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十一月過得很快，出發去羅馬的時候到了。當啟程的日子到來時，我興奮地登上了火車。與我同行的還有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名叫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Stanislaw Starowieyski)，他要在羅馬完成全部神學課程。這是我第一次跨出祖國的邊界，車窗外是那些我以前在地理書本上所認識的城巿。我第一次見到了布拉格(Prague)、諾丁堡(Nurem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巴黎；我們在巴黎下車，住在 "愛爾蘭街" 的波蘭修院。由於時間緊迫，所以在那裡只稍作停留，十一月底我們到達了羅馬。在此，我們受到了柏洛諦傳教會的神父們(Pallottine Fathers)的款待。我記得我們到達後的第一個主日，我和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去聖伯鐸大殿參加教宗主持的一個列真福品的莊嚴慶典。我從遠處看到了坐在御轎上的教宗庇護十二世。那個時期，教宗只參與向新真福誦經祈禱的儀式，至於禮儀本身則是由一位樞機在早上舉行的。這個傳統從一九七一年十月起，在瑪西米利亞諾•瑪利•科爾貝的列真福品典禮上，開始有所改變，教宗保祿六世親自主持了這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殉道的波蘭神父的列品典禮。當時，我也很榮幸地參加了那台由維新斯基樞機(Cardinal Stefan Wyszynski)和波蘭主教們共祭的彌撒。

　　一九四六年我開始認識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我永遠不會忘記初為「羅馬人」的感受。我在天神大學註冊了兩年的博士課程，神學系的主任是後來成為教宗御用神學家和樞機的道明會恰皮神父(Fr. Mario Luigi Ciappi, O.P.S)。 　　
　　克拉科夫修院的院長卡羅爾•科茲洛夫斯基神父曾多次對我說，對於那些有幸能到基督信仰的首都來深造的人而言，在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 "學習羅馬本身" (畢竟，在別處也照樣能得到神學博士學位！)。我盡力遵行他的建議。懷著拜訪永恆之城的強烈渴望，我抵達了羅馬，從地下墓穴開始探訪。我住在比利時公學，我和那裡的朋友們在熟知該城文物和歷史的嚮導的帶領下，開始有系統地探索羅馬。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的假期，我們便去意大利的其他城巿參觀。記得第一次假期，我們在丹麥作家約根森(Jorgensen)所寫的一本書的指引下，去尋找與聖方濟生平有關的地點。
　　 在我們的經驗中，羅馬一直佔有中心的位置。每天我從奎里納萊大街廿六號的比利時公學去天神大學上課，途中在奎里納萊的耶穌會聖安德堂停留片刻，堂裡存放著聖達義•葛思佳的聖髑。這位聖人曾住在隔壁的初學院中，並在那里結束了生命。我記得那時也有許多德國公學的修生來參觀聖人的陵墓，這從他們那富有特色的紅袍就能認出來。在這基督教會的中心，在聖人們的光照中，各民族也在此相遇了；這似乎在那曾給我們留下如此深的創傷的悲劇性戰爭之外，預示一個再也不分裂的世界。

　　我的鐸職、我的神學及牧靈培育，從一開始便是我羅馬經驗的一部分。兩年的學業於一九四八年結束，我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段時間也是我努力 "學習羅馬" 的時期。在這教會之都的生活中，比利時公學為我鐸職的日益深固做了很大貢獻。實際上，它使我接觸到某些當時正在教會內發展的使徒革新工作。在此，我特別記起與天主教職工青年運動 (JOC)的創始人若瑟加爾登神父(Fr. Jozef Cardijn)相遇的經驗，他後來成為樞機主教。他時常來公學與我們這些學生司鐸相會，並對我們談勞力工作在人性經驗上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已藉著在索爾韋的採石場和淨水廠的工作，對此做了準備。但是，在羅馬，我更深刻地理解到鐸職與牧靈職務、平信徒傳教工作是息息相關的。在鐸職服務與平信徒的傳教工作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關連，更恰當地說，是一種相互性的關連；對這些牧靈問題的審思，使我日益發現神職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藉著與比利時、法國和荷蘭的直接接觸，我在比利時公學的經驗得以擴展。經薩皮阿樞機的同意，一九四七年的暑假，我和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神父得以走訪以上這些國家，這為我展開了更廣闊的歐洲遠景。在巴黎，我住在波蘭修院中。在此，我接觸到戈丹和達尼埃爾兩位神父(Frs. Henri Godin and Yvan Daniel)在 "傳教區法國？" 一書中，所提出的工人神父的問題；我也接觸到巴黎郊區的牧靈工作，特別是米紹諾神父(Fr. Michonneau)所負責的堂區的牧靈工作。這些經驗為我前兩年的神職生活，是相當重要的。
　　得益於我的朋友們，尤其是已故的阿爾弗雷德•德爾梅神父(Fr. Alfred Delme)的父母的幫助，我與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神父能夠在荷蘭逗留了十天。這國家的教會及牧靈工作充滿生機，其活躍的組織及活力充沛的教會團體，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就是這樣從各種不同的、互補的角度，更深入地認識了西歐：戰後的歐洲，一方面有著雄偉哥德式大教堂的歐洲，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正在不斷地遭受世俗化威脅的歐洲。我瞭解這一切對教會所提出的挑戰，也知道教會需要藉著各種更廣泛地與平信徒合作的新牧靈方式，來面對這即將來臨的危險。

　　我暑假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比利時度過的。九月，我在夏爾雷魯阿(Charleroi)附近的礦工中，擔任波蘭天主教堂區的指導，獲得豐富的經驗。這是我第一次參觀煤礦，親眼目睹了礦工們工作的繁重。我也走訪了波蘭移民的家庭，與他們交談，與青年和兒童相聚。就像在索爾韋一樣，我在這裡也經常感受到人們對我的善意與溫情。

　　在從比利時返回羅馬的路上，我有幸在亞爾斯(Ars)停留，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普世君王節。我懷著極誠摯的心參觀了聖若望•瑪利•維亞納曾經聽告解、講要理、證道的古老小教堂。對於我，那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從當修生時起，特羅許蒙席(Monsignor Trochu)所寫的傳記中的那位亞爾斯本堂神父就感動了我。聖若望•瑪利•維亞納令人驚異之處，是從他有限的人性上所顯示出的聖寵的力量，特別是他在告解聖事上的非凡服務更深深地感動了我。這位謙遜的神父每天聽告解超過十個小時，吃得很少，只休息幾個小時；在一個困難的歷史時期，他在法國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一場神修革命。成千的人來到亞爾斯，跪在他的告解亭前。在十九世紀那反教會和反教權的背景下，他的見證的確是一革命性事件。
　　 自從與這位有聖德的人物相遇後，我便確信司鐸是透過告解聖事，透過自願成為 "告解亭的囚犯"，來實現他的基本使命的。在涅哥維采(Niegowic)我的第一個本堂、在克拉科夫，每每在聽告解時，我記起這次難忘的經驗。不論是在克拉科夫從事教學工作期間，那時我主要是在聖母升天大殿聽告解，或是現在在羅馬，每年的聖週五我只是象徵性地在聖伯鐸大殿聽告解，我都盡可能與告解聖事保持連繫。

　　在結束這些思考之前，我要對羅馬的比利時公學的成員們，對當時的神長和同伴(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去世了)表示衷心的感謝，特別要感謝後來成為樞機的校長馬克西米利安•德•菲爾斯滕貝格神父(Fr. Maximilien de Furstenberg)。我怎能忘記在一九七八年教宗選舉會中，德•菲爾斯滕貝格樞機對我所說的那句意義深長的話：主在這裡，祂叫你呢？這像是他以比利時公學院長身分在我神職的培育上所扮演角色的一次微妙而神秘的完成。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我在天神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便立即踏上了返回波蘭的旅程。如前所述，在居留永恆之城的那兩年中，我已努力地 "學習" 了羅馬：地下墓穴的羅馬，殉道者的羅馬，聖伯鐸和聖保祿的羅馬，信仰精修者的羅馬。我經常激動地回憶起那些歲月。我帶回去的，不僅有神學教育的增長，而且也有鞏固了的鐸職和對教會看法的加深。那靠近宗徒們的墳墓的密集學習階段從任何角度來說，都給了我很大的益處。 　　
　　 關於那決定性的經驗，我當然還能補充許多其他的細節。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羅馬為我早期的鐸職生活增添了歐洲和普世的幅度。我懷著司鐸使命的普世性意識從羅馬返回克拉科夫，司鐸的普世性使命正是梵二大公會議特別在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所正式表達的。不僅主教，每位司鐸都應該關心整個教會，都應該感到對整個教會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