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许多人在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在这现代化的浪潮中是否仍能挺立得住？中国的文化，能否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出什么贡献？因此，中国文化目前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否算是“文化危机”呢？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认为，中国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是由鸦片战争的失利开始的。之后由于遭遇列强的欺凌，引发了一连串的知识份子救国运动，由“自强运动”到“变法维新”，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但是在每一波的运动之后，似乎知识份子的焦虑感就越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也越低。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中国文化在近两千年以来，从未曾遭受如此全面的、无情的批判。而且批判中国文化最厉害的，并非洋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不是未受教育的愚夫愚妇，却是知识份子。

　　因此，中国知识份子都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正面临危机。况且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份子似乎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省。但是若要谈到“中国文化之危机何在？”这个问题，由于各人出身背景、立场、社会环境的出入，见解自然大异其趣。概略而言，中国知识份子中，依地区来划分，可分成港台、大陆和海外（特别是北美）三大阵营。

　　港台地区的中国知识份子，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尤其在台湾。台港的知识份子，尤其是老一辈的学人如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莫不以“捍卫中国文化”为己任。在他们来看，中国文化的确面临危机，但是危机的根源主要不是中国文化本身，而是当政者任意摧残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所致。只要好好培植，中国文化将来必有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的一天。

　　例如张君励曾说：“儒家思想的复兴，或许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在一篇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和唐君毅共同签署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中，他们一方面坦然承认中国文化确有缺欠，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制度及西方之科学与技术两者。但是他们更确信西方应向中国学习的也很多。

　　因此，基本上，这些前辈大师级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是相当肯定的。虽然他们也承认在某些方面，中国文化确有缺失，但是他们坚信：瑕不掩瑜，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仍是无可替代的。

　　在港台中生代学者中，韦政通却明确地表示，“新儒家们因根本的目的在宣扬传统，因此着眼点都侧重在传统文化的优良的一面。但因缺乏理智的批判态度，有时就不免把那些优点过分放大。”他特别针对儒家人生思想的主要部分（即道德思想方面，也就是大家似乎共信不疑的“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作一番深入的探究。他指出儒家在道德思想方面有“对生命体会肤浅”、“道德工夫流于虚玄”、“泛孝的流弊”、“外王的消除”等缺失。除了道德层面之外，韦政通还对儒家思想与“泛道德主义”、“民主思想”、“知识论”等方面，提出鞭辟入里的针贬。

　　在中国大陆方面，文革结束后，一九八○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对中国文化有热烈而且深刻的讨论与反省。基本上，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现况的影响，大陆的知识份子中，反传统的倾向仍是主流。但是在思考的方式及思路方面，则各有不同。依据专家们的分类，大陆的学者大致上有三种路线：

　　“中国文化书院”派的代表性人物是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人，他们并非五四时期的“国粹派”或“复古派”，相反的，他们都有深厚的马克思哲学的训练，他们期望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从传统文化中从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其本身的文化价值，还是对现代生活的社会价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大致上，“中国文化书院”派的观点，是受到官方支持的。

　　第二个潮流是金观涛、包遵信等人的“走向未来”派，他们通过编译的方式，发行了一系列的“走向未来丛书”，目的是向大学生介绍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及思潮。他们特别注重自然科学的分析和实证精神，企图以这种方法应用在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上。例如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合著之《兴盛与危机》中，以系统论和控制论来解释历史，并提出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模式，来说明为何中国近代的发展停滞不前。哄动一时的电视影集《河殇》，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与此非常相似。事实上，《河殇》的理论依据，就是来自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模式，而且金观涛和包遵信都曾在电视影集中接受采访。《河殇》以感性的诉求，表达出人们心灵深处的某种郁结、某种情怀。虽然当时的编辑群都未曾在国外留学过，以至于对西方文明有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们以“内陆”与“海洋”的对比来探讨中国文化的没落，也过分简化。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们那种奔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心情，正代表着许多大陆青年知识份子的心声。

　　同样积极引进西方思想，同时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刘小枫、刘晓波等人。刘小枫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只看见中国需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性精神，却长期忽略或轻视西方精神文明中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偏差。同时，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的道德──历史形而上学，或道家禅宗的超脱主义，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堕到现代的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去。因为儒家和庄禅都排除了超越的上帝和超验的神圣世界，而将道德或理性高抬至上帝地位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需要接受一次宗教洗礼，要把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拿到中国文化当中来。因此，刘小枫所代表的是一批正日渐增加的“文化基督徒”。

　　刘晓波是另一位激烈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又同时强调全盘西化的青年学者。他指出：“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因为他认为，没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自我无限化”及“缺乏对人内在限制的觉醒”两大致命的后果。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人格”为核心的文化，以至于无论是新儒学、新佛学、新道学，都把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自足性”的绝对肯定。这种对道德人格的信赖，使中国人把社会的变革，寄托在某位掌权者的道德人格上，而不是寄托在制度本身上。在刘晓波看来，这是中国长期在政治上的“人治传统”之根源。

　　在海外，特别是北美，中国的知识份子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港台或大陆地区又有显著的不同。这些海外学者，如杜维明、林毓生、成中英、刘述先、余英时等人，都是学贯古今、中外兼修的高手。他们不但有完整的西方治学方法之训练，而且又在美国定居、任教多年，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颇深，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时，自然更鞭辟入里得多。因此，大体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比较不会陷入爱憎分明的两种极端里，在欣赏之余，仍有深刻而且极有见地的批判。

　　例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是海外学者的一个典型，他近年来推动儒学第三期的重建不遗余力，在国内外都是极受推崇的人物。他指出，五四时代的知识份子，由于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因此只注重“富强”，其他东西都被忽略了，以至于精神性及宗教性的价值长期被轻视。一方面要全盘西化，却又拒绝基督教；想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因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太肤浅，心态也太功利主义，以至于只学到表面功夫，未得其精髓。所以在另一场演讲《罪与善：人心性的探讨》中，他还特别指出，应从基督教中学习“超越上帝的观念”和“原罪的概念”。

　　另一位海外学者刘述先也对新儒学的发展，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曾指出，在“外在超越”、“人性论”和“世界观”三方面，新儒学都可以向基督教学习到一些深刻的睿识，而造成自我的扩大与深化的成果。

　　而对佛学、儒学和基督教神学都有很深造诣的基督徒学者梁燕城，也对中国文化更新问题极为关切。他曾提出基督教应在体验、心性、动态与和谐、历史与国度等四个重点上与中国文化相会通。

　　因此，总的来说，海外学者固然对儒学未来的发展，未必都同样感到很乐观，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必须经过一番转化的过程，才能面对未来社会转型的挑战。而大部分的学者也都一致同意，在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如何与基督教对话、会通，以至于被转化，将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总结以上所述，在中国知识份子中间，对于中国文化是否面临危机，似乎有两极化的现象。以台、港为主的海外知识份子，有鉴于港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及适应性，大多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大陆知识份子（包括流亡或留学海外者），则因对中国的灾难经历得较切，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得较深，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半持比较负面的看法，批判性也较强。但是大部分的海外学者都认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必须经过一番转化和更新的过程，才能面对未来社会转型的挑战。而其中如何与基督教对话、会通，以至于被转化，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