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穌復活後的第一個五旬節，教會榮耀的誕生了，聖靈澆灌下來，消除了語文的障礙，福音帶著大能傳揚出去。問題從內部發生了。麻煩出在語文上：“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與希伯來人（說希伯來話的猶太人），在廚房裏發生了誤會（參徒六：1）。
教會是聖徒的團契，必須有共同的傳通的語文。當然，教會中有些問題是真實的；但有些問題的產生，是因了語文的不同，增加了重重的疑雲陰影，使事情更為麻煩。接受希利尼（希臘）文化，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以為希伯來人對他們歧視，“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其實，這種“忽略”多半是無心的；但在語文隔閡下，極容易當作有意。
當時初生的教會，很難避免的，多是由來自加利利地區和耶路撒冷說希伯來話的弟兄們負責。現在人發怨言了。使徒們決定選立了七位管理事務的執事，以表明公正無偏。這七個人都有希臘文的名字，顯明他們是通曉希臘語文及文化的；而且其中有“安提阿人尼哥拉”是改信猶太教的人。有人說，這尼哥拉就是那造作錯誤教訓的，見啟示錄第二章十五節。但在積極方面，外邦教會是從安提阿開始的。實際上，超種族的教會在耶路撒冷已經開始。
這七個人的資格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但兼通兩種以上的語文及文化，是基本條件之一。使徒行傳中以後提到司提反與腓利。他們二人對希伯來文、聖經信仰都有深刻的了解。司提反的見證，就是擴張神帳幕的宣告（見徒七章）。腓利為埃提阿伯太監講解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是本著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可見他對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的造詣（見徒八：26-40） 。
掃羅（保羅）歸信基督以後，他語文的程度，可以向猶太人中用希伯來話和希臘話的兩種人同作見證（見徒九：28-29），福音所達到的層面就廣大得多了。耶路撒冷受迫害四散的門徒逃難出去：“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可能的間阻是語文與文化兩方面的。“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或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見徒一一：19-21）信而歸主的人就大大增加了。我們都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但語文的傳通功能是不可忽略的。
語文不僅是傳通的媒介，而且語文本身就是信息，因為每一詞語，每一文字的本身，都是有意義的。因此，無可避免的，你使用某一種語文，不知不覺的就受了那種文化的薰染。語文形成了一種觀念。
尼希米回返猶大，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牆。後來當他回到波斯的時候，外邦的異教文化，徹底的侵蝕了選民社群的內部。他們與當地的外邦人通婚，外面看得見的腐化證據：“他們的兒女說話，一半是亞實突的話，不會說猶大的話，他們所說的是照著各族的方言。”（參尼一三：23-27）這種混合的結果，是價值觀念的混亂，道德的墮落，背棄神和神的話。
保羅“生在基利家的大數”，而有羅馬民籍；他“原是猶太人”，有其語文和文化的背景，“在迦瑪列門下，按著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他從那位當世的名教師學習，更能說希伯來說。（見徒二二：1-3）他明白律法，也深知“神向我們祖宗所應許的。”（徒二六：14）
在另一方面，他通曉希臘的語文和文化。所以他能在亞略巴古證道，與“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辯論。他引用希臘詩人伊庇麥迪（Epimenides, C. 主前600年）的詩：“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並引用亞銳多（Aratus, C. 主前315-240年）及克林慈（Cleanthes, C. 主前331-233年）的詩句：“我們也是祂所生的。”（見徒一七：16-31）“濫交是敗壞善行”（見林前一五：33），是引用希臘詩人孟南德（Menander）。“革哩底人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見提一：12）也是引用伊庇麥迪。這些名言，都是當地的人所熟知的，保羅可以信手拈來應用，使語詞可以節約，觀念可以深入，傳播可以有力。至於他對本國語文的善用，對希伯來文化的諗知，更不必說了。
再看保羅的同工路加，自然是精通希臘和希伯來語文的人。保羅的屬靈兒子傳道助手提摩太，更是兩種文化的產品。（參徒一六：1-5）自然的，我們可以想像，他們的教會事工是甚麼情形。
雖然，我們都不免受語文的限制，文化的影響，但總該知道，語文和文化終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用來傳揚真理的。真理是超越文化的。
我們可以有中餐南廚北廚、東洋餐、西洋餐、法國或意大利食品，但不會有中國數學或英國數學的不同，法國物理與日本物理的差別。同樣的，文化可以不同，語文可以不同，聖經真理則是一樣的，放之四海而旨準。“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需要救恩。“除祂（主耶穌基督）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上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
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一四：6）這是說真理的唯一性，救恩的唯一性，是在於主耶穌基督。南方示巴的女王，從地極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因為所羅門是空前的智慧唯一來源。約拿被差往尼尼微，傳悔改的信息，因為約拿所傳從神來的信息，是唯一得救的根源（參太一二：41-42）。馬其頓是亞力山大大帝之邦，從那裏，他躍馬長征，伐取了當時大半個世界，可以代表武功之極㝃；但馬其頓人在異象中請求保羅，以大能的福音“入侵”，幫助他們得永生。（參徒十六：9）雅典是文物哲學之都，但那些追尋智慧的人，需要保羅去指引他們認識“未識之神”，而悔改得救（參徒一七章）。
我們當善用語文，使人“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2）
近百年來，因為受到政治文化的衝擊，華人心理也不免受到影響，而產生了兩種心態：因著失敗的沉積記憶，以為中國文化為羞恥的包袱，要完全撇棄，在海外地區的華人，甚至以不懂中文為得意，為光榮；另一種是心理慚疚的反射，心自卑而不認輸，以唯有懂中文才是華人，甚至以為是中國存在的“證據”。不幸這兩種複雜的心理，也微妙的滲入教會裏面。推想起來，當年的猶太人也懷有這兩種心態。
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得救贖群眾的總和，不應該以語文、人種、文化而分門別戶。當然，語文的不同造成傳通困難，是實在的事。幸而現代科技進步，似乎可採取聯合國傳譯的方式，提供不同的線路耳機。（這是說較多人數的聚會，人數少的可用雙語對譯。）雖然這要一筆費用，還要選取訓練適當的譯員，但這總比另建築的困難少，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合一的精神及見證。其次，使用不同語文分別聚會，也不會不合聖經真理，如果有需要，儘管可以這樣作；但要認識仍是同一教會，仍要保持同一經理主體（Board）。如果可能，講道時採用同一經文，同一主題。
同時，教會要利用現成的設備，開辦學校。這不僅是在主所託的財物上忠心，並且是與家庭合作，教育信徒，使文化得以延續，福音藉以廣傳。
我們都知道，我們各自的恩賜是有限的；相對的，事奉的層面也是有限的。但不可因我們的恩賜，限制了教會的事奉。因此，不同肢體的合作同工，是應當的，也是必須的。基督福音的真理，可以改變文化和語文，使其更豐富，更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