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基督教早期入华史概述

三. 礼仪之争的内容已见于本课。笔者个人认为，耶稣会士较重视“本土化”，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尊重中国祭祖、祀天、尊孔等传统习惯，主张在基督教的礼仪方面有所变通，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派坚持西方教会传统，从保守的立场看也许不错，但不考虑“本土化”的问题是其缺失，以至于毁掉了清初传教的大好形势。

　　编注：有关祭祖问题，历年来中国教会已有不少讨论，其中有四本书值得参考：

（1） 徐松石着，《圣经与中国孝道的发扬》，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65年。

（2） 《基督徒与敬祖》，中国与福音出版社。

　　这是1983年12月亚洲九个国家九十八位牧师召开「敬祖研讨会」的论文集，1985年出版。

（3） 黄伯和等，《基督徒与祭祖》，台北雅歌出版社，1994年。

（4） 邢福增、梁家麟着，《中国祭祖问题》，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7年。

第二课　新教来华

一. （1）　居留身分；

（2）　无法接近中国民众；

（3）　学习中文；

（4）　不友好的宗教环境（澳门天主教）。

　　从马礼逊面临的困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后为什么有的传教士不惜违背圣经的教训而藉助于“人为”的方法进入中国。

二. （1）　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

（2）　在中国译出第一本中文圣经；

（3）　编印第一本华英字典；

（4）　开办第一所西式（教会）学校；

（5）　创建第一家基督教医疗机构；

（6）　出版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

　　从这六个“第一”可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基础，实由马礼逊奠定；基督教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也由马礼逊开始。

三. 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以基督教为旗号的中国农民战争。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得到一部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几次考试不中以后，才精读此书，遂大彻大悟。1843年，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创“拜上帝会”。1847年3月，洪秀全、洪仁玕到广州，从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孝全（I. J. Roberts）学习基督教常识。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英勇奋战，不计生死，不到八个月时间，就打下了南京。这一方面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军队是宗教化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军政制度多有基督教的内容，太平军人人必须遵守的“十款天条”（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就是“摩西十诫”的翻版。占领南京（建都于此，改名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这时，洪仁玕来到天京，受封“干王”，主持军国大事，与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共扶天国。洪仁玕曾在香港做过伦敦会的传道人。他写了一部现代国家的建国纲领，叫作《资政新篇》，其中的很多方案，比如设立专利制度等，中国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设立。可惜当时处于战争环境，这部建国纲领未能施行。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曾到太平天国拜访洪仁玕，洪仁玕介绍他与洪秀全见面，杨格非要求准许自由传教，得到了洪秀全的允准。杨格非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他们的宗教，虽有不少错误，然其中仍有几个重要点为他们所清楚明了并热诚信守的，而这几点也正是我们的宗教之根基，无此便不成为基督教了。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是正确的。”但是更多的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在教义和礼仪方面的中国民族色彩，都是异端的表现，必须坚决反对，于是鼓动本国政府支持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最后，在中外反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坚持了十三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败亡。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运动深受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传播，就不会有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运动。

第三课　传教保护条款和民教冲突

一. 传教保护条款的内容已见本课。一些传教士千方百计地在不平等条约中列入这些条款，出发点是为了使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免受无谓的迫害，便于传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但是，这些条款趁帝国主义军事力量战胜之余威而写进政治性的外交条约中，不能不使人觉得帝国主义侵华和传教事业如出一辙，给传教事业带来无比巨大的负面影响。再者，条款中对习教者一体保护的提法，从字面上看，并无不公平处，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提法不只不公，简直可说霸道。由于这些条款的制约，在日后的民教冲突中，清朝政府不得不作出有利于教会、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决定，根本无法秉公办理。还有，条款中对中国信徒的保护，在执行中使一部分中国人成为政府的治外之民，这就为伪信者、吃教者和混入基督教的不良份子在基督教旗帜下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更不幸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了欺蒙国内公众，有意利用这些条款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就更使得传教事业脱不了与帝国主义侵华的干系。因此，从局部的和眼前的角度看，传教保护条款促进了当时的传教事业；但从全局的和长远的角度看，这些条款给传教事业带来无穷祸患，成为传教事业在中国开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二. 注意：（1）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侵华本为二事，但又有两点巧合；（2）二者之间有相互利用的问题：一些传教士利用帝国主义侵华的机会进入中国，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中的问题作为侵华战争借口；（3）应把利用帝国主义侵华推进传教事业的少数传教士和大多数西方来华传教士区分开来；应把藉帝国主义侵华推进传教事业的传教士与一心一意信靠神推进传教事业的传教士区分开来。

三. 戴德生对民教冲突的态度已见本课。戴德生的态度是正确的。他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不是中国，是上帝。”他热爱中国，信靠上帝，完全凭信心服事上帝，坚拒英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支援，以信任取代疑惑，以爱化解恨。正因如此，他才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人物，他所开创和领导的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才成为西方基督教差会中传教成果最为丰硕的差会。

第四课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一.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可分五个方面进行说明：（1）最先开办现代教育（参考第二课）；（2）帮助官方兴办现代教育；（3）开女子上学的新风，差不多每一个差会都办有一所女子学校；（4）最早派遣留学生，推动留学潮（参考第二课）；（5）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发展教育。

　　补充材料（1）基督教与清华大学：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谘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一千一百六十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补充材料（2）基督教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和首批中外教习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1951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由于北京大学占用原基督教燕京大学校园，因而燕京大学与文学、理学、法学相关科系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可分四个方面进行说明：（1）开办现代医疗事业。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大特色，也有很高水平，但也有许多弱项，比如外科手术、麻醉术、消毒术、流行病学、预防医学方面都不如现代西医。传教士把现代医疗事业引进中国，不仅造福于中国广大人群，也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2）创办专门医院。中国的妇女儿童医院、麻疯医院、疯人院、疗养院、戒毒所等专门医院都是基督教会最先创办的；（3）进行医疗教育。基督教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医学院校，还送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医学人才。中国第一位西医黄宽以及金雅妹、柯金英、石美玉等第一代中国女医生，都是基督教培养的果实。（4）翻译出版医学著作。基督教在这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仅广州博济医院第二任主持人嘉约翰医生就出版了《论发冷小肠疝两症》、《经验奇疾略述》、《奇症略述》、《西药略说》、《割症全书》、《化学初阶》、《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名目》等书。

　　补充材料　基督教与北京协和医院：1861年伦敦会传教士骆克和在英国驻华使馆旁创设一间“施医院”，1864年由德贞医生接办，迁院址于米市大街，收学生数十人，又翻译《全体通考》、《西药大全》等书。1895年增设妇女儿童医院。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医院被毁。1901年租房开诊，逐步恢复原有规模。1903年增设大药房。1905年开办协和医校，为中国当时层次最高的医学院校。后得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赞助，院务大为扩充，至今仍为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三. 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物质层面进行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制度层面进行的改良和革命。第一阶段中，主要是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坚船利炮。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编撰发行书报，大肆宣扬西方科技，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一些传教士还躬行示范，大力提倡西方科技。比如，李提摩太就曾在山西为官绅阶级开过系列科技讲座，其题目如下：（1）哥白尼的天文发现；（2）化学的神奇；（3）机械的功用；（4）蒸气的妙用；（5）电的功能；（6）光的作用；（7） 医药与手术的神迹。同时，又开办现代教育，为中国培养现代化所需的人才。一些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洋务机构，比如丁韪良进入同文馆，林乐知教士进入上海的广方言馆，直接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第二阶段的改良运动期间，主持维新的光绪皇帝是基督教《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大部份来自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还在基督教报刊上批评时政，倡导改革，主导时代潮流。仅《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有关变法的论文就有数百篇之多。在第二阶段的革命运动当中，基督教的作用就更大了。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是受洗重生的基督徒。从启蒙到大学毕业，他所受的教育，全部为基督教所提供。1883年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在他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华侨教会和欧美教会是他宣传革命、募集经费、吸收同志的主要地方。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很大。领导惠州起义的郑士良，与孙中山、杨鹤龄、尤列并称“四大寇”的陈少白，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皓东烈士、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壮志未酬的史坚如烈士等，都是基督教徒。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4月，临时国会召开，至少有六十名议员是基督徒。当时的内阁和政府领袖中，孙中山、王宠惠、王正廷、陆征祥、陈振先等，都是基督徒或具浓厚基督教背景。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各级官员，百分之六十五是基督徒或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第五课　从“五四”运动到“非基”运动

一. 非基运动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一批接受了新思想而不愿意看到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青年学生，藉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之机，发起非基运动，全国学生响应，声势浩大，但基本上是学生自发的运动，缺乏组织性，暑假来到，学生回家，秋季返校，大多数学生就兴趣不大了，所以运动就沈寂下来。这是1922年的情况。第二阶段是1924年，非基运动因教会学校学潮重新激起。这一阶段，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积极参与领导，再加上和当时社会“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所以对教会的冲击要比第一阶段强得多。第三阶段，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非基运动再起，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加以攻击。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则藉反对教会之手段，为主义的活动；在国家主义者，则藉反对教会为排外之表示”。教会受到空前的压力。第四阶段是1926－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期间，非基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争行动结合起来，产生强大的暴力攻击性，传教士和教友遭到逼迫甚至杀害，教会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

二. 本课分为三种类型：（1）护教反击型；（2）漠然视之型；（3）研究自省型。其实还应加上（4）临阵脱逃型。有少数信仰不坚的基督徒，在强大的压力下背离了教会。

第六课　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

一. 在中国民族主义怒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一部份领袖为了消除教会的西方色彩，解消教会与中国同胞的误会和隔膜，实现本土化，担负起向广大同胞传福音的重任，于是建立了自立教会。

二. （1）凭信心工作；

（2）靠圣灵导引；

（3）布道本土化；

（4）有排斥西方教会传统的倾向。

第七课　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一. 中国教会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教会救死扶伤，拯济难民，坚持办好教育为战后国家的重建培养和储备人才，帮助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充分表明中国基督徒爱国不落人后。西方传教士除了大力开展救济工作外，还为中国的抗战大造舆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表现了他们的爱心和无私奉献精神。所有这些，都使国人原来对基督教的误解大为消除，有利于中国教会的生存和发展。

二. 大后方教会工作的新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开展在少数民族中的布道工作。中国西南各省，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大多数少数民族以前都从未听闻过福音。中国教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华基督教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团”。（2）是学生工作。国民政府内迁之时，随同来到大后方的难民中，以青年学生居多。他们离家出走，生活接济中断，处境十分困窘。为了帮助这批国家各方面的未来人才，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和世界学生联盟在英、美努力筹集款项，交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负责在长沙、南昌、桂林等地分发，使他们能够完成学业，报效祖国。由于战争胁迫，生活艰辛，大后方许多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亟需主耶稣的救恩。一些初出茅庐的布道家与西方差会内地会亲密合作，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发起了奋兴运动。1944年冬天，布道家赵君影在中国抗战首都（陪都）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布道三天，每晚出席的都约有二千人，在台前认罪悔改，决心归主的青年学生至少有二百人。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举办了“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参加的有四十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百四十多人。会后组织了“全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由赵君影任总干事。回首当年非基运动中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攻击，今日的成果就更加令人欣慰。

第八课　当代中国教会

一. 当代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已见本课。现补充一些数字如下：

1949年 受洗会友 936,077人

教会 11,992间

其他崇拜点 7,624个

牧师 2,145人

传道与教会同工 8,509人　（据《世界基督教手册》1952年版）

1980年 基督徒 1,000,000人　（据丁光训言）

1982年 基督徒 3,000,000人　（据中共中央19号文件）

1985年 基督徒 4,000,000人　（据中国基协发表）

1990年 基督徒 5,000,000人　（据新华社报导）

1995年 基督徒 12,630,000人　（据爱德基金会发表）

1997年 基督徒 13,320,000人　（据爱德基金会发表）

二. 未参加三自会和未向政府登记的教会，一般在家庭里聚会，人们称为“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那时，许多基督徒，特别是乡村信徒，已经有了在家庭中查经、崇拜、祷告的习惯。五十年代，基督教会面对巨大的压力，到1958年教会大量关闭，剩下少数教会也基本上不讲《圣经》而讲政治思想教育。一些敬虔的基督徒索性不去教会，就在家庭中查经，崇拜、祷告、团契。这就出现了家庭教会。虽然基督徒在家庭中的聚会不受法律的保护，却一直满有活力地进行着；即使在全中国最为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聚会仍有新的发展。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编号：[1982] 19）中有一段话提到家庭教会：“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文中“爱国宗教人员”，指三自会教牧，“适当安排”，指由三自会建立聚会点，取代现有的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领袖对这一规定的反应不一：为数不少的人因为三自会在以往极左年代严重伤害了教会和教友，现在不但不赔礼道歉，承认过错，反而以“一贯正确”的面目出现，怕以后遭到新的伤害，所以坚决不肯与三自会合作。有些人认为，三自会在国家的立场上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架构，教会可以在其中成长，因为“葡萄架或许是死的，但葡萄藤却有生命”；也有人自信可藉内心属灵的工作来传播福音，没有必要与三自会公开决裂：所以有的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合作；或者已向政府登记，成为政府允准的聚会点。

　　不肯与三自会合作的家庭教会，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一些地方，当政策或地方干部左倾的时候，对家庭教会的压制和逼迫就会加大力度。但是，在他们面前，最大的压力来自全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冲击。而且，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家庭教会，比较容易感染异端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