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差会凭借传教保护条款在华传教的做法，招致中国民族主义的排拒，给中国教会带来无穷祸患。一些眼光比较远大的西方传教士，早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已指出：中国教会，必须是有完全自主权力，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这是基督教扎根中国并成长壮大的最大保证。

　　二十年代，出现了由各地“三自”教会组成的“中国自立教会总会”。西方差会在中国发展的不同宗派的教会，也联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虽然这些教会还不能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存在，但在领袖人选和管理方面，中国信徒的比重逐渐增加。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多变，战火纷飞，灾难频仍，物资匮乏，人心空虚，中国基督教布道家应时而起，在属灵的工作上，取代原来西方传教士的地位，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有王明道、陈崇桂、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王载、贾玉铭、赵世光等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奋兴运动。

　　布道家足迹所到之处，中国教会都掀起了奋兴的热潮。布道家通过个人见证、户外聚会、福音大会、奋兴培灵等活动，同信徒一起认罪、悔改、奉献，使原来死水一潭的一些教会变得生机勃勃，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一些听过他们布道的信徒，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这批布道家大多没有差会作后盾，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不为生活而担忧，只管凭着信心，放胆大讲真道。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神学的训练，除宋尚节曾获美国化学博士头衔外，其他的人大概都只有高中学历。他们是在圣灵的导引下，凭着十足的信心，以满腔的热诚和彻底奉献的精神传扬真道，所以灵性的活水能从他们的口中如滔滔河水一般汹涌而出。虽然他们讲述的内容比较简单，在某些神学家看来，甚至可以说肤浅，但他们有圣灵灌注的布道的确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教会，同时震撼了成千上万中国基督徒的心灵。他们在中国教会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来华的所有传教士，尽管后者当中的不少人神学训练有素，哲学思想高深。

　　这批布道家的共同特点是充满灵力，但由于各人的恩赐不同，布道的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宋尚节和计志文主要在教会里鼓动复兴；王载和赵世光注重向非基督徒布道；王明道强调信徒的圣洁生活；贾玉铭注重灵修；而倪柝声则特别强调灵命。他们都是成材的大器，是圣灵兴起的中国教会的新一代领袖。

　　布道会燃烧起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布道家的举止、作风也一时成为人们模仿的榜样。虽然模仿者大都难免东施效颦之讥，但布道家在当时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在这批布道家当中，以伯特利布道团的宋尚节、计志文影响最大。他们的布道团花了四年时间，巡行布道五万里，足迹印遍全中国，因参加他们布道会而坚定信心和受洗归主的人数超过五万人。

　　复兴运动布道家的布道十足地中国化，信息内容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听他们的布道，不会使人觉得基督教是外来的“洋教”，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在复兴运动中，西方差会带到中国来的好些传统仪礼、形式习惯、行政作风和教条主义都被中国布道家抛到了一边，所以他们多有排斥西方教会传统的倾向。

　　复兴运动的布道家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批评之一，是他们的神学训练不足，理论基础薄弱；他们高举圣经，遵奉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却不在乎他们所持的中文译本圣经的译文存在不少可议之处。批评之二，是有的布道家布道过于情绪化。比如，宋尚节布道时，常手执一具小小的棺材模型大声疾呼：“发财！发财！发棺材！”一些对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甚至可能怀疑某一布道家是否有些歇斯底里。批评之三，是他们的思想保守，只顾及个人得救和末世的幸福，而把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略去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