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百姓被掳到异地
但以理书一章一至二节
1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2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一）
但以理书以一系列短篇故事开始，这些故事发生于主前六世纪初期，随着耶路撒冷失陷，圣殿被洗劫，有些犹大族的青年，被掳到巴比伦，在他们身上所遭遇的事（参见注解1）。他们本身既然是犹太人，流落异地，就感觉到那里的文化，政治制度，与宗教方式，皆与他们自己的不同。
他们如何应付所有这些包围他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压力呢？尤其是在目前，他们被夺去在圣殿敬拜上帝的权利，应当怎么办呢？这圣殿多年以来，一直是他们的宗教，乃至整个生活的中心点。“拿地”（是古代巴比伦的一别名），这个名称会使他们想起古时背叛的宁录，曾在那里建造的国度（请参看创十10），及兴建称为巴别塔（Tower of Bable译者注：这个字与巴比伦Baby-lon出于同一词根），意上帝大大的不悦（参看创十一章以下）。正是在这个地方，先知撒迦利亚所记载的，罪恶被扔出去，叫它在那里盖造房屋（看亚五8以下）。那是敬拜假神彼列（或彼勒Bel）（参但四8；赛四十六1）或玛尔杜克神（Marduk）的中心，对事奉以色列上帝的来说，敬拜假神的要被咒诅。耶路撒冷圣殿神圣的器皿，现在被放在彼勒假神庙中的库房里，这更使他们睹物增怀，想起自己受外族统治。
他们处于这种情形之下，应当怎样做呢？他们可以效法有一班被掳之人的榜样，即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一、二两节所提的，“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或者接受先知耶利米在他那封著名的写给被掳的人的信中的劝告（见廿九章），他在信中吩咐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你们要盖造屋屋，娶妻生儿女，为你们被掳到的“那城求平安”。他们要像过去在耶路撒冷一样的，继续地敬拜他们祖宗的上帝，因为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他们虽然是在这种外国文化的压力之下，仍应当对上帝忠诚。这故事对这些青年人所要作的抉择，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抉择就是要作全以色列人的榜样。他们虽然认定自己所处的这种琛境，随遇而安，但是他们会尽量地使用一切的机会，来尊崇并事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二）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主前一六五年左右，有一位在巴勒斯坦地的犹太籍作者，在他的百姓和他的信仰处于极大的患难之际，坐下来写这一卷书，就是我们所称谓的但以理书。他把较早时候的资料，以故事体式编在这本书里面（请看“导论”），那些故事反映巴比伦的背景，并说明这些实际上是被掳之人在巴比伦城的生活情形，他们在那里的开拓发展。我们将要看到，这一卷但以理书曾写为“时代的小册子”，用以鼓励在叙利亚暴君，安提阿哥·以皮法尼统治之下住在巴勒斯坦，和被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
读者一定能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身上，看得出和他性情一模一样的安提阿哥本人的形象。然而，在但以理书中，所提到尼布甲尼撒的经文，以及对他的批评，比我们想像的——如果他想发明这些故事去说明他的论点，更为笔下留情得多。这些描述如此审慎，并且在每一方面皆不符合作者当日的处境这个事实，加强了一种看法，就是说他把较早的资料用在适合作者当时的写作目的。
这样看来，这些故事（甚至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要依照主前第二世纪，安提阿哥·以皮法尼作王时的背景来理解；而写这书的目的，乃是安慰鼓励犹太人，在这急剧转变的环境，并在外国文化之中得以站稳；那些文化对他们的祖先的教训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是含有敌意的。
自从亚力山大大帝以来，犹太人就完全处于所谓的希腊文化的新形势下，称为“希腊化”（Hellenism）。这种希腊化兼收并蓄的混合了许多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建立了一种和犹太人的传统大不相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并且形成对犹太人的宗教与日俱增的威胁。在巴勒斯坦全境，正如被分散各地的犹太人所在之异域一样，可以看见许多希腊化的城市，受希腊式统治，仿效希腊的政府，创造一种教育方式，按照希腊的体育与青年中心的样式提倡娱乐，鼓励犹太人参加跑马场与大运动场，而异教徒就在那里举行“公开的宗教庆典”；赞助音乐厅与戏院，在那些场合之中，一切事皆不是“导人向上的”。有许多犹太人——尤其是青年人——因耳濡目染而被吸引，接受他们的样式，甚至穿起异教徒的奇装异服。他们喜欢别人用希腊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而隐瞒自己曾经受过割礼的事实。就在犹太人实施希腊化的这一段时间之中，这整个的希腊式的文化，在被人称为撒都该教派的祭司阶层之中，已经显出“官式”的支持，以致产生叙利亚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而实际上是犹太人同胞之间的同室操戈。
但以理书讲出，或者是重行讲出这些故事，其目的乃是为着鼓励作者时代，在外国文化的压力之下要站稳，正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所处的迫害之中站稳一样，这样保证拯救他们脱离那种近在眼前的压力。
（三）
新约的作者们，一定与但以理书的作者有共同感受，教会一出现立即觉得本身处于同样的危急境况之下。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中，多种的压力围逼上来。他们虽属于伟大的罗马帝国，但他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三20）；他们虽属于这个国家，但他们知道本身乃是“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彼前二9）。他们是在异地居住的，属上帝的百姓；他们在外国的文化之中作客旅，作寄居的，而不是定居。他们的家乡在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属于一座城，那城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请参看：来十一10），他们对这位上帝要绝对忠诚。
他们应当成为忠诚的市民，包括在他们的社会事务上，以及对其文化的坦诚方面，皆“顺服有权柄的人”（罗十三1）。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善良可靠；但又要与世人有别。使徒保罗觉得他有一个本份，要警告在罗马的基督徒同道，所以他写信劝他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们挤进它的模式里”（罗十二1英文斐律斯译本J．B．Phillips直译）。他们不单单要在宗教敬拜上，并且要在生活方式上，与不信之人有别（请参看：彼前一15）。
主耶稣对于他的门徒所将要受到的种种压迫，并不存幻想；他事先就告诉他们，将要被捉拿，受鞭打，被出卖（参看：可十三9）。但是他们身在异地，要继续负起作上帝子民的责任：他们要作世上的盐（要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上起防腐作用，保存良善）；世上的光（使社会认识它的本相，以及上帝拯救世人的目的）；他们要作狼群中的羊（准备好一旦需要受苦与受死，每天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作活祭）。
（四）
奥古斯丁（Augustine）叫我们记住，基督徒是在同一个时间，生活在两个城市之中：暂时的和永远的，旧耶路撒冷和新的圣城，既在地上、也在天上，他是属于双方的公民，双方皆叫他效忠。
这一幅图画对现代人并不生疏。不过即使有人作这样的拣选，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与世俗和它的召唤完全隔绝——好像许下圣愿的天主教修女一样，据说她们每天晚上睡在自己的棺材里，因为她们将来有一天就要用棺材埋葬自己，所以她们每日这样提醒自己，她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属于未来的世界。不过，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是无可拣选的，不能随心所愿。他们要在外邦的文化之中，过着上帝百姓的生活。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最为明显的也许是官方宣布为无神论的国家或社会中，在那里，除基督教以外，其它宗教为合法的。压力常常不是突然而来的，但它们日积月累的力量却相当可观：社区认可的传统习俗，其政治上或是宗教上所假定的前题，其道德价值，其对宗教及反对宗教的姿态，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等等。在这些因素受到特定的许可，或是合法的公布时，结果处境就会变成压迫，抵制对上帝的忠忱，并且信实受到考验。处在那种环境之下，效法变成为妥协，而妥协则与世界合作；与仇敌合作岂不是出卖吗？
不过这些压力，并不单单被限制在像以上所述的那样社会之中。这些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有悠久的基督教传统之国家之中。商业上与社会上的伦理道德，不断降低的道德水准，对物质的更为重视，在私人与公众生活中，基督徒影响力的削弱——这一切皆创造出一种文化气候，给信心的实施，和福音的传扬带来困难。
今天正如安提阿哥的时代一样，但以理书之中的故事强化上帝子民的信心，并使他们有力量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