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心理尚实际，重经验，讲伦理，长记忆，所以各时代经过的事迹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而历史的方式：有编年，有传志，有记事本末，真可说是体大恩精，起自轩辕以至近代，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为人类保存一个相传不断最为悠久的历史。最近英人编著印度史，多取材于中国的史料，如法显玄奘和义净等的游记，这足见吾国人对于历史的专长。可是在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学术等，作有系统的叙述，可说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如中国文学史，我最早看见的是英人祁士（Giles）用英文写的中国六学史大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谢无量胡适之冯友兰以前，首先编著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恐怕是日本Suzuki.我所见的也是英文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至于佛教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虽有高僧传传灯录刊行于世，可是中国哲学史的编辑，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

文学、哲学、宗教虽说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实也就是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活动，一种内部的生活，为民族精神所寄托，或由之以表现，并且是民族思想的结晶，文化最要的成分。我国人既长于历史的记载，何以对于民族特殊的活动，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这个原因或许是因为数千年中国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贵胃的事略，而民众的活动则多疏忽。同时中国人缺少论理的思想和系统的观念，所以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编著各种特殊活动的历史，真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

基督教东渐和其他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国，虽有盛衰兴废的时期，但是自初传以至于现在几两千年，其历史是继续不断，其范围虽广，材料虽多，叙述起来还不算困难，基督教则不然，中间有的断绝数百载，几至于湮没，后来虽死灰复燃，而名目变更，使人不得认识庐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温，明清之天主教，还有和基督教类似或相关的宗教的传入，如麻尼教，一赐乐业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国史籍的记载，多混杂不清，若非经一番整理，索隐钩玄，真是无法究诘。

基督教说是自唐代至于现今，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为他编一个很完备很翔实的历史。我少时读过谢洪赉的中中耶稣教布道小史，后来又读陈援奄的一赐乐业教，元也里可温考以及其他关系于中国基督教的考据，同时又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得见法国学者关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著作，因为我自己学力与时间的不足，总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群书，提纲挈领，源源本本，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这种希望与私衷的祷祝，已有数年，最近见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阅读一遍，深得我心，数年来的祷祝奥希望，现在已成为事实了。王先生对于中国的国故极有研究，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又极纯粹，他编著中国基督教史，是以中国宗教思想为背景，和一般专事摭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痒，与中国文化和生活漠不相关的编著，实不可同日语。

数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早已脍炙人口，风行海内。现在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出版后『洛阳纸贵』，这是可不必说的。但是我国读者知道中国基督教史纲和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是有连带的关系。许多西方学者，以为中国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而至说中国是无宗教的国家，中国学者也有引着此语以自豪。殊不知中国在上古时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设，『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关于宗教，一是关于历史，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宗教和历史是相提并重。并且一切伟大的宗教都产生于东方，而这些的宗教，除婆罗门教外，如佛教、明教、同教、犹太教以至于基督教都曾在中国下了种子，而中国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园地，除一二萎谢不振外，其余都已婆娑合抱，茂盛蕃滋。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欲多赘，只要你们翻开王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就可明白了。不过还有人以为基督教不能迎合国人的心理，一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为基督教义和中国文化抵触。头一个问题王先生已经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答覆了。第二个问题，他在这本书里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恺切详明的答覆。我在这本书里面得了一个感想，就是我们不应该再把基督教看为一种洋教了，因为它已经在我们中国文化园地里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虽在风雨飘摇之秋，遭受不少摧残，还能挺然独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国基督教信徒现在约有四百万，中间二百七十二万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万多是更正教信徒，为中国人口百分之一，换言之，一百人中有一个基督徒。数量虽然不多，而其影响之大，散布之广，这些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之社会、政治、文学、艺术，以至于整个的生活，无不直接间接与之发生关系。至于全国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迹，散下种子，结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渐渐地和中国民众生活，织锦似的打成一片，这一点王先生在书中也给了我们一种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学、科学、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虽也提倡科学，研究哲学，却把哲学、科学、宗教分开。基督教不是哲学、科学，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们要在基督教里求科学与哲学，那真是『缘木求鱼』，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经典之多，浩如烟海，而基督教则统一于新旧约两经，但是里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不在于典籍之多寡，却在于影响社会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样。基督教在中国慢慢地发展，富有生力，这一点在这一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基督教在中国至少有三次受过极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庚子义和团的排斥洋教，那不过是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打击。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反基运动，那是精神上的打击，物质上却没有受到多少的损失。每次受过打击之后，起来，发展的力量则突飞猛进，可是这两次所受的苦痛是为著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单独蒙受。第三次是在这大时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质都受了极严重的威吓，因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中国基督徒不特在此时要尽其救亡图存的职责，而且也要与国人同生死，同患难，同艰苦，同奋斗。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礼，火的洗礼，更要受血的洗礼，那应不特骷髅荒冢，白骨复苏，即基督教自身在这次大战之后，灰烬之余，将要亭亭毒毒，继长增高，涌现一朵新的生命树，奇葩怒放，异香散发。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过极大的贡献，而中国文化又能发扬光大之，将来对于基督教自然也能够使之特放异彩，光芒万丈。那末中国基督教将来的历史有更伟大更光荣的一页，而王先生这一本书也要成为将来中国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编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马迁尚有是非颇缪，先黄老后六经之诮，班固也有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讥，王先生说他急急忙忙写成这本书，『实在谈不上「备」与「信」的条件。」我们不能求『备』于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确，我以为至少已达到『信』的条件了。我拜读之余，有感于心，聊缀数语以为序。

陈文渊于香港旅次

主历一九四○年二月廿七日

第一章 导言

在最近百年中，从海禁既开以后，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涌进到中国来，使中国蹈常习故的固有制度与思想，根本地动摇起来。正如胡适所说：『一个有过光荣历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当着被生活需要的压迫，而必须接受外来的丈化时，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发生起疑惧的心理』（见先秦名学史序）。这种新旧文化的搏斗现象，在今日更为显著。而推究它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民治主义（Democracy)与科学思想（Science)在推动。陈独秀这样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民治主义），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思想），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见新青年八年一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那样站在全盘承受西洋文化方面的理论，把中国固有的一切，尽情地加以破坏，这种态度，我们不能给以百分之百的同情。果然不能否认中国固有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一切不良成份归于淘汰，以合于现代的潮流，但是我们决不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把固有的一切打倒，全盘承受西洋文化来替代。正如耶稣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五章十七节）。耶稣的态度，不是极端的无理由的破坏，而是存善汰恶的成全，对于希伯来旧有的文化是如此，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莫不然。

民治主义本是基督教的产物，基督教带来了这颗种子，下种在中国的文化田里，使中国固有的阶级制度与传统思想，发生了莫大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至于科学，虽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而基督教却负了介绍的责任。在自明至清的教士们中，看他们如何努力译著的工作，可见一班。所以基督教虽不是文化搏斗中的主力，却勿庸否认是把面酵放在面粉中的妇人。耶稣说过这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中，直等全团都发起来」（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果然，现在已到了全团发酵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表现，他如新生活运动，国民革命的成分里，都有这面酵的作用。

从现实方面看一看，我们无论到那一个城市，总可以见到许多基督教的事业，有礼拜堂，有医院，有学校，已经十分普遍地建立著。比较名闻全国的，如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即远在吴淞口外已可了见双双树立的塔尖。其他各大都市中，莫不有巍峨高耸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礼拜堂，尤莫不有规模宏伟的教会医院，最著名如北平的『协和』，长沙的『湘雅」等，几乎为国人所共知。特别是学校的设立，大中小学的总数，有千余所之多，就学的学生，不下五十万人，最著名的大学，如天主教的『震旦』，『辅仁』，如基督教的『燕京』，『岭南』，『齐鲁』，『圣约翰』，『沪江』……等等。即穷乡僻壤之间，亦必有一教会设立的小学，与简单的礼拜场所。与再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观之，则各大城市及各学校中设立的男女青年会，对于一般社会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凡此种种，莫不予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亦可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发酵的一班。

再从历史讲来，基督教与中国发生关系，原不是新近之事体，已经有过很长久的时期了。许多传疑的说素，不去管它，而确实可以考证的，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一直到现在，亦有一千三百年或断或续的活动。虽然还没有人把这种活动加以系统的叙述，至少我们可以承认有过四个时期：即（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这样长时期的活动中，当然的，在中国文化上，生活上，不能没有相当的影响。

既然在空间上已经普遍到全国，在时间上亦占千百年的长期，照理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了，但是不幸的很，还有许多人不能明了她的内容与经过，会引起许多误会，而认为是『用夷变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运动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饭忘记种田人』，所以我们便有一种说明的必要。

我们所要说明的，有下列的几点：（一）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和的还是冲突的？（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没有？总之：我们在这里要对于过去的加以检讨，为未来工作上的参考。根据着这个意见，来做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欧美学者中已经有过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国人却是一个破天荒，觉得有相当的困难。记得在十五年以前，我个人会经有一个尝试的宏愿，利用编辑金陵神学志的机会，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于是分别函请各宗派领袖，记述他们自己一宗派的经过，但是结果并不圆满。在一百三十多派别中，只得到少数较大宗派的报告。因此，深深地感觉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这种困难，对于比较隔膜的天主教，岂非更属不易么？

因为我们知道编历史最重要的条件，至少要做到『备』与『信』两个字。什么叫做『备』？就是要没有挂漏。什么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确。要达到『备』与『信』的条件，关键全在收集材料的一点上。若从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过的四时期讲：第一，第二两时期，只有几块残碑做根据，而加以一种合理的推断。不过推断是最容易陷入主观的错误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学家的考证，如王昶钱大昕杭世骏……等的景教考验，洪钧俞樾……等的也里可温教解说，都不免有许多错误。至于第三第四两时期，根本要从天主教基督教散漫的文献中去整理出系统来。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为谋，虽协进会等会出有综合的年鉴，也只限于一部分与近十年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做到『备』奥『信』的条件，实在是不可能的。

现在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这问题，要我继续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过去经验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缘故，觉得非常踌躇，不敢贸然地答应下来；况且在相当忙碌的教课生活下，要从事于此！困难可以想见。十五年来已死的灰，本来没有使它复燃的希望，但是吴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决意要把这死灰复燃起来，我也只好写信给几个朋友与机关，征求材料。最得着帮助的，如燕大洪煨莲教授，协大图书馆金云铭主任，以及天主教图书馆，协进会图书馆……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书籍杂志，由我的大女儿雅子把英文书里的大意翻译出来，还有我的儿子女儿们或检查，或誊清，全体动员，帮助我在暑假两个多月里，急急忙忙地写成，实在谈不上『备』与『信』的条件。本来想写成以后，就正于范子美先生，却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与世长辞了！三十多年来商量学问的老友，一旦永别，不禁悲从中来，就把这一本不完全的书来表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