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學是一種神學上的異端，必須從神學的觀點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學造成教會問題，必須以健全教會的體制去防杜，去解決。
凱柏早就看到，對抗自由派神學，不能局限於講壇上的教導。1871年三月十四日，凱柏在阿姆斯特丹開始了一系列的講座，批判自由派神學，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貧窮。他指出，自由派神學不過是海市蜃樓，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後，這講座也推廣到荷蘭其他城市。
凱柏綜括自由派的錯誤信仰，仿照“使徒信經”的字句，代他們制訂了一個不信派的“信仰告白”，這樣說：
我，現代主義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穌不是基督，不過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進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對的；罪得赦免不過是人發明出來的。我相信所有人類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類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後的審判。
至於自由派人士，他們寧願陰謀經營，破壞教會的信仰，對於未經授權代勞的“告白”，非心所願。不過，這個“信仰告白”，揭發了自由派神學的真面目，直指他們只是敗壞的異端，使他們無所遁形；他們卻又無從反駁，辯說自己並不是那樣。同時，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謹防危險。當然，自由派對凱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時候，凱柏幾乎是孤軍奮戰，發出曠野的呼聲。但既然是神學上的抗爭，還是需要更多的凱柏，喚醒信徒，奮興教會，成為堅強的陣營。因此，成立學府，訓練神學生，作為教會的主幹，這需要就愈來愈顯明了。
至於改革教會的步驟，凱柏採取先糾合同志，成立團契，互相勉勵，共同禱告。參與的人，必須信仰保守，純正，重生歸正，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絕無錯誤的啟示，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也讓祂在個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權；並且遵奉主的差遣，傳揚福音；不但使個人得到救恩，還要進而為主征服社會和文化，讓基督作王。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盡力從現存教會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這個重建復興的目標不能達到，就出去建立不屬於國教的自由歸正教會(“自由”的意思是“自主”，與“自由派”大為不同)。
凱柏有堅定的信念，從不懷疑他的觀點，目標和行動，是正確的。他堅持，艱苦，孤單，忍耐，進展是緩慢的，但終於有了進展。
不過，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統信仰的信徒：他們寧願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規蹈矩的基督徒，而過平安喜樂的生活，卻不願牽涉入信仰的戰鬥。他們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動，愛而不熱，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領袖。他們不僅置身事外，而且對加爾文主義信仰心存畏懼，有時還加以批評攻擊。這對教會改革的阻力和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1886年， 凱柏和七十五名教會領袖，不見容於荷蘭國教會，遭受革除。申訴辯解，得不到結果。奮鬥多年的改革，不僅走了許多個第二哩路，更走到了盡頭。他們開始以“讀經”的名義聚會，結集的同道越來越多，都以為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堪救藥。於是，有約十萬信徒，二百個教會，正式脫離國教會，另組成荷蘭改革宗大會。
實在說來，那時的荷蘭國教會，並不盡是自由派(新派)，更遠說不上無神主義。在其中，也有許多是信仰純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國家教會，是以政治為前提，願意把全國維繫在一個宗教系統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們不曾有迫害教會的行動，也不曾限制他們身體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給予非國教信徒應有的權利。比起羅馬天主教來，荷蘭國教會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紀的英國聖公會也好得多。荷蘭的非國教基督徒，並不會因信仰而被監禁。簡單說：他們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認。
自由大學
他們把他從我擄去，
用他們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愛的兒郎，
曾經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親的怨訴”
作者是一位牧師。當他寫這首詩的時候，可能想到一個歷史的事件。
約在1360年，鄂圖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佔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作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作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佔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繼續不息，製造出反對真理的幹部。
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餘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懶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裏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仰嗎？似乎沒有甚麼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索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麼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 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回轉，否則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裏，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裏？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是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柏畢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將人的心意奪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開端，是教會的根本。因此，不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誘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僅要使被擄的歸回，還要進而裝備聖徒，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歸服基督”(林後一○：5)。
荷蘭獨立以後，是君主立憲政體。早在1848年的憲法，就明文規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過，當時的教會人士，沒有覺悟到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義者，正假借科學的美名，滲透各學府；神學的自由主義，也趁著理性主義的風勢，披上科學的外衣，反抗神的權威。在教會裏面，敬虔主義的餘波仍在。他們認為個人的救恩經驗是最要緊的，得救後的工作，則在於保持與神的關係，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當然，這是重要的。但問題在於他們太強調個人經驗，以為神學教條可以忽略，更進而反理性，反知識，幾於到以無知世事為美德的地步。這樣，不信的人順利的佔領了教育的領域。至於憲法對於高等教育雖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規定，在甚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等到信徒覺悟有此需要時，所遭遇的正是立法與實施的雙重難題。
有一段長時期，大家在討論，爭議。1876年，國會通過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從各方面看，那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法案。因為法案規定：私人或合法團體可以創立大學；但非國立大學的各科畢業生，必須再通過在國立大學的考試，以甄定確認他們的學位和證書，才可以獲得專業資格，不管他們的學術水準多麼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專業資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業；福音派非國立教會的神學畢業生，也不確定能為教會所接受。至於經濟方面，並不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就是說，像教會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學校，雖可以自由興學，但學生必須先納稅付足鄰舍的教育費用，再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結果還是次等的地位。
其他規定的條件是，非公立大學，必須籌有一定數額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員；必須具有五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自然科學院，和神學院，才可稱為大學(University)。至於考試，頒發學位等條件，與國立大學相同。
雖然，距理想尚遠，希望之門總算開了一條縫，只是不夠寬廣。
根基與原則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會(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獲得皇家認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 選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託人，正式進行大學的籌備事宜。
校名： 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國教教會約制的私立大學。
宗旨： 持守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信仰，不與自由主義(不信派)妥協， 造就尊基督為主的專業知識分子，在各個生活領域，使主的名得榮耀。
當正在進行籌畫的時候，試探來了。一位知名的國教教牧傳出消息，凱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Rutgers)被提名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教授。他們覺得，如果去為自由派的大學效勞，是叛離改革宗信仰原則，所以斷然拒絕了。他們放棄了榮譽，厚俸，安定的職位，寧願選擇艱難而不確定的窄路。
凱柏和他的同工們，在他們的先鋒報(De Heraut)上，剛一發布籌辦大學的消息，質疑和批評，以至反對的信件，就大批湧來。有的問：在我們這小國家，現有的大學難道不夠？何必再辦一所大學？有的懷疑：如此大學，沒有雄厚的財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詆斥辦一所狹隘加爾文信仰的大學，是破壞國家團結，跡同叛國。而自由派神學人士，則是深痛惡絕，咬牙切齒，極不願見到一所信仰純正的高等學府成立，如燈光照入黑暗，見證他們的不是。也有人對新大學的學術水準表示懷疑，不肯參與。還有人譏諷，說是凱柏的愚蠢。
成功在嚴
像基甸選擇他的精兵一樣，凱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 他發表了一個原則性的小冊子，題目是“嚴格說來”。 裏面宣告了三個原則：一. 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二. 嚴格採取科學治學；三. 嚴格認真辦事。
坦白說，辦一所大學，需要的是：財源，教員，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實際的籌備重任，多半落在凱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這實在是信心的考驗。他們都不是家財豐裕，但必須率先投入這艱鉅的事工。 從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通過他們二人為自由大學神學院教授，到正式開學期間，在不同的城市，各樣的團體，作推動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學正式開學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開學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羅宗座堂，舉行祈禱奉獻典禮。這標識著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獻甚麼呢？先要奉獻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們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獻辭，經文取自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19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製造刀槍”！這真是一個適切的題目，精警的觀察。正如當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識，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裝備，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聰明厲害，他們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奪取教會和聖徒的裝備，使他們不能傳佈福音，拓展主的國度。現在，教會覺醒的時候到了，聖徒們要起而從仇敵手中，取回軍器供應，取回教育的主權。
大學從小開始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蘭改革宗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也是凱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們共同的理想實現了：
自由大學誕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賢畢集，表現改革宗聖徒志同道合的表現行動，表現他們對於教育重要意義的認識。實在說來，這偉大的結集，就是一項教育，就是一個宣言。
自由大學的財源哪裏來？蘇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個簡單愉快的致辭，呈獻了十萬盾荷幣，作為政府規定的開辦費。一項有價值的事工，必須有人認知這事工的價值，認為值得儘量予以道義上和資源的支持。以後的經費，要憑信心仰望神感動屬祂有識之士的供應。這仿佛是一項互信之約。
自由大學的教授哪裏來？董事會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凱柏，洛哲斯，浩德莫克為神學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為法學教授； 狄盧(Dr. F.W.J. Diloo)為文學教授。
然後，風琴奏出信心昂揚的“以利亞”曲調，由大學創辦人凱柏博士致動人的開幕辭：“神在任生活範疇中的主權”，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點，揚起了自由大學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學的學生哪裏來？在開學那天，共有五名學生，都是為了維護真理，忠於真理，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不介懷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來到這裏。
他們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學生，借阿姆斯特丹蘇格蘭宣教會上課。但他們極為嚴肅認真，知道是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們發現在教堂的門上，有粉筆寫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門全絕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獄門上銘刻的字(見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誰惡作劇的寫在那裏，作為對他們的嘲諷。擦去了；第二天又寫上。但對於出入此門的師生來說，那毋寧是一個激勵，一項歌頌：他們敢於為主而冒險，棄絕一切屬世的希望，只求主的榮耀，為了真理。這是何等的見證！
1884年，董事會買下了一幢雄偉的四層樓建築。自由大學總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校十年之後，在1890年，自由大學仍在艱苦掙扎中。經濟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發展基金，仍然沒有達到學術上的光榮成就，仍然沒有全國性的聲譽。
雖然艱苦，仍然前進。師生們與董事會合作，堅持信心和犧牲奉獻的精神，不畏反對和攔阻。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國立大學同等的待遇。有時，向國家教會商量，借教堂作大規模的聚會，也遭到拒絕。
在暴風雨中，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長，壯大。學生數目達到約九十名；而那時，三所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也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凱柏離世的時候，自由大學有學生二千名以上，教員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國立的大學相提並論。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學已經列名世界著名大學之林；有教員六百餘，全時間學生一萬二千名以上，圖書館藏書六十餘萬冊。
凱柏憑信心種下的種子，發展長大了。芥子成了樹。
自由大學現址於荷蘭首府阿姆斯特丹
文將凱柏
“文將”？這個名詞，可能聽過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說武將，是將帥軍伍，領兵打仗。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是用血氣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戰爭。凱柏博士在領導信仰的戰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稱之為文將。
1869年的時候，凱柏還在悟垂克牧會，史維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鋒報(De Heraut)， 來約請凱柏為副總編輯。前鋒報是荷蘭全國性的綜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維思任總編輯。凱柏一向堅信文字的功效，以為可以啟發教育讀者，宣揚教會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載了凱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就經常有凱柏的作品發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凱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職。剛過二星期，前鋒報總編輯史維思博士猝然逝世。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凱柏只得答應發行人請求，暫攝總編輯，到年底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鋒報發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期，凱柏特地撰文記念史維思的生平與事工。
在那年的末後幾個月裏，凱柏發起組織前鋒社。只有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以聖經為個人和國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為社員。宗旨是傳播歸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觀點。他們決定買下前鋒報，於1871年一月起改組發行；由凱柏博士為總編輯。在首頁刊頭，揭櫫該刊的宗旨：
“為了自由國土上的自由教會與自由學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發行。凱柏負擔起這項額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開的講壇，每周可以向讀者講話。他的影響力，也更加廣大而深遠。
同心的戰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時，全國基督徒教育協會在那裏開會，凱柏結識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見投契。葛瑞恩是研究歷史的基督徒學者，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亂和流血，知道病根禍階，正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無神無主”。他的深思遠見，使他知道，為免蹈於同樣的暴亂，荷蘭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讓基督在個人生命與國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凱柏多年深研加爾文主義的結果，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他們所需要的，是把這信念廣傳出去。
馬丁路德曾說：“除了救恩以外，神給人最大的恩賜是印刷機。”他也善用了印刷機，傳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偉大事績。
凱柏也認識印刷機是神給人的恩賜。他看到那惡者使用印刷機的武器，推廣各種邪說，主義，散播思想毒素，反對荷蘭基督徒歷來視為神聖的原則，攻擊正統信仰；基督徒豈應因循遲疑？何不奪回神所賜的武器，用以傳播真理？因此，凱柏決意荷蘭的基督徒，該有自己的日報。
展開真理的旌旗
當然，創立一份日報，經營維持一份日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報困難得多了。凱柏反復思量，研究，與同志討論，集思廣益，詳慎計畫。他提議擁有前鋒報的前鋒社，創辦一份日報，名為旌旗報(De Standaard)，為真理揚起旌旗。以後，前鋒報將不再獨立發行，而成為旌旗報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凱柏則兼為日報及宗教周刊的總編輯。凱柏的健筆是大家見過的，也是讀者稱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編前鋒周報的經驗，組織與治事的長才，完美周詳的計畫，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報創刊號於1872年四月一日問世。 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領導荷蘭獨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戰役勝利三百周年紀念(八十年戰爭1568-1648)，極富愛國意義。
在舉國慶祝中，旌旗報出版了。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戰爭，要把荷蘭從邪惡信仰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心意奪回歸向基督。凱柏堅信，神啟示的寶貴聖經，不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
凱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絕對主權”。他一生常常這樣說。這簡單的話，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動方針，真可說是念玆在玆。他到處宣揚的，也是這個原則。這是加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基督為中心，一切都是為榮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凱柏在悟垂克發表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加爾文主義：我們基本憲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證”。後來這篇荷蘭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單行本小冊發行，一個月後即行再版，可見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視。
大意說：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加爾文思想孕育和發展塑造的。最偉大的自由國家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動力，是英國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英國清教徒的獨立鬥爭信念，是法國胡格諾復原教派的啟發與延續。這些偉大運動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爾文主義，是自由成長發展的動力。由於凱柏博覽群書，他繁徵博引，說明這個歷史觀點。
1883年，凱柏寫了一本書：教會歸正的途徑。凱柏分析教會為四類：一. 真教會；二. 半路的歸正教會；三. 完全歸正教會；四. 假教會。他指出，連天主教也不是徹底背道的假教會，只有將來撒但完全掌權的組織才是假教會；但教會必須儆醒，潔凈，防備不信聖經的假教師；並積極建立，持守純正的信仰，信守神啟示的聖經，以恢復成歸正的教會。
爭戰的呼喊
1886年，凱柏連續發表了三個小冊子，用的是同一個標題：爭戰臨到了。在那裏，他宣稱：荷蘭歸正教會“被擄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麼是“被擄”？凱柏指的是荷蘭國王威廉，在1816年下詔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立法者，教會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義信仰者，滲透教會的時候。現在，像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一樣，他認為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滿了(參但九：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滿了，神的子民應該起來重建耶路撒冷。
爭戰的起因，是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區會，雖然大部分是歸正信仰的教會，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裏面為難。而上級大會則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為了接納信仰有問題的人成為正式會員，導致了正式衝突，而至大部分正統信仰的教會退出國家教會。在這場爭戰中，凱柏靠著聖靈的大能力，運用他的健筆，陳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報創刊二十五周年，凱柏正六十歲。荷蘭全國各界紛紛致賀，並為凱柏出紀念專刊。旌旗報雖然不是最大的日報，但因為立論公正，見地精深明確，極得各界推重。連天主教的著名報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稱頌他是“我們最偉大的報人”。
凱柏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風格，雄辯，莊嚴，明晰，而不失其生動，說理清楚動人，用詞恰切，深入而流暢。
健筆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來靈修，然後從事寫作。在書房中的時候，不許人干擾。他為旌旗報寫全版的社論，還要為前鋒周刊寫評介，有關教會事工的論文；每日上午，他寫默思錄。默思錄專欄是有系統的寫作，後來集成兩帙出版，名為與神親近，很多人喜愛，用助靈修。分刊多年的為基督我們的王(Pro Rege)，則成為三巨冊出版的書。另外，他還要寫專題的研究，專文，小冊，和演說稿。他歷年的演說稿，先後輯為許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學百科全書，是改革主義的權威作品，也是如此積漸寫成的。此外，在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發表文章；還有神學的講義和專著多種。他治學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親自撰寫，從不像一般不學有術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筆。
凱柏相信，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事先從容有備，絕不在時間壓力之下，急就應付。
從創刊以來，凱柏持續為旌旗報和前鋒周刊撰寫文稿，並且親自校閱最後稿樣；只有l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為負責，但他仍然自己撰寫默思錄。直到八十三歲生日前的一個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後一校次改前鋒周刊的終稿。一個半月後，十一月八日，凱柏離開了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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