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基督教来华初期，传教效果不大的原因，除国人的大力排拒外，还有传教士的传教方法不为国人所喜。
当时，传教士直接布道的主要形式是街头宣讲、巡回布道和散发传单。街头宣讲和巡回布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传教士所讲的福音很难打动人心；人们往往抱着看稀奇事物的心态来观赏洋人出洋相，某些人有时还会对传教士嬉笑怒骂，甚至抛石驱赶。散发传单的效果也差，因为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差，雇来帮助编写传单的人也大多数不具备足够的学养，传单文字常常词不达意，有时甚至不知所云，以至于阅读者兴趣缺缺。梁发说，据他所知，只有一个人的信主经历似乎与阅读传单有关。
一些传教士慢慢发现，办教育是一个有效的传教途径。最初传教士办教育，一是为了让人识字才好读圣经，二是想主动担负起教育中国人的责任。在办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明白，这才是在中国传教的一条绝佳途径：学校开学，就有了一批固定的忠实听众，任你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大讲其基督信仰，学生们总是那么认真而虔敬地洗耳恭听。除了学校的课堂，在当时的中国，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布道场所，又上哪里去找得到这么听说听教的好听众！
传教士最早开办学校，要从
1818年马礼逊等人办英华书院算起，但1818-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1875年的中国，共有教会学校八百所，主要是小学，学生有三万人。1875年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教会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所以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迄1899年为止，教会学校已发展到一千七百六十六所，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考试，各省纷纷建立新式学校，但其教学水平根本不能与已有近百年办学实践的教会学校相提并论；实际上，当时各级新式学校的教师，绝大部份来自教会学校。当时的教会学校，可说是日正中天，几乎每一间教堂的附近，就必然有一所新式学校。此外，女子上学，也是教会学校开风气之先；为了方便女子上学，教会还办了一些专门的女子学校。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在少数民族当中兴学。英国传教士格柏里在人迹罕至的苗乡贵州省石门坎办学，使几千年来只有极个别人识字的苗民不仅有了小学生、中学生，而且有了大学生，使石门坎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通公路的闭塞地区被当时人称为“中国西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
办医疗是传教士的又一传教途径。传教士早期开办的医疗机构，可以追溯到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设立的中式医馆。1834年，伯驾在广州行医，可作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的正式开始；他在次年办起的“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发展到1914年，在中国的教会医院里，有外籍男医生三百人，外籍女医生一百三十五人，外籍护士一百一十二人，华籍医生九十四人，门诊治疗达二百一十三万人，接受住院治疗为十二万七千人。教会医院对贫苦的病人赠医施药，既解除病人的肉体痛苦，又尽量找机会拯救他们的灵魂，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都深为感动，不少人因此而信仰耶稣。教会兴办的学校和医院都有社会福利性质。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社会福利事业都是教会率先兴办起来的。其中，
1840年德国差会巴陵会在香港开始的孤儿院，1874年北京穆雷希尔盲人院的建成，1887年登州出现的聋哑学校，1891年圣公会傅特医生在广东北海伦敦会普仁医院中附设麻疯病院，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芳村建立疯癫病院，都可以冠以“中国第一家”的徽号。此外，中国是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救灾在中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工作，一有灾荒，国家和社会都要大力赈济。1876-1879年，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死亡人数高达二千万之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通过努力，在海内外征集到大批救灾物资，又及时送到灾区分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朝野上下的盛赞。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立国的基础之一，医疗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教育已经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现代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则从无到有，并有长足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热衷于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引进中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认为：传教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板结”，基督教既难于在这种土壤生根，更难以开花结果。要中国人顺利地接受基督教，就应该让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这是为福音广传必须进行的预备工作。他们进行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进入中国政府的洋务机构，担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工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
1862年进入清朝训练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担任总教习，主持馆务三十多年，把同文馆办成了一个全面讲授西方文化科技知识的学府。1898年，丁韪良又受聘就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为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在基督教报刊当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成为当时关心国是、忧心大局的各界人士争相阅读的报纸。清政府内主张搞现代化的洋务派高官张之洞、曾纪泽等经常阅读该报；力主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非常重视该报，曾下令按期呈览；搞戊戌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成长，也是源于这张报纸；革命党人有许多也是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万言书》就首次发表在这张报纸上。基督教的出版机构，主要是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广学会。广学会通过编译西书，介绍西学、鼓吹新政，启迪民智、匡时拯俗，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民国建立三个历史阶段中都起到了领导思想新潮流的作用。迄1907年为止，广学会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籍，累计印数近百万册。当时阅读广学会书籍蔚然成风，朝廷命官、士大夫和社会贤达，几乎是人手一册，影响至为深远。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在中国兴办了许多现代教育、医疗、福利事业，出版了许多书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科技知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业迹斑斑，有目共睹。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笑纳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化厚礼，却拒绝了他们传播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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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讨论题目）：一
.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关系如何？二
.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关系如何？三
.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