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宗教与文化之关系

一. 首先，无论你个人比较认同哪一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称之为绝对合乎圣经的立场，往往是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现今的世代中，似乎尼布尔的“神能够转变文化”（God-Transforms-Culture），或克拉夫的“神在文化之上，也透过文化”（God-above-but-through-Culture）的模式较为合宜。由于文化是动态的，是随时因人的改变而变动的。因此，若有一群人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整体社会在文化的应用及表现上，也会有较明显的转化。因此，文化虽然有堕落的成份，却是可以被转变的，甚至有可能藉神的能力及恩典被救赎。换句话说，文化虽然有污点，但其本质并非罪恶。而历史也显示神在转化及更新人类及文化的实况。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知们，苦心孤诣地呼唤，不断地提醒世人：神不仅关心每个人的得救，也期待文化和社会风气都得救赎。

二. 希伯教授提醒我们：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因此“没有文化色彩的纯福音”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传达福音的工具，所有人们所听到的福音，都免不了有某种文化的包装。而且有时福音需要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而这种“本土化”（Indigen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是必要的。然而“福音”与“文化”也必须有所区分，以免混淆。基本上，“福音”比较是内在的，是绝对性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文化”却比较是外在的，是相对的，是可以改变的。

第二课　宗教与文化更新

一.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主要是透过与儒家与道教思想的交流与激汤。但是由于佛、儒、道三种思想的同质性很高，因此产生了强大的“加强作用”。于是逐渐塑造出中国人独特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特别在宿命论与知识论方面。详见本书第五课。

二. 从五四运动时代到今天，大多数的学者仍然在争论：究竟中国文化的更新，应该是“全盘西化”，或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的“移植”，而是人们在他们生活及工作的环境中，透过对人生的新诠释，所获致的一种新的人生态度。所以，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现成的所谓“基督教式”的经济方案或政治策略，不是一种划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些“新人类”。他们在信仰上被更新，成为新人，他们对人生有新的透视，新的领悟，透过他们，更合乎他们所处的时空环境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更优美的文化也可以被创造出来。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不是提供一套新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而是提供新的“人类”。这些“新人”乃是从内心开始被“更新”，因此有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经由这些“新人”，许多新的形式（诸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等）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新。这才是“文化更新”的意义。

第三课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一. 首先，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一种富有伦理实践精神，又强调神圣超越之爱的一神信仰。这与当时民间流行的精灵崇拜式的原始宗教、希腊罗马式的多神宗教、东方式的神秘宗教，或希腊哲学家们的泛神论式宗教，都大异其趣。在宗教和思想相互激荡冲突的过程中，基督教的优越性也逐渐表现出来。而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合理性”及“伦理性”。因此基督教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这是“非道德性”的宗教，因此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而基督徒则大部分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捕捉基督徒的官员也认为基督徒实在是“模范公民”。另一方面，基督教虽然重视神秘的宗教经验，但是也强调理性思考；前者是主观的经历，后者是客观的验证。因此，单从知识探索的方法论而言，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宗教迷信的破除，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启。因此，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充斥的，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压迫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

二. 的确，在中古世纪的西方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但是这是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有效策略，必须配合着军事力量、教育、及语言文化的优势，方克有成。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威迫利诱”的方式，来配合宣教。这在十五至十九世纪许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是成效卓著（至少在表面上）。但是利玛窦及以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则缺乏上述的优势，因此功败垂成。十九世纪之后虽尝试再度用此策略，却引发一连串的冲突，反而使中国人对基督教更充满了成见与排斥心理。

第四课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会通

一. 当代的基督徒常觉得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传福音似乎格外困难。殊不知在教会建立的初期，他们所面对的，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今天传福音比以前更困难。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应该以我们信仰的优点，也就是崇高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思维，在世上成为光与盐，为主作见证。至于福音的广传，有神的时程表与计划。耶稣以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路十三18-21）提醒我们：我们只要忠心，神的国度自然会成长。

二. 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的确透过教育，在西方世界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对中国基督徒来说，也提醒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应该更加强。譬如说基督教应该可在“平民教育”方面，对国家现代化有所贡献。如众所周知，中国迄今仍有三亿多人口系文盲或半文盲，这对于国家现代化将构成极大的阻力。由于数千万的基督徒大部分遍布在农村，其中多半就是文盲或半文盲，如能透过教会开办“识字班”，并施予各种的教育（特别是现代化的生活观），则将对中国现代化提供不少助力。事实上，历史上就有一个成功的实例。十八世纪末由卫斯理（John Wesley） 所领导的“循理会运动”（Methodist Movement），在英国影响了数十万人归信基督教，其中大半的信徒都是不识字的煤矿工、农夫和工人。因此卫斯理要求他辖下的数千家教会，在每个星期天（基督徒称“主日”）下午开办“识字班”，用的课本就是《圣经》，这就是今天一般教会“主日学”的由来。多年后，循理会的信徒不但都识字了，他们也都成为优秀的好公民，很多更升格为中上阶层的人士。这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对英国社会贡献极大，是历史家所公认的。因此，基督教不仅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期，扮演了“媒介”的角色，还将可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关键性阶段，提供具体的贡献，特别是在培育“现代化的国民”方面。

第五课　中国文化的特质

一. 当人类历经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和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剧之后，许多人体会到“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会毋宁说是肤浅的。现今大陆文坛“忏悔文学”的出现，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对中国社会是一大奇迹。这正代表中国人经由痛苦的心路历程，开始对人性有一种新的、深入的领悟与体认。事实上儒家“性善”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也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基督教“原罪”的概念可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罪恶的真相，还能够产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从而达到获取真正的自由与生命的更新。东亚儒家传统中，“忏悔意识”较薄弱的明证之一是：日本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五十年，仍不肯承认他们在南京大屠杀的恶行，对肆意侵略中国，也无丝毫的悔意。德国则早已三番四次地向各国表明认罪的诚意，这与日本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就，一向被归功于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他们对军国主义上的罪行，却了无悔意。这是否提醒我们，儒家伦理有一些“盲点”和缺陷？

二. 严格说来，释、儒、道三家的思想是各有其特色的，但是异中有同，而且大同小异。在汉朝以来的两千年间，释、儒、道三家相互妥协、调适、濡化，因此到了明朝开始，“三教同源”之说已深植人心了。今天中国人所特有的人生观、宿命论等等，都是释、儒、道三家和平共存下的衍生物。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有些观念会被过度强化了，以至于失之偏颇。同时，印度佛教藉着“本色化”的途径，固然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却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本来面貌，这是值得深思的。

第六课　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

一. 谈到“中国文化之危机”这个问题，由于各人出身背景、立场、社会环境的出入，见解自然大异其趣。以台、港为主的海外知识份子，有鉴于港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及适应性，大多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大陆知识份子（包括流亡或留学海外者），则因对中国的灾难经历得较切，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得较深，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半持比较负面的看法，批判性也较强。大部分的海外学者则较为持平。但是如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必须经过一番转化和更新的过程，才能面对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而其中如何与基督教对话、会通，以至于被转化，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二. 当我们正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捩点。不仅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我们不能夜郎自大地说中国文化没有更新的必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也有很多是全球性的问题，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地沉重，也特别地紧急。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基督徒知识份子也更应该当仁不让地投身其中。

第七课　现代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一. 譬如以许多人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为例。台湾被公认是已经现代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方面，的确有值得称道之处，这是尹仲容、李国鼎等人高瞻远瞩的远见，加上正确的政策所造成的成果。但在政治方面，随着开放的脚步，却出现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言论自由的尺度宽松许多，人权也受到较多的尊重；可是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素质却令人失望。寡廉鲜耻的政客充斥于政府和议坛上，政治“恶质化”和“金权化”的趋势每况愈下。几乎所有民主政治的缺点，在台湾政坛全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国会议员公然打架，喧腾国际之间成为笑谈；高级官员只会争功诿过，从不会引咎辞职。当然全世界没有完美的政府，我们也不能过分丑化台湾政坛。但是我们若是公平地来评价，至少以一个以“礼义之邦”为傲的社会而言，我们不能不感到汗颜。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类似的现象。

二. 以台湾选举为例，台湾选举“买票”之风难以禁绝，因为人民道德意识薄弱，他们认为“不拿白不拿”，甚至认为拿候选人的钱不算“不道德”，但是拿人的钱却不投票给他才是“不道德”。凡此种种固然可以归因于“民主素养不够”，或“教育水平不够”（事实上台湾平均教育程度并不低于欧美日等国），但是我们也必须坦诚地自问：为何我们人民的道德意识如此薄弱？我们深信，问题不是民主制度本身不好，也绝不能说中国人有“奴性”，不适合民主政治（这是近乎作贱中国人的话！）。问题出在人民心中缺乏有自制力的道德意识，也就是“无法”、“无天”的结果。人民没有自制力，“民主政治”将变成“暴民政治”，“自由”也将造成人欲横流的借口，社会也会成为人间地狱。换句话说，台湾虽然在经济上、科技上、甚至在政治上已达到所谓“现代化国家”的标准，但是台湾人民却还未“现代化”！

第八课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

一. 从正确的角度来说，坚持“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中国传统上偏向“人性本善”的观点，以至于缺乏 “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日本人战后拒绝认错只是其中之一。而基督教一方面强调所有人类陷溺罪中无法自救的事实，但又同时肯定人类原来是依据神公义和慈爱的形象而造。前者似乎接近“性恶说”，而后者又类似“性善说”。因此，基督教对于“人性本善”抑“人性本恶”之争的看法是：“人性原本“知”善；人性亦本会“行”恶。”在这样的理解下，基督教的“原罪论”不但不应该成为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绊脚石”，反而应该会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个新的交会点。这种对罪的深刻体认，还能够产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从而达到真正的民主社会与个人生命的更新。

二. 有人说基督教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耶稣曾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原文也可译为“否定自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与现代心理学强调的“自我肯定”，或德国哲学家尼采倡导的“自我超越”，或儒家的“自我修养”，或佛教的“自我参悟”，岂不是背道而驰？其实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乃是“先破再立”的意思，没有“大破”，如何能“大立”？这也是“先舍再得”的概念，先舍了旧的“老我”，才会得回一个崭新的“新我”。一个完全“舍己”、“无我”的基督徒，耶稣的许诺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他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此，强调要“舍己”、“自我否定”的基督教，最终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其实却是达到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换句话说，基督教与儒家，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只是途径却迥然有别。基督教是由“否定自我”入门，然后才逐步达到对自己新身分、新地位的“再肯定”，藉此而“超越”原先的自我。相反地，今天心理学的误用，造成了无数因“自我催眠”而沾沾自喜的肤浅小人。尼采在发现自己并非“超人”之后，郁郁寡欢地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生。因此，我们就可了解，基督教乃是以“外在超越”的方法，来使人脱胎换骨得到生命的“更新”；再由这新生命来进行“内在超越”的“成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