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中，“民主”（democracy）的觀念，也是源於希臘。這個字，是由兩個希臘字合成的：demos 是“人民”，kratos 是“治理”。不過希臘式的民主，跟現代民主制度並不是一回事。希臘的小城邦民主，通常不超過一萬人，而他們的實施方式，也沒有甚麼分權制衡的運作，只是人民選舉而已。到公元前四世紀，連這種民主制度也不存在了。
以後的人認為“民主”只適合於“小國寡民”，幅員廣大人口繁多，則應該行君主制。由羅馬統治降至中世紀，愛法治與秩序，論政的人以為民主與混亂和無政府是同義字。有的理論以為君主專制，民主亂政，寡頭政治，三者循環生滅：君主專制的結果，是人民起來推翻獨裁者，而亂民成為“多頭凶厲畜牲”；然後由內戰軍閥演成寡頭政治；再產生強人，成為獨裁者。再周而復始，從頭來過。
宗教改革以後，現代民主政治思想才開始演進。英國的陸克（John Locke，1632-1704）及法國的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才倡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民主，逐漸演進成現代民主體制，以美國為代表。其基本特點是自由選舉的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及制衡運作。
陸克說：“國家是為了我們的便利，不是敬拜的對象。”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立點：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並不是人民為國家而存在。但在實施過程中，問題出在人的身上；人不但以自己代替國家，並且也使自己成為了敬拜的對象。
一般常犯的錯誤是把政府跟國家混淆，以政府代替國家。另一項錯誤是，以為“無政府”作為政體。因此浩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說：各種類型政府都有其缺失，無論如何，“沒有人會以為缺少了政府，是種新的政府。”
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說：“在這個罪惡憂患的世界中，試過許多類型的政府，還要去試求。”沒有人聲稱民主是完全或全智。其實，有人說過民主是最糟的政府類型，除了不斷試過的其他類型之外。
這智慧的話是說：民主政府確不盡如人意，但仍算是差強人意；而更指出悲哀的事實，在犯罪墮落的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是完全的。
任何以“人為萬事尺度”為前設的政府，都不免墜落後人類罪性的缺欠。
當“民主”是一種理想的時候，許多人為之嚮往，以至獻身犧牲；但當“民主”成為事實的時候，在運作上就會發現許多不理想，許多錯失缺欠。
“民主”並不會真正解決一切問題，最多是轉換問題的型式，但也可能帶來更多新問題。以東歐各國政府轉換民主的趨向來說，基本上當然是好事；但其中有教會參與其事，這樣，不但出了問題教會也要負責，而且政教的聯合，如何畫清界限﹖如何止步﹖如何發展﹖
從思想發展與歷史進程來說，近代民主是與宗教改革有關的。
“因信稱義”真理的顯彰，使人明白“世人都犯了罪”，在蒙恩之前都是罪人，都在神震怒之下，並沒有分別；稱義之後，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屬神的子民”（彼前二：9），也是平等的。隨著羅馬帝國的崩解，民主思想越發在各地滋長。啟蒙運動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的獨立，為現代民主政治樹立了可見的典型。
從歷史來看，美國的發軔以至立國初期，確是與聖經信仰有關的。但隨著人們片面追求經濟發達，就逐漸世俗化。到現在，所剩下的只是“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參士二一：25）了。換句話說，民主變成了無主，各人自行其是。
現代民主的運作，不顧真理，只顧多數，並不能作為標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祭司政客的手段，近似近代功利主義者的原則：“為了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大祭司該亞法的名言，成了現代政客奉行的佳箴：“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參約一一：50）多數的人像彼拉多一樣，在要討好數群眾的原則下，亂民的“聲音就得了勝”（參路二三：23）一再重覆。政客們為討多數群眾喜悅而犧牲真理，成了民主政治沒有原則的原則。
但另一方面，少數人並不等於就是錯誤。明顯的，義人挪亞與神同行，他一家八口與整個世代的人相比，是個絕對的少數；但他“全家得救……定了那世代的罪。”（來一一：7；參創六：8-11）這是獨此一家對全世界。出埃及地的以色列會眾，大約總有二百多萬人吧，但這些前任奴隸們，在曠野路上召開全民大會，決定要背叛耶和華，走回頭路再去事奉法老。聖經有這次的表決紀錄：除了摩西和亞倫以外，有投票權的成年男丁是六十多萬，只有約書亞和迦勒另有一個心志跟從主，是可憐的絕對少數。多數民眾投票得勝，還要投石頭打死他們。但耶和華的計算方法不一樣，神不向人海戰術的“錯海戰術”投降。（參民一四：1-25）
在先知以利亞的時候，在以色列中專門事奉耶和華神是不合時宜的少數，七千人（約佔0.5％）未曾向巴力屈膝親嘴的，卻沉默著不出頭；結果，在迦密山上，作耶和華先知的只有以利亞一個人，巴力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外加耶洗別王后所供養事奉亞舍拉的官方先知四百員。歷史證明神卻站在少數的一邊，耶和華神從天上降火顯現（參王上一八章），應允以利亞的禱告。同樣的情形，亞哈王要與約沙法王合攻基列的拉未，在征伐前的會議中，御用先知約四百名，齊唱反攻必勝的悅耳歌曲，只有米該雅先知“不說吉語單說凶言”（參王上二二章）。當然，亞哈王是變成了屍首回來。說：“反攻必勝，亞蘭必敗”吉言先知們在哪裏﹖更難堪的是孤單的先知耶利米，只有一個了解他同情他的同工巴錄，一生與人反對，卻沒有看見成功的希望。但明白聖經的人，會明白這是少數一定不對嗎﹖到將來，在大患難中跟隨羔羊的受印者，有十四萬四千，跟隨歌革和瑪各的撒但叛逆者卻“人數多如海沙”（參啟七章、二○章），你站在哪一邊﹖
當然，我們可以說，在教會中的民主原則是另一回事；在重生得救的聖徒中，“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一二：17）即使如此，“眾人”以為美，並不能保證一定是善。十八世紀美國“大覺醒”的主要屬靈領袖神學家愛德務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相信基督教是真的平等，把人帶到屬靈高原上，有今生和來生的盼望；但在一七五零年，這位復興的領袖被他自己的教會棄絕，是二百二十票對三十票落選。這是教會的民主對待他們的牧者！
從聖經看來，由族長體制到教長政治，士師秉政到君主政體，以色列亡國又改成屬省，再到羅馬法治下的議會制度，無一不是滿了問題，最後竟至把神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這樣看來，問題不是出在政治體制上，而是出在罪性敗壞的人身上。如果人沒有改除罪性而得重生，不論改換成何種政體，問題還是免不了的。啟蒙運動天真的樂觀，早已經隨著慘痛的歷史而幻滅了，今後又將如何﹖
但如果我們站在主一邊，即是多數，不管眾民如何興風起潮，今天不見成功，將來還是必勝。
東歐各國政治的轉向，並不能帶來歷史的千禧年；最多是短暫的和平，帶到“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帖前五：3），預備主的再來。我們歡迎民主改革，但要知道是由於歡迎歷史的方向更走近末期。至於人類的情形，再多許多倍的虛空依然是虛空，敗壞的根基必歸於敗壞。我們的盼望不在“民主”的實現，而是超越這些，看到掌握歷史和人類前途的神。最後是榮耀的永恆，是救主耶穌基督的降臨，建立祂和平安樂的公義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