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宗教与文化更新

一、普世性的文化危机

　　当我们正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固然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地沉重，也特别地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份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仅见。

　　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中国大陆学者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话题。”

二、由宗教角度来思考文化更新问题

　　但是当谈到“文化更新”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马上由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很少人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北大哲学系的张志刚在《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一文中，以文化历史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和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为例，指出宗教研究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道森深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他认为过去的学者往往轻视或低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他相信“凡在文化上富有生气的社会必有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形式。那么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便必须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眼，来重新加以研讨了。”

　　有“当代西方神学界的康德”之誉的田立克，致力于“文化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所探究的，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也就是他所谓的“终极关怀”。他指出，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事实上都根植于终极关怀的经验，而且“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基本关怀之自我表达的总和。简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汤恩比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功能，来解释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弱、解体的一般规律。他认为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其中“文化”乃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是某一个文明社会特有的精神活动，而此精神活动的标志乃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他指出，真正使各个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泉源，乃是宗教信仰。

　　张志刚指出，这三位当代的学术泰斗，均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来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至首要地位，作为整个解释过程的基本关系。他们三人都是因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所谓“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指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人的心灵有极大的转变：由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拜科学到怀疑科学，从高举理性到审视理性。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清楚地描绘出二十世纪上半西方文化危机的景况。汤恩比等人，就是尝试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予以再思，并提出他们的回应。

三、从基督教观点看“文化更新”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的“移植”，而是人们在他们生活及工作的环境中，透过对人生的重新界定与重新整合，所获致的一种新诠释。希伯指出，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及文化，能提供一种新的“诠释”（Hermeneutics）和新的“透视”（Perspective）。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每个人、每个文化都提供了一个新的亮光。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拯救文化，而是拯救人类。但祂可以“更新”文化、“转化”文化。因此，“文化更新”是目的，“文化转化”则是过程。

　　当然，很多人质疑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基督教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存在？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十八36）。这表明，耶稣否定了这种“基督教式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存在。祂只是提醒每位跟随祂的信徒，要常常不断地被“更新”，因为包围着我们的这个已被邪恶所污染的“世界”，正企图逼我们就范。因此保罗说的很清楚：“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要不断地被圣灵所更新和转化。”（罗十二2，另译）

　　然而，正如克拉夫所指出的，信仰上的转变往往会导致思想的“转化”，最后也会在价值观和行为上产生变化。这种“思想”也可称为“世界观”，这是潜伏在行为、言语和价值观之下，更深一层的意识。所有能持久的、能造成冲击的“转化”作用，无论是个人的或群体的，都必须在“世界观”这个层次内发生变化。

　　接下来，这种“转化”也会产生行动，在社会环境中造成影响。耶稣称之为“面酵”作用，少数的信徒在社会中，好比少许面酵在面团中，但是这些面酵却能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了（太十三33-35）。耶稣的比喻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说，每一位信徒都该是“面酵”──也就是“生物性催化剂”，来“催化”整个社会的转化作用。

　　但是基督教所说的“转化”是渐进的，而非速成的；是潜移默化的，而非立竿见影的。因此，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现成的经济方案和政治策略，不是一种划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些“新人类”。他们在信仰上被更新，成为新人，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17）因此他们对人生有新的透视、新的领悟，透过他们，更合乎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更优美的文化可以被创造出来。

　　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不是提供一套新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而是提供新的“人类”。这些“新人”乃是从内心开始被“更新”，因此有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经由这些“新人”，许多新的形式（诸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等）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新。这才是“文化更新”的意义。

　　今天中国社会，不容否认地，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基督教与中西文化”这个课题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更新”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本教材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之错综复杂的关系。期望能帮助当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知道如何面对文化危机的挑战，并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回应。并在未来中国文化更新的使命上做出贡献。

■ 作业（讨论题目）：

一. 谈到宗教与文化更新的互动关系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你觉得佛教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在哪里？

二. 你认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更新”时，和一般学者在方法和着重点上有何不同？什么是基督教的方法和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