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通諭
第二章徧交談的成果
41. 上述有關大公主義的交談，自從大公會議結束時起，就啟發我們要感謝主基督許諾給宗徒們和教會的真理之神(參閱若十四26)。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基督徒合一的名義，付出這麼大的心力，並且成就如此的廣闊。這實在是天主的一個巨大的恩惠，值得我們一切的感謝。從基督的圓滿中，我們得到「恩寵上加恩寵」(若一6)。感謝天主所賜的眾多恩寵，是使我們獲得那些為達成大公主義工作不可或缺的恩寵的條件。 對過去三十年來的全面觀察，可使我們更加認識這歸向福音的共同悔改所有的眾多成果，這是天主的神藉著大公主義運動給我們帶來的。 42. 例如，有人遵照山中聖訓的精神，一個宗派的基督徒不再認為其他的基督徒是敵人或陌生人，而是看待他們如同兄弟姐妹。再者，「分離的弟兄」這句特別的詞句，今天就傾向於用一句更能喚起深切共融的詞句，來替代─以洗禮相結合者─這是聖神超越歷史和法條上的分裂而成就的。今天我們提「其他的基督徒」，「其他領受洗禮的人」，以及「其他團體的基督徒」，<大公運動原則及規範之應用指南>，在談到這些基督徒所屬的團體時，則稱呼為「與天主公教會尚未完全共融的教會和教會團體」(註六九)。這一種用詞上的放寬是表明在態度上有一種深具意義的改變。一種我們都是屬於基督的意識正不斷加強。我個人也曾多次在大公主義的慶典中，觀察到這個事實，這些慶典都是我到世界各地進行宗座訪問中的重要部份，還有那些在羅馬舉行的聚會和大公運動的慶典。基督徒的「普世兄弟情誼」，已變成為一項穩固的大公主義信念。忘卻過去的絕罰，那些曾經一度是敵對的團體，現在在許多情況下卻相互的幫助；有時也出借崇拜場所；在那些缺乏資源的團體中，提供獎學金作為訓練聖職人員之用；為那些受到不正義迫害的其他基督徒，與政府當局接洽；而某些團體所受到誹謗中傷也已顯示是無稽之談。 總歸一句，基督徒已悔改而歸依那擁抱所有基督門徒的兄弟之愛。萬一，像似政治暴動的結果，某種攻擊性或報復的精神出現，有關政黨領袖通常優先做的工作就是做出具有愛德精神的「新法」。不幸地是，這種精神並不能平息每一個暴力衝突的狂潮。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致力大公主義的人通常需要做出真正英勇的抉擇。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再肯定的是，承認我們的兄弟情誼，並不是一種寬宏大量的善心行為，或是一種含糊的家庭精神。它根基於承認唯一洗禮及其隨之而來的責任，就是光榮天主於其工作之中。
<大公運動原則及規範之應用指南> 表達了這份希望，即洗禮能夠為彼此相互和正式承認(註七十)。這要比一項大公主義禮貌性的行動更有意義；因為它構成一項基礎教會學的宣言。 值得回想一下，聖洗聖事在建設教會上的基本角色，已因多邊的交談而清楚顯露出來了(註七一)。
43. 越來越常有一些基督徒團體的領袖們，結合在一起以基督之名，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表明立場，即關切人的聖召和自由、正義、和平以及世界的未來。以這種方法，他們「傳達」了構成基督徒使命的任務之一：即以務實的方式向社會提醒天主的聖意，警告權威當局及其追隨者，切勿踏出導致踐踏人權的一步。很清楚地，正如經驗告訴我們的，在某些情況下，基督徒聯合的聲音比任何一個孤立的聲音更有強烈的影響力。 不只是那些團體的領袖們參與合一的工作。來自所有團體的許多基督徒，因著他們的信仰，共同參與這項改變世界的英勇計劃，即以諄諄教誨的方式，要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需求，特別是貧窮的、卑下的和無助的人。在我的通諭「論關懷社會事務」裡，我高興地提到這一項「合作」，強調天主公教會不能不參與這些努力。(註七二)實際上，那些曾經一度單獨行動的基督徒，如今都因這個緣故結合起來了，為使天主的仁慈獲得勝利。 這種思考與行動的方式，已經就是福音的方式了。因此，我再一次肯定我第一道通諭「人類的救主」中所寫的，我曾經「堅持這一點，並在遇見我們其他基督徒兄弟的所有層面上，鼓舞一切力量往這方向走」(註七三)。我感謝天主「為祂在其他教會和教會團體內，並藉它們所達成的；正如同藉天主公教會所達成」(註七四)。今天，我滿意地看到，浩大的大公主義合作網已在不斷地成長。也要感謝「世界基督教協會」的影響，它在這一領域上頗有成就。
44. 在大公主義的合作上可觀的進步，也出現在其他的領域中，即天主的聖言部份。首先我想到的是為不同語言族群的聖經合一譯本的重要性。隨著梵二大公會議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 的發佈，天主公教會不能不歡迎這一方面的進展(註七五)。這些由專家所預備的譯文，通常都提供一個堅固的基礎，作為祈禱和所有追隨基督者的牧靈活動之用。任何一個想起對聖經的爭論如何嚴重地導致分裂的人，特別是在西方，都會賞識這些共同譯文代表著向前邁進重要的一步。 45. 對應天主公教會所實行的禮儀革新，某些其他教會團體也已努力革新他們的崇拜。有些團體根據大公主義層次上所表達的建議(註七六)，已放棄他們很少舉行主的晚餐禮儀的習慣，而選擇了每主日舉行。再者，當我們比較那些用在西方各不同基督教團體的禮儀週期的讀經，它們顯示出基本上是相同的。同樣在大公主義的層面上(註七七)，也給與禮儀和禮儀的象徵記號(聖像、伊岡畫像、祭衣、燈光、獻香、手勢)相當特殊而顯著的地位。此外，在那些訓練聖職人員的神學學校，歷史學和禮儀意義的課已開始成為課程的一部份，為因應一種新的需求。 在聖事生活上一些不同觀點已有漸趨一致的信號。當然，由於在信仰的事物上仍有爭議，現在還沒有可能在一起舉行同一感恩祭禮。然而我們仍熱切渴望，能聯合一起來舉行主的唯一感恩祭，而這個渴望本身，已經是一項共同讚美的祈禱，一項一致的懇禱。我們一齊向聖父訴說，並且我們「同心」日益加強地這樣做。有時，我們似乎已接近終於能夠確認這「真實而未完全的」共融。一個世紀前，誰能想像得到這樣的事情呢？ 46. 就此情況來說，這是一個喜樂的泉源，當注意到天主公教會的聖職人員，在某些特別的個案中，可以施行聖體聖事，和好聖事和病人傅油聖事給那些尚未與天主公教會完全共融，但卻有高度渴望要領受這些聖事，自由地請求這些，並宣示天主公教會關於這些聖事所相信的信仰的基督徒。相反地，在特別的個案中和在一些個別的情況下，天主公教徒也可以從其他教會的聖職人員那邊，要求這些同樣的聖事，只要在那些教會中，這些聖事是有效的。為這樣的互惠接納的條件，已有一些明確的規則；為促進大公主義的緣故，這些規則必須受到尊重(註七八)。
47. 交談不只局限在有關教義方面，而是整個「人」積極的投入，它也是一項愛的交談。大公會議曾聲言：「天主公教徒必須欣然承認並珍視在分離的弟兄姐妹中發現的，從公共遺產中所流露的那些真正的基督資產。在為基督作証而有時竟至捨生者的生活中，承認基督的富饒與德能，這是公平而有益的，因為天主在自己工程中，常是可奇而值得讚嘆的」(註七九)。48. 48. 天主公教會的成員和其他基督徒，從大公會議時就已建立的關係，使我們能夠發現，天主在其他的教會團體的成員中所有的成就。這一種在不同的層面上，和這些團體的牧人和會友直接的接觸，已使我們認識到其他的基督徒，為天主和為基督所做的見証。因此，一個寬大而嶄新的領域，已為整個大公主義經驗開放，同時這也是我們這時代最大的挑戰。難道二十世紀不是大見証的時代，直到「傾流熱血」？難道這種見証不也包括不同的教會和教會團體，它們從被釘十字架與復活的基督而得名號？ 這樣的一個聖德的共同見証，忠於唯一的主，具有大公能力且格外富有恩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清楚指出，呈現在其他基督徒之間的要素，能貢獻為啟發天主公教徒之用：「不應忘記，凡在分離弟兄中，藉聖神恩寵而成就的事，也可以幫助我們上進。任何真正屬於基督的事物，不特不違反真正的信仰，而且常能使我們更完善地接近基督和教會的奧跡」(註八十)。大公主義的交談，一如一項救恩的交談，必定會鼓勵這一個過程，它已有了好的開始，並往前邁向真實而又圓滿的共融。
49. 基督徒之間的接觸和他們所從事的神學交談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共融的成長。接觸與交談兩者都使基督徒意識到，他們共同所有的信仰的要素。如此一來可以進一步強化他們為全面合一的努力。在這一切之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依然是一個動機與方向的強而有力的泉源。
教會憲章在論天主公教會的教導之後，接著承認在其他教會和教會團體中，可找到得救的要素(註八一)。這並不只說，覺查到一些被動地呈現在那些教會和教會團體中的靜態要素。以它們是基督教會之要素而論，本質上，它們就是再建立合一的一種力量。因此，追尋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一件選擇或權宜之事，而是一項源於基督徒團體之原有本性的責任。 同樣地，繼續與主要基督徒團體的雙邊神學交談，從承認已有的共融的程度作為開始，為要繼續討論那些特別爭議的領域。上主已使我們這一世代的基督徒得以減少在傳統上有爭議性事物的數目。
50. 關於這一點，首先必須要承認，要特別感謝天主的助祐，因為我們與東方的教會的聯繫，經由幾個世紀來的減弱，藉著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而得到強化。從這些教會的觀察員出席在大公會議上，和西方各教會和各教會團體的代表們一起，公開地；在這個天主公教會最莊嚴隆重的時刻，表明他們共同的意願，要追尋共融的再建。 在大公會議這一方面，以客觀及深切的情愫看待各東方教會，著重在它們教會的本質，和結合它們與天主公教會的共融的真正聯繫。大公主義法令指出：「在這些教會中藉著主的感恩祭，天主的教會得以建立成長」。緊接著，它又加上：「這些教會雖然與我們分離，卻仍保有真正的聖事，特別是「藉著宗徒的傳承」而來的司祭職和聖體聖事，因此他們和我們仍舊密切聯繫」(註八二)。 論到東方的各教會，大公會議承認它們偉大的禮儀和靈修的傳統，它們歷史發展的特殊本質，來自極早期並且為教宗們和歷屆大公會議所贊同的戒律，以及它們自己表達教導的特有的方式。大公會議堅信承認合法的多樣性並不違反教會的合一，反而更加強它的光輝，並大大地促進它使命的達成。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想在已存的共融上建立交談的基礎，它引起我們對東方各教會高貴事實的注意：「為此，本屆神聖會議勸勉眾人，尤其是願致力於恢復東方教會與天主公教會之間所期望的完全共融的人們，應對東方教會的起源及其成長的特徵，加以適當的思考，並對他們與羅馬聖座間的關係在分離前的性質，予以正確的評價」(註八三)。 51. 大公會議的方法証實了這兩方面皆有所收穫，一是藉著愛德的交談而導致的穩定成熟的兄弟關係，另一方面是在天主公教會與東方正教間神學交談國際聯合委員會架構中的教義方面的研討。它同樣地也証實了在與東方古老教會之關係上多有斬穫。
52. 關於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區，我們剛提到的過程，因雙方彼此的開放而開始，一方面是由教宗若望廿三世和保祿六世，而另一方面則由大公宗主教阿典納哥拉斯一世和他的繼位人。這結果導致的變化，在教會公報上有歷史性的表白，藉此「從記憶中和從教會中去除」(註八四)絕罰的紀憶，那件九百年前的絕罰，在一０五四年，曾成為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分裂的記號。充滿著大公主義承諾的這件教會大事，就發生在大公會議最後幾天裡，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大公會議以一個莊嚴的行動來結束，一方面立即治癒了一件歷史上的回憶，一項相互間的寬恕，另一方面則是努力追求共融的堅定承諾。 這一項舉動曾由教宗保祿六世和宗主教阿典維哥拉斯一世兩人的會面為先導，他們的會面是於一九六四年元月在耶路撒冷，正當教宗到聖地朝聖的時候。那時，教宗保祿六世也會見了本尼迪托斯(本篤)，東正教會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後來，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五日在伊斯坦堡的法納耳(Phanar)，拜訪阿典納哥拉斯宗主教，而在同年十月，宗主教就在羅馬受到隆重的接待。這些充滿祈禱的聚會，畫出了一條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之間，恢復友誼的道路，也是一條再建合一的道路，這合一曾是雙方在第一個千年裡所共同分享的。
隨著教宗保祿六世的死亡和教宗若望保祿一世短促的教宗任期，當羅馬主教的職務落在我身上時，我就認為這事是我教宗任內第一要務，要重新與大公宗主教迪米特里奧斯一世做私人的接觸，迪米特里奧斯一世在那時，正繼承宗主教阿典納哥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座。在我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到法納耳訪問期間，宗主教和我終於能夠決定，在天主公教會和所有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座有法典上共融的東正教會之間，要開始神學上的交談。關於這一點，似乎應該加上，那時候想要召開東正教會未來的一次大公會議的準備工作已經上路。追求他們之間的和諧提供了這些姐妹教會的生命與活力；就是他們受邀，在走向合一的道路所要扮演的角色來看，這也是深具意義之事。大公宗主教決定要回拜我的訪問，而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就欣然歡迎他到羅馬，以深切的情感和合適的隆重盛禮來接待他。就在這一種教會兄弟友愛的氣氛下我們提到實踐的問題，到如今已經有好幾年了，歡迎一個從大公宗主教區來的代表團，到羅馬來過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慶節，同樣地，照習慣也派聖座的一個代表團到法納耳去參加聖安德的隆重慶典。 53. 其他暫且不談，這些正常的接觸，使訊息和意見的直接交換成為可能，為的是促進兄弟般的合作。此外，一起參加祈禱，使我們習慣於再一次肩並肩地生活在一起，並幫助我們接受上主對祂教會的旨意，並將之付諸實行。 在我們從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即已開始的旅程中，必須要提到，至少有兩件對東西兩方的關係特別具有偉大的大公主義意義的有力事件。其中第一件是一九八四年的慶典，為紀念聖啟祿和聖默道兩位聖人福傳工作第一千一百週年，這個機會使我能夠宣佈這兩位斯拉夫人的聖使徒，斯拉夫人信仰的報信者，為歐洲的共同主保。在一九六四年，大公會議期間，教宗保祿六世已宣佈聖本篤為歐洲的主保。聯合這兩位從得撒洛尼來的兄弟與西方修道生活的創立者，間接地作為標示教會與文化的雙重傳統，這雙重傳統已証實為兩千年來影響歐洲歷史的基督信仰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值得我們回想起聖啟祿和聖默道是來自他們時代的拜占庭教會；當時，後者仍是與羅馬共融的。在宣佈他們連同聖本篤一起作為歐洲的主保，我的意向不僅是再肯定基督信仰在歐洲的歷史真理，而且也是要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交談，提供一個重要的議題，這東西方的交談自從大公會議以後的階段，已掀起希望的高潮。在聖啟祿和聖默道的身上，就如同在聖本篤身上，歐洲可再發現它靈修的根。現在，當基督降生的第二個千年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們應該同時受到敬禮，作為我們過去的主保，也要作為歐洲各教會與國家托付他們未來的聖人。 54. 另一件令我欣悅地要提起的事件，是慶祝俄羅斯人受洗的一千年週年慶 (988-1988)。天主公教會，特別的是我們這一個宗座，渴望著要參加這週年慶典，並且也設法要強調，給基輔的聖弗拉第彌付洗，在世界的福傳工作中，曾是一個關鍵事件。偉大的東歐斯拉夫國家皆因 這事件而得到他們的信仰，那些生活在烏拉山之外和遠在阿拉斯加之外的民族也是一樣。
55. 大公會議文件 <大公主義法令> 在歷史的觀察中認為合一，無論如何，曾在第千年已體驗過了，而如今在某些意義上，可作為一種典範。「本屆神聖會議樂於向大家提示…在東方有許多個別的或地區性的教會存在著，其中首推宗主教教會；其中有不少教會，以其由宗徒們親手開創而自豪」(註八七)。教會的旅程於五旬節那天由耶路撒冷開始，而當時向人群世界（Oikoumene）的發展，是圍繞著伯多祿和十一位宗徒為中心
(參閱宗二14)。在西方和在東方，教會的結構都是傳自宗徒的遺產。在第一個千年的期間，她的合一是維持在那同樣的結構之中，藉著主教們，宗徒們的繼承人，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之中。如果今天在第二個千年的結束之際，我們正在尋求重建完全的共融，那麼就應該朝著那種合一，在那種結構下去尋求。 56. 追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並在早期傳統的光照下，再次成為常例，屢次談到個別的或地方的教會，聚集在他們主教的周遭，成為「姐妹教會」。再者，取消彼此間的絕罰，藉著消除一個充滿痛苦的法典和心理上的障礙，是走向完全共融之路上深具意義的一步。 在分裂前已存在的合一的結構，是一個經驗的遺產，它將引導我們共同的步伐，邁向完全共融的重建。顯然地，在第二個千年的期間，上主並未中斷賜與祂的教會豐富的恩惠與成長的果實。然而，不幸地，在西方與東方的教會間，逐漸彼此疏離，失去了他們彼此交流與合作的恩惠。賴天主的恩寵，也需有極大的努力以重建他們之間完全的共融，即基督的教會益處的泉源。這個努力要求我們全部的善意、謙卑的祈禱和不屈不撓堅定的合作。聖保祿力勸我們：「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迦六2)。宗徒的勸勉為我們是多麼中肯切題！「姐妹教會」的傳統稱呼，應永遠伴同我們走這條道路。 57. 遵照教宗保祿六世所表明的期望，我們所聲言的主張，是要共同在合法的多元中，再建完全的合一：「天主答應我們在信仰中，領受宗徒們所看到的，所了解的，以及向我們所宣報的事物」。藉著洗禮「我們在基督內已成了一個」(迦三28)。藉著宗徒的傳承，我們因司祭職和聖體聖事，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藉著分享天主賜給祂的教會的恩寵，我們都被帶入與聖父的共融之中，藉著聖子在聖神內，…每一個地方教會中，都有天主這個愛的奧秘在工作，而無疑地，這就是傳統上美麗的稱呼「姐妹教會」的基礎，而各地方教會也喜歡以此互相稱呼(參閱大公主義法令14)。好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都過著「姐妹教會」的這種生活，一起舉行過大公會議，以捍衛信仰的寶庫，對抗所有的腐敗。而現在，在一個長時期的分裂，和彼此之間的誤會之後，上主正使我們能夠發現我們自己可再一次成為「姐妹教會」，而無視那些曾一度阻隔在我們中間的障礙的存在」(註八九)。如果今天，在第三個千年的門檻前，我們追尋再建立完全的共融，就必須要為達成這個事實而工作，並將此事實引為證例。 與這一個光榮的傳統相聯繫，為教會是最有益的。如同大公會議提出的：「東方教會從開始就有豐富的富藏，西方教會曾從中取用了不少有關禮儀，靈修傳統和法律的事」(註九十)。 大公會議並不自限於強調東方與西方教會間的相同點。根據歷史的真理，它毫無猶豫地說：「有時一方較另一方更為領悟啟示奧跡的某些觀點，或解釋得更為妥切，並不足以為奇。在這種情形下，這些不同的神學解釋與其視為衝突，不如視為相輔相成」(註九三)。共融是藉教會間恩寵的交流，一旦他們彼此相輔相成，就變得更有成果。 58. 由一個已存在的信仰共融的再肯定，梵二大公會議引伸出牧靈的結果，這些為信友的日常生活和推進合一的精神很有用。由於在天主公教會和東正教會間非常接近的聖事聯繫，
<東方天主教會法令> 曾聲言：「牧靈經驗清楚地告訴我們，對東方弟兄們而言，可以且應該考慮每個人的不同環境，其中不僅不損及教會的合一，也沒有應避免的危險，而且為救靈魂及人們的神益是迫切需要的。因此，天主公教會按照時、地、人的環境，曾經多次採取了，且仍在採取緩和的辦法，藉參與聖事及其他聖禮與聖儀，給所有的人提供得救的方法和基督徒彼此相愛的見証」(註九四)。 在大公會議後這些年來經驗的光照下，這一個神學和牧靈的方向已合併在法典的兩條法規之中(註九五)。且已在 <大公運動原則和規範應用指南> 中，從牧靈的立場得到明確的論述(註九六)。 在這麼重要且敏感的事件中，牧人們必須謹慎地教導信友，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兩個特別的理由，一是在禮儀崇拜中的分享，一是支配這事的一些不同的規則。我們總不應該漏掉重視聖事分享中的教會學含意，特別是在至聖聖體感恩祭禮的分享。
59. <天主公教會與東正教會神學交談國際聯合委員會> 自從在一九七九年設置以來，穩定地工作，研究彼此同意所決定的領域，朝著重建兩個教會間完全共融的計劃進行。這個建基在信仰合一的共融，隨著經驗的腳步和古老教會的傳統，將在共同舉行神聖的感恩祭禮中，找到它的圓滿。在積極的精神，並在我們既有的共同基礎上，這聯合委員會已能做出實質的進步，如同我與我可敬的弟兄迪米特里奧一世，大公宗主教聖座，能夠一齊聯合聲明一樣，這聲明的結語是：「天主公教會和東正教會已能一齊宣認在教會奧跡中的共同信仰，以及在信仰和聖事間的聯繫」(註九七)。委員會因此也承認「在我們的教會內，宗徒的傳承是天主子民的聖化與合一的基礎」(註九八)。這些都是繼續交談的重要指標。此外，這些聯合宣認正代表著天主公教會和東正教會從現在開始，能夠在我們的時代產生一個忠實和合一的共同見証的基礎，為使上主的名受稱頌、受光榮。 60. 最近，這國際聯合委員會，在有關天主公教會與東正教會重建完全共融應遵循的方法，這個極敏感的問題上，邁出了頗具意義的一步，這問題過去常令天主教和東正教的關係成為棘手。委員會為要對這個問題作一個積極的解答，它將教義的基礎，放置在「姐妹教會」的教義基礎上。在此，顯然地，走向完全共融所要追隨的方法是真理的交談，須以愛的交談來培養和支持。承認東方天主教會有權利，擁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結構和實行他們自己使徒工作，此外，這些教會實際參與友愛的交談和神學的交談，不僅推動了居住在同一地區內的東正教會和天主公教會之間一種真實和兄弟般的相互尊重，而且也將促進他們聯合致力於合一的工作(註九九)。向前的一步已經踏出了，承諾必須繼續。如今已經有了舒緩張力的記號，因此將可使追尋合一的工作更有成果。 關於那些與天主公教會共融的東方天主教會，大公會議以這些話表達它的敬意：「感謝天主，因為不少東方教會的天主教友…已經和保存西方傳統弟兄們，生活在完整的共融中。本屆神聖會議聲明；在不同的傳統中，全部的靈修、禮儀、紀律及神學遺產，都是屬於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註一ＯＯ)。當然，東方天主教會，在大公主義法令的精神下，在愛的交談和在神學的交談中，無論是地方和國際性的幅度上，將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因此，可提供相互了解和繼續追求完全的合一(註一Ｏ一)。 61. 由以上看來，天主公教會無比地渴望，東西兩方之間的完全共融。她在第一個千年的經驗中，已找到這一方面的靈感。的確，在那個時候，「教會生活的不同經驗發展，並沒阻止基督信徒，藉著彼此的關係，繼續感到他們在任何教會中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因為藉著基督在聖神內，對唯一聖父的讚美，是從他們所有的人中興起的，且是在一種令人驚嘆的多種語言與曲調之中；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舉行感恩祭禮，這不僅是靈修和倫理生活，而且也是教會特有結構的核心與典範，是在宗徒的繼承人，主教的領導下呈現在不同的職務與服務之中。早期的歷屆大公會議都是這種在多元中持續合一的動人見証」(註一Ｏ二)。在幾乎一千年之後，合一如何能夠恢復呢？這是一個天主公教會必須完成的大任務，同樣也是落在東方正教肩上的任務。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由聖神的光與德能所引導的持續的相關交談。
62. 在梵二大公會議後的那段時期，天主公教會，也以不同的方法以快或慢的速度，恢復了與東方古老教會的兄弟般的關係，這些教會曾經不接受厄弗所和加彩東大公會議的信理系統。所有的這些教會，都派官方觀察員參加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他們的宗主教以他們的造訪來表示對我們的尊重，而羅馬的主教也能與他們交談，如同兄弟在久別之後，高興的重逢一樣。 與東方古老教會回到兄弟般的關係，對那經常處在敵視和悲慘狀況的基督徒是信仰的見証。這是一個具體的標誌，即我們如何能不管歷史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障礙的存在，而聯合在基督內。而特別是關於基督論，我們已能聯合這些教會中的某些宗主教們，宣告我們共同信仰耶穌基督，真天主亦真人。教宗保祿六世在他可敬的回憶中，與聖座薛努達三世，科普特正教的教宗和宗主教(註一Ｏ三)，和至福雅各伯三世，敘利亞正教的安底約宗主教(註一Ｏ四)簽署了一些宣言。我自己也有幸批准這一份基督學的同意書，並使它作為與教宗薛努達(註一Ｏ五)進一步交談、和與敘利亞的安底約宗主教莫爾依納爵匝卡伊瓦士(註一Ｏ六)牧靈合作的資料。 當衣索比亞教會可敬的宗主教阿布納保羅，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到羅馬來回拜我的時候，我們一起強調，在我們兩個教會之間，存在著深切的共融：「我們分享從宗徒傳遞下來的信仰，也有同樣的聖事和同樣的聖職，根源於宗徒的繼承…此外，今天我們能夠肯定我們在基督內有唯一的信仰，即使長時間以來，這曾是我們之間分裂之原」(註一Ｏ七)。 最近，上主曾賜給我很大的喜樂，能與東方敘利亞宗主教，聖座瑪爾丁卡四世一起簽署一份有關基督學的共同宣言，宗主教為了這個目的，選擇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到羅馬來拜訪我。斟酌不同的神學系統，我們終於能夠一起宣認對基督的真信仰(註一Ｏ八)。我願意對這一切以真福童貞女的話來表達我的喜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的偉大」(路一46)。 63. 大公主義的接觸，終於能夠對基督學的一些傳統性爭論，做了基本的澄清，使我們能夠一起宣認我們共同的信仰。再一次，我們必須要說，這一個重要的成就是真正的神學研究和兄弟友愛交談的一項成果。不僅如此，這為我們是一種鼓勵：因為它告訴我們，所追隨的道路是正確的，而我們能夠合理地希望一起去發現其他爭議性問題的解答。
64. 為在所有基督徒之間再建合一的大計劃裡，<大公主義法令>也提及與西方的各教會及各教會團體的關係。想要營造一種基督徒兄弟之情和交談的氣候，大公會議將它的指標放在兩個全面性思考的上下文中：一個就是歷史上的和心理上的本質，另一個則是神學和教義上的本質。在一方面，這個法令肯定：「一些教會和教會團體在中世紀的末葉，於西方發生大動亂時，或在較晚時期，與羅馬宗座分離。但因以往許多世紀以來，基督徒在教會共融中度過長久的生活，結果使那些教會和天主公教會仍保持特別的近似性與關係」(註一Ｏ九)。另一方面，以同樣的現實，同一文獻聲言：「同時，我們必須承認，一方面，這些教會和團體之間，另一方面，則是與天主公教會之間，存有若干非常重要的差異，這些差異點的本質不僅是歷史的、社會的、心理的及文化上的，而且特別是在啟示真理的詮解方面的」(註一一Ｏ)。 65. 共同的根和類似的考量，縱有區別，已在西方的天主公教會和起源於宗教改革的西方各教會和各團體中導引著發展。因此，他們分享他們是「西方」的特性。他們的「差異性」，雖然重大，一如上面指出的，並不因此排除彼此交互的影響和互相補足。 66.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並不想給「後改革的基督宗教」作任何的「描述」，「這些教會和教會團體由於起源，教理及靈修生活的不同，不但和我們有所差異，而且他們彼此間亦大相懸殊」(註一一一)。
再者，這法令也觀察到，大公主義運動及與天主公教會和平相處的願望，尚未普遍建立(註一一二)。縱然情況如此，大公會議仍要邀請他們來交談。 大公會議的法令，企圖要「提出一些觀念，使之能夠，並應該可作為大公主義交談的基礎與動機」(註一一三)。「我們心目中首先所顧及的，是那些基督徒：他們為光榮父、子、聖神唯一的天主，公開承認耶穌基督是天主、是主、是天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註一一四)。 這些兄弟姐妹，他們推動愛護並尊崇聖經：「他們向聖神呼求，在聖經內尋求藉基督向他們說話的天主，這位基督乃先知所預言，為我們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他們藉著聖經，默想基督的一生，並默想具有天主性的導師，為了我們的得救所作的一切，尤其是祂的受難和復活的奧跡…他們承認聖經中的天主性的權威」(註一一五)。 同時，無論如何，他們「在有關聖經與教會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看法卻與我們的不同，因為依照天主公教會的信仰，在詮釋和宣講書之於冊的天主聖言上，教會真確的訓導權佔有特殊的地位」(註一一六)。即便如此，「為獲得救主向眾人所提出的合一，在天主全能手中，聖經對於交談仍是最卓越的工具」(註一一七)。 再者，聖洗聖事，這是我們所共有的聖事，代表著「那些藉聖洗聖事而得重生的人，即因此在他們中間形成聖事性的合一聯繫」(註一一八)。我們共同的聖洗聖事在神學、牧靈和大公主義上的關聯多而且重要。雖則這一件聖事本身「只是一個開始和發端」，它是「引導人去表白完整的信仰，去加入完整的得救機構，一如基督所願望的，最後終能完整地投入聖體的共融中」(註一一九)。 67. 宗教改革時期出現的關於教會的教義的和歷史的爭議，就是聖事和聖秩職務。因此，大公會議呼籲「凡關於主的晚餐，以及其他聖事、敬禮、與教會的職務等教理，都應是交談的主題」(註一二Ｏ)。 <大公主義法令>，提到「後改革」(Post-Reformation) 的團體「從聖洗聖事而來的合一，在他們與我們之間尚不完整」，它也察覺到「特別因為他們沒有聖秩聖事，因而沒有完整地保存聖體奧跡的本質」，即使「當他們在聖餐中紀念主的死亡與復活時，他們承認共融於基督的生命，並期待基督光榮的來臨」(註一二一)。 68. 法令並不忽略靈修生活和它的倫理的影響：「這些弟兄日常的基督化生活，受他們對基督的信仰所滋潤，並為聖洗的聖寵及聆聽天主聖言所維護。這可從他們的個人祈禱，默想聖經，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和聚會讚美天主的崇拜儀式中顯示出來。此外，他們的禮拜，有時帶有和我們共有的古代禮儀之顯著要素」(註一二二)。 此外，大公會議文件並不自限於這些靈修、倫理和文化的觀點，而要伸展它的鑑賞力到呈現在這些兄弟姐妹中間，活潑的正義感，和對其他人的誠懇的愛德。它也不忽視他們在使社會條件更合乎人性，以及推展和平的努力。所有的這些都是誠摯渴望效忠於那作為基督徒生命泉源的基督教訓之成果。 因此，文件上就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在道德和倫理的領域上，為我們的時代顯得越來越迫切：「這些基督徒當中，有不少人對福音上的倫理教訓，確與天主公教徒有不同的解釋」(註一二三)。 在這一廣大的領域裡，關於福音的倫理原則和它們的應用，有不少交談空間。 69.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表達的希望與邀請已付諸實行，而與遍及全世界的西方各個不同的教會和基督徒團體的雙邊神學交談，也逐漸展開。 再者，關於多邊的交談，早在一九六四年的時候，即開始進行與世界教會協會一齊設立「聯合工作小組」，而自從一九六八年，天主公教會的神學家們，被允許成為協會神學部，即信仰與教制委員會的完全會員。 這一個交談已經也將繼續產生成效並充滿希望。大公會議的法令所提議的論題都已提出過，或在最近的將來可被提出。這些以奉獻精神來從事的，對不同的雙邊交談的反省工作，值得所有致力於大公主義工作者的讚美，這些反省集中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諸如：聖洗聖事，聖體聖事，被祝聖的聖職，聖事和教會的權威和宗徒的傳承等。結果，出乎意料的，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已顯露曙光，而同時也了解到，某些問題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70. 這個困難而纖細的探討，牽涉到信仰的問題和尊重每一個人自己的良心以及他人的良心，都要以天主公教會和其他教會和教會團體的祈禱來陪伴和支持。為合一祈禱，已經深深地根植並遍佈在整個教會身上，顯示出基督徒的確看到大公主義的重要性。正是因為追求完整的合一，要求信徒們互相詢問有關他們信仰唯一的主的問題，祈禱是啟迪真理的泉源，而這真理必須要完整地被接受。 此外，藉著祈禱，追尋合一，絕非只限制在一群專家身上，它應為所有已受洗的人來共同分擔。每一個人，不論他們在教會中的角色或教育的程度，都能以一種隱密而深遠的方式做出一個有價值的貢獻。
71. 我們也要為一切証實在合一道路上有所進展的事件，感謝天主上智的助祐。除開神學的交談外，也應該提一些其他形式的接觸、共同祈禱和實際的合作。教宗保祿六世藉著他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在日內瓦訪問世界教會協會總部，以及他與不同教會和教會團體的代表一起的許多會議上，曾強烈鼓勵這一方面的進行。這些接觸大大地助長彼此間的認識，並加強基督徒的兄弟情誼。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在他非常短促的教宗任期之中，也曾表達了他渴望繼續走這一條道路(註一二四)。上主使我接受了這項工作。除了在羅馬召開的一些重要大公主義的會議外，在我牧靈訪問中，也有重要的部份，適當地從事助長基督徒的合一。而我的旅行中也有些優先專為大公主義，特別是在那些天主公教會的團體比「後改革」的團體相對為少數的國家，或那些後者在當地社會信仰基督的人中佔有重要比例的國家。 72. 這為歐洲國家尤為真實，因為分裂首先出現在這些國家中，其次是為北美洲。關於這一點，不想減少其他的訪問的重要性，但我特別要提到在歐洲內的那些訪問，一九八０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七年四月到五月，兩次到德國；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到了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一九八四年六月到瑞士；以及一九八九年六月，到斯堪地納維亞和北歐國家(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和冰島)。在一種喜樂、相互尊重、基督徒情誼和祈禱的氣氛中，我遇到過這麼多的兄弟姐妹，大家都盡心盡力地要效忠福音。看到這一切，為我是一種鼓勵的大泉源。我們經驗了上主臨在於我們中間。 在這一個點上，我想提及一項出於兄弟之友愛，帶著極明確的信德的証明，並帶給我極深刻的印象。我說的是，我到斯堪地納維亞和北歐的旅途期間，我在芬蘭和瑞典都是擔任主祭的感恩祭禮。在領聖體的時候，路德會的主教們都走到主祭面前。他們希望，以一個同意的手勢，表示他們渴望那個時刻，就是當我們，天主教徒和路德會友，能共同分享這同一個聖體祭獻的時刻，而他們想領受主祭者的降福。在愛中我降福了他們。這同樣的充滿豐富意義的手勢，在羅馬又重複了一次，就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我在法爾聶塞廣場
(Piazza Farnese)主持的瑞典的聖伯吉達列聖品六百週年慶典的彌撒中。 在海洋的另一邊，我也碰上了類似的感受：在加拿大，於一九八四年九月；而尤其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國，在那裡我們注意到了一個大公主義的大開放。例如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在南卡洛利納州的哥倫比亞所召開的大公主義的會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件事實的本身，即這種會議定期在教宗和這些起源於宗教改革的教會和教會團體的兄弟姐妹之間召開，其本身就很重要。我深深的感謝他們熱誠的款待，一方面來自不同團體的領袖們，另一方面則是整個團體。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認為在哥倫比亞，以家庭為主題所舉行大公主義的聖道禮儀，頗具意義。 73. 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大公會議之後的時期，和在各地方教會內，以基督徒合一的名義而有的許多計劃和活動成立起來，這些計劃和活動在許多層面產生了剌激的作用，即在各主教團、個別教區和堂區的層面，以及在不同的教會組織與運動的層面。
74. 「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瑪七21)。意向的堅定與誠實和信守教義的堅貞與忠誠，都要由他們應用到實際生活中來驗証。大公會議的大公主義法令，就注意到在其他的基督徒之間，「他們對基督的信仰，在讚美和感謝受自天主的恩惠之中產生果實。他們也有強烈的正義感，和對人的真誠愛德」(註一二五)。 我們剛略述的事物不只為交談，而且也為實際的合作上，是一塊肥沃的田園。「因著配合行動的信德，使他們為解救精神的和物質的窮困，為推進青年的教育，為改進生活的社會環境，以及在全球推行和平而設有許多機構」(註一二六)。 社會和文化生活為大公主義的合作提供充足的機會。基督徒愈來愈頻繁地一起為維護人性尊嚴、促進和平、應用福音在社會生活上、將基督精神帶進科學世界和藝術的領域而工作。他們發現他們自己愈來愈團結在一起，奮力去接觸我們這一時代的痛苦和需要：饑餓、天然災害和社會的不正義。75.
為基督徒而言，這種由福音本身所激勵而來的合作，絕不只是單純的人道主義行為。它有其理由存在於上主的話中：「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瑪廿五35)。如同我已經強調過的，基督徒之間的合作，清楚地表現了他們之間早已存在的共融的程度(註一二七)。 面對世界，在社會中聯合行動，在基督徒的方面，有一個聯合為主的名作見証的明顯價值。這也是一種宣講的形式，因為它揭示基督的面貌。 教義上的爭論，仍有著消極的影響，甚至限制了合作。儘管如此，基督徒之間早已存在的信仰的共融，為他們的聯合行動，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不僅是在社會的領域，而且也在宗教的範圍。 76. 就這一點而論，我如何能不提到大公主義的愛好和平，即由愈來愈大數目的基督徒在祈禱與行動上，並以穩定成長的神學上的啟發，所表達對和平的喜好？此事不可能不是如此。難道我們不相信耶穌基督，和平之王？基督徒在棄絕暴力，任何形式的暴力，從戰爭到社會的不正義上，已更加的團結起來。 我們是受召喚要盡更大力量，使這事能更為明白清楚，即宗教的動機並不是目前的突的真正原因，即便如此，不幸的，宗教仍有一個危險，即為政治和爭論的目的而被利用。 一九八六年，在亞西西，世界和平祈禱日期間，不同教會和教會團體，同聲向歷史的主祈求世界的和平。在那同一天，以一個不同卻相類似的方式，猶太教和非基督宗教的代表，也在一起為和平祈禱，和諧地表達出一種迴響在人類心靈深處，扣人心弦的感覺。 我也不想忽略為歐洲和平祈禱日，特別是為巴爾幹的和平，這引導我在一九九三年元月九至十日，回到聖方濟的城；還有一九九四年元月廿三日，在為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期間，我在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的那一台和平彌撒，為巴爾幹的和平，特別為波斯尼亞-赫塞哥維亞的和平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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