，而且留用了他的犹太人顾问——哈依姆·法尔希。“屠夫”死后十年，卡罗琳的侍臣对“在街上能看到多少人没有鼻子”感到好奇，但卡罗琳王妃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个“东方民俗的粗野盛况”。到达耶路撒冷时她带了一个二十六人的随行团，包括她收养的弃婴（可能是她自己的孩子）威利·奥斯汀（Willie Austin），以及她的新任情人巴托罗缪·佩尔加米，此人是个意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岁。现在佩尔加米成为了男爵，是卡罗琳的管家，一位女士曾这样心醉神迷地描述他：他是个“6英尺（约1.8米）高的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头发，脸色苍白，小胡子能从这里伸到伦敦”！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卡罗琳带领着两百名随从，“看起来就像军队出行”。
卡罗琳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头驴，就像耶稣一样，但是她过于肥胖，因此两边各需一个仆人搀扶。在圣救世主修道院，那些方济各会修士们护送着她进入她的套房。她的一个侍臣回忆说：“不可能画下当时的场景”，“男人、女人、小孩、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全都来迎接我们”。他们大声喊着：“欢迎！”借着燃烧的火把的光亮，“很多根手指指向这个皇室朝圣者”，同时有声音呼喊着：“那就是她！”难怪如此——卡罗琳经常戴着“一头两边卷曲、几乎与她的无檐帽顶同样高度的假发，假眉毛（她天生就没有长眉毛），以及假牙”，当天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礼服，礼服前后都裁剪得很短，而且太短了些，几乎不能遮盖她那“巨大而突起的腹部”。一个随从不得不承认，她进入耶路撒冷时“虽不失庄重，但确实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卡罗琳为自己是六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妃感到自豪，她极其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够受人缅怀”，因此她创建了圣卡罗琳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有它自己的旗帜——一个镶有丁香花丝带和银饰品的红十字。她的情人佩尔加米是该修道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掌控者”。返回时，她命人对她的这次朝圣活动画了一幅画《卡罗琳王妃进谒耶路撒冷》。
这个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对方济各会修士们给予了慷慨的捐助。1815年7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三周），卡罗琳“在社会各阶层的一片感谢声和惋惜声中离开了耶路撒冷”，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不难想象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
1819年，当大马士革的税收被提升了三倍时，这个城市再次发生了叛乱。这次，巴勒斯坦的强人、“屠夫”的孙子阿卜杜拉帕夏出兵镇压。[3]耶路撒冷被拿下后，总督亲手绞死了二十八个叛乱分子——其余的人在次日被斩首，所有尸体都陈列在雅法门外。1824年，奥斯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蛮行径终于引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在阿卜杜拉于橄榄山上炮轰农民起义军之前，耶路撒冷赢得了几个月的独立。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勇敢的英国旅行者朱迪丝·蒙蒂菲奥里（Judith Montefiore）与她富有的丈夫摩西一起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写道：耶路撒冷是个“衰败的、荒芜的、凄凉的”的地方，“这个曾是尘世欢乐来源的城市，如今没有一处遗迹留存”。
蒙蒂菲奥里夫妇是新一代首批有影响力的、令人尊敬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决定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蒙昧落后的同胞。虽然受到了耶路撒冷总督的款待，但是他们却在城里和一个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摩洛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慈善工作以修复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拉开了序幕。拉结墓是继耶路撒冷的圣殿、希伯伦的犹太长老墓之后的犹太教第三大圣堂。不过，和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伯利恒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蒙蒂菲奥里夫妇没有孩子，而据说拉结墓可以帮助妇女怀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差不多就像欢迎弥赛亚降临”一样来欢迎他们，但是却恳求他们不要给予得太多，因为他们走后，土耳其人会以征收更高税款的方式来摧残他们。
摩西·蒙蒂菲奥里是以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白手起家的英国绅士、国际财阀、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连襟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他并不特别笃信宗教。然而，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离开时，他成了一个重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他一直在祈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只是“我们祖先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地方，是我们旅程最后的终点”。他相信，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来此朝拜，他说：“我谦卑地向我祖先的上帝祷告，从今以后我将会变得更加正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4]他曾多次重返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他努力将一个英国贵族的生活和一个传统犹太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蒙蒂菲奥里一离开，一个有着拜伦风格的装模作样的人便骑马来到了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和这个人都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塞法尔迪犹太人，虽然并不相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两个都会把英国的进步带到中东。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你应当看到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个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了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其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一种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在内。
迪斯累利打小就是作为犹太人被抚养长大，但是二十六岁时他却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物。
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也就是他当时暂住的地方）的屋顶用餐时，迪斯累利遥望着“耶和华失落的首都”，被犹太历史的浪漫深深地吸引了，同时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好奇，他禁不住想要参观圣殿山。曾有一个苏格兰内科医生和一个英国女人潜入休憩广场——只不过二人都伪装得严严实实。迪斯累利却不精于此道，他说：“我被一群包着头巾的宗教狂人监视着，包围着，很难逃脱！”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同一个民族，认为阿拉伯人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而且他还质问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他们的犹太教的话，你的基督教又源自哪里呢？”
在耶路撒冷参观时，迪斯累利开始撰写他的下一部小说《埃尔罗伊》（Alroy），这部小说描写了12世纪那个在劫难逃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个人发动的起义被迪斯累利称为“神圣而浪漫的犹太民族纪年表上一件光彩夺目的事件，这个民族给了我鲜血和名讳”。
迪斯累利的耶路撒冷之行提升了他作为一个托利党贵族和外来的犹太领袖的独特混合体的神秘性，[5]这次行程使他确信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并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锡安山。在他的小说中，大卫·埃尔罗伊的顾问宣称：“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慎重地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又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购买的方式获得。”
迪斯累利称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他野心太大，所以不愿在事业上因任何犹太问题而铤而走险：他想成为世上最伟大帝国的首相。三十年后，达到这个“充满污秽的权力顶点”的时候，迪斯累利确实通过获得塞浦路斯和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权力延伸到了这个地区。
迪斯累利返回英国着手经营他的政治事业后不久，一个阿尔巴尼亚军阀，同时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征服了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戈弗雷的马刺和佩剑以及一块来自他的法国城堡的砖头，现在都挂在圣墓大教堂拉丁圣器收藏室里面。至于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则只有孩子王鲍德温五世石棺的一部分在这次宗派破坏行为中保存了下来。
[2] 1804年，诗人、画家、雕刻家，同时也是激进分子的威廉·布莱克公布了他的诗作《弥尔顿》，该诗以“那些远古时代的脚印……”开始，以“直到我们在英格兰绿意盎然、充满欢乐的土地上重建一个耶路撒冷”结尾。这首诗大约于1808年印刷出版，赞颂了天国的耶路撒冷曾短暂而荣耀地出现在前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此诗受到传说中年轻的耶稣在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陪同下，一起参观后者的康沃尔郡锡矿山的神秘故事的启发。该诗在1916年之前很少有人知晓，直至1916年，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请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为这首诗谱曲，以充当一场爱国会议的主题曲。爱德华·埃尔加随后把它编成了管弦乐曲。国王乔治五世说，相比于《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而言，他更喜欢这首曲子，这样，它便成了国歌的备选曲。该曲子对那些幽怨的爱国者、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散步的人、运动爱好者、社会理想主义者、爱好酗酒的一代人，以及留着松散头发的大学生等人群，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布莱克从未称他的这首诗为“耶路撒冷”，因为他另外还写了一首史诗，名为“耶路撒冷：大阿尔比恩的发散（Jerusalem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3] 1818年，在苏莱曼帕夏死的那天，阿卜杜拉在阿克攫取了政权，并处死了富有的、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失去了鼻子的哈依姆·法尔希。法尔希曾卓有成效地治理巴勒斯坦长达三十年之久。阿卜杜拉一直统治到1831年。法尔希家族至今仍旧生活在以色列地区。
[4] 在乘船返航途中，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暴风雨袭击了蒙蒂菲奥里的船，水手们都担心船可能会沉没。幸运的是，蒙蒂菲奥里随身携带着一片前一年逾越节时的无酵饼（被称为“afikoman”）。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他将这片无酵饼投到海里，大海便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蒙蒂菲奥里相信这是上帝对一个耶路撒冷朝圣者的祝福。直到今天，每年的逾越节，蒙蒂菲奥里家族都要阅读蒙蒂菲奥里对这件奇事的记述。
[5] 在他最好的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中，他塑造的理想的人物形象是西多尼亚：一个塞法尔迪百万富翁，众多皇帝、国王和欧洲所有内阁部长的朋友。西多尼亚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综合体，这两个人和迪斯累利都很熟。
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红色易卜拉欣
1831年12月，一支埃及军队行经耶路撒冷，当时“欢天喜地的”耶路撒冷人“在每条街道上都布满彩灯，载歌载舞进行欢庆。在这五天中，穆斯林、希腊人、方济各会修士、亚美尼亚人，甚至犹太人都很高兴”。但是，当看到埃及士兵们穿着“紧身裤，带着令人恐惧的枪械和乐器，用一种欧洲人的行军方式列队行走”时，穆斯林开始担忧了。
耶路撒冷的新主人是阿尔巴尼亚战士穆罕默德·阿里（Mehamet Ali），他在埃及创立了一个王朝，当以色列国在一个世纪后成立时，这个王朝仍然统治着埃及。然而，现在被众人遗忘的是，他曾主宰近东国际外交长达十五年之久，并几乎征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阿里是一个烟草商的儿子，出生在现在的希腊，与拿破仑同岁，同时代的人都将他视为东方的波拿巴：“这些领袖人物都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们的性格中有着共同的特征：永不满足的野心，永无休止的活力。”这个长着白胡子的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穿着总是很朴素：白色的头巾、黄色的便鞋、蓝绿色的长袍，他甚至会用金银制作的、镶有钻石的7英尺（约2.1米）长的烟袋吸烟。他长着“一张有着高颧骨的塔塔人的脸”，一种“奇怪的野火”在他“黑灰色的眼睛里带着才华和智慧明亮地闪烁着”。他以其常挂左右的弧形弯刀来展示他的权力。阿里及时地赶到了埃及，命令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代表奥斯曼帝国对抗拿破仑。当法国人撤离后，他趁机利用随之产生的权力真空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唤来了他那个富有才干的儿子（有人说那是他的侄子）易卜拉欣（Ibrahim），易卜拉欣将马木鲁克奥斯曼的精英人士都骗到一个军事仪式上，并杀害了他们。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军队通过烧杀抢掠打通了开往开罗的通道，但苏丹却只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阿里每天晚上只需要睡四个小时，并称在其四十五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阅读。每天晚上，他最喜爱的情妇都要为他朗读孟德斯鸠或者马基雅维利的书。这个野蛮的现代主义者着手创建了一支九万人的欧式军队，还有一个舰队。
起初，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很高兴能利用这股新兴的力量。当沙特家族领导着那些主张禁欲苦行的瓦哈比教派占领了麦加时，苏丹非常困扰，便向阿里求助。阿里及时夺回了麦加，并把阿卜杜拉·沙特的人头运到了伊斯坦布尔。[1]1824年，当希腊人反抗苏丹统治时，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军队残忍地镇压了希腊人的暴动。这件事让欧洲的那些大国有所警醒，因此，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捣毁了阿里的舰队，并帮助希腊获得独立。但是，这并不能够长久地阻止阿尔巴尼亚人的欲望：受到早期的耶路撒冷访问者、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子爵的鼓舞，他们都妄想着能有自己的帝国。
1831年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及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打败了苏丹派来的每支军队。很快，他的军队就轻松地攻占了伊斯坦布尔。苏丹最终承认阿里为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克里特岛的统治者，易卜拉欣为大叙利亚的总督。这个帝国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人了，穆罕默德·阿里宣布：“我现在用剑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会用这把剑来维护它”。他的剑就是他的最高统帅易卜拉欣。在青少年时代，易卜拉欣就开始指挥部队，并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屠杀；也正是易卜拉欣打败了沙特家族，劫掠了希腊，征服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并几乎胜利地进军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城门口。
1834年春，易卜拉欣（众所周知，他被称为“红色”，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胡须是红色的）在大卫墓的宫殿群里成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坐在欧式的王座上而不是普通的坐垫上，公开地喝酒，这让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震惊。易卜拉欣开始在耶路撒冷实施一场改革。他减轻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前所受的压迫，许诺他们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终止了所有朝圣者到教堂参拜需要付费的规定。现在他们可以身着穆斯林服装，骑马走在大街上，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对讲土耳其语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阿拉伯人，易卜拉欣的父亲就称阿拉伯人是“野兽”。4月25日，易卜拉欣在圣殿山上会见了耶路撒冷及那不勒斯的首脑，发布了关于征调两百个耶路撒冷士兵的命令。易卜拉欣说：“我希望这个命令即刻执行，不得拖延，就从耶路撒冷这里开始。”但是耶路撒冷却表现出了蔑视，耶路撒冷人反驳说：“宁可死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受无尽的奴役。”
5月3日，易卜拉欣主持了东正教的复活节仪式，一万七千名基督徒朝圣者将这个沸腾的城市推向暴乱的边缘。在受难节当晚，蜂拥的人群挤到圣墓大教堂等待领取圣火。一个名为罗伯特·柯曾（Robert Curzon）的英国旅行者看到了这一幕，并在其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朝圣者的行为狂乱不羁，达到了极致。他们一度将圣墓大教堂周围当成赛跑场，一些人几乎是光着身子，发疯似地跳着，吼着，尖叫着，好像已经着魔了。”
第二天早上，易卜拉欣进入教堂去观看圣火，但是人群太过密集，以至于他的侍卫们不得不“用枪托和鞭子”开路。当时有三个修士在“疯狂地演奏着小提琴”，妇女们开始“用一种极其特别的尖锐的哭喊声”大呼小叫。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就坐，夜幕降临了。希腊主教在“壮观的队伍”的簇拥下走进圣殿。人们都在等待那神圣的火花。柯曾先是看到有东西在闪烁，然后便见到了代表奇迹的火焰。圣火被传到了“那个为了此番荣耀掏钱最多的”朝圣者手里，但是“一场猛烈的战斗”因为圣火而突然爆发。朝圣者们因狂喜而昏厥，倒在了地上，刺眼的烟雾充满了教堂，三个朝圣者从高处的走廊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年长的亚美尼亚女人死在了她的座位上。易卜拉欣试图离开这个教堂，但是挪动不了半步，他的卫兵于是企图以痛打人群的方式清理出一条通道，由此引发了民众惊恐逃窜。当柯曾“跑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所站的位置”时，他感到脚下的石头是柔软的。
事实上，我是踩到了一大堆人的尸体上，他们都死了。其中一些人因窒息而变得脸色乌黑，其他人满身都是血渍，身上流淌着被人群踩爆的脑浆和内脏。易卜拉欣的士兵用他们的刺刀杀死了许多昏迷的可怜人，墙上溅满了人们的鲜血和脑浆，这些人就像牛一样被砍杀了。
疯狂的逃窜演变成“野蛮地拼死”求生：柯曾看到他周围全都是死人。易卜拉欣也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迷了好几次，直到他的卫兵抽出剑，在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尸体“堆成了堆，甚至堆到了膏油礼石上”。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下令将尸体挪走，还让他的人将那些看起来貌似还活着的人拖出去”。有四百个朝圣者殒命。当柯曾往外奔逃时，有很多尸体实际上还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灾难的消息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了无数基督徒，随后耶路撒冷、那不勒斯以及希伯伦地区的名门望族相继发动了叛乱。5月8日，一万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农民进攻耶路撒冷，但被易卜拉欣的军队击退。5月19日，受大卫王夺取耶路撒冷时的一个场景的启发，位于大卫城下方的西尔万地区的村民为反叛者指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借助这条通道，反叛者潜入耶路撒冷，打开了南城门粪厂门（Dung Gate）。农民们抢掠了集市，军队对他们进行攻击也不过是为了加入这场掠夺。驻军指挥官逮捕了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的首领，但是，两万名农民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并占领了塔楼。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伊莱扎畏缩在他们租住的房间里，当威廉离开伊莱扎到雅法寻求帮助时，伊莱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只身处在“大炮的轰鸣、坍塌的墙垣、邻人们的尖叫、仆人的恐惧以及对屠杀的想象”当中。伊莱扎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她的丈夫返回耶路撒冷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威廉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灾难的国土”。[2]
易卜拉欣一度撤退到了雅法，现在他在各个小山丘之间艰苦奋战，损失了五百来号人。5月27日，易卜拉欣在锡安山上扎营，之后他发动进攻，杀死了三百个起义者。但是，他在所罗门池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围困在大卫墓。在侯赛尼和阿布·古沙（Abu Ghosh）的领导下，叛乱再次爆发，易卜拉欣开始向他的父亲寻求援助。
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带着一万五千人的援军乘船驶向雅法，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老人”，像帝王一样俯首坐在一匹“品种极好的马上，仪态自然高贵，完美地保持着一个伟人的形象”。这些阿尔巴尼亚人镇压了起义，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流放到埃及。后来起义再次爆发，这一次红色易卜拉欣在那不勒斯外面屠杀了这些起义者。他洗劫了希伯仑，掠夺了乡村，并杀害了他的俘虏，在耶路撒冷实行恐怖统治。回到这个城市后，易卜拉欣任命原先参与造反的贾比尔·阿布·古沙（Jaber Abu Ghosh）族长为耶路撒冷总督，并将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处死。城墙上挂满了割下来的人头，囚犯们的尸体在雅法门附近新建的基什雷监狱逐渐腐烂，此后这个地方被奥斯曼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使用过。
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追求现代化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话，就需要欧洲人的支持。易卜拉欣允许那些少数民族修复他们被损坏的建筑：方济各会修士修复了圣救世主修道院；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重建本·扎凯会堂，该会堂是耶路撒冷犹太区四大会堂之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回到了他们于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会堂。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已经遭到破坏并陷于贫困，但仍有一小部分俄国犹太人因在俄国国内备受迫害，选择在这里定居。
1839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布尔，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而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法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会过大。土耳其苏丹及其敌人易卜拉欣都力求得到西方的帮助。年轻的阿卜杜拉-迈吉德（Abdulmecid）苏丹颁布了一个《崇高诏书》，承诺给予少数民族平等权，而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而且自十字军东征以后，教堂里第一次获准鸣钟。
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威廉·特纳·杨（William Tuvner Young）到达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了伦敦的新权力，而且肩负着让犹太人改宗并加速基督再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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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瓦哈比教徒是18世纪基本教义派萨拉菲传道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卜的追随者。瓦哈比在1744年与沙特家族结成同盟。尽管在穆罕默德·阿里手里遭遇挫折，但沙特家族很快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20年代，沙特家族的首领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资金援助及其狂热的瓦哈比军队的支持下，再次征服了麦加和阿拉伯半岛。1932年，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沙特阿拉伯国王，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伊本·沙特至少有七十个孩子，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在2005年继任国王。
[2] 威廉·汤姆森后来写了一本福音教派的经典著作《这片土地，这本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该书激发了美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被重印三十多次。它将巴勒斯坦描写成一个神秘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圣经故事仍在继续。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是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的，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教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的。[1]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一个福音教派信徒，而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实际上，沙夫茨伯里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却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他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得到提高。而另一个使犹太人改宗的任务，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
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长满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个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所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现在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部分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了这样的牢骚：“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疯狂”。墨尔本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得以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指引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2]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杨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3]，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杨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他在日记里提道：“上帝之子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国家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同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热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了“耶路撒冷”的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用以保护他们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当时耶路撒冷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个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前来倾听人们的诉求，并分发救济品给那些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他和他的妻子表示了热烈欢迎，但是，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他们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他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他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恢复统治的愿望相吻合。犹太人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土耳其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应。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目的是用他们的血在逾越节进行祭祀。这个想象中的猜测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因此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为的是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才回到伦敦，但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了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活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寥（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了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土耳其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不过，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通常比较沉稳的交际手腕。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做个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
土耳其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都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说如果易卜拉欣能从叙利亚撤出的话，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在海军准将查尔斯·纳比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威力面前屈服了。
红色易卜拉欣过去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为了换回他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他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4]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着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在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刺的梨状仙人掌。那里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地震后，来自那里的大量难民的涌入。
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任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杨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杨却对此熟视无睹。当帕麦斯顿重新掌权时，他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发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在他们对犹太人的传道中变得更加积极。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杨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只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不过他们却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个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不过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开始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也就是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想凭借任何托辞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那些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身上。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们的孩子面前起立。自命不凡的奥地利和萨丁尼亚领事要更傲慢些，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杨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内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是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他无视来自伦敦方面的命令，为俄国犹太人提供英国方面的保护，但是却从未停止让犹太人改宗的努力。当土耳其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时，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开发了另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滕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教授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让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
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以及地产大亨的混合体，他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他的妻子（另一个狂热的福音派人士）还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他们积极地保护那些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他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不过，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个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转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一座医院。
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攻击了一个犹太少年，因为该犹太少年向身后扔小石头时擦伤了这个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法官的支持下，迅速作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烘烤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曾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蒙蒂菲奥里说服苏丹颁布的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加入到了外国领事的队伍，这个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担任大使。”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作为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应该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所具有的傲慢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一个费城的庄园主、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后，克雷森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对我来说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孩子们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释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那种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他们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悦的大觉醒。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时，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爱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像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国那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援引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博士（Dr Edard Robinson）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们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时，他们的会众都禁不住哭泣起来。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正好赶上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做过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5]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哈丽特·利弗莫尔（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亲和祖父都是新英格兰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当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到达耶路撒冷后，利弗莫尔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作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波阿斯·以色列，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了他挥动着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上极不称职、痴迷于折衷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有异常行为等一系列证据。他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是在对美国公民可以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宪法权进行挑战，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块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摩西五经》，在与其美国妻子离婚后他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他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当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他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感到着迷又加以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忧郁，一半可笑”。这位美国领事在贝鲁特曾问过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还说：“还有一些不久后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脑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一年要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却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级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偏远的小农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6]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吸收了这个传统，他是凯瑟琳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而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有必要以一个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关于这个末代皇帝传说的现代版本。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现在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我们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他统治俄国时就像一个苛刻的教官。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的头发掉完了，一个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与他那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个情妇，那是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虽然独揽俄罗斯大权，但尼古拉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能够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现在尼古拉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并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们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还派遣了一支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进行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方面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行他们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中心所在。”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还远没有精神失常的话，他此时开始显现的便是其父一些顽固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他原本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着“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开始“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后偷走了。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现在，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了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直到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平淡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皇帝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却是第一个现代政治家，而且他知道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并在国外赢得胜利。尼古拉则将这次危机看作是通过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凡间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作些让步。但是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软弱，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土耳其人时，派了一支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并把最高权威赋予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
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在多瑙河流域（现在的罗马尼亚）侵扰奥斯曼的领土，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魅力争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他断然否认他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对伦敦和巴黎方面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向俄国进行威胁，但尼古拉固执地称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是在神真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远在克里米亚，但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那以后它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7]
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所在就是圣地”，而尼古拉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有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了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来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很冒险的行为，那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那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那里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第一座酒店——卡米尼兹酒店，随后英国人很快也建立起了一座宾馆。1848年，瓦雷罗的塞法尔迪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土耳其的一个行政区，通常被一个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8]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所居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对帕夏那些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纷纷排斥。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参观者们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主教的寓所。对那些前来参观圣地的伟大作家们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那么多士兵都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真实的圣地却未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成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era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9]
修道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的一个场景。新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詹姆斯·芬恩福音派信徒中，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了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嫌疑犯（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缺少证据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土耳其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当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出面进行干涉。他把自己当成是圣城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着手调查这些犯罪中的每个案件，但是，尽管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他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那些仍旧需要芬恩保护的犹太人来说，他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刺激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摩苏尔人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受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经过这里对犹太人来说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土耳其士兵捅伤了，还有一个犹太葬礼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每件事情上，芬恩都向土耳其统治者施压，迫使他进行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以落实。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发产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土耳其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一种反映，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都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个有着野蛮的西方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窜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那些战士当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感到吃惊。她竭尽全力在阿拉伯各个领袖之间进行和平协调，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领袖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其中一个领袖被捕，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他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就像是个阿拉伯人的罗宾汉。最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菲兹（Hatiz）帕夏不得不组织了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进行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一起，都聚集到了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土耳其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每天晚上城门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0]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也在巨大的紧张压力之下身患重病，并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彻底丢尽了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呼吁实现和平，放弃其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直到今天这种状况还保持着。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却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向上被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了击打”，他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主教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擂胸和火苗的闪耀中出现了。
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这很滑稽，因为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便买下了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土耳其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拉-迈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各种自由。他还将圣安妮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教堂（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了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未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全副武装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了他们的驻地，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物。土耳其政治家们都是易变的，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法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特别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线。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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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任伯爵的后裔，他是个精明的部长，曾经为从克伦威尔到威廉三世之间的所有统治者服务过。他依旧保持着那个谦恭有礼的阿什利勋爵的头衔，并在众议院占有一席之地。1851年，他成功晋级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但是为便于指称，本书始终称他为沙夫茨伯里。
[2] 沙夫茨伯里从一个苏格兰部长亚历山大·基思那里借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后来这个短语被归为（可能是错误地）以色列·冉威尔的发明。冉威尔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了。
[3] “高门”是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注[4] 阿尔巴尼亚人此后再也没能掌控巴勒斯坦，不过他们却统治了埃及一个世纪之久，一开始是作为埃及总督（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随后是埃及苏丹，最后是埃及国王。当穆罕默德·阿里日渐年老时，易卜拉欣成了他的摄政王，不过易卜拉欣于1848年去世，比他的父亲还先走一步。阿尔巴尼亚人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法鲁克国王，他在1952年被推翻。
[5] 威廉·米勒是这些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前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在1843年会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8.14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应当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成员。
[6] 1658年，为了强化俄国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及俄国专制统治，尼康主教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斯特拉建造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整体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的复制品，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原初作品已经在1808年大火中毁掉了。1818年，尼古拉一世在登基之前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时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下令重修修道院。后来纳粹毁掉了修道院，不过现在它又被重新整修了。
[7]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出现了武装犹太人的尝试。为了与俄国人作战，1855年9月，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到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支被称为奥斯曼哥萨克的波兰军队，这支队伍包括从俄国招募的“以色列轻骑兵”，以及波兰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密茨凯维奇三个月后就战死了，而“以色列轻骑兵”却并没有经过死亡之谷的检验。
[8] 土耳其长官的居住地是al-Jawailiyya，由纳西尔·穆罕默德的一个马木鲁克亲王建造，位置就在希律王的安东尼亚要塞及苦路的第一站。十字军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该教堂的部分圆顶门廊在20世纪20年代时依旧保存完好。现今那里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
[9] 这些作家都跟风似的撰写关于东方的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本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对圣经故事那让人无法呼吸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化），要么是旅游者对土耳其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雷克（他后来曾对克里米亚战争进行过报道）那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当中最好的一部。
[10] 多尔年轻的主人、种植园主科尼利厄斯·费洛斯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一个始于巴黎终于耶路撒冷的环球旅行。费洛斯与他聪明伶俐、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奴隶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多尔能在这次旅行中服侍他，在返回之后，他将还给多尔自由。在这次充满兴奋的旅行中，多尔记录了从巴黎美丽优雅的女士到“耶路撒冷珍贵的高塔及烧焦的城墙”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回家之后，他的主人却拒绝履行诺言，多尔因此逃到了北方，并在1858年出版了《夸德隆环球旅行记》一书。随后不久爆发的美国内战最终给了多尔自由。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非真正笃信宗教之人，但是他却渴望参观耶路撒冷，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美国的耶路撒冷”之一的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市。他熟知《圣经》，而且很可能听说了其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周游世界过程中参观了耶路撒冷一事。1865年4月14日，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林肯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在剧院里，被杀前不久林肯还在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后来，玛丽·托德·林肯断定他“已经身在天界的耶路撒冷了”。
38 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1855年7月18日，当见到失落的圣殿时，蒙蒂菲奥里礼节性地撕碎了他的衣服，然后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他的野营地。他在雅法门受到了千百个耶路撒冷人的簇拥，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朝空中开枪，欢呼着迎接他。詹姆斯·芬恩先前曾计划让犹太人改宗，却不断遭到蒙蒂菲奥里的阻拦，因此他试图破坏人们对蒙蒂菲奥里的欢迎会，不过有着自由思想的统治者基亚米尔帕夏（Kiamil Pasha）却派了一支荣誉卫队给蒙蒂菲奥里赠送武器。当蒙蒂菲奥里作为第一个西方犹太人参观圣殿山时，帕夏还给他派了一支百余人组成的卫队，而且让蒙蒂菲奥里坐在一个轿椅里面，这样就不会违背这样一个禁令：禁止犹太人进入圣殿山，以免他们站立于圣殿山与至圣之所。蒙蒂菲奥里帮助耶路撒冷犹太人这个毕生的使命并不轻松：犹太人中的很多人都靠慈善救济生活，当蒙蒂菲奥里想断了他们对救济的念想时，这些人便异常恼火，甚至在他的营地周围搞起了骚乱。和蒙蒂菲奥里一同前来的侄女杰迈玛·塞巴格（Jemima Sebag）写道：“真的，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待在帐篷里将不再安全。”而且，蒙蒂菲奥里的所有计划并非都付诸实施了，例如他始终未能建造从雅法出发的克里米亚铁路。不过，他的这次行程却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蒙蒂菲奥里劝说苏丹重建了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犹太会堂，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耶路撒冷买了地皮安置犹太人。他为修复胡瓦会堂付了钱，并开始物色想要买的土地。
梅尔维尔对摩西·蒙蒂菲奥里描述如下：“这个克罗伊斯（意为‘大富豪’）——一个七十五岁的高大男人，乘坐由几头骡子驮着的轿子从雅法动身。”蒙蒂菲奥里有6.3英尺（约1.9米）高，还没有满七十五岁，但要从事这样的旅行的确稍显年迈了一些。他有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参观耶路撒冷的经历，他的医生们建议他不要再去了，因为“他的心脏很虚弱，而且血液也含有毒素”，但是他和朱迪丝还是义无返顾地来了，同行的还有服侍他们多年的家仆、佣人，甚至还有他自己为制作犹太人的洁净食物而雇请的屠宰师傅。
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蒙蒂菲奥里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位富裕的维多利亚准男爵同时兼有地方总管的威望和一个犹太人的尊严，他总是热切地冲上前去帮助他的犹太同胞，从未背弃他信奉的犹太教。蒙蒂菲奥里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跨越了新、旧社会，既同那些皇室公爵、总理和主教们打交道，同时也与犹太拉比和金融家们打交道。在古板的道德准则和福音主义希伯来思想居于主流的伦敦，蒙蒂菲奥里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想的犹太人。沙夫茨伯里勋爵这样写道：“那个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比许多基督徒都要好。”
蒙蒂菲奥里出生在意大利的利沃诺，但他的财富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犹太经纪人期间获得的，他身份的攀升得益于他与朱迪丝·科恩这桩美好的婚姻，因为朱迪丝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妻妹。蒙蒂菲奥里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只是为了帮助他人。1837年，当蒙蒂菲奥里从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获得爵士头衔时，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一个犹太人，一个出色的男人。”在日记中，蒙蒂菲奥里祈祷这个荣誉“可以证明这是犹太人将普遍拥有美好未来的先兆。此外，我为我那有‘耶路撒冷’字样的旗帜自豪地在大厅飘扬感到无比欣喜。”在变得富裕后，蒙蒂菲奥里缩小了生意规模，并经常参加他姐夫或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竞选活动，热衷于为英国犹太人赢得政治权利。[1]不过，他最被人需要的地方是在国外。在国外，他像一个英国大使那样被各国皇帝和苏丹们接待，在危急时刻，他总能展示出非凡胆识和聪明才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那次前去大马士革面见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的行为就使其声名远扬。
蒙蒂菲奥里发现自己甚至被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所敬仰。在对东正教会和独裁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尼古拉一世也开始对数百万俄国犹太人进行压迫。此时蒙蒂菲奥里赶到圣彼得堡，坚称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勇敢的、可敬的。尼古拉一世礼貌地回复道：“如果他们像你一样就好了。”[2]不过，蒙蒂菲奥里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些。当他急匆匆赶到罗马交涉一桩反犹阴谋时，一个红衣主教问他，罗斯柴尔德为劝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而掏了多少黄金，蒙蒂菲奥里答道：“并不比我让你的仆人把我的大衣挂到你家客厅衣架上的费用多。”
蒙蒂菲奥里长久以来的事务伙伴是他的妻子，那个活泼的、长着卷曲头发的朱迪丝，朱迪丝总是称蒙蒂菲奥里为“蒙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家丁兴旺：尽管曾在拉结墓进行过祈祷，他们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撇开他的犹太特性以及衣袖里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件不说，蒙蒂菲奥里具有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显贵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他住在公园大道一座豪宅里，在拉姆斯盖特拥有一栋外墙呈雉堞状的新哥特式别墅，他还在后一个住处修建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一个陵墓，这个陵墓即使不算宏伟，也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完全是按照拉结墓的样式建造的。蒙蒂菲奥里的声调非常洪亮，他的正义感绝不会因为他的幽默而受到影响，他专横的处事方式中透露着一些自负，在鲜亮的外表背后，他有好几个情妇和私生子。实际上，他的传记作家曾披露，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这成为他精力异常充沛的另一个表现。
现在，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寻求购买一块地皮的计划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支持，他与这些大家族之间都非常友好，即便法官也称他是“摩西人民的骄傲”。阿加（Ahmed Duzhdar Aga）是一个与蒙蒂菲奥里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他将老城外面锡安门和雅法门之间的一块地以一千英镑金币的价格卖给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立刻将他的帐篷搬到了新地盘，他计划在这个新地段建立一所医院和一座英国肯特郡式的磨坊，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制作自己的面包了。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蒙蒂菲奥里希望帕夏帮他一个特别的忙，这件事与耶路撒冷犹太区的恶臭有关。几乎每个西方人写的游记中都会提到犹太区的恶臭，这股臭味来自一个穆斯林屠宰场，恶臭的存在是犹太人地位低下的一个标记。蒙蒂菲奥里请求帕夏消除这股臭味，帕夏同意了。
1857年6月，蒙蒂菲奥里带着修建磨坊所需的材料第五次返回耶路撒冷，1859年，工程开始。蒙蒂菲奥里并没有修造医院，而是为犹太贫困家庭建了许多救济院，这些救济院被称为“蒙蒂菲奥里小屋”。屋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就像英国郊区那种红砖、锯齿形、嘲笑中世纪建筑样式的俱乐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些建筑被称为“Mishkenot Shaanim”，意为“欢乐寓所”。然而，从一开始，救济院就被那些强盗地痞劫掠了，那里的居民一点儿也不快乐，他们通常都会潜入城内过夜。磨坊起初确实还生产廉价的面包，不过很快就破产了，因为那里缺少犹地亚的风力，同时也缺少肯特郡人对磨坊的保养。
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犹太拉比一样，都梦想着犹太人的回归——这个希望是蒙蒂菲奥里给他们的。新兴犹太财阀的巨大财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激发了正如迪斯累利在此时所持的一个观点，即“希伯来资本家们”将会买下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是国际政治和金融的仲裁者，在巴黎、维也纳以及伦敦都极富影响力，他们虽然并没有被说服去购买耶路撒冷，却很乐意出资帮助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恒久不变”的梦想就是相信“耶路撒冷注定会成为犹太帝国的中心”。[3]1859年，土耳其驻伦敦大使建议蒙蒂菲奥里购买巴勒斯坦，蒙蒂菲奥里也认真考虑过，但对可行性还是深表怀疑，因为他知道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犹太精英们都在忙着购置英国房产以享受英国梦的那种生活，而对这样一个计划毫无兴趣。最终，蒙蒂菲奥里认为，他深爱着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梦”与政治无缘，最好将其留给“神灵部门”来处理。不过，1860年开放的“小蒙蒂菲奥里区”成为在老城之外建立新犹太区的开始。这远非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访问，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渴求的目标：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英国王室都在竞争，他们试图将全新的考古科学与古老的帝国游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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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在众议院有了一席之地。新《议会法》最终允许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成为坐在众议院的第一个有议员身份的犹太人。有意思的是，沙夫茨伯里却一再对此进行反对，作为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犹太人的回归及改宗，以为基督再临作准备。但是很久以后，他却大度地向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建议“把那个出色的老希伯来人（蒙蒂菲奥里）写进英国世袭立法者的名册，登记在册的日子将是上议院的一个辉煌日子”。这个日子来得很快，1885年，在蒙蒂菲奥里死后，英国将第一个犹太贵族爵位授予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内森。
[2] 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奥里在维尔纽斯受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维尔纽斯是个半犹太人的城市，有许多研究《塔木德》的学者，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尼古拉一世并没有放松他对犹太人的管制，后来当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糟时，蒙蒂菲奥里返回俄国会见了亚历山大二世。据说，在俄国，每个犹太人简陋的小屋里都有一张他们的守护者蒙蒂菲奥里的画像，他就像是犹太人的偶像。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写道：“（在平斯克附近名为‘莫托尔’的小村庄里）每当吃早饭时，我爷爷总是会给我讲述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访问俄国的故事记忆深刻，那个访问虽然只发生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实际上，蒙蒂菲奥里尚在人间时，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传奇。”
[3] 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这个渠道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犹大·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曾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耶路撒冷。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其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该会堂是由以巴格达的鲁宾和沙逊家族为主导的世界各地犹太人集体出资修建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1948年被毁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进行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和情感”，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个大公还曾经计划过对耶路撒冷进行文化攻势，一份外交部的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且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也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和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18英亩（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场地中，罗曼诺夫家族开始修建一个小型的有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般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也很快成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个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一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逊上尉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之后便成为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团体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进行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普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们。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一样”。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团体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就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并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新科学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并且还乘坐一个由几个木门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着篮子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她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须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让她们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个“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则很同情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地区必须是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独立成为王国”。[3]法国人在他们考古学方面的抱负上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于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动：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手下保存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出资支持下，埃及在一个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玛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与圣墓大教堂离得很近。腓特烈（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提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返回雅法时，腓特烈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驼夫，此外，他还带着一个巨大的银床，这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道：“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也在购买一些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这个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个奥地利救济院。
土耳其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那些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将任何道路设施加以改善”，“因为他们到时会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疯人院”。但土耳其人却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这种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都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第一根电线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拉起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对设立电线杆进行了指责，后来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个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还不时受到来自圣殿山上的人的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在那里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他们自己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有的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4]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那些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真正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各个方面困扰着你”，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写作方式像马克·吐温。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5]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贝德克尔（Baed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他们本应来建设一个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们却很少留意，而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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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托管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 爱德华·罗宾逊是个传教士，同时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能够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对诸如约瑟夫斯等知识的了解，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1852年，他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个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要好好保护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其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而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后来在布尔战争中沃伦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4] 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拉姆斯盖特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然还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在摩洛哥出生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忽视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一个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都会去那里朝拜。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那些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他的导览手册的。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土耳其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土耳其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1]穿着轧别丁[2]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
如果这些在外来者看来是一团糟的话，那么苏丹哈里发逊尼派统治的土耳其帝国更是一片混乱：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其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仍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们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就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来自侯赛尼家族）在小时候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在马耳他上了一所新教学校。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Utsi——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不过，哈立迪这个第一任市长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或许他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带领骑士进行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旗，并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不过先知穆萨节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是侯赛尼家族的人和土耳其政府长官。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他们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那不勒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还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都聚集到圣殿山上时，那些头领们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向他们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耶利哥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都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而争斗，仍旧在玩弄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
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以其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而出名。在俄国的压力之下，阿卜杜拉-哈米德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这个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阿卜杜拉-哈米德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开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的新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又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过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他的那些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
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就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了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的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土耳其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
“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
“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
“好吧，拿去吧。”1878年德国国会里，迪斯累利指引那些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里，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个贵族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个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人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未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未来的乔治五世。[4]
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起了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个“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建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服侍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一项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当时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对王子们进行保护，以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的话，就得要么贿赂他们，要么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的老板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和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还准备了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那些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
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越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5]，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耶路撒冷最终通了铁路后，这座城市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摄影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主教耶萨伊·加拉贝迪安（Yossayi Grabedian）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统治者”，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建了一个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自己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有着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这些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
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6]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土耳其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拉-哈米德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他登基二十五周年，他又在雅法门修了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旧城外面的新城进行垦殖。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7]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家。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tt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水之后，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安娜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自己的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紧跟着她们投水自尽。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丈夫、一个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后来斯帕福德一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更多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惩罚的结果。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加速即将发生的基督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住了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他们租下了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那不勒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地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派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个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一个牧师，是个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一个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的居民，他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作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到；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个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8]“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个“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个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过未婚女子之前需要克制自己。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个宅第，用以收纳《启示录》（7.4）上面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正如他憎恨“胜利者”组织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派别和宗教都结成了朋友，成为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of）是个瑞典女作家，她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的小说《耶路撒冷》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在雅法开了一家饭店，当他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饭店的可能。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却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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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哈西德派，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个对《塔木德》研究产生挑战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些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
[2] 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3] 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组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书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木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
[4] 在查尔斯·威尔逊和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个“欢乐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对那些人身上的刺青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我被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文了刺青。”
[5] 库克办公室外面的标记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儿子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敞篷轿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的建筑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个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
[6] 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样式的遗风。
[7] 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年，《土耳其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们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封建在外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
[8] 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了宗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父亲曾背叛美国侨民区。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山的旅程。他们穿着“垫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伪装成完美的俄国人同他们一起旅行。他说这些俄国农民已经买好了自己的寿衣，并感到“当他们到过耶路撒冷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会结束。因为前往耶路撒冷的农民，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俄国的人生已经结束，正如新教徒将其全部关注都以生命为中心展开一样”。
他们乘着花重金买来船票的轮船航行，住在“黑暗的、充满污秽的货仓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就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要难忍”。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人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用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一直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的宽敞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着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酒。那里的俄国人如此之多，因此“还有阿拉伯男孩子们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道‘莫斯科人，很好’”。
在整个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还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那里度过，在那里拿到圣火，并用帽子将其熄灭，这些帽子他们将来去世时会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而准备的尘世欢乐之地”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沉思来安慰自己：“当我们不再凝视耶路撒冷而是让使徒来观察我们时，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耶稣。”然而，他们的神圣俄国却正在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的解放农奴的举措引燃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却无法满足这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在他的帝国里到处暗杀他。在一次袭击事件中，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拉动了手枪射击那些可能的杀手。不过，1881年，他最终还是在圣彼得堡被暗杀，双腿被激进分子炸得血肉横飞。
很快就有谣言散布说，犹太人与沙皇的死有密切关联（恐怖分子圈子内有个犹太妇女，不过刺客中并没有犹太人），谣言导致了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攻击，这些袭击是政府鼓动的，有时还是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劫掠行为使得西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语：“pogrom”，该词源于俄语gromit，意为“毁灭”。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长满胡须、个子高大的人，但心胸狭窄，思想保守，他将犹太人视为“社会的毒瘤”，并把忠实的俄国东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他在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实际上把反犹主义变成了一项国策，[1]该政策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得到了强制执行。
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神圣俄国会被独裁统治和东正教所拯救。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东正教帝国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
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对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在这里有一种如此强烈的欢愉，而我的思绪也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却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代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和沙皇都仔细地观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些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地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
三十一岁的谢尔盖是一个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在家里他是一个比较专横的人，他一直被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着，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于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却到处炫耀他的个性。”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焦点：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了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和他那些建筑工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他的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了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奢华的带有角塔状新哥特式塔楼的酒店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却“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认为如此，除了感到羞愧”。[3]
六百万俄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也都会面向他们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即第一次“阿利亚（Aliyah）”。“阿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美国金色之地”。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
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个城市的传记成为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们确定了下来。1895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会对20世纪的耶路撒冷进行明确阐释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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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的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2] “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
[3] 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他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并对其非常信任。作为总督，谢尔盖要对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负全责，但是在这次庆典中，却有几千个参加庆祝的农民因踩踏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却建议他的侄子继续进行庆祝，企图逃避责任。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耶和华愤怒的面孔正对这些炽热的岩石忧心忡忡，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库斯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ckharan）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1]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土耳其帝国提供德国的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
“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这个德国。”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我非常支持这些说犹太德语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们越早被清除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
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于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转而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个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权力的一个途径的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转而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教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阶级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对于世界的运转拥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作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
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到处都在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
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了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件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还戴有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木髓头盔和旅行装。
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了赫茨尔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有智慧，有着富有表情的眼睛”。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能去住在垦殖地的话，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谈表示了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在德国保护下的犹太同胞得到特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
赫茨尔感到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同时又是个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人，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自己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维持。他的私人外交极富灾难性，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他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也同样让人尴尬不已。[2]1898年时，威廉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
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只有我们的尸体才能被分割。”同时，威廉二世也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
1898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这一说法。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喜气洋洋的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则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火红飘逸的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裹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带着刀刃周围布满了鸵鸟羽毛的长矛。
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呈递了一部《摩西五经》，威廉还受到了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皇家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在大卫塔那里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主教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而且愈发激动。
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曾向穆夫提提出允许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有礼貌地拒绝了。
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把镇静剂也带上。他们身着白领带、燕尾服，以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去见他。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
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还拿着一个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他后“止步，鞠躬。威廉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对他进行教导。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却异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大量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却终止了这次会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的、堆满了石头的地方”，“被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3]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不过，赫茨尔却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长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提前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的一个观念（哈立迪是个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老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了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4]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进行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性的领地。
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不过他却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状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作为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了。
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俄国那些备受迫害的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出生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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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耶路撒冷所谓的“波兰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派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他们认为由人来决定上帝“回归”和“审判日”的时间这种行为是在亵渎神明。
[2] 威廉二世那难以预知的行为经常让其周围人员惊诧不已。他早期性生活中那些特别的嗜好，如戴手套、SM、恋物癖等，不得不对外人进行掩饰；他的一个朝臣——一位人过中年的普鲁士将军，在给他跳舞时死于心脏病，因为除了芭蕾舞裙和一个羽毛做成的女用长围巾外，这位将军什么也没穿；另一个朝臣在供他娱乐时，打扮得像只行乞的卷毛小狗：“穿着裁剪过的紧身衣，衣服上画着直肠标记的地方开着口，上面是一条真正的狗尾巴。我已经看到皇帝在和我们一起大笑了。”最终，他的朋友奥伊伦堡亲王在其私密的同性恋生活被揭露出来后，因陷于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当涉及他人的道德问题时，威廉同样是个自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后来再也没有同奥伊伦堡亲王说过话。
[3] 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长眠教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于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
[4] 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一个顶级秘密警察、巴黎的奥克瑞纳首长及保卫部部长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了犹太革命者的威胁。
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已经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运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热心的希伯来语文学家，所以戴维从小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像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方案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发明了“熔炉”一词来描述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的话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多次巡游而筋疲力尽，随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决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尽管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a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对种族和宗教不屑一顾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却认为那个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们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了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这种大屠杀使得戴维·格鲁恩登上了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移民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蒙·巴尔·科赫巴底下的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土耳其行省西顿和大马士革及其行政区耶路撒冷，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结果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本土耶路撒冷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上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成为一个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该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一件瑰宝。[2]
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里，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进行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新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那些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作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成为伊斯坦布尔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们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子们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们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了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子们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玩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他已经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们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面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个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这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传统上说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们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未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对耶路撒冷里他的同胞们那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个贪图享乐的修道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3]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修女们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4]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斯蒂芬·格雷厄姆是个英国记者，他与农民朝圣者们大概跟拉斯普京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描述了“阿拉伯妇女是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们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的。耶路撒冷开始挤满了朝圣者、观光者，同样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了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基督徒阿拉伯人的手里”。
俄国小贩们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起来。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他那厚厚的迟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僧侣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一个走私者、一个不道德的人，以及一个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教士们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们宣传革命和无神论，正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又增添了一味药。
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了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乱棒击打杀出一条路，并且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了下来。基督徒阿拉伯人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基督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高兴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进行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了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们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一个喧闹的欢庆活动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将会使大多数英国人都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的道德是否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但是一个英国贵族却引发了暴乱，并使其成为世界的头条新闻。
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长着漂亮的浓密的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那样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了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个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上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他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了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同时也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大量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极其独具匠心的推论，即“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还保持着原样。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都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对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5]——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他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乎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诸如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人霍芬施塔尔（Hoffenstah）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蒙蒂·帕克阁下”。
土耳其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Macasadar）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他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了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这是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其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子们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来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佣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进行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过；不久之后，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他们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土耳其人却对此事相当疏离。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佣了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皮尔·文森特（Pere Vincent）对他的挖掘行动进行监管，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文森特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他的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那些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戴着头盔，穿着铁甲，还有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了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个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于是开始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的缘故，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他的一些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他“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这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对世袭的圣地看守人领袖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片区域，他们打开人行道去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自己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开始对这个土耳其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进行谴责。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领袖哈利勒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土耳其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俩，他俩的性命这才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却被通知说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于是警察对帕克及其行李箱进行了搜查，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明白自己必须要逃走。为了迷惑土耳其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对外宣称他将要“为雅法官员们在船上举办一个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他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任何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了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自己藏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对“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也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所有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了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他们的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耶路撒冷的人们是如此愤怒，以至于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们和朝圣者们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自我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这“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会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又重新返回雅法，不过他得到的建议是不要登陆，“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使其能明白一点道理。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宰相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平息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6]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了审判，但最后却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只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拉下了耶路撒冷长达五十余年的欧洲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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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选址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三十四种方案，如阿拉斯加、安哥拉、利比亚、伊拉克、南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诞生的“阿拉斯加计划”在迈克尔·沙邦的惊悚片《意第绪警察联盟》中受到了嘲讽。从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家都在寻求其他计划：1941年攻击苏联以前，希特勒计划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死亡殖民地。20世纪30到40年代，丘吉尔建议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犹太家园，1945年他的殖民地大臣莫因勋爵则建议将东普鲁士给犹太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斯大林确实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家园，40年代时他考虑的选址是克里米亚。
[2] 可惜的是，当西方人一再重读那些欧洲参观者肤浅的回忆录时，这部涵盖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的最优秀的城市编年史，却还只是在用阿拉伯文出版发行。
[3] 谢尔盖去世很久了，他是耶路撒冷俄国建筑的赞助人。1905年，他最终辞去莫斯科总督一职，却被克里姆林宫内的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他的妻子埃拉飞奔出去，慢慢爬过地面去捡拾她丈夫的尸身残片，最后只有一具没有胳膊的躯干和头颅碎片中的下巴可以确认。杀手被处死前，埃拉到监狱探望了他。后来，她继谢尔盖之后成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当时这个协会由尼古拉二世亲自监管。然而，随着拉斯普京权力的增长，埃拉与她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闹翻了。最终，她可能还是悲惨地回到了耶路撒冷。
[4] 回到俄国后，拉斯普京再次恢复了他与俄国王室的亲密关系。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版了《我的想法和反思：圣地之旅简介》，当时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离开了妻子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的建议下，成了俄军大后方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拉斯普京是个文盲，他的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口授的，据说该书是皇后自己校正的。在拉斯普京权力鼎盛时期，他也声名狼藉，他试图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朝圣者的形象，然而却太迟了：因为随后不久他便被暗杀了。
[5] 帕克的朋友有克拉伦斯·威尔逊上尉和弗利少校，他们曾参与发生在德兰士瓦的“詹姆森突袭”；达德利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受人尊敬的西里尔·沃德；法伊夫公爵的表亲——罗宾·达夫上尉；泽西伯爵的表亲——海德·维利尔斯上尉；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赫尔曼·弗兰格尔伯爵，以及名叫范伯格的神秘主义者，他曾推断说财宝实际上可能藏在亚拉拉特山，而绝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说法激怒了众人。
[6] 有关帕克的所有故事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基于他的信件和他的一些说明，还基于尤韦利乌斯的预言。甚至到了1921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雇员们还在因拖欠款项而起诉他。而帕克自己则躲在大本营里，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里摸爬滚打。他从未结婚，但有多个情妇。1951年，他继承了莫利伯爵的爵位及富丽堂皇的房子，并自豪地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想把他得到的遗产花得一文不剩。即便上了年纪，帕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作风，用他一个家族成员的话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唯利是图的、不可信赖的无用之人，一个名誉丧尽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于1962年与世长辞。他从未提起过耶路撒冷这回事，也没留下一纸一墨。直到1975年，帕克的律师们找到了一份文档，并将它交给了第六任莫利伯爵。多年以来，文档已被大家遗忘，不过伯爵及其兄弟奈杰尔·帕克却很友好地将其出示给本书的作者。尤韦利乌斯后来成了维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以耶路撒冷的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小说。1922年，尤韦利乌斯死于癌症。这段插曲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过在俄斐勒山的隧道里（现在这里是罗尼·莱克发掘的迦南人巨大的塔楼遗址），有一个很小的洞穴直通到一个废弃的水桶边，这个水桶就属于蒙蒂·帕克。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帕克的冒险行动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真实情况。他们的腐败和无能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任统治者少，不过，也不能说他们的统治没有任何好处：青年土耳其党至少激发了阿拉伯人对自治的期盼。一份在雅法诞生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报纸Filastin就传递着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很快人们就明白，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是无情而隐秘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掩盖在民主的假象下。他们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仅决心要压制阿拉伯人的期望，甚至还想要遏制他们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秘密会所，策划独立，甚至侯赛尼和其他贵族的子嗣也加入了进来。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在鼓励他们的新移民去建造“犹太城镇，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他们还在斯科普斯山上买了一块地以建造未来的希伯来大学。虽然侯赛尼和其他大土地主们，如黎巴嫩的赛尔索克家族，都在悄悄卖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大家族们仍对所有这些保持着警觉。
鲁希·哈立迪这个说法语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伊斯坦布尔议会的副议长，他是个土耳其自由派人士，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却用心地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写了一本关于该运动的书，最后认定它是一个威胁。在议会里，他试图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土地买卖。大家族最富有的子孙拉吉卜·纳沙希比是一个举止优雅的纨绔子弟，他也在竞选议席，他承诺说：“我将会竭尽全力铲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给我们的威胁。”Filastin的编辑警告说：“如果让此类事情继续下去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取得我们国家的统治权。”[1]
1913年1月23日，一个三十一岁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突然闯入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大楼，射杀了战争部长并攫取了权力，此人是1908年革命的老兵，他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作战时声名远扬。他与两个队友穆罕默德·塔拉特及艾哈迈德·杰马勒组成了三帕夏执政的“三头政治”。恩维尔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了一次小胜利，这使他确信自己是土耳其的拿破仑，命中注定要恢复帝国。1914年，他以奥斯曼强人和战争部长的形象出现，还娶了苏丹的侄女为妻。三帕夏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只有土耳其化才能避免最后的腐朽。他们的行动方案以其残忍、种族主义和好战而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纳粹屠犹的发生。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这令大国们震惊不已，接着它们就纷纷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恩维尔帕夏热切希望打仗，极力促成与德国的联盟并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德皇威廉念及他到东方的旅程，也支持与奥斯曼联盟。恩维尔任命自己为副元帅，屈居傀儡苏丹之下，并用新得到的德国战舰轰炸俄国港口，从而投入了战争。
11月11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希德宣布对英法俄作战，而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战也在阿克萨清真寺开始展开。最初人们对战争还满怀热情，当巴勒斯坦土耳其军队指挥官、来自巴伐利亚的弗雷德里希·克雷斯·冯·科莱森斯坦因男爵将军来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搭建了一座凯旋门来欢迎他的部队。德国人佯装给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耶路撒冷也在等待它的新统治者的到来。
11月18日，年仅十七岁的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目睹了海军部长、三帕夏之一的艾哈迈德·杰马勒以大叙利亚实际独裁者和土耳其第四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挺进耶路撒冷的场景。杰马勒将其指挥部设在橄榄山上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12月20日，一位年长的伊斯兰教长乘坐华丽的马车，拿着象征“先知”的绿色旗帜从麦加来到大马士革门。他入城后引起了“不可名状的骚动”，“一辆事先安排好的漂亮的运兵火车跟随在旗帜后面穿过老城”，上面的人还在抛洒玫瑰花露水。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写道，耶路撒冷所有人都跟随着教长，“唱着真主至大，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游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外，杰马勒宣布要进行圣战。克雷斯·冯·科莱森斯坦因也认为这时候“所有人内心都被欢腾占据着”，直到年长的麦加教长突然在圣诞节前去世，这对土耳其人的圣战来说是个令人难堪的预兆。
杰马勒已经四十五岁了，身材矮胖，留着鬓须，总是由一队配有骆驼的警卫保护着。他有野兽般的粗鲁、偏执狂般的残忍，同时却还有充满魅力、智慧、怪诞的滑稽。他是个喜欢锦衣玉食的人，“有着好讲壮观和排场的癖好”，喜欢漂亮的犹太女子，他对自己的伟大和荒唐同样都心知肚明。当他占有耶路撒冷后，他喜欢与他的朋友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巴略瓦尔伯爵玩牌，在犹地亚山上赛马、喝香槟、抽雪茄。巴略瓦尔年近三十，是个非常优雅的贵族，据他描述，杰马勒帕夏行事污秽，但本性不坏。柏莎·斯帕福德认为杰马勒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敬畏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既充满魅力又和善仁慈的“有双重性格的人”。有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目睹的情况下，他将一个镶有钻石的奖章送给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她戴着它。他的一个德国官员弗朗茨·冯·巴本简单地评价他是“一个极其睿智的东方暴君”。
杰马勒几乎是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的封地，“那个具有无限影响力的人”享受着他的权力，高兴地问道：“什么是法律？我制定法律，我废除法律！”三帕夏肯定无疑都对阿拉伯人的忠诚表示怀疑。在享受了一个文化复兴和一个民族主义抱负开花的时段后，阿拉伯人对土耳其大沙文主义充满了厌恶。然而，他们占据了土耳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些土耳其军团还都是清一色的阿拉伯人。杰马勒的使命就是保有阿拉伯省份并镇压任何阿拉伯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骚乱，一开始他使用的是带有威胁的语气示好，接着就只是威胁了。
在到达耶路撒冷圣城后不久，他就召见了一个被疑怀有民族主义信仰的阿拉伯代表团。这些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却故意视而不见。最后他问道：“你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了吗？”他打断那些人的回答，说：“肃静！你们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罚吗？依法处决！依法处决！”他一直等着，直到这些人吓得颤抖不已，然后他又轻声地加了一句：“不过我会很乐意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当这些惊恐的阿拉伯人列队走出去后，杰马勒转而对其助手大声笑着说：“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把事情摆平的。”当他需要修建新公路时，他告诉工程师说：“如果路没有按时修好的话，我将会在最后一块石头铺好后对你行刑！”他有时会非常自豪地叹息道：“每个地方都有因为我而呻吟的人们。”
当杰马勒召集了他的军队（主要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对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发起攻势时，他发现叙利亚境内沸腾着阴谋诡计，而耶路撒冷则是“间谍们的巢穴”。他的政策很简单：“对巴勒斯坦采取驱逐政策，对叙利亚采取恐怖统治，而对汉志则使用军队。”在耶路撒冷，他的方法是将“族长、亲王、教长们排成队，将那些名人和代理人处以绞刑”。当他的秘密警察追踪到叛徒后，就会将所有煽动民族主义骚动的嫌疑人驱逐出境。在准备攻占埃及时，他强行征用了基督教圣地遗址，如圣安妮教堂，并驱逐了基督教大主教。
帕夏让他的两万名士兵在耶路撒冷巡行后再开往前线。他夸口说：“我们将会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或者天堂相会！”但巴略瓦尔伯爵注意到，一个土耳其士兵推着一辆偷来的牛奶手推车，里面装的是军需的饮用水，显然，这并不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军队。另一方面，杰马勒自己却带着“豪华的帐篷、衣帽架、小衣柜”到处游玩。1915年2月1日，在听毕手下吟唱《红旗在开罗上空飘扬》后，杰马勒非常动容，下令一万两千人进攻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很快就被击退了。虽然他说这次进攻只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然而那年夏天他再次惨败。军事失败、西方的封锁以及杰马勒变本加厉的镇压带给耶路撒冷的，是令人绝望的苦难和狂热的享乐主义。屠杀已经近在咫尺了。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杰马勒到达耶路撒冷后一个月，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看见一个身着白袍的阿拉伯人吊死在雅法门外的一棵树上。1915年3月30日，帕夏又在大马士革门外以“英国间谍”罪处死了两个阿拉伯士兵，紧接着他又处死了加沙的穆夫提父子，他们在雅法门外被处以绞刑时，所有人都来观看了，带着敬意，并保持沉默。雅法门和大马士革门外的绞刑都是在周五人们祈祷过后进行的，以确保每次都会有最多的观众围观。很快，这两个门便貌似永久性地被摇摇晃晃的尸体装点着。按照杰马勒的命令，那些尸体被故意挂在那里好些天。有一次，瓦希夫被杰马勒这个虐待狂的无能给震惊了：绞刑行刑过程没有做过足够的技术和医学评估，以至于受刑者还活着，备受苦楚，我们虽然看着，却不能说，也不能做什么。一个长官命令士兵爬上去吊死受害者，但是这额外的负重却使受害者的眼球从面部凸暴而出。杰马勒帕夏就是这么残忍。一想起这个情景，我的心就在哭泣。
1915年8月，在找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阴谋叛乱的证据后，杰马勒写道：“我决定以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叛徒。”他在贝鲁特吊死了十五个有名的阿拉伯人（包括一个耶路撒冷纳沙希比家族的人），随后，1916年5月，又有二十一人在大马士革门和贝鲁特被处死，从此杰马勒便有了“屠夫”的绰号。他对西班牙人巴略瓦尔开玩笑说他也会绞死他。
杰马勒同样怀疑犹太复国主义者叛国通敌。戴着塔布什帽的本-古里安已经在为土耳其招募犹太新兵了。杰马勒仍对他的个人魅力抱有信心。1915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两场侯赛尼家族和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特别会议，试图争得双方支持，建立一个土耳其统治下的共同家园。然而后来他却驱逐了五百个外国犹太人，逮捕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并禁止犹太人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标志。这些驱逐行为经过德国和奥地利报纸报道后引发了骚动，于是杰马勒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召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有任何阴谋破坏行为。他说：“你们可以选择。我已经准备像以前驱逐亚美尼亚人那样驱逐你们了。任何人只要敢动一根手指头，我就会处死他。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有别的选择，维也纳和柏林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保持沉默！”随后，他又大声嚷嚷：“我本就不相信你们的忠诚。如果你们之前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话，你们就不会来到并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周围还都是仇恨你们的阿拉伯人。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应被绞死，然而我已经对绞刑厌倦了。我会把你们都流放到土耳其境内。”[2]
本-古里安被驱逐出境后将希望转向了协约国。在土耳其，阿拉伯人被征召入伍，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迫进入劳工营修建铁路，他们中许多人因饥饿和暴晒而死亡。疾病、虫害和饥荒接踵而至。瓦希夫回忆说：“蝗虫群厚得就如同云层。”他还嘲笑杰马勒企图“通过命令每个年过十二的人缴纳三千克蝗虫卵”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命令很快就导致人们开始进行荒唐的蝗虫卵贸易。
瓦希夫见证了“饥荒弥漫全国”的情景，此外还有“伤寒、疟疾，许多人因此死亡”。1918年，因流行病、饥荒及遭驱逐等原因，耶路撒冷犹太人口下降到了两万人。不过瓦希夫的声音，他的乌得琴，以及他为筹办狂欢晚会而邀请到漂亮客人的能力，则比往日更受人器重了。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杰马勒、他的官员们以及大家族权贵们在畅享欢乐，而耶路撒冷人却要为在战争带来的灾难中存活下来而奋力挣扎。贫穷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年轻的妓女们在老城四处游荡，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战争造成的寡妇，接一次客才收取两比索。1915年5月，一些教师在上课时间与妓女玩乐，被发现后遭到了解聘。妇女们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孩子。“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在米歇雷姆的贫穷的哈西德犹太人——“因饥饿而身体肿胀，在他们的脸上及全身，到处都是黏液、污秽、疾病及疮伤”。
瓦希夫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冒险：“我回到家只是换换衣服，每晚都睡在不同的房子里，我的身体因喝酒和玩乐已筋疲力尽。早晨起来，我会与耶路撒冷的名门一起去野餐，接下来我会在老城的小巷里举办有暴徒和恶棍参加的狂欢派对。”一天晚上，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置身于一个由四辆豪华轿车护送的队伍，其中包括总督、总督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情妇、土耳其不同州的州长，以及包括侯赛因·侯赛尼市长在内的大家族的权贵们。车队一直开到伯利恒附近的阿尔塔什，此次活动是为了在拉丁修道院举办一个“国际野餐会”：“在这个饥饿和战争使人们备受煎熬的困难时刻，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美好的一天。没有人再拘泥于礼仪，大家都在喝酒。当晚女士们是那么美艳。没有时间吃东西，所有人都在唱歌，就像一个唱诗班。”
总督的犹太情妇“异常喜爱阿拉伯音乐”，于是瓦希夫同意教她学习乌得琴。瓦希夫和他的老主顾们好似置身于一个炫目的狂欢游行中，参加游行的有“最漂亮的犹太女人”，有时还会有一些因战争而被困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女孩。有一次，第四军军需官劳申帕夏“喝得酩酊大醉，漂亮的犹太女人们让他神魂颠倒”。
瓦希夫不需要工作，因为那些权贵们（先是侯赛因·侯赛尼，然后是拉吉卜·纳沙希比）在市政机构给他安排了闲职。侯赛尼是“红新月”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慈善只不过是那些人骄奢淫逸和往上攀爬的无耻的遮羞布。耶路撒冷“妩媚的女士们”被要求穿着迷人的装饰着红色新月的土耳其军队紧身制服，这种打扮对最高领导人杰马勒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杰马勒的情妇是利娅·特南鲍姆，瓦希夫认为她是“巴勒斯坦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另一位犹太女人西玛·马格里比亚成了驻军指挥官的情妇，而英国女人科布小姐则为总督服务。
有时候，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还会享受到在贵宾席品尝可口食物的待遇。有一次，当他和他的乐队被邀请到一个在犹太人家里举办的宴会上演奏时，他注意到“客厅非常大，一群土耳其军官鬼鬼祟祟地窥伺女士们”，这些女人当然也包括雷切尔小姐。突然，喝醉了的土耳其人开始斗殴，他们先是用手枪扫射灯具，然后开始互相扫射。妓女们和乐师四散逃命。瓦希夫心爱的琴也被弄坏了，但是漂亮的雷切尔小姐却把他拉到了一个衣柜里，衣柜与另一个房间的隐蔽入口相通，“她救了我的命”，也许是太高兴了，“我与她厮磨了整晚”。
1915年4月27日是苏丹穆罕默德的继位周年纪念日，杰马勒邀请土耳其和德国指挥官以及耶路撒冷权贵们来到位于新门外被强行征用的圣母教堂的指挥部，当时有五十个妓女陪伴着土耳其军官们，而显贵则携带着自己的妻子。
即便耶路撒冷的状况一直在恶化，巴略瓦尔伯爵为杰马勒准备的晚宴依然很丰盛。1916年7月6日的宴会菜单中有这些食物：土耳其汤、鱼、牛排、肉馅饼及塞满馅料的火鸡，接下来是冰淇淋、菠萝及水果。在他们用餐时，杰马勒说到了女人、权力，以及他关于全新的耶路撒冷的构想。他设想自己是耶路撒冷市的设计师，打算首先推倒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老城的雅法门到圣殿山之间开辟出一条林荫路。他还夸耀说他已经与极富魅力的利娅·特南鲍姆结婚了。[3]杰马勒经常不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巴略瓦尔的家里，随着局势变得愈发危急，巴略瓦尔这个西班牙人开始用其影响力去限制这个屠夫的专制统治。
当杰马勒监管着逐渐恶化的耶路撒冷时，他的同僚副司令恩维尔，也在他与俄国人窝囊的决战中损失了八万人。他和塔拉特把他们的惨败归罪到基督徒亚美尼亚人身上，因此将他们成批地驱逐出境或杀害。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野蛮的杀戮中丧生，这可能为后来希特勒在二战中的屠犹行动提供了鼓励。希特勒回忆：“现在没有人会记得亚美尼亚人。”杰马勒声称反对这次大屠杀；他的确允许了难民到耶路撒冷定居，因此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口在战争中增长了一倍。
杰马勒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秘密协商：他告诉巴略瓦尔说，伦敦方面想要他刺杀他的同僚塔拉特帕夏。杰马勒曾私下里接近协约国，承诺要进军伊斯坦布尔，推翻恩维尔，解救亚美尼亚人，成为苏丹的继承人。由于协约国并没有将他的话认真对待，杰马勒于是奋起抗争。他在耶路撒冷吊死了十二个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尸首挂在城墙周围示众；而恩维尔则巡游到东部，强调他的伊斯兰背景，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威胁，并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同僚的动向。瓦希夫亲眼目睹了这个土耳其强人和杰马勒一起开进了耶路撒冷。在参观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大卫墓及圣墓大教堂之后，恩维尔主持了杰马勒帕夏街的开通仪式，然后便在法斯特酒店与市长侯赛因·侯赛尼一起娱乐，陪同他们的还有贾瓦哈里耶，他像往常一样安排了这次聚会。
随后，恩维尔和杰马勒这两个帕夏动身前往麦加，制止任何可能出现的阿拉伯人叛乱。然而，恩维尔的朝圣行为并没能为土耳其人挽回阿拉伯半岛。
* * *
注释
[1] 不久之后，鲁希·哈立迪便因伤寒而去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青年土耳其党毒死的。
[2] 杰马勒厌恶犹太民族主义或任何威胁到土耳其统治的因素，但同时，他却又寻求犹太人的支持：他许诺给予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摩根索购买西墙的机会，但随后又把这个许诺给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3] 利娅·特南鲍姆后来嫁给了基督徒律师阿布卡里乌斯·贝，他为她在塔尔比赫修建了一座名为“利娅别墅”的豪宅。利娅比他小三十岁，后来离开了他。之后，他将利娅别墅租给了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最终，这栋房屋归于摩西·达扬（Moshe Dayan）名下。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就在大战开始之前，麦加的年轻王储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于归途中在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开罗的英国总督、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他请求英军派兵援助自己的父亲。
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是大谢里夫、麦加埃米尔，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贵族，先知直系后裔哈桑王族之后。这个家族是麦加世袭埃米尔，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曾把他囚禁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监狱内超过十五年之久，同时委派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埃米尔。1908年，由于缺乏候选人，青年土耳其党将他派往麦加（在那儿他的电话号码是“Mecca I”）。面对恩维尔帕夏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特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的对抗，侯赛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阿拉伯战争，要么起兵反抗伊斯坦布尔。
阿卜杜拉自豪地向基奇纳展示了他在同南阿拉伯半岛酋长战斗中所受的新伤，基奇纳也展示了他在苏丹得到的伤疤。这个矮胖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大的基奇纳：“阁下很容易成为目标，我个子这么矮，都让贝都因人给击中了。”尽管阿卜杜拉魅力无限，但基奇纳拒绝了支援谢里夫派的要求。
几个月后，大战改变了一切。基奇纳返回伦敦担任陆军大臣，发布了鼓舞人心的招兵海报，上面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基奇纳依然是不列颠优秀的东方专家，当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向协约国发动圣战时，基奇纳想起了侯赛因，他提议任命侯赛因为英国扶持下的哈里发，并希望后者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一场起义。他命令开罗方面联络谢里夫。
这件事情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15年8月，谢里夫侯赛因突然提出要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并以此向英国索取一定回报。此时，英国远征加利波利失败，但仍主张彻底击溃土耳其人以打破西线僵局，然而此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市惨遭包围。所以英国人认为，除非受到阿拉伯起义的牵制，否则杰马勒帕夏将会很快征服埃及。伦敦因此命令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勋爵同意任何条件以确保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谢里夫侯赛因此时已年过六旬，被“阿拉伯的劳伦斯”描述为“非常自负、贪婪和愚蠢的人”，“根本没能力”统治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老头”，而此刻英国非常需要他的帮助。受其精明的次子阿卜杜拉引导，侯赛因要求英国助其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哈希姆帝国[1]，这项过分的要求让英国无法接受，因为一旦成真，这个地区将出现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侯赛因提出，作为报答，他将通过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会，如“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和“盟约社”（阿赫德），在他自己所属的阿拉伯区域以及叙利亚地区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但这注定是不现实的：他仅统领着几千名勇士，甚至不能统治全部的汉志，而敌对的酋长如沙特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侯赛因的地位岌岌可危。至于那些秘密组织，他们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不久以后就被杰马勒消灭殆尽了。
麦克马洪不确定该对这些“悲喜剧式的自命不凡”的人作出多少让步，正当他为此烦恼时，侯赛因同时向“帕夏三雄”开出了比向英国人开出的还要高的价码，要求世袭汉志并结束杰马勒的恐怖统治。谢里夫派出三子费萨尔（Faisal）和杰马勒谈判，但是这个专制统治者却强迫他观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绞刑。
谢里夫和英国人的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世纪，英国东方专家伪装成考古学家，以开罗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熟知了巴勒斯坦的概况。基奇纳拍摄了许多耶路撒冷的照片并绘制了地图，他有时甚至会伪装成阿拉伯人。相比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他们当中许多人更了解开罗的各个俱乐部：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友善，却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认为犹太人在背后勾结敌人。当伦敦方面和谢里夫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坚持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谢里夫的敌人沙特人。英国似是而非的专家们发现自己正活在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绿斗篷》的现实版中，漂泊在广阔的奥斯曼海上，卷入了微妙的阿拉伯政治激流。
庆幸的是麦克马洪有一个非常了解叙利亚的军官。二十八岁的T．E．劳伦斯，被其同伴、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描述为“极为聪明的人”。劳伦斯是个古怪的局外人，他是英国保守党模棱两可的精神产物，并且始终苦恼于该效忠哪个主子——大英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他是个私生子：父亲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个世袭男爵，他抛下妻子和女教师萨拉·劳伦斯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并采用了她的姓氏。
劳伦斯从小就渴望将来既精力充沛又能深思熟虑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在牛津大学撰写关于十字军城堡的毕业论文时，曾训练自己以增强忍耐力。之后，他游遍叙利亚，掌握了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伊拉克境内的赫梯遗址工作。在那儿，他和年轻的阿拉伯助手达霍姆（Dahoum）成了朋友，或许甚至是一生的情侣。他的性取向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依然神秘，但是他嘲笑“我们滑稽的生殖过程”，他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说：“他不是个厌恶女人的人，但是如果突然被告知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女人，他也仍会保持沉着冷静。”居留伊拉克期间，他计划写作一本关于耶路撒冷和其他六个阿拉伯城市的“冒险记”的书，他以《箴言篇》中的诗句将该书命名为“智慧七柱”。该书从未发表，后来他把这个名字挪用给了另一本书。
“一个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皮肤茶色的男人，典型的英国脸，被沙漠晒成古铜色，还有一双奇特的蓝眼睛”，像美国人后来描述的一样，劳伦斯身高5英尺5英寸（约1.65米）——格特鲁德·贝尔叫他“小淘气”。他写道：“我的头脑如夜猫般敏捷而冷静。”他对每个人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是个词藻华丽的作家和敏锐的观察家，但对不喜欢他的人却格外粗鲁。他承认曾遭受过“渴望成名”之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恐惧”。他所做的一切都因为“任性的好奇心”。这个具有骑士精神并笃信正义的人，还是个阴险的阴谋家以及自我神化的家伙。洛维尔·托马斯称之为“一个无意中闯入聚光灯下的天才”。他身上虚荣心和受虐心并存：“我喜欢我内心的事物，不断享受我的快乐并一直冒险下去，在堕落中，似乎还能得到一点确定感。”
在开罗，麦克马洪开始向这位下级军官求助：他已成为“主动和谢里夫谈判的人”。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写到的，他总发现自己“在思考萨拉丁和阿布·乌拜达”，但他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认为沙漠中的阿拉伯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不像巴勒斯坦那些人。他明确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为叙利亚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但他不承认耶路撒冷真的属于阿拉伯人——它是个“肮脏的城市”，他写道，它的人民“像饭店的仆人般毫无个性，依靠穿行的成群游客而生存。众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民族性的问题在此远离了他们，如同复本位制远离得克萨斯生活一样毫无瓜葛”。像耶路撒冷或贝鲁特这样的地方已“陈旧不堪——说它是叙利亚的代表，就好像说伦敦苏豪区可以代表整个英国一样荒谬。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回复侯赛因。他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麦克马洪同意侯赛因要求的帝国，包括劳伦斯列出的叙利亚东部城市，但不包括争议地带以西部分。双方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及耶路撒冷。谢里夫不可能接受将耶路撒冷排除在外，但英国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未提及这座城市就是回避问题。另外，麦克马洪坚持应排挤掉法国的所有利益——法国对耶路撒冷的诉求由来已久。事实上，高级专员计划名义上将耶路撒冷放在埃及阿尔巴尼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样圣城还是属于穆斯林，但事实上却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需要阿拉伯人立即起义，所以就许下必要的但尽量含糊的承诺。然而麦克马洪的种种承诺还不够暧昧，就在英法开始正式谈判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阿拉伯人提高了他们对此的期待。
英国谈判者、国会议员和约克郡男爵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个富有创造力和难以驯服的业余人士，曾游历东方并因此成为卓越的专家——尽管劳伦斯称他“满腹偏见、肤浅和伪科学”。他真正的天赋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热情，这种奔放具有很大的魅力，以至于他的上司乐意让他插手任何他感兴趣的东方政策。赛克斯和他的法国搭档——驻贝鲁特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同意由法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由英国接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并在英法监督下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而耶路撒冷则将由法、英、俄实行共管。[2]这些对于过去七十年中一直觊觎控制耶路撒冷的三个帝国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也容许以某种形式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因为英国仍暗中觊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不久协定就失效了。
1916年6月5日，谢里夫侯赛因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但意识到了奥斯曼人将推翻他，因此在麦加举起红旗，发动阿拉伯起义。他自称“阿拉伯人之王”，这个称号是用来警告英国人的，后者劝他将头衔降为“汉志之王”。这仅仅是开始：历史上极少的家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戴上如此多的王冠。侯赛因国王任命他的儿子们指挥规模很小的军队，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叙利亚的起义从未实现。英国人发现，很难搞清楚谢里夫这伙人究竟能否发挥作用，因此到10月的时候，后来统治耶路撒冷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的下属劳伦斯来到了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劳伦斯细心观察着国王的四个儿子，以便找到理想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快，他发现只有次子阿卜杜拉和三子费萨尔堪当重任。但他不愿接受阿卜杜拉，他认为阿卜杜拉“聪明过头了”，阿卜杜拉则觉得劳伦斯是个“怪物”。劳伦斯见到费萨尔王子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三十一岁，高大、优雅、强壮，形象近乎帝王；矫捷且精力充沛；面部光洁如同纯正的切尔克斯人；黑色头发、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欧洲人，而且非常像丰特莱修道院里的理查一世纪念像。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劳伦斯称赞他是“一个绝对了不起的人”，但又说费萨尔也是“一个鲁莽无畏、懦弱胆怯、愚昧无知的人——我是出于怜悯才服务于他”。
阿拉伯起义失败了，虽然是爆发在谢里夫自己的汉志领地里，劳伦斯见证了费萨尔的几千骆驼骑兵被“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打败。然而如果他们当初袭击哨所、破坏铁路，也许可以钳制住整个奥斯曼军队。当劳伦斯被分派到费萨尔麾下时，他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创造了现代起义的典范。但正是费萨尔使劳伦斯穿上传奇的外衣，“身着华丽的绣金白丝袍”，正如他在其阿拉伯起义指南——21世纪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军官必读之物——里所写的一样：“如果你穿戴上阿拉伯服饰，就要穿最好的，打扮得要像个谢里夫。”劳伦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苦行诗人的气质，但他明白“处理阿拉伯人问题的全部秘密就是不断地研究他们。通过聆听和间接调查，了解他们的家族、氏族和部落、朋友及敌人”。他学会骑骆驼，并像贝都因人一样生活，但他从未忘记将大量的英国黄金分发给他的部队以确保他们团结一致——“这是这些部落曾经历过的最富得流油的时候”——甚至五十年之后他们仍认为他是“带着黄金的人”。
战争的杀戮与磨练既让他恐惧又让他兴奋。“我希望这听起来是个玩笑，”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他写道，“正是最业余的行为使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贝都因人是唯一能干好这个的民族。”当他的一个部下被控谋杀时，劳伦斯不得不亲手执行对谋杀者的死刑，以避免血亲复仇。在经历一场土耳其人的屠杀之后，他希望“一旦我苏醒并重新活过来，这些噩梦也就结束了，土耳其人这种不断的杀戮非常可怕。”
得知赛克斯和皮科瓜分中东的秘密时，劳伦斯感到羞耻：“我反对号召他们为我们的谎言而战。”有很多次，他在绝望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希望一度被扼杀在路途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亲英者和亲阿拉伯者”，但他鄙视帝国的征服，更愿意阿拉伯成为一块独立的疆域，但需要在英国的保护下。“假如我幸免于难，我不仅能打败战场上的土耳其人，也能打败我自己的国家以及议会中的支持者”。
劳伦斯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他的计划一起透露给费萨尔。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一个法属叙利亚的出现，就必须亲自解放它，还必须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军事气势为阿拉伯人赢得叙利亚：劳伦斯带领着费萨尔的军队，经过300英里（约483千米）的迂回历险，穿过艰难的约旦沙漠，袭击了亚喀巴港口。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杰马勒第三次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人穿越西奈进行反攻。1917年春，在奥匈帝国的炮火掩护下，一万六千名德国人在加沙两度击败英国人。杰马勒意识到他们会再次发起进攻。巴勒斯坦此时正情绪高昂地密谋反抗奥斯曼。帕夏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亲英犹太间谍网，其成员遭到严刑拷打：他们的指甲被拔掉，头颅被老虎钳夹裂，最后被处以绞刑。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的警察正在搜寻另一个犹太间谍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诗人、商人和修理工。他们声称他建立了一个依托妓院的间谍网。莱文躲在他朋友卡里尔·萨卡基尼的家里，萨卡基尼是耶路撒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同意保护莱文。复国主义者的间谍网激怒了杰马勒，他曾于4月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召见外国领事们，并发表了一项险恶的声明：他威胁要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残酷地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面临死亡。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为耶路撒冷而战。”杰马勒告诉恩维尔。他们邀请了指挥过凡尔登战役的前德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来到耶路撒冷，并向后者请教怎样打败英国。恩维尔越过杰马勒，将最高领导权给予了德国人。“法尔肯海因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杰马勒警告恩维尔，“所以由他来领导巴勒斯坦战争也将会成为我们的灾难。”
1917年6月，垂头丧气的杰马勒在耶路撒冷车站迎接法尔肯海因。他们还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台阶上一起尴尬地拍了合影。法尔肯海因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建立了指挥中心。亚洲军团的德国士兵挤满了城中的咖啡馆，他们的军官则接管了法斯特酒店。“我们身处圣地，”驻扎在城内的一位典型的年轻德国士兵鲁道夫·胡斯[3]写道，“我们周围充斥着那些宗教史上耳熟能详的古老名字和圣徒故事，这和我幼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奥地利的军队在城中列队行进，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则在西墙边祈祷。杰马勒帕夏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大马士革管理属于自己的省份。德国皇帝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但为时已晚。
6月28日，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勋爵以新任英军司令的身份到达开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劳伦斯和谢里夫派就占领了亚喀巴。劳伦斯骑骆驼、乘火车、坐轮船，仅用四天就到达了开罗，向艾伦比报告他的胜利。尽管艾伦比是个率直的传统骑兵，他还是立刻被这位消瘦的身着贝都因长袍的英国人打动了。艾伦比任命劳伦斯和劳伦斯的谢里夫骆驼军团充当他的机动右翼。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法尔肯海因的副官弗朗茨·冯·巴本上校布置了防御工事并计划进行反攻。但德国人低估了艾伦比，他们于1917年10月31日遭到突袭，艾伦比发动攻势占领了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当艾伦比集结了七万五千名步兵、一万七千名骑兵和少量的新坦克时，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正和一个出生于俄国、名叫哈伊姆·魏茨曼的科学家协商一项新政策。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穿梭于白厅、出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高谈古代以色列和《圣经》的俄国移民，在努力设法使一项政策赢得英帝国支持，这项政策像君士坦丁或萨拉丁曾经作出的决定一样，将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中东。
他们早在十年前就见过，但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红润的脸颊和修长的四肢，贝尔福被人昵称为“颓废派”和“漂亮的范尼”，又因为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时的冷酷，他也被称作“血腥贝尔福”。他是苏格兰商人和英格兰贵族的后裔——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的妹妹。他曾陪同他的舅舅和迪斯累利出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是当他于1902年继承索尔兹伯里爵位后，有人见了他就语带讽刺地说：“鲍伯是你舅舅啊！”既是哲学家、蹩脚诗人又是激情网球手的贝尔福是个从未婚娶的纨绔的浪漫主义者，还是一个轻浮的成天将“无所谓而且根本无关紧要”挂在嘴边的即兴诗人。大卫·劳合·乔治尖刻而谨慎地评价说，历史将像“记住手帕上的芳香一样”铭记贝尔福。事实上，就和魏茨曼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来说，他确实是最值得铭记的人。
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魏茨曼来自平斯克附近的犹太小村庄，父亲是个木材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后来他从俄国先后逃往德国和瑞士学习科学，三十岁时移居曼彻斯特并在大学教授化学。
魏茨曼“既放荡不羁又富有贵族气息，既德高望重又爱冷嘲热讽，充满着俄国知识分子刻薄和自嘲的才智”。他“天生就是个贵族，与国王和首相们打成一片”，还设法赢得了丘吉尔、劳伦斯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的尊敬。他的妻子维拉是沙皇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的女儿，她把大多数俄国犹太人看作卑贱粗俗的人，喜欢英国贵族气质的社交界，并确保她的“小哈伊姆”穿着得像一个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魏茨曼，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痛恨沙皇俄国，也鄙视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很像“养尊处优的列宁”，并时常被误认成后者。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他那流利的英语总是夹杂着俄国口音，还有他那“结合着猫科动物致命的攻击、火热的激情和远见卓识的近乎女性的魅力”。
1906年，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和平斯克犹太人毕业生首次见面。他们的谈话短暂但令人难忘。“我记得贝尔福以他通常的姿势坐着，跷着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贝尔福于1903年担任首相，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乌干达方案，但此时他已失去权力。魏茨曼担心他的漠不关心只是“一种掩饰”，所以他解释说，如果摩西听到乌干达方案，“他肯定会再次摔碎那两块石板”。[4]贝尔福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你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你愿意要吗？”“魏茨曼博士，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啦。”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时，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
“像你这么认为的犹太人多吗？”
“我道出了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的心声。”
贝尔福甚感钦佩，但又补充说：“很有趣，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都如此。”
魏茨曼知道大多数英国犹太贵族都嘲笑复国主义，他回答道：“贝尔福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遇到真正的犹太人。”
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过魏茨曼遇到了他第一个帝国政治家。贝尔福已大选败北，随后赋闲数年。其间，与贝尔福见面后不久的魏茨曼首次拜访了耶路撒冷，并发起一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活动。巴勒斯坦充满活力的复国主义农场震撼了他，但耶路撒冷的现实景象却是“一座依靠施舍而生存的城市，一个悲惨的隔都”。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处像样的建筑——除了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在耶路撒冷都有立足之处。耶路撒冷使我情绪沮丧，夜幕降临之前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魏茨曼回到曼彻斯特，成为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并和编辑C．P．斯科特成为朋友，斯科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所有者，也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先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好吧，魏茨曼博士，”斯科特1914年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大战之初，魏茨曼被“干脆利索、令人着迷、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入海军部。丘吉尔说：“哦，魏茨曼博士，我们需要三万吨丙酮。”此时魏茨曼已经研制了生产丙酮的新配方，这种溶剂用于制造无烟炸药。丘吉尔问道：“你能制造吗？”那时的魏茨曼不仅能够制造，而且已经制造出来了这种溶剂。
数月后的1914年12月，C．P．斯科特邀上魏茨曼和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以及他的同僚赫伯特·塞缪尔共进早餐。魏茨曼注意到，为了掩饰他们的过分严肃，大臣们都用轻浮幽默的方式讨论着战争，不过“我非常羞怯，并忍受着被压抑的兴奋”。魏茨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政治家们都很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劳合·乔治承认：“当魏茨曼博士讨论巴勒斯坦时，对我来说，他一直提到的地名比西线上的那些还亲切。”并且他愿意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但劳合·乔治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见过面。魏茨曼一直谨防着塞缪尔——他不仅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有关系的英国犹太银行家后裔，还是首位进入英国内阁的虔诚犹太人——直到他透露出他正在拟定一份关于犹太人回归的备忘录。
1915年1月，塞缪尔向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递交了他的备忘录。“已经在分散各地的一千两百万人中引起轰动，”塞缪尔写道，“人们普遍同情这种恢复希伯来人家园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犹太人这种“可以集体返回”的想法，并讥笑他们是“一个多么引人瞩目的社团”。至于塞缪尔，阿斯奎斯说他的备忘录“读起来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5]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图表述了迪奇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正是这幅奇怪的插图使条理清晰、善于思考的赫伯特·塞缪尔采取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甚至更吃惊地发现：“说来也奇怪，这个提案的唯一反对人正是劳合·乔治，他并未谴责犹太人，却认为这种令人震怒之举将使得‘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占领圣城。”阿斯奎斯认为劳合·乔治关于耶路撒冷应归英国所有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却是错误的。
劳合·乔治，这个蓝眼睛的威尔士浸礼会小学校长的儿子和轻率的好色之徒，一头蓬乱的白色长发使他看起来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关注犹太人，作为一名律师，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案件。劳合·乔治是一位激情改革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公爵们的迫害者以及雄辩演说家和天生表演家。他宣称：“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犹太人的历史，比关于我自己家乡的都多。”大战一爆发，他就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战争大臣和浪漫的帝国主义者，深受希腊古典作品和《圣经》的影响。
劳合·乔治再次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贝尔福匆匆写道：“魏茨曼无需介绍。我还记得我们1906年的谈话。”他用“好吧，您还没有改变太多”来问候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着他又用沉着、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您知道，当枪声匿迹时，您可能就会得到你们的耶路撒冷，这是您正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您还需要不断地来找我。”他们开始定期会面，夜里一边绕着白厅散步，一边讨论着一个犹太家园将如何在命运的转折下，在符合历史的正义与英国的权力影响下运行。
现代科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贝尔福现在担任海军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担任军需大臣，二人最关心魏茨曼研制炸药的工作。魏茨曼发现自己与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头面人物“扯上了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这促使他仔细思考他卑微的身世背景：“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来自乡村的犹太人，白手起家，现在也不过是一所地方大学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贵族们来说，魏茨曼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他就像一个《旧约》中的先知。”丘吉尔后来这样评价说，尽管他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声称，他感激魏茨曼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持犹太人，但事实是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内阁强有力的支持。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的经书，在其成书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影响了这座城市。“英国是个《圣经》国家，”魏茨曼写道，“那些毕业于古老学校的英国政治家笃信宗教。他们理解回归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这迎合了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和美国一样，“英格兰也是阅读和思考《圣经》的国度，”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国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渴望返回他们古老家园的群体。”他把这种渴望当作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愿望”。
在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中，有些东西隐藏得更深：英国领导人天生同情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情怀在战争期间由于沙皇的压迫得到进一步强化。欧洲的上流社会目眩于犹太富豪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难以置信的财富、异族的权力和富丽堂皇的宅邸。然而这也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由受迫害的《圣经》英雄组成的高贵的种族，是不是大卫王和马卡比的后裔，抑或是包藏祸心、精于算计、长着鹰钩鼻且拥有超能力的霍比特人。在一个种族优越论泛滥的年代，贝尔福确信犹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之后最有天赋的人类种族”。丘吉尔也认为他们是“最令人惊叹和富有天赋的种族”，但同时又称他们是一个“上帝和恶魔特选的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种族”。劳合·乔治私下批评赫伯特·塞缪尔具有“他的种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征”。但三个人都是真正的亲犹主义者。魏茨曼深知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论和基督教希伯来主义之间只一线之隔：“我们同样痛恨反犹主义和亲犹主义。两者都是可耻的。”
然而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决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台。劳合·乔治继任首相，并任命贝尔福为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被描述为“自查塔姆伯爵之后最伟大的战争领袖”，而且他和贝尔福会用尽一切手段赢得战争。在这场持久的、可怕的对德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使得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确信：对于英国取胜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必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1917年春，美国参战，俄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明显，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将俄国保留在协约国行列内，”一位重要的英国官员解释说，至于美国，“如果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政策的目的之一，很可能会对美国政府产生正面的影响。”即将访问美国的贝尔福告诉他的同僚：“现在美俄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明显支持复国主义。”如果英国能发表一个支持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我们应该可以在俄国和美国开展极其有效的宣传”。
英国人知道，德国人正在考虑一个属于自己的复国主义宣言，因此应该加紧向俄国和美国宣传——毕竟，复国主义是德国和奥地利人的主意，1914年以前复国主义者一直以柏林为基地。1917年8月，当杰马勒帕夏这个耶路撒冷的独裁者访问柏林时，他会见了德国的复国主义者，奥斯曼大首相塔拉特帕夏勉强同意促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正在巴勒斯坦边境秘密准备进攻。
这些才是英国支持复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与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无关。此时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贝尔福宣称：“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可能正是复国主义成了他唯一真正充满激情的事业。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此时的军需大臣——也成为了复国主义者。那个兴奋的牛虻马克·赛克斯勋爵，此时也已经进入内阁，他突然相信英国需要“全世界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没有伟大的犹太民族支持我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也就是赢得这场战争。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之间论争不断。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问道：“怎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合·乔治辩论说：“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是一位饱受折磨的犹太人、一位银行继承人，还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亲，他激烈地争论说复国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犹主义。许多英国犹太要人同意他的观点：摩西爵士的侄孙克劳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奥里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发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方面又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只是犹太教的附属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奥里拖延了宣言的发表，但当魏茨曼来到白厅办公时，他回击并说服了休息室和国会里的犹太要人及英国贵族。他赢得了二十岁的多莉·德·罗斯柴尔德的支持，后者把他引见给了阿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克鲁侯爵夫人告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支持魏茨曼。”在英国犹太人的无冕之王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帮助下，魏茨曼击败了他的犹太对手。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在内阁中随心所欲。“我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贝尔福记录道，他同时安排赛克斯负责谈判。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了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了他的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明确理解，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6]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任何犹太家园建立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时，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 * *
注释
[1] 这个命名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孙子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2] 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了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以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3] 胡斯是奥斯维辛（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未来的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牧师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那儿的许多牧师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未来的副元首。1941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4] 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5] 在迪斯累利著名的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6] 他还想到了第四种中东方案：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通过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而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考虑留下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因此利用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1]
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了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因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着：“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智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凯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了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进行了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2]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着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并开怀大笑，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成车的伤兵和碎裂的尸体散落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Izzat Bey）用锤子砸碎他的通讯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3]接着直奔耶利哥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卡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了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始终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两个伦敦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也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他们倒是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们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给了一八零旅旅长C．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了指挥一六零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4]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一件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洋洋，几天后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凯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是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他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是“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那天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对我来说，”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在雅法门典礼上对我的任命”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充满酒店招待”的“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他的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同时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他说他“道德上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大概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静静地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了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进行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并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欢欣鼓舞，此前也从未如此温和地被接收。”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而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嘴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5]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复国主义使团在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资助下到达圣城。雅布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久经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那儿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反抗大屠杀。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6]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布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打消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但像之前的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帮助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麦格赫勒比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可能会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表示。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而且他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还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一个指定区域“瓦扎”，这样治安会更容易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一些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
在雅法门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覆盖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的观点，从鄙视亵渎神明的复国主义的极端正统派，到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再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方面的派别，有民族主义以及想要驱逐犹太移民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有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识分子讨论着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自由学会，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oneral Bo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7]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他“带有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仰光银行的一名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和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8]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布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复国主义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布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服的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9]——“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这些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维持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拉-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却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由他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10]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了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对于实际占领它的我们来说，又应该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感染所致），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过去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省长，他逐渐掌握了反对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复国主义者们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当地人的恐慌。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了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殖民犹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天然进口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以后他登上王位的话，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没有想到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内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是一件战利品，因此费萨尔乐意作出妥协去保护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达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安立甘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了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观察家们注意到穆夫提内心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复国主义者唱起赞歌《希望》。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那儿读着他的书。不久，那位英国的贝都因人就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了美国记者洛维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米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起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批准费萨尔，这位叙利亚待立的国王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这项决策的真正决定其实来自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一样。”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已经安排好会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却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去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上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着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的东西。”
* * *
注释
[1] 1917年杰马勒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在奥斯曼投降的第二年，他飞到柏林，并在那儿撰写了回忆录。1922年，作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报复，他在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暗杀，即便他声称：“我承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将造成巨大不幸。”也或许正如其所说，“我可以把将近一万五千人带去贝鲁特和阿勒颇”。塔拉特也被暗杀了；在中亚领导了土耳其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恩维尔则在战斗中阵亡。
[2] 12月3日，奥斯曼的秘密警察突袭了萨卡基尼的家，他正藏匿着犹太冒险家和间谍阿尔特·莱文。这一善举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奥斯曼宽容近乎最后的一例。两人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大马士革。
[3] 两年后，这些侨民还一直努力索回他们的马车，或争取补偿，他们给军事首长斯托尔斯写信：“1917年12月8日，上任总督借走了我们的马车，还有油、布罩、弹簧椅、鞭子、套马杆和两匹马。”
[4] 那个手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床单的阿拉伯男孩将扫帚柄插入土里，但瑞典摄影师偷走了床单。英国人以此威胁要逮捕他，他就将床单交给了艾伦比。艾伦比将床单送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至今它仍保存在那里。
[5] 努赛贝族人声称，当他们带着艾伦比参观这座教堂时，他索要了钥匙。“现在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还给你钥匙，不过这些钥匙不是来自欧麦尔或萨拉丁，而是来自艾伦比。”20世纪60年代的约旦外交部长哈齐姆·努赛贝在其2007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6] 艾伦比的一位军官，时年三十二岁的国会议员威廉姆·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上尉，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侄孙。他常讲起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名漂亮的阿拉伯女人向他示意，并把他带到一个山洞，在那儿，他发现并逮捕了一群奥斯曼军官。
[7] 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一名《大宪章》的签署者，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费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年死于耶路撒冷。时下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着这座坟墓。
[8] 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1.25万英亩（约5059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加入位于那座城市的费萨尔王子的队伍，斯托尔斯同意了。
[9] 《议事录》的英文版本在英美取得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解释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是名副其实的”。1925年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主教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他的教友们。
[10]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布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布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组建了复国主义修正者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布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布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布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2]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起初，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布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捍卫一个新帝国所需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
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
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Ibn Saud）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3]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试图抵抗沙特人时，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
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属于英国托管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就连寇松勋爵也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一小块污秽之地待下”。这种胆大妄为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
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向人群友善地挥手。
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了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有前途的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来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假如阿卜杜拉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那么他就愿意承认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王位，完成了使命。[4]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的父亲[5]早已将一种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的红色统治期间，丘吉尔相信主张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叫作“国际犹太人”的穷凶极恶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
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卡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因此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似乎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怀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因此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6]
* * *
注释
[1] 鲁滕伯格，一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克伦斯基曾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他指挥着冬宫。鲁滕伯格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并充满暴力”。1922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伯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
[2]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只意味着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那儿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
[3] 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被派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他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资金支持之间作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成为阿里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称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哈希姆约旦。
[4] 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维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甚至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捏造了某些愚蠢的虚构之事，创造出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确实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
[5]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在参加一场家庭聚会时，一位贵族向他问候：“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
[6] 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48 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被选为市长的那个人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拄着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富有家族的最新继承人，[1]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的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他的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复国主义的老手，他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
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那个人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上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了高级专员，这位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Wasserddin Nashashibi）回忆说，“他还能用冷酷的眼睛讲笑话。”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一个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o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
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一名贾拉拉家族的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否决了选举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穆斯林最高议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属于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一场坎坷和反复无常的生涯后，成为一个终生不渝反对任何妥协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者。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采取反英的立场，而且变成了一个种族反犹分子，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资产。
穆夫提：西墙之争
首任英国总督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怀揣着妄想，塞缪尔返回伦敦时，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被提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Plumer）子爵，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姆”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姆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他的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
老普卢姆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悔罪祈祷日，就在犹太人赎罪日前夕，犹太人在西墙按照犹太律法树立了一道屏风以分开男女朝拜者。屏风和供年长礼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会准备的，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违反了规定。
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卜拉格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物，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它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促使第三圣殿出现，而圣殿正位于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起羊角号。
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朝拜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了一场抵制犹太朝拜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布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
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人时期的格局，因为所谓的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了4万4千英亩（约17806平方米）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John Chancellor）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座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卜拉格成了反抗和国家主义的象征。
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库斯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布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复国主义者观察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库斯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耶和华愤怒的脸，正郁郁沉思着人类强烈的欲望”。
1929年夏，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驴子和行人通过的一条阿拉伯大道，同时也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进行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静静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来攻击犹太朝拜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那些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了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上，犹太青年曾试图去攻击穆斯林区。
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穆斯林朝拜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去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朝拜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附近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
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卜拉格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他的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部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曾经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卜拉格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布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布廷斯基在第十七次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了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布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萨瓦韦·柳米（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布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布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了犹太社区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一样。
1931年12月，穆夫提作为一个泛伊斯兰和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主持在圣殿山上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德人却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虚弱又无自信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德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访问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他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
此时，希特勒已对欧洲犹太人发出了警告，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3]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托管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镀金指挥棒的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政府议会大厦，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沃科普的官邸是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出的现代耶路撒冷的核心饰品。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的乔治五世大街，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我从电影里知道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夜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在这儿，新潮女郎带着千年的福音进行飙车。“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苏丹服务生”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i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的衰落阿拉伯皇族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负责照顾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皇宫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迈科内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政府大厦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en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政府大厦，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4]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长衫，脚穿系着丝带的锃亮皮鞋。”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人区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阴霾的城市，充满着十字架、塔里特（犹太披肩）、众多清真寺和神秘事物”，还充斥了“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吏、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蒙斗篷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教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5]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n）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Kerem Avraham）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老房子附近，它像极了俄国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6]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则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在他六百页的回忆录中，魏茨曼仅有两次提到本-古里安。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效仿了布尔什维克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
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阿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于“与政治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犹联邦是那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开始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7]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建立一个犹阿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个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忆起，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
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法庭的一名下级官员，一直规劝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得多，他是一个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此时，他带领着他的十三个“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8]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次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者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反应。一个年轻的军官注意到，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 * *
注释
[1] 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一名13世纪的马木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他们是18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联姻了侯赛尼家族。
[2] 他受到冯·巴本的帮助，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巴本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他确信他和他的贵族同党能够控制纳粹党：“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陷入困境，他将落荒而逃。”巴本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就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年去世。
[3] 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邪恶的反犹主义。到1948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并且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
[4] 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
[5] 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之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E．M．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托管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创性文本之一——中撰写了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编年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
[6] 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她的头颅被打碎了，接着又被拖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那些尸体：埃拉的尸体几乎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个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帮助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她们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一座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
[7] 他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这座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点令人十分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和马木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担任着隔壁萨拉丁学校的领袖。
[8] 哈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因受到卡桑的鼓舞，而将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的导弹火箭则被称为“卡桑火箭”。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高级阿拉伯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作为志愿军开始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
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
伊休夫开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一种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托管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Peel）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取消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
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将仍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
特殊实体。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
和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所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
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他似乎对于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后，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看守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最正直和最稳健的同胞。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穆夫提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
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帮派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之间，这不亚于一场野蛮的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
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其军事派别“绿手民兵”组织。
在家里，侯赛尼是个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的西服，然而他也擅长拿枪，在战场上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他再次受伤。侯赛尼的崇拜者把他看作一个阿拉伯骑士，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
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之后的第十二天，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在黎巴嫩流亡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和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
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援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新成员涌向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以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集体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嫌疑犯——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而闻名——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Keith Roach）要求将它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而出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
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事务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他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
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抢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过一腿。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1]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总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张伯伦希望说服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部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部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政治上表现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从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白皮书。
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预备役部队准备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一位正在进行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响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五十年。”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2]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领袖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他去往了柏林。
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道，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允许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队员。
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将是摧毁居住在阿拉伯世界内的犹太成分。”
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一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看着你从事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
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种族反犹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泄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冷漠地吹嘘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得胜利，巴勒斯坦复国主义分子的任何踪迹将不复存在，但我却依旧存在。”[3]
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那儿的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克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和维希法属叙利亚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准备抗击纳粹。
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进行突袭，为英国入侵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了我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我的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可以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却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走向地下。
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喜欢的一个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重又得到他的王位。[4]
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提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用艺名阿斯玛罕（Asmahan）进行演唱，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她特有的混乱和神秘。
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她的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时，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容易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
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她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阿斯玛罕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可能是她自己最不利的敌人：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这座城市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军情六处、盖世太保、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世界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5]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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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
[2] 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三个科恩家族的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一位修女，像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埋葬在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
[3] “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卡在他的《阿拉伯人与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一种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1943年《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灭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道，他得知“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
[4] 20世纪30年代，登基前以塔法里王公之名闻名的这个皇帝，激励塔法里教人建立了牙买加，又帮助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一举成名。鲍勃·马利把他赞为“犹太雄狮”和再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的锡安。1974年，海尔·塞拉西被马克思主义派别“德格组织”谋杀。
[5] 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梅纳赫姆·贝京说过“我战斗，故我在”。改用笛卡尔的名言。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村庄的孩子，早年在波兰曾加入雅布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布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布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他自己的更为严酷的军事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纳粹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贝京遭到斯大林内务部的逮捕，并被作为英国间谍流放到古拉格。“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英国警察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金，保住了他的头。”
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斯大林绞肉机和希特勒屠宰场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叛乱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卡比家族起义的地方）。”1940年，雅布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1]看起来更像一个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
尽管伊尔贡已经加入了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还是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起义。
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测试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做法已被禁止，但雅布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了正在祈祷中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种迹象看作英国人的示弱行为。
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一名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
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2]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常驻埃及代表和丘吉尔的朋友沃尔特·吉尼斯·莫因勋爵。在此之前，他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遭逮捕。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
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许诺英国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一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一个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如同监禁般地被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老尼古拉朝觐者旅店。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了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3]
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把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变得越来越支持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吹嘘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开来”。他补充道，犹太人是“掮客、奸商和寄生虫”——但私下里，他希望把所有犹太国都变成苏联卫星国。
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派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他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一个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他就意想不到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英国人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不幸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似乎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了七万人。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
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对我来说，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
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了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一场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闻名于世，巴克也成为了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
大卫王饭店是英国托管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进行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一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4]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他将贝京看作犹太社团的一种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
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了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托管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发作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大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
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DSO）获得者、国会议员（MC）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
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法兰接了过来，通报简单的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开始驾车巡逻耶路撒冷，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小队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在混战中法兰丢失了他的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拉出耶路撒冷，沿着耶利哥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颗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鲁波维兹的脑袋。浑身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
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丢失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他的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就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塔尔比赫重重戒备下的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法兰收”，包裹却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5]
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了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帮助阿克监狱的囚犯越了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克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
此时，英国反对党领袖丘吉尔公开抨击了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甚至战争期间，丘吉尔曾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行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人员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一些帮助。
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现在已经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
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了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以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位于耶路撒冷北部边缘的街道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自身已处于交战状态”。
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都是各自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这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
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
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吉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挡。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组织——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桑王族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还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
耶路撒冷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却仍然为阿拉伯的战争英雄们提供物质供给。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德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他们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堂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曾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作过战，战争期间他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正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头巾，身着卡基尼上衣，交叉挎着子弹带，以阿拉伯英雄的化身示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和宽厚性格以及迫切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一名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他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
犹太区内的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上开枪，阿拉伯人则向来自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并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的逃亡。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遭到附近大卫王饭店里多名英国狙击手的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托管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
耶路撒冷城内的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30英里（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进行攻击。出生在这座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月1日，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
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进行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本-古里安3月28日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居民’”。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全部遭到驱逐。
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侯赛尼随即集合他的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重新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他们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
“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
“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他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十年后他成为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
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
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
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
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并召集他的人马。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们！”
“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感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着：“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
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取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兄弟卡勒德接过了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帕尔马赫部队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
“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都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自己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阿拉伯伟人祠堂里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现场死亡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报仇；人人都害怕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
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这些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了手榴弹，并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和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排着队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才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也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护送救护车和装满食物的卡车的卫队出发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的各种不同武器，躲在美侨区一片仙人掌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
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的抵抗信心，却在一个已处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不祥之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的所思和所为。这些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迄今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这些事件之后的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以至于他放弃了在托管当局的工作，并“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使我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我们房子的危险位置”，这里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这座房子。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房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他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弱，以至于我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托管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我们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个国家，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托管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去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以后能够返回，最终，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悲剧就是纳克巴（Nakhba）——大灾难。
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紧急委员会主席伯纳德·约瑟夫召到特拉维夫，商讨怎样给缺粮的耶路撒冷提供给养。4月15日，护卫队冲出包围，食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城市。20日，本-古里安坚持前往访问耶路撒冷，并和部队一同庆祝逾越节，帕尔马赫哈雷尔旅旅长拉宾却站出来抗议本-古里安哗众取宠的行为。护卫队随着本-古里安乘坐一辆装甲车出发后不久，就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袭击。“我甚至派出两辆偷来的英国装甲车来护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这些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的”，拉宾说。尽管二十名犹太士兵阵亡，但食物和本-古里安安全到达了耶路撒冷。本-古里安以特有的幽默以及不失敏锐的观察力描述说，死者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正常人，百分之二十享有特权的人（大学生等），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乡下人，守旧的人等）”——这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他指的是哈西德派教徒。
英国人的统治已接近尾声。4月28日，拉宾占领了阿拉伯居住区谢赫贾拉，这里原本居住着阿拉伯几大显赫家族。但是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地方。英国人离开的前一刻，犹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部，阿拉伯人则控制了老城和东城。5月14日，周五上午8点，最后一位高级专员坎宁汉身着全套军礼服走出政府大厦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登上他的戴姆勒轿车，前往大卫王饭店视察他的部队。
* * *
注释
[1] 这是阿瑟·库斯勒的描述。1928年，这位作家曾作为一个复国主义修正派成员来到耶路撒冷，但不久就离开了。1948年，库斯勒返回耶路撒冷报道独立战争，并采访了贝京和本-古里安。
[2] 那年夏天，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形式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而斯大林却和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进行了会晤。
[3] 现在这里是一个犹太抵抗战士纪念馆，这些战士曾被关押于此。尼古拉旅店是最后建成的一个俄国朝觐者旅社，可容纳一千两百名朝觐者，1903年由罗曼诺夫亲王尼古拉开张经营。
[4] 遇难者之一朱利叶斯·雅各布斯，是作者的一位表兄弟，他是一个英国公务员，正巧也是犹太人。
[5] 法兰仍是英国安全部队的一名战争英雄。1949年，他没能在国会中为保守党赢得一个苏格兰席位，之后移居加拿大。在那儿，他经营农场，被选为艾伯塔省议员，成为电话部长、副检察长和一名政治学教授。2006年，法兰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耶路撒冷东塔尔皮奥特的一条街道，最近命名为“鲁波维兹街”。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坎宁汉将军离开了耶路撒冷，他通过的街道非常冷清，只有几个阿拉伯孩子和手持机枪的英国军队站在街角。当戴姆勒轿车飞驰而过时，年轻的旁观者“幼稚地鼓掌和敬礼，坎宁汉也向他们回礼”。在卡兰迪亚机场，高级专员飞离耶路撒冷前往海法，午夜他将乘船返回英格兰。
英军撤离了他们位于俄国大院内的贝文格勒要塞：在犹太民众的默默注视下，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坦克沿着乔治五世大街轰隆隆驶出。对俄国大院控制权的争夺即刻开始。伊尔贡猛攻尼古拉旅店。炮火波及整个城镇。努赛贝火速赶往安曼，乞求阿卜杜拉国王前去拯救这座“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洗劫”并将再次遭到洗劫的城市。国王答应了。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保持道路畅通而筋疲力尽的拉宾和帕尔马赫士兵正在收听收音机里犹太代办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的宣言。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肖像下向二百五十名听众宣布：“我将宣读建国宣言……”他和他的助手曾争论这个国家应该叫什么。一些人曾建议叫“犹地亚”或“锡安”，这两个名字都和耶路撒冷有关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努力控制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其他一些人建议叫作“希伯来亚”或“赫茨里亚”，但本-古里安赞成“以色列”这个名字，他的选择得到一致同意。“以色列之地，”他宣读，“是犹太民族的诞生之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我们的希望从未泯灭，
两千年来的希望；
成为我们土地上的自由人民，
在锡安和耶路撒冷生活！
本-古里安对记者们微笑着说：“我们成功了！”但他没有参与庆祝。他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两国分治，但现在犹太人不得不抵抗公开声称要消灭犹太人的阿拉伯正规军的入侵。以色列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的观点已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明显不同，那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共享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国或一个联邦国家。此时，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一切求生的可能他都必须把握。
在耶路撒冷前线，拉宾的哈雷尔旅士兵太疲惫了，以至于没有听到收音机里本-古里安的演讲。“嘿，伙计们，关掉它吧，”他们中有人恳求道，“我快困死了，好消息明天再听吧！”
“有人起来关掉收音机，留下一片沉闷的寂静，”拉宾回忆道，“我沉默了，压抑着自己复杂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宣言，因为阿拉伯军队已经切断了电力。
十一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受埃迪·雅各布森的鼓励，杜鲁门秘密向魏茨曼保证，他支持分治。但是当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搁置分治方案时，他几乎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战时总参谋长和美国公共服务界的老前辈，坦率地反对承认以色列。可是杜鲁门仍选择支持这个新国家。不过第一个官方承认以色列的却是斯大林。
在纽约，几乎失明的魏茨曼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房间里等待着，他为独立感到高兴，然而也感到被抛弃和被遗忘了，直到本-古里安及其同僚邀请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杜鲁门邀请魏茨曼对白宫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后来，当因为“帮助创建以色列”受到埃迪·雅各布森赞扬时，这位美国总统回复道：“‘帮助创建’，你意指什么？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以色列大拉比当面感谢他时，杜鲁门流泪了。
魏茨曼总统回到以色列，他担心“耶路撒冷犹太圣地在中世纪野蛮人的进攻下得以幸存，现在却正在变为废墟”。在耶路撒冷，安瓦尔·努赛贝和几个主要是前警察的非正规军，竭尽全力防御老城，直到正规军赶到。努赛贝大腿中弹，不得不截肢。但这场非正规的战争结束了。
真正的战争此时开始了，而且以色列处境危险。阿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带着根除犹太人的明确使命入侵了以色列。“这将是一场灭绝战争和一次严重的大屠杀，”阿盟秘书长阿扎姆（Azzam）帕夏宣称，“会像蒙古西征和十字军东征一样被人们传说。”他们的指挥官太过于自信。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伊斯兰帝国的下等臣民，有时得到宽容，经常遭到迫害，但总是顺服的。“阿拉伯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民族，并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开店做生意的民族！”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英籍司令约翰·格拉布将军回忆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打败犹太人毫无困难。”世俗的民族主义与圣战的热情融合在一起：不可想象，犹太人可以打败伊斯兰军队，并且许多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圣战派长期以来一直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有半数埃及军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圣战者，其中包括年轻的亚西尔·阿拉法特。
然而，带有恐怖愿望的干涉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希望与政治上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一点甚至帮助以色列变得更大更强。理论上，阿拉伯军队有十六万五千人，但他们是如此缺乏组织，以至于5月份期间他们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大约只有两万八千人——大致与以色列人的军队相当。阿卜杜拉国王那支由英国人训练的九千多人的阿拉伯军团战斗力最强，因此他被正式任命为阿盟军队的最高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站在艾伦比桥上，掏出他的手枪朝天射击，大喊：“前进！”
急性子阿卜杜拉
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国王“是个精力旺盛、性格外向的人”。当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阿卜杜拉时，他正在耶路撒冷从丘吉尔手中接收他的沙漠王国。劳伦斯如此描述他：“矮小，粗胖，像马一样强壮，拥有一双快乐的、深棕色的眼睛，一张光滑的圆脸，饱满但过窄的嘴唇，直鼻梁”——而且他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他放荡不羁的壮举使劳伦斯感到震惊：“阿卜杜拉曾经三次从20码（约18.3米）外射掉弄臣头上的咖啡壶。”作为一个谢里夫派，先知的第三十七代后裔，他可以戏弄伊斯兰学者。“看一个漂亮女人，有错吗？”他问一个穆夫提。“罪过，陛下。”“但《古兰经》上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请转移你的视线’，但你不可能转移视线，除非你正在看着！”他既是一个骄傲的贝都因人，又是一个奥斯曼苏丹的子孙。少年时他便已指挥过军队，并一直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首脑”。他抱负远大又急于求成，因此得到一个绰号“急性子”。然而为了这次征服耶路撒冷的机会，他已等待良久。
“他不仅是个士兵和外交家，还是一个古典学者，”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曾为我吟诵伊斯兰时代的七悬诗。”这令斯托尔斯印象深刻。英国驻安曼大使艾莱克·基尔科布里奇爵士总是称他为“眼睛闪光的国王”。作为一个外交家，阿卜杜拉诙谐机智。他曾经被问到什么时候愿意接见一位他不喜欢的外交官，他回答：“当我的骡子产驹时。”
现在，他的骡子正在生仔。他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务实的，恰如那句土耳其谚语：“如果你正通过一座将垮的桥时遇到了一只熊，请叫她‘亲爱的姑妈’。”多年以来，他常常与魏茨曼和犹太商人谈，他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作为巴勒斯坦的国王，他就提供给犹太人一个家园。他过去常常造访耶路撒冷，会见他的盟友拉吉卜·纳沙希比，但他厌恶穆夫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不接受任何决议的阿拉伯游击队”。
这位国王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私下进行了一项互不侵犯协议的谈判：他将占领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岸部分，作为回报，他将不反对联合国划定的犹太国边界，并且英国人已同意了他的兼并。“我不想创造一个允许阿拉伯人骑在我身上的新阿拉伯国家，”他向犹太复国主义特使果尔达·梅森[Golda Myerson，后来改名为梅厄（Meir）］解释道，“我想成为骑士而不是马。”但这匹马此时已被拴住：这场战争，尤其是代尔亚辛大屠杀，迫使他与犹太人开战。此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决定限制阿卜杜拉的野心，以拯救巴勒斯坦，并且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计划吞并他们自己征服的领土。阿卜杜拉的司令格拉布帕夏，此人全心投入地为哈希姆家族提供了一支像样的军队，此时极不愿意去冒险。
他的阿拉伯军团小心翼翼地穿过犹地亚山区向耶路撒冷前进，非正规的阿拉伯解放军在那儿进攻了犹太郊区。5月16日夜幕降临，哈加纳占领了米歇雷姆警察局和北方的谢赫贾拉，以及城墙南部的整个新城和城中心的前英军据点、俄国大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已几乎征服了整个耶路撒冷，除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和老城。”本-古里安激动地宣称。
“SOS！犹太人已经逼近城墙啦！”安瓦尔·努赛贝冲回去恳求国王干涉。阿卜杜拉从未忘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真主之名，我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一个哈希姆国王，而且我的父亲曾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王。”此时，他在给他的英籍司令写信：“我亲爱的格拉布帕夏，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及阿拉伯基督徒当中，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这座城市落到犹太人手中，人们所遭受的任何灾难对我们来说都将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占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到保存——老城和通往耶利哥的道路。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可能快地执行。”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国王的“军队正处在欢欣鼓舞之中，许多战车装饰有翠绿的枝条或成捆的粉红色夹竹桃花”。格拉布注意到，阿拉伯军团向耶路撒冷开进的队伍“似乎更像一支参与狂欢而不是走向战争的军队”。5月18日，第一批军团士兵占领了老城城墙周围的阵地，格拉布写道，“近一千九百年前，就是在这里，犹太人曾在向正在推进的提图斯军团投掷大矛”。但是国王“因焦虑而憔悴不堪，唯恐犹太人进入老城和圣殿，他已故的父亲汉志国王侯赛尼安葬在那里”。格拉布的部队冲破以色列人的谢赫贾拉防线向大马士革门进军。
老城内，起先是非正规军，然后是阿拉伯军团战士包围了犹太区，里面有巴勒斯坦一些最古老犹太家族的古宅，许多年长的哈西德学者居住在那里，而所有这些地方却仅有一百九十名哈加纳和伊尔贡战士防守。拉宾得知仅有少量士兵可以分出来去拯救老城，感到非常恼火。他向耶路撒冷指挥官大卫·沙勒提勒喊道：“犹太人只能召集这么一支军队来解放自己的首都吗？”
拉宾试图猛攻雅法门，但没有成功，不过，有其他部队突破锡安门攻入了老城。锡安门失守前，八十个帕尔马赫的人加入防卫队伍，但此时阿拉伯军团的大部队到达。争夺老城的战斗极其激烈；格拉布提道，战斗就是“逐门逐户，沿着黑暗通道，出入狭窄的楼梯，切入院落，进入地下室”，穿过“犹太区热闹的养兔场，紧接着是千年的废弃之物和碎石”。格拉布此时命令有系统地缩小犹太区。犹太区内的拉比恳求帮助。本-古里安狂乱地喊道：“耶路撒冷随时可能陷落！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5月26日，阿拉伯军团士兵占领胡瓦广场并炸毁了其宏伟壮丽的犹太教堂。两天后，格拉布看到，“两个因上了年纪而驼背的年老拉比，举着白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出来”。离战场只有几百英尺远，拉宾从锡安山上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场景”：“我惊恐不已。”两百一十三名守军中三十九人战死，一百三十四人受伤。“所以大卫城落入敌人之手，”贝京写道，“哀痛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布得意洋洋：“我深爱耶路撒冷。《圣经》就在我们眼前。”然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洗劫犹太区：二十七个犹太会堂中的二十二个遭到毁坏。自1187年穆斯林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第一次失去接近西墙的权利。
格拉布以拉特伦要塞阻断了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不断下令攻占拉特伦，甚至不惜以牺牲以色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屡攻屡败。躲进地下室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挨饿了，直到以色列开辟新的供给渠道，即所谓的拉特伦南部的“缅甸之路”。
6月11日，联合国调停者福尔克·贝尔纳多（Folke Bernadotte）伯爵——他是瑞典国王的孙子，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与希姆莱谈判，拯救了许多犹太人——成功地让双方停了火，并提出新的分治方案，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交给阿卜杜拉国王。以色列拒绝了贝尔纳多的方案。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打赢了一场近乎兵变的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已经同意将他的伊尔贡整合并入这个国家，正当伊尔贡准备卸载自己船上的武器时，以色列军队炸沉了这艘船。贝京并未掀起内战，而是退出地下组织活动，进入了政坛。
贝尔纳多的调停期结束后，战争重新开始。第二天，一架“喷火”的战斗机轰炸了西耶路撒冷。兴奋的军团士兵穿过锡安门进攻新城，而后向圣母院推进：“他们转头便可以看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格拉布写道，“他们战斗在真主的路上。”此时，以色列人试图再次占领老城。
“我们能守住耶路撒冷吗？”阿卜杜拉问格拉布。
“他们不可能攻下它，陛下！”
“如果你认为犹太人将占领耶路撒冷，就请告诉我。”国王说，“我将去往那里，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以色列的反攻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这个新的国家共有八万八千兵力奔赴战场，抗击六万八千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停火前的十天内，以色列人占领了吕大和拉姆拉。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贝尔纳多先前的提议非常愤怒，因此这个瑞典人此时提议耶路撒冷应该国际化。9月17日，这位瑞典伯爵飞到圣城。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领导下的莱希极端分子决定消除这个人和他的方案。当贝尔纳多从政府大厦总部驱车穿过卡塔蒙去里哈维亚会见以色列行政长官多夫·约瑟夫时，他的吉普被示意停在一个检查点前。此时三个人从另一辆吉普上下来，举着斯特恩式机枪对准他的车一阵扫射：前两次扫射打穿了轮胎，他们加速离开之前的第三次扫射击中了贝尔纳多胸部。伯爵死在哈达萨医院。本-古里安镇压并解除了莱希的武装，但凶手一直未被抓获。
阿卜杜拉稳稳地占据着老城。在西岸，国王控制了南部，伊拉克人控制了北部。耶路撒冷南部的埃及先头部队可以看到老城，他们连续猛攻南部郊区。9月中旬，阿盟承认了一个以加沙人为基础，由穆夫提和耶路撒冷几大家族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1]但当战斗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人打败并包围了埃及人，占领了内盖夫沙漠。埃及人受到了羞辱，他们将穆夫提送回开罗，穆夫提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声名狼藉。1948年11月底，耶路撒冷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同意和约旦人停火。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和五个阿拉伯国家都签订了停战协定。1949年2月，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乔治五世大街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举行会议，正式选举魏茨曼为没有实权的总统。七十五岁的魏茨曼发现自己被总理本-古里安忽视了，对自己无决策权的角色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个瑞士式的总统？”魏茨曼问道，“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他打趣地自称“雷霍沃特的囚犯”——他在雷霍沃特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尽管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但他说“我仍然对这座城市存有偏见，甚至我现在还觉得不自在”。1952年，魏茨曼去世。
1949年4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各方在前英国总督府签订停战协议，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拥有西区和斯科普斯山的一片孤岛，而阿卜杜拉占有老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协议允许犹太人接近西墙、橄榄山墓地和汲沦谷的陵墓，但这从未得到兑现。接下来的十九年内犹太人被禁止在西墙祈祷，[2]他们祖辈墓地上的墓碑也遭到破坏。
以色列人和阿卜杜拉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半个耶路撒冷。联合国执着于争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问题，所以任何一方独占耶路撒冷都是非法的，而且仅两个国家承认阿卜杜拉对老城的主权。魏茨曼的办公室主任乔治·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发起了一场使全世界确信以色列应该拥有西耶路撒冷的运动。12月11日，耶路撒冷被宣布为以色列首都。
阿拉伯的最终胜利者是“急性子”阿卜杜拉。他在阿拉伯起义之后的三十二年终于赢得了耶路撒冷：“没人，”他说，“能从我手中夺走耶路撒冷，除非我被杀死。”
* * *
注释
[1] 两个侯赛尼的堂兄弟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内阁秘书，穆夫提则出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
[2] 在耶路撒冷宗教竞争和出于需要创造神圣性的经典例子中，失去西墙的犹太朝圣者们来到锡安山的大卫墓旁祈祷，并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国家首个大屠杀纪念馆。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大街上经常有狙击手开火：1954年，九人遭狙击丧生，还有五十四人受伤。甚至在双方开展合作时，人们也感到极度痛苦：1950年，联合国调解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上“圣经公园”中的一只老虎、一只狮子和两只熊的饲养问题，官方解释称：“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a. 用以色列的经费购买阿拉伯驴子来饲养以色列的狮子；b. 以色列的驴子经过约旦控制区拿来喂狮子。”最终，这些动物在联合国护卫人员的陪同下穿过约旦领土进入了西耶路撒冷。
铁丝网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惜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11月，阿卜杜拉诡异地由科普特主教加冕为“耶路撒冷王”——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控制这座城市的首个国王。12月1日，他在耶利哥自称“巴勒斯坦之王”，并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约旦联合王国”。侯赛尼家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谴责阿卜杜拉的妥协，并因在巴勒斯坦人的大灾难中他是唯一的胜利者而耿耿于怀。
国王求助于耶路撒冷各大家族，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奇异的复兴。他任命拉吉卜·纳沙希比担任约旦首相。纳沙希比拒绝了该任命，但同意担任某部部长。国王还任命他为西岸总督和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守护人，赠送他一辆斯图贝克汽车，并授予他“拉吉卜帕夏”的头衔（20世纪50年代，约旦人还授予他奥斯曼头衔）。他的花花公子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成了宫廷大臣。[1]阿卜杜拉顺从民意，将遭人痛恨的阿明·侯赛尼正式解职，并任命胡萨姆·加拉拉领袖担任穆夫提——早在1921年，此人就曾在选举中赢得了这个头衔。
阿卜杜拉收到暗杀警告，但是他总是回答：“我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而一旦那天到来，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尽管危险重重，此时六十九岁的阿卜杜拉仍很自豪他拥有了耶路撒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道，“我祖父常常告诉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随着时间流逝，侯赛因注意到国王“越来越热爱耶路撒冷”。阿卜杜拉对他的大儿子塔拉勒很失望，但他非常喜欢塔拉勒的儿子并决意把他培养成国王。学校放假期间，祖孙俩每天都共进早餐。“我成了他最中意的那个孩子。”侯赛因写道。
1951年7月20日周五，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一个十六岁的哈罗公学学生，被命令穿上佩有勋章的军装——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出发前，国王告诉侯赛因：“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担负责任。”他还补充道：“当我不得不撒手时，我愿意被无名小卒射中头部。那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他们在纳布卢斯停下，去会见穆夫提的堂兄弟穆萨·侯赛尼博士，此人曾在纳粹的柏林为穆夫提服务。穆萨·侯赛尼向国王鞠躬并表达了他的忠诚。
就在中午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孙子、格拉布帕夏、宫廷大臣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及虚情假意的穆萨·侯赛尼为周五的祈祷到达耶路撒冷。人群沉闷不悦并充满疑虑；他神经紧张的阿拉伯军团保镖如此众多，以至于侯赛因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吗？”阿卜杜拉拜访了他父亲的陵墓，然后走向阿克萨清真寺。他命令警卫退后，但穆萨·侯赛尼离他很近。当阿卜杜拉进入门廊时，清真寺的领袖亲吻了他的手。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从门后出现。这个年轻人举起手枪，紧按枪筒，顶着国王的耳朵，开枪杀死了他。子弹从眼睛里射出，阿卜杜拉倒下了，他的白色头巾随之滑落。每个人都趴在地上，“弯着身子像受了惊吓的驼背老妇人”，侯赛因观察到，“那个时候我也失去理智，猛地冲向刺客”。刺客转向侯赛因，“我看到他的白牙和迷茫的双眼。他拿着枪，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枪指向我，然后我看到一股烟，听到‘嘣’的一声，接着感到子弹射到我的胸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他的子弹射中了勋章。”多亏行前祖父命令他佩戴上的勋章，侯赛因挽回了一命。
警卫们乱枪射杀了刺客。纳沙希比抱住死去的国王，鲜血从国王鼻子里流出，他不断亲吻国王的手。军团士兵开始横冲直撞地穿街越巷，而格拉布努力去约束他们。侯赛因跪在国王旁边，解下他的长袍；接着，他随同尸体乘直升飞机降落到奥地利人招待所。在匆忙飞回安曼之前，侯赛因表现得沉着冷静。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穆夫提和埃及国王法鲁克据说是暗杀的幕后策划者。穆萨·侯赛尼遭到逮捕和折磨之后，与另外三人一起被执行死刑。暗杀只是因阿拉伯人战败而起的一系列杀戮和政变中的一部分。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一世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承了约旦王位，他患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甚至差点杀死自己的妻子。1952年8月12日，年轻的侯赛因正在日内瓦一家饭店度假时，服务生用银盘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侯赛因国王陛下”的。他的父亲已经退位。侯赛因才仅仅十七岁，喜欢驾驶跑车、摩托车、飞机和直升机，还喜欢漂亮女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虽然他的祖父从未放弃大哈希姆王国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去赢得耶路撒冷，但侯赛因逐渐意识到，作为约旦国王，能幸存下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英尺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勒丁派”（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勒丁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em）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了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复杂性。[2]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3]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勒丁派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维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队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像苦役一样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并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有时还担任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带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餐后饮用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普世教会合一的心态”，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的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泡泡声”的咖啡馆。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并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又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宗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又一座被分裂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坚定的美国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他们的俄国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北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伊斯兰学者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这使得侯赛因国王陷入危险，并危及了他所占领的耶路撒冷。
* * *
注释
[1] 但是拉吉卜·纳沙希比身患癌症，国王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看望了他。“在这座大楼里，”阿卜杜拉说，“1921年春，我和温斯顿·丘吉尔首次会面。”1951年4月，纳沙希比去世，被安葬在他的别墅附近的一座小坟墓中——别墅后来被拆毁，建了大使饭店。
[2] 最大的教廷格尔以波兰的一个村庄命名，由阿尔特家族统治，戴着什特莱牟毛皮帽；贝尔泽教廷成员来自乌克兰，穿着长袍，戴着毛皮帽；布雷斯拉维教廷成员，以神秘和爱表现的舞蹈和歌唱进行礼拜，还以“哈西德嬉皮士”之名闻名。
[3] 1957年，亚德瓦谢姆——“一个地方和一名字”，以纪念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在赫茨尔山上建立起来。1965年，以色列博物馆开放，紧接着新的国会大楼落成，两者都是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资助。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纳赛尔出身低微，是阿拉伯政治家中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1948年，这位在以色列人包围中受伤的年轻军官，决心重振阿拉伯人的尊严。数世纪来，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同时也是依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一个独裁者。纳赛尔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称为EI RAIS（意为“领袖”），他宣扬社会主义式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他的人民公开反抗西方的统治并藐视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唤起不断高涨的希望：他们可以一雪战败之耻辱。
纳赛尔支持巴勒斯坦人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人则以逐日增多的暴力予以回击。纳赛尔领导之下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使得以色列焦虑不安。1956年，纳赛尔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来挑战英法帝国的余威。决心颠覆其政权的英法两国同本-古里安结成了秘密联盟。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计划，以色列成功地袭击了西奈半岛，这为英法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表面上为两国调停的英法可以趁机入侵埃及。可是，英法两国实力匮乏，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美国迫使他们撤退了。不久以后，侯赛因国王解除了格拉布的军队指挥官职务。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统治的黄昏期，却是美国霸权地位崛起的黎明。
纳赛尔把两个哈希姆王国作为目标，在那里，他的泛阿拉伯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平民百姓和军官团的欢迎。1958年，侯赛因的堂兄兼校友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谋杀。这个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汉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国王——而侯赛因此时是最后一个哈希姆皇室。纳赛尔正式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包围以色列并控制着约旦，但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度分合，直到现在仍很脆弱。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遍布汽车和现代军队的童话故事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渐渐地，“耶路撒冷恢复了许多1948年前的生活”，再次成为“世界的朝觐之都”。1964年，国王侯赛因再次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铅质圆顶镀金，圆顶裸露出它的深灰底色已达数世纪之久，这次镀金是为迎接教皇保罗六世的朝拜所做的准备。穆罕默德亲王和菲娅王妃会见了教皇，陪同他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教皇受到了地方长官安瓦尔·努赛贝的欢迎。但教皇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的边境线。当教皇请求到希腊的各各他教堂进行祈祷时，东正教长老命令他写书面请求，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申请。萨里·努赛贝写道，“教皇的来访引发了观光热潮”：侯赛尼族人和努赛贝族人纷纷推倒他们优美的别墅群，改建为可憎的旅馆。
然而侯赛因国王此时正为生存而斗争，他必须在激进的纳赛尔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和认为遭受到他背叛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仇恨之间寻求出路。当纳赛尔密谋要推翻这个国王时，耶路撒冷和西岸不断出现骚乱，抗议这个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1959年，曾是1948年战争老兵的亚西尔·阿拉法特[1]组建了一个名叫“法塔赫”（Fatah，意为“征服”）的军事解放组织。1964年，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对以战争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并组建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5月，国王侯赛因在耶路撒冷不情愿地召开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次年1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从约旦进入以色列，执行小规模突袭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唯一伤亡的是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被约旦人射杀身亡。但法塔赫的功绩抓住了阿拉伯人的想象力，标志着阿拉法特运动开始将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全球舞台的中心。阿拉法特这群腰挎手枪、身着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激进分子的崛起使得傲慢自大的几大家族黯然失色，他们的名声因穆夫提的统治和1948年战争而大不如前。安瓦尔·努赛贝的儿子萨里加入了法塔赫，这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巴勒斯坦人正在对侯赛因失去耐心。当地方长官努赛贝拒绝执行皇家命令时，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一名约旦人来代替他。1965年9月，跟他的祖父一样，侯赛因秘密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时任外长果尔达·梅厄建议，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武器，并在耶路撒冷树立一座象征我们之间和平的纪念碑”。
1963年，本-古里安卸任总理。他的继任者是六十八岁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出生于基辅附近，这个戴眼镜的勤劳工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建成了以色列水利设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1967年初，叙利亚人进攻以色列北部，这引发了一场空战，在空战中，叙利亚空军被摧毁于大马士革上空。叙利亚因此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袭击。[2]
苏联警告纳赛尔——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他为什么选择了毫不怀疑地相信它。虽然埃及倾其全力，纳赛尔自身拥有领导魅力，泛阿拉伯主义也广受欢迎，但纳赛尔遭到了以色列报复性袭击的羞辱，叙利亚的外交冒险政策也将他置于险境。他调集部队进入半岛，以表明他绝对不能容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5月15日，独立日游行前，焦急的艾希科尔和他的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会面：他们对纳赛尔的威胁该如何回应？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纳赛尔可能是希望借助使危机升级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行动要么是过于拙劣，要么是过于鲁莽。当这个阿拉伯领袖和大街上的人群欢呼灭绝犹太国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艾希科尔紧张得发抖。由于以色列已经丧失对纳赛尔的主动权，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有关生存的恐惧横扫整个以色列。全靠咖啡提神、一天连续抽七十根香烟的拉宾将军，意识到以色列生存的重担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他终于开始崩溃了。
拉宾：战前的崩溃
纳赛尔开始预测战争发生的几率。他召集内阁会议，并详细咨询了他的副总统和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元帅阿卜杜拉-哈基姆·阿米尔——这是一个轻信者、吸毒者和追求享受的人，但仍然是总统的老朋友。
纳赛尔说：“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岛，战争爆发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封锁蒂朗海峡，则百分之百将要开战。武装部队准备好了吗，阿卜杜拉-哈基姆？”
阿米尔：“以我的脑袋保证，领袖！一切都处在巅峰状态。”
5月23日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通往以色列重要港口埃拉特的海上航道。叙利亚进行了战争动员。侯赛因国王检阅了他的军队。拉宾和将军们建议艾希科尔要么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要么做好亡国准备。但艾希科尔在所有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前一直拒绝这一行动：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执行着艰苦的外交，以阻止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时，能够赢得支持。尽管如此，拉宾仍然饱受罪恶感的折磨，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足以拯救以色列：“我有这种感觉，无论对错，我必须独自完成一切。我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差不多九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也无法入睡，一直不断地抽烟，已经筋疲力尽。”
总理优柔寡断，总参谋长必须服用镇静剂，将军们处在叛乱的边缘，整个国家处于恐慌之中，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创伤。在华盛顿，L．B．约翰逊总统拒绝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击行动；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强烈建议纳赛尔撤出战争。在开罗，陆军元帅阿米尔吹嘘：“这次我们将是发动战争之人。”他正准备进攻内盖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纳赛尔命令阿米尔停止进攻。
在安曼，侯赛因国王感到除了加入纳赛尔集团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埃及进攻，他将不得不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而如果埃及失败，他将被视为叛徒。5月30日，侯赛因穿上陆军元帅军装，别着一把点357口径的麦林手枪，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飞往开罗，与纳赛尔会面。“你的此次访问对外完全保密，”身材高大的纳赛尔对矮小的国王说，“所以如果我们逮捕你，后果会如何？”“这种可能从未在我脑海中闪过。”侯赛因回答。他同意将他的五万六千名精兵置于埃及将军里亚德的领导之下。“所有阿拉伯军队已层层包围了以色列。”国王宣布。以色列三面受敌。5月28日，艾希科尔进行了一场仅仅加剧了以色列人焦虑的冗长广播演说。在耶路撒冷，人们纷纷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以色列人担心遭遇灭顶之灾，那将会是另一场大屠杀。埃班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将军、政治家和公众已对艾希科尔失去信心。他被迫启用了以色列最受尊敬的战士。
达扬接过指挥权
6月1日，摩西·达扬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也加入新的国民政府担任政务委员。达扬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一点儿也看不上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里以一个狡猾的独眼阿拉伯强盗的名字给达扬起了个绰号——阿布·吉尔迪（Abu Jildi）。
达扬是温盖特的学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总参谋长，此时还是一位议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考古学家又是工艺品掠夺者，既是暴力复仇的行使者又是包容的信仰者，既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者又是阿拉伯文化的爱好者。他“极其聪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忆：“他头脑聪明，从未说过一句蠢话。”他的同僚阿里尔·沙龙将军认为达扬“每天带有一百种想法醒来。其中的九十五个是危险的，有超过三个是糟糕的，但不管怎样，剩下的两个是绝妙的。”他“看不起大部分人”，沙龙回忆，“并毫不掩饰这种轻蔑。”他的批评者称他为“一个党棍和冒险家”，而且达扬曾经向佩雷斯承认：“记住一点：我是靠不住的。”
达扬释放出劲头十足的新犹太人的魅力。“不是因为他守规矩，”佩雷斯说，“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和魅力摒弃规矩。”他的同学把他描述成“一个骗子、吹牛者、阴谋家以及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尽管这样，他还是令人深深敬佩的对象”。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神秘莫测的表演家和沉溺于女性的好色之徒。本-古里安辩解称达扬是“《圣经》里的人物”，就像大卫王——或者纳尔逊上将，“你不得不习惯他”。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虽然埃班回报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了阻止战争也不能坐以待毙，此时达扬表现出他对战略形势的冷静判断能力。他强调以色列必须立刻攻击埃及，同时避免和约旦发生任何冲突。他的耶路撒冷指挥官尤泽·纳尔基斯反对说：“假使约旦进攻斯科普斯山将会怎样？”“既然那样，”达扬干脆地回答，“咬紧牙关并守住防线！”
纳赛尔相信他已经赢得了一场不流血的胜利，但埃及仍然计划继续进攻西奈半岛。由一个伊拉克旅支持的约旦人，拟定了包围犹太耶路撒冷西区的塔里克行动方案。阿拉伯世界此时在战场上集结了五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九百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纳赛尔说。“我们的目标，”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解释道，“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投入二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辆坦克和两百架飞机。
6月5日早上7时10分，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8时15分，达扬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奈半岛。在耶路撒冷，纳尔基斯将军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约旦人将占领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并包围西耶路撒冷的十九万七千名犹太人，但他又希望约旦人能对埃及人的战争作出一点哪怕象征性的贡献。上午8时刚过，空袭警报响起。《死海古卷》得到安全保存。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和英国外交部三次警告侯赛因国王：“如果约旦保持平静，以色列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回击。”
“陛下，以色列人已对埃及发起攻击。”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的副官通知他。侯赛因打电话给总司令部，获悉阿米尔元帅已经粉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成功地进行反攻。上午9时，侯赛因进入总司令部，他发现他的埃及将军里亚德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并攻占南耶路撒冷的总督府。纳赛尔致电确认了埃及的胜利，并表示以色列空军已遭摧毁。
9时30分，忧郁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上午11时15分，约旦炮兵部队向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密集发射了六千枚炮弹，击中了国会大楼、总理官邸以及哈达萨医院和锡安山上的长眠教堂。遵从达扬的命令，以色列人仅用小型武器给予了回击。11时30分，达扬命令对约旦空军展开进攻。侯赛因和他的大儿子，未来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从皇宫屋顶上一直观察着，目睹他的战机遭到摧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提出停火协议，但约旦人不感兴趣。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宣礼吏的召唤在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拿起你们的武器，夺回你们被犹太人偷走的家园。”12时45分，约旦人占领了政府大厦：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但它也主宰着耶路撒冷。达扬立刻下令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犹太人夺回了这栋建筑。在城北，以色列用迫击炮和大炮向约旦人开火了。
达扬虽敬畏耶路撒冷，但他明白耶路撒冷政治上的复杂性可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内阁正为是否进攻老城或只是迫使约旦人停火而争论不休，达扬却对占领行动表示了反对：他为要承担起管理圣殿山的责任感到不安。但他的反对被否决了。不过直到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那晚就如地狱一般，”侯赛因写道，“整晚的夜空都如白昼般清晰可见。天空和大地因火箭和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而闪闪发光。”6月6日凌晨2时10分，以色列伞兵部队集结了三个小队，受到纳尔基斯将军的鼓舞前去“为1948年赎罪”——当年将军自己曾为这座城市而战。第一小队穿过无人区到达曼德尔鲍姆门，夺取弹药库山——艾伦比曾在那里贮藏军火。激战中，七十一名约旦人和三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伞兵部队迅速穿过谢赫贾拉，经过美侨区推进到洛克菲勒博物馆，7时27分，该博物馆陷落。
国王仍控制着斯科普斯山和橄榄山之间居高临下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停火来拯救老城，但为时已晚。纳赛尔致电侯赛因说，他们应该宣称，打败阿拉伯人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非仅仅是以色列人。
侯赛因驾驶一辆吉普车迅速行进到约旦河谷，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北方撤回的军队。在老城内，约旦人——从1948年以来，他们的司令部一直设在亚美尼亚修道院里——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五十个人进行守卫。以色列人计划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走错了方向，一路进入汲沦谷，还遭到来自狮子门守卫军的猛烈进攻。在客西马尼花园附近，以色列部队有五人战死，还损失了四辆坦克。以色列人躲到了圣母墓园低洼的院子里。老城还没有被包围。
达扬和纳尔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上一起俯瞰老城。达扬说：“多么神圣的景象啊！”但他禁止任何进攻行动。6月7日黎明，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强行命令双方停火。梅纳赫姆·贝京要求艾希科尔鼓励对老城发动一场紧急突袭。留给达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在作战室命令拉宾拿下“这场战争中最难以实现但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起初，以色列人向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屋脊投掷汽油弹，约旦人望风而逃。接着，以色列伞兵占领了橄榄山，并向山下的客西马尼花园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俯瞰老城的制高点，”伞兵指挥官莫塔·古尔上校告诉他的手下，“一会儿我们将进入老城，这座我们数代人梦想和奋斗的耶路撒冷古城——我们将是第一批进入的人。犹太民族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自豪吧！愿上帝保佑！”
上午9时45分，以色列坦克朝狮子门开火，击毁了作为防御工事的公共汽车，并炸出多处缺口。顶住约旦人的扫射，以色列人攻下了这座城门。伞兵部队突入苦路，接着古尔上校带领一组人继续向圣殿山前进。“经过两天战斗之后，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你坐上一辆半履带车，接着你突然进入这片之前所有人都曾在照片中见过的宽广开阔之地，”情报官阿里克·阿赫蒙（Arik Akhmon）写道，“虽然我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我认为没有人不被情感所淹没。这里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在和约旦军队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古尔通过广播宣布：“圣殿山已经处于我们的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锡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个连突破锡安门进入亚美尼亚区，然后爬下陡峭的山坡进入犹太区。此时，同样来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突破了粪厂门。所有人都在向西墙进发。仍处于圣殿山上的古尔和他的伞兵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西墙，这时一位阿拉伯老人告诉他们可以取道马格里布门，于是三个连队同时聚集到了圣地。士兵们祈祷、哭泣、欢呼、雀跃，有人还唱起这座城市新的赞美诗《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以色列军队的首席随军拉比，大胡子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手持羊角号和《摩西五经》大步走向西墙，开始朗诵卡迪什（Kaddish）的哀悼祈祷词。
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片纸上写了个便条：“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们的方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领袖及伊斯兰学者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伊斯兰组织的基金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了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 * *
注释
[1] 阿拉法特声称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他实际上出生在埃及。
[2] 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年，他在那里去世。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3]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4]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5]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解开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一个耶路撒冷周围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圣化了犹太区内经过修缮的胡瓦犹太会堂，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损毁，但是以色列人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6]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欧洲列强保护的犹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尽管这种不公从未像欧洲基督教对待犹太人那样严重，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关于自由礼拜的描述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邂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邂逅”，《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温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所称道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里所有道路、所有冲突都通向耶路撒冷。”这就是美国总统需要促使双方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支持基于1967年疆界划定建设一个定居点的破冰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
以色列经常在外交上表现强硬，且甘冒危及自身安全和信誉的危险来兴建定居点，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好像都是基本原则问题。在拉宾、巴拉克和奥尔默特当政时期，以色列提出共享包括老城在内的耶路撒冷。截至2010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对话中，尽管有多次令人不快的谈判，但巴勒斯坦人从未正式同意共享这座城市。
耶路撒冷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但无论双方何时签订和平协议——假如可能的话——未来都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生存所必需的，对巴勒斯坦来说也是公平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的区位以及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十二个左右的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赔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7]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堂？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今晨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wil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摩西五经》。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拉比，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来自古尔和仪式派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之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朝觐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新年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能找到同一个祈祷群体站在西墙边的同一地点：“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Aded al-Nusseibeh）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8]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朝觐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在此次冲突中似乎一败涂地）因此住院。
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主教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他带领保镖和教士们抗击了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9]好斗的主教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右边门的低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祝平安！”
“祝平安！”他们乐观地回答。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之前，他们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来勉强糊口。
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玛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木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清真寺在晨祷前一小时开放。并不是每个黎明安萨里都会亲自打开大门——他现在有一个团队——但在他继任世袭的监护人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履行这项职责，而且会充满自豪地说：“它首先是一份活计，然后是一个家族职业，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高贵而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收入不高。我同时还在橄榄山的一家宾馆做前台。”
圣地的世袭职位逐渐消失。另一个大家族谢哈比家族（Shiha-bis）——黎巴嫩王室后裔——聚居在靠近小西墙的祖宅里，他们过去曾经是“先知胡子”的守护人。如今，胡子和守护人的职位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却是巨大的：谢哈比家族目前仍在圣地工作。
在拉比走向西墙、努赛贝轻拍圣墓大教堂的门、安萨里打开圣地之门的同一时刻，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正离开他们家族在巴布·哈迪德街上的拥有二百二十五年历史的老宅。他沿着古老的马木鲁克时代的街道走了几步，然后拾阶而上，穿过铁门走向圣地。他直接去往阿克萨清真寺，进入一个配备了麦克风和几瓶矿泉水的小房间。1960年之前，卡扎兹家族一直都在宣礼塔上准备宣礼仪式，但此时他们则像备战的运动员一样在这个房间里为仪式作准备。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扎兹坐下，舒展筋骨，就像一个神圣的运动员，然后反复呼吸、漱口。确认麦克风已打开，墙上的挂钟也显示时间无误后，他面朝克尔白，用响彻整个老城的吟唱声宣布礼拜开始。
自马木鲁克苏丹盖贝伊统治以来，五百年间卡扎兹人一直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吏。如今，当了三十年宣礼吏的纳吉和他的儿子菲拉兹（Firaz）及两个堂兄弟一起担当着这份职责。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 * *
注释
[1] 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并以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命名，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 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你的周围是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 激动；2. 脱队；3. 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趾甲；4. 会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 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 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 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
[3] 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使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公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屋”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4]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日后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惊讶的居民家的厨房地板下出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最令人窒息的发现上自希律圣殿的基石，下至马卡比、罗马、拜占庭和倭玛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也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5] 这些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作为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两位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6] 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联系，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7] 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培养出的独裁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庸俗的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值的”。
[8] 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专业的爱德华·赛义德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9] 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在那里有他的花园，他经常与朋友们喝咖啡。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附录
马卡比家族：国王与大祭司
160BC-37BC
统治者以粗字体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希律家族
37BC-AD100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这张族谱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统治者。希律家族时常近亲通婚，如果要列出完整的族谱将会十分困难。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兰哈里发与王朝
居统治地位的哈里发以粗体表示。
本家谱并不完整，主要是用来说明先知与伊斯兰王朝的关系。
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被称作“谢里夫派（阿什拉夫）”与“赛义德家族”
耶路撒冷十字军诸王
1099-1291
居统治地位的国王与女王以粗体字表示；
因联姻而领有头衔但无实权的国王加底线表示哈希姆（谢里夫）王朝
1916-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米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木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博士、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Abulafia）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问题，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的戴维和《国土报》的杰基·兰多（Jackie Landau）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Huda Imam）、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拨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伯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赫拉特（Diala Khlat），齐亚德·克洛特（Ziyad Clot），优素福·赫拉特（Youssef Khlat），拉尼亚·朱卜兰（Rania Joubran），丽贝卡·艾布拉姆（Rebecca Abram），罗科先生和福特夫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se），多丽特·穆萨埃夫（Dorrit Moussaeff）和她的父亲什洛莫·穆萨埃夫（Shlomo Moussaeff），罗纳德先生和科恩小姐，戴维·哈利利（David Khalili），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瑞安·普林斯（Ryan Prince），汤姆·霍兰（Tom Holland），塔里克·阿布·扎亚德（Tarek Abu Zayyad），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教授，阿维格多·辛纳（Avigdor Shinan）教授，亚伊尔·扎克维奇（Yair Zakovitch）教授，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穆萨·克列布尼科夫（Musa Klebnikoff），阿琳·拉斯科那（Arlene Lascona），凯里·阿斯顿（Ceri Saton），伦敦圣殿教堂的管理人罗宾·格里菲思-琼斯（Robin Griffith-Jones），哈尼·阿布·迪亚卜（Hani Abu Diab），米里亚姆·奥维茨（Miriam Ovits），乔安娜·施利曼（Joana Schliemann），萨拉·赫尔姆（Sarah Helm），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教授，多萝西·金（Dorothy King）博士，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博士，萨姆·基利（Sam Kiley），《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约翰·米克赖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吉德翁·里奇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拉比马克·温纳（Mark Winer），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掌管人莫里斯·比东（Maurice Bitton），拉比亚伯拉罕·利维（Abraham Levy），哈里·蔡特林（Harry Zeitlin）教授，F．M．埃罗伊斯查利（F．M． al-Eloischari），梅拉尼·法尔（Melanie Fall），拉比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梅拉尼·吉布森（Melanie Gibson），安娜贝勒·魏登菲尔德（Annabelle Weidenfeld），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亚当（Adam）、吉尔（Gill）、戴维（David）和雷切尔（Rachel），加布里埃尔·巴基（Gabriel Barkey）博士，马雷克·塔姆（Marek Tammy），《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亨利·赫明（Henry Hemming），威廉·西格哈特（William Sieghart）。谢谢汤姆·摩根（Tom Mrgan）在研究上的帮助。
感谢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和我的国际版权代理人阿比·吉尔伯特（Abi Gilbert）和罗米利·穆斯特（Romily Must）；英国出版人阿兰·萨姆森（Alan Samson），扬·特里温（Ion Trewin）和苏珊·兰姆（Susan Lamb），还有魏登菲尔德的杰出编辑贝亚·赫明（Bea Hemming）、技术编辑负责人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感谢与我合作时间最长的出版人：诺夫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巴西小字母出版社的路易斯·施瓦茨（Luiz Schwarz）和阿纳·葆拉·西萨亚玛（Ana Paula Hisayama），法国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米雷耶·保罗尼（Mireille Paoloni），德国渔夫出版社的彼得·西伦（Peter Silem），以色列金纳莱特出版社的齐夫·刘易斯（Ziv Lewis），荷兰新阿姆斯特丹出版社的亨克·凡·特尔·博格（Henk van ter Borg），挪威卡佩伦斯出版社的伊达·伯恩斯滕（Ida Bernsten）和耶德·约翰森（Gerd Johnsen），波兰马格南出版社的约兰塔·沃洛桑斯卡（Jolanta Woloszanska），葡萄牙真理编辑出版社的亚历山德拉·洛罗（Alexandra Louro），西班牙批判出版社的卡门·埃斯特万（Carmen Esteban），爱沙尼亚瓦拉克出版社的克里斯塔·克贝（Krista Kaer），瑞典诺斯德出版社的佩尔·福斯蒂诺（Per Faustino）和斯特凡·希尔丁（Stefan Hilding）。
我的父母亲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tephen
Sebag-Montefiore）博士和埃普丽尔·塞巴格-蒙蒂菲奥里（April Sebag-Montefiore）是我所有作品的卓越编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桑塔（Santa），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她以耐心、鼓励和爱意陪伴着我。桑塔和我的孩子莉莉（Lily）、萨莎（Sasha）像我一样，已深深地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或许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但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西墙和圣墓大教堂方面，她们很可能要比很多神父、拉比或毛拉了解得更为全面。
译后记
《耶路撒冷三千年》简体中文版的翻译完成是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一项集体成果。除署名译者外，张腾欢、葛淑珍、杨校敏也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张倩红：前言、第五部分；
马丹静：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
张腾欢：第六部分、第七部分、后记等内容；
葛淑珍：第八部分、第九部分的若干章节；
杨校敏：第九部分若干章节。
张倩红、马丹静负责全书的通审通校工作。
初稿完成后，由于时间紧迫，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师生们放下手头的事情，承担起本书的校对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他们是：河南大学张礼刚博士、胡浩博士、卢镇博士，以及硕士生田焕云、段訸甜、疏会玲、晁燕燕、赵陆；郑州大学博士生艾仁贵，硕士生刘丽娟、付方圆、张瑞、谷亚平。此外，山东大学博士生朱晓、南京大学博士生吉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晔梦也参与了一些校对工作。张腾欢还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编辑了中英文对应词条。在此对所有付出劳动的老师们、同学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限于我们的知识素养与翻译水平，若有错误之处，还请专家学者多加斧正。
张倩红 马丹静
201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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