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三年，當莉爾住院檢查心臟時，一位年輕的醫生把我叫到一旁，告訴我說：「你太太可能患了老人痴呆症。」這實在難以相信！我不自覺地怪責這年輕醫生太過自負，不夠人情味。莉爾豈不是生活如常嗎？雖然我們不再在家中宴客，但對我這位任職一所校務蒸蒸日上的神學院院長來說，這實在算不得什麼損失。莉爾燒得一手好菜，是位善於待客的女主人，祗是近年來有漸不如前的情形出現。弄些家常小菜，她仍能勝任，但宴客時卻不時忘記擺上沙律或甜品。

　　神學院院方要求她替我作人像素描時，她感到力不從心，她曾替前任院長作素描，備受讚賞。老人痴呆症是什麼病呢？我不自覺地驚懼起來。於是我們前往杜克大學醫療中心再次接受診斷，希望聽到較樂觀的結果。當醫生請莉爾說出四福音的書名，而她竟以懇求的眼光向我求助時，我的心直往下沉。但她很快地又恢復正常，笑吟吟地自責。她可能有點緊張罷，因為什麼事都不能令她沮喪的。最後，我們接受了「裁決」，決定不再到處尋找「神奇」的治療法。

　　我太太在WMHK電台主持一個早晨節目，名叫「仰望」，現在也要結束了。

　　然而，她卻不這麼想。雖然她不再主持電台節目，但仍堅持接受邀請主持講座。不過，她常在演講中思路中斷，情況狼狽不堪。結果，連這些講座她也漸漸放棄了。

　　可幸的是，她還能幫助一些前來找她輔導的青年人，她仍開車、購物，或寫信給孩子們。信不是時時容易明白，孩子們則會解釋說：「媽媽以前也是常常有些失魂落魄。」她也義務為一位失明研究生誦讀功課，和計劃錄製一些音帶幫助其他人，可惜計劃不能實現。她每次失敗都感失望挫折，但都能短時間內恢復平靜，再次的嚐試。

　　莉爾一直不曉得自己的病況。電視節目中數次提到老人痴呆症時，她還喃喃自語說：「不知道我會不會患這病？」她似乎感到痛苦，我卻在看見自己所愛、所熟悉、充滿生命力、多才多藝、能言善辯的她漸漸失去往日的光采，便深受盡煎熬。

　　我向學院的董事提議另覓人選接替我的工作，學院方面似乎要我繼續留任，沒有找人。我感激他們對我的肯定，但這樣做並不實際，也使我有不負責任之嫌。

　　我陷於兩難之間，不知如何取捨。我應否以基督和祂的國度為重，將她長期安置在療養院內？一些好友極力主張我這樣做。他們說：「莉爾很快便習慣院內的新環境。」她會嗎？會不會有人愛她，不要說如我般愛她？我以往常看到那些坐輪椅的人在長廊上等候，企盼親人短暫的探訪。我肯定，莉爾決不會忍受這種等候。

　　不認識我的人會說：「好，你常常說『神第一，家庭其次，事奉第三』。」其實我從沒如此說過。將神放在首位，就是說將祂給我的責任放在首位。要在這些似有衝突的責任中找出一個先後次序來，是一件煞費思量的事。

　　一九八八年是我們六個孩子長大成人離家後，我家首次計劃在山上舉行一星期家庭團聚。莉爾疼愛孩子及孫兒們，而他們也敬愛她，大家一同品嚐精美食物，一塊兒遊戲、唱歌、採野紫黑醬果，多麼令人興奮。大家計劃慶祝我們結婚「四十」週年，事實應是三十九週年。因我們害怕到第四十年，她已不認得我們。

　　但三年過後她仍認得我們！她理解力差，表達力弱，但她還懂得愛所愛的人。 　　她了無牽掛，生活快樂。

　　莉爾是我的喜樂。我甘心樂意照料她，沒有半點勉強。她教曉我什麼是愛－－神的愛。她開始從人家前院摘起花來帶回家去，擺滿了全屋。

　　最近她且開始在「家中」摘。有人送給我們一盆美麗的復活節水仙，兩莖上各開了四五朵花，生機活現。一天當我走進廚房時，看到洗碗盆前的窗臺上擺著一個花瓶，瓶裡插著一莖水仙。我本學習「順她的意」而行，無論她做什麼都不予更正。她絕不會存心不良，她只是不再知道怎樣做才對，更談不上記得我的譴責。然而，我竟無理地告訴她，說我對她如何失望，又對她說那枝水仙將會凋謝，請她不要將餘下的一莖拔起。

　　第二天，我們的小兒子肯特（Ken）於往印度前，從達拉斯來探我們。我將譴責莉爾的事告訴他，並對他說自己如何感到難過。當我們父子兩人坐在門口的鞦韆上享受天倫之樂時，他母親帶著溫柔的微笑將餘下一莖水仙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然後轉身回到屋裡去。我簡單說聲「謝謝」。肯特對我說：「爸爸，你進步了。」

　　莉爾現已不能說完整的句子，她只能說短句及單字，很多時候那些單字也不易明白；有時她想說「是」卻說了「不」。但有一句話她仍能說得清楚，而且還時常說，就是「我愛你」。她不但說，更用行動來表明。

　　學院的董事安排護士住在我們家中，讓我可以每日到學校工作。但過去兩年，我發覺把莉爾留在家中是愈來愈困難的事。每當我離開家門，她便尾隨我到學校。她和我一起時便滿足。我不在她身邊時，她便感苦惱，甚至驚懼。由我家到學校來回約有一哩遠，她卻能在一日內來回十次之多。有時晚上，當我幫助她換衣服時，發現她腳上有血跡。我遂把情形告訴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哽咽起來，只簡單的說：「這樣的愛！」良久才繼續說：「有一理論可解釋這情形，就是多年來培養的感情特徵會在類似的場合表現出來。」我也願對神有如此深切的愛，不顧一切地時刻要去親近祂。

　　朋友及家人常問我：「你好嗎？」我相信他們是想問：「你感覺怎樣？」我不知該如何回答。我內心的傷痛還未痊瘉，我感覺孤單，好像未認識莉爾前那些日子一樣。每當夜幕低垂，我倍感淒寂，因為我明明認識她。我是為她哀傷嗎？或是為自己？老實說，照顧她的工作日漸困難，令我加倍憂愁。

　　我相信朋友問我們，並不是想知莉爾的需要是否得到照顧，而是想知道我如何能「應付」這美滿婚姻一個接著一個溜掉的日子。

　　我讀報看到一封反映現代人一般心態的信，說：「我結束這段感情，因為它已不能滿足我的需要。」輔導員的答覆，大家都可以想到，就是若溝通、了解、肯定、共同興趣、生理上等等需要不能得到滿足時，那便分手吧。輔導員並沒有提供其他建議。我曾把以上所提的情形逐一思想，覺得提供解答並不恰當。我不會停留在反省的階段，我個性外向，總會有所行動。有時我甚至會為自己當前的任務而感興奮，因為它比管理學院的複雜事務更具挑戰性，更需創造力和適應力。

　　我有一系列的「應付策略」，有時一星期改換一次，有時甚至每日改換一次。我們的娛樂可以是一塊兒去購物，但當莉爾將東西放在其他顧客的手推車中，或跟著別人離去，或迷失在市場的貨品迷宮裡時，那就沒有什麼娛樂可言了；有時她不肯吃飯或洗澡，我得想辦法哄她就範。這肯定與製訂一個一千萬預算案或策劃一個全球性的計劃截然不同。我如今的工作不如從前的那麼令人矚目和興奮，但所需的精力卻是從未想像過的，這更顯明了我的不完全，給我更多機會去從神的豐富支取力量。

當莉爾日益需要我時，我每天竟為誰該得到我全時間服侍而愁煩：是莉爾呢或是哥倫比亞神學院呢？泰伯醫生勸告我不要單為滿足莉爾。他說：「不要被莉爾影響你的計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實現對哥倫比亞神學院的心願，但我可以告訴你，莉爾不會因你而好轉。」但四十二年前的婚禮，我豈不曾許下「無論疾病或健康……至死始分離」的諾言嗎？

　　我並不覺得自己是無奈地去承擔這沉重的任務，我反倒覺得十分公平。她忠心地照顧我近四十年了，且愛我的心絲毫不減！現在由我照顧她，不正是機會嗎？她是這樣好的伴侶，就是讓我照顧她四十年，也不能償還我的「債」呢！

　　但神給我在哥倫比亞神學院二十二年的工作，我豈能一下子放下呢？

　　實在不易。是的，很多的理想已實現，但許多仍是處於籌劃的階段。還有，神安排與我一塊兒事奉的同工，我們不但工作上合作愉快，並且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要離開這崗位，談何容易！辭職是難受的，但非常明顯，哥倫比亞需要的不是一個容易分心或半職的領袖。趁學院衝勁十足時離任讓神任命，新領袖接掌，這才是明智之舉。

　　當我宣布辭職時，想不到多方反應強烈，使我感到震驚。不少夫婦重新彼此婚姻之約，牧者甚至把我們的故事告訴會眾。直至一位常常接觸垂死病人的傑出腫瘤學家向我解釋時，我才恍然大悟。他說：「幾乎所有的太太會支持丈夫，但像你這樣支持太太的丈夫，簡直鳳毛麟角。」或許大家認識到這是時代的悲劇，所以因著我的決定（在我看來是唯一的辦法）得到幫助。

　　與莉爾一起生活，不是單為守約或公平的緣故。雖然眼看她漸漸失去記憶，她卻是我人生的喜樂。每一天我都能從新的角度去認識莉爾，她是我一生所鍾愛的太太。我同時看到神愛的彰顯，叫我愛祂更深。（何蕙怡譯）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1990何蕙怡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