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基督教与国民革命
因为人们在生活上受着一种压迫，对于旧制度有不满的时候，便会生出了反抗的情绪，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谓革命。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发于这个理由。我中国自受满清统治以后；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只因为他的革命阵线不健全，乃至于功败垂成。继之而起的，则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他自己用了四十年继续不断的奋斗，把二百六十七年满人的统洽权推翻，使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为民主共和政体，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现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遗志，继续努力，以期完成一个平等自由的中华民国。
我们研究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却不能否认与基督教有相当的关系：洪秀全既从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发动这十三年伟大的力量，虽然他那种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们赞同，而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却无可否认的。孙中山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薰陶，获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牺牲奋斗的原动力量。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对于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一般替他写传记的人，都把他隐讳。只有一位英国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blerger)的，写了一本孙逸仙传记，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亳无忌讳的述说出来。从这本书里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孙中山个人的宗教生活与他所领导的革命，不无密切的关系。
常他在十四岁那年（一八七九年），跟着他的哥哥德彰离开了生长的翠亨家乡，到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去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后来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学校，在香港公理会喜嘉理（C．R．Hager)牧师手里正式受洗，这年他是十八岁（一八八三年）。他写在基督徒册籍上名字叫孙日新，因为广东音『日新』与『逸仙』是同音的。他为什么不写『逸仙』而写『日新』？我们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约的推想起来，或者是因为家庭中不赞成的缘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对的，因为那时候的读书费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给的。在香港进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写信给他，叫他与基督教断绝关系，否则不再予以经济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并不因此动摇，他哥哥没法，只好叫他同檀香山，说有业务相托。到了檀岛，他哥哥迫胁禁阻，且不给一钱。当时在侨居的信徒中，见他热心宗教，就资助他回国学习传道，后来弃传道而习医，原来想借行医以传道的。从『博济医院』毕业后，在澳门设立了医院，便开始进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从进教以后，对于耶稣的牺牲精神，不但一天天的了解，而且生活变成基督化了。一本圣经，便做了他终身行事的法规，而有虔诚的信仰。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话说：
『他当耶稣教是文化的法规，他把中国文化同耶教国丈化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看见耶教与近代丈化一同往前进的。……因为他亲见耶教有实现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见耶教训练个人，增加他的力量，减少他的弱点。』
他在那年回到家乡，曾经毁坏了翠享村上万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众的咒诅，他们骂他：『这个疯孩子，都是外国教育使得这样的，这种亵渎神道的举动，只有洋人教得出来』。他的父亲因此也生了气，叫他离开了家乡。但是他还是拿着一本圣经，在一个小的油灯边静静地念着。林百克又记着说：
『他这个时候，出神地想，……也觉得他已属于耶稣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分子。这个神像的碎木，和乡民反对的声浪，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懂得耶稣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国人知道耶稣牺牲的道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的，第一，必须使民众的经济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于是也可以增高，他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救世的道理了……耶稣是爱与和平的救主。』
这个时候，他已经深植了耶稣的牺牲无畏的精神，所以后来能够本着这种精神，始终不变。做他革命的事业。当他在三十一岁（一八九六）那一年，在英国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险，就是所谓『伦敦被难』的一件事。全是靠着他的宗教信仰与他的宗教关系下而脱险的。他被人诱到中国使馆去，被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囚起来，那一天正是礼拜天，在将赴礼拜堂的途中发生的。他既被禁在使馆之中，外面一些也没有知道。使馆中正布置着怎样把他秘密运回中国，一切都预备好了，时问很急迫了，在这千钧一发，万无生望的时候，凭着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诚恳的祷告，得着上帝之助，借手于他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得脱于难。我们看康德黎所著的孙逸仙及中国之觉悟 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一书以及他亲手写给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长老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他的宗教信仰。现在把这一封信抄录在下面：『启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工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递传食物各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闲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与传出外，与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二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被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侯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问，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丧尽矣。弟现捩暂住数月，以交此间贤豪。弟遭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孙文。』
他又写过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但在这一封信里，己经可以包括伦敦被难的大概情形了。他这次能在万分危险中得著释放，正如死里复活一样，全靠康德黎营救的力量。这位康德黎先生，在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还健在。当旅英华人开追悼会时，曾经到会，涕泪沾襟，挽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孙先生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在这封短短的信里，充满着宗教的信仰，他怎样在危急的时候，恳切的祈祷，从祈祷中怎样得到内心的安慰。在万无生望的当中，竟会脱出危险而安然无事，觉得是上帝的特别施恩，因而始终不忘他『从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这位英国人侍者哥罗，怎肯为一个外国的犯人传递消息：当孙中山与他闲说的时候，曾经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将为基督而受难』，因此得了感动。并不接受给他的酬报，把孙中山送他的金钱，交还给康德黎夫人，可见这位侍者，完全出于一种基督徒的义侠与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挥泪而感谢上帝。他虽然以后不很谈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却处处表出他是『以耶稣之心为心』的，林百克所以说：
『中山虽然不大谈论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为心的耶稣主义者，他是个全人类都是弟兄的耶稣主义者。』
这结论实是确切不移，我们看他所发明的三民主义，更是充满着耶稣的博爱精神。记者在民国十五年曾经写过一篇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的短文，把民族民权民生的含义与耶稣所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互相比较。张亦镜先生也在真光杂志第二十七卷十号里详细的比较过，并且列一个表做结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详细的重提，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发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这在平心静气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会说是穿凿附会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午前病卒于北京钱狮子胡同行轩的时候，最后的遗嘱中，他承认是一个基督徒，要用基督教仪式，殡葬他的遗骸，因为他觉得一生（六十岁）的生活与他努力的革命事业，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