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通諭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的本地回應 張春申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現任教宗頒佈了「社會事務關悽」（以下簡稱「社 關」通諭），這是他至今發表的第七封通諭。此通諭紀念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頒佈的「民族發展」通諭二十周年；但是另一方面也與他自己另一封稱為「工作」通諭的內容互相補充。工作是社會問題的關鍵，至於發展，是民族問題的關鍵。 「社關」通諭紀念「民族發展」通論，表示教會的社會思想是在唯一的生活傳承中，綿延而下，基於同一福音訊息。不過在二十年的世事演變中，教會常有推陳出新的思想。事實上，「社關」通諭清楚表示，二十年之後的世界現況顯出更為惡劣，教宗為此列舉一連串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通諭除了消極現象之外，也指出現代世界的積極因素。 恭讀這封篇幅極長的通諭之後，我們不擬去作整個的介紹；劉總宗蒙席在《教友生活周刊》，自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起，連續數週，已經發表了通諭的簡介。我們根據台灣經驗，只想自通諭中提出一個觀念，作為反省的出發點；那便是團結關懷（Solidarity）。對此，我們分為三段來闡述：一、通諭指陳的團結關懷；二、教宗若望保祿與團結關懷；三、台灣教會與團結關懷。 一、通論指陳的團結關懷 「民族發展」通諭頒佈之後的二十年中，人類的發展顯出的消極多於積極成就，「社關」通諭對此現象自經濟與政治兩面分析了種種阻礙，最後覺得必須進入倫理層面，揭露出經濟和政治上負責決定者的罪惡，以不因此造成的罪惡結構。 於是教宗在「社關」通諭中，為了民族發展提出悔改之道，俾能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ance）意識提高，因而造就現代世界人類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宗教上彼此不可或缺的關聯。一旦這種人類的相互依存被肯定，則會出現「團結關懷」的美德。有關團結關懷，教宗認為：「它並不是對周遭或遠處受苦人的空洞同情或表面憐憫，而是堅定的、持久的決心:為公共福祉努力工作，就是為每一個人與所有人的福祉工作，因為我們每人都對全體人類負有真正的責任。這種決心植根於一種堅定的信念，深信人的全面發展已被追求利潤及醉心權力所礙。這種唯利是圖和追求權力的心態及『罪惡結構』祇能以完全相反的心態來克服──當然還要依賴天主恩寵的協助，就是為他人的福祉而消耗自己的心態，常準備著為他人『喪失自己』，而不去剝削他人，為『他人服務』，而不為自己的利益去壓迫他人（參閱：瑪十40∼42；二十25；谷十42∼45；路二二25∼27）」（通諭38）。 神學分析指出發展的阻礙是罪惡和罪惡的結構，克除阻礙的倫理德行須是相互依存和團結關懷。通諭也深信倫理德行會影響經濟、社會、政治而推動民族發展。基於團結關懷，富人將意識到對窮人負有責任而與他們分享；窮人將不會採取純粹消極與破壞態度，將為大眾福祉做好他所應做的。也基於團結關懷，富裕和強大的國家應該擺脫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以及野心的霸權，而建立以民族平等為基礎，並尊重各民族不同特性的國際體制。經濟貧弱的國家在國際團體的協助下，把他們的人性及文化產業作為對公共福祉的貢獻。 團結關懷是教會、「人性的專家」為民族發展所提供的觀念。它與若望宗教的「愛」有著許多共同點，反映出天主聖三的親密生活，稱之為「共融」（Communion）。 二、教宗若望保祿與團結關懷 團結關懷與教宗的波蘭經驗似乎具有密切關係，我們立刻想起的是團結工聯，這是波蘭勞工組織。它與波蘭共黨政府不斷地對立而又試著以交談來解決問題。團結關懷是富有推動力的名詞。最近一次教宗訪問祖國時，他自己戲劇性地控制這個名字從他口中呼出，直到高潮時間來到時，他一聲：團結關懷，波蘭群眾如痴如狂地聯合在一起。 在「工作」通諭中第8號中，這個名詞再三出現，呼籲工人團結和共同行動，同時又聲明絕不可封閉、不與別人交談和合作。在同一通諭中，教宗說：「因同一職業而團結起來的人，為了確保工人權利而活的合理努力，應該常常注意到本國一般經濟情況的限度。工會的要求不能變成一種團體的或階級的『自私』……。為了確保一個羣體的權利而進行的社會行動，應該顧全大體」（20）。 「社關」通諭中，團結關懷這名詞，已經提昇到倫理層面，作為粉碎民族發展之阻礙的道德力量。 其實，教宗若望保祿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連續二年元旦的和平書訊中，都把團結關懷的觀念向世人提供出來。八七年的書訊中，再以重述八六年書訊中所說的：「我們委身於新的團結關懷，人類家庭的團結關懷……新的相互關係，所有人類的社會性之團結關懷。」（2） 三、台灣教會與團結關懷 三十多年來，台灣在強人領導下，無論在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維持謀求自身之安全與反共復國之期望。在戒嚴令的陰影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蹟、政治上的安定、教育上的普及、文化上的保衛傳統。但是消極因素面也有不少，籠統地說，即是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的不振。這一切毋庸多贅。而二年多以來，也即解嚴之後。在民主化自由化的聲浪中，明顯地產生社會脫序現象。簡單說來，它便是「社關」通諭中指出的阻礙民族發展的二個重要因素：唯利是圖的意願和權力控制的慾望。今日台灣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的紛亂現象，在神學分析下，無不與這二個因素有關；雖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尚能各做分析，但是在觸及自由抉擇的倫理層面上，我們不但能夠指出罪惡，甚至看到正在形成之新的罪惡結構，因此更加看出教宗「社關」通諭的時代性。 台灣天主教面對解嚴之後的環境，曾在福傳大會的宣言中說:「在熱烈反應與普遍支持中，台灣兩年以來的民主化、自由化與現代化成了福傳大會的時代訊號。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向外傳福音的時機：它要求教會更清楚地發表福音性的立場；它指出教友在現代世界中的新責任；它更加推動天主的啟示與現代中國文化的融合與會通」（12）。 依我們看來，「社關」通諭，尤其其中標榜的團結關懷，正是福傳大會之後，台灣教會的福音性立場，與教友在今日台灣的新責任。按照通諭的靈感，教會作為超越政黨、超越市場的團體，必須呼籲政治競爭，彼此尊重，一起為人民福祉著想；市場謀利，給人一條生路，共同建設社會團體。否則，脫序的台灣社會不知將何去何從。 「社關」通諭頒佈將近兩年後的今日，對它作此間應，顯得非常簡單而不配，只希望回應的微弱響聲，傳人教會耳中，再次研討這封通諭，我們相信它會為台灣教會指出一個時代性的、前瞻性的傳福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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