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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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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會訓導介入哲學事務
教會訓導的分辨是為了服務真理
教會關心哲學
49. 教會不推薦一種自己的哲學，也不把某一哲學列為標準，而排除其他哲學
[54]。所以這樣保守的理由，是因為當哲學面對神學時，也應該按自己的方法與規矩來進行，不然，即無法保證哲學是向著真理前進，及在理性能控制之下走向這真理。如果不按自己的原則與方法，在理性光照之下進行，哲學將沒有多大幫助。在骨子裏，哲學享有的自主是基於其本性，即理性天生是向著真理，並且本身即有方法達到真理。一個哲學明知自己這種「結構情況」，不能不尊重「啟示真理」的要求與自明性。
不過，歷史證明，不少次哲學思想陷入偏差或錯誤，尤其是現代哲學。教會訓導權沒有責任，也沒權利去填補哲學論說上的這些缺陷。但是當有爭議的哲學論題，威脅啟示與件的正確領悟；或錯誤和偏頗的理論散佈嚴重錯誤的邪說種子，擾亂天主子民信德的純貞，並廣為流傳時，教會訓導權有義務作出明白和強而有力的反應。
50. 所以，教會的訓導在面對那些與教會的道理相左的說法和哲學時，可以並且也應該根據信德，以權威行使其批判性的分辨
[55]。首先，訓導權應該指出，什麼前題及哲學結論可能與啟示真理不相容，從而在信德的觀點下明示哲學該接受的一些要求。此外，在哲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興起了各種派別。面臨此種多元性，訓導當局對這些派別所主張的基本觀念是否合於天主聖言及神學思維的要求，有責任陳述自己的判斷。
教會有責任指出，在一個哲學體系中可能出現的不符合信德的事物。實際上，許多哲學內容，比如有關天主、人、人的自由、人的道德行為，教會即直接牽連其內，因為關係到啟示的真理，而教會受託衛護它。當我們進行這種分辨時，我們主教們有責任作「真理的證人」，為了正直的理性，也就是正確反映出真道的理性，行使一種謙虛而堅定的服務，這是每一位哲學家所應稱許的。
51. 無論如何，這種分辨不應理解為消極的意思－以為教會訓導要除掉或減少任何可能的中介。相反的，教會的介入首先是指向激勵、促進、鼓舞哲學探討。再說，哲學家是最先懂得自我批評，有錯必改，並超越思維的偏狹圈子。特別應該常存於心，真理只有一個，雖則它的表現形式，帶有歷史印記，再加上它是被罪惡所傷害與削弱了的人類理智的產品。從此可知，哲學在歷史上的任何形態，均不足以號稱擁有全部真理、也不足以對人的存在、對世界、對人與天主的關係，作出全盤的解釋。
此外，今天的哲學派系、方法、觀念及主題都增加了許多，通常極端複雜，根據信德作批判性的分辨，更形緊迫。這種分辨並不容易，因為要認識理智固有的與不可轉讓的能力，其組織以及歷史上的限度，已屬不易；至於要分辨某種哲學的主張，在信德的觀點下，何者是正確與有益的，何者是錯誤與危險的，則更是困難重重。無論如何，教會知道「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都蘊藏在基督內（哥二3）；為此她的介入是為刺激哲學的思維，而不是要封閉那通往認識奧蹟的道路。
52. 教會訓導介入某特定哲學，表達自己的看法，並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只須略舉數例即可證明。多世紀以來教會曾經針對擁護靈魂先存論[56]，針對包含在天文學內的各種偶像崇拜與秘傳的迷信發表聲明[57]，另外別忘了還有針對拉丁派的阿維羅依主義的某些主張，因為與基督信仰互不相容更有過較系統的聲明[58]。
如果教會訓導從上世紀中葉開始曾多次發言，實因在此時期不少天主教人士，感覺有責任對現代思想體系，提出自己的哲學加以反駁。對此，教會訓導當局理應監督這些哲學，以期自身不發生錯誤或消極的偏差。如此進行了雙重的查驗：一方面，是信德主義[59]及徹底的傳統主義[60]，因為他們不信任理性的自然能力；另一方面，是惟理主義[61]，和實體主義[62]，因為他們把只憑信德才能認識的，歸於自然的理性。這些討論的明確內容都彙集在《天主子》教義憲章中，這是第一次以一個大公會議，即第一屆梵蒂岡會議的名義，隆重地介入理智與信仰的關係。這一文件的教導，堅強而積極地標榜出許多信徒的哲學研究，直至今天仍舊俱有參考價值，為在這一特定範圍內，樹立一個正確而前後一致的基督宗教思維。
53. 教會訓導的聲明與其說是針對哲學的某些主題，不如說是針對理性認識，亦即最後針對哲學為瞭解信德的需要而發的。梵一綜合而鄭重地肯定了教宗以常態方式經常提供給教友的教導，明白顯示了自然認識天主與啟示認識天主，即理性與信德，同時是不可分離，也不可混淆的。梵一是從啟示本身所假定的基本準則開始探討，即自然知識可及於天主的存在，天主是萬物的原始及終結等[63]，並以前面引證過的隆重堅持作結束：「知識有兩種層次，不但其出發點不同，其對象亦有差別」[64]。所以，一方面反對理性主義，而肯定信德的奧蹟與哲學的發現有分別，而信德是超越的和在先的；另一方面，反對信德主義的誘惑，而重申真理的一致性，因此理性知識可以、也應該提供給信德知識積極的貢獻：「儘管信德在理智以上，但在信德與理智之間，不能有真正的不合：因為同一的天主啟示奧蹟，賜人信德之恩，同時也給予人靈性理智的光輝，天主不能否認祂自己，真理也不能反對真理」[65]。
54. 在我們這一世紀，教會訓導也曾三番五次地，針對同一主題，促人防備理性主義的誘惑。是在此背景之下，而有了教宗比約十世的介入，他指出現代主義的基礎上含有現象論、不可知論和內在論[66]。也不應忘記天主教拒絕馬克斯哲學及無神的共產主義[67]這件事的重要性。
緊接著，教宗比約十二世也發出他的聲音，在《人類通諭》中，叫人防備與進化論、存在主義，以及歷史主義有關的錯誤解釋。他指出，這些論證不是由神學家所形成及提出的，而是「在基督羊棧之外」[68]起源的；教宗接著說，不只要單純地摒棄這些偏差，而且須加以審查批判：「天主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負有護衛本性與超性真理，並使之深入人心的重責大任，不能不知或輕忽這些或多或少偏離正道的議論。而且應善自認識這些理論，因為不認識病症，便不能加以治療；又因為在錯誤的說法中有時也有部分的真理，而最後因為儘管錯誤，能刺激我們的心靈，去研讀、去細心探索某些哲學和神學的真理」[69]。
最後，教義聖部為滿全其為羅馬教宗普世訓導權服務的特殊責任[70]，最近曾介入並警告某些解放神學家，他們不經批判，即逕自採取了源自馬克斯主義的論證與方法論[71]。 所以，在過去，訓導當局曾經在哲學領域內，多次並以多種方式施行分辨。我可敬的前任們所作的一切，構成寶貴的貢獻，不該予以抹殺。
55. 環顧當今情況，我們會發現從前的問題以新的姿態重現。而且不再只是一些與少數個人或團體有關的問題，而是廣為流傳的一些信念，幾乎要變成公眾的心態。比如：許多新近的哲學研究顯示出對理性徹底的不信任，以致我們常可聽到「形上學的終結」的說法：認為哲學只能負責簡單的任務，即解釋事實，研究特定範圍的知識或結構。
在神學本身方面，過去的誘惑也重新露面。比如，在某些現代的神學中，又發展出一種理性主義，尤其是把一些哲學的根據取來用作神學研究的標準。一個神學家，若沒有哲學素養，而不加批判地，讓一些已經進入流行的語言與文化中、但缺少足夠的理性根據的說法所左右，就特別會發生這事[72]。
另一方面，也有重陷「信德主義」的危險，就是不承認理性認識及哲學論述對瞭解信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對相信天主的可能性上能有的幫助。今日流行的一種傾向信德主義的說法就是「聖經主義」，傾向於認為閱讀及解釋聖經乃是真理的惟一準則。這樣把天主的話只與聖經等同，而把教會在梵二明確強調的道理，完全置之度外。啟示憲章提醒我們，天主的話在聖經內，也在傳承內[73]，《啟示憲章》強調：「聖傳及聖經組成天主聖言的同一寶庫，並託給教會保管，全體子民依附著它，在宗徒的道理內，常常與自己的牧人團結一致」[74]。因此，教會不是只憑聖經。事實上，「信德的最高準繩」[75]來自聖神所定立的聖傳、聖經及教會訓導的一致性，在相互關係下這三者都不能單獨立足[76]。
此外，不應低估另一危險，即企圖只靠一種方法從聖經中取得真理，忽略了須用更寬廣的注釋，同整個教會，共同達到經文的圓滿意義。專門研究聖經的人應該時常切記，各種不同的註經學方法，都有其哲學觀念的根據：應該加以分辨評價，然後才應用於解釋聖經。
另有一些潛在的信德主義的形式，展現在不大看重思考神學，並輕視古典哲學。事實上，對信德的理解及目前教義的格式所用的文辭都是來自這一古典哲學。可敬的已故教宗比約十二世提醒人不要疏忽哲學傳統，也不要捨棄傳統的字彙[77]。
56. 歸根結底，有一種對普遍的、絕對的說法的不信任，特別是某些人，他們主張真理是人同意的結果，而不是理智與客觀實體的一致。在一個專業分科精細的世界，難以認出哲學在傳統上所尋求的，生命的最後和圓滿的意義，這是可以理解的。無論如何，理智靠信德之光在耶穌基督身上找到這最後的意義，我不能不鼓勵哲學家們，不論是基督徒與否，要信任人理性的能力，不要把哲學工作的目標定得太低。熟讀我們即將結束的這一千年的歷史，證明這是一條應遵循的道路：切勿失掉尋獲最後真理的熱情，和鑽研的活力，同時要有發現新途徑的膽識。信德激勵理性，走出孤立，甘心為一切的真善美冒險犯難。如此信德將成為理性的辯護人，信服理性，又能說服人。
57. 無論如何，教會訓導不只提出哲學理論的錯誤與偏差。教會以同樣的關懷，重申真正革新哲學思想的基本原則，也指出實際應遵循的道路。教宗良十三世的《永恆之父》通諭，為教會的生命完成了真正歷史性的一步。這通諭直到今日，仍是宗座完全針對哲學而發的惟一文獻。這位偉大的教宗重拾梵一對信德與理性關係的課題而加以發揮，證明哲學思想怎樣為信仰與神學提供基本的協助[78]。距今一世紀有餘，通諭中許多卓越的洞視，仍未失去其實際及教育的意義；其中首要者，是關于肯定聖多瑪斯哲學無可比擬的價值。對教宗良十三而言，重新強調天使博士的思想是再度運用哲學以滿全信德需求的一條最好的正路。他寫道：正當聖多瑪斯「把信德和理智予以恰當的區分時，他用彼此的友誼把二者聯合起來：使二者各自保有自己的權利，也保持自己的尊嚴」[79]。
58. 大家知道，教宗這一呼籲產生了多麼美好的後果。使得研讀聖多瑪斯思想以及其他士林學者的思想得到了新的鼓勵。歷史的研讀蓬勃發展，因而重又發現了中世紀思想的豐富寶藏，這些在當時仍鮮為人知，如今隱然形成了新多瑪斯學派。藉著歷史的方法論，對聖多瑪斯著作的認識獲得極大的進展，許多學者在當時的哲學及神學問題的討論中，大膽地引進了聖多瑪斯的傳統。我們這一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神學家們，就是這批多瑪斯哲學復興的產物，他們的思維及研究使梵二大公會議受惠良多。這樣教會在二十世紀始能掌握一批活力充沛的、由天使博士學校培育出來的思想家。
59. 然而，多瑪斯學派及新多瑪斯學派的革新，並不是那些受到基督信仰影響的文化在哲學思想上復興的惟一現象。在此以前，與教宗良十三號召的同時，已經有不少天主教哲學家，採取了最近的思想潮流，按照特有的方法，產生了具有巨大影響力及長遠價值的著作。有人作出高超的偉大綜合，比之理想主義的大作毫不遜色；另外，有人為認識論打下基礎，在對道德良心的新瞭解下，重新討論信德。還有人由內在的分析，而開啟導向超越的道路；最後，有人嘗試把信德的要求與現象方法論的視野聯合起來。總之，從各方面繼續不斷產生哲學思維的方式，使結合信仰與理性的基督思想大傳統，生生不息。
60. 梵二也對哲學提供很豐富而具有成效的道理。我不能忘懷，尤其在本通諭的脈絡裡，梵二的《現代牧職憲章》中有一整章，提供了實質的聖經人類學撮要，可作為哲學的靈感之源。整章文字討論按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及人超越其他萬物的理由，因此彰顯人的理性有超越的能力[80]。《現代牧職憲章》也論及無神主義問題及其哲學觀點的錯誤，特別是關於人格的尊嚴及其自由[81]。當然這一章最高峰的描述富含哲學深意，我在第一道通諭《人類的救主》中曾加以採用，而成了我的教導經常參考的地方：「誠然，除非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內，人的奧蹟是無從解釋的。第一個人：亞當，是未來的亞當主耶穌基督的預像。新的亞當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替人類展示了人之為人及其崇高使命」[82]。
大公會議也關心司鐸的候選人應專心研讀哲學；這一項要求可以延伸到整體的基督徒教育上。梵二文件說：「哲學課程之講授，首先應領導修生，根據萬古常新的哲學真理，對人、對宇宙，和對天主，獲得一個有根據而又和諧的認識，同時亦應注意當代的哲學潮流」[83]。
這些指導在許多其他的教會訓導中一再地重提，並加以發揮，其目的是為保障一個穩固的哲學培育，特別是為那些準備讀神學的人。我自己也好幾次強調這個哲學培育對他們的重要性；因為有一天，他們必須在牧靈生活中面對今日世界的現況，了解某些行為的原因，為能以適當的方式回應[84]。
61. 如果教會在過去曾經幾次必須介入此問題，重申天使博士洞察力的價值，堅持要求學習其思想，是因為教會訓導並沒有經常獲得所期望的安心順服。在緊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的幾年裡，許多天主教學府不但對士林哲學，而且對一般哲學研讀，都不太重視，因而有些退步。我不勝訝異和遺憾地發現不少神學家也同樣對哲學的研究漠不關心。
這種疏遠有多種原因。首先是當代哲學對理智的不信任，而大量地放棄對人生終向的形上研究，以集中其注意力於支枝末節的問題，而且多次是純形式化的。此外，又加上了錯懂「人文科學」的含意。梵二曾多次申言，加深認識人類奧蹟的科學研究具有積極的價值[85]。但是，邀請神學家瞭解這些學科，並正確地予以應用，不應該解釋為暗中批准他們把哲學邊際化，或用其他東西來取代哲學在牧靈培養和信德準備上的工作。最後，也不可忘記信仰本位化的興趣。尤其在年輕教會的生命裡，讓人發現除了高度的思想以外，還流露出多種民間智慧；這構成文化與傳統的真實祖產。不過，這些傳統習慣的研究，應該與哲學同步進行。是哲學讓民間智慧現出它的積極效用，而建立宣講福音的必要連繫[86]。
62. 我願強力呼籲，哲學的研讀在培育司鐸候選人及研讀神學的課程計畫中是最基本的，而且是不可或缺。在研讀神學課程前，有一段時間特別研讀哲學，並非出自偶然。這一選擇，是由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議所批准[87]，根據中世紀閑熟的經驗，明白顯示出哲學與神學彼此互為建設的重要性。這項課程的安排間接影響、鼓舞、促進了現代哲學的發展。蘇亞來斯（Suarez）的形上學辯論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證，甚至在德國路得派大學也佔了一席之位。反之，忽視這一措施，造成了培育司鐸及神哲研究上的重大缺失。對現代思想及文化漠視的結果，或者導致各種形式的交談的窒礙難行，或者對任何哲學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接受。
我熱切期望，這些困難都能藉由哲學及神學的精明培育，予以克服，而此種培育在教會內永不缺席。
63. 根據所述理由，我迫切認為應以此通諭重申教會大力關心哲學；尤其是神學工作與哲學尋求真理之間的密切聯合。由此引出教會訓導的責任，應該分辨並提倡與信仰相協和的哲學思想。我的任務是提出幾個我認為必要的原則與基準，期能恢復神學與哲學之間的和協與有效率的關係。根據這些原則與基準可以清楚地明辨，究竟神學與現代世界所提供的各樣的哲學派系及主張之間，是否應有關係，是怎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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